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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口報告：成功的移民政策，拉大的貧富差距
導讀
人口紅利與大國崛起。
1）人口是助推美國起飛並成為世界霸主的關鍵因素。數量上，高速成長的人口為西進運動和工農業生產提供充足勞動力，增加消費需求；質量上，重視科教與實踐結合的人才培養制度輸送大量科技人才，高素質移民也在核心領域發揮關鍵作用。
2）美國人口總量成長迅猛，人口素質顯著提升。數量上，19世紀初自然增長率高並大量吸收移民，1800-1960年從680萬增至1.9億； 20世紀60年代至今人口自然增長放緩，但移民支撐人口維持穩定增速，1960-2023年總人口從1.9億增加到3.4億。品質上，從人類發展指數來看，美國1880-2021年美國人類發展指數從0.22上升到0.92，位列全球前茅。
歷史上美國如何應對人口問題？
1）引進移民、鼓勵生育、推廣老年就業、提升青年職業教育水準等多措並舉，提升勞動供給與素質。1820-2022年共有8845.6萬移民獲得合法居留權；從分娩保障、營養支持、稅收優惠等多方面出發，構築生育支持體系；透過老年教育、退休金激勵來推進老年就業；提高年輕人職業教育水平、完善婦女職場權利保障提高勞動參與率等。
2）以反壟斷、稅收優惠、慈善捐贈等方式調節收入分配，以三支柱養老、倒房化養老等方式擴大社會財富儲備。2022年美國私人退休金在退休金總儲備中佔比約為61.6%。2022年美國有超過154萬個慈善組織，2022年個人、遺贈、基金會和企業向美國慈善機構捐贈了約4,993.3億美元。
3）政府與企業在醫療保險、養老地產、護理人才培養等多方面合作，改善社會服務供給體系。1970-2022年美國聯邦醫療保險與醫療救助淨支出佔GDP比重由6.9%上升至17.3%。養老地產方面，既有政府主導的老年公寓，也有社會輔助居家養老社區，以及私人主導的專業養老地產。
4）推動少數族裔、弱勢群體保障立法，建立福利制度並專注於教育扶貧。早在1961年美國就制定世界最早的無障礙設施建設標準。
當前美國人口困境：老化、貧富分化、少數族裔弱勢與社會撕裂。
美國20世紀50年代進入高齡化社會，1950-2022年65歲以上老齡人口佔比從8.1%升至17.1%，人口老化壓力持續增加。美國貧富差距懸殊，收入與財富逐漸向富人集聚，導致民粹、貿易保護、逆全球化等思潮。美國少數族裔人口持續成長，但由於階級分化、治理混亂，少數族裔仍處於弱勢地位，不同階層在政治地位、教育、就業等方面的差異加劇社會撕裂。
正文
1 人口紅利與大國崛起
1.1 因人而興
美國建國百年領土擴張12倍；經濟起飛始於第二次工業革命，1894年開始穩居世界第一經濟體。從領土看，大航海時代後期英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塊殖民地。由於英國實行強硬殖民統治，13州發動獨立戰爭並於1776年宣布獨立。1783年英國承認美國獨立並將大西洋沿岸部分土地劃歸美國。19世紀初美國向墨西哥控制的德州、加州地區移民並進行農業生產。1860年代南北戰爭北方的勝利維護了領土統一。隨後，美國又陸續獲得阿拉斯加、夏威夷等領土。至此，美國在建國後100多年從80萬平方公里的小國擴張成937萬平方公里的大國，目前面積世界第四。從經濟來看，根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世界經濟千年史》估計，187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前夕，美國GDP升至983.7億元（1990年國際元，下同），低於中國、英國的1897.4、1001.8億元；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美國經濟起飛，1894年左右超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2022年GDP達25.7兆美元，佔全球的25.5%。
1）人口是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經濟起飛的關鍵：數量上，高速增長的人口為西進運動和工農業生產提供充足勞動力；質量上，重視科教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人才培養制度輸送大量科技人才支持經濟成長。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經濟高速成長是「天時地利人和」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同於海外殖民地豐富的英國、法國、荷蘭等國，海外殖民地較少的美國無法維持以榨取殖民地資本為支柱的經濟體系，但成功實現了路徑突破，實行以工業化為導向的發展戰略，獲得了赶超契機；美國地處北美大陸，可避免陷入歐陸國家紛爭；美國人口高速增長，帶來豐富勞動供給與龐大消費市場潛力，其中「人與」是美國經濟起飛的關鍵。
從數量來看，移民和自然成長推動美國人口18世紀初開始高速成長，19世紀60年代南北戰爭中北方勝利有效解放了勞動力並促進全國性市場的形成。1867年第二次工業革命初期美國人口已達4024萬人，超過同期英國、法國的3193、3844萬；1913年達9761萬，遠超同期英國、法國的4565萬、4146萬。高速成長的人口為西進運動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工農業生產提供充足勞動力。19世紀初開始，大量移民向美國中西部遷移並進行大規模農業生產，推動美國中西部形成小麥、玉米、棉花等農作物的規模化種植區，有效滿足國內人口高漲的糧食需求。美國東北部五大湖區湧現芝加哥、匹茲堡、克里夫蘭等重工業城市，成為當時美國經濟成長的重要極端。
從品質來看，美國從19世紀開始實行科教與生產相結合的教育制度，國家和企業為全國各地的高校、研究所和工業實驗室提供充足的基金支持，並將研究創新的成果直接應用於社會化大生產中，推動電力、內燃機、石油化工等科技成果及新興產業的不斷湧現。人才紅利的直接成果是技術進步與創新發展。以專利為例，1800年美國專利年授予量為41件、平均每萬人0.06件；1900年已達2.5萬件、平均每萬人3.2件，且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始終處於較高水平，不僅總量在世界各國位居前列，並且高度集中於化學、通訊、醫藥、機械等應用性領域，科技轉化為生產實踐的能力不斷增強。
2）人口推動美國在二戰後綜合國力穩居世界第一：數量上，人口總量優勢增加國內市場消費需求。1950年美國人口達1.6億，遠超蘇聯、英國、法國的1.0、0.5、0.4億，人口總量優勢有利於美國國內市場消費需求長期維持高漲，與收入成長、都市化率提高等因素共同推動消費規模擴大及結構完善。以美國在二戰後的生育高潮「嬰兒潮」為例，該時期出生人口達7,600萬，成長歷程中對美國消費市場影響龐大。從1960年代到90年代，「嬰兒潮」世代先後拉動美國的兒童產業、速食產業、運動產業以及汽車、房地產等高消費產業的繁榮。如今步入老齡的「嬰兒潮」世代憑藉著累積的大量財富，已形成對養老及相關產業的龐大消費需求。根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最新的《長壽經濟展望》估計，2018年美國50歲及以上中老年群體為美國經濟貢獻8.3 兆美元，占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 的40%，消費總額高達7.6兆美元，占美國各年齡層人口消費總額比重達56%，預計2030年將達12.2兆美元。其中醫療照護、養老地產、休閒娛樂等產業潛力大。
品質上，高素質國際移民在核心領域發揮關鍵作用。人才是美國在二戰後綜合國力達到世界第一並持續穩固世界霸主地位的關鍵。在繼續實行科教與實踐相結合的人才培養制度並廣泛推行13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美國長期以來實行寬鬆的國際移民體系，對移民持積極接納的開放態度，吸收了大量高素質國際移民。特別是在一戰、二戰時期，美國本土遠離戰爭、相對和平的國內環境吸引了大批歐洲和亞洲的科學家移民。譬如愛因斯坦、馮諾依曼等來自德國、匈牙利等歐洲國家的頂尖科學家，在電子資訊、航太、原子能等核心領域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推動美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1.2 美國人口發展特徵
1）數量上，美國19世紀初進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成長率」的人口成長模式，並大量吸收國際移民，人口總量迅速成長，1800-1960年從680萬增至1.9億。美國建國前後國內人口主要由北美原住民和少量歐洲移民構成，總量少且增長緩慢，1800年僅680萬人，遠落後於英、法、德等歐洲國家，處於「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成長率」的人口成長模式。美國人口從19世紀初進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成長率」模式，人口快速成長。1800-1960年，美國人口從680萬增至1.9億；年增長率維持在1.0%以上，二戰後「嬰兒潮」時期高達3.0%，即使在大蕭條、二戰等特殊時期也始終高於0.5% 。自19世紀以來美國人口持續成長，主要由穩定的自然成長率和大量吸收國際移民所支撐。一方面，高自然成長率保證新生人口長期處於較高水準。1820-1960年，自然成長率長期高於10‰，總和生育率在大蕭條時最低降至2.05，其餘時間始終高於2.5。另一方面，美國長期寬鬆的國際移民體系保證國內人口中國際移民數量與人口總量的持續成長。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數據，1820-1960年總計有4184萬國際移民獲得美國合法居留權。
1960年代至今美國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成長率」的人口成長模式，人口自然成長放緩；但國際移民支持人口總量維持穩定成長速度，1960-2023年總人口從1.9億增至3.4億。美國在1960年代「嬰兒潮」結束後開始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成長率」的人口成長模式，出生率降至20‰以下，死亡率維持在9‰左右低水平，自然成長率低於10‰。總和生育率由1960年代的2.4以上波動降至2021年的1.7。這段期間人口年增率在0.6%-1.5%之間波動，穩定成長主要得益於國際移民的持續增加。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數據，1820-2022年共有8,845.6萬移民獲得合法居留權。同時，大量非法移民透過偷渡等手段進入美國。2023年美國總人口達3.4億、居世界第三。
2）品質上，建國以來美國人口品質持續提升，1880-2021年人口預期壽命從29.4歲上升至77.2歲，1820-2021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從3.7年增加到13.4年。美國人口總量的高速成長伴隨著人口品質的顯著提高。人類發展指數（HDI）是對一國發展水準和人口品質的綜合衡量，由收入、教育、健康三個面向所組成。1880-2021年美國人類發展指數從0.22上升至0.92，位居全球前茅。分領域來看，健康品質方面，得益於醫療科技的快速發展，1880-2021年美國人口預期壽命從29.4歲升至79.1歲，人口生理健康品質提升顯著。教育方面，1971-2021年美國初、中、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分別從92.1%、86.1%、50.0%躍升至98.3%、101.2%、84.9%，人均受教育年資從3.7年增至13.3年，識字率已達99%以上。
2 歷史上美國如何因應人口問題？
2.1 引進移民、鼓勵生育、推動老年就業等多措並舉，提升勞動供給與素質
1）1776年至今美國移民政策經歷了「放鬆—收緊—放鬆—收緊-放鬆」的過程；1820-2022年共有8845.6萬移民獲得合法居留權。1776-1882年，為了補充勞動力，並引進歐洲先進技術，美國移民政策較寬鬆；1882-1929年，考慮到愈來愈多的移民不斷擠佔工作崗位，移民政策收緊；1930年代為協作打擊法西斯並增強美國國際話語權，羅斯福政府大幅放寬了除德國以外的外國移民簽證限制；1943年廢除《排華法案》，1953年通過《難民救濟法》，進一步放寬政治流亡者移民門檻；1965年《移民與歸化法》頒布，以更平等的態度對待世界移民；《1990年移民法》公佈，將合法移民總額由每年27萬人擴大至70萬人，並創立了投資移民類別；2003年EB -5投資移民法規進一步放寬，投資移民快速升溫。2021年隨著拜登上台，美國開始力推具有鮮明自由主義特質的移民政策。在美國建國至今200多年歷史中，大量的移民湧入為美國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數據，1820-2022年共有8,845.6萬移民獲得美國合法居留權。若考慮非法或逾期居留的“偷渡客”，實際移民的人會更多。
2）美國從分娩保障、營養支持、稅收優惠等多方面出發，建構生育支持體系，2019年學校午餐計畫覆蓋率超90%。從分娩保障看，1963年《社會保險法》修正案頒布，允許對非政府機構婦幼保健研究項目撥款；2010年《平價醫療法案》頒布，獨立的產婦分娩中心被納入醫療救助計劃；2012年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開展“strong start for Mothers and Newborns”計劃，提供集體產前護理並建造更加完善的分娩中心與婦幼保健院。從營養保障看，1946年學校午餐計畫（NSLP）實行，為非營利學校學生提供營養均衡的午餐，根據家庭收入不同學生可獲得餐費削減或免費。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2022財年約3,010 萬名學生（佔公立學校學生的60% 以上）透過NSLP獲得了免費或減價午餐；美國婦幼營養補助計畫（WIC）計畫於1972年誕生，為中低收入家庭的婦女兒童免費提供每月發放的營養食品和健康教育。從稅收優惠來看，20世紀60-70年代，美國生育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在此背景下《稅收改革法案》於1976年頒布，撫養10歲以下兒童的納稅人可在兒童照顧費用方面獲得稅收抵免，每個家庭每年不超過800美元，2001年年齡限制提高至13歲以下，抵免上限提至2100美元。1997年兒童稅收抵免（CTC）計劃頒布，為家庭撫養的每位17歲以下兒童提供每年400美元的稅收抵免，1999年、2001年、2019年分別提升至500、1000、2000美元。
3）透過推廣老年教育、退休金激勵及改善老年健保制度，美國不斷推動老年就業。一方面，政府不斷推動老年教育。隨著1950年代美國逐步步入老齡社會，1965年美國制定了《高等教育法》和《美國老年人法》，規定老年人可以參與公立社區學院的學習；1971年白宮召開的老齡問題會議強調了終身教育的概念，並鼓勵老年人再就業。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老年人口素質不斷提高，不再滿足於一般的休閒娛樂活動，20世紀90年代，老年遊學營、退休學習學院等廣泛發展起來，同時，高校也對老年人開放，並招收老年學員。另一方面，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勵老年人就業的措施。由於部分低收入老年人有較為迫切的就業需求，1965年美國實行社區就業計劃，為55歲以上低收入人群提供培訓與社區就業的機會；為了促進老年人自我僱用、擴大就業，2010年奧巴馬政府推出平價醫療法案，使得不在大型企業工作的老年勞動力也能獲得高品質、價格低廉的醫療保險。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1999-2022年美國65歲以上勞工數量佔2.9%增加至6.6%，預測2032年將達8.5%。
4）美國透過提高年輕人職業教育水準、完善婦女的職場權利保障提高勞動參與率，2000-2022年中、高階主管中婦女佔比提升7.5個百分點。年輕人職業教育方面，1990年《帕金斯法案》通過，學生可以更自由地選擇接受職業教育的時間，避免時間上與中、高等教育衝突；為了解決職業教育與市場需求不對口的問題， 2014年美國推出學徒計劃，勞工部撥款5億美元，資助社區大學與雇主合作設立適應未來工作需求的在職培訓計畫。學徒計畫在建立一支滿足美國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技術技能型人才隊伍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婦女勞動參與方面，美國婦女對自身就業權的維護愈發重視，1963年、1964年《同酬法》與《民權法案》頒布，規定若同等的勞動條件下從事相同的工作，雇主必須對男女僱員以相同的工資率支付報酬，禁止在僱用待遇中有任何性別歧視行為。之後陸續設立的《懷孕歧視法》、《家庭及醫療休假法》，對女性在懷孕分娩、職場晉升以及新生兒撫養等方面，提供了更加完善的保障。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00-2022年，美國中、高階主管中女性佔比提高了約7.5個百分點。
5）透過擴大高等教育覆蓋範圍、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美國不斷增強勞動力素質，2020年美國人力資本指數0.7，處於世界前列。二戰後，為提升人才質量，擴大高等教育覆蓋範圍成為美國戰略重點。隨著嬰兒潮人口到達入學年齡，1972年與1976年《高等教育法》兩次修正，分別將私立學校與無高中文憑學生納入聯邦資助範圍；20世紀70年代，社區學院開始降低入學要求，高等教育規模擴大。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高等教育重心轉移至提升教育品質。同時，美國目前已經有美國商學院認證委員會（ACBSP）等近七十個專業評估機構，對高校的特定專業辦學品質進行評估；有高等教育委員會（HLC）等六個區域認證機構，對院校辦學品質進行評估，形成了政府與評估機構相互協作的多層次教育品質保障體系。人力資本指數（HCI）是用來衡量各國對年輕人教育健康投資水準的指標，2020年美國人力資本指數0.7，處於世界前列，與英、法相近，顯著高於巴西、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美國女性的人力資本指數也明顯高於男性和整體水平，美國女性在勞動就業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遜於男性。
2.2 調整社會財富分配方式，推動收入公平，保障弱勢權益
1）美國透過鮮明的三次分配對收入進行調節：初次分配領域借助政府力量遵循效率優先原則，確保市場公平，再分配領域發揮稅收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第三次分配注重稅收和慈善機構的調節。
在初次分配領域，美國遵循效率優先原則，確保市場公平。一方面，美國透過反壟斷對幹擾市場秩序的企業進行強而有力的規制。內戰結束後，美國商業集團逐漸在政界、商界取得領導權，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在此背景下1890年《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通過，1914年《克萊斯頓反托拉斯法（ 1914年修正案）》通過，成為反壟斷的主要依據。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與司法部均可進行反壟斷調查。1911年，美國針對美國菸草公司與美孚石油公司進行首次反壟斷調查；隨後，針對AT&T、IBM、微軟等發起反壟斷調查；根據Westlaw Analytics數據，2022年聯邦地區法院收到了242起案件，而2021年有300多起案件，2020年400多起。另一方面，美國鼓勵自由競爭，扶持中小企業發展。二戰期間大企業因戰爭物資需求而蓬勃發展，小企業生存空間空前狹窄，在此背景下1953年小企業管理局設立，為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與管理幫助；1984年《小企業二級市場改善法》通過，對高新技術企業提供資金援助；2009年《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通過，為市場注入資金增強流動性，鼓勵市場經濟發展。
在再分配領域，美國將個人所得稅作為調節的主體手段。美國對高收入納稅人設置隨收入增加，寬免逐步減少的徵管體系，對中低收入家庭實行個人所得稅抵稅福利等多種稅收優惠政策。同時輔助使用遺產稅、贈與稅等多種稅務手段，調整所得分配。社會保障在再分配的調節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主要由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三部分組成。前兩者由聯邦或州政府出資，以現金補貼、食品券等形式，為低收入者提供協助。社會保險則由員工和雇主共同出資，在養老、醫療等方面提供全面的保險保障。並且，政府也鼓勵私人保險參與社會安全。根據美國社會安全局統計，2023年約有6,700萬美國人享有超過1.4兆美元的社會安全福利，平均每5個美國人中，即有1個人可享有社會安全福利支持；65歲及以上人口中，社會保障福利覆蓋率將達90%以上。
美國政府主要透過稅收手段引導和促進企業、個人進行捐贈來完成第三次分配。若企業和個人財產用於慈善捐贈或公共事業支出，則可享有一定比例的稅收扣除待遇，比例從15%-100%不等。同時高額的遺產稅也限制了富人的資產轉移，並有效鼓勵了捐款。美國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慈善企業監管運作機制。慈善機構的財務報告經過審計後，需要同時接受公眾與州總檢察長的共同監督。2022年美國有超過154萬個慈善組織，2022年個人、遺贈、基金會和企業向美國慈善機構捐贈了約4,993.3億美元。
2）在老年人養老方面，美國逐漸形成了「政府+雇主+個人」 的三支柱養老體系，第一支柱政府養老佔比約10%，私人養老佔據主體地位。
第一支柱為國民職工基礎最低養老保險。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即以現收現付為基礎的國民職工退休養老（OASI）及殘障保障養老（DI）。這個體系最早出現於1850年，一些大城市率先為教師和警察提供退休金；1920年美國公務員退休法案（CSRS）實施，聯邦政府僱員被納入統一養老保險計劃中；1935年《社會保障法案》出台，開始正式以政府為主導，建設養老保障金體系；《1939年社會保障法修正案》的通過，標誌著國民職工退休養老（OASI）正式設立；隨著二戰及戰後工會不斷發展，1956年，《1956年社會安全法修正案》通過，傷殘保障養老（DI）正式設立，沿用至今。這兩種養老體系高度統一，由政府主持並透過強制力保證執行，涵蓋全美境內大多數人群。根據美國社會安全局數據，2022年美國OASI資產儲備2.7兆美元，DI資產儲備1,179.9億美元，兩者在退休金總儲備中合計佔比約7.5%。
第二支柱為公司部門雇主參與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是對政府主導養老保險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美國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最早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大多數由鐵路公司設立；二戰期間，由於美國勞工局限制工人工資增長，企業補充養老金成為重要的福利來源之一，第二支柱迎來了較快的成長；1974年《企業勞工退休金保障法》通過，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法律監理體係正式確立；1978年《稅法修正案》通過，第二支柱制度基本完善。第二支柱養老保險主要由公司或部門單位牽頭，雇主和僱員按比例出資建設，普通個人和企業有關部分可以自主決定對基金的投資。其在三支柱中發展速度最快，2014年起成為全美退休金最主要的來源，佔比超過40%。美國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具體方案一般分為三種類型：定額年金給付計劃透過特定公式計算退休金；定額繳費計劃由雇主和僱員共同存入一定資金退休後提取；混合計劃則綜合了兩種計劃。
第三支柱為個人儲蓄投資型退休保險。民眾在自願的前提下，單獨參與，自負盈虧。1974年《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通過，個人投資型養老保險（IRA）正式推出；1990年代，為了鼓勵沒有能力建設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小微企業參與IRA計劃，美國相繼於1996年和1997年推出SEP IRA與SIMPLE IRA,進一步擴展了IRA的覆蓋範圍。個人投資型退休保險的特徵為針對個人建立專門的個人退休基金帳戶（IRA），參與者可根據自身的市場經驗和偏好進行自主投資。IRA中最受歡迎的是傳統IRA、羅斯IRA與基奧計畫。傳統IRA採取稅務遞延方式，個人可將部分稅前收入註入帳戶，而帳戶內資金及投資收益均可延期納稅；羅斯IRA採取個人稅後收入繳費的方式，帳戶資金及投資收益均免稅；基奧計劃主要針對自僱人員，同樣採取帳戶資金稅延付的形式。第二、第三支柱同屬於私人退休金範疇，根據經合組織數據，2022年美國私人退休金總資產約23.3兆美元，在退休金總儲備中佔比約為61.6%，佔據了主導地位。
3）倒房模式透過「以房養老」的方式，為老年人提供額外的退休金來源。倒房模式即「以房養老」模式，房屋產權擁有者將房子抵押給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並獲得按月支付的收入，且繼續獲得居住權。在房主去世後，其房產出售，所得用於償還貸款本息。1961年倒房模式於緬因州面世；1984年，American Homestead簽署世紀計劃，政府成為倒按揭的擔保人，完善了倒按揭發展的基礎；1988年裡根簽署倒抵押貸款法案，宣布其在美國正式落地。其在美國主要分為三種類型：由聯邦政府進行保險的倒抵押貸款不需要收入證明，形式靈活；由美國聯邦全國抵押協會辦理的倒抵押貸款則要求借款人做好搬出住房及還貸的計劃，有固定的貸款期限；專有倒房貸款由私人公司辦理，根據客戶群不同其規則也不盡相同。倒房貸款上限2008年由36.3萬美元提至41.7萬美元，目前最高可達76.6萬美元。其以美國完善的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為基礎，並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緩解了政府的養老負擔，為金融機構提供了更豐富的收益方式。
2.3 改善社會服務供給體系，不斷建構醫療保障體系與為老服務體系
1）美國主要透過混合製的醫療保險制度對公民進行醫療保障，以私人商業保險為主體，同時也包括政府團體開設的社會醫療保險。美國的社會醫療保險由聯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主導，主要針對弱勢群體，是強制醫療保險計畫。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社會安全法》，醫療照顧保險與醫療補助保險被正式納入社會醫療保險體系。醫療照顧保險（Medicare）主要為6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醫療保障措施，可涵蓋大部分的門診以及住院醫療費用。醫療補助保險（Medicaid）主要為貧困者提供免費醫療保障計劃，同時也涵蓋老人的長期照護費用。1970-2022年美國聯邦醫療保險與醫療救助淨支出佔GDP比重由6.9%上升至17.3%。
社會醫療保險並不能完全涵蓋所有的醫療費用，私人醫療保險在美國的醫療保險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私人醫療保險由雇主提供，主要針對有正常工作的族群。非營利醫療保險由民間組織和醫生發起，享有政府的稅收優惠，包括藍十字計劃和藍盾計劃。藍十字計畫主要承保醫院費用，而藍盾計畫主要承保醫生和其他診治費用。美國的醫療保障體系既可保障特定低收入和貧困老年人最基本的醫療服務水平，也可滿足部分高收入和有特殊醫療需求的老年人群，層次豐富，覆蓋領域較廣。
2）政府與企業多層次合作，興建護理之家、養老社區，2018年美國老年地產及護理服務市場規模約2,700億美元。在老年人居住體系方面，政府層級興建了配備養老服務協調員的老年公寓，62歲以上的低收入老年人可申請入駐，租金較為低廉。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層面則建構了社會輔助居家養老社區（NORC）。其尊重老年人的居家養老選擇，以社區形式為老年人提供個人社工、醫療健康等服務，滿足老年人的各方面需求。私人層面則有房地產公司針對老年人開發養老地產，大致可分為兩種模式。在太陽城模式中，社區提供菜單式服務，老年人支付一次性會員費及月固定費與服務費，主要針對55歲及以上的可自理生活人群，以娛樂為主要功能；CCRC精細化管理服務則主要針對75歲以上老人，會兼顧娛樂功能與醫療健康服務的提供。根據美國老年人住房及護理投資中心(NIC)估計，2020年老年地產及護理服務的市場需求規模約4,750億美元。
3）推動智慧科技與醫療服務、旅遊服務結合，並建立專業化的健康養老人才隊伍。醫療層面，21世紀初開始美國陸續建立了老年人醫療服務車隊，降低老年人養老健康服務的成本。同時，美國利用物聯網技術將城市與專業的醫療機構對接，彌補急救醫療服務的不足。美國AT&T公司提供多種物聯網醫療服務，例如透過遠端監測設備監控出院患者狀態，幫助醫生及時介入；規模建立虛擬網絡並結合5G網絡，實現更快的患者資料傳輸速率等。出行層面，美國陸續出現了服務老人便利出行的公司。例如，GoGoGrandparent公司為老人提供電話便利叫車服務。人才方面，美國不斷推動專業化的健康養老護理團隊建設。1996年哈特福德基金會（JAHF）啟動了針對老年護理人才的長期投資計劃；2010年美國護理院校聯合會（AACN）與哈特福德基金會共同製定發布了《老年護理護士初級保健領域七大技能要求》與《成人老年臨床護理專家職業能力素質標準》，對老年護理護士技能做出了嚴格界定與要求。目前，美國已經形成了高校教育與專業護理師培養並舉的老年護理人才培養系統。
2.4 推動少數族裔、弱勢群體權益保障立法，建立福利制度，建構尊老愛幼扶弱的社會環境
1）推出相關法律並設置管理機構，對少數族裔、兒童、老人進行保護。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為緩和種族矛盾，美國政府在就業、入學等領域為少數族裔提供一定優惠，羅斯福總統頒發第8802號行政令禁止政府和國防工業中的歧視行為，建立了“公平僱傭委員會」；1960年代伴隨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等，約翰遜總統任期內通過了《民權法案》。針對兒童，1875年紐約兒童保護協會成立，成為第一個非政府兒童保護組織；1922年全美非政府兒童保護組織達到300個；由於大蕭條使得慈善捐款枯竭，由政府承擔保護責任越來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1974年美國通過《預防兒童虐待法》。在大多數州，人們發現虐待、忽視或遺棄兒童的情況後，均可透過24小時熱線舉報。對於侵害兒童的犯罪，量刑更是遠高於其他罪名。針對老年人，1935年美國通過了具有重要地位的《社會保障法》，之後陸續頒布了《老年人營養方案》、《老年人社區服務就業法》、《禁止歧視老年人就業法》等多部法律。特別是1965年頒布的《美國老年人法》規定聯邦政府要設立聯邦老年署，而各州要設立地方老齡局。
2）加強無障礙設施標準立法，保障殘障權益。1960年代，美國逐漸興起殘障人權運動， 1961年美國國家標準協會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築無障礙標準《便於肢體殘疾人進入及使用的建築和設施的美國標準說明》（ASA），為殘疾人平等享用公共建築、公共交通和其他服務的權利提供了法律保障；1968年通過的《建築無障礙條例》規定所有聯邦政府投資的項目必須實施無障礙設計；1990年《美國殘障人士保護法案》通過，規定15人以上僱工企業必須提供殘障輔助設施，公共交通與公共建築也必須建立無障礙設施；2004年美國建立了詳細的殘障人士建築標準，涵蓋了無障礙設施的設計細節以及評估標準。同時，美國的行政機關也需要在無障礙設施建設方面接受民眾的監督與訴訟，並被要求進行必要的改正行動。美國的無障礙設施建設機制，既包括了從上到下的法規標準制定，也包括了由下至上的法律督導機制，透過嚴格的執法培養了全民的意識。
3）建立福利制度，並著重教育扶貧，推動「反貧窮」策略，1980年以來中小學入學率始終維持在90%以上。就福利體係而言，美國有為低收入者提供援助的福利制度，包括住房援助計劃、兒童營養計劃、工作培訓計劃等14項項目。1986-2020年美國家庭福利支出規模佔GDP比重由0.43%上升至0.67%。就教育扶貧而言，美國分別於1965年與1995年推出《開端計畫》與《早期開端計畫》，為0-5歲兒童提供學習、營養等多方面保障。同時，接受公立教育的孩子，從學前班到高中都實行免學費政策，貧困學生可享有學雜費、書本費、餐費等費用的全方位免除。1965年頒布的《初等與中等教育法》，旨在為貧困學生提供高品質的平等受教育機會，規定所有接受聯邦基金資助的孩子都必須獲得較高的數學能力和閱讀能力，而不合格學校則必須為學生提供轉學機會以及更換教師等。同時，美國也透過完整的獎助學金和助學貸款制度，保障貧困大學生順利完成大學學業。1980年以來美國的小學和中學入學率始終維持在90%以上，大多數年份超過95%。
3 當前美國人口困境：老化，貧富分化，少數族裔弱勢與社會撕裂
3.1 老化壓力持續加大
1）美國1950年代開始進入高齡化社會，1950-2022年美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佔比從8.1%升至17.1%，人口老化壓力持續增加。根據聯合國1956年發布的《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以及1982年維也納世界老齡大會確定的老齡化與深度老齡化劃分標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超過7%”、“ 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超過10%”，美國在1942年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達7.1%。受生育率下降及壽命延長影響，1960-2023年美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由1646.9萬人升至5320.6萬人，佔比由9.1%增至17.6%，特別是在2010年以來增長迅猛，在2013年佔比超過14%，進入深度老化社會。2022年美國總和生育率降至1.66，處於近百年來最低水平，由於疫情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育齡婦女對生育的偏好降低。
升至38.9歲，中高年齡層人口佔比持續上升而青少年人口佔比明顯下降，未來老化問題將持續加劇。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人口中位數年齡整體呈現上升趨勢，1950-2022年從30.2歲升至38.9歲。分年齡層看，1960-2022年14歲及以下少年兒童人口佔比從30.7%降至17.7%，下降顯著；而45-64歲、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分別從20.6%、9.1%增至24.7%、17.1%，且目前仍在加速成長。年齡金字塔更能直觀反映出各年齡層所佔比重及未來年齡結構的發展趨勢。20世紀中葉美國人口年齡金字塔為擴張型，塔形上尖下寬，低年齡組人口佔比最大並向高年齡組縮減；20世紀末已演變為穩定型，54歲及以下各五歲年齡組佔比基本相等，55歲及以上各五歲年齡組佔比隨年齡增大逐漸減小，塔形較直；2020年以來，人口年齡金字塔已明顯向衰退型演變，即低年齡組人口占比較小、中高年齡組人口占比較大，塔形趨於上寬下窄，顯示未來美國人口老化問題將會進一步加劇。
3.2 貧富分化嚴重
1）美國貧富差距懸殊，收入與財富逐漸向富人集聚，最富裕10%的家庭財富份額長期維持在60%以上，帶來民粹主義、貿易保護、逆全球化等思潮。整體來看，美國的貧富分化是一個穩定的長期趨勢，是由美國的政治體系和美國政府所代表的資本利益所決定的。從所得分配來看，百年來美國所得差距先降後升。1913-1928年，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份額與底層50%收入人群收入份額差距從5.3%升至8.8%，收入差距持續增加。而羅斯福新政關於提高所得稅和遺產稅等均貧富措施，使收入差距逐漸縮小，1929-1977年，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份額與底層50%收入人群收入份額差距從8.3%降至-10.3 %。80年代後，雷根提出為富人減稅、削減社會福利、瓦解工會等措施使所得差距迅速攀升。2023年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份額與底層50%收入人群收入份額差距為27.9%。從財富分配來看，美國財富的不平等比收入的不平等更大。1980-2023年，美國最富裕的10%家庭的財富佔全美家庭財富比例從64.2%升至66.6%，而後50%家庭的財富佔比則從2.2%升至2.6%，始終保持極低的水平。
2）新冠疫情期間，低收入勞工大規模失業，加劇貧富分化與社會不公。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由於防治不力，美國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企業大批倒閉，店鋪、餐飲關門，從事服務業的低收入勞工大規模失業，而中上收入群體工作地點靈活，可以居家辦公，加之貨幣寬鬆環境推動資產價值上漲，使得持有大量資產的富人更富，加劇貧富分化。受疫情影響，2020年美國失業人數佔勞動比例直線上升，由2019年的3.7%大幅增加至10.2%。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疫情期間，美國有2050萬人在短期內失去工作，幾乎是2007年至2009年整個金融危機期間的2倍，創“大衰退”以來歷史最高水準。然而，美國富人階級卻在疫情期間財富迅速擴張。根據2022年彭博和聯準會數據，美國最富有的50人與最貧窮的1.65億人擁有的財富相等。
3.3 少數族裔弱勢與社會撕裂
美國少數族裔人口持續成長，但仍處於弱勢地位，種族矛盾突出，政治地位、教育、就業等方面差異加劇社會撕裂。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1920-201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佔比從69.1%降至58.9%，少數族裔佔比從11.5%上升至41.1%。2023年在少數族裔中，人口數最多的分別為拉美裔、非裔和亞裔，佔比分別為19.1%、13.6%、6.3%。
少數族裔人口總量及比重的成長源自於寬鬆的國際移民政策與較高的生育率。一方面，美國近年來接收的亞洲、中南美洲以及非洲的移民持續成長，且移民中青壯年占主導地位。2000-2023年美國接收的移民中49歲及以下人口占比始終高於60%；另一方面，少數族裔較高的生育率保證少數族裔新生人口長期處於較高水平，2022年拉美裔和非裔美國人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90、1.68高於1.66的美國平均。但美國種族歧視問題一直存在，少數族裔仍處於弱勢。美國的種族矛盾最早起源於歐洲移民對印地安土著的屠殺，15世紀的黑奴貿易也埋下了黑人受歧視的禍根。儘管南北戰爭實現了黑人的解放，但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黑人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方面，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2022年美國有資格選民中的白人佔61%，黑人和拉丁裔各佔13%、17%，亞裔佔6%；就業方面，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22年12月至2024年1月，美國整體失業率從3.5%增加到3.7%，而拉丁裔失業率從4.2%攀升至5.0%。(澤平宏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