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全球化的推動，遠距辦公已成為現代工作模式中的一個重要趨勢。越來越多企業和個人選擇遠距辦公，不僅因為它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還因為它讓人們可以在舒適的環境中完成工作，無需受到辦公室傳統限制。然而，遠距辦公雖然帶來了諸多便利，但也伴隨著一些挑戰，其中包括工作效率的維持、團隊合作的有效性以及與外界的聯繫感。這些挑戰讓共享辦公室成為解決方案的重要一環。

共享辦公室，亦稱聯合辦公空間（co-working space），是一種提供靈活工作環境的辦公空間，供多個公司或自由工作者共同使用。這種模式不僅為使用者提供了辦公桌椅、會議室、Wi-Fi等基本設施，還通常包含社交區域、咖啡吧等休閒設施，創造出一個兼具工作與社交功能的環境。對於遠距辦公者來說，共享辦公室是一個理想的選擇，因為它提供了遠離家中的專業工作環境，同時又能享受工作的靈活性。

共享辦公室如何提升遠距辦公效率？

遠距辦公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靈活性，但也伴隨著一些挑戰。共享辦公室作為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不僅提供了專業的工作環境，還能夠促進社交和合作，提升工作效率。無論是自由工作者、遠距員工還是創業者，共享辦公室都能夠為他們提供一個理想的工作空間，讓他們在遠距辦公中獲得更好的體驗與成效。選擇合適的共享辦公空間，將成為現代遠距工作者成功的關鍵之一。

從投資界的“當紅炸子雞”到破產邊緣的“棄子”，WeWork總是被投資圈提起。

去年底，WeWork宣佈破產，就在人們以為WeWork即將退出歷史舞台時，它卻宣佈了債務重組和新的投資注入似乎在宣告自己的“復活”。近日新任首席執行官的任命，以及與物業所有者重新談判租賃條款，都顯示出WeWork在努力調整自身，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

從一家備受矚目的共享辦公空間巨頭，到面臨破產，再到如今似乎又重新站穩腳跟，WeWork的起伏跌宕讓人不禁思考：一個企業如何在逆境中重生？它的成功與失敗又給共享經濟領域帶來了哪些啟示？

WeWork的創始人亞當·諾依曼以其獨特的創造力和嗅覺，成功捕捉到了共享辦公空間這一新興市場的需求。然而，隨著2019年IPO的失敗和隨後新冠疫情的衝擊，WeWork的商業模式和財務問題被暴露無遺。公司從投資者的寵兒變成了市場的棄子，市值蒸發，虧損纍纍。

如今改頭換面的WeWork還能東山再起嗎？

近日，多家媒體報導了WeWork的最新情況，稱WeWork宣佈公司已從破產困境中恢復，並任命了戴德梁行的高管John Santora為新任首席執行官，該任命自2024年6月12日起生效。同時，WeWork宣佈David Tolley在公司全球重組完成後已辭去首席執行官和公司董事的職務。

這是去年11月宣佈破產後，WeWork給投資者和消費者帶來的一個好消息。

實際上，在更早些時候，WeWork就已經傳來試圖重組的消息。根據觀點網報導，WeWork已經宣佈與債權人達成一項債務重組協議，這將使其債務減少約40億美元，有可能幫助公司擺脫破產保護狀態。根據美國法官John Sherwood的裁決，WeWork將按照由日本軟銀支援的方案進行重組，而公司創始人Adam Neumann將不再掌握公司的控制權。

在這次重組中，WeWork將從軟銀、King Street Capital和Cupar Grimmond等投資者那裡獲得4.5億美元的新投資。Cupar Grimmond將在重組後成為公司的控制方。軟銀在新公司的股份預計會在16.5%到36%之間，具體比例將根據WeWork員工的參與度來決定。

同時，WeWork還與物業所有者達成了協議，通過重新談判租賃條款，預計可以節省高達80億美元的租金支出。這項節省將對公司的財務狀況產生正面影響。

關於WeWork如何從投資界的“當紅炸子雞”一跌成為破產邊緣的棄子，很多人把這歸結為其創始人的原因。

WeWork的創始人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出生於1979年，在以色列長大，後來加入以色列海軍服役，並在2001年移居美國。在創立WeWork之前，諾依曼就嘗試過很多個創業項目，比如可摺疊高跟鞋、帶護膝的嬰兒褲子等等，從這些點子中就能看出他獨特的創造力和嗅覺。

雖然這些項目並沒有什麼做得很成功，但是持續創業的信念已經在諾依曼心中種下了。2008年，諾依曼與朋友米格爾·麥克凱爾維（Miguel McKelvey）共同創立了Green Desk，而這也是WeWork的前身，專注於可持續發展的共享工作空間。

2010年，他們出售了Green Desk的股份，並利用這筆資金以及從房地產開發商Joel Schreiber那裡獲得的1500萬美元投資，正式創立了WeWork。諾依曼希望通過WeWork複製他在以色列社區中感受到的親密和團體性，這種理念吸引了全球投資者的關注。

之後WeWork的發展也進入了快車道，迅速擴張，2017年在紐約第五大道拿下重要店面，2018年收購了聯合辦公空間營運商naked Hub，並吸引了摩根大通、高盛、軟銀等大企業的投資。然而，WeWork的商業模式存在問題，其依賴於在黃金地段購買長期租賃的辦公空間，並希望找到足夠多的短期租戶來支付成本和利潤，這種模式被批評為不可持續。2019年，WeWork的首次公開募股（IPO）失敗，暴露了公司的財務問題，導致諾依曼被迫離開公司。

一個創始人必然是一個創業公司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不過WeWork從“高樓起”到“樓塌了”的背後也有經濟周期與投資趨勢轉變的宏觀因素影響。

WeWork興起於世界經濟的下行周期。WeWork的創立時間剛剛好趕上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當時美國地產行業泡沫破裂後，金融行業也受到了影響，而諾依曼敏銳的嗅覺再次發揮作用，他觀察到，很多自由職業者其實很願意在第三空間辦公，比如星巴克，只是當時的紐約沒有什麼更專業的空間提供給他們；其次，隨著地產經濟的泡沫，紐約空置的辦公樓也開始增多。

這也可謂需求對口，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屬於自由職業者和創業者的共享辦公空間就誕生了。

有這麼一本商業類紀實傳記叫做《泡沫邊界：亞當·諾依曼與WeWork帝國》當中就形容了當時的情況：“神奇的是，即使周遭的經濟屢屢崩潰，綠色辦公桌的業務仍能繼續蓬勃發展。次貸危機引發了國家金融系統歷史性的重大崩潰，而紐約正處於震中。經濟體系的每個角落似乎都受到了衝擊。然而，不知何故，小企業主們仍然想要布魯克林的辦公空間。也許是為了靈活性，也許是因為曾經的銀行家們也加入了自主創業。不管是因為聰穎還是運氣，諾依曼和麥凱威顯然發掘出了這個未被開發過需求的產品，還是個能賺錢的產品。”

在抓住大時代紅利的同時，WeWork同樣趕上了投資趨勢變化的時代。在WeWork身價水漲船高的那幾年，有幾個重要的投資者身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

第一個就是成功投資過Uber的矽谷明星VC機構Benchmark。

《泡沫邊界：亞當·諾依曼與WeWork帝國》書中寫道：“2011年，WeWork帶來了740萬美元的收入，支出僅略高於此，企業僅僅虧損了5萬美元。這對一個仍處於起步階段的擴張型企業來說是個好跡象。畢竟，收入比2010年的150萬美元增長了近4倍。而2012年即將到來，公司眼看著就要盈利了。”

同樣是這一年，Benchmark接到了來自WeWork創始人諾依曼打的電話，在諾依曼精彩的口才和WeWork當時強勁的財務表現的雙重加持下，Benchmark參與了WeWork的投資。“他們對WeWork強勁的財務狀況十分滿意，WeWork通過樓房獲取的利潤在扣除其他開銷前，與一些軟體公司的利潤相當。WeWork還抓住了基準資本一直想利用的趨勢。10年以來，美國的城市復興仍處於早期階段，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選擇居住在城市中心，而這股潮流一直是基準資本期望有能力涉足的。”《泡沫邊界：亞當·諾依曼與WeWork帝國》這樣描寫道。

Benchmark之後，富達與普信的加入更是讓WeWork估值直衝100億美元。作為傳統二級市場大基金，之前是不怎麼參與初創公司的投資的，不過網際網路行業的興起也逐漸改變了這個投資趨勢。比如Facebook上市的時候市值就已經高達1000億美元，所以這些創業公司的巨大成長空間也開始吸引傳統的投資機構。

在這樣的投資趨勢下，富達與普信參與了Benchmark的投資。隨後，中國的弘毅投資在2015年的一筆投資，使WeWork的估值飆升至150億美元以上。中國市場的資金充裕，加上中國投資者希望在全球舞台上展現影響力，為WeWork等明星創業公司提供了強大的資金支援。

最後，軟銀的孫正義成為WeWork估值飆升至470億美元的關鍵推手。孫正義通過願景基金對WeWork的投資超過100億美元，寄希望於WeWork能超越阿里巴巴，通過顛覆房地產市場，在2028年實現兆美元市值。孫正義的這一決策，既源於他個人對顛覆性變革的追求，也反映了市場上資金過剩的現狀，尤其是來自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對全球科技影響力渴望的體現。

然而，生而逢時的WeWork的情況卻急轉直下。

據中國基金報報導，WeWork原定於2019年上市，但其招股說明書揭露了公司管理上的混亂和財務問題，包括巨額虧損、公司治理鬆懈以及創始人亞當·諾依曼的管理風格，導致投資者信心喪失，上市計畫最終流產。2019年公開募資失敗後，WeWork聲譽受損，諾依曼也被迫離職。

隨後新冠疫情暴發，全球多數公司關閉辦公室，人們轉向遠端工作，進一步削弱了對WeWork共享辦公空間的需求。2021年，WeWork通過與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合併的方式上市，但市值已蒸發了約98%。為滿足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公司在8月中旬宣佈進行1對40的股票拆分，股價從之前的83美分暴跌至大約10美分。

疫情期間，WeWork的工位需求大幅下降，空置率上升，業務急劇下滑，而公司仍需支付巨額租金。截至2024年6月，WeWork累計虧損約160億美元，過去10年從主要投資者和貸款方籌集的資金已耗盡。儘管新管理層努力削減成本，但受寫字樓市場疲軟影響，扭虧為盈的嘗試受挫。

WeWork曾對外表示，由於辦公空間需求持續下降和會員流失率高於預期，公司面臨倒閉風險。儘管自2019年以來已修改或取消數百份租約，但高管們仍不斷強調高昂的租金成本和低入住率是主要挑戰。

WeWork曾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表示，擔心公司可能無法繼續營運。今年上半年，由於宏觀經濟形勢不利，共享辦公空間需求下滑，公司虧損數十億美元。今年，多名高管離職。

自成立至今，WeWork從未實現盈利。2016年至2022年，累計虧損達149.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070億元）。公司之所以能維持營運，主要依賴於風險投資的持續支援。

WeWork的轟然倒塌，也給所有共享辦公室營運體系蒙上了一層灰色。

共享辦公室作為一種創新的模式面臨著許多經營的挑戰。首先，共享辦公室的盈利模式相對單一，主要依賴於會員的租金收入。這使得共享辦公室對市場波動非常敏感，如經濟衰退或疫情暴發等，都可能導致會員流失，進而影響收入。此外，共享辦公室的營運成本也相對較高，包括租金、裝修、維護以及日常營運等，這些成本需要通過持續的會員增長來覆蓋；

其次，共享辦公室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這一領域，差異化服務和特色成為吸引和保留會員的關鍵。然而，創新和個性化服務往往需要額外的投入，如何在成本控制和服務質量之間找到平衡點，是共享辦公室營運者需要解決的問題；

再者，共享辦公室的管理和營運也需要專業的團隊。從空間設計、技術支援到社區活動組織，都需要專業的知識和經驗。如何建立一個高效的營運團隊，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同時保持團隊的穩定性和動力，是共享辦公室成功的關鍵。

儘管面臨諸多挑戰，共享辦公室也擁有巨大的潛力。

隨著遠端工作和靈活工作安排的普及，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開始尋求更加靈活和成本效益高的辦公解決方案。共享辦公室提供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環境，促進了人際交流和創意碰撞，這對於創新驅動型企業和個人尤其有吸引力。

即使現在，在北京海淀等地區也有很多共享的辦公空間，一位數字貨幣工作室的創始人就在北京海淀區的一處共享辦公室辦公。他表示，共享辦公室的租金相較於正式的辦公室租房要便宜很多，而且有很多公共空間足夠員工會議或者客戶接待。“創業初期沒有必要把很多資金浪費在門面上，有個固定的地方能夠聚在一起開會、面試就足夠了。我作為使用者還是很支援和看好共享辦公室的形式。”

此外，共享辦公室還可以通過多元化服務來拓展收入來源。例如，提供會議室租賃、虛擬辦公室服務、培訓和研討會等，可以吸引更廣泛的客戶群體。同時，利用技術手段提高營運效率，如智能預約系統、線上社區平台等，也可以提升使用者體驗，增加會員粘性。

WeWork的前景仍是未知數，而共享辦公室的營運模式是否會成功，還需要更多驗證。   (中國企業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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