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女孩，被困在戀童癖手中。她正在遭受虐待。她遭受虐待的照片和視訊在暗網上被分享給了大約40萬人——那些令人作嘔的犯罪者，在這個網際網路最陰暗的深淵裡彼此交流、炫耀、取樂。但看到這些影像的，不止是他們。還有另一群人——一群來自世界各地、專門在黑暗裡潛伏、只為把拯救受害者的調查員……最近，BBC上線了一部新紀錄片《最黑暗的網路》（The Darkest Web）。鏡頭對準了一個專門潛伏在暗網裡的男人：特工格雷格·斯奎爾。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混跡在暗網最陰暗的角落，與那些抱團的戀童犯罪者聊天、周旋、假裝認同，和世界上最危險、最令人厭惡的一群人“做朋友”，獲取他們的信任。——只有這樣，他才能夠找到他們的身份。這些戀童癖深知自己的罪行，因此選擇躲進暗網。暗網最初誕生於上世紀90年代，由美國國防部開發，目的是為情報人員提供安全的隱秘通訊環境。但2004年對公眾開放後，這片匿名空間逐漸被各種灰色群體佔據——而戀童癖者，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在那裡建立起自己的地下“社區”。如今，有估計稱，暗網上與兒童性犯罪相關的論壇活躍使用者已超過百萬。在這裡，帖子通常不與真實IP地址直接關聯，資料層層加密，幾乎不給執法部門留下可追蹤的數字痕跡。但他們忽略了一點——無論加密技術如何掩蓋IP地址，都無法抹去現實世界留下的痕跡。而特工格雷格的工作，就是盯著那些偷拍視訊的背景，尋找那怕一面磚牆、一件家具、一處細微的環境差異。然後順著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把真正的怪物從現實世界裡拖出來……格雷格原本是一個郵遞員，曾經服役於軍隊，而後加入了美國國土安全部，被分配到了“網路小組”。網路小組是什麼？格雷格所在的小組主要工作是處理兒童性虐待案件。“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將面對什麼……我知道有人在交易和分享兒童照片，但說實話？我當時天真地以為這事兒會更……‘正常’一些。”然而入職之後，他很快就意識到了，他面對的是一群多麼令人作嘔的罪犯……格雷格說，他至今清楚地記得那一天。那是一個星期天早上，他自己的孩子正在屋外玩耍。他打開工作用的筆記型電腦，點開一名嫌疑人發來的郵件，播放了附件裡的視訊。“我看到一個臥室，一個小女孩躺在大床上，旁邊放著一本圖畫書。一個男人走進來，開始給她讀那本書。”最開始的半分鐘，一切正常，格雷格作為父母甚至也給自己孩子讀過這本圖畫書，知道這是孩子最放鬆、最信任、最感到安全的時刻。然後，畫面急轉直下，那個男人隨即開始虐待她。“那一刻，那孩子……就像靈魂被抽走了一樣。我當時只想殺了他。”“第一次真正意識到，我必須為這件事做點什麼，”格雷格說。“那一天，是我的轉折點。”他的團隊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特工，但是總人數一共只有50人左右——每個人都要仔細分析、查看圖像裡的各個部分，看看是否能夠從中發現任何線索。2014年，格雷格遇到了一起改變他職業生涯的案件。受害者是一名被特工們稱為“露西”的女孩。最初在暗網上流傳的照片顯示，她大約12歲；但更早的照片表明，這種虐待從她7歲起就開始了。這就是她的童年，而且至今仍在繼續。照片裡， 她臥室的電源插座顯示她生活在美國。但美國那麼大——她究竟在那裡？格雷格和同事們為此奔波了整整九個月。“尋找缺失線索時那種焦灼難以言喻，”他說，“它成了你每天的重量。我和搭檔皮特一天可能要談一百遍這個案子。你感覺自己像被火燒著，卻永遠停不下來。”他們開始一吋一吋地拆解畫面：床罩、衣物、毛絨玩具、水瓶……任何可能洩露地理資訊的細節都不放過。八個月後，他們發現了突破口——照片中出現的一款沙發，只有大約4萬名客戶。“可那依然是個龐大的數字，”格雷格說，“但與此同時，她還在遭受傷害。這是一場和時間的賽跑。”真正的關鍵，來自背景裡的那面裸露磚牆。格雷格把牆面的照片發給磚業協會。專家確認，那是“Flaming Alamo”型號磚塊，由特定公司在上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生產。更重要的是——這種磚通常不會運輸超過50英里。範圍驟然收緊。與沙發銷售記錄交叉比對後，調查對象縮小到約50戶人家。通過社交媒體排查，他們終於找到了露西的照片。她和母親以及母親的男友住在一起——這位男友是一名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後來發現他已經強姦這名年輕女孩長達六年之久。幾個小時後，在露西放學回家，這個人就被逮捕了。現在，這名罪犯正在服刑，刑期為七十年。多年後，在紀錄片中，格雷格再次見到了露西。她告訴他，自己當年常常祈禱這一切能結束，而他們的到來，就是那份祈禱的回應……“我們很少有機會再見到受害者，”他說，“她經歷了那麼多，卻依然堅強、清醒、能表達自己——這本身就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在這部紀錄片中，展示了很多格雷格這些年來，與他的全球團隊完成了大量營救與抓捕行動。而格雷格發現，這些年來，作案者的畫像也開始逐漸變化，也越發恐怖。2007年前後，戀童癖們並沒有社區，最多隻有一兩個人在交流——而現在，有40萬人都混跡在暗網，幾乎就像是一個有組織的黑幫，而且作案者也更年輕。“現在的趨勢是，作案者不再是人們印象中那種五十歲左右、獨居的戀童癖，而是二十一歲，技術嫻熟，（可能）是網路工程師，有一份很棒的工作。”此外，在紀錄片中，格雷格也坦然，他這份工作就像是喝毒藥——在暗網工作了十多年之後，痛苦在他身上累積，他開始酗酒，陷入嚴重的心理危機，婚姻也因此破裂。為了破案，他反覆觀看那些視訊，有時一天要工作18個小時：“孩子們沒有休息日，你也不應該有。”他也因此開始失去自己：“白天你所有‘朋友’都是罪犯。他們只談最可怕的事情。後來我甚至不知道，‘格雷格是誰？’”真的令人嘆息了……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戀童癖都會得到報應吧。 (英國報姐)

屋裡傳來女兒的哭聲。那個小小的嬰孩才四個月大，還不會翻身。安娜聽到哭聲，催促丈夫趕緊去看看。丈夫伸頭看了一眼，發現是毯子蓋住了孩子的臉。他轉身走向洗手池——在他的規則裡，穿上了外衣就不能再踏進臥室，他必須先洗手，完成必要的清潔，再進屋替女兒掀開毯子。短短幾秒鐘裡，對“污染”的恐懼，壓過了一個父親解救孩子的緊迫。在許多被潔癖困擾的家庭裡，類似的衝突每日都在上演：女兒發著燒從醫院回來，被母親要求洗完澡才能坐下；全家人因為害怕回家後無止盡的清洗，從此不再一起旅行；丈夫的嚴重潔癖，讓妻子無法抑制離婚的念頭。潔癖常以“愛乾淨”之名出現。然而在醫學上，它是強迫症的一種，早已超出喜愛潔淨的範疇，本質上是對潛在污染的深度焦慮。患者需要通過反覆的清潔或苛刻的規則來緩解內心的恐懼，這種行為往往會嚴重干擾生活。這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戰爭——共同生活的家人，無一例外被捲入了這場關於秩序與污染的漫長抗爭。去年寒假回家，讀大三的小妍帶回幾十件乾淨的隨身衣物，這些已被仔細清洗疊好的衣服，卻被媽媽要求“每一件都要再洗一遍”。看著媽媽把衣服拿去浸泡、消毒，有些衣服甚至因此被洗壞，小妍既委屈又無從反駁。媽媽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她將這一切視為勤勞、講衛生的美德，反而會責怪其他人懶惰。二十多年來，小妍一家都生活在媽媽嚴苛的衛生規則下。六年級以前，小妍從未被允許留長髮——媽媽不允許家中地板上出現一根頭髮，媽媽自己也十幾年如一日保持著短短的“微商頭”。媽媽從不讓家人掃地，理由是掃地會揚起灰塵和細菌，地板上有髒東西時，用濕抹布拖地是她唯一認可的方式，但家人的清潔成果又難以達到媽媽的要求，她總會默默再清潔一遍。小妍媽媽的日常，和綜藝上的李維嘉相差無幾 | 圖源《家務優等生》在小妍的媽媽眼裡，家門之外是一個巨大的細菌病毒場。去親戚家做客，看到別人家沒自家乾淨，媽媽不光嘴上吐槽，有時甚至忍不住上手打掃，以至於後來媽媽再去做客，親戚總是如臨大敵，提前做徹底清潔。在理髮店，媽媽拒絕用店裡的梳子，而是自備一把梳子，還要特意叮囑店員準備一條沒有人用過的全新毛巾，或者乾脆自己帶毛巾。每次外出歸來，小妍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洗手洗腳，否則不能接觸家中的任何東西，更不能坐椅子。有時實在太累，她一回家就癱在椅子上，換來的總是媽媽嚴厲的批評。在媽媽眼中，萬物皆需要手洗。小到囤起來的塑料購物袋，大到窗簾，先用洗衣粉浸泡，隨後上肥皂，刷洗了不知道多少遍後，才能放進洗衣機甩干——洗衣機在小妍家的功能只有甩干。面料厚實的遮光窗簾在多次搓洗下，早已變成薄薄的一層紗。即使是冬天的厚衣服，小妍媽媽也堅持手洗 | 受訪者供圖在小妍的印象裡，一家人很少一起出門旅行，“回家要把所有衣服洗一遍，太累了”。醫院更是洪水猛獸般的存在，有時小妍生病了都不敢去醫院，“不能坐醫院的椅子，躺在醫院的床上更是死路一條，回家不僅要全身大清潔，還要挨罵”。在長期持續的沖洗下，媽媽的手上到處是裂口，斑駁到不能僅僅用粗糙來形容。每次牽媽媽的手，小妍覺得像被刀割一般。她曾經勸媽媽去看心理醫生，媽媽卻很生氣，“沒病為什麼要去醫院？”為了家庭和睦，爸爸和姐姐選擇在媽媽的規矩前妥協。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小妍經常感到委屈和壓抑。家人都向著媽媽，爸爸不願意讓媽媽生氣，忍耐成了最實用的方法。“沒辦法，不按照媽媽的標準就要吵架，不能一直吵下去，最後只有妥協”，小妍說。衝突、爭吵、妥協，這個家就這樣在潔淨的規則下，周而復始地運轉著。因丈夫的潔癖，38歲的安娜一度考慮和丈夫離婚。對她而言，潔癖對親密關係的腐蝕是深刻而緩慢的，像是溫水煮青蛙，她被逐漸拉進一個處處是規則的“無菌”世界。兩人初識時，對方的“愛乾淨”在安娜看來是加分項。直到婚後安娜才接觸到潔癖的概念，她意識到，丈夫所謂的愛乾淨，其實是強迫症作祟。從結婚到生子，丈夫從未允許親戚來家中做客，雙方父母也不例外。他們的婚禮全程在酒店進行，因為丈夫受不了外人去家中迎親、鬧洞房。家中煤氣斷了這樣的小事都會讓丈夫暴跳如雷——維修工上門服務後，他把工人走過的空間里奇外外全收拾了一遍，那怕工人穿著鞋套，不曾接觸任何家具。安娜性格溫和，她認為自己作為成年人，主動適應伴侶的規則並非難事。最初意外打破規則惹得丈夫生氣時，安娜還會自我反思，“我是不是應該更講衛生一點？”但之後，丈夫的要求在朝夕相處中逐漸細化、加碼，安娜不經意的舉動就有可能踩中丈夫的雷區。相比勤於清洗的潔癖患者，安娜丈夫的關注點更多在於，禁止別人破壞自己原本的環境和秩序。“結婚前他獨居了十多年，領地意識非常強，不讓任何人動他的東西”，安娜說，“那怕是一件外套在家中擺放的位置，都有嚴格的要求”。一天夜裡，安娜順手關上了廁所常年不關的燈，丈夫立刻質問安娜為什麼要關燈——在丈夫的邏輯中，開關不乾淨，洗了手再關燈，手就被污染了，“你沒看到我平常墊著一張紙關燈嗎？”窗簾也被丈夫視為髒物，“睡衣碰到窗簾得洗，人碰到窗簾得洗澡”。丈夫從前在工作室教課，但隨著潔癖加重，他逐漸受不了學生去教室，僅憑一人也無法承擔教室每日的大規模清潔，學生越來越少後，他乾脆停了課。電影《溫暖的抱抱》講述了潔癖患者的故事家人寬慰安娜，說生了孩子，潔癖可能就會好，但女兒出生後，一切如故。“他總說，教孩子講衛生有什麼錯？”安娜苦笑。即使專家建議孩子應該多爬、多接觸各種物品，增加感知力，丈夫的一句“不允許”就把孩子的活動範圍限制在床和圍欄內。安娜逐漸意識到：丈夫的潔癖邏輯會和人的本能發生衝突。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她很難想像，在保持乾淨和女兒的安危面前，丈夫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孩子出生後，因丈夫不樂意家中進外人，安娜直接住進了月子中心，接待來探望的親朋好友。出月子回家後的那天起，再沒人來看過孩子，只有在聚餐、家宴時，雙方親戚才能見到孩子。每次外出，孩子總免不了被各種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一次在婆婆家過年，到家時孩子又冷又困，丈夫說什麼也要讓孩子洗了澡再睡。別人家的孩子一天下樓玩三趟，女兒卻不能隨意出門，安娜實在不願孩子受一天洗三次澡的折騰。拋開潔癖，安娜認為丈夫其實是個不錯的人，專業能力過硬，兩人也聊得來。安娜曾提議丈夫去就醫，但丈夫從不覺得這是問題，一聽看醫生就非常牴觸。安娜心疼女兒，她後悔自己沒有給孩子選一個正常的爸爸，“有時候我想，要是早點對潔癖有認知，我也不會和他結婚”。許多潔癖患者的家人表示，患者本人總是對潔癖諱莫如深，對於討論潔癖或者就醫尋求解決方法極為抗拒。事實上，制定規則的人，往往也是被規則囚禁最深的人。他們被困在自己編織的牢籠裡，承受著旁人難以察覺的煎熬與掙扎。一位名叫“momo”的網友發帖說，她今年23歲，自認是輕度的潔癖患者。日常生活中，她時常深陷於“唯恐自己被弄髒”的焦慮中，冬季永遠是她最害怕出行的季節，她厭惡北京商場門口厚重的擋風門簾，不敢想無數人來來去去蹭過的簾子上沾染了多少灰塵；也不願在地鐵、公車上坐下，再累也選擇站著，即使踉蹌也不願伸手扶欄杆；出門永遠隨身攜帶濕紙巾和免洗消毒液，隔著紙巾按電梯按鈕。momo家中常備的清潔用品，受訪者供圖momo坦言，“這樣的一套規矩有時讓我自己也覺得辛苦，但我無法說服自己不去這樣做”。潔癖讓momo無法正常社交。她抗拒朋友間挽著胳膊的親密舉動，在別人想要碰她的物品時，會有近乎本能的排斥。即使她儘量去掩飾自己當下的不適，用“過後可以清洗”的想法試圖說服自己，但臉上的尷尬表情總會出賣她。最近的一次旅行，朋友委婉地告訴momo，她頻繁用洗手液的舉動讓自己倍感壓力——每次用朋友的手機替她拍照後，momo都會習慣性地拿出隨身攜帶的洗手液。朋友知道momo無意針對她，但momo下意識的嫌棄，的確傷害了她的情感。momo習慣了墊著餐巾紙開門，受訪者供圖作為強迫症的一種細分，潔癖也被稱為強迫清潔行為。醫學上，判斷潔癖的關鍵界限，除了行為本身，主要看兩方面：一是其本人或共同生活的人是否因此感到痛苦；二是這些行為是否耗費了大量時間，導致社會功能受損——例如小妍媽媽把手洗到乾裂斑駁、指紋消失，以及安娜丈夫在女兒遭遇危險時仍然選擇先洗手。強迫症的背後，是大腦“安全警報系統”的故障。BBC紀錄片《強迫症·心魔》中，Firth教授解釋，患者會被不受控制的、關於污染的“侵入性思維”持續攻擊，而清潔行為，則是為了暫時關閉腦中尖銳的“警報”而被迫執行的儀式。這解釋了為何患者明知行為過分卻無法停止——清潔不是為了乾淨，而是為了片刻的精神喘息。紀錄片《強迫症·心魔》然而，與痛苦相伴的，常常是深深的“病識感缺失”。許多患者會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甚至視為一種值得驕傲的美德。這讓他們難以主動尋求幫助，也讓家人的理解和溝通變得格外困難。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主任醫師王振在接受《人物》採訪時提到，不安全感是強迫症患者內心恐懼的重要來源。“不論是對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懼，還是對他人的不信任，本質都是因為沒有安全感。”對於決心尋求改變的患者，醫學上常見的治療方法分為三種，一是藥物治療，使用特定的抗抑鬱藥物，通過調節大腦神經遞質來緩解焦慮和強迫症狀；二是心理治療，如暴露療法，在專業指導下，讓患者逐步、系統地接觸他們恐懼的“污染”情境，同時嚴格阻止隨之而來的清潔行為，達到脫敏的效果；對於極其難治的患者，也存在經顱磁刺激等物理治療方法。然而，治癒並非易事。王振提到，國際上的臨床治癒率（症狀減輕到基本不影響生活）僅約20-50%，且治療過程反覆、漫長。能夠走進診室，本身已經是巨大的勇氣。當“治癒”成為了一個渺茫的目標，與疾病共存，便成了大多數潔癖患者的家人與朋友不得不接受的選擇。在小妍的家中，家人們最終對母親的潔癖表示接納。“就讓她洗吧，洗了她心裡舒服”，小妍的父親說。這份妥協成了維繫家庭安寧的基礎，其中有無奈，也有家人們對母親無法自控焦慮情緒的諒解。在網友陳末看來，努力適應患有潔癖的好友的生活習慣，也是一種尊重對方的表現。每次去好友家之前，陳末會自備一套乾淨的衣服，一進門先接受消毒噴霧的全身洗禮，再脫下所有外衣，放進好友準備好的大塑料袋封上口，隨後去衛生間洗澡，最後換上乾淨的衣服。兩人相識已有十年之久，陳末認為，這份友誼不應被潔癖終結。她的體諒反而讓友誼更加牢固了。如果兩人都不想經歷繁瑣的清潔流程，就把聚會約在戶外，有商有量總能找到解決方法。後來，好友養了一隻小貓，剛來家裡小貓還無法控制自己，到處亂尿，光是被尿壞的床單、被套、沙發罩都扔了好幾件，但有了小貓的陪伴，好友慢慢開始接受生活在一個沒那麼“乾淨”的世界，潔癖因此緩解了不少，陳末很為她感到開心。在男友被強迫症困住時，21歲的施怡選擇了與他並肩作戰。她查閱資料、學習暴露療法的原理，為他制定行為計畫，記錄他洗漱時間是否縮短。當男友陷入“我是不是髒了”的連環追問時，她壓下自己的焦慮，一遍遍安撫，告訴他“一切都是幻想”。目前看來，這些方法都起到了一點作用——有時，男友已經可以做到儘量獨自面對強迫症，而不是拉著施怡連環追問；在洗澡和上廁所時也嘗試加速，不讓施怡等太久。施怡男友日常的清潔用品，受訪者供圖尋求改變的路孤獨而漫長。男友曾和父母坦白自己的困擾，但沒有得到重視，父母也沒有陪他去醫院看病。面對希望做出改變的男友，施怡的心態平和而積極，“我只能為他制定計畫、提供安慰和心理暗示，不能過分苛責、強迫他放下這些執念，但也不能忽視他的每一次求助”。今年過生日，施怡許的願望很簡單，她希望男友的強迫症能快點好起來。而對於安娜，拉遠的物理距離成了維繫關係的必要方式。她和丈夫短暫分開了幾個月，在雙方父母的調解下，兩人最終達成了折中方案：婆婆出錢另外買了套房，安娜和孩子搬出去住，夫妻分居但不分家。安娜的訴求得到滿足，孩子也不必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長，和丈夫的關係也維持得不錯。雖然丈夫的強迫症依然沒有改善，但眼下的日子尚且還算順利，安娜已經不想計較太多，“我把生活經營成這樣，已經很知足了”。 (INSIGHT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