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玟生前控訴《2022中國好聲音》”引起的廣泛關注，如今有了結果。

據浙江衛視官方微博消息，鑑於對觀眾和網友反映的《中國好聲音》節目的問題正在調查之中，該節目暫停播出。

作為節目製作方燦星文化（星空華文）的創始人與大股東，也是公司現任董事長的田明，至今仍保持著沉默。

但不到半個月，他的財富已蒸發超過140億。

從復旦新聞系一畢業，田明就進了上海東方電視台。他原來的抱負是做“中國的丹·拉瑟”，那是一位美國主持人，曾經兩次和薩達姆談笑風生。

田明距離丹·拉瑟最近的一刻，應該是把社會呼聲欄目《熱線傳呼》做到了全台收視率第一，但隨著他被任命為綜藝部總監，“中國丹·拉瑟”的故事就基本告一段落了。

2005年，眼看湖南同行靠《超級女聲》風生水起，身為綜藝總監的田明決定在東方衛視上個大項目。

他把做熱點新聞的節奏搬到了綜藝部——每天召集業務會，每個人都要匯報工作進度，大家私底下自嘲：這是夜總會，千百會。

開會的結論是：湖南衛視做女生，咱們就做男生。

在當時，綜藝部沒幾個人知道選秀綜藝該怎麼幹。但田明把《美國偶像》、《學徒》這些成功選秀節目看了個遍，很快就摸著石頭過著河。

蕭亞軒、高曉松、鄭淵潔當評委；曹可凡陳辰當主持；配上當時頂級的服裝化妝舞美；再把全國能唱會跳的帥哥組織過來……

不好意思直接叫《超級男聲》，田明稍微改了改：《加油！好男兒》。

出爐效果出奇的好。蒲巴甲、宋曉波、馬天宇……都是那一屆的好男兒。17個城市的監測數據顯示，《加油！好男兒》平均收視率3.29%，是同時期表現最好的真人秀節目。

其火爆，直接讓東方衛視的廣告收入翻了一倍。

東方衛視的綜藝牌因此一炮而響：最會幹綜藝的隊伍，一支在湖南，一支就是東方衛視綜藝部。

之後就是《中國達人秀》、《舞林大會》，再之後，田明有了更大的想法，並且等來了他的機會。

2009年，因為忍不下去連年虧損，默多克把星空傳媒賣給了時任上海文廣集團總裁黎瑞剛創建的華人文化產業基金。接了盤的黎瑞剛想起的操盤人，就是老部下田明。

黎瑞剛稱田明是體制的另類，“他的潛能和爆發力還沒被這個體制發現”，而田明則大膽造夢：

“我們的文化傳媒事業不能和國際的相提並論，一個維亞康姆或者一個新聞集團，就勝過了我們幾十個電視台的營收，我們應該有這樣的夢想，去樹立中國的價值觀。 ”

2011年5月，田明上任星空傳媒CEO，兼任旗下燦星文化總裁。跟著他離開的，還有東方衛視綜藝部的金磊、沈寧、徐向東等“夜總會”老班底。

他們，很快再次證明了自己，的確是很會做綜藝。

2011年的中國音樂選秀綜藝，走進了一個大低谷。

此前幾年，為了搶收視率，比慘賣苦、耍寶搞怪，低級手段層出不窮——據說一位老同志看了某選秀節目後，直接把電話打給電視台，怒斥“人都變態了” 。

當年9月，湖南衛視宣布停辦2012年《快樂女聲》，10月，廣電總局下發文件規定，“全國衛視選秀節目一年加起來總量不超過10檔，類型不得重複”。

但國內流行音樂的小氣候，其實是不錯的，尤其是觀眾，已經被培養起來了。所以田明們堅定認為：問題不在音樂選秀本身，而是太久沒有能打的節目了。

燦星想搞一檔這樣的節目，思來想去，還是摸別人的石頭過自己的河。2012年年初，他們開始鑽研一款境外節目——《荷蘭好聲音》，並且找出了這檔節目的成功秘訣：極致。

無論模仿、特色、或高音飆到high C，參賽選手都是極致的；人人皆知的大牌導師，是極致的；“轉身就活，不轉就死”的一槍賽制，是極致的，就連燈光舞美音響、樂隊調音師，都要最極致的。

他們弄來了原版轉椅，配上了華少當主持；找來了零點樂隊貝斯手王笑東加盟的樂隊、操盤過北京奧運會的調音師金少剛，一出手就是四大導師：那英、劉歡、楊坤、庾澄慶。

更極致的還有選手，過去的選手選拔，一半靠海選，一半靠經紀公司推薦。現在為了找到真正能唱的人，團隊跑遍了學校、酒吧、夜場，甚至去長江郵輪上蹲過駐唱歌手。

但最極致的，是田明後來講的一句話：《中國好聲音》創立了中國電視製作模式的先河，是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的製播分離。

最原始的製播分離是這樣的：電視台掌握核心技術和節目內容，把一部分勞務工作外包，製作公司賺點勞務費。

再高級一點的，是製作公司出創意與製作，獨立完成一檔節目，把片子送到電視台評審，覺得值了，就買下來播出，製作公司賺的是電視台的買片成本。

創歷史先河的製播分離，是製作方和電視台共同投入，共擔風險，共享利潤，一起提高節目品質，一起為收視率負責，一起賺市場上的錢。

為了打動浙江衛視並且多賺點，田明把收視率對賭紅線定在了2.0%，低於這個數，公司將會賺不到錢。

2%不是一個小數字，很多黃金檔大牌電視劇也就這水平。

據說，燦星文化的宣傳總監，在現場就差拽田明袖子了，但內部的節目動員大會上，田明講得更大膽：“《好聲音》一定成功，我們將創造歷史，成功沒有疑問！”

2012年7月13日，《中國好聲音》首秀浙江衛視。第一期收視率：1.5%。

這個成績只能算不錯，但網友激動得難以入睡，直接把《中國好聲音》頂上了微博熱搜第一名。

一星期後，第二期開播，收視率2.8%。自此之後，好聲音一路開掛，除了第一期收視率在全國同期節目中排名第二，其餘13期全部名列第一。

第一季總決賽那天，《中國好聲音》的收視率是：5.389%。據統計，第一季《中國好聲音》，僅廣告收入，就拿下了3.5億。

震撼的不只是觀眾，據說湖南衛視金牌導演洪濤被刺激了很久，發誓一定要做個更好的。一年後，才有了《我是歌手》。

《中國好聲音》一度是中國音綜的代名詞。

2013年，第二季《好聲音》如約而至，狂攬10億廣告費，平均收視率保持在4.58%；2015年，第四季導師請來了周杰倫，讓平均收視率衝到了4.8%。

前四季廣告總收入高達40億元，比這些更有價值的，是它捧紅了吉克雋逸、平安、吳莫愁、金志文一連串藝人，由此延伸出綜藝節目製作出品、藝人出道後經紀等業務。

以《好聲音》為支點，燦星文化搭起了一根完整的商業鏈條。

2011年，接手燦星之後的第一次會議上，田明就曾表示：“我們是要把這個公司做到上市的。”現在，他開始一點點接近這個目標了。

與之伴隨，是為了上市的奮不顧身。

副總導演沈寧有個回憶：她有次下班遇到了一個保安，拎著酒瓶哼著小曲，突然想到自己像機器，沒有生活，於是給田明打了個電話。

田明的安慰就是，公司一定要上市。

2016年，燦星文化首次披露了財務數據，公司在2015年的營收與淨利潤分別是22.1億、7.2億元，是當時全國最賺錢的綜藝製作公司。

這個業績規模，已經夠上市的水平，但也付出了很多。沈寧即在採訪中笑言：

“燦星就是地獄，每個人在這裡都要面對暗無天日的連續工作。”

但即便如此，燦星的上市路也依然漫長，直到2022年12月29日，才通過重組，以星空華文控股有限公司為主體，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按星空華文在2023年6月13日的股價高點計算，田明所持有的股權，價值281.85億人民幣。

田明實現了他的夢想，但燦星卻與日俱下了。

據招股書顯示，星空華文2019年、2020年、2021年營收分別為18億元、15.6億元、11.26億元；毛利分別為7.04億元、5.87億元、2.74億元；毛利率分別為39.02%、37.66%、24.35%。

曾經的王牌IP，公司業績的主要貢獻者《好聲音》，也已經不復往昔。

2019年，華文星空來自《中國好聲音2019》的收入達到4.9億元，佔營收比為36.6%；2021年來自《中國好聲音2021》的收入只剩下2.52億元，佔營收比28.6 %。

2022年，這一情況也並未好轉。儘管有《蒙面唱將猜猜猜》、《這！就是街舞》、《追光吧！哥哥》一串綜藝在手，整個2022年，星空華文的全部營收只有8.73億元。

客觀地說，星空華文最近幾年的業績滑坡，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原因所致，比如疫情的影響，以及經濟承壓之下，各企業開始節制自己的營銷預算。

但外部不是全部理由，老IP江河日下，新IP不見起勢，也是它的挑戰。

比如，《好聲音》無論從節目影響力到業績表現，都已經疲態。在豆瓣上，2022季好聲音，只拿到了3.6分，其中超半數網友給出了一星評價。

而被寄予厚望的《這！就是街舞》，是它多檔新創節目裡表現最好的一個，可其2021年的2.39億元收入，與《好聲音》相比，仍然稍遜一籌。

即便如此，田明依然對未來樂觀。

他在2022年的年報中，向投資者這樣描繪：文娛IP產業的整體前景及本集團所處的商業環境，在未來一年將非常可觀。

言下之意，只要大環境好起來，星空華文就會扭轉頹勢。

但他顯然是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也把自己想得太好了。看似疫情導致的下滑背後，星空華文的內部世界，或許早已坍塌。

隨著李玟錄音的曝光，《中國好聲音》既受到了網友的自發抵制，公司過去的內幕和有失操守之處，也被接連曝光。

一幕幕來節目親歷者的往事浮上來，星空華文華麗麗的外表下，竟是那麼的不堪，而且是即便多次被曝光，質疑，也仍不思悔改。

2016年，第一季導師劉歡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他公佈了三件侵權案件，代表音樂詞曲著作權人提起訴訟，其中兩件出自《中國好聲音》。

在退出《中國好聲音》後，劉歡曾經在《鏘鏘三人行》中透露，節目中學員自曝的故事，以及那些成功勵志的背景大部分都子虛烏有。

那是星空最早的警鐘，但包括田明在內，顯然是沒太認真聽，或者從內心將其視為平常，以至於更多的，更惡劣的，連續發生。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嗎？28年做一個歌手，站在台上被別人侮辱！”

8月17日晚，一段疑似著名歌手李玟Coco生前控訴綜藝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的錄音在微博上遭到曝光。這份網傳錄音長達9分鐘，內容涉及去年9月李玟在錄製《中國好聲音》期間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在錄音中，一把疑似李玟的聲音憤怒地吼道：“我犧牲自己無所謂，我沒想到原來他們都是一堆壞人，去整我，因為我說真相，我命都不要，就是想幫助這些孩子。我說賽制不公平，節目組說賽制就是這樣的，沒有導師可以改變。”

她透露，由於對節目組“不公平的賽制”提出異議，“他們（節目組）要跟我動手，他們說，你必須要離開這個舞台”。

錄音還提到，由於李玟身負腿傷，加上穿著7寸高跟鞋，無法在舞台上獨自站立太久，因此“要他（學員）一定站在我身邊支撐住我”。但最終錄製時，節目組卻把學員安排到了舞台的另一邊，最終導致李玟在舞台上摔倒。

李玟在《中國好聲音》上的最後一次演出，身邊沒有學員。

當晚，9分鐘的錄音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首，同時在各大社交平台廣泛傳播。隨後，《中國好聲音》官方微博發布聲明進行回應，表示該錄音是“部分自媒體賬號在網絡平台散佈並經惡意剪輯的”。

實際上，這並不是綜藝節目組的第一次翻車。此前也有應采兒、袁立等藝人透露，自己參與電視台綜藝錄製時，受到了節目組的不公平待遇。中國香港歌手陳奕迅更曾在香港綜藝上透露，某選秀節目到了導師選拔的環節時，導演會出手干預。

針對綜藝行業的賽制、運行、內幕等行業亂象，新周刊採訪了資深綜藝編劇黃小申。

新周刊：在一個綜藝的製作過程中，節目組/製作方的權力佔比是多少？

黃小申：一般來說，製作方都是佔有絕對主導權的。但商業化的綜藝，會把部分權力向贊助商或者主辦方傾斜，所以他們還是會有一定自主權，可以決定邀請哪些藝人參與這檔節目。因為贊助商會去衡量市場對藝人的需求，如果對方有一定的流量或者能帶來足夠關注度的話，節目組就會考慮用這個藝人。

新周刊：那節目組/製作方如何操縱一個綜藝節目的錄製走向？

黃小申：首先，我們可以把綜藝簡單分為兩類，一種是非強競選類，另一種是強競選類。

如果不是強競選類，大家只是玩遊戲或者聊聊天，我們可能會給到藝人一個初期的腳本，腳本只包含大概的話題或者方向，表明編劇或者節目組想呈現給觀眾的內容。但在前期，我們會不斷跟藝人溝通，把他們真實的想法寫在腳本里面。

新周刊：在錄製非強競選類節目時，藝人會順利按照腳本錄製嗎？是否有出現過不按常規出牌的情況？

黃小申：不一定。藝人很有可能根據我們之前商量好的方式去呈現，也有可能根據當天的心情或者其他原因而變卦。

這跟藝人個性的關聯度還是很大的。有些藝人就喜歡一板一眼地按照商量好的腳本走，完全不出一點偏差。但有些藝人可能想到什麼，就臨時給腳本加點內容，或者看心情自由發揮。但總的來說，情況都在可控範圍內，並不會背離節目的大致走向。而很多時候，藝人自由發揮的部分經過剪輯後，反而讓節目變得好看。

新周刊：所以強競選類節目的不可控性會更高嗎？

黃小申：有選拔性質的強競選類節目，確實可能會存在很大的差別。

我曾經參與過一檔選秀節目的製作。節目背後有很大背景的讚助方和平台作支撐，相當於平台自己贊助自己，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的話語權幾乎是百分百的。恰好那一次我負責賽制設置的工作，便涉及到了強競選類節目中淘汰和晉級的問題。

從觀眾的視角來看，不到最後一刻，肯定是不知道誰會晉級、誰會淘汰，這對幕前的任何人來說都是有懸念的。

但那一次我發現，在整個錄製過程中，主辦方對比賽結果的干預非常多。在正式的錄製前，我經常會接到主辦方派過來的人和我說，這一期必須要想辦法讓哪個藝人晉級，哪怕其票數不夠。如果這位藝人可能會被淘汰，那工作人員必須要製定新的規則，讓這位藝人能留下來。

在那次的節目裡，可能每一次公演前，我都會接到或多或少的干預，讓我一定要保某個人，這讓我有時候感到很痛苦。因為經常是錄製之前的一兩個小時，主辦方才把要求給到，時間非常緊急。在收到指示後，我必須要馬上去和擔任評委或者嘉賓的藝人溝通，讓他們盡可能地保住主辦方想要留住的人。

新周刊：接到要求的藝人大多都會順從嗎？

黃小申：有些藝人可能覺得無所謂，他們覺得“這就是我的一份工作而已。既然贊助方或者說主辦方讓我這麼去做，那我就接受，沒有關係的”。只要主辦方給的錢到位，那有些藝人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些藝人還是會有自己的堅持。我記得特別清楚，有一次我給一個嘉賓去傳達這樣的信息，但ta當時沒有很明確地答應我，就說ta會考慮一下，但還是要按照藝人們在台上的表現來做出最終決定。也會遇到有些藝人真的很生氣，特別排斥、抗拒節目組讓ta暗箱操作，就會表達出下次不會再參與該節目錄製的想法。

所以你能看到，在這個過程裡，每個藝人給自己留的底線其實是不一樣的。

綜藝醜聞頻出，藝人為何沉默？

新周刊：李玟錄音的熱搜全靠營銷博主和素人們自發傳播，反觀娛樂圈內，明星幾乎全體噤聲，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黃小申：藝人面臨最大的現實問題就是，在進入節目、開始真正錄製之前，會有非常多次的關於合同的溝通，這都關乎最後臺本的落實情況。他們籤的合同里面，是有保密協議這部分內容的，這是現實上面臨的最大阻礙。

即便是我和一個明星私交很好，我很希望為對方發聲，但如果我面臨像保密協議之類的束縛，即便我說的是實話，我依然有可能要面臨比較高額賠付的訴訟、追責等，這都是藝人不願意去面對的。

另一方面，這件事情本身已經過去，如果這位藝人跟我沒有那麼大的關係，我是否有必要去義憤填膺地去為所謂的正義發聲？尤其是聲名越高的明星，需要考量的部分就越多。為這次事件發聲，也許會贏得一些觀眾的好感，但是也有可能讓一些製作方對你有了想法。

新周刊：大多數藝人害怕得罪節目組，那麼會有藝人因為發聲而被圈子排擠甚至封殺嗎？

黃小申：我們經常說要把哪個藝人在某個圈子裡面封殺，但其實真正能做到這種程度的人屈指可數。

現實情況下，更多時候是我這個團隊知道了某個人可能不太聽從節目組的安排，又或者事兒太多，那我的團隊以後做的任何節目，很有可能都不會再和這位藝人合作。

當然，所謂的圈子其實還是在的。畢竟做綜藝的人流動性很大，我今天在A節目組，明天我就可能會去B節目組。那麼在B節目組開始推薦人選的時候，我可能就會把這位藝人的事蹟說出來，B節目組聽了我轉述的信息之後，很可能就不考慮讓這位藝人上B節目了，是會有這麼一種傳播方式的。

新周刊：那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是圈子內的一種“無聲的封殺”嗎？

黃小申：如果藝人很愛表達自己身上真實的一面，反而會影響他們在娛樂圈的一切合作。邀請你會成為製作方的一種顧慮，他們會達成一種默契，“無聲的封殺”其實是存在的。

明星肩負著很多人的共同利益，包括ta的公司、經紀人、員工等，所以發聲是一件需要慎重面對的事。也許明星希望為一個事件發聲，但是他們的經紀人會理性地衡量一切。

新周刊：綜藝節目頻出事故，為什麼製作方仍然混得風生水起？

黃小申：這也是近年來我個人的困惑之一。綜藝行業的事故那麼多，但似乎對製作方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包括之前那麼轟動的高以翔事件，大眾的關注度、後續影響其實都挺大的。按道理說，它應該得到嚴肅的處理。然而最後的結果，僅僅是把那個節目停掉。

首先，大眾對節目背後的團隊並不熟悉，甚至可以說是陌生。即便出了事故，背後的團隊仍然可以去製作別的項目，顯然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大眾對節目背後的這些製作方、導演、編劇等並沒有那麼強的一個認知意識。

如果這些人重新去做其他類型的綜藝，或者是做回同樣類型的綜藝，但只是換個節目名，大眾其實是很容易重新接受的。因為大眾對幕後的人是沒有任何感知的，大不了就是節目組重新請一批新的明星面孔上節目而已。

新周刊：大眾如果僅僅抵制了一個節目名，這種抵制對製作方會有影響嗎？

黃小申：我的觀察是，當時高以翔事件發生之後，儘管很多觀眾說要抵制電視台、節目組，但其實大多數人並沒有認真地去去履行諾言，或者去思考怎麼樣才能真正地做到拒絕這件事情。

因為它是非常具體的一件事，如果真的去執行這件事，這個電視台我以後就不看了嗎？如果這個電視台哪天又做了一檔新的綜藝，裡面有我喜歡的明星，粉絲便會順理成章地去看。大多數普通觀眾是完全思考不到這個層面的。

回看Coco的事情，其實在去年節目錄製期間，這件事就已經被爆出來了。但是熱度過後，事情便過去了。直至她離世，這件事才又一次被翻了出來。觀眾口口聲聲說要去抵制的一些東西，很有可能過幾天就會被忘掉。

正如剛剛所提到，製作方或者節目組可以玩的方式和花樣非常多，換個包裝、換一批工作人員、換個節目名，觀眾便不認識了，並且會以看待新鮮事物的態度去接受他們。更何況，很多製作公司的背景在娛樂圈裡還算是力量強大的，觀眾的抵制很難對他們有實質性的影響。

李玟“控訴”9分鐘，中國好聲音背後公司市值蒸發234億港元

CoCo李玟錄音事件如同一隻蝴蝶的翅膀，其扇動的餘波仍在持續擴大。

2022年扣下的扳機，如今子彈正中靶心。

8月17日，有網友在網絡上放出一段李玟關於《中國好聲音》的約9分鐘錄音，講訴了其在節目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並且受到威脅和侮辱，直指節目賽制存在問題。

當晚，中國好聲音微博回應表示，該錄音為惡意剪輯，“李玟生前控訴《2022中國好聲音》”，是對逝者的不尊重，也嚴重損害節目形象，表示強烈譴責。

一石激起千層浪，網友翻出《中國好聲音2022》最後一集，畫面中李玟與自己的學員王澤鵬一起演唱《永不失聯的愛》，兩人分立而站，但李玟明顯因站不穩而身體搖晃。最後李玟還摔倒在地，結束該集錄製後，李玟立刻回到香港接受治療，這也成為了李玟的最後一個舞台。2023年7月5日，李玟因抑鬱症輕生搶救無效去世，終年48歲。

錄音事件後，韓紅、金星、王澤鵬等超10位明星、學員為李玟發聲。一時之間，市場上對於《中國好聲音》的聲討不斷。8月20日，浙江廣電集團回應稱，針對大家關心的問題，將進一步調查核實。會認真傾聽吸收，督促節目製作方努力改進工作。而《中國好聲音》的節目製作方正是星空華文（6698.HK）。作為當事方，星空華文至今尚未作出回應。

受此影響，星空華文8月18日、8月21日連續兩天股價下跌，分別下跌23.43%、31.23%，市值兩天縮水234.51億港元。截止8月21日，星空華文報收65.3港元/股，總市值260.25億港元。

股價下跌背後，星空華文與《中國好聲音》深度綁定，這場輿論風波，星空華文該如何度過？

星空華文成立於2012年，從事文娛相關IP行業，主營綜藝製作。其業務還包括音樂IP、電影IP的運行，藝人經紀、演唱會製作、藝術教育及培訓等。

據諮詢機構“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按2021年的收入計算,星空華文是中國最大的綜藝節目IP創造商及運營者，市場份額為1.6%。

其王牌作品《中國好聲音》，於2012年推出即一炮而紅，至今已有十年。第一季首播收視率即達1.5%，第二期飆升至2.8%。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播出十季後，《中國好聲音》創下中國季播持續時間最長的綜藝節目的記錄。

《中國好聲音》的高收視率也給運營商帶來了豐厚的利潤。曾任浙江衛視副總監的杜昉對《瞭望東方周刊》透露，“第二季《中國好聲音》決賽，每15秒廣告費被拍出了380萬元的天價。” 而在最初，《中國好聲音》節目廣告費每15秒也僅15萬元。

直至今日，《中國好聲音》仍然是星空華文最大的“現金奶牛”，也是星空華文最賺錢的綜藝之一。

《招股書》顯示，2019年至2021年，星空華文收入排名第一的項目分別是《中國好聲音2019》《中國好聲音2020》《中國好聲音2021》。期間，《中國好聲音》這個IP分別為星空華文貢獻收入4.9億元、3.25億元、2.51億元。

不過，過去四年半來星空華文業績表現不盡人意。

2019-2022年，星空華文收入持續下降，分別為18.07億元、15.6億元、11.27 億元、8.73億元；淨利潤分別為3.8億元、-2780萬元、-3.52億元和8691. 8萬元。

2023年上半年業績預告顯示，預計錄得收入在約1.41億元至1.51億元之間，經調整淨虧損預計在約人民幣1830萬元至1460萬元之間。

對於2021年的巨虧，星空華文解釋稱，主要由於製作的超大型綜藝節目數量由2020年的8個減少至2021年的7個，以及《中國好聲音》產生的收入下降，和企業客戶廣告預算下降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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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聲音》真正的老闆，是他！

李玟生前錄音，叫不醒裝睡的娛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