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間，埃及貨幣驟然崩盤。
3月6日晚，埃及兌美元匯率突然大跌約40%，一度觸及歷史最低點——1美元兌換50.55埃及鎊。
這背後，是埃及央行在臨時會議決定，放開匯率管制，將允許由市場力量決定埃及貨幣匯率。
“儘管埃及央行同時大幅加息600個基點以穩定埃及鎊匯率，但外匯市場卻視為埃及央行的這項政策利好，紛紛押注埃及鎊大跌。” 一位香港銀行外匯交易員向記者分析說。 目前金融市場正密切關注埃及所面臨的外債兌付違約風險。
數據顯示，埃及政府需在2024年、2025年、2026年分別償還高達292.3億美元、194.3億美元和229.4億美元的外債。 但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埃及政府的外匯儲備明顯不足。
這或給埃及一系列經濟改革與放開貨幣管制舉措成效蒙上一層陰影，令埃及鎊或成為另一個“崩盤貨幣”。
01 埃及鎊緣何“崩盤”
記者獲悉，相比埃及鎊兌美元匯率的官方交易價格跌至1美元兌換50.55埃及鎊，在埃及民間外匯交易市場，1美元可以兌換到約63埃及鎊，這表明埃及鎊仍有較大的下跌空間。
“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市場發現埃及的惡性通脹壓力遠遠超過市場預期。” 這位香港銀行外匯交易員指出，儘管埃及央行大幅加息600個基點，將基準利率調高至27.25%，但埃及境內的通脹率仍超過30%，實際負利率仍預示著埃及鎊匯率的下跌空間依然較大。
據惠譽解決方案子公司BMI Research的一份報告顯示，2023年埃及平均通脹率預計高達34.1%。
“年初，埃及民間外匯市場一度出現1美元兌換逾70埃及鎊的狀況，這預示著埃及的惡性通脹狀況相當不容樂觀。” 一位亞太地區資管機構交易主管告訴記者。
在他看來，能否解決這個問題，很大程度取決於埃及政府能否迅速籌集更多外匯資金進口大量生活物資等，令本國物價穩步下滑。
這位亞太地區資管機構交易主管承認，當前埃及政府獲取外匯資金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一方面巴以衝突與紅海航運風波導致蘇伊士運河的航運貿易量持續下降，令埃及的相關外匯收入驟降。 今年1月，埃及在這方面的創收同比下降44%，導致埃及外匯儲備資金進一步捉襟見肘，另一方面巴以衝突正令當地地緣政治風險升級，導致全球資本在周邊地區的投資意願下降，令埃及獲取外匯資金的難度驟增。
記者獲悉，為了解決外匯短缺危機，埃及政府要求非法移民支付1000美元罰款，以令他們的居留身份合法化，否則將面臨監禁。
但這未必能有效解決埃及政府的外匯儲備短缺壓力。
埃及央行公佈的最新淨外國資產狀況顯示，截至2023年12月，埃及政府的淨外國資產赤字達到8413.91億埃及鎊，較11月份的8319.24億埃及鎊繼續增加。 受外匯儲備短缺影響，埃及政府在2022/2023財年的非石油進口開支由上一財年的738億美元降為574億美元，同比降幅達到22.2%，但這導致不少商品供給減少，無形間又推高了埃及國內的通脹壓力，放大了埃及鎊貶值幅度。
記者多方瞭解到，目前埃及政府目前將解決外匯短缺與貨幣貶值壓力的一大希望，寄託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儘快發放數十億美元的新貸款。
有媒體報導，埃及央行放開匯率管制與採取貨幣政策緊縮措施，是IMF同意向埃及發放數十億美元新貸款的一大前提條件。 此外，IMF還要求埃及政府放鬆對經濟的管制，若埃及政府能實施這些措施，可以在未來46個月內獲得IMF 30億美元的貸款。
為了應對外匯極度短缺問題，埃及政府也宣佈一項新計劃，通過逐步擴大出售國有企業股份規模、實施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激勵措施（例如免稅和發放黃金交易許可證），並依靠蘇伊士運河收入、僑匯、大宗商品出口和其他資源，到2026年創匯1910億美元。
02 解決外匯短缺依然征途艱辛
在業內人士看來，相比經濟改革措施與IMF新貸款，當前埃及政府最有可能迅速改變外匯短缺狀況的一個辦法，是儘快收到阿聯酋政府的投資款。
2月，埃及與阿聯酋達成一項投資協定，將在埃及地中海海岸馬特魯省的度假勝地拉斯赫克馬（RasEl-Hekma）建設一座新城。
阿聯酋將在兩個月內向埃及注入35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 上周，有媒體報導阿聯酋350億美元投資首批款項已到位，總金額達到150億美元。
在這筆資金到賬后，評級機構惠譽迅速上調埃及外部流動性展望。 惠譽稱，儘管持續的加沙衝突和蘇伊士運河收入下滑給埃及的經常賬戶帶來了巨大壓力，但埃及經濟獲得的資金增加將改善其外部融資狀況。
若後續200億美元投資款能在未來2個月內到賬，在扣除阿聯酋存放在埃及央行的110億美元存款后，埃及新流入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將達到240億美元，相當於其GDP的約6.3%。
也有業內人士指出，這些新外匯資金流入能否改變埃及鎊匯率大跌狀況，仍是未知數。 究其原因，埃及政府所獲得的240億美元，疊加IMF發放的數十億美元貸款，或許只能兌付埃及今年需償付的202.3億美元外債本息，若埃及政府仍無其他外匯資金擴大生活商品進口以顯著降低國內物價，惡性通脹問題仍將拖累埃及鎊大幅貶值，甚至導致更嚴重的資本流出風險。
“此外，美聯儲延後降息步伐也給深陷高通脹、外匯短缺、外債壓力高企困境的新興市場國家帶來較大的貨幣貶值壓力。” 前述亞太地區投資機構交易總監告訴記者。 何況，當前投機資本正密切關注埃及一系列經濟改革的效果——一旦這些舉措造成埃及宏觀經濟基本面出現意外的劇烈波動，他們也會趁機大舉沽空埃及鎊獲利。
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埃及，另一個非洲國家也已遭遇類似困境。
2022年以來，奈及利亞貨幣奈拉兌美元匯率貶值幅度一度達到74%。 究其原因，這個國家也遭遇惡性通脹、外匯儲備減少與外債壓力高企等問題。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背後，是美聯儲貨幣政策仍對這些國家產生極大的溢出效應。 當美聯儲大幅加息導致美元匯率大漲時，這些非洲國家一方面不得不支出更多外匯儲備，購買以美元計價的糧食、原油等其他生活用品，導致外匯短缺狀況加劇，另一方面也面臨日益嚴峻的資本流出壓力，尤其是原先投資這些國家金融資產的歐美貨幣紛紛回流歐美本土，進一步抽走大量外匯資金，令這些國家不得不擴大發行高息外債以填補外匯缺口，導致外債壓力不斷增加。
如今，巴以衝突與俄烏衝突等國際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級令全球糧食能源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高企，進一步衝擊這些國家的經濟基本面與外匯收支平衡，最終導致他們持續深陷惡性通脹、外匯短缺與外債高企的惡性循環。
“如今徹底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目前尚無成功實踐。” 一位新興市場投資基金經理直言。 即便一些國家採取相對激進的放開貨幣管制與經濟改革措施，但收效如何，仍是未知數。
惠譽預測，由於高通脹和相對疲軟的經濟增長，埃及的宏觀經濟形勢在2024年和2025年仍將面臨挑戰，埃及的信用狀況仍然堪憂。( 21金融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