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
上周,我在希臘參加雅典民主論壇,這是一個匯聚世界各地民主專家和活動人士的會議。因此,我一直在思考,生活在民主社會所帶來的福分與責任。每天早晨,我都在酒店的屋頂餐廳吃早餐,從那裡可以看到帕特農神廟。這座希臘的標誌性神廟建於公元前5世紀,正值雅典民主的鼎盛時期。而每天早晨,服務員總會微笑著問我同一句話:“請問您有什麼過敏的食物嗎? 每天早晨,我都得使勁咬住舌頭,才忍住沒脫口而出:“好吧,既然你問了,那我確實有兩樣東西‘過敏’——不過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其一,我極度反感那種怠惰的、作秀式的網路行動主義,比如‘嘿,我發推譴責過了啊’,或是‘嘿,我把最喜歡的流行歌星抨擊以色列的帖子轉到臉書首頁了,所以別再對我指指點點’。但與此同時,當本土的民主體制危在旦夕時,我對那些袖手旁觀的冷漠同樣難以容忍,比如‘嘿,我們律所和聯邦政府有大把業務往來,我們不得不跟川普妥協媾和’。” 讓我對這兩種“政治過敏症”陷入深思的,是與兩位中東老友的一番長談。他們二人都曾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去吐露刺骨真相,去為爭取自由公正的選舉投票權而搏命抗爭。因此,面對我這輩子所見證的、對美國民主最嚴峻的威脅——川普總統為保住權力而不惜踐踏規則的行徑,竟有如此多的美國人選擇袖手旁觀、無動於衷,這讓他們感到無比困惑與憤懣。 這兩位勇敢的民主活動人士中,有一位是塔瓦庫爾·卡曼(Tawakkol Karman),她是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葉門人,也是首位獲此殊榮的阿拉伯女性。她獲獎,是因為她以非暴力方式領導了葉門“阿拉伯之春”的抗議運動,要求民主、婦女權利和言論自由。卡曼在2011年的和平起義中發揮了領導作用,那場起義導致強人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下台。薩利赫從1978年起統治北葉門,並在1990年葉門統一後繼續執政,直至2012年黯然離任。
《紐約時報》托馬斯·佛里曼|兩位民主英雄談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