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是幾年前從國內科技公司調過來的，有人自己做生意，把家庭安在新加坡；也有人主要業務仍在中國，只是讓妻子和孩子長期生活在這裡，自己在兩地之間往返。

有的人收入很高，新加坡昂貴的房租、國際學校和日常消費，對他們來說只是換取安全、效率與便利的成本；也有人只是普通程式設計師、產品經理或金融從業者，拿著工作準證舉家過來，每個月都要認真計算房租、學費和下一次續簽。

前幾年，中國網際網路一度流行“潤去新加坡”。

如今幾年過去，真正留在這裡的人，已經不太談“潤”了。

他們談的是：工作還能不能穩定，孩子應該讀什麼學校，永久居民身份能不能拿到，以及一家人究竟要不要繼續留下。

Q
那幾年，很多人確實把新加坡當成了出口

2021年至2023年前後，正值中國科技企業加速出海、新加坡爭奪科技人才的時期。

字節跳動、騰訊、阿里系、拼多多、Shein以及大量金融科技、遊戲、電商和跨境支付公司，都在新加坡擴充區域業務。對國內大廠員工來說，被調往新加坡一度意味著更高的薪資、更國際化的履歷，以及一種相對清晰的生活轉換。

新加坡就業准證，也就是通常所說的EP，持有人數量從2021年底的16.17萬人增加到2023年底的20.54萬人。此後增長明顯放緩，2024年底為20.21萬人，2025年底約20.33萬人。這個變化很能說明問題：前幾年的快速擴張窗口已經過去，現在更接近一個穩定而謹慎的階段。

當時來新加坡的中國人，不全是富豪。

其中有大量技術人員、產品經理、金融從業者、諮詢顧問和跨境業務人員。他們的共同點通常是學歷不錯，能夠使用英語工作，收入足以申請工作準證，又希望給家庭增加一種可能性。

新加坡看起來幾乎正好滿足了這些要求：

它講英語，卻有大量華人；社會秩序穩定，距離中國不遠；孩子可以接受國際教育，成年人又能繼續在亞洲市場工作。

相比歐美，它沒有那麼遙遠；相比日本，英語工作環境更成熟；相比香港，它與整個東南亞市場聯絡得更緊。

這解釋了為什麼那幾年，不少人會把新加坡視為一個現實可行的中間答案。

Q
老闆和普通工薪家庭，生活在兩個不同的新加坡

但真正生活下來以後，會發現新加坡對不同收入階層的意義完全不同。

對一些老闆和高收入家庭來說，新加坡的成本並不是最大問題。

國際學校一年幾萬新元，房租每月幾千甚至上萬新元，周末飛往曼谷、峇里島、東京或香港，這些都可以被視為維持一種國際化生活方式的必要支出。

一位朋友說，不要把新加坡看成一個完整的國家，而應該把它看成一座城市。

截至2025年3月，樟宜機場連接約170座城市，由接近100家航空公司營運，每周航班超過7200架次。

從新加坡飛往吉隆坡、雅加達、曼谷、胡志明市，大多隻需要兩三個小時；去香港、廣州、深圳，也屬於可以頻繁往返的距離。

因此，對經常跨境工作、又不太在意機票和交通成本的人來說，新加坡的實際邊界並不只在這個小島上。

他們的生活半徑，是整個東南亞和中國南方城市組成的航空網路。

新加坡小、活動少、生活單調，這些常見批評，對他們未必構成真正的問題。周末覺得無聊，可以去另一個國家；工作需要見客戶，也可以當天或次日返回。

但這種自由有一個前提：交通成本和時間成本對你來說“不算成本”。

對於普通工薪家庭，新加坡則是另一種生活。

他們不能把每次旅行都視為日常，也不能忽略國際學校、住房和醫療保險的價格。網上有關舉家遷往新加坡的討論中，最頻繁出現的不是稅率，而是一個月收入到底夠不夠一家人生活。

在近期一些家庭諮詢中，月收入1.2萬新元、帶兩個孩子的家庭，得到的普遍反饋仍然是“可以生活，但不會寬裕”；如果兩個孩子都要讀國際學校，壓力會明顯增加。

這正是新加坡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

高收入者購買的是便利；普通中產承受的卻是一套持續的固定成本。

Q
很多人不是移民，而是在維持一種跨境家庭

和朋友聊天時，我發現不少家庭並沒有完成傳統意義上的“全家移民”。

有些孩子和妻子在新加坡，丈夫的主要業務仍在中國；有些人在新加坡管理公司，但營運、客服和大量後台人員放在馬來西亞；還有人拿著新加坡工作準證，卻每個月仍要回中國開會。

他們的生活更像一種拆分狀態：

成本較高的管理、法務和融資崗位放在新加坡；

大量營運和執行人員放在馬來西亞。

這種“新加坡總部＋馬來西亞營運”的結構並不難理解。

新加坡適合放公司總部、資本、關鍵管理人員和國際客戶，但土地、人工和辦公成本較高。與新加坡一水之隔的柔佛，則擁有更低的土地、電力和營運成本。近年來，大量資料中心和企業設施向柔佛擴張，本身就是新加坡成本外溢的結果。

對老闆來說，這是一種資源配置。

對普通員工來說，卻意味著家庭長期處於幾個城市之間。

學術研究對40名在新加坡生活的中國專業移民進行訪談後，也發現他們的生活往往具有明顯的跨境屬性：工作、家庭責任與社會關係持續分佈在中國和新加坡兩邊，很難簡單歸為“已經離開”或“已經融入”。

所以很多人並沒有真正切斷與中國的聯絡。

他們只是增加了一個生活坐標。

Q
技術移民的窗口還在，但已經沒有前幾年那麼寬

對於普通人來說，最現實的問題仍然是工作。

目前，新加坡普通行業EP申請人的最低月薪門檻為5600新元，而且還需要通過COMPASS互補專才評估框架。僱主也需要證明自己公平考慮過本地求職者。

這意味著，今天想憑一份普通白領工作移居新加坡，已經比幾年前更難。

真正具有優勢的，通常是幾類人：

AI、資料、金融科技等緊缺領域的高級人才；

能夠管理東南亞區域業務的人；

熟悉跨境支付、電商、供應鏈或合規的專業人員；

能夠為公司帶來客戶、資本或國際市場的人。

只熟悉中國國內業務、技能相對容易替代的普通中層，吸引力會明顯下降。

這也是最近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能夠感受到的變化。

前幾年，公司在問：“能不能找到足夠的人？”

現在公司更常問的是：“為什麼這個崗位一定要由外國人來做？”

因此，過去那一批來到新加坡的技術人才，確實趕上了一個窗口。

窗口並沒有完全關閉，只是已經從“擴張性吸納人才”，轉向“有選擇地留下人才”。

Q
拿到工作準證，不等於真正獲得身份

很多人剛去新加坡時，常把工作準證理解成長期居留的第一步。

從制度上說，EP和S Pass持有人確實有資格申請永久居民。

但“可以申請”與“能夠拿到”，是兩件事。

新加坡移民與關卡局會綜合考慮申請人的經濟貢獻、社會貢獻、家庭情況以及融入能力，並不會公開一套達到多少工資、工作多少年就一定獲批的公式。

這讓很多普通技術人員處在一種長期不確定中。

他們有穩定工作，孩子已經開始上學，也可能在這裡生活了三四年，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成為永久居民。

如果拿不到PR，很多成本會一直以外國人價格計算；一旦工作出現變化，整個家庭的居留安排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有朋友把新加坡工作準證形容為：

公司給了你一張長期機票，但沒有承諾終點站在那裡。

這並不是說新加坡不歡迎外國人才。

恰恰相反，新加坡長期依賴外國勞動力和專業人才。但它希望留下的是能夠持續貢獻、適應本地社會並真正紮根的人，而不是把所有工作準證持有人自動轉化為移民。

Q
孩子往往決定一個家庭最終留不留下

普通家庭來到新加坡後，最大的分水嶺通常不是工資，而是孩子。

沒有孩子的人，可以通過合租、減少住房面積和控制消費，把生活成本壓下來。

有孩子之後，問題會完全改變。

外國孩子進入新加坡政府學校，要面對身份順位、考試和剩餘學位；選擇國際學校，則意味著每年數萬新元的費用。

網上都提到，真正讓他們重新評估是否繼續留在新加坡的，往往不是日常吃飯，而是住房和教育。國際學校學費每個孩子每年3萬至5萬新元並不罕見，而熱門學校還可能更高。

老闆可以把孩子的國際學校費用視為長期投資，普通僱員卻必須問：

兩個孩子的學費能否持續承擔？

如果沒有拿到PR，還要不要一直交外國人價格？

如果未來離開新加坡，孩子的課程怎麼銜接？

因此，一些最初只是為了工作來到新加坡的人，幾年後反而會因為孩子決定留下。

也有人正好相反：工作本身沒有問題，但算完教育和住房成本後，最終選擇去馬來西亞、澳大利亞、日本，或者回到中國。

Q
前幾年去了新加坡的人，現在開始回答真正的問題

這套新的生活，能不能長期維持？

有人已經適應了這種跨境生活，把新加坡當作長期基地；有人仍然在等待PR，生活懸在一份工作準證上；有人把營運和成本轉移到馬來西亞；也有人在幾年之後重新選擇了另一個國家。

它更像一座昂貴但高效的城市。

當你有能力使用它的機場、金融、教育和商業網路時，它的面積並不小，生活也未必無聊。

中國家庭資產增速，已顯著放緩，一場財富大轉軌正在到來。
最近高盛一篇報告，透露時代轉身的重要訊號：
1992年到2002年，中國居民家庭資產年均增長25%；
2002年到2012年，年均增長20%；
2012年到2022年，降到10%；
高盛預測，2025年之後這一數字將降至5%左右。
三個十年，分別對應哪些機會？
第一個十年，是中國經濟的“原始積累期”——產業騰飛、城市擴容、財政貨幣擴張，人被時代推著走，財富自然就上來了。
第二個十年，不動產成為全民信仰。只要房價一直漲，買房就等於投資。絕大多數家庭的財富增值本質是“站在對的電梯上”，時代在幫你做選擇。
然而最近這十年，邏輯變了。
人口迎來拐點，城市化進入後半場，經濟也從“增量擴張”轉向“存量升級”。過去那套靠房價普漲和資產通脹的財富增長模式，正在失效。
然而，比起增速放緩，更值得重視的是資產結構變化。
高盛報告指出，中國中產家庭資產結構中，房產佔55%，儲蓄佔31%，兩者合計86%。相比之下，美國同口徑資料中，房產約佔25%，儲蓄約佔15%，股票和基金則接近40%。
換句話說，大多數中國家庭財富，還壓在過去的舊體繫上，與今天真正在拉動增長的東西——AI、晶片等硬科技產業，距離比較遠。
這也意味著，在科技革命加速到來的時代，中國家庭過去三十年積累的財富經驗，可能不夠用了。
中信建投前首席經濟學家周金濤說過一句話，普通人這輩子能積累多少財富，85%取決於經濟週期，只有15%靠個人能力。
區別就在於，有些人找準了時代上行的“電梯”，毫不費力實現財富躍遷。
比如70後這批人，2000年到2010年隨便買套房，現在都能身家幾百萬上千萬。但80、90後，同樣努力工作存錢，結果房價漲得比工資快，怎麼追都追不上。這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時代問題。
如今，大國博弈、科技革命成為兩大時代主題，直接決定全球財富流向。
這，就是當下轟轟烈烈駛來的新時代電梯。如何把握？建議參考塔勒布在《反脆弱》中提出的“槓鈴策略”：
把90%資源押在極度安全的資產上，用10%去博高風險高回報機會。避開中間地帶平庸資產，因為其上漲有限，下跌起來卻可能致命。
智谷趨勢創始人嚴九元有一個判斷，接下來五年應密切關注三類資產：硬通貨、硬資產、硬科技，通過最佳化組合，形成穩健上揚的資產體系。尋找投資機會，可重點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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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創始人嚴九元宏觀研判：2026年三大機會與三大“黑天鵝”  (智谷趨勢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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