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BBC中文發表長篇報導，聚焦英國收緊移民政策後，一批通過BNO簽證移英的港人陷入焦慮，部分人更直言“感覺被騙”“英國背棄了承諾”。報導中，不少受訪者將矛頭指向英國政府，認為當年推出“5+1”安排，如今卻提高語言與收入門檻，是對港人的不公對待。“英國背棄了承諾”“當初說好的5+1不算數”“感覺被騙了”。但這份“失望”，真的站得住腳嗎？一、先要說清楚：他們當年是為什麼走的不可否認，大多數通過BNO計畫移英的港人，並非單純為了教育、福利或生活體驗。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是在2019年修例風波之後，基於對香港前景的極度悲觀判斷，甚至是對國家、對制度的明確不信任，選擇離開。當年的敘事非常清楚：香港“已死”法治“崩壞”留下就是“沒有未來”不少人是在強烈政治情緒下作出決定，而不是冷靜評估移民風險。二、英國當初給的，是“政策窗口”，不是“終身保險”2021年，英國推出BNO簽證計畫，向香港人打開了一道門——可以工作、生活、讀書，居住滿五年申請永久居留，再一年可入籍。英國推出BNO簽證，本質上是一項政治背景下的移民政策，而不是慈善項目。它從來不是寫進憲法、不可更改的永久承諾，而是在特定國際形勢、特定執政背景下的政策選擇。這一點，對任何有基本政治常識的人來說，都不難理解。但問題在於，一些移英港人選擇性忽略了這一現實，把政策當成“道義保證”，把政治表態當成“終身契約”。當英國國內經濟壓力上升、社會對移民反彈、政黨輪替之後，政策調整，幾乎是必然發生的事情。三、移民成本，本來就不該由“承諾”兜底但最難以認同的，是移英港人的這種心態—— “我已經來了，你就不能改規則。”現實是：沒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會為了外來移民，凍結自己的政策調整空間。內地人移民美國、加拿大、澳洲，留學生、技術移民、投資移民，那一個不是面對隨時變化的門檻？為什麼輪到BNO港人，就變成了“背叛”？四、當年高喊“離開即自由”，如今卻要求“特殊照顧”還有一個無法迴避的矛盾：當年，一些移英港人極力與香港、與中國切割，強調“價值不同”“道路不同”，甚至公開貶低仍選擇留下的人。而現在，在英國政策收緊時，卻要求被當成“特殊群體”“道德責任對象”。這本身就構成一種諷刺。你既然強調自己是“主動選擇離開”，那就也應承擔“選擇之後的全部風險”。從內地或留港人的角度看，BNO港人的現狀，更像是政治判斷失誤後的現實回饋。他們賭的是：英國長期歡迎政策不會改變自己會被“照顧到底”而現實告訴他們：移民世界裡，從來沒有穩賺不賠。結語：世界沒有義務，為你的選擇兜底今天的困境，未必是英國“反悔”，而是一些人高估了政治口號，低估了國家利益。對仍然留在香港、或身處內地的人來說，這件事反而提醒了一點：把人生押在別國政策和政治情緒上，本身就是一種高風險行為。世界在變，政策在變，唯一不該變的，是對自己選擇後果的清醒認知。 (點知香港)

移民執法人員槍殺兩名美國公民事件持續發酵，川普最新表態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人員上月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接連槍殺兩名美國公民蕾恩·古德和亞歷克斯·普雷蒂。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導，在上述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川普當地時間2月4日在接受該媒體採訪時表示，他認為其政府在移民執法行動中可以採取“更溫和的方式”。NBC稱，這番言論反映出，在全美對槍擊事件的憤怒情緒不斷髮酵的背景下，川普正持續調整措辭。川普4日接受NBC採訪。圖為採訪視訊截圖“我意識到，也許我們可以採取更溫和的方式，但仍然必須保持強硬。”川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受NBC採訪時表示，“我們面對的是非常凶惡的罪犯。不過你看，我已經聯絡過相關人士了，我聯絡了州長，聯絡了市長，和他們談過了，交流得很順利。可接著我又看到他們在外面大肆抨擊，簡直就像根本沒聯絡過似的。”NBC提到，美國政府邊境事務主管湯姆·霍曼4日早些時候宣佈，將立即從明尼蘇達州撤離700名聯邦執法人員。川普確認這一決定出自他本人。據瞭解，在美國聯邦執法人員先後開槍打死古德和普雷蒂後，當地緊張局勢升級，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衝突加劇。川普1月26日宣佈派霍曼前往明尼蘇達州接管當地聯邦執法行動。霍曼日前表示，計畫減少在明尼蘇達州的聯邦執法人員數量，前提是該州和地方政府官員必須“配合”。 (環球網)

重新呼籲廢除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是對一種難以容忍現實作出的可以理解的反應。在川普第二屆政府治下，ICE按其制度設計就被塑造成危險、既不受約束也缺乏問責的機構：它設定驅逐配額，用去人化的方式貶抑移民，並在司法程序之外宣示探員享有“絕對豁免權”。對明尼阿波利斯的突襲行動已經表明，當這套有毒的激勵機制被放任在一個社區裡釋放時，會發生什麼。ICE的運作更像一支入侵軍隊，而不是一支維護公共安全的力量。但更深層的腐朽在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內部。這個龐然大物統轄著ICE、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以及林林總總的其他聯邦機構，從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到特勤局。自2002年設立以來，組織結構缺陷與職能蔓延相互疊加，使DHS逐步演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套失控的國內安全機器，它把自己本應保護的人視為威脅，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們上一次真正就“美國政府應當如何組織，既保護美國人，也保護‘何為美國人’這一意義本身”展開過嚴肅辯論，差不多已經是二十五年前了。2001年9月11日襲擊之後，政客們圍繞如何在安全與自由之間求取平衡唇槍舌劍，彷彿兩者分坐天平兩端。可我們對安全的痴迷，在那些決意不讓自己顯得“軟弱”的政客，以及一系列強化總統權力的最高法院判決助推之下，已經把這種平衡徹底抹去。正如在其他國家發生過的那樣，對安全的追逐為權力的整合與集中鋪平了道路。如今，明尼蘇達州既沒有安全，也沒有自由。要把這套結構拆解並撥回原位，需要時間，而且在川普政府任內大機率難以實現。但開始這場辯論的時機就在現在。只要回望不算遙遠的過去，就能找到一個可行答案：終止在國土安全部（ DHS）體系內實施移民執法，把相關職能交還司法部，使其重新嵌入法治的軌道。這不僅僅是廢除當前形態的ICE。若要在這個國家實現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造DHS，並停止把美國的公共生活不斷上升為安全問題來治理的做法。2001年2月，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在一份備忘錄裡打趣說：“‘homeland’這個詞很怪。‘homeland defense’聽起來更像德國式的說法，而不像美國式的說法。”緊接著，9·11發生了。事發後的第一時間，陰謀的每個環節都被逐一細查：為什麼關於基地組織威脅的情報沒能在各情報機構之間共享？恐怖分子是怎樣拿到簽證的？他們又如何帶著刀具和美工刀登機？華盛頓壓倒性的本能反應，是必須做點什麼，以免我們再次在毫無準備時被打個措手不及。僅僅一年出頭，國會就以立法形式確立了自二戰後國家安全體製成形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聯邦政府重組。對防範襲擊負有最大責任的機構，聯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勢力強到足以躲過這場改革。相反，立法者把一堆機構以縮寫拼裝成一鍋“字母湯”，這套拼裝體後來被命名為國土安全部。他們把移民歸化局與邊境巡邏隊從司法部劃走，納入新設國土安全部的統轄之下。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簽署該法案時，把國土安全部描繪成反恐事業的一部分。他說，有了這個新的內閣部門，美國將更有能力應對未來的任何襲擊，降低我們遭受攻擊的脆弱性，並且最重要的是，防止恐怖分子奪走無辜美國人的生命。他對移民執法隻字未提。從一開始，這就是一樁彆扭的聯姻。國土安全部（DHS）旗下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唯一的共同紐帶，是它們在理論上都可能在預防或應對恐怖主義上派上用場：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的官員可以驅逐一名潛在恐怖分子；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的人員可以處理襲擊後的應急處置；特勤局則可以把總統迅速護送到安全地點。到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襲擊新奧爾良時，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這個被打造為“巨型反恐臂膀”的政府部門，終究會被別的議題所塑形。此後，國土安全部一直在為自己的存在尋找理由，並隨著每一任總統的偏好和當下最突出的政治挑戰而不斷遷移重心：從反恐到颶風救災，從網路安全到禁毒，再到邊境安全與移民執法。這個部門唯一不變的，是它從反恐戰爭繼承下來的制度基因。任何在登機前被要求脫鞋的美國人，都能本能地理解這一點，即便他們並不知道，機場安檢曾一度歸交通部（DOT）體系管轄。 這些不便的源頭，竟是2001年一名男子試圖在飛機上點燃鞋中炸彈卻未得逞的行動。 然而，建立國土安全部意味著，我們選擇把所有人員與貨物流動都先當作潛在威脅來審視。又因為把如此多政府職能納入其統轄之下，我們等於按制度設計把這些職能編入一場戰爭的邏輯之中。起初，這場戰爭最醒目、也最迫切的部分發生在海外，例如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些行動很快就變形為曠日持久的反叛亂行動，其中包括大規模監控、情報融合中心、軍事巡邏，以及針對威脅展開的定點行動，不論那些威脅是真實存在，還是僅僅被認定為存在。這種心態也在國內紮下根。國土安全部（DHS）幫助鋪設國內安全國家的底層管線，建立起自己的融合中心體系，並不斷擴張任務邊界。2012年一份參議院調查報告指出，這些中心幾乎拿不出多少對聯邦反恐真正有用的情報產出，卻在過程中增加了對公民自由等方面的風險。 與五角大樓一道，國土安全部也推動把反恐戰爭所積累的大量軍用裝備余量下沉到地方警務系統與聯邦機構，包括裝甲車輛、無人機、防彈裝備，以及曾在海外反叛亂行動中使用的突擊性武器。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成了這種職能蔓延最醒目的標本。它從司法部被剝離之後，便與移民歸化局中負責裁決與入籍的職能脫鉤。結果是一支安全力量失去了檢察規範、司法監督與權利保障文化的牽引。國會未能通過移民改革之後，反而把資源一股腦地砸向執法。在歐巴馬時期，我們曾把這理解為一筆預付款，彷彿它終將換來一部立法，為無證移民鋪出通往公民身份的路徑。我們錯了。隨著國土安全部擴建情報與監控能力，ICE也越來越依賴更精密、更複雜的資料，以支撐更高頻的行動節奏。在這些行動中，它動用了不斷膨脹的軍用硬體庫存。隨著探員招募激增，ICE幾乎必然地轉向後9·11戰爭的退伍軍人，從中補齊並擴充其隊伍。明尼阿波利斯之所以更像一場反叛亂戰役，而不像一次常規執法行動，是因為它本來就是這種東西：從戰術到裝備，再到所依憑的法律授權，都是從“反恐戰爭”那套體系裡延伸出來的。下令發動我們如今所見這場鎮壓的人或許是川普，但它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國土安全部那套“國土防禦”的制度架構早已搭好，而這套架構如今正以拉姆斯菲爾德當年所擔憂的方式，讓人越來越覺得它更像“德國式”的國家機器。民主黨人已經提出了一批關於ICE應當如何運作的可行改革：不得蒙面；不得在學校、教堂與醫院開展行動；加強對招募人員的背景審查，並進行“降級處置”訓練，也就是在衝突升級前把局勢壓下來；把重點放在已被定罪者身上，正如川普曾經承諾的那樣；禁止在沒有司法令狀的情況下實施逮捕，這不過是把ICE本就應當遵守的法律再強調一遍。但這些改革之所以顯得必要，本身就說明問題不止在操作層面，而在結構更深處。把ICE與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的相關職能交還司法部，我們才能把移民執法與歸化程序重新嵌回一個既負責執法、也必須守法的政府部門之中。這樣做會終結“現在這個樣子”的ICE，但並不等於否認移民執法本身的必要性。當然，在川普政府任內，這樣的變化幾乎難以想像。更麻煩的是，眼下這個版本的司法部也未必適合承擔這一任務。在川普治下，司法部更像總統特權的延伸，既服務政策意志，也服務個人意志。 但美國人正在尋找替代方案，而當下的現實並不必然要變成永久狀態。把改革方案擺到檯面上，就是拒絕強人政治刻意製造的那種“只能如此、別無選擇”的宿命感，同時也為民主黨提供可操作的重建藍圖，以便一旦窗口出現，就能據此動手修複製度。把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以及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的相關職能劃回司法部（DOJ），並不算激進；這只是把我們的移民體系拉回長期以來更符合憲制的治理方式。移民法將在一種更習慣於司法監督、檢察規範以及公民與人權保障的制度文化中得到執行。與此同時，這也會把這些職能安置到那個本就負責移民法庭體系的部門之中，由那套體系中的移民法官決定某位移民是否應當被移出美國。是的，司法部同樣可能被政治化，但它至少內建了通向透明與問責的制度通道，而國土安全部（DHS）顯然缺少這些機制。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可以留在一個規模更小的國土安全部之內，但它應當聚焦於邊境本身的安全，而不是把觸角伸到邊境線以內，去做那種面向社區的執法行動。國土安全部不應承擔國內治安執法、強制執行、拘押或情報蒐集等職能。讓司法部來做這些事。這一切都不是在淡化真實威脅：從恐怖主義到駭客攻擊，從芬太尼到大流行病。但從包括9·11在內的一次次失敗中得到的教訓，本應是政府需要更有效的協同。相反，我們經歷的卻是政府內部權力的層層集中。國土安全部應當把重心放在與其他部門協作，守住邊境、網路空間、關鍵基礎設施與交通運輸，而不是把自己當作一場戰爭的一部分，更不該像ICE那樣在體制內部築起一塊塊封地。走到第二十五個年頭，“反恐戰爭”已經變成了一場針對我們自身的戰爭。這場無盡之戰必須結束。軍用裝備這套邏輯，夠了。大規模監控，夠了。用對一個不斷變換的“他者”的持續恐懼來支配公共生活，也夠了。民主黨人不該害怕為這種結構性調整辯護，也不該害怕為國土安全部以及那套迫切需要全面改革的移民體系提出更多重構方案。是的，美國人希望邊境安全。但我們大多數人同樣厭倦戰爭，警惕一個侵入性強、日益軍事化的政府，也願意歡迎移民，並守住我們最核心的自由。川普政府理應成為那個為9·11後時代畫上句號的階段。本·羅茲（Ben Rhodes，Benjamin J. Rhodes）是美國外交與國家安全評論作者，曾在歐巴馬政府擔任總統助理、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負責戰略溝通與撰稿），統籌國家安全傳播、總統演講與公共外交（2009至2017）。入白宮前，他在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ilson Center）為李·漢密爾頓（Lee Hamilton）任特別助理，參與撰寫《伊拉克研究小組報告》與“9·11”委員會建議，併合著《Without Precedent》。任內他主導美古秘密談判促成復交，並推動爭取伊朗核協議支援。離任後著有《The World as It Is》《After the Fall》，與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共同創辦並領導“國家安全行動”（National Security Action），並獲任命進入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理事會。 (一半杯)

在美國紐約接連傳出移民在報到時遭拘捕的消息後，不少正等待上庭的華裔移民開始重新評估自身處境，過去多年努力等待結果的信心，如今在不確定性的籠罩下開始動搖。紐約市多名華人坦言，他們已開始考慮放棄庇護程序，甚至希望能提前回中國，避免長期陷於未知與風險之中。在美國紐約接連傳出移民在報到時遭拘捕的消息後，不少正等待上庭的華裔移民開始考慮放棄庇護提前回中國。圖為美國紐約唐人街。 資料圖片早前一名在法拉盛理髮店工作的劉姓男子，在按時向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報到時遭拘捕，引起社區震動。同時，居民也陸續聽聞手機店、維修店、按摩業等行業的移民在報到時遇到類似情況，使社區討論日益集中在「是否仍應繼續按時報到」的問題上。在法拉盛中心區域，多間小商家都表示，近來店內員工心情明顯更緊繃，不少人開始提前詢問律師，或請假觀望狀況。一名手機維修店老闆說，「以前大家就是等上庭，心裏覺得有個方向。現在員工都在問我，他們是否該改變計劃。」反思「繼續等待是否還值得」不確定性帶來的壓力，最直接落在庇護申請者身上，多名受訪者表示，他們過去花多年時間排隊、按時報到、準備聽證，但近期情勢讓他們開始懷疑「繼續等待是否還值得」。有店主透露，他的朋友已詢問律師，是否能辦理提前回中國的程序，「要不然可能被送到其他國家。」在社區持續蔓延的焦慮情緒下，聯邦眾議員孟昭文近日就劉姓男子案件發表回應。她表示，許多遭拘留的人並非暴力罪犯或危險人士，而是在社區努力工作、融入當地、依循程序生活的家庭成員，「拘留與遣返這些人，並不能提升公共安全」。她特別強調，劉姓男子是父親與丈夫，無犯罪紀錄，一直為皇后區和城市付出。美國國內不確定性日益加劇之際，愈來愈多美國人積極申請第二本護照，將雙重國籍視為分散地緣政治風險、降低生活成本的備選方案。圖為美國警方在洛杉磯市中心，拘捕一名試圖堵塞聯邦大樓車庫入口的示威者。  資料圖片旅美3年如活死人 華人決定回鄉一名在美華人近期在社媒上發文，表示將啟動回國倒數，坦言這不是衝動決定，而是過去一年生活與工作連番變動後的深思結果。他自述在美國工作3年，面臨社交圈狹窄、公司組織頻繁調整、H-1B身份不穩定等壓力，心理長期低迷，「像活死人一般沒有社交」，近半年更出現生理時鐘紊亂、凌晨三四點入睡、白天對任何事物失去期待、連吃飯都提不起興致的狀態，因此希望透過回中國重新融入熟悉環境、返鄉回到朋友與家人身邊，找回原本的自己。過想要生活 認清追求目標網民「伽利略略略略」回顧當初留美動機，可能源於拿到工作回聘、薪資亮眼的吸引，但實際並未過上想要的生活。他與父母多次討論後，父親提醒他思考5年、10年後想要的樣子。他最終認清自己追求的是與伴侶自由快樂生活、親友可隨時相聚的日常幸福。對於外界所說「回來肯定不適應」等聲音，他回應稱只是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認為人生有無數次試錯，會先回國一趟，再作下一步打算。該篇帖文引發大量共鳴與辯論。有網民認為關鍵在個人能力與心態，提醒「換地方是工作不是人生重開」，回國未必能解決低活躍狀態。另一派分享親身經歷為回國背書，包含朋友更多、美食與生活便利提升等。有長居海外者直言疫情後在美不快樂，回國後雖收入略降，但生活品質倍增，也有人認為若綠卡遙遙無期，回國是現實選項。非法移民紛變賣家產匯款回國於擔心隨時可能被遣返，美國很多非法移民正紛紛向原籍國匯款。數據顯示，美國往國外匯款激增，數十億美元正流入拉丁美洲一些最脆弱的經濟體。一些人甚至變賣家產、取出銀行所有積蓄，匯款給家人。據《新聞周刊》報導，隨着愈發嚴格的移民政策，僅數月時間，美國已驅逐約200萬名非法移民。在一家餐廳工作的非法移民凱文一直增加匯款金額，因永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去年美向拉美匯款料達1.25兆據金融科技公司PYMNTS的數據顯示，去年美國匯往拉丁美洲的匯款預計達1,610億美元，較2024年增長8%，以洪都拉斯的匯款額增幅最大，僅2025年頭8個月便已增加25%。對南美很多國家來說，海外匯款就是家庭收入的最大來源。聯邦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的執法行動，遍及農場、餐廳、教堂、學校甚至醫院。突襲頻率增加，讓大量非法移民前所未有地恐慌，擔心隨時可能會被驅逐。在這大環境下，很多人加快對外轉移資金，確保家人能在自己失去收入來源前獲得保障。美洲對話組織移民、匯款和發展項目主任奧羅斯科表示，「一旦被驅逐出境，回到家鄉，他們就無法繼續匯款。」他指出，從美國匯出的單筆平均金額，已從300美元升至400美元，但這情況不太可能在2026年持續，因移民匯出的平均金額若再增加，很可能超過他們的收入。還有非法移民選擇一次性大額匯款，以規避日益增加的匯款成本與稅費。 (香港文匯報)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近期的暴力“執法行動”在全美多個城市激起連續抗議示威活動。綜合美國《國會山報》等多家媒體報導，當地時間1月29日，美國歌手Lady Gaga在東京巨蛋體育館舉行的巡迴演唱會上突然暫停表演，就ICE在美國國內的執法行動發表講話，她譴責ICE人員對明尼阿波利斯市“無情且有針對性”的佔領行動，該行動因古德和普雷蒂兩名美國公民被槍殺而引發全球關注。報導稱，Lady Gaga在現場對觀眾說：“我想花點時間談談對我來說極其重要的事，這對全世界、尤其是當下的美國人來說都非常重要。”她接著說：“再過幾天我就要回家了，但想到全美各地的民眾、兒童和家庭正被ICE無情攻擊，我的心就隱隱作痛。我想到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想到他們的生活正在我們眼前被摧毀。”Lady Gaga說，她特別關注明尼蘇達州的情況，以及“所有身處家鄉、生活在恐懼之中、苦苦尋找答案、不知該如何是好的人們”。在演唱《Come to Mama》前，她將這首歌獻給“所有正在遭受痛苦、感到孤獨無助的人，所有失去摯愛、艱難度日、望不到盡頭的人”。當地時間1月29日，美國歌手Lady Gaga在東京巨蛋體育館舉行的巡迴演唱會上就ICE在美國國內的執法行動發表講話。圖源：美媒視訊截圖美媒稱，Lady Gaga在結束日本站的巡演後將返回美國，並計畫出席2月1日的格萊美頒獎典禮。報導稱，她是繼歌手比莉·艾利什、凱蒂·佩裡等之後，又一位公開譴責ICE移民執法行動的美國歌手。古德和普雷蒂兩名美國公民分別在1月7日和1月24日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聯邦移民執法人員槍擊身亡，兩起事件在當地以及全美多個城市激起了連續抗議示威活動。1月30日，美國明尼蘇達州、馬薩諸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等多地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抗議暴力“移民執法”。 (紅星新聞)

據央視新聞消息，當地時間1月30日，美國多地舉行示威遊行活動，抗議川普政府暴力移民執法。活動組織者說，包括紐約和洛杉磯在內的至少300座城市舉行了抗議活動。△1月30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處抗議活動現場據瞭解，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爆發一連串抗議示威活動。數千人聚集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進行示威，他們高呼“誰的街道？我們的街道”“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立刻離開”等口號，要求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等聯邦機構人員撤離。此前，美國反對川普政府暴力移民執法的抗議組織發佈聲明，呼籲民眾參加30日舉行的“全國停擺”活動，用“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方式抗議川普政府暴力移民執法以及聯邦執法人員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射殺兩名美國公民古德和普雷蒂。一些音樂人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舉行義演，支援古德和普雷蒂的家庭。美國歌手布魯斯·斯普林斯廷演唱了他的新歌《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道》，引爆全場。這首歌曲把明尼阿波利斯描繪為“一座燃燒的城市，在火與冰之間掙扎”，迅速激起美國輿論強烈迴響。在美國第一大城市紐約，約7000人在市政廳附近的露天廣場聚集，隨後在街道上行進示威。△1月30日，美國洛杉磯一處抗議活動現場在美國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磯，市政廳前聚集的示威者逐漸增加至數千人。示威者蕾切爾·埃爾德帶著兒子參加抗議活動，她說自己被聯邦執法機構的“殺戮”所震驚。另外一名抗議者格雷格·丹納表示：“我來參加示威，是因為感覺自己已經不再認識這個國家。”一些示威者在洛杉磯市中心的聯邦拘留中心大樓外與警察發生衝突。洛杉磯警察局發佈全市性的戰術警報，命令所有警員在崗待命。據悉，美國多地大量商業機構參加罷市活動，或以募捐等形式表達對反暴力移民執法的支援。不少地方的學生參加罷課示威，僅在洛杉磯縣長灘市就有約3000名初高中生參加走出校園的抗議活動。在科羅拉多、亞利桑那等州，一些學校預計會有大量學生缺課，此前已宣佈取消30日的課程。 (長江雲新聞)

“古德之死”僅僅過去半個月，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再次發生了一起由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人員引發的槍擊事件。1月24日，明尼阿波利斯市退伍軍人醫院重症監護室的一名護士，37歲的白人男子亞歷克斯·普雷蒂，在ICE執法過程中不幸身亡。事件發生後，多位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表示，將投票反對包含向國土安全部撥款的政府撥款法案，這使聯邦政府在一月底因資金耗盡而再次部分“停擺”的可能性大幅上升。要知道，此次由兩黨在移民執法問題上引發的爭端，距上一次聯邦政府停擺僅過去兩個多月。與此同時，美國前總統拜登、克林頓和歐巴馬近日接連發聲，譴責川普政府下屬的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在明尼蘇達州的執法行動中，接連槍殺兩名美國公民。為何類似事件屢屢發生在明尼阿波利斯？ICE為何頻繁出現暴力執法行為？民眾的抗議與民主黨的反對，將在多大程度上限制ICE的行動？這一系列事件又將對川普的中期選舉產生那些潛在影響？針對以上問題，觀察者網連線了美國前國土安全部探員尤安進行分析，其在對話中分享了他的一線觀察與見解。本文僅代表對話者個人觀點。【對話/觀察者網 摩根，整理/觀察者網 鄭樂歡】觀察者網：關於近期明尼阿波利斯市涉及ICE的兩起致命槍擊事件，美國國土安全部是否已啟動正式調查？目前調查有何進展或關鍵發現？尤安：目前實際上有三項調查正在進行。第一項是在聯邦層面，由HSI，即國土安全調查局主導——這實質上算是國土安全部自己調查自己。他們主要與FBI（聯邦調查局）合作，但主導權在國土安全部。因此，很難期望聯邦層面的調查會對自己過於嚴厲。在地方層面，明尼蘇達州刑事逮捕局正在起訴聯邦政府，要求獲取案件相關證據。因為案件最初由DHS（美國國土安全部）和FBI（美國聯邦調查局）處理，而地方警局希望獲得這些證據。目前，他們手中沒有證據，也未能處理犯罪現場。事實上，他們幾乎無從下手——犯罪現場最初是由DHS和FBI處理的。在他們撤離後，抗議者便馬上湧入，這導致地方警察始終未能真正進入現場，也未獲得任何現場證據。因此，我對地方層面的調查也不抱太大期望。普雷蒂被7名執法人員包圍，一名身穿灰色外套的執法人員空著手走近普雷蒂並試圖抓住他，而其他執法人員則試圖按住他並讓他跪在地上。與此同時，另一名執法人員用辣椒噴霧罐反覆擊打普雷蒂。第三項是內部調查。國土安全部內部設有專業責任辦公室（OPR）。他們將調查自己的探員，可能作出解僱、停職或觀察處分等決定。我認為，這一層面最有可能出現實際處理結果。以最近的普雷蒂事件為例，如果涉事開槍的探員被解僱，我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他在那種情況下開槍，坦白說有些草率。因此，我不確定他是否會面臨聯邦刑事指控，也不認為州級指控能推進下去，但他可能會被革職。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測。我想說的是，這次事件暴露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管轄權的衝突。因為總體來看，存在三個管轄層面：內部、州與地方、聯邦。這種管轄權之爭，我認為正反映了明尼阿波利斯當前局勢的根本癥結。1月25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人們為亞歷克斯·普雷蒂舉行燭光悼念活動。新華社觀察者網：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開槍警員在州地方層面被起訴的可能性為零？只能依靠聯邦層面？尤安：對地方警方來說，起訴將非常困難，因為他們沒有證據，也未曾調查犯罪現場。觀察者網：不能通過視訊證據嗎？尤安：關於槍擊過程的錄影，我不確定這能否直接構成犯罪證據。但地方警方要以此定罪可能很難，檢方是否起訴也尚未可知。實際上，地方執法部門對移民態度較為緩和，而聯邦政府在執行移民法方面則非常強硬。這種管轄權衝突，也反映出這兩級機構所持立場的顯著差異。觀察者網：根據目前已知資訊或你所瞭解的情況，你認為在這兩起事件中，ICE執法人員是否遵循了聯邦“使用武力”的準則？是否有證據表明他們存在過度執法？尤安：在蕾恩·妮科爾·古德的案件中，我認為執法人員的處境相對有利。因為當時她被要求下車時，卻試圖駕車逃離現場。在逃離過程中，我不認為芮尼·古德要故意衝撞警官，但她的車確實撞到了一名警察。因此，這起案件要給執法人員定罪會非常困難。而在亞歷克斯・普雷蒂的槍擊案中，從法律上講，ICE需要證明自己合理地感到生命受到威脅，並且知道對方有槍。亞歷克斯·普雷蒂根據現場視訊的情況來看，當時一名警員已經奪走了普雷蒂的槍。而一旦槍被奪走，實際的危險其實也就不存在了。當然，他們仍然可以堅持自己感受到了生命威脅，儘管這種“感覺”可以輕易被證明是錯誤的。我認為這個案件的焦點將在於：他們的恐懼或感受到的生命威脅是否合理？相比古德的案子，這個案子更為複雜，但起訴也會更容易。我覺得共和黨在這件事上的輿論表述很糟糕。共和黨一直是持槍權的捍衛者，他們維護人們合法持有槍支的權利。當他們看到有人在抗議活動中持槍，卻說“他不該帶槍”，這與他們一貫的宣傳自相矛盾。因為他們自己也說過，在抗議活動中可以攜帶槍支。現在他們卻要因為別人做了他們認為可以的事而批評對方，這種輿論表述效果不好，行不通。所以我認為，對起訴方而言，第二起案件比第一起有利得多。觀察者網：我記得之前有過一個比較，應該是凱爾·裡滕豪斯案。在那起案件中，共和黨人公開表示他完全有權自衛，是抗議者攻擊他有錯在先。而在這兩起案件，至少最近這起中，當事人持槍的事實卻成了警官感受到威脅的理由。你對此怎麼看？尤安：我看到過有人做這種比較。但我認為這種對比不太站得住腳，因為兩者情況很不同。凱爾·裡滕豪斯當時並未被懷疑要攻擊警官，他是先受到其他武裝抗議者的攻擊。我不太理解共和黨在這兩件事上的輿論表述。我看到的矛盾是，在一個案子裡他們全力支援持槍自衛，在另一個案子裡卻強烈反對抗議者持槍。但就槍擊事件本身而言，我認為並不相似。觀察者網：從2020年的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到如今的ICE槍擊案，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又是明尼阿波利斯？這是巧合嗎？還是說背後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尤安：不，這當然不是巧合。同一座城市發生了三起影響重大的暴力執法事件，還都是川普任期，這完全不是巧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管轄權矛盾的問題一樣，在明尼蘇達州，各機構之間的協作不暢不是偶然的，而是刻意為之的。目前，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多數ICE探員不僅要擔任移民執法任務，而且還要做安保工作。這是因為在大多數地方，本地警察會承擔安保工作，而明尼阿波利斯當地警方拒絕這麼做。地方政府已指示當地警察部門不得協助ICE。ICE在全美50個州都有活動，在大部分州並沒有出現類似問題，沒有槍擊事件，也沒有重大沖突。但確實在少數地區發生了，明尼阿波利斯就是其中之一。這些地區通常也是地方政府制定了政策，有時甚至將之編入法律，禁止當地警方和地方當局與移民執法部門合作或共享資訊。實際上，就在槍擊事件發生前，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宣佈放棄連任，退出競選活動，因為一些政府的舞弊醜聞，而且輿論焦點將其與移民社區聯絡起來。我認為蒂姆·沃爾茲從中（ICE槍擊事件）受益了，因為他成功轉移了焦點，使人們不再緊盯舞弊醜聞，而是ICE的暴力執法行為——這對民主黨人是有利的。觀察者網：接二連三的事件是否會推動國土安全部重新思考ICE的培訓方式或現場決策機制？是否有討論引入更強大的獨立監督機制來追究這些執法人員的責任？尤安：今年肯定不會。未來或許會有一些改革，我認為也有改革的空間，改革終會到來，但不會立即實現。我認為聯邦政府釋放的訊號會是：如果地方執法部門與我們合作，我們就不會整天被大批抗議者尾隨和干擾調查。他們堅稱，存在一個非常激進的反ICE活動團體，專門騷擾ICE執法人員。同時，ICE的工作性質涉及應對國際有組織犯罪，因此該部門希望在保持問責制與維持一定程度的匿名執法之間找到平衡。我認為，折中方案可能是要求官員佩戴警徽編號——即使不摘下面部遮蓋物，也需要有可見的警徽或身份編號。此外，佩戴執法記錄儀，如隨身攝影機，可能是雙方都能接受的一個妥協方案。觀察者網：目前，國土安全部計畫採取那些具體措施來修復與其他部門的關係，並贏回公眾的信任呢？尤安：贏回公眾信任？我認為這非常困難。觀察者網：至少得保住MAGA的那一半支持者吧。尤安：光有49%不夠，你需要有51%，所以還得下些功夫。我認為DHS正嘗試在“庇護城市”的概念上做文章（指美國一些反對驅趕非法移民的市政管轄區，此類管轄區的特點是不太會與聯邦政府一同採取措施執行移民法，即不太會驅趕非法移民）。1月21日，人們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惠普爾聯邦大樓外抗議。新華社他們希望得到地方合作，他們知道地方警察與社區已有現成關係，移民執法部門可以加以利用。如果你聽目前川普政府的說法，他們釋放的訊號是：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因為如果得到合作，我們本可以順利開展調查和執行逮捕。例如，在大多數州，如果一名非法移民因酒駕、非法侵入等輕微犯罪被拘留，他們通常會被關押在監獄，直到移民當局前來接管。這種抓捕方式不張揚，也很容易，因為他們已經在押了。但在明尼阿波利斯和明尼蘇達州，你得不到任何這方面的合作。地方警察在很多情況下不會拘留已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即使他們因其他罪行被捕，地方警察也不會與聯邦執法部門共享已知住址等資訊。因此，ICE某種程度上被迫進行公開逮捕，因為他們不知道目標人物的住址，無法在監獄或法院順利實施拘捕。所以，川普政府傳遞的資訊將是：通過向地方政府施壓要求其配合，我們可以改善關係。因此，我認為“庇護城市”的概念確實岌岌可危。觀察者網：能否談談你對於“庇護城市”的看法？尤安：我很多朋友都是移民，我的家人其實也算是移民，我妻子本人也是移民來美國的。對於“庇護城市”，我會從經濟角度看待這個問題。舉個例子，當大規模移民發生時，對社區的影響是什麼？有些社會影響可能難以衡量，但經濟影響是容易衡量和分析的。最直白的一點，它會壓低某些行業的工資。如果你是僱主，我在招聘時可以用很低的成本雇到人，這對僱主有利；但如果我是求職者，我想在某個行業找一份工作，這（移民湧入）就傷害了我的利益，因為該行業的勞動力需求減少了。同樣，當你想買房時，如果你的國家有上千萬非法移民存在，這會推高住房需求。需求增加，成本就上升。因此，在那些擁有大量移民——無論是非法還是合法——的地方，對收入和住房確實有影響。我認為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或者說我是這樣看待它的。觀察者網：確實如此。這段時間以來，我們看到明尼蘇達州的一些領導人對聯邦政府或ICE的批評甚厲，包括幾位美國前總統都下場發聲了。你認為國土安全部將如何處理聯邦權力與地方規則之間的這種拉鋸戰？尤安：明尼蘇達州過去確實面臨一些問題，我認為他們正在克服。兩黨目前都在試圖鞏固各自的基本盤。中期選舉即將到來，雖然不如大選重要，但選舉在即。我認為今年雙方都很有動力，因為這將決定川普是否能繼續有效施政。如果他失去參議院甚至國會，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了，這將嚴重掣肘共和黨的任何努力。雙方都想向自己的選民展示戰鬥姿態。同時，我認為兩黨目前都存在對暴力的某種“期待”——這在美國歷史上也比較少見。雙方似乎都希望看到暴力來自對方。他們希望己方遭受暴力，以便借此激勵自己的陣營，告訴選民“看我們在對抗誰，這些是壞人”。但尷尬的是，到目前為止，ICE只打死過美國人；而反對ICE的人只導致了移民死亡——比如此前在達拉斯，一名試圖槍擊ICE執法人員的男子，打死了ICE官員車外的兩名移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又有點諷刺的局面。我想各方都對正在發生的事感到相當難堪。目前有呼聲要求川普援引《平叛法》（指應對嚴重內亂的聯邦法律），但在明尼蘇達州，抗議者迄今為止表現出了克制，沒有發生嚴重的暴力，所以我認為動用該法不太可能。因此，雙方似乎都在希望對方先出錯。而在我看來，ICE可能已經反應過度了。觀察者網：我們看到了兩黨對ICE的不同反應。一些人呼籲進行重大改革，包括削減ICE的預算。你認為這種政治壓力真的會在國會動搖ICE的資金嗎？尤安：ICE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機構，成立於2003年，時間並不長。在美國早期，移民執法是由各州自己處理的。像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等與墨西哥接壤的州都有自己的規則。大約在1890年，聯邦政府最終介入，接過了移民管理的責任。最初，移民執法由財政部負責，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但這是因為當時聯邦政府將移民主要視為經濟問題。正如我先前所說，大規模移民確實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影響住房和工資。真正的變化發生在二戰前後。1930年代，我們改革了移民體系，並實施了著名的對敵國僑民的拘留營政策，主要是德國、義大利，尤其是日本裔居民。2001年“911”事件後，國土安全部成立，ICE也隨之誕生。當時，美國可能有18個情報機構，DHS的任務之一是增進它們之間的合作。但最終效果並不理想，現在我們大概有19個情報機構，彼此溝通仍然不暢。DHS的職責範圍有所擴大，且有些不一致：它應該負責情報共享、移民海關事務，同時還管理應對自然災害的FEMA（聯邦應急管理局）。因此，DHS本身就是一個多方妥協的產物。我不認為它是一個得到兩黨堅定支援的機構，我能預見DHS自身在未來也可能面臨重組。關於這個問題的第二點，兩黨在處理大規模移民的影響時，都未能保持連貫一致的立場。你可能會說，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承認大規模非法移民不好。從歷史上來看，民主黨一直都希望獲得廉價勞動力，時至今日依然如此，儘管其論調已有所改變。目前，美國國內非法移民的數量大約在1000萬到1500萬之間。如果按民主黨提議的方式處理——即每個人都有權經歷審判、上訴等非常緩慢的法律程序——那麼幾乎沒有人會被驅逐出境。如果實施民主黨提出的方案，被驅逐的人數將大幅減少。因此，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局面，ICE也沒有足夠悠久的歷史經驗可借鑑。所以，我很容易預見到ICE會被改革，甚至可能被更名，其使命可能會被重新聚焦。它並沒有牢固的兩黨支援基礎，至少我認為它現在仍然沒有。美國國土安全部觀察者網：最近的民調顯示，許多選民希望有所謂“強硬的邊境政策”，但也認為ICE的某些手段過於嚴厲。但當這些暴力事件的視訊在網上傳播時，其實並沒有削弱公眾對移民執法的整體支援，是這樣嗎？尤安：是的，完全正確。民眾當然不願意看到暴力的蒙面人員傷害手無寸鐵的人，無論是孩子還是老人，這種畫面非常糟糕。但另一方面，多份主流民調（如NBC、ABC、福克斯、CNN等）都顯示，大多數美國人確實支援驅逐非法移民。然而，當政策具體實施時，過程往往是暴力和醜陋的，人們又會改變想法。公眾對年輕人、無犯罪記錄者、老人、母親會產生同情。這是一種情感上的衝擊，而這種情感衝擊和邏輯論述一樣有效。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地方合作來改善，避免那些糟糕的執法畫面將大有助益。但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看法：地方合作確實能改善實際狀況，但如果你的目標是改善輿論形象，那就涉及另一個重要的領域——社交媒體。我想你們肯定比我更瞭解TikTok。最近，川普政府完成了TikTok部分股權的轉讓，並把這項工作交給了他的一位親密的政治盟友拉里·埃裡森。我認為川普團隊非常清楚社交媒體在競選和政治傳播中的價值。Facebook的祖克柏通常支援當權者，埃隆·馬斯克仍是川普的盟友，現在拉里·埃裡森也通過TikTok成為了川普的重要盟友。由於在社交媒體工具上的優勢，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總體上更同情聯邦政府立場的輿論環境。觀察者網：今年晚些時候將舉行中期選舉，你認為這兩起明尼阿波利斯的槍擊事件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嗎？它們會改變公眾談論移民問題的方式，以及候選人競選時的論述嗎？尤安：目前川普的支援率相當低。ICE這種強硬的執法方式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好處。因此，我預計兩黨對槍擊事件原因的表述會截然不同。共和黨可能會說：是某些抗議者跟蹤、騷擾和攻擊正在執行調查的ICE警官，這些槍擊案的責任在於縱容抗議者的地方領導人——用來暗示或明示責任在於民主黨。而民主黨的資訊更簡單，我認為也更有效，因為它在視覺上更清晰：那就是，不受問責的蒙面執法人員闖入我們的城市，帶走孩子，他們充滿仇恨，這導致他們殺害了無辜的、愛國的美國公民——比如一位護士，一位母親。我認為這實際上是更有效的輿論資訊。那麼，這些槍擊事件會成為轉折點嗎？我不這麼認為，但它們加速了川普支援率的下滑。我認為川普需要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或者至少盡快提供一些能夠轉移公眾注意力的“好消息”。 (觀察者網)

MAGA’s War on Empathy明尼亞波里斯危機揭示了川普運動核心深處的道德腐朽。作者：希拉蕊·羅登·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前美國參議員、國務卿，首位獲得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女性。著有《發生了什麼》（What Happened）。Pedro Cano / Stefano Baldini / Bridgeman Images2026年1月29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2:22當我第一次看到明尼亞波里斯退伍軍人事務部醫院重症監護室護士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被槍殺的視訊時，我立刻想到了“好撒瑪利亞人”的寓言。聯邦特工在普雷蒂試圖幫助一名被他們推倒在地並噴灑胡椒噴霧的女性後，開槍將他射殺。耶穌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幫助有需要的人。”他說：“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但在唐納德·川普的美國，卻不是如此。美國人如今親眼目睹了川普總統濫用權力、漠視憲法所付出的代價。聯邦特工槍殺普雷蒂與蕾妮·古德（Renee Good）的視訊，揭穿了川普政府官員迅速污衊受害者為“國內恐怖分子”的謊言。即便是那些早已習慣川普種種越界行為的美國人，也被這些殺戮事件以及政府反射性地殘忍且不誠實的回應所震撼。這場危機還揭示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核心深處更深層的道德腐朽。無論你對移民政策持何種立場，一個有良知的人怎能為明尼蘇達州受害者所遭受的冷漠與缺乏共情而辯解？又怎能無視那些家庭因恐懼而四散藏匿、孩子被迫與父母分離、甚至不敢去上學的慘狀？在MAGA信眾看來，“共情是軟弱，殘酷才是強大”已成信條。川普及其盟友相信，對待他人越不人道，就越能製造恐懼。這正是他們向明尼蘇達州、緬因州等藍州大規模部署全副武裝聯邦力量的目的——上演最危險的街頭政治戲劇。相比之下，包括喬·拜登、巴拉克·歐巴馬、喬治·W·布什和比爾·柯林頓在內的其他近代總統，都曾在未將美國城市變成戰場、也未公開展示將兒童關進籠子的情況下，成功驅逐了數百萬無證移民。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亞當·瑟韋爾（Adam Serwer）在川普第一任期內那句令人難忘的話：“殘酷本身就是目的。”這種野蠻不是失誤，而是刻意為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瑟韋爾最近在本刊指出，明尼蘇達人採取了一種可稱之為“鄰里主義”（neighborism）的態度——即無論對方是誰、來自何方，都致力於保護身邊的人。在我聽來，這再基督教不過了。對殘酷的頌揚與對共情的拒斥，不僅塑造了川普政府的政策，更深深植根於川普本人的性格與世界觀之中。這也成為一批極右翼“基督教網紅”發動“反共情戰爭”的集結號。他們扭曲的運動，為川普個人的不道德及其政府的殘酷提供了正當化依據；邊緣化了那些秉持傳統價值觀、卻與川普行為和議程相衝突的主流宗教領袖；更可能為一種極端的“基督教民族主義”鋪平道路——這種意識形態企圖以神權取代民主，將美國變為政教合一的國家。對尊嚴、仁慈與共情等基督教基本價值的拒斥，並非始於明尼蘇達危機。早在川普第二任期伊始，這種基調便已定下。去年1月宣誓就職次日，川普出席了華盛頓國家座堂的祈禱儀式。華盛頓聖公會主教瑪麗安·埃德加·巴德（Mariann Edgar Budde）在講道中直接對新總統說：“奉我們上帝之名，我懇請你憐憫此刻正感到恐懼的國民。”她談及移民家庭的孩子害怕父母被帶走、逃離迫害的難民，以及擔心生命安全的年輕LGBTQ群體。這是一次真誠的呼籲，充滿了耶穌所教導的那種對鄰人乃至陌生人的愛與慷慨。然而，巴德主教立即遭到猛烈攻擊。一位共和黨眾議員稱她“應被列入驅逐名單”。牧師兼網紅本·加勒特（Ben Garrett）警告其追隨者：“這條毒蛇是上帝的敵人，也是你的敵人。她憎恨上帝及其子民。你必須以正確的仇恨回應。”右翼基督教播客主持人艾莉·貝絲·斯塔基（Allie Beth Stuckey）則稱這場講道是“有毒的共情，完全違背上帝之道，支援史上最邪惡、最具破壞性的思想。”“有毒的共情”！多麼自相矛盾的詞組。我不知道這反映的是道德盲目還是道德破產，但無論如何都令人震驚。這絕非我在主日學所學的內容，也絕非我對《聖經》的理解，更不是我相信耶穌在世上短暫一生所傳講的教義。是的，我上過主日學。事實上，我母親曾在伊利諾伊州帕克里奇的衛理公會教堂教授主日學。成年後，我也偶爾在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教會授課。有些人——比如那位曾稱我為“敵基督者”的共和黨眾議員——或許會覺得這很意外。（當我質問他時，他含糊其辭地說自己並非那個意思。後來川普卻任命他入閣。）我從不習慣高調宣揚自己的信仰，但這並不意味著信仰對我無關緊要。恰恰相反：我的信仰支撐我、指引我、拯救我、責備我、挑戰我。若沒有它，我不知道自己會成為誰，又會走向何方。因此，我絕非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我相信，像我這樣的基督徒——以及更廣泛的信眾——有責任站出來，反對那些利用宗教分裂社會、破壞民主的極端分子。就連已故教皇方濟各這樣重量級的宗教權威，也曾公開譴責川普政府對共情的戰爭。當副總統范斯（Vance）聲稱基督徒應吝嗇施愛，優先照顧親近之人而非陌生人時，教皇予以駁斥：“基督徒之愛並非一種由近及遠、逐步擴展利益圈的過程。”他敦促所有人重讀“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傳統基督教道德與川普式非道德之間的對比，在去年9月遇刺身亡的MAGA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追思會上尤為鮮明。柯克的遺孀埃麗卡（Erika）公開寬恕了殺害丈夫的凶手：“我寬恕他，因為這是基督所做的。仇恨的答案不是仇恨。我們從福音書中知道，答案永遠是愛。”這讓我想起2015年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母親以馬內利”教堂大屠殺遇難者家屬。當時，一名白人青年為挑起種族戰爭，在晚間查經班槍殺了九名黑人信徒。幾天後在法庭上，悲痛的父母與兄弟姐妹逐一站起來對凶手說：“我寬恕你。”然而，川普並未被埃麗卡·柯克的恩典所感動，反而拒絕效仿。“我恨我的對手，我不希望他們好，”他宣稱。他不會寬恕敵人。“抱歉，埃麗卡，”他說。這完全背離了“要愛你們的仇敵，善待恨你們的人，為逼迫你們的禱告”的教導。在如此領導之下，難怪一項調查顯示：如今有四分之一的共和黨人、近40%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認同“共情是一種危險的情緒，會削弱我們建立以上帝真理為指導的社會的能力”。MAGA拒絕耶穌“愛人如己”的教導，也拒絕關懷“最後的、最小的、迷失的”群體。它只承認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零和戰爭。從海湖莊園的露台上看，世界或許金光閃閃，但MAGA的視野本質上是恐懼與貧瘠的。它眼中只有復仇、蔑視與羞辱，無法想像慷慨或團結。整場運動還瀰漫著幾乎毫不掩飾的厭女情緒。極端主義牧師喬·裡格尼（Joe Rigney）寫了一本名為《領導力與共情之罪》的書。他是頗具影響力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道格拉斯·威爾遜（Douglas Wilson）的盟友——後者認為賦予女性投票權是個錯誤，並主張將美國變為神權國家。（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是威爾遜的狂熱粉絲，這會讓你驚訝嗎？）裡格尼宣稱，巴德主教對憐憫的呼籲“提醒我們：女權主義是一種癌症，助長了‘覺醒時代’中以共情操控和受害者敘事荼毒我們的政治。”“狡詐女性的操控”是自亞當夏娃以來的老套厭女論調，但如今有了醜陋的新變體：過去女性以罪惡誘惑男性，如今最大的恐懼卻是女性以美德誘惑男性。基督教民族主義——即相信上帝呼召特定基督徒掌控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教無需分離——如今在川普的華盛頓日益得勢。眾議院議長、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人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在其國會山辦公室外懸掛一面近年來被基督教民族主義者追捧的歷史旗幟。這面旗幟曾在2021年1月6日被暴亂者攜帶，也曾出現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夫婦度假屋的旗杆上。作為美國主流教會最大跨教派組織的全國教會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早已警示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危險。該理事會在2021年聲明中指出：“在這場對政治權力的追逐中，基督教的謙卑精神與上帝愛全人類的資訊一同失落了。”《聖經》的核心故事講述了一個曾身為異鄉人、受壓迫者的民族，如何承諾歡迎陌生人、捍衛受壓迫者；而基督教民族主義敘事卻排斥陌生人，並將受壓迫者視為罪有應得。這正是艾莉·貝絲·斯塔基所痛恨的主流基督教觀點。這位自稱代表基督教女性聲音、著有《有毒的共情》一書的網紅，在社交媒體擁有超百萬粉絲。在生活瑣碎與妖魔化試管嬰兒治療之間，她警告女性不要聽從自己柔軟的內心。這位MAGA道德委員專門針對其他福音派信徒，警告他們的共情使自己易受操控。也許他們意識到一個無證移民家庭的人性，認為大規模驅逐已走過頭；或是在心中為被迫足月分娩的強姦倖存少女留出空間，開始質疑全面禁止墮胎的智慧與道德。在斯塔基看來，這一切都是“有毒”的。這些“不愛鄰舍”的基督徒在反共情戰爭中擁有強大盟友。矽谷的技術威權主義者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聲稱，共情是軟弱的表現，對文明而言是“自殺式”的，因為它妨礙了無情的野心與效率。這群人一邊忙著開發他們自己都承認可能某天毀滅人類的人工智慧系統，一邊卻大談文明存亡，實在諷刺至極。而這些億萬富翁還將批評者與自由派貶為“NPC”（非玩家角色）——一個電子遊戲中指代非人類的術語。一旦你這樣看待他人，又怎會關心理解或幫助他們？他們或許自認是房間裡最聰明的人，但在此事上大錯特錯。共情不會摧毀文明；恰恰相反，它或許正是拯救文明的關鍵。我們可以辯論政策，可以探討神學，但若放棄共情，我們就放棄了真正攜手解決問題的任何可能。共情不會壓倒批判性思維，也不會模糊道德判斷；它讓我們看清道德的複雜性。它不是軟弱的標誌，而是力量的源泉。那些一心奔向火星、把其餘人拋在身後的富豪們或許難以理解這一點，但基督徒理應更清醒。我們不必回溯太遠就能找到榜樣。儘管我在許多問題上與喬治·W·布什總統意見相左，但我敬佩他真誠倡導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最有力的證明莫過於“總統艾滋病緊急救援計畫”（PEPFAR）——這項仁愛使命幫助挽救了約2600萬人的生命，堪稱公共衛生奇蹟。該項目最熱情的倡導者中，就有許多受耶穌“醫治病人、喂養飢餓者”教導激勵的福音派基督徒。然而，這並未阻止川普政府大幅削減PEPFAR及其他全球救生援助。專家預測，到2030年，此舉可能導致1400萬人死亡——包括數百萬兒童。早期宗教右翼領袖中也不乏殘酷與煽動者。在我初入政壇時，我們面對的是兜售宗教的電視布道家，而非如今社交媒體上的“蛇油販子”，但本質相同：利用宗教牟利並推行極端政治議程。1980年代，傑瑞·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安妮塔·布萊恩特（Anita Bryant）等右翼煽動者宣稱艾滋病是上帝對同性戀者的懲罰。這類非人化、反基督教的言論比比皆是。這些反動宗教勢力發起長達數十年的反女權、反同性戀權利運動，助推共和黨走向反民主之路。如今公然崛起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正是他們的遺產。但今日所見似乎有所不同——也更加危險。在我們的政治中，“誰值得被共情”以及由此衍生的權利與尊重，始終充滿爭議。但此前從未有任何主要美國政治運動認真提出：共情與同情本身值得懷疑。近幾十年來主流基督教聲音的衰落，為極端意識形態者和挑釁者創造了真空。天主教會與老牌主流新教宗派因醜聞與分裂而削弱，信徒人數持續下降。隨著自認基督徒的美國人比例降至歷史新低，全國教會理事會預計未來幾年全美將有多達10萬座教堂關閉，主要是衛理公會、長老會和路德宗等主流教派。看到我所屬的聯合衛理公會因同性戀權利問題而分裂，令我深感痛心。許多美國保守派教會脫離總會，與非洲等地的傳統派教會聯合成立了一個更排他的新教會。其他宗派也面臨類似困境。這一切為道格拉斯·威爾遜的“改革宗福音派教會團契”（Communion of Reformed Evangelical Churches）等新興勢力騰出了空間——這個日益壯大的網路已擁有150多個基督教民族主義教會。另一個因素就是川普本人。沒人會誤以為他是虔誠基督徒或有道德信仰之人。但他的腐敗不僅是個人問題——它污染了他所觸及的一切，包括他的基督教支持者。普遍看法認為，川普只是大聲說出別人私下所想，其直白的偏見讓人們得以擺脫“政治正確”與“覺醒虔誠”的束縛。這或許部分屬實。他確實激發出人們最壞的一面。但不僅如此，他使人變得更糟。殘酷與醜惡具有傳染性。當它們成為常態，所有人都將受害。不妨對位元朗普與里根——兩位深受宗教右翼愛戴的總統。里根描繪了一個樂觀、陽光、包容的美國願景，稱之為“山巔之城”。儘管其政策常與言辭不符，但自我敘述的故事至關重要——它們塑造國家敘事與共享道德框架。相比之下，川普的故事黑暗而憤怒，充斥著街頭“美國浩劫”的意象。他的政治運動及其版本的基督教自然也黑暗而憤怒。里根培育了一種獨特的美國神話：樸實的牛仔在牧場勞作，挺身反抗暴政。而川普——尤其在第二任期——則將自己塑造成鍍金的凱撒，與美國理想背道而馳。我們看到的不是華盛頓的正直，而是卡利古拉的墮落；不是林肯的謙卑，而是尼祿的殘暴。你或許以為虔誠基督徒會看出支援一個妄圖成為羅馬皇帝的人是多麼諷刺，但個人崇拜的本質正是讓你盲目而恐懼。最後，我確信社交媒體特有的惡劣動態加劇了所有這些趨勢。我們對演算法的沉迷使社會更加孤獨、焦慮與刻薄。TikTok、埃隆·馬斯克的X等平台獎勵極端主義，邊緣化溫和立場；助長負面情緒，壓制積極內容。共情無法驅動使用者參與度，因此毫無價值。1980年代，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的《娛樂至死》令我印象深刻。他在書中論證電視正在腐蝕美國社會與民主，哀嘆宗教與政治如何淪為膚淺娛樂，公眾因分心而喪失清晰思考與理性辯論的能力。如今，波茲曼的警告顯得驚人地先知。他指出：“每種媒介，如同語言本身，通過提供新的思想、表達與感知取向，創造出獨特的論述模式。”如今，社交媒體——尤其是短格式、演算法驅動的視訊——已主導世界，我們必須認清這一媒介如何塑造我們的文化。社交媒體助推極右政治絕非偶然，該媒介的設計本就鼓勵尖酸刻薄與本能反應，而非深思熟慮的對話。它為虛假資訊提供沃土，卻對嚴肅新聞與辯論極不友好。文化評論家已開始警告：我們正面臨淪為“後識字社會”的風險。自智慧型手機問世以來，西方世界閱讀與數學成績持續下滑。人們擔憂，隨著越來越少人閱讀書籍與報紙，我們將喪失處理複雜思想與論證的能力，更易受宣傳蠱惑——借用波茲曼的話說，我們將“滑動螢幕直至滅亡”。有充分理由相信，“後識字社會”也將是“後道德社會”。我們已有基督教網紅宣稱共情是罪；我們有一位厭惡公民美德的總統；美國人花無數小時在社交媒體上，卻比記憶中任何時候都更孤獨、憤怒、互不信任。我們能做什麼？一個良好起點是效仿那些勇敢站出來反對川普政府濫權的信仰領袖。1月23日，約100名神職人員在明尼亞波里斯機場抗議驅逐航班時被捕。他們在刺骨嚴寒中祈禱、唱詩，直至警方將其帶走。更多人已分散至全城，支援抗議者並幫助有需要的移民家庭。去年11月，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罕見發佈特別聲明，譴責“不分青紅皂白的大規模驅逐”與“對移民的污名化”。美國主教們如此統一發聲實屬罕見（上次是在2013年），但他們表示：“在此環境下，我們感到必須為上帝賦予的人類尊嚴發聲。”我希望全國各地對不道德政府與極端政治右翼深感震驚的基層信仰領袖也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一些人因恐懼而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像斯塔基這樣的網紅正狂熱監控任何偏離黨派路線的言行。但“向權勢說真話”自始便是基督教傳統的一部分。若我們能聽到這些聲音，基督教社群乃至整個國家都將更強大、更健康。我們還需在政治層面爭奪這一陣地。如果MAGA共和黨人放棄同情與社群等傳統美德，民主黨就有機會填補這一空白。明尼蘇達的暴力越權事件或許為接觸尋求替代方案的新受眾提供了契機。許多長期支援共和黨的福音派基督徒已對川普的貪婪與殘酷感到反感。甚至一些共和黨領導人也開始質疑政府瘋狂的移民鎮壓行動。民主黨需要搭建一個包容信仰人士的大帳篷，即使我們在某些議題上存在分歧。別忘了，自由派基督教有著悠久而輝煌的歷史。進步信仰人士幾乎引領了每一場重大社會運動。想想馬丁·路德·金博士與亞伯拉罕·約書亞·赫舍爾拉比（Rabbi Abraham Joshua Heschel）在塞爾瑪並肩遊行的身影——這正是我們應努力重拾的精神。事實上，僅“歡迎”還不夠。民主黨應主動接觸信仰群體，努力贏得他們的信任與選票。已有數十位自由派神職人員報名參選2026年中期選舉，這是鼓舞人心的跡象。這並不意味著民主黨應放棄對自由、正義與全民平等的承諾，或減弱為我們信念奮鬥的力度。我們應敞開心扉傾聽，勇於談論我們的價值觀。我知道共情並不容易。但基督教本身也不易。當耶穌呼召我們“有人打你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為逼迫你們的禱告”時，本就意在艱難。我們失敗多於成功——因為我們是人——但操練在於不斷嘗試。尤其困難的是對那些我們強烈反對的人產生共情。我自己也常為此掙扎。你或許記得，我曾將半數川普支持者稱為“一籃子可悲之人”（basket of deplorables）。我當時指的是那些被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排外、伊斯蘭恐懼症等吸引的人。“其中一些人無可救藥，”我說。我至今仍認為，不容忍與仇恨是可悲的；污衊和平抗議者並為其被殺叫好是可悲的；因父母無證身份而恐嚇兒童更是可悲的。但作為基督徒，我也渴望看到每個人內在的良善，相信人人都有機會獲得救贖，無論希望多麼渺茫。當我目睹明尼蘇達發生的暴行時，我會自問：我真的能對那些執意非人化他人的人產生共情嗎？老實說，我還不確定。我仍在努力。我相信我們的心足夠寬廣，能同時容納兩種真相：我們既能看見最惡劣之人身上的人性，也能堅決抵抗暴政與壓迫；我們能堅定立場，卻不效仿對手的殘酷。這是美國的黑暗時刻。要重燃光明，我們必須拒絕殘酷與腐敗。要變得強大，我們需要更多共情，而非更少。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