【澤平宏觀】中國生育成本全球最高！導致全球最低生育率
摘要
本報告2022版發佈於2022年2月，主要採用《中國統計年鑑2020》有關全國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數據以及各種物價來指導各種育兒費用。本報告2024版主要採用《中國統計年鑑2020》有關全國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數據以及各種物價來指導各種育兒費用。2023 》的數據來重新說明了各種育兒費用，並重點更新了有關女性生育所要生育的時間和成本機會成本。本報告參考了多篇有關論文的研究成果，詳列出的參考文獻。
本文所說的“生育成本”，既包括從懷孕到飼養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養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佔了大頭，「生育的成本」僅佔一小部分。此外，生育成本還包括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在本報告中，「生育成本」與「飼養成本」是同義詞。
生育成本是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願的最重要因素。原國家衛計委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不良調查結果顯示，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大原因依次是“經濟負擔”重” 、“年齡普遍”、“沒人帶孩子”，分別佔77.4％、45.6％和33.2％。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3》的數據，2022年，全國人均消費支出24538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30391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632元。透過研究分析，本報告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如下：
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扶養成本平均為53.8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扶養成本平均為約68萬元。
個城鎮和農村區分：
0-17歲城鎮孩子的扶養成本平均為66.7萬元；0-17歲農村孩子的扶養成本平均為36.5萬元。
依不同省份區分：
上海和北京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分別為101萬元和93.6萬元。相較之下，西藏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只有34.9萬元，青海省家庭0-17歲一歲孩子的平均扶養成本只有37.9萬元。
依收入水平區分：
低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25,533元，即約12.6萬元；
中間偏下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281730元，即約28.2萬元；
中間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4,46,582元，約44.7萬元；
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691765元，即約69.2萬元；
高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315254元，約131.5萬元。
城鎮和農村家庭的兒童次區分：
城鎮一孩0-17歲平均飼養成本為66.7萬元；
城鎮二小孩0-17歲的平均飼養成本為52.5萬元；
城鎮三孩0-17歲的平均飼養成本為39.9萬元。
農村一孩0-17歲平均養育成本為46.3萬元；
農村二兒童0-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為36.5萬元；
農村三孩0-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為27.7萬元。
教養成本的國際比較：把一個孩子養大到剛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澳洲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是6.3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
育齡家庭養育孩子，除了要兼職直接的財務成本之外，還需要大量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時間包括休成本假產、照顧孩子和輔導孩子的時間、輔導孩子做作業的時間、增加家務時間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計算後發現，從2010年到2018年的這近十年時間裡，小學生家長每週輔導作業的時長從3.67個小時增加到了5.88小時；小學生每週作業的時長從1.56小時增加到3.03小時。
研究顯示，養育孩子會導致女性報酬工作時間的減少，主要發生在孩子4歲前。但中國男性的報酬工作時間在成為父親後並沒有顯著變化。在孩子0歲至3歲，女性平均每週工作時間分別減少15小時、12.5小時、5小時、7小時。女性照顧孩子0-4歲減少的工作時間總計為2106。如果以勞動工資30元計算，孩子在4歲，女性減少工作時間的成本為63180元，即約6.3萬元。
研究發現，教養孩子會顯著減少母親的閒暇時間。在兒童家庭中，孩子有0~6歲、7~12歲和13~18歲，母親每週的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2.6小時、7.7小時、對對應前面的二孩家庭，母親每週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4.0小時、9.1小時、8.6小時。整體來說，一孩在0-18歲期間，平均每週閒暇時間減少8.7小時小時；二孩在0-18歲期間，母親撫養兩個孩子平均每週閒暇時間減少10.8小時。
在幼兒家庭中，孩子分為0~6歲、7~12歲和13~18歲，父親每週的閒暇時間分別減少8.8小時、5.5小時、2.8小時。對相應的二孩家庭，父親每週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0.5小時、7.5小時、4.1小時。總的來說，一孩在0-18歲期間，父親每週閒暇時間平均減少5.9小時；二孩子在0-18歲期間，父親撫養兩個孩子平均每週閒暇時間減少8.2小時。
生育孩子也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綜合多篇論文的研究數據，在中國，每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12%-17%，其中12%的下限是同一篇論文裡的其他控制另外，女性工資率下降的幅度，隨數據年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由於生育成本過高、女性難以兼顧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國人的平均生育願望（理想生育數）也幾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據合組織的數據，推斷國家的平均理想生育數均值超過2個，而生育意願調查結果表明，中國人的平均理想生育數均低於2個。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為902人，出生人口率為6.39‰。可以看出，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雙雙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中國出生人口從2017年開始持續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已經是連續第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低於2016年的一半，用出生人口負債來表述現在的人口形勢一點也不誇張。2023年中國總和生育率負債1.0左右，不僅低於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比嚴重少子老化的日本還低明顯。
成本過高是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願的最重要的負面因素之一。為此，全國專題需加快衛生提高育齡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具體措施包括現金和稅收稅收、子女稅收、增建托兒所、男女平等的育產假、引進外國保母、推廣混合辦公、保障單身女性技術生育權、允許輔助生育以及高考和學制改革等。
目錄
1、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組成
2.給予全國家庭孩子0-17歲的平均教養成本
3.說明大學期間的育兒成本
5.說明31省份的平均飼養成本
6.提示高收入、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家庭的平均飼養成本
7.指導城鎮和農村一孩、二、三孩的飼養成本
8.養育子女所的雙重時間成本與機會成本
8.1 時間成本與機會成本的種類
8.2 教養孩子導致報酬工作時間減少
8.3 教養孩子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
8.4 養育孩子導致閒暇時間減少
9.養育成本的國際比較
10.理想末數的國際比較
11.中國結婚人數及結婚率連續多年下降
12、建議減少生育成本的政策
十三、降低生育成本的具體措施
1）現金和價值
2）居家養老
3）增建托兒所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嬰假
5）引進包括外國保母包裝的外國包裝
6）推廣彈性辦公室模式
7）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
8）允許輔助生育技術
9）教育改革（減少高考內容，校園學制）
14、結論
正文
1、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組成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538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30391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632元。
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組成如下表所示：
表1：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組成
圖1：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組成
2.給予全國家庭孩子0-17歲的平均教養成本
說明：在本報告中，0-2歲是指0歲至不滿3歲；
3-5歲是指3歲至不滿6歲，對應幼兒園階段；
6-14歲是指6歲至不滿15歲，對應九年義務教育階段；
15-17歲是指15歲至不滿18歲，對應高中階段；
18-21歲是指18歲至不滿22歲，對應大學本科階段。
養育成本包括以下兩大大部分：
一是消費性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教育支出包括保母費、托兒費、學雜費、教材費、參考書費、課外書費，教育軟體費，學習所用交通費，兒童學校費非教育支出包括食品支出、衣物支出、居住支出、每日用品支出、醫療保健支出、交通通訊支出、娛樂支出。
二是非消費性支出，包括保險支出、人情往來支出、捐款等。
消費性養育支出是養育的主要部分，非消費性支出僅佔養育成本的極少數。本報告提示的主要養育成本是指消費性支出。
根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如果各個側面的消費支出剛好相同的，那麼把孩子撫養到年滿18歲的平均支出為：24538*18=441684元，其中，城鎮孩子的平均撫養支出成本為30391*18=547038元，農村兒童的平均教養成本為16632*18=299376元。
但實際上，各階段的消費支出並不相同，所以上述的記錄成本並不準確。以下分別記錄不同階段的平均教養成本。
首先是懷孕期間的費用，包括辦卡建檔、營養品、產前檢查費用備孕用品，以及平均支出約1萬元。
其次是分娩和坐月子費用，包括住院費用、自然產或剖腹產費用，以及部分產婦採用無痛分娩。此項費用的高標準和低標準支出很大，支架平均支出為1.5萬元。如果產後需要去月子中心，則費用更高。
0-2歲嬰幼兒的飼養成本，涉及嬰幼兒需要菸酒通信等方面的支出；另外，嬰幼兒的奶粉和尿布支出比全部更多。我們假設0-2歲嬰幼兒幼兒與人均消費支出相同，則平均每年為24538元，三年共73614元。
3-5歲孩子的飼養費用，在人均消費支出的基礎上，再加上平均每月1000元（即每年12000元）的幼兒園或學前教育支出，則平均每年飼養費用為24538+12000=36538元，三年共109614元。
6歲-17歲子女的教育成本最高，而父母本身的教育支出則少。例如，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的數據顯示，孩子的養育成本佔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佔養育成本的比例達34%。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支出組成中，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為2,469元。假設有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父親、母親、正在上中學的孩子），那麼這個家庭2022年的教育文化娛樂總支出為2469*3=7407元。正常情況下，這個家庭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中，孩子佔了大部分，父母只佔小部分。所以，我們可以多多少少給這個家庭孩子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支出為2,469*2=4,938元，而父母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為2,469元。
根據指導方法，我們可以把6-14歲孩子的飼養費用，在人均消費支出24538元（已包含上述一項教育文化娛樂支出2469元）的基礎上，再加上一項教育文化娛樂支出2469元，即以2022年價格計算，平均每年飼養成本為24538+2469=27007元，九年共243063元。
考慮到高中階段不再是義務教育，而且有部分高中生是在校住宿，所以我們把15-17歲高中三年的養育成本在6-14歲孩子養育成本的基礎上，每年再加上2000年元，即平均每年飼養成本為27007+2000=29007元，三年共87021元。
表2：全國0-17歲兒童的平均教養成本
根據以上方法指導，0-17歲孩子的扶養成本平均為538,312元，約53.8萬元。
3.說明大學期間的育兒成本
雖然中國法律規定18歲是年齡，父母沒有贍養已滿18歲的贍養費，但實際上大多數大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仍然依靠父母支付，所以還需要說明大學四年的撫養費。
公立大學的學費隨專業的不同而取不同，一般為每學年5000-8000元，個別專業（如藝術、音樂表演等專業）每學年8000到10000元。民辦大學的學費一般為每學年1.2萬- 2萬元。住宿費每學年1000-2000元左右。公立大學及民辦大學平均每學年學費以1萬元計算，期間住宿費以每年1500元計算，生活費以每月2000元計算，則大學本科每年的飼養成本為：10000+1500+24000=35500元，四年共142000元。
表3：全國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平均教養成本
根據上述方法提示，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8,0312元，約68萬元。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是平均每個孩子的扶養成本，實際上，城市孩子的扶養成本高於農村孩子的扶養成本，高收入家庭孩子的扶養成本高於低收入家庭的扶養成本。需分別列出城市居民、農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及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養育成本。
4.指導城鎮家庭與農村家庭的平均教養成本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市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123.85%，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67.78%。
依比例指導，0-17歲城鎮兒童的飼養成本平均為666699元，即約66.7萬元；0-17歲農村兒童的飼養成本平均為364868元，即約36.5萬元。
對於大學四年的扶養教育成本，無論是城鎮孩子或農村孩子，學費和住宿費都是一樣的，主要區別是生活費。
表4：全國城鎮與農村兒童平均教養成本
5.說明31省份的平均飼養成本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3》表6-20《分地區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數據，2022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42683元，相當於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174%；上海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42683元46045元，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188%，依此推算，可獲得全國31省份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高於全國平均的比重。
如果31省份居民的飼養成本相對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比例也與人均消費支出的比例相同，那麼我們可以得到31省份0-17歲兒童的平均飼養成本如表5：
表5：分地區0-17歲兒童平均教養成本
從表5可以看出，上海和北京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分別為101萬元和93.6萬元。相較之下，西藏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只有34.9萬元，青海省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飼養成本只有37.9萬元。
6.提示高收入、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家庭的平均飼養成本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3》的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失業救濟收入為3,6883元；按收入五等份勞動力的失業救濟收入如下：
20%低收入組家庭人養老支配所得：8,601元
20%中間偏下所得組家庭人養老需求收入：1,9303元
20%中間所得組家庭人養老支配所得：30598元
20%中間偏上所得組家庭人養老需求收入：47397元
20%高所得組家庭人失業支配所得：9,0116元
從上述數據可知：
低收入組家庭人失業收入為全國失業收入的23.32%，
中間偏下所得組家庭人失業支配所得為全國失業支配所得的52.34%，
中間收入組家庭人失業收入為全國人失業收入的82.96%，
中間偏上所得組家庭人失業支配所得為全國失業支配所得的128.51%，
高收入組家庭人員養老收入為全國人員養老收入的244.33%。
如果五等份分組的家庭孩子的扶養成本也符合上述比例，那麼：
低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25,533元，即約12.6萬元；
中間偏下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281730元，即約28.2萬元；
中間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4,46,582元，約44.7萬元；
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691765元，即約69.2萬元；
高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315254元，約131.5萬元。
表6：依收入水準區分的0-17歲兒童平均飼養成本（元）
7.指導城鎮和農村一孩、二、三孩的飼養成本
上面說明是假設男孩與女孩的養育成本相同，並且沒有區分孩次。實際上，不同孩次的養育成本是不同的。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調查報告，獨生子女每個家庭的養育成本比二孩家庭高一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高27%，而三個孩子及以上家庭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比二孩子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低24%。由此，如果獨生子女的養育成本為1 ，那麼二孩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是0.7874，三孩及以上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是0.5984。
考慮到中國城鄉生育率的差異，我們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設：本報告城鎮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更接近城市一孩家庭的養育成本；本報告農村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更接近農村二孩家庭的養育成本。家庭的飼養成本。
一個家庭如果有兩個孩子，那麼一孩子的衣服、爬行墊、玩具等，兩孩子也可以使用，這樣可以節省一部分開支。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平均衣著開支為1365元，我們可以合理推測，二孩子在0-2歲的一半衣服使用一孩子的舊衣服，另一半是新買的。這樣養育二孩子的衣服一年可以節省683元。另外，0-2歲的衣服孩子也不一定有一個單獨的房間，這樣可以節省生活開支5882元。這樣，養育0-2歲的二孩的衣著消耗和居住開支每年總共可以節省6565元。如果一個家庭的二孩比一孩大四、五歲以上，那麼一孩子還可以幫忙父母照顧二孩，從而節省父母照顧二孩的時間和精力。
如前所述，0-2歲嬰兒的飼養成本，我們假設與人均消費支出，相同則每年平均為24538元。如果是飼養二孩，那麼，0-2歲二孩的飼養成本，平均每年為24538元。24538-6565=17973元。可見，0-2歲二孩的飼養成本比一孩低6565/24538=26.75%，或者說，0-2歲一孩的飼養成本比二孩高6565/ 17973=36.53 %。
但對於3-5歲以及6-17歲的孩子來說，由於上幼兒園的費用以及學習費用需要分別支付，而且孩子逐漸長大後，也需要一個單獨的房間，所以各方面的費用不會節省像是0-2年齡層節省的費用。如果中國家庭0-17歲一孩子、二孩子、三孩子撫養成本的比例與美國相同家庭（即一孩子、二孩子、三孩子家庭平均每個孩子的）教養成本比例為1：0.7874：0.5984），那麼中國城鎮和農村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如表7所示：
表7：全國城鎮與農村0-17歲兒童次養育成本
圖2：全國城鎮與農村0-17歲兒童次養育成本（元）
8.養育子女所的雙重時間成本與機會成本
8.1 時間成本與機會成本的種類
前面列舉了養育孩子成本的直接費用，事實上，育齡家庭養育孩子，還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撫養孩子的時間成本包括：
1）休產。根據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生育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增加產假15天；享有生育多胎假的，每多生育1天最近各省修訂的新計劃生育條例，普遍延長了產假（大多數省份的產假延長到158天），並新增育嬰假。雖然延長產假有助於讓女性有更多時間照顧孩子，有利於家庭育兒，但如果延長產假帶來的成本全部由企業負擔，必然會導致企業避免招聘育齡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
2）看護孩子和接送孩子的時間。孩子在3歲以下都是要有人照顧的，這3年都是時間成本，如果聘請保母或月嫂照顧孩子，或是把3歲以下的孩子送去托兒所，可以減少時間成本，但要增加費用成本；而且，目前中國的托兒所嚴重不足。3-5歲的孩子一般都送去幼兒園，可以減少家長的時間，不過接送孩子去幼兒園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成本6 -11歲的孩子上小學，一般也需要家長接送。如果學校的上學和放學時間與家長的上下班時間同步，那麼接送孩子所花時間不清楚；如果時間不同步，則接送孩子所花時間就座標。
3）輔導孩子做作業的時間。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資料計算後發現，從2010年到2018年的這近十年時間裡，小學生家長每週輔導作業的時間的時長從3.67小時增加到了5.88個小時；小學生每週作業的時長從1.56小時增加到3.03個小時。
4）教養孩子同時導致女性做家事的時間增加，減少閒暇時間和有報酬的工作時間。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發表於2018年7月《婦女研究叢論》的論文《時間都去》哪裡了？——從生命歷程的角度看中國男性時間利用方式的差異》，女性在生育後代以後，她們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會比未婚時減少2.811小時，閒暇時間也要減少2.106小時，而這些減少的時間幾乎所有的家事時間都增加了。
從機會成本來看，女職工產假會導致女職工與職場脫節，如果產假時間過長，長時間的離職可能會導致工作技能下降，影響其返崗後的競爭力，這就是女性養育孩子所要的機會成本。
在婚育階段被調職或降薪、被動失去的機會，是職場婚育女性可能遇到的不公平待遇。還有一些職業婦女在婚育後為了照顧孩子而放棄工作幾年，但家庭主婦幾年後重新回歸職場會遇到很多困難，因為她可能已經與企業文化和工作內容崗位嚴重脫節了，幾年後就業時可能和職場新人的能力水平差不多，而企業基礎條件相當學習能力、社保繳費率等因素較願意招募職場新人。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該院教授石人炳在2021年第4期《人口與經濟》上發表的論文《中國家庭生育二孩的邊際機會成本－基於收入分層的視角》顯示，與生育前相比，生育一個孩子使妻子的就業首次下降約6.6%；繼續生育第二個孩子，妻子的就業首次下降9.3%。而生育行為對丈夫就業的影響並不顯著。
由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組織實施的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於2021年12月發布調查數據顯示，0-17歲兒童的日常生活指導意見、輔導作業和輔導主要由母親承擔的各自佔76.1%、67.5%和63.6%。從事業女性工作日平均總勞動時間為649分鐘，其中有酬勞動時間為495分鐘；照顧家庭成員及做飯、搞清潔、日常採購等家務勞動時間為154分鐘，約男性的2倍。
目前中國家庭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擔，她們很難在撫養孩子的同時兼顧繁重的職場工作。成本和機會成本過高，有些女性不得不放棄生育孩子，以換取在事業上取得成功的機會。這也是中國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
我們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推廣在家工作、引進外籍保母等政策措施，有利於減弱女性勞動力的時問成本和機會成本，請參閱本報告的第13節。
8.2 教養孩子導致報酬工作時間減少
根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何雨辰和於嘉的工作論文，基於2010-2020年CFPS的縱向數據研究結果顯示，在中國，生育對男性和女性的時間分配有不同的影響。中國婦女生兒育女會導致家務勞動時間的增加，而用於工作、閒暇（娛樂）、睡眠和體育鍛煉的時間減少。但中國男性的報酬工作時間在成為父親後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
具體來說，在孩子0歲至3歲，女性平均每週工作時間分別減少15小時、12.5小時、5小時、7小時。在孩子4歲及以後，女性平均每週工作時間逐漸恢復到生育能力前。參見下圖：
表8：女性生育後減少的工作時間（小時）
女性照顧孩子0-4歲減少的工作時間總計為2106小時。如果以收入工資30元計算（2022年富士康鄭州工廠招工的工資時為30元），孩子在4歲，女性減少的工作時間為2106小時。的成本為63180元，即約6.3萬元。
研究也顯示，高中及以下學歷女性在孩子出生後第一年每週工作時間減少到20小時，而大學學歷及以上女性每週工作時間僅減少10小時，但高學歷女性每週工作時間減少達到20小時時間較長，不只是在孩子4歲前。立法研究結果均顯示，孩子在3歲及以下，女性工作時間減少幅度最大。
而根據杜鳳蓮等人的研究，一孩家庭母親在孩子0-6歲期間，每周平均減少工作時間為10.9小時，具體如下：
表9：一孩家庭母親工作時間減少（小時）
8.3 教養孩子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
養育孩子也會導致女性的長期薪資收入下降。生育後，女性為了照顧家庭可能會選擇更方便的照顧孩子、但薪資前置的職位。
根據嘉和謝宇發表在《人口研究》2014年第1期的論文《生育對我國女性工資率的影響》，相比沒有生育的女性，生育一個結果導致女性的工資率下降7%，生育這使得女性的工資率下降16.8%。
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許琪發表在2021年第5期《學研究》上的論文《從父職工資溢價到母職工資懲罰》，每生育1個導致女性的年社會工資收入下降17.0%在國有部門，平均每生育1個子女，女性的年薪收入和工時工資將下降12.2%和12.7%；而在市場部門，工時工資下降17.4%。分部門，生育對女性年薪收入和工時工資的懲罰效應則高達29.1%和29.3%。
根據賈男、甘犁、張劼發表於2013年第5期《經濟研究》的論文《工資率、「生育陷阱」與不可重置類型》，生育會導致女性在生育當年的工資率下降18% 。
根據張川川發表於2011年第5期《人口與經濟》的論文《末期數量對已婚女性勞動力勞動力和工資的影響》，採用2004-2006年的“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研究發現，城鎮女性多生育一項使薪資降低水準76%。
根據王俊及石人炳發表在2021年第4期《人口與經濟》上的論文《中國家庭生育二孩的邊際機會成本－基於收入分層的視角》，採用CFPS 2010—2018年5期追蹤資料研究發現，生育一個孩子將使得家庭總收入（包括父親和母親收入）下降5.6%；繼續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總收入下降7.1%。
母职惩罚和子女年龄相关。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申超的论文《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女性在刚刚生育结束时母职惩罚效应较大，随着距离生育时点越来越远（子女年龄越来越大），母职惩罚效应逐渐弱化。此外，母职惩罚现象在近年来不断加剧。当控制了年龄和地区后，在1989年，每多生一个孩子就会导致女性工资率降低9.41%，而到了 2015 年，每多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降低17.47%。
目前研究結果列表如下：
表10：國內關於母職薪資處罰的研究
從上表可以看出，女性生育導致工資率下降，張川川的工資率下降幅度最大，達到76%；於嘉和謝宇給出的工資率下降幅度最小，只有7%。 、賈男、申超三篇論文提出的數據差距不大，每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17%左右。綜合多篇論文數據，我們估計在中國每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12%-17%，其中12%的下限是同一篇論文中的控制其他指標後續的提示。此外，女性工資率下降的幅度，隨數據年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國外許多有關母職工資處罰的研究論文都統計了顯著的結論，生育孩子會導致母親工資率下降，但下降的具體幅度，不同的研究結果給出的數據並不一致。
Budig，Michelle J．和Paula England發表在2001年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論文“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使用1982-1993年美國全國青年縱向調查的數據（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和固定效應模型來研究母職薪資處罰，結果顯示，每生一個孩子，母親薪資率下降7%。由於母親孩子較多，工作經驗較少，在對工作經驗進行控制後，每生一個孩子，母親工資率下降5 %。
Shelly Lundberg 和Elina Rose 在2000 年第6 期《勞動經濟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為人父母和已婚男女的收入」發現，第一個孩子的出生會導致已婚夫婦在時間和精力上的重新分配。平均來看，生第一個孩子使母親的工資率下降5%，父親的工資率上升9%。母親的工作時間減少了45%，但在整個樣本中，父親的工作時間沒有明顯的變化。
根據Deborah J.Anderson等人在2003年發表的論文“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Revisited: Experience, Heterogeneity, Work Effort, and Work Schedule Flexibility”，採用1968-1988年的美國年輕女性勞動力市場經驗全國縱向調查（NLSYW ）的數據研究發現，每生一個孩子，女性的工資率下降10%，但與女性的教育程度有關，無孩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2年，有孩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2年為12.5年。
Jorge M. Agüeroa、Mindy Marksb和Neha Raykar在2012年發表的論文“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in Developing States”，對21個發展中國家的近13個婦女進行了標準化家庭調查，研究發現，與無與子女相比，婦女每多生一個孩子的工資收入就會減少22%。如果考慮到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每名婦女多生一個孩子的工資將減少7%。
根據Jeremy Staff等人2012年2月發表在人口學雜誌上的論文“Explaining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Within the Early Occupational Career”，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工資率下降6%。
根據馬裡蘭大學教授 Joan R. Kahn 等人在 2014 年發表的論文“中年的母親懲罰：兒童對女性職業生涯的長期影響”，採用 1968-2003 年的美國全國年輕女性縱向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女性生育一個孩子，工資率下降5.2%；生育兩個孩子，工資率下降12.2%；生育三個孩子，工資率下降17.2%。
根據Olena Y. Nizalova等人在2016年發表的論文“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in Times of Transition”，烏克蘭女性只生一個孩子使工資率下降17%，生兩個孩子使工資率下降29%。平均來說，每生育一個孩子就會使工資率下降19%。
根據竹內麻貴（Maki TAKEUCHI）在2018年發表的論文《Motherhood Penalty in Japan》，日本女性生育一個孩子，工資率下降4%；生兩個孩子，工資率下降12%；家裡有學齡前兒童的女性，工資率下降4%-6%。
根據Henrik Kleven等人在2019年發表的論文“Child Penalties Across States: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s”，女性生育後收入下降的原因，包括就業率下降、工作時間減少以及工資率下降。該論文研究了北歐國家瑞典以及丹麥、英國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奧地利的母親工資處罰，結果顯示：從長期來看（孩子生育後5至10年），瑞典和丹麥的母親收入分別下降到27%和21%其中，英國和美國的母親收入下降分別為44%和31%，德國和奧地利的母親收入下降分別為61%和51%。
根據Henrik Kleven人在2018年發表的論文《兒童與性別不平等：來自丹麥的證據》，女性生育第一個孩子後，工資率等下降約9%。
根據TUC（英國工會聯合會）在2016年發表的報告《The Motherhood Pay Penalty》，英國42歲的有孩子的女性，與相同背景的無孩子的女性相比，工資率低7%。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母親收入下降數據，包括了就業率下降、工作時間下降以及工資率下降的重要因素，比單純的工資率下降數據的範圍更大。
死亡率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也有助於削弱母職懲罰。根據Petersen等人在2014年發表的論文“From Motherhood Penalties to Husband Premia: The New Challeng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Policy, Lessons from Norwe”，來自上在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挪威由於實行了廣泛的性別平等政策，到了1990年代中期，對於有一個、兩個和三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而言，在人口層面，母職工資懲罰分別為1.4%、2.5%和3.9%，而在職業層面，母職工資懲罰下降到接近零（0.4%、0.4%、0.8%）。
國外關於母職工資處罰的研究結果清單如下：
表11：國外關於母職薪資處罰的研究
綜合國外多篇論文的研究結果，如果取中間數據，每生一個孩子，女性工資率下降7%左右。而在中國，每生一個孩子，女性工資率下降17%左右。因此，我們估計中國的母職工資處罰程度可能比歐美國家更嚴重。
8.4 養育孩子導致閒暇時間減少
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杜鳳蓮、趙雲霞、鐘森麗合寫並發表在《勞動經濟研究》2023年第3期的論文《中國城鎮家庭的育兒時間成本》，利用2017年中國時間利用調查（CTUS）數據研究教養對父母時間配置的影響，說明家庭教養時間。研究發現，教養孩子會顯著減少母親的閒暇時間。在孩子家庭中，孩子有0~6歲、7~12歲和13~18歲，母親每天的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8小時、1.1小時、0.7小時，每週的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2.6小時、7.7小時、5.0小時。對應的二兒童家庭，母親每天的閒暇時間分別減少2.0小時、1.3小時、1.2小時，每週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4.0小時、9.1小時、8.6小時，如下：
表12：一孩家庭母親和二孩家庭母親減少的休閒時間（小時）
根據數據，一兒童家庭母親在孩子18歲，由於養育孩子而減少閒暇時間總計達到8564小時，平均每週減少8.7小時；二兒童家庭母親在上述二兒童18歲，由於養育孩子而減少閒暇時間總計達到8564小時，平均每週減少8.7小時而減少的閒暇時間總計達到10651小時，平均每週減少10.8。
在幼兒家庭中，孩子分為0~6歲、7~12歲和13~18歲，父親每天的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3小時、0.8小時、0.4小時，每人週閒暇時間分別減少8.8小時、5.5小時、2.8小時。對相應的床上的二孩家庭，父親每天的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5、1.1小時、0.6小時，每週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0.5小時、7.5小時、4.1小時，見如下：
表13：一孩家庭父親和二孩子家庭父親減少的閒暇時間（小時）
根據數據，一孩家庭父親在孩子18歲，由於養育孩子而減少閒暇時間總計達到5827小時，平均每週減少5.9小時；二孩家庭父親在上述二孩18歲，由於養育孩子而減少的閒暇時間總計達到8069小時，平均每週減少8.2小時。
根據Bruce Bradbury於2004年11月發表在勞工與人口學的論文“Using Time-Use Data to Estimate the Full Costs of Children”，在兒童、二兒童、三兒童家庭中，澳大利亞母親每週減少閒暇時間如下表：
表14：澳洲母親每週減少的閒暇時間（小時）
從上表可以看出，一孩家庭母親年齡為3-4歲，減少的閒暇時間最多，每週減少10.5小時；二孩家庭母親年齡為0-2歲，減少閒暇時間時間最多，每週減少16.1小時；三孩家庭母親在三孩年齡為0-2歲，減少閒暇時間最多，每週減少11.9小時。三孩家庭母親在三孩年齡為何為0-2歲原因是，大孩在一定編程可以幫忙照顧三孩，從而減輕母親照顧三孩的負擔。
雖然中國和澳洲的數據分年齡不幾個，不過可以比較一下。杜鳳蓮等人的論文顯示，中國兒童家庭在0-6歲兒童中一小時，母親每週減少的閒暇時間為12.6；二兒童在二孩0-6歲家庭，母親每週減少的閒暇時間為14小時。可見，與澳洲相比，中國一孩家庭母親的閒暇時間減少更多，而二孩家庭母親的閒暇時間減少與澳洲不大。
在一孩子、二孩子、三孩子家庭中，澳洲父親每週減少的閒暇時間如下表：
表15：澳洲父親每週減少的閒暇時間（小時）
從上表可以看出，雖然整體來看，澳洲母親的閒暇時間比父親少，但二孩家庭父親在二孩為5-11歲時，閒暇時間比母親少，可能是因為父親想花更多的時間輔導和陪伴5-11 歲的孩子。
根據杜鳳蓮等人的論文，在法國和義大利，孩子使父母的閒暇和自我照顧時間平均每天減少 2 小時 (Pailhé et al., 2019)。孩子年齡對兒童照顧和家務勞動時間的影響同樣重要，兒童照顧時間隨著兒童年齡的增加而減少（Gustafsson & Kjulin, 1994; Craig & Bittman, 2008）。當父母雙方全職工作人員時，遵循父母放棄的閒暇時間說明兒童時間成本，發現隨著兒童年齡的增加的增加，撫育3歲以下孩子使父母每人每天的閒暇時間減少1.6小時（工作日內），撫育3~14歲孩子父母的邊際閒暇時間成本減少至一半，14歲以上孩子不再影響父母的閒暇時間(Ekert-Jaffé & Grossbard, 2015)。
有關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更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
9.養育成本的國際比較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人均GDP為85698元人民幣。根據本報告的提示，2022年全國家庭0-17歲兒童的撫養成本平均為538312元，這意味著，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剛年份滿18歲實際人均GDP的6.3倍。依照本報告的定義，「0-17歲兒童的飼養成本」與「將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剛滿18歲」是同義詞。
表16是不同國家撫養一個孩子至剛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由於表16的數據年份不完全一樣，所以只能作為參考比較。從表16可以看出，澳洲贍養成本僅相當於人均GDP的2.08倍，美國贍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4.1倍，而韓國贍養成本則相當於人均GDP的7.79倍。
中國的生育成本相當於人GDP的6.3倍，在表16所上市的國家中，除韓國以外的所有國家。現在韓國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2年生育率不足0.78。
表16：不同國家撫養一個孩子至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
資料來源：教育媧人口
總的來說，撫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倍數增益，意味著養育壓力越大因此，生育率也往往越低，但也有例外。從表16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撫養成本實際上僅為人均GDP的2.1倍，為何新加坡的生育率1.1左右？因為新加坡雖然是一個國家，但其實只是一個城市。2022年中國的生育率1.05，但中國還有廣大的農村地區，地方政府的生育率低於農村地區，例如，2022年上海戶籍人口生育率低於0.7。
10.理想末數的國際比較
由於中國的生育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幾乎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國人的平均生育願望（理想生育數）也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
表17：部分國家和地區2011年15-64歲男性和女性理想末數
表17所列出的國家中，估算國家男女平均理想結果數均超過2個，而近十多年來生育意願調查結果表明，中國人的平均理想結果數均低於2個。下面舉幾個例子：
例1，根據原國家計生委公佈的《2006年全國人口及生育計畫貧窮調查主要數據公報》的數據，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生育數為1.73個，農業戶口及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生育數分別為1.78個和1.60個。
例2，根據國家衛生計委2013年進行的全國生育意願調查數據，城鄉居民的理想子女數為1.93個，雙獨夫婦、獨居夫婦和普通家庭的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9、1.83和1.95個。
例3，根據原國家衛委計畫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不良調查數據，2006-2016年，中國育齡婦女平均理想生育數為1.96個，而育齡婦女平均計劃生育數為1.75個
例如4，2022年1月20日，在國家衛健委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介紹，老年人生育意願持續走低，育齡婦女平均計劃生育生育數， 2017年調查為1.76個，2019年調查為1.73個，2021年調查降為1.64個。
OECD的理想末數並沒有列出日本和韓國的數據。但根據KGSS（韓國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6年至2014年，韓國人平均的理想末數為2.45～2.55個。根據JGSS（日本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生育數為2.41～2.60個。可見，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必然顯著低於日本，也明顯低於韓國。
無論是OECD的數據或中國的數據都顯示，實際生育率是低於理想生育數的，這是因為，有些夫婦雖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至約12%-18%），或者錯過了生育期。而且，對於城市工薪階層來說，許多年輕夫婦撫養一個孩子已經感到壓力山大，即使他們想生二胎，但考慮到生育成本過高，最終對生二胎望而卻步。
11.中國結婚人數及結婚率連續多年下降
如今中國生育成本過高，而且結婚成本也過高（農村結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天價聘金，城市結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高房價），這也是中國近年來結婚勞動力和結婚率不斷下降的原因其中之一。
根據民政部數據，中國結婚登記對數從2013年的1,346.9萬對下降到2022年的683.5萬對，九年間下降了一半左右。
在歐美國家，非婚生育的情況很普遍。根據合組織（OECD）的數據，2019年歐盟國家非婚生子佔新生兒比例平均為41.3%。其中，法國的非婚生子佔新生兒比例高達60.4 %。但在中國，結婚和生育率有關，非婚生子佔新生勞動力，所以結婚生育下降必然對生育率有負面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在結婚登記資料中，與出生人口關係更為密切的資料是初婚勞動力，因為結婚登記勞動力中還包括部分再婚的情況，由於生育已過了生育期，對出生人口沒有什麼影響我國初婚人數在2013年達到2,385.96萬人的高峰後持續下降，2022年下降到1051.756人，連續九年下降。
我國結婚人口近年來為何不斷下降？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數量下降。根據七普數據，2020年80年後（出生於1980~1989年，依此類推）老年人口有2.15億，90後老年人口有1.78億，00後老年人口只有1.55億。
其次是因為結婚成本升高、工作壓力大、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經濟獨立程度大幅提高等原因，當代年輕人結婚意願普遍下降。
另外，由於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偏高，男多女少比較普遍，這也是導致近年來結婚登記人數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人口中的現象，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人，這3000多人分佈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其中，20—40歲適婚年齡男性比女性多1752萬人。
12、建議減少生育成本的政策
2023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0左右，屬於世界最低之一。如果不能提升現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國人口將急劇少子化和老齡化，對創新力和綜合國力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根據教育媧人口發布的《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版》，如果沒有生活物資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減少到11.7億，2100年中國人口將下降到4.79億，佔世界比例將從現在的17%減少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9%。更有趨勢，華夏民族數千年累積的人口優勢，將在100年內損失殆盡。
自2021年5月底三孩政策實施以來，全國已有多個地區實施了餵食兒弱勢政策。以下舉了幾個例子：
例一，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公佈並詳細解讀了攀枝花市《關於促進人力資源聚集的十六條政策措施》，其中，對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期獎勵500元育嬰金，協議孩子3歲。
例二，2022年9月，伊春市衛健委、財政局印發《伊春市育兒弱勢金補助金制度（試行）》提出，育兒弱勢金的補助金要求是夫妻雙方伊春市戶籍、在依政策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家庭每戶每月撥款500元育兒子女金，按政策第三生育個子女的家庭每戶每月撥款1000元育兒子女金，配方孩子三歲。
例如三，2023年1月，濟南市委、市政府印發《濟南市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方案》提出，本市戶籍依生育政策2023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發放600元育兒生活義務，對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養人員及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的生育婦女月度增加200元育兒生活義務，呼籲孩子3歲。
例四，2023年8月，杭州市衛健委發布《杭州市育兒補助實施辦法（試行）》，根據此項政策，杭州市的生育補助分為孕產補助和育兒補助兩類，採用一體式生育補助方面，懷孕（生育）二孩的補助補助2000元，懷孕（生育）三孩的補助補助5000元。育兒補助方面，生育二孩的補助補助5000元元，生育三孩的補助補助20000元。
其中，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不夠，對於幾十萬到上百萬的養育成本來說是一杯水車工資可以的。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實力給予適度的養育負擔我們建議，全國範圍內的食品衛生降低育齡家庭生育成本政策。
十三、降低生育成本的具體措施
具體來說，降低育齡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幾種：
1）現金和價值
由於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存在較大的收入差距，我們個人所得稅減免和現金欠稅的方式並重，對高收入家庭透過孩子人頭抵稅的方式減免個人所得稅。由於收入較低者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所得稅，因此對於低收入家庭減免稅收，對於這些家庭，可直接發放現金稅。
根據OECD的數據，2017年部分現金短缺家庭福利的金額佔GDP的比重如下：英國2.12%，法國1.42%，瑞典1.24%，德國1.08%，日本0.65%，韓國0.15%，可以看出，歐洲國家現金匱乏家庭福利的金額佔GDP的比重遠高於日韓，這也是歐洲國家生育率日韓普遍的原因之一。
可以落實這些國家的、具體制定的稅收政策：為二孩家庭的每個孩子，每月提供1000元的現金稅收。孩子到18歲或20歲。對於二孩家庭，實行激勵和社保減半，三孩家庭激勵和社保全少數族裔（對於特殊富裕的家庭，可以設定一個封頂的上限）。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萬個孩子。
2）居家養老
現在否定育齡夫婦生育孩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房價高，中國的房價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雖然房價的收入也高，但是房價更高。 ，其他如衣食住行，賦權並不比小城市貴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會貴很多。所以賦裡，養育的高成本主要體現在房價上。這就是賦權的生育率要低於小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據七普數據，202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約為0.74和0.87，而山東、河南、江西等省份的總和生育率在1.4左右。
要減輕育兒家庭的負擔，現金和稅收其餘，還需要對多孩家庭買房貸利息的政策。具體方式可以透過抵押利息返還或房價打折進行稅收。也就是說返還二孩家庭的房貸利息的50%或在高房價的地區，可實施一孩房價九折，二孩房價七折，三孩房價五折的政策（不超過一個封頂重視的上限）這部分的成本可以透過增加人口流入地區和固定的住房土地供應來覆蓋。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萬個孩子。
3）增建托兒所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9年中國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達到68.6%，而世界平均為52.6%。由於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高，事實上中國很多夫妻都是雙職工。大量老年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照顧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尤其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尤其是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嚴重缺乏國家衛健委2021年發布的數據顯示，3歲以下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5.5%。我們建議把3歲以下兒童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這個目標，政府有必要直接或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幼託中心。以3歲以下有4000萬兒童計算，每名兒童弱勢20000元的營運費用，結合50%的入托率目標，每年大概需要4000億左右的財政赤字。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10%左右，每年多生100萬個孩子。
以上三項是最重要的鼓勵生育措施，總共需要財政投入佔GDP的5%左右，才能大幅降低養育成本，有效提高生育率。
我們對各國鼓勵生育死亡率和生育率做了一個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平均推算1%的GDP用於鼓勵，生育率就會提升0.1，當然這只是相關性，只能支持而非論證鼓勵有效生育。但也沒有數據支持鼓勵生育無效果。一些北歐和西歐國家實施了嚴格的鼓勵生育政策，同時獲得了比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國和瑞典都報道3%-4%的GDP鼓勵生育，他們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準。相較之下，南歐國家鼓勵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則普遍低於1.5。近幾年，德國加大了原來偏低的鼓勵生育的力量，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由於中國的生育成本相對於收入比春節都高，而生育率最低的韓國差不多，所以中國需要1.05的生育率提升到轉型的水平1.6就需要比他們更高的鼓勵的生育5%的GDP大概可以把生育率提高到1.6左右。雖然離更替水準還比較遠，但低生育率問題至少不會比變得更嚴重。
除此之外，我們也提出以下幾項鼓勵生育的建議，有些項目只是需要或不需要的財政投入，但卻需要在觀念和法律上的調整，效果不如前幾項大也沒有那麼快，但由於中國的生育率問題太嚴重了，各種提高生育率的措施都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嬰假
這裡的“育產假”，包括女性產假、男性陪產假和父母育嬰假。目前我國的產假規定是：女職工生育享有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應增加產假15天；生育多胎胎數，每多生育1個嬰兒，可增加產假15天。其中，大部分省份均已通過新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普遍延長了產假，並新增育嬰假的。
如果嚴格延長女性育產假，最終會導致企業不願招聘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為了減少職業產婦生育孩子的後顧之憂，政府應承擔產假期間的用工。另外，我們建議推行男女相對平等的育產假政策，這將有利於保障女性在就業和職業發展上的權益，並糾正就業上性別歧視的現象。
從國際經驗來看，許多高福利國家都有比較長的帶薪育嬰假。例如，瑞典的生育兒政策鼓勵夫妻雙方參與育兒。目前，瑞典父母共同獲得480天的帶薪育嬰假，這對父母雙方各自享有90天不能放棄給對方的育嬰假。這主要是為了確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擔育嬰責任。近年來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歐洲國家中法國。
歐洲等國的經驗表明，在父母育嬰假制度中芬蘭家庭角色的性別平等觀念，透過法律規定父親的家庭責任，不僅能促進男女兩性職場中的機會平等和家務勞動中的責任分擔，而且有利於消除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3%左右，每年多生30萬個孩子。
5）引進包括外國保母包裝的外國包裝
雖然有育產假和托兒所，但對於職業婦女來說，看護小孩還是要勞力很多時間和精力，其實還可以透過僱用保母來幫忙做家事。
但在中國城市，僱用全天看護孩子的高價保姆已經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領的經濟承受能力。例如，上海有經驗的保姆月工資已經上萬。而隨著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僱用來自東南亞的國家保母的薪水就會很低，會讓這些家庭節省大量費用。
以中國香港為例，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數據，2013年平均每三個有孩子的家庭，就有一個家庭僱用外籍保母。2019年中國香港共有外籍保母39.9萬人，其中來自防疫的有21.9萬人，來自印尼的有17萬人。外費保姆的最低工資為每月4630港元，平均工資為4765港元，相當於4000元人民幣。左右按照中國現在文書保姆工資平均10000元來計算，每個保姆可以為服務的中國家庭每月節省6000元人民幣，每年節省7.2萬元。中國香港只有750萬人口，僱用的外籍保姆近40萬人。中國大陸如果引進300萬外國保姆，相當於每年為這些家庭總共節省2000多億的費用。
從人才引進角度來看，中國也應該加強促進各類人才引進，尤其是為海外華人回國發展創造便利的條件。儘管中國不是一個傳統的移民國家，國際人才吸引力可能顯然不如美國。移民不太可能成為解決低生育率的主要手段。因此，儘管為了促進交流和降低用工成本來說，有必要更加開放地接待各類人才和外國勞工。引進大量臨時的外國保姆，對可以降低生育率成本有直接的作用。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萬個孩子。
6）推廣彈性辦公室模式
隨著互聯網技術中遠程會議、高效工作軟體的成熟，遠程辦公在技術上已經趨向成熟，更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企業被迫切實現遠程辦公，全球掀起了一股遠程辦公的趨勢。 ，谷歌和蘋果都把遠距工作的模式常態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辦公制度。2022年2月，攜程中國公司宣布全公司近三類員工將實行混合辦公制，允許員工每週三和週五在家遠距辦公。這是中國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攜程為代表的中國高科技公司正在積極嘗試混合辦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僅工作起來效率沒有下降，而且也提升了員工滿意度。辦公室的社會效應也很明顯，不僅減少了通勤的擁堵，還有利於環境保護、家庭和諧，緩解了高房價和提升生育率。
特別是對於有小孩的女性員工，透過混合辦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節省下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每週還可以有2天在家辦公。男性員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幼兒和分擔家務。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職業女性，可以更靈活的分配時間，更多地陪伴幼兒和家人，從而更良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推廣混合辦公模式，可以緩解職業女性的焦慮、減少職業發展和育兒的壓力與衝突，提高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4%-10%，每年多生40萬-100萬個孩子。
7）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
非婚生子女，指沒有合法婚姻關係的男女所生子女。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18年歐盟國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為41.3%，經合組織名義非婚生子比例平均為40.7 %。法國的非婚生子比例為60.4%，遠高於歐盟國家的平均比例。美國的非婚生子比例為39.6%，略低於歐盟國家和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比例。
世界上許多國家保障了一些措施來未婚媽媽和非婚生子女的權益。 例如，法國政府為鼓勵生育，在社會福利方面，無論是婚生還是婚生，生育都同樣得到家庭補助，在財產繼承方面，法國民法典規定婚生與非婚生子女享有生育同等的權利。北歐國家的女性結婚率比日本還低，賦予了同等的權利。主要是這些國家對非婚生育比較寬容，同時政府還提供了胎教福利，讓許多單身女性願意並且有能力獨立生育和養育孩子。
在中國，雖然民法典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進行虐待和禁止。」但實際上，由於非婚生子不受法律支持，如果未婚媽媽（或單身）母親）在職，本應由生育保險支付的檢查費、手術費、住院費、接生費、藥費等費用也無法報銷。地方規定新生兒上戶口需向公安部門提供出生證明、結婚證明等相關費用資料。未婚媽媽或離婚後生育的女性，因為沒有結婚證，也無法在孩子出生後順利辦理戶口
我們廢除了任何保障禁止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育的合法建議權益，包括立法保護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技術輔助生育的孩子，以及無條件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戶口。我們不是鼓勵非婚生育，倒是那些認為有能力、願意獨立撫養幼兒的女性，應該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權利和福利。
中國目前沒有關於非婚生子女的統計數據。如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估計非婚生子女佔出生人口的比例至少會提升2%，以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來計算，相當於20萬個孩子。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萬個孩子。
8）允許輔助生育技術
現今社會許多夫婦雖然想生孩子，但患上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症已經攀升至約12%-18%，他們想要對孩子來說，就輔助生育技術的幫助。另外，現代職場女性要兼顧學位、事業和家庭在精力和時間上往往會發生衝突。高學歷的女性，傾向於推遲結婚，或者選擇單身。30多歲尚未結婚的女性，也需要生育技術的幫助，如凍卵和人工授精，來實現有孩子的願望。
但目前在中國，輔助生育技術的發展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原約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規範》（衛科教發〔2003〕176號）中規定：「禁止給予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的條件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妻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此規定在實際操作中造成了單身女性無法使用勞動力庫、凍卵等人工輔助生殖相關技術無償獲得自己的生育權。
事實上，西方許多國家都允許單身女性採用輔助生育技術（包括凍卵）。2012年美國率先對女性開放凍卵服務。2014年10月，美國工會科技派對蘋果公司和Facebook宣布，將提供冷凍服務卵子費用作為女性員工的福利。根據美國疾管中心的數據，美國近年來出生人口中，2.1%的出生人口採用了輔助生育技術。以色列是高新技術中生育率最高的國家。早在在1980年代，試管嬰兒技術就已經在以色列推廣應用。到了90年代，以色列生育診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為45歲以下婦女提供幾乎全套輔助的生育技術弱勢的國家，適齡女性無論結婚都可享有這種弱勢，直到她有兩個孩子。
實際上，中國許多單身女性都有冷凍卵子需求，國內也有許多專業醫療機構具備實施凍卵的技術。但由於國內相關法規禁止單身女性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有些單身女性只能選擇在海外凍卵，費用2018年，攜程集團在公司內部啟動生育項目福利，其中包括為公司女性中高級管理人員提供10萬元至200萬元及7天假，使她們能享有凍卵等高科技輔助生育福利。攜程也成為了中國首家提供這項生育福利計畫的大型科技企業。
我們建議，治療不孕症的費用應納入中國醫保。另外法律也允許單身女性（或未婚女性）平等的使用輔助生育技術的權利。按照美國2.1%的使用輔助生育的比例，中國現在採用輔助生育的比例還非常小。如果開放輔助生育技術有可能完全達到相同的比例。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萬個孩子。
9）教育改革（減少高考內容，校園學制）
除了直接的財務成本，中國家長為孩子升學所花的金錢和精力投入之一也幾乎是世界最高的。這部分是抑制生育意願的最關鍵。從數據上看，亞洲轉型如韓國、新加坡，日本的生育率普遍比歐美國家平均要低0.5個孩子，這和這些國家在考試、升學、幼兒園和補課方面的巨大壓力是非常有關的。中國獨特的高考制度讓中國家長的教育壓力一點點不比這些國家低，有統計中國學生的補課和學習時間是全球最高的。所以降低升學和擇校的壓力對中國的生育率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可能比前面所提的任何一單是降低成本的措施就必須很大，但之所以我們把教育改革放在最後是因為，教育改革不僅僅是金錢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極其複雜的製度設計。可能有初步的進展。
雖然難度很高，但是我們還是要提出一些理想化的建議，作為長期改革的目標。根本上要改的是減少各種分層考試，最理想的是把分層考試放在大學畢業上（其實考研）。然後把中學階段大約兩年的考試準備省下來。具體是要普及大學教育，延遲成職分流到大學甚至是研究生階段，取消中考，淡化高考一種進大學資格考試，淡化名牌大學的本科教育。名牌大學的研究生院和雇主透過大學生畢業考（和考研）來篩選學生。這樣就可以使得中學生不需要為了中考和高考浪費兩年的刷題時間，由此中學階段的學習可以兩年內，讓大部分學生可以在20歲左右就大學畢業，提前兩年走上社會或進入研究所。
當然我們知道，這樣的改革是非常大膽和前衛的，是非常有爭議和有影響力的，也牽扯到很多既得利益的。但是如果沒有深層次的考試和學制的改革，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是沒有效果的甚至會更大的浪費和扭曲。而且現在的教育體制不僅導致了低生育率，還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浪費和造成人才流失。所以潛在的改革的好處是巨大的，是值得把教育制度的改革長期改革的目標。 例如平常看常規學制的直接效果，如果大多數人能夠提前兩年大學畢業，額外的兩年對於每個人工作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來說就是額外的5%的貢獻和收入，也可以把整體社會的效率至少提升5%。尤其是對於高學歷的女性，多了兩年的時間，找到更多的時間談戀愛、組織家庭和職業發展。
估計效果：教育改革太複雜，未來落地的政策預測比較困難，其提升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難以估計，但是上限是非常高的，可以提升高達30%的生育率，比以前任何一項單項指標都要高的效果都很大。
表 18：降低生育成本的措施建議與指數效果
資料來源：教育媧人口
14、結論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只有902人，總和生育率在1.0左右，不僅低於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比嚴重少子老齡化的還低明顯。少子化將產生影響中國經濟成長潛力、創新活力、民眾幸福指數。人口萎縮，也意味著規模效應的持續弱化和綜合國力的總收入。中國幾乎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幾乎最高的生育成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住房等因素。非常有必要透過課稅生育的政策，來降低生育成本。面對中國經濟和人口的雙重下行壓力情勢，我們建議透過課稅生育短期來看，生育社會有助於擴大內需、穩定成長、穩定就業；長期來看，生育生育有助於提升人力資源、人力資本、經濟社會活力，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提升中國的創新力與競爭力。
附錄：有關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更詳細內容
如何指導撫養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們查閱了有關這方面的多篇論文，發現具體數據並不完善。例如，根據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張琪的說法和初立明發表在《人口與經濟》雜誌2020年第5期的論文《養育孩子導致女性家務勞動時間增加多少？——家務勞動時間剖析的視角》，研究發現：相對於無生育，生育一孩將使女性每天家務勞動時間增加2.08小時，生育一孩將使女性每天家務勞動時間在孩基礎上再增加0.76小時，即達到2.84小時。
而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發表於2018年7月《婦女研究論叢》的論文《時間都去哪了？——從生命歷程的角度看中國男性時間利用方式的差異》，女性在生育後代以後，她們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會比未婚時減少2.811小時，閒暇時間也要減少2.106小時，而這些減少的時間幾乎所有的家事時間都增加了。
許琪的這項研究把每天的時間分為四大類：生理時間、工作時間、家務時間和休閒時間。其中，生理時間包括睡眠休息時間、飲食時間和個人衛生活動時間；工作時間包括主要工作時間時間、工作時間和通勤時間；家務時間包括家務勞動時間和照顧家人時間；閒暇時間包括個人看電視、閱讀傳統媒體、使用互聯網娛樂、體育鍛煉等各項不包含在兼職前三課時間中另外，為了兼顧工作日和休息日，我們將標籤者在工作日的時間乘以5/7，而休息日的時間乘以2/7，將兩組加總，從而得到一個綜合性的時間測量指標。
根據者的婚姻狀況、生育狀況和最年幼子女的年齡這三個變項將個體生命歷程分為6個階段：未婚、已婚無子女、有0－2歲子女、有3－5歲子女餘數、有6－14歲餘數、有15歲以上餘數。
圖3：男性在時間利用方式上的差異
從上面的圖3可以發現，男性和女性平均每天在生理、工作、家務和閒暇四個方面的時間消耗均存在非常明顯的差異。具體而言，男性平均每天的工作和閒暇時間比女性長，而生理時間和家務時間都比女性短。
圖4：男性在各項時間的差異隨生命歷程的變化
如圖4所示，當個體存在未婚狀態時，男性在各項時間利用方式上的差異雖然存在，但很小。但是，隨著結婚和生育事件的發生，男性在時間利用方式上的差異越來越大。
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杜鳳蓮、趙雲霞、鐘森麗合寫並發表在《勞動經濟研究》2023年第3期的論文《中國城鎮家庭的育兒時間成本》，利用2017年中國時間利用調查（CTUS）數據研究教養對父母時間配置的影響，研究發現，一孩家庭中，孩子分0-6歲、7-12歲和13-18歲，母親的無酬勞動時間（家務時間）分別增加2.033小時/天、 0.930小時/天、0.633小時/天；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797小時/天、1.095小時/天、0.719小時/天。僅0-6歲的孩子會明顯減少母親有報酬的勞動時間，為1.554小時/天，其他對母親的無酬勞動影響不明顯。對相應的二孩家庭，母親的無酬勞動時間分別增加2.142小時/天、2.296小時/天、1.611小時/天；閒暇時間分別減少1.996小時/天、1.303小時/天、1.232小時/天；有酬勞動時間減少2.478小時/天、1.576小時/天，對孩子和13-18歲的母親有酬勞動時間影響不顯著。
進一步考慮到各子女對父母時間配置的影響不同，對子女年齡分段進行計算父母的育兒時間成本，具體結果見下文。
表19：杜鳳蓮等：各中午育兒時間成本的計算
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發表在2021年第5期《社會學研究》上的論文《從父職工資溢價到母職工資懲罰——生育對我國男女工資收入的影響及其波動趨勢研究》 （1989-2015 年），生育生育之後，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要求女性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照顧中，這會影響她們在勞動市場的表現，導致「母職工資懲罰」 ；而男性的收入不僅不會受到生育的負面影響，反而會因傳統家庭角色賦予養家需要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出現「父職工資溢價」（fatherhood工資溢價）。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楊凡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博士生何雨辰發表在2022年第5期《人口研究》上的論文《中國女性勞動人口中的「母職懲罰」》，利用2010—2018年華人家庭追蹤調查資料（CFPS）研究發現，女性的「母職懲罰」有階段性差異：生育一孩後的0～3年內，女性勞動參與率會下降約17%，每月工作時間數會減少約22小時；而在生育的4歲及以後，女性勞動生育水準能夠恢復到生育前的水準。女性生育二孩的「母職懲罰」程度低於生育一孩，這表明生育對女性勞動力的影響一定編程是邊際遞減的。
經濟學人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倩、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趙耀輝與張曉波在2022年3月發表文章《性別經濟學視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採用丹麥學者的研究來推算中國的數位化，得出的結論是，全國女性平均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懲罰」（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達到57萬，其中，城鎮居民的平均生育懲罰為77萬，農村居民的生育懲罰為31萬。雖然劉倩等人的示意終止準確，我們在本報告的正文裡也沒有採用這個數據，但劉倩等人的政策建言有助於引起人們關注女性生育孩子所要生育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育媧人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