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平宏觀—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
摘要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重要特徵之一則是“增速換擋”，是人口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根據國際經驗，“趕超效應”會推動經濟體經歷一段高速增長時期，成功追趕的經濟體在人均GDP 11000國際元附近出現增速換擋，經濟增速平均從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經濟增速換擋的驅動力來自供給側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和需求側房地產投資長週期峰值的到來。（參見《德日韓台在增速換擋期的挑戰、應對及啟示》《新5%比舊8%好》）
增速換擋表面上是增長速度從高速降低到中速，但其本質是從要素投入轉變為創新驅動，越是高品質發展階段，越需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德日韓台成功增速換擋的經驗表明，增速換擋期，改革提速的關鍵是舊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和新經濟增長模式的培育。
新常態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需要經歷經濟增長模式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制度最佳化，這是貫穿了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政策的主線。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發展政策經歷了三個階段：從2015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到2020年綠色發展、碳中和碳達峰，再到2023年新質生產力，層層遞進，出清落後產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發展引領未來經濟增長動力的新質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是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覆蓋三個方向：1)產業鏈供應鏈最佳化升級，2)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3)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參見《新質生產力：內涵與機遇》）
新質生產力有望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2023年全國工業領域裝置投資規模達4.4萬億元，發改委初步估算裝置更新升級未來年投資規模將達到5萬億元以上；2022年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13%，“十四五”規劃提出2035年要達到17%；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保持穩健增長，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10％。
中央對科技創新重視程度明顯上升，430政治局會議提到“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
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省濟南市主持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並行表重要講話，指出：“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可以做更多深入探討。新質生產力，是否就等於新興產業？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也能發展新質生產力。不能光盯著‘新三樣’，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
但也需要注意，經濟發展過程中，既存在長期結構轉型，也會面臨短期經濟波動衝擊。尤其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需要主動出清一些落後產能，這可能會引發短期就業壓力和經濟下行壓力。因此為促進經濟平穩運行，需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逆週期調節加以配合，為改革贏得時間和更多支援。
目錄
1 背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呈現“速度變化、結構最佳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
2 國際經驗：增速換擋期，改革提速的關鍵是舊增長模式的轉型和新增長模式的培育
3 思想脈絡：從三去一降一補到碳中和碳達峰到新質生產力，歸根結底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3.1 第一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2015年-2020年）
3.2 第二階段：綠色發展，碳達峰碳中和（2020年-2023年）
3.3 第三階段：創新驅動發展，新質生產力（2023年至今）
4 影響與展望：新質生產力有望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正文
1 背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呈現“速度變化、結構最佳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
1979-2012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一段高速增長時期，GDP平均增速9.9%。這得益於人口紅利釋放，工業化、城鎮化處理程序加速，帶來了持續的勞動力供應和資本積累，改革紅利又帶來資源組態效率大幅提升。但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淨減少，人力資源稟賦優勢逐漸減弱，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中國進入增速換擋期。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中國經濟“新常態”。彼時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一段持續的高速增長後，經濟增速放緩，社會上出現一些對中國經濟下行的擔憂。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且闡釋了“新常態”：速度方面“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結構方面“經濟結構不斷最佳化升級”、動力方面“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並提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中國進入增速換擋期後，首先是受到落後供給的制約，因此在2012年開始進行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調整了要素投入、淘汰了一批過剩落後產能，產業結構有所調整，平穩地度過了增速換擋期的前期。
2020年後，總需求不足的問題又暴露出來，疫情衝擊、逆全球化加劇，疊加總人口和房地產週期下行，需求側遭受較大衝擊。外需下滑，中國經濟需要依靠內需提振，提出了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指出，國內循環越順暢，越有利於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當前中國經濟放緩是供給和需求側以及海外環境變化共同導致的。具體來說：
中國人口轉變先後對供給側和需求側產生衝擊。一是，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並開始淨減少，標誌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對供給側產生衝擊，人口老齡化、潛在增長率下降。二是，2021年中國總人口見頂，房地產長週期拐點向下，對需求側產生衝擊。
海外環境變化也帶來重大衝擊，逆全球化趨勢難以逆轉。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長期停滯”，呈現“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特徵，而科技革命尚未產生爆髮式增長點。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經濟內顧、保護主義傾向嚴重，供應鏈、技術脫鉤風險與日俱增，進一步助長逆全球化趨勢。
1998年世界銀行發佈最新統計，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1997年中國首次摘掉“低收入國家”帽子，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設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人均GNI（國民總收入）超過13205美元即是高收入國家。2022年，我國人均GDP1.27萬美元，人均GNI1.26萬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儘管目前中國沒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徵，但也應當避免步入高收入國家的時間被拉長。
2 國際經驗：增速換擋期，改革提速的關鍵是舊增長模式的轉型和新增長模式的培育
過去，很多國家依靠低人力成本和出口天然稟賦資源的比較優勢驅動經濟增長，但這兩類經濟增長模式是無法持續的。伴隨著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水平提高，人力成本會逐漸提高；天然稟賦資源會耗盡。這兩類國家原有的經濟驅動模式和產業結構的失效會成為必然，需要轉向創新驅動和內需驅動的增長模式，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動力源。
我們曾經在《德日韓台“經濟L型”時期的資本市場表現》中提出：“根據國際經驗，成功追趕的經濟體在人均GDP 11000國際元附近出現增速換擋，經濟增速平均從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經濟增速換擋的驅動力來自供給側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和需求側房地產投資長週期峰值的到來。”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初始較為貧窮的經濟體會比初始就較為富裕的國家經濟增長更快，這就是追趕效應。成功追趕的經濟體，會經歷增速換擋期，在高速追趕後收斂到中速增長，再收斂到低速增長。
成功度過增速換擋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諸如德國、日本、韓國等，都進行了經濟增長模式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制度最佳化，注重創新。
德國在1951-1965年的15年間實現了年均6.6%的快速增長，創造了“萊茵河奇蹟”，GDP增速在1966-1978年降至年均4%左右。1966-1982年，增速換擋前期，德國沒有及時調整經濟政策，造成了政府債務和產業結構兩大問題。1982年，科爾政府上台後提出了“多市場、少國家”的偏供給側的經濟政策，提倡減少政府干預、更多市場經濟，採取壓縮財政、削減福利、減稅、控制勞動力成本、推進私有化、產業結構升級等行動。在這輪供給側改革下，德國淘汰一批過剩落後產能，推廣傳統工業自動化，發展電子、核電站、航空航天等新興工業，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製造業產能利用率從1982年的75%左右提高到了1989年的近90%；國家支出比例、財政赤字、新債務減少，經濟政策重獲信任，國家內部重建穩定，沒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1983-1989年德國經濟實現穩定增長，通脹溫和，貿易順差增加，出口和淨出口躍居世界第一，德國馬克成為歐洲貨幣體系的“定錨貨幣”和第二大國際儲備貨幣。聯邦銀行貼現率和無風險利率穩定下降，經濟基本面全面向好。1982-1989年間DAX指數增長了2.6倍，上市企業數量持續增加，資本市場繁榮發展。
韓國在1961-1991年經歷年均9.7%的高速增長，隨後韓國人口紅利逐漸退潮，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開始喪失，在1992年前後面臨經濟增速換擋的壓力。但政府拒絕減速，通過發放大量信貸給財閥、鼓勵財閥加大投資、加快推進金融自由化等政策來維持GDP增速。1996年，韓國前三十大財閥的負債率高達80%，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並在當年四季度衝擊韓國。在金融危機的倒逼下，韓國政府以苛刻的條件接受了IMF的救助，對金融、企業、勞動、公共四大部門開啟了一輪結構性改革，最終韓國成功從金融危機中恢復，實現增速換擋。
自二戰結束以來，只有10%左右的國家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速換擋失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以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為代表，普遍在產業轉型和經濟增長模式上調整力度不夠或是轉型失敗，產業升級停滯甚至倒退，長期積累大量結構性問題，因而遇到債務或金融危機即會爆發。例如資源密集型的拉美國家執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實行半封閉的內向經濟發展模式，在沒有解決好內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大量對外舉債，在拉美債務危機後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勞動密集型的東南亞國家則面臨收入分配不均和製造業高端化轉型過慢等問題，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 思想脈絡：從三去一降一補到碳中和碳達峰到新質生產力，歸根結底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近十年“新常態”下實行的經濟政策，貫穿全程的主線思想，歸根結底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2015年，中國政府就首次在工作報告中指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中國經濟由投入型增長轉向效率型增長。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包括使用新技術、引入新生產要素、資源重新組態等。
在這樣的主線思想下，中國經濟發展政策主要經歷了以下3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最佳化供給端生產質量與效率，最佳化產業結構；第二階段的碳中和碳達峰，強調綠色發展，清潔能源；第三階段的創新驅動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
3.1 第一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2015年-2020年）
2014年中國面臨著“三期疊加”：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進入消化期。前期經濟粗放式的快速增長和中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實行的拉動內需和產業振興的刺激政策，帶來了環境污染加劇、收入分配不均情況加劇、影子銀行與地方債務槓桿放大、一些重複冗餘投資等經濟失衡和矛盾問題。
面對新常態下的挑戰，中國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三去是破舊，一降一補是立新。淘汰落後產能、減少積壓庫存、降低企業槓桿率、降低生產成本、以及加強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的短板建設。通過對要素結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重新調整和最佳化，以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最佳化營商環境，來提升經濟效率、最佳化資源組態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十九大明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
三去一降一補獲得了顯著的階段性成果：1）去產能方面，重點行業的大量過剩產能得到化解，產能利用率提高，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淘汰落後產能和化解過剩產能鋼鐵約3億噸、水泥約4億噸；2）去庫存方面，房地產市場發展更趨平穩；3）去槓桿方面，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連續下降，宏觀槓桿率上升勢頭得到遏制；4）降成本方面，企業減負明顯，財政投入力度持續加大，2020年全國新增減稅降費超過2.5萬億元；5）補短板方面，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紮實推進，一批重大民生工程落地見效，醫療、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財政投入增加。新產業不斷湧現，產業結構持續轉型升級，2020年我國轉型升級指數達到150.7，較2015年提高了43.3；2020年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440.3，是2015年的3.7倍；2022年我國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經濟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到17.36%。
3.2 第二階段：綠色發展，碳達峰碳中和（2020年-2023年）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接近尾聲，煤炭、鋼鐵等中國傳統工業逐漸完成落後過剩產能的淘汰與行業升級，中央的產業升級思路開始往更綠色、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隨著全球氣候和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首次提出，中國承諾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即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長，達到峰值之後逐步降低，並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即通過各種方式抵消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隨後，關於中國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出台，包括加強環境保護法規建設、推廣清潔能源和綠色技術、持續推進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區加快規劃建設大型風電光伏基地項目等，努力兼顧經濟發展和綠色轉型同步進行。2021年十四五規劃提出，“推動製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建構現代能源體系，非化石能源佔能源消費總量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在碳達峰碳中和政策推動下，2023年可再生能源發電規模已超過火電。中國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發電、鋼鐵、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紙、航空等行業，這些行業佔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約75%。2021年7月，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以發電行業為突破口，正式上線交易。生態環境部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累計成交量達4.4億噸，成交額約249億元。截至2023年底，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規模達14.5億千瓦，在全國發電總裝機中的比重超過50%，歷史上首次超過火電裝機，在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中的比重接近40%。
3.3 第三階段：創新驅動發展，新質生產力（2023年至今）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思路層層遞進，首先是淘汰落後產能，其次是可持續發展，最後就是發展能引領未來經濟增長動力的部分，新質生產力也就應運而生。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調研期間，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一詞，並提出新質生產力“不僅意味著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升級，更體現了未來我國產業發展的方向和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品質特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組態、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最佳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這一概念的提出對發展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數字經濟等的重視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以往的三去一降一補和綠色發展實際上都是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但主要是提升已有的生產力，而新質生產力則在強調新的生產力。
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將“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新質生產力”列為十大工作任務之首，對涵蓋範圍進行更詳細概述。一是推動產業鏈供應鏈最佳化升級，包括技改、產業升級、生產性服務業等。二是積極培育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提及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氫能、新材料、創新藥、生物製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量子技術、生命科學。三是深入推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涉及巨量資料、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智慧城市、數字鄉村、平台企業、資料開發開放和流通使用、算力。
通過對數字經濟、綠色經濟、新興產業的政策梳理，可以看出國家對它們的重視由來已久，且重視程度在逐步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先後出台《“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關於積極推進“網際網路+”行動指導意見》、《促進巨量資料發展行動綱要》等重大政策檔案，持續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2016年在《“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提出：到2020年，要將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2015年的8%提高到15%；2021年《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超過17%”、“前瞻謀劃未來產業”。2022年二十大也提出，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推進產業數位化轉型”、“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路強國、數字中國”。
4 影響與展望：新質生產力有望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新質生產力將推動中國經濟從傳統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質生產力是在傳統要素投入的基礎上，強調創新驅動，形成新生產過程，形成新質生產力，也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推進高品質發展的必然要求。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有望帶來以下影響：
1）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過去中國的大規模基建和投資帶來了高速增長，但粗放式投資同時也帶來了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投資轉化為創新技術的效率不高等問題，影響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以中國2017年的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基數1，則中國2019年的全要素生產率（不變價）為0.965，較2017年有所下降；以美國作為基數1，2019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僅為美國的0.40倍，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發展新質生產力有利於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突破要素的供給約束和提高資源組態效率。
2）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新質生產力，以先進技術和創新驅動傳統行業進行轉型與升級，使經濟由傳統產業向高端製造業、服務業等領域轉型，有望為產業結構注入新的活力與生機，推動產業鏈的全面最佳化與升級、提升產業鏈附加值以及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的競爭力。
3）促進眾多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的蓬勃發展：新興產業如人工智慧、巨量資料、雲端運算和生物科技等崛起與發展，促使產業結構最佳化多元化與科技化。
4）推動產業間的深度融合與協同發展：在資訊和工業的深度互動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產業間的交叉融合成為一種趨勢。新質生產力將加速這一處理程序，使得不同產業能夠更有效地共享資源、技術和市場，實現更加緊密的協同發展。
“新質生產力”有望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房地產在過去二十多年一直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2023年我國房地產業增加值GDP比例5.9%；2023年房地產佔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約22.0%，仍在五分之一以上；房地產行業帶動幾十個上下游產業鏈的生產活動；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2022年房地產相關收入約佔26.0%；2023年房地產業仍直接解決我國實體經濟就業近1300萬。
而新質生產力主要覆蓋的三個方向涉及的對應體量如下：
1)產業鏈供應鏈最佳化升級：根據統計局資料，2023年，全國工業領域裝置投資規模達4.4萬億元，同比增長8.7%，佔全社會裝置投資的70%以上。2024年4月，工業和資訊化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推動工業領域裝置更新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提出到2027年，工業領域裝置投資規模較2023年增長25%以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位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分別超過90%、75%。
2024年3月國家發改委在召開的經濟主題記者會上表示，將結合推進城市更新、老舊小區改造，分類推進建築和市政基礎設施領域裝置更新，支援交通運輸裝置和老舊農業機械更新，推動教育、文旅、醫療等領域裝置更新升級，帶動更多先進裝置的生產和應用;隨著高品質發展的深入推進，裝置更新的需求會不斷擴大，初步估算這是一個年投資規模5萬億元以上的巨大市場。
2)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新產業和新產品均保持較快培育和增長速度，2024年一季度增長29.2%；太陽能電池增長20.1%；與光伏相關的多晶硅、單晶硅增速仍高達50%以上；服務機器人增長26.7%。
2021年3月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使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超過17%。2022年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13%。
2021年12月，工業和資訊化部等八部門印發《“十四五”智能製造發展規劃》，到2025年，我國70%的規模以上製造業企業要基本實現數位化、網路化。根據賽迪研究院資料，2023年，我國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企業採用率已達15%，市場規模約為14.4萬億元。
3)數字經濟創新發展：2021年12月《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到2025年，數字經濟邁向全面擴展期，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10%。而根據國家統計局4月16日新聞發佈會，2023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估計會超過12萬億元，佔GDP比重10%左右。5月第七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發佈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3年）》確認了這一說法，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保持穩健增長，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10％。
根據工信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虛擬現實與行業應用融合發展行動計畫（2022-2026 年）》指出，到 2026 年，我國虛擬現實產業總體規模（含相關硬體、軟體、應用等）超過 3500億元，虛擬現實終端銷量超過 2500 萬台。
隨著新質生產力對產業結構的持續升級改造和應用領域的擴張，新質生產力將在未來國民經濟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有望成為未來經濟的新支柱與新動能。 （澤平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