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的一位前博士生發來消息，令我大吃一驚：常年在加拿大一所頂尖大學擔任教授的他，決定關閉位於蒙特利爾的實驗室，並將科研工作遷至浙江大學。最近，我也有幸參觀了這所高校，並對其印象深刻。校舍、裝置、景觀、優雅的建築風格以及整體基礎設施，無一不是頂尖水準。一切都彰顯著品質與自信。而且，該校的科研實力也的確名列前茅。因此，我很理解那位學生的決定。中國是全球科研的未來，西方——尤其是此前一直主導全球科研的美國——逐漸沒落。這一點如今已清晰地反映在全球大學排名趨勢中。在我到訪期間，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向我介紹了該校在國內及全球的排名——上升趨勢顯而易見。他們正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招賢納士，雄心勃勃地繼續向前邁進。相比之下，德國的大學——雖然這麼說有些誇張——最關心的似乎是減少碳排放、限製出行、社會公平、環境可持續性和公眾福祉。這些努力固然值得稱道，但與大學的首要任務毫無關係。在德國，人們滿足於維持現狀——而這本身就意味著失敗。全球有許多大學排名，但沒有一個是真正客觀的。它們往往過於看重名氣，牛津、劍橋、伯克利、史丹佛和哈佛總是名列前茅。但德國大學幾乎在那個排行榜都擠不進前25名。德國科學家幾乎包攬諾貝爾獎的時代已經過去。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排名下滑的德國大學數量甚至比上升的更多。以論文數量及其質量為衡量標準的科研產出，可以提供更客觀的評估。若以此為標準，浙江大學就是全世界科研效率最高的大學。哈佛大學和其他美國大學的領先優勢縮小，是因為中國的大學以更快的速度迎頭趕上，而西方大學連維持現狀都做不到。美國大學幾乎包攬世界前十名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總體而言，中國在許多方面比西方多國的大學更為成功。原因多種多樣。在聘任或錄取時，如果更看重性別或多元化等標準，而非申請者的表現和才能，那麼大學的質量必然下降。如果大學認為自己的使命是讓世界更道德、更平等，而非追求真理，那麼科研成果也會隨之減少。在德國，科研的絆腳石與其說是資金短缺，不如說是日益荒謬的官僚主義和環保部門——後者往往需要兩年時間才能批准簡單的動物實驗。這導致科研延誤、受阻，甚至徹底泡湯。當英美等曾經的領軍國家日益封閉時，中國卻在疫情後愈發開放，積極吸引擁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西方學者。中國還推出了新的學生簽證。此前，最優秀的人才都渴望去美國，但如今人才市場格局正在明顯轉變。中國政府推行的這項長期且前景廣闊的計畫，旨在取得科學領域的主導地位，特別是在那些具備經濟或軍事價值的學科。德國的科學和經濟地位正顯著下降，很快將無力承擔在大學開設某些學科、維持現有大學數量的費用。我們必須盡快重拾那些曾被視為德國美德的優良品質，這些品質也曾讓我們在中國備受讚譽。如今，許多人卻不再把我們當回事，因為我們關閉了核電站，並用高得離譜的能源價格、稅收和費用摧毀了重要產業部門。眾所周知，我們已無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火車不再準點，車站和市中心也不再安全。因此可以預見，未來能吸引尖端人才的將是中國而非德國。 (參考消息智庫)

BCG（波士頓諮詢）近日發佈最新一期 Top Talent Tracker（2025年Q4頂級人才追蹤），主題為“Global Talent Mobility Is Slowing and Shifting”——全球高端人才流動正在放緩，並出現顯著方向性轉移。這份報告基於對全球超過 2.14億 高技能人才的追蹤，揭示了 2025 年人才市場的最新動態，值得企業和政策制定者高度關注。高端人才流動首次五年內下降報告顯示，截至2025年8月底，全球高技能專業人士（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跨境流動同比下降 8.5%，這是自2020年以來首次出現下滑。約 240萬 人實現了跨境流動，較上年減少約 22萬 人，佔追蹤總量的 1.12%。導致放緩的主要原因包括：主要經濟體移民政策收緊，尤其是加拿大和英國；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多國招聘需求減弱。與此同時，人才流動的方向正在重塑：美國市場份額上升 2.4 個百分點，繼續穩固主導地位；傳統歐洲中心普遍份額下滑；中東新興樞紐則強勢崛起——阿聯（UAE） 單年吸引約 17.8萬 高技能人才，份額增加 0.8 個百分點，在整體、STEM 和 AI 人才三大類別中均進入前三，沙烏地阿拉伯緊隨其後。AI 人才逆勢大幅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整體高端人才流動放緩，但 AI 人才卻呈現爆炸式增長。報告資料顯示：高技能人才淨減少 22.3萬 人（-8.5%）；STEM 人才淨減少 3.7萬 人（-5.2%）；AI 人才淨增加 17.5萬 人，同比激增 528%（主要源於全球範圍內 AI 技能快速提升）。美國在 AI 人才吸引力上進一步拉大與歐洲國家的差距，份額增加 2.4 個百分點；阿聯份額提升 3.0 個百分點，位居第二；歐洲國家普遍份額下滑。開放人才政策帶來實實在在回報報告用資料有力證明：對全球人才的開放程度，直接關係國家與企業的長期競爭力。在某一技術領域擁有領先人才的國家，在該技術上領先的可能性高出 17倍；吸引更多全球人才進入領導層的公司，每年可多創造 1 個百分點的股東價值。這說明，人才開放不僅是生產力問題，更是技術和商業領導力的關鍵驅動力。十大“跳板大學”：印度高校主導全球 AI 人才輸出報告首次公佈了培養最多全球流動 AI 畢業生的十所大學，令人意外的是，前九名中有八所來自印度：Jawaharlal Nehr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印度）——境外 AI 人才 1.78萬 人，佔比 69%；University of Mumbai（印度）—— 1.63萬 人，51%；Anna University, Chennai（印度）—— 1.39萬 人，51%；Visvesvaraya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印度）—— 1.05萬 人，40%；Osmania University（印度）—— 9655 人，64%；University of Cambridge（英國）—— 7733 人，55%；University of Tehran（伊朗）—— 6196 人，64%；I.K. Gujral Punjab Technical University（印度）—— 2093 人，44%；University of Calicut（印度）—— 565 人，31%；Mansoura University（埃及）—— 372 人，22%。總計這十所大學貢獻了境外 AI 人才 8.5萬 餘人。這份榜單為企業提供了重要招聘線索：關注這些“跳板機構”，往往能更高效地觸達全球流動的頂尖 AI 人才。國家、企業如何贏得人才競爭？報告最後給出三方面建議：企業：制定行業專屬的全球人才工具箱，覆蓋從人力規劃到招聘、移民、融入的全流程，並推動高層文化轉變；政府：設立專門機構或基金，統籌招聘、培訓、移民服務，形成生態系統；同時審視移民政策瓶頸，學習國際最佳實踐；整體策略：將移民政策納入“人才三駕馬車”——技能提升、技術自動化與移民相結合，形成動態、全面的勞動力戰略。結語2025年，全球高端人才流動格局正在重塑：傳統移民大國吸引力減弱，中東新興中心快速崛起，美國繼續領跑，而 AI 人才成為最活躍的變數。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誰能更開放、更高效地吸引和留住全球頂尖人才，誰就將在未來競爭中佔據先機。 (AI資訊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