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中國周邊“發號施令”的時代結束了？

從歐巴馬結束中東兩場戰爭、修復與中東國家的關係，到川普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對盟邦和競爭對手發動貿易戰，再到拜登上台重新修復盟邦關係、強化印太地區合作，美國政府的亞洲戰略經歷過多次調整，其領導地位和信譽都受到了挑戰。為了維護美國的地區及全球主導地位，川普和拜登兩屆政府的對華強硬政策，加速了中美關係的“範式轉移”，轉向了科技、經貿、軍事、甚至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面戰略競爭與對抗。那麼，針對中國挑戰，美國的“結盟”和“對抗”策略的效果和影響如何？對此，《紐約時報》印太地區新聞記者達米恩·凱夫（Damien Cave）耗時一年多，採訪了來自美國和印太地區國家100多位現任和前任官員，最終以“在中國的‘後院’，美國已經成為一個謙遜的超級大國”（In China’s Backyard, America Has Become a Humbler Superpower）為題分享了官員們和學者們的觀察。

他發現，隨著美國分享敏感技術並優先與（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合作，很多人認為它們正在見證全球格局的重組和美國實力的演變。下個世紀很可能不再像上個世紀那樣由美國主導。無論誰贏得今年大選或2028年大選，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中國崛起以及美國國內的分裂都大大削弱了美國。美國不能像過去那樣凌駕於他國之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強大到可以左右國際局勢。美國正在適應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學習以許多執著於固守美國霸權的華盛頓政客不願意討論的方式開展合作，即承認自己有更大的需求，行事更加謙遜。

什麼叫“行事更加謙遜”？文章提到，儘管美國官員幾十年來都在談論亞洲盟友，但近年來他們的口吻和行動出現了微妙變化，更加坦率地表達他們的擔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Blinken）9月發表演講，呼籲各國在外交政策上保持更謙遜的態度，以面對“任何國家都無法獨自應對的挑戰”。美國軍方領導人公開表示要尋求與合作夥伴“共擔一切”（co-everything）——共同開發、共同生產、共同維護。美軍新的計畫注重通過重新分配亞洲軍力制衡中國，將美軍轉向為更為機動的小型部隊，可以使用許多國家的軍事基地。在大型多邊軍事演習中，美國也放低了姿態，而在一些小型項目中，美國讓其他國家發揮更大作用。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美國主導印太地區的時代要結束了，不得不展現“謙遜”，和盟友、夥伴共擔責任？

就“美國衰落”的體現，作者提到了二戰以來美國在全球經濟所佔比重的砍半，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增加，以及地區國家實力的上升和自主性發展。另外，美國民主也已今不如昔。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在如何應對亞洲不斷變化的權力態勢和美國面臨的侷限性方面面臨挑戰。在印太地區，美國現在要和盟邦合作並分擔責任，不再熱衷於宣稱自己是該地區的“安全保證”，不再宣稱自己是一個無所不能超級大國，而是開始扮演另一種角色，即為地區國家提供軍事現代化和技術發展的“熱心隊友”。比如，幫助澳洲建造核動力潛艇；與印共同生產戰鬥機發動機；與太平洋島國開展海上安全合作；與日強化進攻打擊能力等。

作者特別舉了兩個美國“謙遜”的例子，一個是美日關係，一個美印關係。

他提到，歐巴馬承諾的“重返亞洲”似乎從未實現。川普的外交政策摻雜著反華資訊和退出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協定，也讓地區盟友或夥伴看到了美國應對中國競爭時的不安。中國經貿與印太地區的深度融合，美國市場重要性的下降，也給地區國家帶來了焦慮，進而促使近幾年地區國家對美國國防技術的需求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當這些國家向美國求助時，與其說美國是保護者，不如說是商品（武器）、服務（培訓）和投資（新技術和裝置維護）的提供者。其中，日本轉變最為明顯。從緩解與韓國的緊張關係，到從數十年的“和平主義”中抽身、大幅增加防務預算，再到與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簽署部隊調動協議，日本正尋求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日本指揮官承認，美國未來角色存在不確定性，日本希望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美印關係更能體現美國實力的演變。面臨一個越來越自信的印度，美國注重和印度開展長期、全面的緊密合作，淡化對該國民主倒退的擔憂。美國官員對印度的看法也在拓寬：印度不但是擁有實際上最多人口的巨大市場，而且也是一個創新的倍增器，可以在電動汽車、導彈、量子計算和其他技術領域提供一個“人才庫”，來幫助美國跟上中國的步伐。

在2023年印度總理莫迪對美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美印達成了一項以戰略防禦和技術為重點的協議。美印聯合生產戰鬥機發動機最令印度興奮。但白宮也表達了謙遜的姿態，稱通過從核能到微晶片等各大領域的“共同投資”，這種“從海洋到星際”的合作夥伴關係將觸及“人類事業的任何一個角落”。

美國的這些地區合作凸顯了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看法。一些國家擔心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和在台海以及南海的強勢表現。但是，文章隨後提到了一個疑問：這些與美國合作或聯手的國家真的會長期押注於美國而非中國嗎？還是它們也認識到自己實力的不斷上升，從實用主義角度和美國合作，畢竟越來越多的美國選民要求美國置身於世界事務之外。

這就是美國面臨的“行動風險”。作者在文章中提到，在與菲律賓、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的軍方領導人談論美國時，經常有一絲“顧客們高高興興逛集市”的感覺。拜登領導下的美國總在對外出售和贈送大量物資，比如向日本提供戰斧導彈、為越南提供海岸警衛隊船隻、為戰略地理優越的島國帛琉改進跑道、為亞洲幾乎所有提出要求的對象提供培訓。

作者反問，美國的這些慷慨解囊是否在助長危機？一些分析人士擔心，美國試圖在一個更加分裂的世界傳播其產品，可能會增加對華“邊緣政策”（brinkmanship）的敏感觸點，使得誤解升級為衝突的風險大增。在6月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中國國防部長董軍抨擊了美國的“排他性軍事聯盟”，並表示“這種聯盟不能讓我們的地區更安全”。

文章提到，如果說美國的這種“集體”策略的一大風險做得過多可能會引發對抗，那麼另一個風險則可能是美國未能從其合作夥伴那裡獲得足夠的支援。

美國在亞洲的實力更多地由其“聯盟”所定義，但這些聯盟存在很多模糊之處。比如，如果菲律賓在南海和中國發生衝突，或台海一旦爆發戰爭，美國“集體”策略中的這些國家會如何應對？無論是和美國共同研發軍備的國家，還是樂於為美國延長基地跑道的國家，它們會真正迅速採取行動嗎？到時候，美國自己作何反應，也存在不確定性。而在許多人看來，恰恰是這種不確定性，正是各國在同美國拉近關係時迫切想要瞭解的。

總之，亞太地區遠離加薩衝突和俄烏衝突，正在見證美國權力性質的轉變，這種轉變影響著本世紀美國在該地區的實力地位。當得知一些亞洲同行從美國的反應中看到謙和時，一些美國官員皺起了眉頭，因為這聽上去更像是說美國軟弱。

但作者提到，不同以往的是，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承認，美國需要更多的幫助，而且幫助不能僅僅來自熟悉的盟友。在這個充滿挑戰和迷失的年代，應對涉及加薩、烏克蘭、流行病、氣候變化、人工智慧、核武器等議題，美國官員們的工作就是讓其他人相信，謙遜可以像自信一樣成為美國特質，而且無論誰當選總統，這都會是持續下去的戰略。 (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