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中華文化與波斯文明往來密切。那些見證文明交往的器物，也在遙遠的東方土地留下了珍貴的印記。自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國聯合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中東局勢陷入持續動盪，引發全球關注。近日，伊朗政府宣佈29處世界遺產進入“戰時保護狀態”。這片承載三千年波斯文明的土地，其建築、工藝與藝術瑰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波斯是伊朗的舊稱。古代波斯一度成為享譽世界的“手工聖地”。美國學者房龍在《藝術的故事》中寫道：“波斯文明的壽命，不過幾百年之久。但就在短促的幾百年間，波斯成為東方世界的藝術聖地和歐洲的藝術教師……有來自印度和亞美尼亞的藝術家，還有來自中國的偉大的工匠，教給波斯人製造瓷器的技藝。”歷史上，中華文化與波斯文明往來密切。那些見證文明交往的器物，也在遙遠的東方土地留下了珍貴的印記。寧夏固原博物館藏的鎏金銀壺。攝影/張堅軍薩珊金銀器，流入隴西從國內考古資料看，中國或已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啟與西亞波斯的絲路交往。作為古代波斯最輝煌的王朝之一，統治長達400餘年的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一度成為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促進了東西方貿易與文化交流。因此，在中國出土的波斯文物，許多源於薩珊王朝統治時期，尤其是那些經陸上絲綢之路來到古代中國的寶器。1983年9月，在固原北周李賢墓中，發掘出薩珊時期的鎏金銀壺、青金石戒指和玻璃碗等。歷史上，李賢身為北周統治集團中的顯赫人物，曾長期控制敦煌一線絲綢之路要塞，通過商人獲得鎏金銀瓶這類珍貴的薩珊系金銀器並非難事。如今，由寧夏固原博物館藏的鎏金銀壺，可謂波斯薩珊系金銀器在中國的重大發現，其工藝水準與圖案內容在世界現存薩珊金銀器中都極為罕見。細細欣賞這尊鎏金銀壺，會看出其裝飾圖像紋飾巧妙地融合了古代希臘與波斯藝術。銀壺頸部的棱狀凹槽樣式與古希臘建築中的廊柱相近，壺身裝飾的聯珠紋則是典型的波斯藝術裝飾元素。壺身以近似古希臘立體浮雕的形式，表現出三組青年男女人物形象，有的穿著希臘式長裙，有的披著披風，神態生動，希臘化風格明顯。有研究者認為，三組人物畫面表現的是古希臘“帕裡斯裁判”和“特洛伊戰爭”故事。考慮到這件文物由中亞工匠製成，講述古希臘故事，又配以波斯紋飾，最終一路向東，流入隴西。一路輾轉，可見絲綢之路不僅是物質貿易的橋樑，更是文化交流的紐帶。除了波斯金銀器，薩珊王朝銀幣也是見證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和貿易最有力的證據。《漢書·西域傳》記載：“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可見，銀幣是當時薩珊王朝的通行貨幣。1970年張掖大佛寺，金塔殿基下的舍利石函在考古工作者手中緩緩開啟。6枚波斯薩珊王朝銀幣與一組和田玉珍玩重見天日。這些銀幣與玉器，將世人的思緒帶回了一千多年前：公元609年，隋煬帝楊廣率領文武百官西巡，在焉支山下舉辦了一場震驚歐亞的“萬國博覽會”。彼時，來自波斯、突厥、西域諸國的使者與商人齊聚於此，駝隊載著香料、織物、金銀器穿梭其間，而張掖正是在這樣的盛會裡，成為東西方商品與文化交流的“中轉站”。細看張掖大佛寺出土的6枚銀幣，印有當時薩珊王朝的國王，以形態不一的裝飾訴說古代波斯王室的審美與宗教傳統。陝西師範大學美術學院胡玉康教授認為，這些絲路沿線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作為一種絲路上流通的貿易貨幣是可能的。波斯釉陶，漂洋過海古代波斯金銀器與銀幣，經絲綢之路抵達中國西域。另有波斯風格的古陶器，漂洋過海到達了中國。20 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家在東漢至五代的墓葬和遺址中陸續發現了一些波斯釉陶，類型侷限於綠松石色釉陶，發現的地點大多位於東南沿海港口城市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城市，譬如江蘇揚州、福建福州和廣西北海、容縣都曾出現波斯風格古陶。曾主持合浦漢墓發掘項目的廣西民族大學熊昭明教授提到，館藏於合浦漢代文化博物館的波斯陶壺，是迄今為止中國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壺，也是唯一一件東漢時期的波斯陶壺，彌足珍貴。此外，考古人員曾在廣西容縣也發掘出土40多塊陶器殘片。這些古代波斯釉陶，成為了早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見證者。波斯陶器經海運流入中國，而中國古代的珍寶以同樣的方式流通到波斯。1968年至1971年，英國考古學家安德魯·喬治·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在波斯灣北岸伊朗南部展開為期3年的考古調查，共發現中國外銷古陶瓷殘片近3400件，從唐至清晚期均有。這些殘片如今被英國牛津大學阿什摩林博物館和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與在中國出土的波斯風格的古陶共同構成了海上絲路交往的整體鎖鏈。凸釘玻璃碗中國出土的薩珊玻璃的代表。在玻璃器上裝飾凸起的凹球面的工藝特徵是使用燒吹技術製造，然後利用雕花技術進行腹部、底部凸飾及口緣的整形。這種工藝在帕提亞及薩珊王朝時期的伊朗高原上一度很流行。 (新民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