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獎剛剛揭曉，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也浮了出來：為什麼頂尖科學家總愛“扎堆”出現？

有研究整理了727位諾獎得主的學術師承，發現其中696人竟然能連到同一張巨大的“家譜”上。居里家族、玻爾家族、錢氏家族，也都留下了驚人的人才密度。

值得我們追問的是，在這些家庭和學術共同體裡，上一代到底傳給了下一代什麼？也許最重要的，從來不只是知識，而是一個人怎麼面對未知、爭論和失敗。

01. 諾獎得主背後的那個“天才網路”

本周是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時間”。到今天，三個科學類獎項，也就是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已經全部揭曉。

今年的物理學獎只有一位得主，叫弗朗西斯·哈爾岑。他獲獎，是因為推動建成了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並利用它發現了來自遙遠宇宙的高能中微子。

而今年的化學獎有兩位得主，一位是法國化學家亨利·B.卡甘，另一位是日本化學家硤合憲三。他們研究的課題，類似於怎麼控制分子的“左手”和“右手”。

今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有三位得主，卡爾·戴塞羅思、彼得·黑格曼和格奧爾格·內格爾。他們獲獎，是因為在光門控離子通道和光遺傳學方面的發現。

假如你對這些專業領域感興趣，可以關注卓克老師的《科技參考5》，這兩天卓克老師正在做專業的解讀。而我們今天要關注的，是諾獎的另外一個，讓人意外的側面，這就是，諾獎得主背後的那個“天才網路”。

按照通常的想像，這種世界級的獎項，一所高校或者一個實驗室，能出一個獲獎者就已經是小機率事件。但是，你要是把100年的諾獎歷史拉通看，會發現很多獲獎者，都來自同一套“師承網路”，甚至是“家族譜系”。

比如，今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者之一，卡爾·戴塞羅思，做博士研究的時候，他曾經在錢永佑的實驗室工作。另一位在光遺傳學早期作出關鍵貢獻的科學家，愛德華·博伊登，讀博士時的導師之一也是錢永佑。

錢永佑是誰？他的弟弟，是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他們的父親叫錢學矩，也就是錢學森的堂弟。再往上追溯，這一支錢氏家族可以把家譜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吳越王錢镠。

再比如，著名的布拉格父子。1915年，英國物理學家威廉·亨利·布拉格和兒子勞倫斯·布拉格，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因為他們用X射線研究晶體結構。兒子獲獎的時候只有25歲。直到今天，他仍然是諾貝爾物理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得主。

再比如，湯姆森父子。1906年，父親J.J.湯姆森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最著名的工作之一，是發現電子，讓人類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原子裡面還有一種帶負電的粒子。

30多年後，1937年，他的兒子喬治·湯姆森也拿了物理學獎。而兒子獲獎的重要原因，是發現電子能夠發生衍射，也就是說，電子不光能表現得像粒子，還能表現得像波。這對父子的發現，正好站在“波粒二象性”的兩端。

還有赫胥黎家族。祖父托馬斯·赫胥黎，是19世紀最著名的生物學家之一。他的三個孫輩，朱利安·赫胥黎成了進化生物學家，後來還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任總幹事。

奧爾德斯·赫胥黎沒有當科學家，卻寫出了後來影響巨大的小說《美麗新世界》。還有安德魯·赫胥黎，研究神經細胞怎樣產生和傳遞電訊號，1963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02. 上一代對下一代，到底具體在做什麼？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龍生龍，鳳生鳳”？

首先，我們很難找到確切的證據，否定基因的力量。比如，198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蘇恩·貝里斯特倫，有一個兒子叫斯萬特·佩博。40年以後，也就是2022年，佩博因為古人類基因組研究，也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但問題是，嚴格來說，後者是前者在婚外所生的孩子，他主要是被母親撫養長大，待在父親身邊的時間並沒有那麼多。你要說這裡面完全沒有基因的因素，恐怕也很難讓人徹底信服。

但是，你要說這全是基因的功勞，也不對。比如，著名的“錢氏家族”，被稱為“科技三錢”的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都能把自己的家族譜系追溯到吳越錢氏。這個家族在文史領域，又有錢穆、錢鍾書、錢玄同等一大批人物。

可這能全歸功於“錢家基因特別好”嗎？就連錢永健本人，都不太認可這個解釋。他在諾貝爾獎官方自傳裡專門寫過，自己是錢镠的第34代後裔。但是，一個人往上追34代，理論上會出現2的34次方個祖先位置，大約170億個，遠超全世界的人口。按照錢永健的觀點，隔了一千多年以後，大家擁有某個共同祖先，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神秘。

從這個角度看，與其盯著家譜上那個遙遠的名字，我們不如看看，在這些天才扎堆的師承網路，或者學術家族裡，上一代對下一代，到底具體在做什麼。

03. 比知識更重要的，是面對未知的方式

當然，我們不能說，是這些做法導致了他們後來的成功。但考慮到這些人的罕見成就，這些做法絕對值得你瞭解。

我們先從諾獎得主“密度”最高的“居里家族”說起。按個人獲獎次數算，瑪麗·居里兩次，丈夫皮埃爾一次，女兒伊雷娜一次，女婿弗雷德里克一次。一家四個人，合計五次獲得諾貝爾獎榮譽。

那麼，這個家族是怎麼教孩子的呢？當年，皮埃爾·居里去世以後，瑪麗獨自撫養兩個女兒。1907年和1908年，她和身邊一批科學家朋友辦了一個很特別的“合作班”，專門教自己的孩子。學生不多，就十來個人，學生的家長輪流當老師，教自己最擅長的科目。

比如，瑪麗·居里教物理，讓·佩蘭教化學，保羅·朗之萬教數學。論師資陣容的豪華程度，這所“學校”完全沒法複製。但是，他們的教學方式也許可以參考。

比如，瑪麗的物理課，不是一上來就告訴孩子知識點。孩子要自己做實驗、擺裝置、觀察現象，然後想辦法解釋。

這個區別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平時在課本裡看到的科學，都是已經完成的科學。牛頓定律已經寫好了，元素周期表已經排好了。一個孩子看久了，很容易產生一個錯覺：科學，就是有一個聰明人知道答案，然後把答案告訴我。

但真正的科學工作也許恰恰相反，科學家絕大多數時間面對的，都是沒有答案的東西。結論會算錯，實驗會失敗。而伊雷娜·居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的。她後來和丈夫一起發現人工放射性，193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當然，我們不能說，因為她小時候跟媽媽做過實驗，所以後來才拿了諾獎。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你看，對於很多孩子來說，“不知道”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考試要扣分，意味著“我不會”。

但伊雷娜從小看到的，卻是另一套邏輯：不知道，不是一件丟臉的事。不知道，是工作開始的地方。這兩種經驗，會塑造完全不同的人。

1922年，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53年以後，1975年，他的兒子奧格·玻爾，再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是，玻爾家族的成就，不只是這兩座諾獎，還有著名的理論物理研究所。1921年，尼爾斯·玻爾在哥本哈根建立了理論物理研究所。後來，海森堡、泡利、狄拉克、朗道等一大批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都與這裡有交集。

而玻爾研究所有一個特別鮮明的特點，特別鼓勵“聊天”。

玻爾本人就喜歡一邊說、一邊想。在辦公室聊，在走廊聊，在餐桌上聊，散步的時候也聊。到了1929年，這種討論甚至被固定成一年一度的哥本哈根會議。會議沒有嚴格議程，大家討論的，可能就是最近剛剛遇到的新問題。

玻爾曾經說過一句話，被認為是很能代表研究所的風格，叫，“我說的每一句話，你都應該把它理解成一個問題，而不是一個斷言。”一個觀點說出來，不是為了結束討論，而是為了讓別人攻擊它、檢驗它、找它的漏洞。

他的兒子奧格·玻爾就在這種環境里長大。你想，一個孩子天天在這樣的環境裡，會學到什麼？量子力學肯定未必聽得懂。但他會慢慢明白一件事：世界上最厲害的一群物理學家，也會遇到困難，也會爭論，也會說“我不知道”。而且在這裡，即使成就最高的人說的話，也不代表最終結論。恰恰相反，真正的討論可能才剛開始。

2024年，有研究者做過一項研究，標題就叫《諾貝爾家族》。他們整理了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以及經濟學四個領域727位諾獎得主的學術師承關係。

然後發現，727個人裡，有696個人，可以通過導師、導師的導師、學生、學生的學生，最終聯絡到同一張巨大的學術家譜。其中還有360對教授和學生，兩個人後來都拿到了諾貝爾獎。

這不能理解成，只要拜一個諾獎得主當老師，你就能拿諾獎。但它或許可以說明，某些真正重要的東西，是可以在人和人之間傳遞的。比如，一個人怎麼面對未知，怎麼面對不同的意見。

今天流傳的《錢氏家訓》，是近代錢氏後人錢文選根據歷代訓誡和宗譜材料整理而成的，裡面有一句話特別有名：“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利在一時固謀也，利在萬世者更謀之。”意思是，如果一件事只是自己眼前得利，不值得費太多心思；但如果關係到更大範圍、更長時間，就應該認真去做。

過去我們讀這句話時，關注的是其中對“家國天下”的理解。但是，今後再讀到這句話，也許可以再多一層感受。它講的也是一個人面對未知，面對選擇的方式。

畢竟，公式會被遺忘，知識會被迭代更新，但一個人怎麼面對未知，面對選擇，這個習慣也許會伴隨他很久很久。  (羅輯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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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位諾獎得主，696人能聯絡到同一張“家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