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索尼半導體解決方案公司宣佈將推出一款1/1.12英吋、約2億像素、並在晶片內部整合AI推理電路的CMOS感測器—— LYTIA 901。這是全球首批將AI圖像復原、電路級演算法處理與成像結構融為一體的移動影像感測器。眾所周知，圖像感測器是攝影攝像中最重要的部件，它負責將光線轉換為電訊號。在圖像感測器領域，索尼是當之無愧的引領者。自上世紀70年代起，索尼便開始研發CCD圖像感測器，即“電子眼”，並在80年代率先將其商業化。此後，索尼在該領域始終保持領先地位。2004年，索尼開始著眼於高畫質（HD）的未來，大力發展高速、低功耗的CMOS圖像感測器。自此，索尼不斷研發融合新技術的高性能CMOS圖像感測器，至今仍引領著圖像感測器領域的發展。那麼，此次索尼的這款AI CIS會不會再次引發影像革命？傳統影像路線已走到盡頭回顧智慧型手機影像的發展，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不斷對抗物理限制的技術演化史。從鏡頭到演算法，再到堆結構，行業試過所有能走的路徑，如今，這條路已經接近盡頭。第一個階段是光學時代（2010–2016），這一時期的影像升級邏輯非常簡單：硬體越強，畫面越好。從800萬像素到1200萬像素，再到更大的光圈、更長的焦距、更厚的模組，幾乎每一代旗艦手機都能在夜景、細節、色彩上帶來直接肉眼可見的差異。但很快行業意識到：手機不是單反，它受體積限制，鏡頭和感測器不可能無限做大。至此，第一條路走到了天花板。接著來到了計算攝影時代（2017–2023），用演算法彌補物理上的限制。從Google Pixel 2 開始，行業出現第一句真正意義上的影像趨勢口號：不是硬體決定畫質，是演算法決定畫質。於是，HDR、夜景模式、多幀融合、語義識別、AI降噪、RAW域處理等等些技術改變了智慧型手機的成像方式，讓手機能夠拍出“看起來比肉眼還清楚”的畫面。這時，影像不再只是感測器採集的結果，而變成了硬體+演算法+晶片算力協同發力。但問題隨之出現：隨著算力需求翻倍增長，多幀堆疊導致拍攝延遲，處理耗電顯著增加，因此就讓演算法繼續變強，但成本也繼續飆升，瓶頸再次出現。然後又來到了結構堆疊時代（2021–2024），多攝系統開始上場。由於單攝難以覆蓋廣角、中焦、長焦需求，各大廠商開始加超廣角、加2x人像鏡頭、加5x/10x潛望式鏡頭、加ToF深感模組輔助演算法。當然這不是為了畫質才需要這麼多攝影機，而是為了繞過物理焦段限制。然而,隨著這一路線持續推進，行業又遇到了三個尖銳現實：1）眾所周知，現在的手機攝影機越來越多，佔據的面積也越來愈大，手機的影像模組已佔整機體積的25–40%；2）隨著攝影機數量的不斷增加，每新增一個鏡頭，演算法工程量不是線性增加，而是幾何級增加；3）HDR疊幀、夜景、超解析度演算法，每一步都需要ISP/NPU參與，這意味著手機發熱更高、續航下降、視訊錄製時長受限，而消費者已經不願意為手機影像犧牲續航和機身厚度。換句話說，性能投入曲線越來越陡，但使用者感知曲線越來越平。通過堆料換體驗，已經無法繼續驅動影像革命。所以問題出現了，如果不能再堆光學硬體，那影像體驗還能怎麼提升？如果說過去十年行業解決的問題是——手機如何拍得更真實？那麼，未來十年要解決的是——裝置如何在成像時就理解真實？而AI進入感測器——就是這條新路線的起點。AI進入感測器，是技術路線的重大拐點索尼 LYTIA 901最大的突破，並不是“2億像素”，而是AI第一次從後端演算法棧，進入前端採集層，這是移動影像架構的部分重構。為了充分發揮約2億有效像素的高解析度優勢，這款新產品採用了四倍四倍拜耳編碼（QQBC）陣列，其中16個（4×4）相鄰像素通過相同顏色的濾鏡進行聚類。在正常拍攝時，這16個聚類像素的訊號作為一個像素單元進行處理，使相機即使在夜間或昏暗的室內拍攝條件下也能保持高感光度。另一方面，在變焦拍攝時，一種稱為重馬賽克的陣列轉換處理會將聚類像素還原為普通的像素陣列，從而實現高解析度成像。索尼指出，將QQBC陣列還原為普通像素陣列的陣列轉換處理（重馬賽克）需要極其複雜的計算過程。針對這款產品，索尼開發了一種基於人工智慧學習的全新QQBC陣列重馬賽克技術，並將處理電路整合到感測器內部，這再次刷新了索尼在業界的紀錄。這項新技術能夠處理通常難以再現的高頻份量訊號，從而更出色地還原精細圖案和文字等細節。此外，將基於人工智慧學習的重馬賽克技術直接整合到感測器中，實現了高速處理，並在4K解析度下以最高4倍變焦拍攝時，能夠以高達30幀/秒的速度進行高品質視訊錄製。一句話總結：過去是拍到什麼就處理什麼，現在是邊拍邊理解、邊復原。要知道，過去傳統演算法能力取決於手機廠商，如小米調色味道、蘋果HDR策略、華為夜景演算法等等，然而感測器整合AI意味著：演算法從手機廠“私有能力”，變成影像硬體的“原生功能”。因此，未來手機廠之間的差距，將更多來源於生態閉環與場景理解能力，而不是HDR曲線怎麼調。此外，這也將帶來延遲與能耗斷崖式改善。傳統上，高倍變焦、夜景演算法、超解析度處理，傳統方案需要SoC調度ISP/NPU，整個鏈路功耗巨大。當AI處理直接發生在Sensor側：ISP壓力下降、NPU無需介入每一幀變焦處理、持續錄製能力、散熱表現顯著提升。當然，這不是說感測器內 AI 永遠更省電，而是說它在“高吞吐、頻繁呼叫、資料搬運佔主導”的任務上更划算。尤其在視訊變焦與即時預覽場景中：若每幀都要 SoC 端承擔重建與重馬賽克，DRAM/頻寬/調度開銷會顯著上升；感測器端完成一部分重建，相當於“把高頻任務前移”，對整機功耗與延遲更友好。這為XR裝置、長時錄製、多鏡頭同步採集打開了現實路徑。誰將受到影響？在索尼的宣傳文案中，有一句值得深思：“即使在單目相機上進行高達4倍的變焦，也能實現高畫質影像品質，為移動相機拍攝帶來全新的體驗價值。”這一句話對手機產業可能意味著：多攝體系依賴正在鬆動，光學變焦不再必須靠物理焦段。長期以來，多攝主要是為瞭解決長焦 vs 超廣角視角衝突、光學定焦鏡頭無法覆蓋連續變焦、感測器無法在縮放時維持紋理質量等問題。而AI重建 + 大底 + 高像素 = 連續變焦方案替代多攝結構。因此，產業鏈層面會可能出現兩個變化：第一是鏡頭數量下降的壓力，從“三攝/四攝標配”向“二攝/三攝”回歸；第二，模組結構重新排序，主攝的價值進一步上升，次攝的邊際價值下降。這會讓一些依賴長焦模組出貨增長的環節（鏡頭、模組、VCM馬達、校準服務）面臨壓力。（圖源：索尼）除此之外，ISP/演算法團隊與手機品牌影像“話語權”也可能會發生動搖。如前文所述，感測器整合AI意味著演算法的一部分從手機端（ISP/NPU）下沉到感測器端。影像權力中心可能從“手機演算法團隊”部分回歸到“感測器廠 + 端側模型棧”。索尼也將這款產品看的很重，因為索尼在新聞稿中提到，為了提高 LYTIA 產品品牌的知名度，從“LYTIA 901”開始，所有未來以該品牌推出的產品都將遵循統一的命名格式“LYTIA（產品編號）”。結語從產業演進規律看，每一次CIS路線轉折都發生在舊路徑的邊際收益顯著下降之時：硬體堆疊越來越貴、演算法融合越來越複雜、功耗與體積越來越難以妥協。索尼最新的 LYTIA 901，把 AI 推理電路直接整合到 CMOS Sensor 內部，標誌著移動影像從“像素競賽”邁入“AI 原生成像”的新階段。它撬動的並不是某一顆鏡頭的市場，而是整個影像系統的工程範式：手機影像正在從“多模組堆疊”轉向“單攝計算平台”，由感測器在採集瞬間完成更多復原與重建，把計算鏈路前移到最靠近光訊號的地方——這正是其效率、延遲與功耗優勢的根源。 (半導體行業觀察)

精成科這兩年的轉變非常明顯。從過去以 PC、Notebook 板子為主，一路往「高階、高層、高毛利」產品線升級。最大關鍵，就是併購日本 Lincstech。這次併購讓精成科直接跨進技術門檻最高的兩個領域：高階高層板（HLC）＋半導體探針卡。這兩項產品難度高、毛利佳，最直接對應 AI 伺服器與高速運算需求。現在訂單結構也完全不一樣。不像以前短進短出，目前高階板與探針卡訂單已排到 2027 年上半年。主要來自 AI 伺服器主板、高階交換器板、AI 加速卡與探針卡，全部都是長期需求、不是一時的熱潮。今年公司大幅擴大投資。資本支出從原本規劃的 40 億元，提高到接近 60 億元，就是要加速補齊高階產能。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三地同步擴產，目標 2026 年讓 AI 伺服器相關產品全面量產，探針卡產能也一起拉上來。營收與獲利結構正在快速變好。高階板＋探針卡比重提升後，業績跳得快、毛利率也往兩成以上靠攏。明年營收有機會比今年多五成以上，後年仍有雙位數成長空間。更重要的是，精成科不是單壓一條線。而是同時推進：高階探針卡AI 伺服器主板AI 加速卡高速交換器板再搭配跨日本、台灣、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合計 12 個廠區 的全球布局，可以同時間服務美系、日系、亞系大客戶，這是許多同業做不到的規模與彈性。整體來看，精成科正從傳統 PCB 廠，轉型成 AI 伺服器與高階 PCB 的核心供應鏈之一。產品結構升級、訂單能見度長、國際布局完整、產能擴充確立，未來兩三年的成長方向非常清楚，屬於「體質變好型」的長線成長，不是靠景氣反彈。想第一時間知道哪些股票可以逢低進場，請加入慶龍老師官方 LINE：輸入 @ai8085。盤中＆盤後都有二通免費 CALL 訊，帶你掌握現在，看見未來。每天二+一則即時解盤資訊 官方LINE: https://lin.ee/uLNWaPWe持股健診直接加LINE ID:@ai8085

在人形機器人行業，每一次技術討論都有可能成為未來格局的預演。一場以“大小腦離成熟還有多遠？”為主題的圓桌，將人形機器人行業最前沿的爭議與共識攤開在桌面，六位來自不同細分賽道的嘉賓——包括本體廠商、零部件供應商、大模型研發者、作業系統代表等，直面行業最核心的問題：在資本狂歡與落地壓力的雙重夾擊下，人形機器人的“大腦”與“小腦”究竟走到了那一步？主持人復星創富董事總經理江玉華以20年機器人行業經驗，率先為這場深度思辨定調：泡沫終會回歸理性，但當下我們必須回答，人形機器人究竟能做什麼？當前卡點在那裡？這是一場意義遠超普通技術交流的圓桌。當行業從表演式Demo轉向任務級落地，大小腦的協同成為決定人形機器人能否真正走進工廠、家庭和商業空間的關鍵。2025年，人形機器人的能力邊界在那裡？江玉華開場即拋出尖銳的一句話：“我們原本希望機器人去幹‘苟且’的事，讓我們追求‘詩和遠方’，但現在似乎是反過來的。”其觀察精準擊中了當前人形機器人落地場景的尷尬現實，這句話轉換成問題就是：2025年的人形機器人，究竟能完成什麼工作？嘉賓們的回答高度一致，卻又暗含分歧。華成工控董事、機器人行業總監杜曉磊開門見山：“人形機器人目前還處於只能提供情緒的階段，比如表演和互動。”在他看來，今年大火的舞蹈表演、互動展示等場景雖能吸引眼球，但距離解放生產力仍有差距。機器人對非結構化場景的識別能力和精細操作遠未達標。杜曉磊的判斷，揭示了當前技術與企業期望的落差，行業渴望替代人力，但機器人仍停留在“展示品”階段，這背後是泛化能力不足的硬傷。華成工控董事、機器人行業總監杜曉磊RoboScience創始人兼CEO田野則從技術維度拆解這一問題，他將人形機器人的能力分為移動和操作兩大類股。其中，“移動”已接近工程化解決，但“操作”仍卡在資料泛化上。“2025年，物體的泛化能初步看到成效，比如讓機器人抓取不同形狀的物品，但任務泛化還需時間。”田野強調，泛化能力取決於資料規模與架構創新，而當前資料積累遠未滿足需求。這種分類討論的方式，為行業提供了清晰的進階路徑：先解決單點任務，再攻克複雜互動。浙江人形機器人創新中心聯合創始人宋道靈從落地場景補充道：“目前有持續付費意願的場景只有表演和教育，在工業和服務業場景中，機器人效率僅有人類的20%-30%。”他的觀點點破了行業尷尬——客戶願意為表演這類“眼球經濟”買單，卻對功能性應用持謹慎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宋道靈在此處還提到北京、上海等多地正在搭建資料中心，這也暗示了國家層面對基礎設施的重視，但至於如何將宏觀投入轉化為企業級效率，仍是未知數。浙江人形機器人創新中心聯合創始人宋道靈埃斯頓酷卓CMO瞿曉麗則從工業視角指出，其人形機器人“自出生以來就沒有做過唱歌跳舞的事”，而是聚焦於搬運、上下料等工廠中的體力型任務，但在靈巧操作、觸覺感知等問題仍待解決。她強調“有限場景的通用任務”是近期可行路徑，而非盲目追求泛化能力。埃斯頓酷卓背後站著的正是工業機器人頭部代表埃斯頓，他們的選擇體現了傳統機器人廠商的優勢，依託現有場景積累資料，而非從零建構通用底座。這種場景驅動型策略顯然更符合製造業的務實基因。星匯感測總經理顧慧昕以家裝作為比喻，人形機器人的能力可分“硬裝”（如舞蹈、導覽）與“軟裝”（如倒水、搬運）。前者已成熟，後者因需力控與不確定性互動而進展緩慢。這一比喻揭示的正是任務複雜度的本質：人形機器人與物理世界互動的可靠性，是區分“演示級”與“任務級”的分水嶺。2025人形機器人的能力地圖逐漸清晰，其正介於表演藝術與初級工業應用之間。當行業沉迷於跳舞、表演、跑步時，真實需求卻在悄然轉向，能否替代人力創造經濟價值，才是人形產業鏈企業們2026年要回答的問題。星匯感測總經理顧慧昕正如圓桌中隱含的共識：情緒價值是入口，但生產力價值才是出口。“大小腦”的落地，卡在那兒？若說機器人的能力邊界是現狀，那麼“大小腦”的發展則決定了未來速度。然而當討論轉向“大小腦”落地卡點時，圓桌氣氛驟然尖銳。作為“小腦”廠商代表，杜曉磊則認為運動控制已基本滿足當前需求，瓶頸在於大腦模型與真實世界的互動能力。他指出，工業場景的非結構化環境對感知-決策鏈路提出極高要求。反駁其“小腦無瓶頸”觀點的，是“大腦”代表方。田野承認，當前人形機器人大腦發展的確緩慢，但小腦演算法在複雜環境規劃上同樣無法滿足新需求。傳統規控演算法已遇瓶頸，“大小腦”協同正面臨一個新命題：當智能水平提升，控制演算法需從執行者的角色，升級為協作者的角色。RoboScience創始人兼CEO田野宋道靈與國訊芯微CTO蔣琛則將焦點轉向“標準化”。宋道靈認為，當前感測器配置、本體構型尚未統一，進而導致軟硬體協同效率低下。他暗示，過早收斂可能抑制創新，但過度分散則推高成本。蔣琛的發言更具衝擊力：“當前資料採集中心已經成為一個政績工程，異構的人形機器人資料無法復用。”他指出，真機資料積累緩慢，而合成資料又缺力學等多模態支援，導致模擬與真實世界割裂，這背後，實則是標準化缺失的惡果。對此，蔣琛進一步提出“資料收斂”的概念，若不統一資料標準，那麼海量採集也不過是資源浪費。他以疊衣服任務為例，對於一家大模型公司而言，可能僅需採集200個小時的資料，“你采8萬小時的疊衣服資料，其實對他來說沒有意義。”國訊芯微CTO蔣琛這一觀點也戳破了行業“資料越多越好”的幻覺，強調了採集質量優於數量。企業們的標準化訴求，折射出的正是新興行業早期階段的典型特徵——各自為戰，重複造輪。我們並非沒有歷史參考，新能源汽車發展初期也曾經歷電池標準之爭，若人形機器人無法在硬體、資料層面上，成本下降與量產落地將遙遙無期。另一邊的本體廠商，也試圖在理想與技術之間尋找平衡點。瞿曉麗指出，“大小腦”卡點正影響人形機器人商業化落地。大腦的決策存在延遲與不確定性，小腦則難以支撐長流程動作。她透露，埃斯頓酷卓正針對工業場景最佳化資料集與小腦控制，嘗試突破卡點。這種“不等技術，主動最佳化”的選擇正體現了本體廠的生存邏輯。埃斯頓酷卓CMO瞿曉麗綜合來看，大小腦的卡點在於技術與生態問題的疊加。技術層面，大小腦存在協同問題；生態層面，資料與硬體的非標準化拖慢整體進度。破解之道，在於全產業鏈協同。2025年，大小腦的競爭將從技術單點轉向生態協同，誰能率先建構開放體系，誰就能搶佔賽道主動權。到底誰在拖後腿？關於“本體設計、零部件與模型，誰在拖人形機器人後腿？”的議題，將矛盾指向產業責任分配，嘉賓們的立場反映出了產業鏈各環節的博弈與依存。顧慧昕坦言，六維力感測器存在價格高、批次穩定性難以保障等短板，且本體公司更願意與汽車零部件商合作，因其是成熟產業，產品批次穩定性，資金實力較強，更關鍵的是，它們具備2-5年長周期服務能力，而人形機器人零部件商尚未建立同等的信任。這一對比點出人形機器人供應鏈的稚嫩，同時反映了高端製造的通病，技術壁壘高，但市場規模未起，成本難以攤薄。瞿曉麗代表本體廠“訴苦”，零部件價格居高不下，導致本體難以突破10萬元的天花板。她呼籲零部件廠商在量起前給予支援，而非緊盯短期利潤。這一矛盾涉及到在行業早期，產業鏈風險共擔的難題——本體要降本，零部件要盈利，二者的博弈拖慢整體進度。宋道靈引入了獨特的視角解讀，拖後腿的評判標準因角色而異。如果判斷主體是資本方，他們看重利潤增長，零部件相對容易實現利潤增長，本體沖收入，大腦難見回報，這就會導致資本預期失衡。如果判斷主體是客戶，他們更看重功能實現，因此優先順序可能相反。宋道靈的視角揭示的是：技術演進邏輯與商業回報邏輯，並不總是一致。杜曉磊則將問題歸因於基礎科學，比如材料學等底層突破未至，拖累了整體進展。其視角更為宏觀，同時也在提醒行業，人形機器人的終極瓶頸可能在實驗室，而非工廠。所以，到底是那一方在拖後腿？答案實則是“相互制約”。零部件價高因規模未起，規模未起因場景未通，場景未通因智能不足，由此形成死循環。解決之道或是分層競爭：大模型企業攻技術前沿，本體企業聚焦場景，零部件廠商專精模組化。2026年，人形產業鏈企業需明確自身在價值鏈中的位置，避免盲目求大求全。此外，宋道靈提到的資本角色亦需重視，資本逐利可能會扭曲技術路線，但合理引導下，可成為資源調配的槓桿。小結人形機器人的未來，不會誕生於一場圓桌，但這場圓桌暴露的分岔口，正是行業成熟的必經之路。回到這場圓桌的主題，也是最核心的問題：大小腦離成熟還有多遠？嘉賓們的回答大致可以這麼理解：2025年，大小腦離成熟尚有距離，但接下來的方向已明，需資料驅動、標準協同、場景深耕。當企業不再追逐炫技，而是踏實解決“搬箱子、拿杯子”等具體問題的時候，大小腦的融合方見曙光。如今，“人形機器人量產元年”已近尾聲，2026年，企業們或許還要被迫在“活下去”與“賭未來”之間做選擇，屆時，大小腦的成熟度將不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生存問題。 (高工人形機器人)

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曾專訪首位獲得新聞界最高獎——普立茲獎的華裔攝影師，劉香成。他被評為「攝影術誕生180年180人」之一，而今，他已經74歲了。1981年，北京，高考恢復學生們湧向天安門廣場燈火通明的地方學習劉香成認為，這是“最能代表中國的照片之一”1981年，北京，⼀男⼦在紫禁城內遞上可口可樂玻璃瓶評價“馬馬虎虎”1982年，⿊⻰江省哈爾濱市，三個戴太陽眼鏡慶祝春節的⼥性1976年始，劉香成先後作為《時代》周刊、美聯社第一個派駐中國的攝影記者，傾盡半生，拍攝改革浪潮下中國人日新月異的生活，那個年代西方關於中國的照片，65%出自劉香成之手。他也曾擔任特派員，被派駐（前）蘇聯、印度、韓國…輾轉各大新聞現場，甚至不畏槍林彈雨，記錄下寶貴的時代影像。劉香成接受「一條」專訪如今，74歲的瀏香成仍在路上，以記者特有的執著，拍攝“一帶一路”，繼續用鏡頭記錄新時代的中國。在這個特別的日子，我們重發此篇，從一張照片背後的動人故事裡，見證一個時代記錄者的傳奇一生。自述：劉香成劉香成“面孔”篇圖為作家阿城、導演姜文、張藝謀和演員鞏俐要記錄這個時代，用什麼畫面把它留下來？這些照片一張疊一張，你會看到，一個社會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世界又是怎麼改變的。1982年，北京開往哈爾濱的火車上，正在度蜜月的新婚夫婦1980年，北京，年輕的模特兒⾏⾛在北海公園1982年，北京，⼈⼝普查宣傳員用攝影的語言把一個時代拆開，第一個看到的就是臉孔，它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切入點。在最短的時間裡面，跟著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建立最基本的互信。這種信任要嘛就是有，要嘛就是沒有，赤裸裸寫在臉孔上面。1980年，雲南省⻄雙版納傣族⾃治州景洪縣，改⾰開放後現代時尚潮流逐漸影響⻘年⼈有一次我去西雙版納景洪參加潑水節，我在鎮裡面的馬路上走，看到三個年輕人在老遠的地方，我發現他們穿著是很時髦的，這種帽子、衣服、襯衫還有外衣，三個都戴著一模一樣的墨鏡。我說：「你們三個是不是能夠走得再近一點，讓我拍一張？」他們也沒看過這麼大的相機，我就記錄這張很沉默的表情。1981年，北京，月壇公園⾥的情侶1990年，愛沙尼亞，⼀名⼠兵在⽕⻋站與⼥友吻別1981年的月壇公園，我最初被這對情侶對視的樣子打動了。兩個人坐下來談戀愛，他們是“腳打腳”，男孩溫柔地握住女孩放在膝蓋上的手。你會感覺到，中國人表達愛，跟西方人公開親吻和擁抱截然不同。1980年，上海，⼀對新⼈在照相館拍婚紗照上海西藏路上有很多攝影館，有一天我進到這家照相館，我就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般結婚照是只拍肩膀以上，人的下半身不會在畫面之內，這個女孩子就沒有租借整個婚紗，下面是普通的褲子，普通的鞋。我覺得很可愛，也反映了那個時代對吧？那會兒改革開放才剛開始。中國人在日常生活裡面，有那種難能可貴的節省的美德，今天你看婚紗多豪華，還要跑到巴黎鐵塔去拍。1981年，北京，最早接受雙眼皮手術的女性之一1981年，我看到北京報紙上有一個美容手術的新聞。我也很興奮，帶著我的司機，「咱們就去東單」。也不知道具體在那裡，就找居委會問，找到了那間美容室。剛好有一個女孩坐在那裡，旁邊有一個小桌子，上面堆了一大堆西方雜誌，這個女孩跟醫生說：「我喜歡這種眼睛」。我一看，是義大利著名演員索菲亞·羅蘭（笑）。再看到她的臉孔時，我吃了一驚，原來她一個眼已經做了雙眼皮。我就問：「你怎麼不同時做？」她說：「兩個眼睛都戴上紗布，我騎不了自行車回家。」我覺得特別可愛。1981年，北京，溥傑（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在故宮（上）溥傑鏡頭下的劉⾹成（下）溥傑我拍過他幾次，他非常樸素，說話聲音也很低很慢。我就跟他提出，可不可以找個機會回你過去居住的地方──故宮，給你拍張肖像？他和我約在某一天下午，他說：「在故宮午門前的售票處，咱們在那裡等。」到了午門的門口，我見到個子小小的溥傑先生站在那兒。幾個女售票工作人員，對他好像都是笑笑臉很熟悉的樣子，我才發現，原來故宮接近4點鐘是清場的時候，整個都空了，沒有其他遊客。我就到處去找了一張椅子，在太和殿前面讓他坐下來，他依然是很寧靜的表情。我們接著走一走，由他來做我的導遊。他告訴我，他跟他的哥哥在那裡學騎腳踏車、學英文，在那裡他又被哥哥罵過。他也替我拍了一張照片，這是我一生中覺得特別榮幸的機會。1991年，莫斯科，前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於克里姆林宮向全國直播電視演講後合上講稿國際攝影這塊，觀眾比較熟悉的，可能是戈巴契夫辭職演講。當時有幾千個國外記者在蘇聯，突然間我接到電話，是CNN的董事長親自掛帥，帶著我從亞特蘭大到莫斯科去。我進入克里姆林宮裡面，發現連俄羅斯塔斯社的記者都不在，我是唯一身上有相機的人。因為是新聞聯播，相機快門的聲音會影響到他，我想：“天吶，冷戰在我相機面前結束，我該在那個瞬間拍？我怎麼處理這個事情？”最後決定，在他放下講稿，紙依然在動的時候，把這個瞬間抓住──因為動態是歷史的瞬間。戈巴契夫唸完稿子，要丟下來的時候，我就用很慢的快門，底片速度是1/30秒。回到分社，我把照片洗出來，真是個巨大的解放，隔天全世界的頭版都用了這張照片。1982年，杭州開往上海的⽕車上中美《上海公報》簽署⼗周年紀念期間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森擺出服務生的姿勢1991年，莫斯科，顧客們在戶外排隊守候超市開⻔1991年，莫斯科，兩名⼥清潔⼯於克⾥姆林宮內合影留念新聞工作也好，攝影師也好，有時候你的名聲、你的誠信力，它的存在是你自己很難想像的。這次展覽，觀眾會發現一個驚喜，這裡面很少是典型的新聞。從尼克森先生到一個藝術家，從六盤水的小同學，到一個私人空間，重要的是，它能在情感上和人產生互動。時間主要集中在20世紀最後25年，但也有一些畫面，是2021年在北京、上海拍的。我覺得20世紀發生的事情，一直到21世紀，到今天、明天，並不會隨著時間被遺忘，進入歷史的垃圾桶──它的影響會越來越大。19歲的瀏香成我1951年10月出生在中國香港，是我們家的第六個孩子。我父親是湖南人，有著很耿直的性格，他在報業工作，休閒的時候喜歡唱頌古文。母親是福州一個大家庭的女孩子，那個年代受過大學教育。兩、三歲時，父親把我送回福州，我在福州上的幼稚園、小學。在新的社會主義底下成長，這段經歷特別難能可貴。劉香成與攝影師馬克呂布1981年9歲時，我回了中國香港，又開始適應一個嶄新的社會。一邊很努力地學英文，一邊也很努力地學廣東話。我父親是負責報紙的國際版，暑假的時候，他常常給我一小段外電，說：「你試試看翻譯」。我坐下來就開始翻譯美聯社的稿，父親就給我文字上做修改。我1969年到了美國，那時沒有一個從大陸去的留學生，中美建交還沒開始。我就一個人學會開車，也和一些藝術家，比如上海畫家夏陽老先生有交遊，他的畫，也間接影響到我對攝影的愛好。1991年，莫斯科，劉⾹成在地方機關辦公室我大學的專業是國際政治。畢業前，要選修10-12個課程學分，跟本科的學習毫無關係，很偶然地，選了一科攝影。這個選擇可能也跟我小時候的經驗有關，父親會讓我星期六去學繪畫，但是一筆一筆地畫畫，我好像沒有什麼天賦，不過對構圖還有一點點認識。為了這堂課，我就拿了一個很一般的相機，跑到紐約59街第四大道的百貨商場，我記得我看到一些無家可歸的人，拍了一個「流浪者」系列，把這個作業交給攝影課的老師瓊恩·米利。「頻閃攝影第一人」瓊恩·米利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畢卡索作畫劉香成向瓊恩·米利致敬之作圖為時年106歲的“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在寫“中國”瓊恩·米利在攝影史上很有名，是《生活》雜誌的攝影師，許多藝術家、音樂家、哲學家的經典影像都是他拍的。後來，他看了我拍的無家可歸的老太太，就邀請我去做他的助理。我跟他在一起有那麼一整個學期的時間，我常常幫他整理文獻，看他拍的布列松16毫米的膠卷電影——布列鬆在紐約唐人街的馬路上跳來跳去。1978年，上海，⼈⺠公園⻓椅上的青年情侶每一天跟瓊恩·米利工作完了之後，他就喜歡給他自己倒一杯威士忌，也給我倒一杯，拿一根香蕉、一個蘋果，咬蘋果香蕉的時候，看著牆上貼的圖片，他就會告訴我，怎麼去閱讀一張圖片：一張好的攝影是可以閱讀的，它有一種資訊的持久性。瓊恩·米利跟布列松先生是挺好的朋友，當年在紐約，布列鬆的公關常帶著他的攝影去找米利，大家像小同學一樣互相去看作品，所以我開始對布列松很感興趣。多年後，我明白了幾樣事情，有一樣就來自布列松1971年的一篇採訪，那時他已經從事了50年攝影，他說：“我的作品裡面值得你們看了又看的圖片，也就是40、50張。”劉香成向我們講解照片背後的故事我就思考，這麼有名的攝影師，他如果從事攝影50年，他覺得耐看的圖片，也就是40、50張的話，我就知道這門藝術的高度在那裡，難度在那裡。我把兩者的思想，擺在同一個框架裡思考。我覺得瓊恩·米利告訴我，怎麼從生活細節去找到樂趣，要細膩地觀察生活。而布列松先生告訴我，一張圖片如果你可以看了又看，它肯定是在情感上能打動你，它是反映了一個更大的歷史、生活的價值。1976年，廣州，當地居民於珠江岸邊打太極拳我是1976年重返中國的。這張照片是我在中國最早期的作品之一，在珠江的兩岸，我拍了一張普通廣州居民的日常生活，他們在打太極拳。這張圖片，讓我多年來第一次重新閱讀普通人的肢體語言、臉部語言——他們好像有所放鬆，我隱隱覺得，改革可能要來了。就這麼一點點的訊息，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生。1980年，上海，年輕⼈在滑冰1982年，北京，⾸批專業模特兒在北海公園漫步1982年，河北，北戴河度假區沙灘上擺拍的⼥⼦回到紐約後，我當年一個蘇州老師，要我去拜訪他在哈佛大學的老同學。我如約去了《時代》周刊在洛克斐勒大廈的辦公室，推開門才知道，他是《時代》周刊的總裁Kelso Sutton。他開門見山地問我，「年輕人，你這輩子想做什麼？」我看他問題這麼直接，也很適合我的個性，我回答他，「我想去北京」。1978年，身為第一批《時代》周刊的特派攝影記者，我到了北京。去看，去拍攝，去紀實一個時代的巨變。1980年，北京，中國第⼀例外科整形⼿術1996年，溫州，在美容室⾥燙髮的⼥⼦們1981年，北京，北海公園中的時髦女⻘年那時身為記者，競爭是很激烈的。 80年代，改革開放剛開始。很多西方刊物的圖片編輯，他們對著來自中國的攝影圖片，常常不曉得怎麼進入那個畫面。但他們看到我的作品，好像一看就明白。現在回頭看，對中國的觀察已經是幾十年之前了。我用紀實的手法，去拍改革開放的過程，它其實是透過無數的小故事累積起來的。從第一例雙眼皮手術，到故宮販售可口可樂、女性燙頭髮。從青年男女談戀愛，到工廠的各個面向。1980年，北京，四季⻘合作社的農⺠把高麗菜丟到卡⻋上1983年，北京，東單合作社的工人在人行道上堆新鮮高麗菜例如1983年我在北京，看到合作社的農民把收割好的大白菜丟到卡車上，我就覺得這場景很像一幅畫。等我拍完，我說：「我也來試試」。結果才知道，一顆大白菜是幾十公斤的，很重，丟一點點就塌下來。北京人愛吃大白菜，一買就是500斤，擺在陽台上吹乾，吃整個冬天，我覺得在那個時代也很有代表性。如果你去北方，一定要嚐一口他們的豆腐大白菜砂鍋，很香的（笑）。1996年，上海，藝術家陳逸⻜在⼯作室作畫1996年，北京，藝術家⻩永⽟於家中工作室1997年，北京，生於瀋陽的⼥演員鞏俐當年有機會，像是跟吳祖光先生、侯寶林先生，他們都來到我家裡，教我怎麼去吃大閘蟹，跟我說：「你吃完這個螃蟹，就要寫一首詩下來。」他們看待美食文化的方式，對生活節奏的理解，都釋放給我。例如和陳逸飛先生，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有一天我和陳逸飛說：「到你家裡，看看你怎麼畫畫。」他就拿了他的顏料盤，叼著他的畫筆，很自如地展示給我一個畫面。1991年，基輔，擔心通貨膨脹的人們到當地銀行提領存款1991年，莫斯科郊外，⽼婦⼈在當地社區公益⻝堂吃午餐1988年，喀布爾，一名蘇聯士兵聞著玫瑰花香後來，我又身為特派員，被派駐到洛杉磯、新德里、首爾和莫斯科，成為分社的記者。也去了孟加拉、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我發現攝影的另一個魅力，當今很少人有這個機會，像《時代》周刊、美聯社，把我放到不同的新聞分社去，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你怎麼去看印度，怎麼去看（前）蘇聯？結果我在一個社會裡面，度過漫長的四、五個春夏秋冬。有這個時間，也有這個休閒，不是去了一個禮拜、去了一個月就離開，我用很多的時間，去和我覺得有意思的人交朋友，把一個社會的層次感，透過畫面表達出來。劉香成在黃浦江的渡輪上和年輕人聊天有一次我在倫敦開新書發表會，觀眾裡有一個中國的女孩子，好像有一點在流鼻涕，在哭的感覺，但是我又不敢驚動了整個廳，所以我就不作聲。演講結束了之後，我坐下來開始簽書，那個女孩朝我走過來。我說：“出了什麼事情？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她對我笑了笑，她說：“我很感動，因為你的照片裡，是我父母一直告訴我中國那個年代的情況。”1980年，上海汽車製造廠⼀名女車工在上海牌轎車引擎蓋下工作這個畫面，是1980年代上海汽車廠的女工，爬到車引擎蓋下面，一鎚一鎚地敲打。那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上海牌轎車是中國唯一一款量產的車款。在此之前，中國祇有三種型號的汽車，其中兩種來自上海牌，分別仿照德國（賓士E180）和蘇聯車，第三種是在北京備受青睞的紅旗牌豪華轎車。2010年，上海，兩位女士在浦東兜風另一邊，是新一代的上海時髦女性，正在陸家嘴開敞篷車。這張畫面，我覺得要捕捉到她們兜風時在車裡面的神情，但又要把陸家嘴嶄新的玻璃鋼材大樓框進來，有足夠的景深把它們串在一起，所以也是用很慢的快門。這兩張照片，有很特別的象徵意義。過去的女性和新一代的女性——我覺得年輕人一看就明白了。劉香成在上海攝影藝術中心2014年，我把一家和兩隻小狗搬到上海來，做了一個小小的上海攝影藝術中心。其實我拍攝，就是一個小小的包包，有兩部相機，三個鏡頭就可以了。但也常想起當年在紐約，到底是什麼事情讓我進入攝影？其中之一，就是紐約第五大道的國際攝影藝術中心。我也是去看了攝影展，真正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才意識到，攝影原來有這種力量。所以我就接受挑戰，用攝影展的方式啟發大家。劉香成與夫人Karen Smith在黃浦江畔這幾年，一直忙著我自己的攝影書和上海攝影藝術中心的展覽。如果有機會的話，還是想更活躍地回到攝影上。我挺想拍中國的“一帶一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我總在想，21世紀中國人走出去之後，跟不同的文化接觸，會產生怎樣的畫面？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這個精力，但是我會努力，看看有沒有什麼我能做的事情。今天很多人問我：“人人都能拍攝的時代，一張圖片需要有什麼樣的內涵，值得你看了又看？”我想將來會繼續是一個謎。不同的人，會用不同的方法來解這個謎。我相信這個解謎的過程，離不開攝影師的想法和對時代的認知。 （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