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華許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的“至暗時刻”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記至今未消。

彼時，華許剛被任命為聯準會理事。在金融體系與美國經濟遭遇自大蕭條以來最嚴峻衝擊的關頭，他成了聯準會與華爾街之間至關重要的溝通橋樑。

“他經驗十分豐富，熟悉華爾街的一眾人士——能精準分辨他們是在為自身利益遊說，還是在提供有價值的資訊——這一點的價值無可估量。”聯準會前副主席唐·科恩回憶道，他的辦公室曾與華許的相鄰。

時任高盛集團首席執行長的勞埃德·布蘭克費恩也持相同看法。他回憶稱：“在局勢混亂的時刻，凱文總能沉著冷靜”，並提到華許性格沉穩，樂於主動溝通。

近二十年後，華許平衡各方訴求的能力將迎來前所未有的考驗。此前，唐納德·川普於周五提名他接替鮑爾，出任聯準會主席。

華許將執掌聯準會，而眼下正是其112年歷史中最關鍵的時期之一。

這位55歲的提名人必須應對兩大挑戰：一是川普強硬主張的降息訴求，二是投資者對聯準會獨立性的擔憂。

上周五美元匯率走高，這一早期跡象表明，投資者對華許抱有信心，認為他不會屈從於白宮壓力而貿然大幅降息。

華許2006年至2011年擔任聯準會理事期間的貨幣政策投票記錄，進一步增強了投資者的信心。

曾執掌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同時也是華許熟人的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表示：“在我看來，他是個相當透明的人物，我對他的大部分觀點都持認可態度。”

他補充說，華許是最後一位“花大力氣去理解市場動態”的聯準會理事。

華許的職業生涯始於1995年，當時他在摩根士丹利擔任投資銀行家。四十年來，他不僅與華爾街建立了深厚聯絡，還在2002年從華爾街轉戰政界，加入喬治·W·布希政府，擔任經濟顧問。

同年，他與雅詩蘭黛化妝品帝國背後的億萬富豪家族成員簡·蘭黛成婚，這進一步鞏固了他與共和黨建制派的關係。簡·蘭黛的父親羅納德·蘭黛與川普私交甚篤，曾在羅納德·里根執政時期擔任美國駐奧地利大使。

2006年，經布希提名，時年35歲的華許成為聯準會理事會歷史上最年輕的提名人。

不過，最終助力華許獲得這個他期盼已久的職位的，卻是另一位共和黨總統。華許出生於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曾就讀於史丹佛大學和哈佛大學。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17年川普提名鮑爾之前，就曾考慮讓華許擔任聯準會主席。2024年川普贏得總統大選後，華許甚至一度進入總統的視野，被視為美國財政部長的人選。

川普組建第二屆內閣期間，埃隆·馬斯克提出，任命斯科特·貝森特無異於“換湯不換藥”。此後，華許被召至海湖莊園會面。

儘管財政部長一職最終花落貝森特，但華許因主張對他認為已越權的聯準會進行“根本性改革”，在川普政府內部贏得了不少支持者。

去年4月，全球市場因川普發起的貿易戰陷入動盪。華許在一次面向三十人集團的演講中對聯準會提出了批評。三十人集團是一個頗具影響力的組織，成員多為前央行行長和頂級金融家，華許本人也是該集團成員。

華許在演講中指出：“美國央行角色的轉變潛移默化、深入人心，如今它在政府所有經濟政策事務中都扮演著愈發擴張的角色。”

華許言辭最尖銳的批評，有不少指向了他曾參與制定的政策，尤其是聯準會大規模的債券購買計畫。2011年春，就在聯準會投票決定進一步擴大購債規模數月後，華許辭去了聯準會理事一職。

他表示：“在我看來，聯準會不分場合、毫無節制地涉足各類領域，已導致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出現系統性失誤。”

若華許獲得參議院批准，他將接手一個內部存在分歧的聯準會——委員們在“優先遏制通膨”還是“扶持疲軟的就業市場”這一問題上各執一詞。

曾在金融危機期間執掌貝爾斯登、現任古根海姆合夥人公司執行董事長的艾倫·施瓦茨表示，他相信華許有能力促成聯準會理事會達成共識。

“這是聯準會主席的必備能力之一，”他說，“在政策制定上不能搞獨裁。華許會憑藉自身的權威性引導集體討論，推動各方達成共識。”

2025年，聯準會已三次降息。但本周官員們釋放訊號稱，鑑於通膨率仍高於2%的目標，進一步降息的門檻頗高。目前3.5%至3.75%的利率區間，仍遠高於川普期望的1%。

與其他所有接受該職位面談的候選人一樣，華許也認為仍有進一步降息的空間。

他呼籲聯準會重新審視1951年簽署的《財政部-聯準會協議》——這份協議是聯準會獨立於行政部門的基石。他的這一主張與據稱私交不錯的貝森特不謀而合。

但這一觀點卻惹惱了聯準會內部人士。他們認為，華許對聯準會的猛烈抨擊有失公允，同時也覺得他的部分主張（例如認為聯準會應大幅縮減資產負債表）考慮不周。

科恩如今任職於布魯金斯學會。他表示，儘管自己“完全支援引入新思維、推動改善”，但對華許部分觀點的合理性持懷疑態度。

“他的一些批評——儘管絕非全部——確實有一定道理，但後續的論述卻走向了極端。”這位前副主席說，“不過，他瞭解聯準會的運作機制，而且我認為，他也尊重聯準會的歷史。”  (北美財經)

當地時間30日，美國總統川普提名聯準會前理事華許（Kevin Warsh）出任聯準會下一任主席。

“很多人認為，這個人幾年前就應該擔任這個職位。”川普曾在29日的一場活動上“劇透”，“他將是一位備受尊敬、在金融界家喻戶曉的人物。”

華許曾在2017年參加過聯準會主席的面試，不過該職位最終由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獲得，後者任期將於今年5月到期。

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北美副首席經濟學家布朗（Stephen Brown）表示，華許是一個“相對穩妥的選擇”。

此外，除了專業素質、長相上鏡都符合川普的要求外，華許與川普關係熱絡的原因之一在於他的妻子簡·蘭黛（Jane Lauder）是雅詩蘭黛家族成員，該家族與川普家族交情深厚。

現年55歲的華許在1992年獲得史丹佛大學公共政策學士學位，主修經濟學和政治學。之後，他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並於1995年以優異成績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他還曾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和哈佛商學院修讀市場經濟學和債務資本市場課程。

華許曾受過律師培訓並在華爾街工作，之後於2006年至2011年擔任聯準會理事，最近他擔任胡佛研究所的訪問學者，並任職於斯坦利·德拉肯米勒旗下的Duquesne家族辦公室。這些履歷和鮑爾相似：後者同樣是出身華爾街的律師，曾任聯準會理事及美國財政部官員，後被任命為聯準會主席。

華許的妻子是其史丹佛大學同學，其岳父、億萬富翁羅納德·蘭黛則是川普的同學和競選時期的金主，二人相識逾60年。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川普曾提出美國購買格陵蘭島的想法。據報導，川普的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博爾頓曾透露，川普對格陵蘭島的垂涎，源自美國億萬富翁羅納德·蘭黛的“建議”。博爾頓說，川普在首個任期內曾將他叫到白宮辦公室，稱“一名知名商人建議美國購買格陵蘭島”。博爾頓隨後得知，這名商人是川普的朋友、美國化妝品巨頭雅詩蘭黛集團的繼承人羅納德·蘭黛。

華許於2006年加入聯準會，是聯準會歷史上最年輕的理事。他以在華爾街和華盛頓政策制定圈的人脈而聞名。

華許一直呼籲聯準會“更迭”，並表示聯準會應該縮減其龐大的資產負債表規模，美國財政部部長貝森特也支援這一觀點。不過，近幾個月來，華許公開支援降息，這與他長期以來作為鷹派的形象大相逕庭，與川普的立場保持一致。

2025年11月他在一篇題為《聯準會領導力失靈》的評論文章中預測，人工智慧將引發生產率爆發，川普放鬆管制和促進增⻓的相關政策將提振經濟增⻓。華許彼時表示，聯準會是這一黃金時代的主要障礙，並提出了四項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他建議摒棄聯準會對未來⼏年滯脹的預測，轉而採用人工智慧驅動的通膨放緩預期。他認為，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實際工資理應會增長。

其次，他認為，聯準會必須反思為何其在疫情期間的通膨預測如此失準。華許將通膨歸咎於政府過度⽀出和貨幣超發，並表⽰聯準會資產負債表“可⼤幅縮減”。第三，他將2023年矽⾕銀⾏倒閉歸咎於聯準會監管失職；第四，主張聯準會應放鬆銀⾏業監管。

彭博經濟研究美國首席經濟學家Anna Wong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那篇評論⽂章中，華許稱通膨是⼀種“選擇”。那麼，如果他擔任聯準會主席，他會作出那些選擇呢？他在2006年⾄2011年擔任聯準會理事期間的經歷或許能提供⼀些線索。

根據彭博經濟研究的梳理，在2006年末美國核⼼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PCE）為2.5%時，他表示“我對通膨前景的擔憂遠勝於經濟增長。”

在2007年5月核⼼PCE為2.1%時，他表示：“我對通膨前景仍深感憂慮。我感覺市場還沒有充分預見其潛在影響，我們可能會發現，市場對通膨的恐慌程度⽐⽬前表現出來的要⾼得多。”

在2008年1⽉核⼼PCE為2.2%時，他表示：“我對通膨動能將在經濟放緩時消退的預期不如《綠皮書》（聯準會⼯作⼈員在FOMC會議中使⽤的預測⽂件）那麼樂觀。”

在2008年6⽉核⼼PCE為2.2%，油價觸及每桶140美元時，他表示：“在我看來，通膨⻛險仍然是經濟⾯臨的主要⻛險。”

在2008年9⽉，核⼼PCE通膨率為2.2%，聯邦住房管理局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兄弟破產前夕，他表示：“我仍⽆法放下對通膨問題的擔憂。”

在2008年12⽉，核⼼PCE通膨率為1.1%，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宣佈經濟⾃2007年12⽉起陷⼊衰退。他表示：“儘管當前環境存在物價跌破與價格穩定相⼀致⽔平的⻛險，但我仍認為這些⻛險在中期內不太可能顯現。”

在2009年8⽉，當時7⽉資料顯⽰通膨率已降⾄0.6%，失業率逼近10%，華許終於轉變其鷹派⽴場稱：“當前通膨指標似乎相當理想。但形勢仍需密切關注。”

Anna Wong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鑑於美國核⼼PCE已連續近五年維持在2.5%以上，遠超2%的⽬標，華許擔任理事期間的表現表明，他的本能反應將是採取鷹派⽴場。

還要注意到，近年來華許他作為聯準會政策的激烈批評者，曾主張聯準會需要“改朝換代”，並稱這將“打爆⼏個榆木腦袋”。Anna Wong認為，這顯然不利於他與現任FOMC成員及聯準會⼯作⼈員建⽴信任或融洽的關係。她稱：“我們認為，華許領導的聯準會將減少FOMC官員的公開評論，降低對資料的依賴性，並減少參與同利率政策⽆關的事務。”

2025年，華許曾批評聯準會⽬前的預測⽅法“頻繁改變聯準會的指標——包括⾸選通膨指標，有損央⾏的崇⾼地位。”他並認為聯準會的資料依賴“並沒有多大實際價值”。“我們不該太在意政府最新公佈的資料中⼩數點後兩位的數字。”他說。

他還認為短期預測是“聯準會分散注意⼒的⼜⼀個執念。經濟學家同樣難逃⼈性的弱點。⼀旦政策制定者公佈了他們的經濟預測，他們就可能因為⾃⼰的⾔論⽽作繭⾃縛。聯準會領導⼈最好不要輕易分享他們的想法。”

此外，他還稱前瞻性指引在正常時期發揮的作⽤應該很⼩。

Anna Wong認為，這些說法顯示華許對經濟模型的質疑，進⽽延伸⾄對聯準會⼯作⼈員專業能⼒的質疑，“我們認為這種不信任將限制他影響FOMC成員或聯準會⼯作⼈員接受其觀點。”

不過，川普的聯準會主席提名人選在參議院的確認過程中仍可能面臨複雜的局面。

分析認為，華許很可能受到多數共和黨參議員的歡迎，田納西州參議員比爾·哈格蒂稱他為“一個非常明確的選擇，市場會接受並讚賞他”。

但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成員、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蒂利斯（Thom Tillis）誓言，在司法部結束對聯準會華盛頓總部翻修工程的調查之前，他將阻止川普對聯準會主席的任何提名。該調查的核心是鮑爾在國會的證詞。

“在對鮑爾的調查和潛在起訴完成之前，聯準會主席的提名不會改變。”蒂利斯表示，“一旦案件得到裁決或撤訴，限制就會解除。”

當地時間29日晚間，當被問及如果沒有蒂利斯的參與，聯準會主席的提名人是否能獲得確認時，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圖恩（John Thune）給出的答案是“可能不會”。  (第一財經)

蘇銘恆：如何有效監管AI在不同領域的使用、資訊披露的要求，以及加強投資者教育及對AI的全面認識，仍然是保護散戶的重要措施。

踏入新一年，傳媒都喜歡盤點過去一年得失，然後展望一下新一年的變化。筆者最近讀到一篇有關投資界的相關報導，提到美股的散戶2025年大舉入市，並且獲得豐厚回報，表現好過不少專業的華爾街交易員。

報導引述的摩根大通分析員整合的資料發現，去年散戶投入美股的資金比對上一年增長超過五成，散戶的交易量佔整體交易量達到20%至25%，而去年四月份時散戶的佔比更加達到35%。摩通的分析亦發現，這些散戶主要靠在去年上半年美股的三次調整（一月的Deepseek發佈令AI科技股重新被估值、三月的強勢股回吐、以及四月川普宣佈向各國徵收關稅的“解放日”）中使用了趁低吸納（buy-the-dip）策略，在這幾次調整中大舉入貨建倉，最終這些散戶去年的回報率超過兩成，跑贏同期標普500指數的表現。

報導還引述多名投資界人士認為，去年散戶的成績正好說明散戶平均來說越來越成熟，不再是大家口中的傻錢（dumb money），又認為目前是散戶投資的黃金年代，因為散戶可以擁有更多資訊、有更多投資工具參與市場、以及更先進的交易平台。

過往投資界有一種說法：“散戶很容易變成大戶點心”，但從上述的報導看來，是否代表散戶已經可以變成聰明錢，不用再怕大戶呢？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去年發佈有關全球散戶投資者的調查發現，隨著股票交易app的興起，散戶投資者對全球市場的參與程度確實越來越高，估計從2016年至2025年間股票交易app使用者人數的復合年增長率(CAGR)為20%。而且年輕一代比他們的上一輩更夠膽入市，以及在更年輕時就開始投資，有36%被稱為Gen Z的受訪者（18至27歲）未踏入職場已經開始參與投資，比Millennial（28至43歲）的17%以及Gen X（44至59歲）的10%都要高得多

年輕一代對於不同投資產品包括結構複雜的新興投資產品的接受程度也更高，有71%的Gen Z受訪者指他們的投資組合中有最少三分之一是加密資產。他們對自己的財經知識亦較有信心，有四成受訪的Gen Z以及Millennial都表示對自己理解金融市場的能力以及作出明智的投資決定有信心，但只有27%的Gen X會有這種信心，而Gen X較看重分散風險，他們的資產組合多樣化程度，較年輕一代為高。

這班對參與資本市場較擁抱的年輕一代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比較相信及依賴科技包括AI對投資的幫助，有逾四成的Gen Z以及Millennial都表示願意讓AI機械人來管理自己的投資組合。

筆者覺得新一代對自己的知識有信心是好事，樂於擁抱科技也是無可厚非。不過參考過往經驗，散戶很容易變成大戶點心這個傳統提醒仍然是重要的。

長久以來，大家相信散戶比大戶在資本市場上弱勢，除了心理上散戶容易出現羊群心理，受賺未敢賺盡而又未能嚴守止蝕等情緒影響，未能完全理性作投資之外，另一個主要問題是散戶很多時比大戶擁有的資訊較少或較慢，即是所謂出現資訊不對等（information asymmetry）的情況。

學術界對於AI是否能夠縮小散戶與機構投資者的資訊差距仍未有確切的結論。兩項分別來自印度及巴基斯坦學者的研究都發現，加設了AI的投資平台及工具，令散戶較以往更容易接觸到不同的投資工具，更低成本地執行不同的投資策略，也更容易獲得投資建議，以及取得自動化工具幫助減低風險。不過，也有學者警告，AI可以進一步拉大散戶以及機構投資者等大戶的資訊不對等情況，因為大機構往往有更多資本可以獲取更新型的AI模型，以及取得更多更優質的市場資料及交易資料供AI自家模型使用，更不排除有機構可以透過較先進的AI程式在市場上製造雜訊（noise），令依賴較廉價AI的散戶更易上當，降低了投資回報。

世界經濟論壇以及學界較一致的共識是，大家不能只寄望科技的出現，自然就會為金融市場帶來更公平的局面，自動會幫助散戶投資獲利。如何有效監管AI在不同領域的使用、資訊披露的要求，以及加強投資者教育及對AI的全面認識，仍然是保護散戶的重要措施。  (FT中文網)

“古德之死”僅僅過去半個月，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再次發生了一起由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人員引發的槍擊事件。

1月24日，明尼阿波利斯市退伍軍人醫院重症監護室的一名護士，37歲的白人男子亞歷克斯·普雷蒂，在ICE執法過程中不幸身亡。

事件發生後，多位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表示，將投票反對包含向國土安全部撥款的政府撥款法案，這使聯邦政府在一月底因資金耗盡而再次部分“停擺”的可能性大幅上升。要知道，此次由兩黨在移民執法問題上引發的爭端，距上一次聯邦政府停擺僅過去兩個多月。

與此同時，美國前總統拜登、克林頓和歐巴馬近日接連發聲，譴責川普政府下屬的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在明尼蘇達州的執法行動中，接連槍殺兩名美國公民。

為何類似事件屢屢發生在明尼阿波利斯？ICE為何頻繁出現暴力執法行為？民眾的抗議與民主黨的反對，將在多大程度上限制ICE的行動？這一系列事件又將對川普的中期選舉產生那些潛在影響？

針對以上問題，觀察者網連線了美國前國土安全部探員尤安進行分析，其在對話中分享了他的一線觀察與見解。本文僅代表對話者個人觀點。

【對話/觀察者網 摩根，整理/觀察者網 鄭樂歡】

觀察者網：關於近期明尼阿波利斯市涉及ICE的兩起致命槍擊事件，美國國土安全部是否已啟動正式調查？目前調查有何進展或關鍵發現？

尤安：目前實際上有三項調查正在進行。第一項是在聯邦層面，由HSI，即國土安全調查局主導——這實質上算是國土安全部自己調查自己。他們主要與FBI（聯邦調查局）合作，但主導權在國土安全部。因此，很難期望聯邦層面的調查會對自己過於嚴厲。

在地方層面，明尼蘇達州刑事逮捕局正在起訴聯邦政府，要求獲取案件相關證據。因為案件最初由DHS（美國國土安全部）和FBI（美國聯邦調查局）處理，而地方警局希望獲得這些證據。目前，他們手中沒有證據，也未能處理犯罪現場。

事實上，他們幾乎無從下手——犯罪現場最初是由DHS和FBI處理的。在他們撤離後，抗議者便馬上湧入，這導致地方警察始終未能真正進入現場，也未獲得任何現場證據。因此，我對地方層面的調查也不抱太大期望。

普雷蒂被7名執法人員包圍，一名身穿灰色外套的執法人員空著手走近普雷蒂並試圖抓住他，而其他執法人員則試圖按住他並讓他跪在地上。與此同時，另一名執法人員用辣椒噴霧罐反覆擊打普雷蒂。

第三項是內部調查。國土安全部內部設有專業責任辦公室（OPR）。他們將調查自己的探員，可能作出解僱、停職或觀察處分等決定。我認為，這一層面最有可能出現實際處理結果。

以最近的普雷蒂事件為例，如果涉事開槍的探員被解僱，我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他在那種情況下開槍，坦白說有些草率。因此，我不確定他是否會面臨聯邦刑事指控，也不認為州級指控能推進下去，但他可能會被革職。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測。

我想說的是，這次事件暴露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管轄權的衝突。因為總體來看，存在三個管轄層面：內部、州與地方、聯邦。這種管轄權之爭，我認為正反映了明尼阿波利斯當前局勢的根本癥結。

1月25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人們為亞歷克斯·普雷蒂舉行燭光悼念活動。新華社

觀察者網：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開槍警員在州地方層面被起訴的可能性為零？只能依靠聯邦層面？

尤安：對地方警方來說，起訴將非常困難，因為他們沒有證據，也未曾調查犯罪現場。

觀察者網：不能通過視訊證據嗎？

尤安：關於槍擊過程的錄影，我不確定這能否直接構成犯罪證據。但地方警方要以此定罪可能很難，檢方是否起訴也尚未可知。

實際上，地方執法部門對移民態度較為緩和，而聯邦政府在執行移民法方面則非常強硬。這種管轄權衝突，也反映出這兩級機構所持立場的顯著差異。

觀察者網：根據目前已知資訊或你所瞭解的情況，你認為在這兩起事件中，ICE執法人員是否遵循了聯邦“使用武力”的準則？是否有證據表明他們存在過度執法？

尤安：在蕾恩·妮科爾·古德的案件中，我認為執法人員的處境相對有利。因為當時她被要求下車時，卻試圖駕車逃離現場。在逃離過程中，我不認為芮尼·古德要故意衝撞警官，但她的車確實撞到了一名警察。因此，這起案件要給執法人員定罪會非常困難。

而在亞歷克斯・普雷蒂的槍擊案中，從法律上講，ICE需要證明自己合理地感到生命受到威脅，並且知道對方有槍。

根據現場視訊的情況來看，當時一名警員已經奪走了普雷蒂的槍。而一旦槍被奪走，實際的危險其實也就不存在了。當然，他們仍然可以堅持自己感受到了生命威脅，儘管這種“感覺”可以輕易被證明是錯誤的。我認為這個案件的焦點將在於：他們的恐懼或感受到的生命威脅是否合理？

相比古德的案子，這個案子更為複雜，但起訴也會更容易。

我覺得共和黨在這件事上的輿論表述很糟糕。共和黨一直是持槍權的捍衛者，他們維護人們合法持有槍支的權利。當他們看到有人在抗議活動中持槍，卻說“他不該帶槍”，這與他們一貫的宣傳自相矛盾。因為他們自己也說過，在抗議活動中可以攜帶槍支。現在他們卻要因為別人做了他們認為可以的事而批評對方，這種輿論表述效果不好，行不通。所以我認為，對起訴方而言，第二起案件比第一起有利得多。

觀察者網：我記得之前有過一個比較，應該是凱爾·裡滕豪斯案。在那起案件中，共和黨人公開表示他完全有權自衛，是抗議者攻擊他有錯在先。而在這兩起案件，至少最近這起中，當事人持槍的事實卻成了警官感受到威脅的理由。你對此怎麼看？

尤安：我看到過有人做這種比較。但我認為這種對比不太站得住腳，因為兩者情況很不同。凱爾·裡滕豪斯當時並未被懷疑要攻擊警官，他是先受到其他武裝抗議者的攻擊。

我不太理解共和黨在這兩件事上的輿論表述。我看到的矛盾是，在一個案子裡他們全力支援持槍自衛，在另一個案子裡卻強烈反對抗議者持槍。但就槍擊事件本身而言，我認為並不相似。

觀察者網：從2020年的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到如今的ICE槍擊案，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又是明尼阿波利斯？這是巧合嗎？還是說背後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尤安：不，這當然不是巧合。同一座城市發生了三起影響重大的暴力執法事件，還都是川普任期，這完全不是巧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管轄權矛盾的問題一樣，在明尼蘇達州，各機構之間的協作不暢不是偶然的，而是刻意為之的。

目前，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多數ICE探員不僅要擔任移民執法任務，而且還要做安保工作。這是因為在大多數地方，本地警察會承擔安保工作，而明尼阿波利斯當地警方拒絕這麼做。地方政府已指示當地警察部門不得協助ICE。

ICE在全美50個州都有活動，在大部分州並沒有出現類似問題，沒有槍擊事件，也沒有重大沖突。但確實在少數地區發生了，明尼阿波利斯就是其中之一。這些地區通常也是地方政府制定了政策，有時甚至將之編入法律，禁止當地警方和地方當局與移民執法部門合作或共享資訊。

實際上，就在槍擊事件發生前，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宣佈放棄連任，退出競選活動，因為一些政府的舞弊醜聞，而且輿論焦點將其與移民社區聯絡起來。

我認為蒂姆·沃爾茲從中（ICE槍擊事件）受益了，因為他成功轉移了焦點，使人們不再緊盯舞弊醜聞，而是ICE的暴力執法行為——這對民主黨人是有利的。

觀察者網：接二連三的事件是否會推動國土安全部重新思考ICE的培訓方式或現場決策機制？是否有討論引入更強大的獨立監督機制來追究這些執法人員的責任？

尤安：今年肯定不會。未來或許會有一些改革，我認為也有改革的空間，改革終會到來，但不會立即實現。

我認為聯邦政府釋放的訊號會是：如果地方執法部門與我們合作，我們就不會整天被大批抗議者尾隨和干擾調查。他們堅稱，存在一個非常激進的反ICE活動團體，專門騷擾ICE執法人員。

同時，ICE的工作性質涉及應對國際有組織犯罪，因此該部門希望在保持問責制與維持一定程度的匿名執法之間找到平衡。

我認為，折中方案可能是要求官員佩戴警徽編號——即使不摘下面部遮蓋物，也需要有可見的警徽或身份編號。此外，佩戴執法記錄儀，如隨身攝影機，可能是雙方都能接受的一個妥協方案。

觀察者網：目前，國土安全部計畫採取那些具體措施來修復與其他部門的關係，並贏回公眾的信任呢？

尤安：贏回公眾信任？我認為這非常困難。

觀察者網：至少得保住MAGA的那一半支持者吧。

尤安：光有49%不夠，你需要有51%，所以還得下些功夫。我認為DHS正嘗試在“庇護城市”的概念上做文章（指美國一些反對驅趕非法移民的市政管轄區，此類管轄區的特點是不太會與聯邦政府一同採取措施執行移民法，即不太會驅趕非法移民）。

1月21日，人們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惠普爾聯邦大樓外抗議。新華社

他們希望得到地方合作，他們知道地方警察與社區已有現成關係，移民執法部門可以加以利用。如果你聽目前川普政府的說法，他們釋放的訊號是：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因為如果得到合作，我們本可以順利開展調查和執行逮捕。

例如，在大多數州，如果一名非法移民因酒駕、非法侵入等輕微犯罪被拘留，他們通常會被關押在監獄，直到移民當局前來接管。這種抓捕方式不張揚，也很容易，因為他們已經在押了。但在明尼阿波利斯和明尼蘇達州，你得不到任何這方面的合作。地方警察在很多情況下不會拘留已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即使他們因其他罪行被捕，地方警察也不會與聯邦執法部門共享已知住址等資訊。

因此，ICE某種程度上被迫進行公開逮捕，因為他們不知道目標人物的住址，無法在監獄或法院順利實施拘捕。所以，川普政府傳遞的資訊將是：通過向地方政府施壓要求其配合，我們可以改善關係。因此，我認為“庇護城市”的概念確實岌岌可危。

觀察者網：能否談談你對於“庇護城市”的看法？

尤安：我很多朋友都是移民，我的家人其實也算是移民，我妻子本人也是移民來美國的。

對於“庇護城市”，我會從經濟角度看待這個問題。舉個例子，當大規模移民發生時，對社區的影響是什麼？有些社會影響可能難以衡量，但經濟影響是容易衡量和分析的。最直白的一點，它會壓低某些行業的工資。

如果你是僱主，我在招聘時可以用很低的成本雇到人，這對僱主有利；但如果我是求職者，我想在某個行業找一份工作，這（移民湧入）就傷害了我的利益，因為該行業的勞動力需求減少了。

同樣，當你想買房時，如果你的國家有上千萬非法移民存在，這會推高住房需求。需求增加，成本就上升。因此，在那些擁有大量移民——無論是非法還是合法——的地方，對收入和住房確實有影響。我認為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或者說我是這樣看待它的。

觀察者網：確實如此。這段時間以來，我們看到明尼蘇達州的一些領導人對聯邦政府或ICE的批評甚厲，包括幾位美國前總統都下場發聲了。你認為國土安全部將如何處理聯邦權力與地方規則之間的這種拉鋸戰？

尤安：明尼蘇達州過去確實面臨一些問題，我認為他們正在克服。兩黨目前都在試圖鞏固各自的基本盤。中期選舉即將到來，雖然不如大選重要，但選舉在即。我認為今年雙方都很有動力，因為這將決定川普是否能繼續有效施政。如果他失去參議院甚至國會，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了，這將嚴重掣肘共和黨的任何努力。

雙方都想向自己的選民展示戰鬥姿態。同時，我認為兩黨目前都存在對暴力的某種“期待”——這在美國歷史上也比較少見。雙方似乎都希望看到暴力來自對方。他們希望己方遭受暴力，以便借此激勵自己的陣營，告訴選民“看我們在對抗誰，這些是壞人”。

但尷尬的是，到目前為止，ICE只打死過美國人；而反對ICE的人只導致了移民死亡——比如此前在達拉斯，一名試圖槍擊ICE執法人員的男子，打死了ICE官員車外的兩名移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又有點諷刺的局面。我想各方都對正在發生的事感到相當難堪。

目前有呼聲要求川普援引《平叛法》（指應對嚴重內亂的聯邦法律），但在明尼蘇達州，抗議者迄今為止表現出了克制，沒有發生嚴重的暴力，所以我認為動用該法不太可能。因此，雙方似乎都在希望對方先出錯。而在我看來，ICE可能已經反應過度了。

觀察者網：我們看到了兩黨對ICE的不同反應。一些人呼籲進行重大改革，包括削減ICE的預算。你認為這種政治壓力真的會在國會動搖ICE的資金嗎？

尤安：ICE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機構，成立於2003年，時間並不長。在美國早期，移民執法是由各州自己處理的。像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等與墨西哥接壤的州都有自己的規則。大約在1890年，聯邦政府最終介入，接過了移民管理的責任。最初，移民執法由財政部負責，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但這是因為當時聯邦政府將移民主要視為經濟問題。

正如我先前所說，大規模移民確實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影響住房和工資。真正的變化發生在二戰前後。1930年代，我們改革了移民體系，並實施了著名的對敵國僑民的拘留營政策，主要是德國、義大利，尤其是日本裔居民。2001年“911”事件後，國土安全部成立，ICE也隨之誕生。

當時，美國可能有18個情報機構，DHS的任務之一是增進它們之間的合作。但最終效果並不理想，現在我們大概有19個情報機構，彼此溝通仍然不暢。DHS的職責範圍有所擴大，且有些不一致：它應該負責情報共享、移民海關事務，同時還管理應對自然災害的FEMA（聯邦應急管理局）。因此，DHS本身就是一個多方妥協的產物。我不認為它是一個得到兩黨堅定支援的機構，我能預見DHS自身在未來也可能面臨重組。

關於這個問題的第二點，兩黨在處理大規模移民的影響時，都未能保持連貫一致的立場。你可能會說，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承認大規模非法移民不好。從歷史上來看，民主黨一直都希望獲得廉價勞動力，時至今日依然如此，儘管其論調已有所改變。

目前，美國國內非法移民的數量大約在1000萬到1500萬之間。如果按民主黨提議的方式處理——即每個人都有權經歷審判、上訴等非常緩慢的法律程序——那麼幾乎沒有人會被驅逐出境。如果實施民主黨提出的方案，被驅逐的人數將大幅減少。

因此，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局面，ICE也沒有足夠悠久的歷史經驗可借鑑。所以，我很容易預見到ICE會被改革，甚至可能被更名，其使命可能會被重新聚焦。它並沒有牢固的兩黨支援基礎，至少我認為它現在仍然沒有。

觀察者網：最近的民調顯示，許多選民希望有所謂“強硬的邊境政策”，但也認為ICE的某些手段過於嚴厲。但當這些暴力事件的視訊在網上傳播時，其實並沒有削弱公眾對移民執法的整體支援，是這樣嗎？

尤安：是的，完全正確。民眾當然不願意看到暴力的蒙面人員傷害手無寸鐵的人，無論是孩子還是老人，這種畫面非常糟糕。但另一方面，多份主流民調（如NBC、ABC、福克斯、CNN等）都顯示，大多數美國人確實支援驅逐非法移民。

然而，當政策具體實施時，過程往往是暴力和醜陋的，人們又會改變想法。公眾對年輕人、無犯罪記錄者、老人、母親會產生同情。這是一種情感上的衝擊，而這種情感衝擊和邏輯論述一樣有效。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地方合作來改善，避免那些糟糕的執法畫面將大有助益。但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看法：地方合作確實能改善實際狀況，但如果你的目標是改善輿論形象，那就涉及另一個重要的領域——社交媒體。

我想你們肯定比我更瞭解TikTok。最近，川普政府完成了TikTok部分股權的轉讓，並把這項工作交給了他的一位親密的政治盟友拉里·埃裡森。我認為川普團隊非常清楚社交媒體在競選和政治傳播中的價值。

Facebook的祖克柏通常支援當權者，埃隆·馬斯克仍是川普的盟友，現在拉里·埃裡森也通過TikTok成為了川普的重要盟友。由於在社交媒體工具上的優勢，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總體上更同情聯邦政府立場的輿論環境。

觀察者網：今年晚些時候將舉行中期選舉，你認為這兩起明尼阿波利斯的槍擊事件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嗎？它們會改變公眾談論移民問題的方式，以及候選人競選時的論述嗎？

尤安：目前川普的支援率相當低。ICE這種強硬的執法方式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好處。因此，我預計兩黨對槍擊事件原因的表述會截然不同。

共和黨可能會說：是某些抗議者跟蹤、騷擾和攻擊正在執行調查的ICE警官，這些槍擊案的責任在於縱容抗議者的地方領導人——用來暗示或明示責任在於民主黨。

而民主黨的資訊更簡單，我認為也更有效，因為它在視覺上更清晰：那就是，不受問責的蒙面執法人員闖入我們的城市，帶走孩子，他們充滿仇恨，這導致他們殺害了無辜的、愛國的美國公民——比如一位護士，一位母親。我認為這實際上是更有效的輿論資訊。

那麼，這些槍擊事件會成為轉折點嗎？我不這麼認為，但它們加速了川普支援率的下滑。我認為川普需要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或者至少盡快提供一些能夠轉移公眾注意力的“好消息”。 (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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