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秋季的紐約，晨邊高地又迎來一批新鮮面孔。哥大開學典禮上，新生們歡呼雀躍，人群中，中國留學生林悅（化名）卻低頭盯著手機——學校國際學生辦公室的郵件靜靜躺在那裡：從本學期起，哥倫比亞大學取消CPT（課程實習訓練）項目，在讀學生將無法再通過課程實習合法申請美國公司的實習機會。

“我可能留不下來了。”林悅給母親打了一個沉重的微信電話。入學第一天，她原本已經為“留下來”規劃好了一條路徑：讀名校、拿高GPA、積累美國實習，然後OPT、H-1B，一路走向綠卡。

但如今，這條路還沒開始，第一塊踏板就被抽走了。

沒有CPT，未來幾年簡歷上的“美國實習經歷”可能一片空白，更難獲得畢業後的全職Offer。

而這只是開始。美國政府和美國國土安全部（DHS）早就盯上了移民的每一個環節。就在10月8日，美國聯邦政府表示將暫停微軟等多家科技企業參與“永久勞工認證”計畫（PERM）。該計畫是持有H-1B簽證的外籍員工通過僱主申請美國職業移民永久居留權（綠卡）的第一步。

至此，在這短短一年內，實習認定標準收緊、F1學生簽證期限調整、H-1B政策不斷變化，甚至出現超過10萬美元的OPT和H-1B費用方案。高校與移民政策雙重收緊之下，曾經相對清晰的“留學—實習—工作—綠卡”路徑，正在變得越來越充滿不確定性。

對於一些中國留學生而言，“留美”正在從一條可以規劃的職業路徑，變成一場高成本、高風險的博弈。“留美夢”碎了嗎？

01. 從CPT到H-1B，條條道路都在變窄

“我一直有一個留美讀博夢，因為覺得在矽谷讀博士、工作很酷。”來自中國深圳的留學生威利對騰訊財經表示。

這種“酷”，並不只是名校光環。

多位曾就職於微軟、Meta等科技公司的員工告訴騰訊財經，十年前，他們從中國本科畢業後直接申請美國五年制博士項目，不需要自己承擔學費，導師通過科研經費支付工資，博士期間還可以申請去科技大廠實習。

“十年前博士畢業，我的同學基本都去了微軟、Google、Meta。當時大廠招聘量大，門檻也沒有現在這麼高，優秀的中國學生留在美國並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

進入大型科技公司後，部分崗位起薪很快可以達到20萬美元，隨著職級和股票增長，百萬美元級年薪也並非遙不可及。早期加入Meta、微軟等公司的員工，如果獲得大量股票收益，更可能早早地實現所謂的“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過去，這一切背後有一套相對順暢的制度路徑：F1學生簽證→CPT實習→OPT/STEM OPT→H-1B→綠卡。

但如今，這條鏈條上的多個環節都出現了變化。

首先是H-1B。去年9月，美國政府曾宣佈對部分新的H-1B境外申請者設定10萬美元費用，引發企業和國際員工高度緊張，大量公司緊急確認員工是否需要返回美國。

該政策隨後遭到法律挑戰，並於今年6月被馬薩諸塞州聯邦地方法院撤銷。法院認為，行政部門以行政措施施加如此巨額費用，涉及嚴重的國會授權問題，即“總統無權單方面收稅”。

今年8月至今，白宮又通過正式行政程序提出新的H-1B費用方案，金額接近10.3萬美元，並擴大部分適用範圍，即無論境內外申請都要繳費。

“如果企業要為一個國際學生提供H-1B，就可能承擔10萬多美元的額外成本，這會明顯提高僱傭國際學生的門檻。”一位紐約高校教授對騰訊財經表示。

“即便最終政策被起訴、修改甚至推翻，這個過程本身也會製造不確定性，這可能就是川普想要的效果。對僱主而言，H-1B越來越像一個潛在風險源。”

而在H-1B之前，留學生首先需要解決的是F1身份。

也就在7月，DHS進一步收緊F1相關政策。自9月15日起，F1簽證有效期改為固定入境期限，上限為4年。超過4年需向移民局申請延長，並繳納420美元稽核費。這對通常需5-6年才能畢業的理工科博士生造成顯著影響，他們需在第三年開始準備延期申請。離境緩衝期縮減，畢業後的離境寬限期從60天縮短至30天。

不過，8 月 18 日，高校團體、教育組織和工會在麻省聯邦地區法院對此進行起訴，主張 DHS 給出的評論期不足，並且超越了法定權限。9 月 14 日，Saylor 法官認為原告關於違反《行政程序法》的主張很可能成立，給予全國性的初步救濟，推遲規則生效。

至此，新政在生效前夜被緊急叫停，但這只是訴訟期間的臨時措施，法院尚未作出實體判決。

不久之前，實習環節也出現變化。

8月12日，SEVP發佈通知，進一步明確CPT實習必須與學位課程存在核心且必要的關係。對於並非畢業要求、主要為了就業而設定的實習，學校面臨更大的合規壓力。

一些高校因此暫停或收緊相關實習項目。對學生而言，影響並不只是“少了一段實習”。

在美國求職市場，實習往往是獲得全職Offer的重要入口。沒有實習，就很難拿到return offer；沒有美國工作經歷，畢業後進入H-1B抽籤的競爭力也會受到影響。

“我剛拿到的實習Offer，但因為CPT的問題，只能和公司說暫時不去了。”一名美國本科生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也就在10月5日，廣大留學生終於盼到了“起訴”。美國大學協會（AAU）等4個教育組織10月5日在麻州聯邦地區法院起訴DHS，要求撤銷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8月收緊CPT的兩份通告。

然而，美國政府和DHS的用意不言自明——刻意繞開公告、徵詢公眾評論、形成最終制定規則與回應（Notice-and-Comment Rulemaking）的合規流程，以更嚴苛的政策解釋，推翻長期執行的慣例。這也導致過去環環相扣的留美路徑，正在一個個出現新的門檻，即使事後會被起訴，但傷害和不確定性也已經造成。

03. 失業即離境，H-1B也不再是“安全墊”

對於廣大留學生而言，即便最終找到工作、成功獲得H-1B，也不意味著風險解除。

9月10日，DHS正式提出修改H-1B相關規則，擬取消此前H-1B持有人失業後的60天寬限期。按照DHS估計，每年約有3795名員工利用這一寬限期，在被解僱或離職後尋找新的工作。

而在當前科技行業裁員頻繁的情況下，60天本身已經相當緊張，更不用說30天。

“現在只要發現公司有裁員苗頭，就得立刻開始找工作。”矽谷一名科技大廠資料科學家Ryan告訴騰訊財經，“如果失業後的身份緩衝時間進一步縮短，風險會更高。”

美國移民律師臧迪凱表示，這一提案仍處於規則制定階段，未來還會徵求公眾意見並可能修改。但不同於H-1B的10萬美元收費，縮短寬限期的法律爭議相對較少，通過的機率較大。

對許多外國高技能員工而言，如果想擺脫對H-1B的長期依賴，最終還是要走向綠卡。問題是，綠卡之路同樣在變難。

10月8日，美國副總統范斯宣佈，川普政府將無限期暫停微軟、Adobe等科技企業參與PERM項目的資格，指控其在外籍員工綠卡申請中存在欺詐，並稱對微軟“需停多久就持續多久”。

事實上，這一新消息對科技業已經不新，因此早在這之前，不少科技大廠就已經實質上無法為員工辦理PERM。

一名Meta的AI工程師對騰訊財經表示，“Meta這種大廠經歷過大規模裁員，這一兩年已經很難辦理新的PERM。這意味著即使在大廠工作，綠卡路徑也可能被拖慢。”

PERM是僱主為申請EB-2/EB-3職業綠卡進行的勞工認證，獲批後通常才能進入I-140，再在排期允許時提交I-485申請綠卡。PERM的核心要求，是僱主證明在特定職位和工作條件下，沒有足夠數量的美國工人能夠勝任並接受這一永久職位。

對於剛經歷大規模裁員的企業而言，再向勞工部證明“找不到合適的美國員工”，顯然會面臨更大的合規壓力。

這也意味著，一部分高技能外國員工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綠卡路線。

不少留學生和打工人苦笑著表示：“如今‘婚綠’（找美國人結婚）可能真的成了拿綠卡的唯一途徑。”

05. 科研經費收緊，連“讀博”這條路也開始降溫

留美吸引力下降，受到影響的不只是就業市場。

其中，博士生可能是最值得關注的群體。

美國大學協會（AAU）近期對55所頂尖研究型大學進行調查發現，2026年秋季博士項目錄取人數較上一年度下降約15%，國際博士申請量則下降約21%。

“我們學校今年博士生入學人數明顯減少。”威利對騰訊財經表示。

過去，對於許多中國理工科學生而言，美國博士項目是一條極具吸引力的“黃金路徑”。

博士生通常不需要承擔高昂學費，導師和實驗室可以通過科研經費、助教和獎學金提供生活補助；與此同時，美國頂尖高校擁有全球領先的實驗室、科研裝置和學術資源。

但是，川普政府上任後，美國聯邦科研資助的不確定性增加，部分科研項目面臨凍結、削減或延遲，大學科研預算也承受壓力。

最終的結果是：教授可能不是“不想招學生”，而是“沒有足夠的錢招學生”。

部分美國高校已經開始暫停或者大幅縮減博士招生。

例如，喬治華盛頓大學2026年暫停了5個博士項目的招生，並將財務壓力列為原因之一；芝加哥大學也暫停部分博士和碩士項目2026-2027學年的招生；哈佛大學則計畫在部分領域大幅削減博士招生規模，部分項目降幅達到50%至75%。

對於美國而言，這不僅是大學招生問題。

博士生是美國未來科研體系和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人才供應的重要來源。放眼望去，矽谷科技公司大多都是華人面孔佔據主導。

AAU也警告，博士招生持續收縮可能進一步影響美國未來的STEM人才供給和科研創新能力。

06. “反移民”政策的帳，還要時間來算

面對這一系列變化，多位國際學生仍對騰訊財經表示，如果重新選擇一次，他們依然願意來美國。

他們表示，“留美”依然是一段獨特的經歷。美國頂尖高校、科研機構、資本市場和科技產業叢集的吸引力，也不是短期政策變化就可以輕易取代的。

還有一些學生也表示，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執政周期變化，也會使得移民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因此還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但問題在於，人才流動一旦發生變化，未必能夠輕易逆轉。

美國政府收緊移民政策的目標之一，是保護美國本土就業、降低企業對外國勞動力的依賴。然而，在高度全球化的科技產業中，企業並不會被動承擔所有政策成本。

近年來，一些大型科技企業的H-1B申請量已經出現下降。與此同時，越來越多企業將工程、研發和技術團隊佈局在印度、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東歐等地。

在部分情況下，跨國企業還可以利用海外業務和內部調派機制，讓員工先在海外工作，再通過L-1等跨國公司內部調派路徑進入美國，從而降低對H-1B抽籤的依賴。

這或許正是反移民政策最值得警惕的“副作用”：政策試圖讓外國人才離開美國，企業卻可能選擇把崗位和資本一起帶到海外。

因此，美國“反移民”政策究竟是在保護本土就業，還是在削弱自身的全球競爭力，這場政策實驗最終會產生什麼結果，可能需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看清。 (騰訊財經)

在馬來西亞留學，有時候很難意識到自己已經出了國。

我在這裡讀研究生時，班裡經常出現一種很有意思的景象：老師在前面用英語講課，底下坐著的卻大半都是中國學生。有的專業，一個班裡中國學生最多時候能佔到八成。下課以後，英語迅速消失，微信群開始活躍，吃飯、租房、選課、找導師、寫論文，生活重新切換回熟悉的中文世界。

這種感受並不是錯覺。根據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公佈的2025年資料，當年馬來西亞公立及私立高校共有159138名國際學生，其中中國學生達到62187人，佔全部國際學生的39.1%，中國穩居第一大來源國。與此同時，國際學生又明顯集中在研究生階段，僅就馬來西亞公立大學研究生而言，國際學生佔比已達33.74%。

中國學生正在成為馬來西亞大學裡越來越容易被看見的一群人。相比歐美國家，馬來西亞留學最直接的吸引力就是“性價比”：申請門檻相對友好，英語授課，學制不長，學費和生活成本也相對可控。對於不少中國學生來說，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精英留學”，而是一條普通家庭也能夠得著的海外教育路徑。

馬來西亞某高校研究生課堂。近年來，中國學生在部分研究生專業中的佔比明顯上升。

也因此，在中文網際網路裡，馬來西亞碩士經常被不客氣地塞進“水碩”這個詞裡。但真正來到這裡以後，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反差：所謂“水碩”，現在也已經捲出了新高度。

因為來的人越來越多，而很多人真正想解決的問題，其實根本不只是讀書。

張淼是我認識的一名中國留學生。

畢業後，他沒有馬上回國，而是想留在馬來西亞找工作。為此，他申請了Graduate Pass，也就是不少中國學生口中的“畢業簽”。

馬來西亞近年來向符合條件的國際畢業生開放Graduate Pass，本科及以上畢業生可以申請畢業後繼續停留12個月。中國學生目前也在適用範圍內，根據官方現行政策，這項針對中國和印度籍畢業生的安排有效至2026年12月31日。

最開始，張淼算得很樂觀。一年時間，那怕前幾個月休息、處理畢業手續，剩下半年也足夠投簡歷、面試。他甚至已經開始考慮，如果工資不算高，第一份工作也可以先接受，“至少先留下來”。

真正開始找工作以後，這種樂觀一點點消失了。他投過不少簡歷，也參加過面試。有的崗位聊到後來，一問他是中國籍，就沒有了下文；有的公司直接告訴他，公司目前不考慮需要辦理工作簽證的外國人；還有一些崗位，工作內容和他想像中的差不多，薪資卻只有三四千令吉。

Graduate Pass還在有效期內，他每天依然可以正常生活，但手機日曆上的到期日已經變成一個越來越清楚的倒計時。聽起來，一年的時間已經足夠找一份工作。但張淼真正進入招聘市場後才發現，有時間留下來，與有辦法留下來，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問題並不完全在能力。在馬來西亞，一個中國畢業生如果要正式進入當地企業長期工作，最終通常還是要面對工作準證的問題。2026年6月1日起，馬來西亞進一步提高了外籍人士Employment Pass的薪資門檻：Category III月薪標準提高至5000至9999令吉，Category II則提高至1萬至19999令吉。

張淼在吉隆坡參加求職面試途中拍攝的街景。受訪者供圖

對於一個剛畢業的外國學生來說，這個數字很現實。如果一家企業原本只準備花3000多或4000多令吉招聘一個初級員工，它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外國畢業生，把崗位提高到符合外籍工作準證的標準，再承擔額外的申請手續？

更何況，中國學生在這裡還有一個國內求職時不存在的競爭對手——馬來西亞本地華人。

同樣會中文，本地華人通常還會英語和馬來語，不需要企業解決簽證問題，對當地社會和商業環境也更加熟悉。於是很多中國留學生到了找工作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原本以為是優勢的“中文母語”，在馬來西亞並不是一種稀缺能力。

張淼Graduate Pass的有效期正在一天天消耗。他曾經以為，畢業以後最大的選擇是“找什麼工作”；後來發現，真正排在這個問題前面的，是“有沒有公司願意讓你留下來”。

這大概是很多中國學生在馬來西亞最後一學期才開始理解的現實：留學的門檻並不算高，留下來的門檻卻完全是另一套規則。

有人不是為了留學而留學，而是因為不知道下一步去那裡

劉欣是在工作兩年以後，重新成為學生的。

本科畢業以後，她進入一家民營企業工作。工作談不上很差，但兩年過去，工資漲得不多，工作內容也看不到太多變化。她一度想過考公務員，也準備過國內研究生考試，最後都沒有堅持下去。

真正決定申請馬來西亞碩士時，她並沒有特別明確的留學夢想。對她來說，更現實的想法是：既然現在這份工作繼續做下去也不知道會怎麼樣，不如先去讀個碩士。

一年多以後，學歷至少會升到研究生。這種想法，在我接觸的中國學生中並不少見。越來越多人並不是從本科一路順下來讀碩士。有人已經工作兩三年，有人辭掉了國內的工作，也有人考研、考公或者求職不順之後，重新把目光轉向了留學。

“去讀個碩士”，有時候更像是人生暫時沒有答案之後，一個相對體面的緩衝區。這也是馬來西亞留學能夠迅速吸引中國學生的地方。歐美碩士項目意味著更高的語言、資金和申請成本；國內考研意味著另一場高度競爭的考試。而馬來西亞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不用準備太久，投入相對可控，一年多以後還能多一張海外碩士文憑。

但劉欣真正來到學校以後，很快發現，和她有類似經歷的人並不少。有人從網際網路公司辭職以後過來讀商科，有人在國內考研失利後直接申請了馬來西亞高校，還有同學已經接近30歲，工作幾年後重新回到課堂。

最開始大家認識時，經常會問一句：“你為什麼來馬來西亞？”

但聊到最後，很多人的理由其實有些相似：原來那條路走得並不順，又暫時不知道下一條路在那裡。大家嘴上經常開玩笑說：“先讀了再說。”

劉欣也是這樣。剛來的時候，她覺得一年以後再考慮就業也不遲；到了第二個學期，班級微信群裡討論的話題已經從選課變成了實習、秋招、博士申請和新加坡工作。

有人開始刷雅思，有人考證，有人準備公務員考試，還有人已經同時投中國和馬來西亞的工作。“先讀了再說”的人一多，新的競爭也隨之出現。以前大家比較的是誰能出國，現在比較的是學校排名、專業、績點、論文、實習和畢業速度；畢業以後，又重新回到簡歷、工資和工作簽證。

競爭並沒有因為出了國而消失，只是換了一張地圖。

有時候甚至會出現一種很微妙的情況：一個年輕人因為國內就業太捲來到馬來西亞讀研，一年以後畢業，又和一群同樣因為就業壓力來到馬來西亞的中國學生競爭當地為數不多的中文崗位。

原本是為了逃離一條擁擠的賽道，最後發現大家一起換到了另一條賽道。

王宇來馬來西亞之前，認真算過一筆帳。

相比去英國或者澳大利亞讀一年碩士，馬來西亞便宜得多。學費能夠接受，租房可以和同學合租，吃飯如果不總去商場，一個月也花不了太多。

他甚至想過，實在不夠的話，就利用課餘時間打工補貼一點。真正到了這裡以後，他開始變得非常會算錢。公寓不敢一個人住，三四個人合租；學校附近中國餐廳一頓飯二三十令吉，他嫌貴，就自己去超市買菜；能坐輕軌就不打車，回中國的機票也會提前幾個月看價格。留學生群裡有人畢業離開，他去買二手電飯鍋、桌子和衣架；輪到自己畢業時，再把這些東西掛回群裡。一件家具可能就這樣在幾屆中國留學生之間不斷流轉。

“窮留”也沒有想像中容易，王宇正在公寓內做飯

這樣的生活算不上特別辛苦，卻和很多人想像中的“海外留學生活”很不一樣。

馬來西亞留學的另一個標籤是便宜。如果和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相比，這當然沒有問題。但真正生活以後，會發現“便宜留學”與“沒錢也能留學”完全不是一回事。房租、押金、水電、交通、保險、簽證、機票，再加上每天的吃飯開銷，都是很具體的支出。

於是，在中國留學生圈子裡，“窮留”也越來越常見。自己做飯，合租，把娛樂壓到最低，機票挑最便宜的時間買，能坐公共交通就不打車。

但最容易產生誤解的是打工。王宇來之前也覺得：“國外不是都可以邊讀書邊打工嗎？”

到了馬來西亞才發現，沒有那麼簡單。按照Education Malaysia目前公開的規定，國際學生兼職需要獲得移民部門批准，並且只能在學期假期期間每周工作不超過20小時，可工作的場所也有限制，包括餐廳、加油站、迷你市場、酒店和校內崗位等。

這意味著，對於一個真正依靠兼職收入才能覆蓋生活費的普通國際學生來說，馬來西亞並不是一個特別理想的“半工半讀”國家。讀書期間想依靠合法兼職把自己的學費、房租和生活費全部掙回來，並不現實。所謂低成本，仍然建立在一個前提上：你得先準備好那筆錢。它只是比歐美便宜，而不是沒有門檻。

第一次到吉隆坡時，林佳最擔心的是英語。

她甚至提前準備過一些生活中可能會用到的句子，擔心自己聽不懂房東說話，不知道怎麼開銀行卡，也不知道去超市該怎麼問東西。一個月以後，她發現自己準備得有些多餘。機場接機的是中國人，租房聯絡的是中國中介，合租室友是中國學生；學校註冊遇到問題，她在微信群裡問學長；想買一個落地燈，小紅書上搜尋公寓名字，很快就能找到同小區學生整理的入住攻略。甚至連樓下吃飯，也有中國餐廳。

她後來開玩笑說，自己每天真正必須講英語的時候，可能只有上課和去便利店結帳。

中國學生越來越多之後，這已經成為一種很有意思的變化。很多人的“海外生活”，實際上可以做到高度“中國化”。中國學生找中國學生合租，用微信聯絡房東，在小紅書找攻略，在微信群裡買二手家具，吃中國餐廳，認識中國同學，做小組作業時組員還是中國人。

有些研究生課程裡，中國學生甚至已經多到老師需要提醒大家，課堂討論儘量使用英語。林佳所在的一門課就出現過這樣的場景。老師佈置小組討論，幾名中國學生坐到一起以後，很自然地開始用中文分析問題。老師從旁邊經過，停下來提醒：“English，please.”

大家笑了一下，又重新換回英語。老師走遠以後，有人想不起一個單詞，中文又冒了出來。

這當然讓留學生活變得方便了。剛到一個陌生國家，不需要經歷太長時間的文化適應，很快就能找到房子、餐廳、朋友和自己的生活圈。遇到問題，打開微信群往往比問學校工作人員還快。

但另一面是，一個人完全可能在馬來西亞生活一年多，最後真正深入認識的馬來西亞人依然屈指可數。林佳臨近畢業時才突然發現，自己手機裡加了幾百個在馬來西亞認識的人，其中絕大多數依然是中國人。這大概也是今天馬來西亞留學最有意思的一面：它越來越國際化，同時也越來越“中國化”。

中國學生數量不斷增長，讓這裡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中文留學生生態。剛落地的人甚至不需要經歷過去那種強烈的文化衝擊，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便利也可能變成一種新的舒適區。如果英語沒有明顯提升，沒有真正進入當地社會，沒有實習，沒有行業經驗，只是用一年時間完成課程、寫完論文，那麼回到中國以後，“海外碩士”本身未必能夠自動兌換成一份更好的工作。

而如果想留在馬來西亞，又會重新撞上語言、崗位和工作簽證的門檻，這也是“水碩”這個詞最容易忽略的部分。容易申請，不代表後面的人生就容易。

馬來西亞賣給年輕人的，其實是一段時間

還有一名我接觸過的中國學生，周凱，剛來的時候並沒有確定自己以後要去那裡。

回國、留在馬來西亞、申請博士、去新加坡找工作，他都考慮過。剛入學時，這些事情似乎都很遠。他最關心的是課程能不能聽懂、論文怎麼寫、畢業難不難。

一年以後，他開始頻繁修改自己的簡歷。有時投國內公司，有時看新加坡招聘網站，有時又研究博士申請。他甚至已經不再特別糾結“我到底喜不喜歡現在這個專業”。他真正擔心的是：碩士畢業以後，自己是不是仍然要回到原來的起點。這種焦慮，其實貫穿了不少中國留學生在馬來西亞的最後一個學期。

在馬來西亞讀書的這段時間，我越來越覺得，中國學生大量來到這裡，與其說是在尋找一張文憑，不如說是在購買一段時間。有人買一年時間重新選擇職業，有人買一年時間逃離國內暫時找不到答案的生活，有人想借這裡去新加坡、澳大利亞或者歐洲，有人真正喜歡上馬來西亞，希望留下來。

當然，也有人只是想拿一個碩士，然後回國。

一個500人的留學生公寓社群，所有生活需求幾乎都能在中文群裡解決

這些選擇都沒有什麼可嘲笑的。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在人生還沒有完全定型的時候，用一年或兩年的時間重新考慮自己往那裡走，本身就是留學能夠提供的一種價值。

但時間到了以後，問題依然在那裡。

張淼要決定Graduate Pass到期之前還能不能找到願意辦理工作準證的公司；劉欣重新開始面對自己兩年前暫時離開的就業市場；王宇要計算回國以後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多久能夠覆蓋這段留學成本；林佳則開始意識到，自己雖然有了一張海外碩士文憑，但真正能夠寫進簡歷的東西，還需要重新整理。

他們選擇馬來西亞的理由不一樣，畢業時面對的問題卻開始變得相似：

這一年多，究竟給自己增加了什麼？

這也許才是所謂“水碩”爭論真正應該討論的問題。當留學從少數人的經歷變成一種越來越大眾化的選擇之後，它也正在失去過去那層天然的光環。一張海外文憑不再意味著階層躍升，一次出國也不再自動意味著國際化。2025年，馬來西亞高校中的中國學生已經達到62187人。當越來越多的人走上同一條路，這條路自然也會越來越擁擠。

所以我現在再聽到有人把馬來西亞碩士簡單概括成“水碩”，反而覺得這個詞已經有點落後了。這裡當然仍然有相對低的進入門檻，也仍然有它很高的性價比。只是門檻低下來以後，更多人進來了。

當每個人手裡都有一張碩士文憑，比較的東西自然又變成了學校、專業、英語、實習、工作經驗，以及最終能不能找到工作。國內年輕人熟悉的那套競爭，並沒有因為飛機飛了四個小時而消失，它只是被帶到了另一間教室。而當所有人都拿到那張文憑以後，真正的競爭，才剛剛開始。

所謂“水碩也能捲出新高度”，大概就是：你以為自己花錢買的是一張學歷，最後才發現，真正買到的只是一段重新選擇的時間，以及一次重新上桌的機會。(底線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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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我可能留不下來了”——2026年，留美進入“Hard模式”

馬來西亞“水碩”，居然也捲出了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