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越來越像一個“流氓”（rogue）國家，如果你是沙烏地阿拉伯、巴西、德國、印度尼西亞、奈及利亞、丹麥、澳大利亞等國的領導人，你會怎麼做？這是3月26日美國政治學家和國際關係學者、哈佛甘迺迪學院教授斯蒂芬·M·沃爾特（Stephen Walt）在《外交政策》文章中拋出的問題。他提到，川普2.0的顛覆性、破壞性和危險程度，遠遠超出了包括他在內的大多數觀察者此前的預期。當前對伊朗的戰爭更是將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所以，每一個國家都必須思考如何應對這樣的越來越“流氓”的美國。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斯蒂芬·沃爾特列舉了三個原因：一是美國依然強大，即使從長期來看它現在推行的一些政策會削弱它；二是，美國現在是“掠奪性霸權”，以零和博弈的方式剝削盟友和對手，期望大多數領導人對自己卑躬屈膝和效忠順從（詳見《川普的“掠奪性霸權”：無差別勒索》）；三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現在掌握在一群極其無能的官員手中，從總統往下皆如此。“國際影響力取決於諸多因素，但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國家相信與他們打交道的人是聰明、見多識廣且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目前，川普政府高層中有誰配得上這種描述嗎？在我看來沒有”。可能有人認為川普下台後，如果一個立場截然不同的總統上台後，這些問題會被扭轉或糾正。但是，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這不太可能，或者說不易被糾正，原因有兩個：一是美國外交政策體系的制度能力正在被掏空，經驗豐富的文職官員（包括一些高級軍官）正在退休或被解職，而他們要麼沒有被其他人替代，要麼被川普式的忠誠派所取代；二是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嚴重，其他國家必須重視美國的政策仍會在不同極端之間搖擺。美國人不僅選舉川普一次，還選舉了他第二次，將來也可能再次選出與他類似的人物。那怕是民主黨人上台執政，任何國家都無法再完全相信美國做出的承諾。所以，斯蒂芬·沃爾特認為，世界其他國家將在未來至少三年、甚至更長時間裡，不得不應對一個強大、可能具有掠奪性並且高度反覆無常的美國，更何況美國也並不是唯一一個危險的“掠奪性”國家。對於其他國家外交團隊如何應對這樣一個美國，斯蒂芬·沃爾特提出了六種策略：制衡（Balancing）斯蒂芬·沃爾特稱，一個國家通過自身努力或與他國合作（或者兩者兼有之）來進行制衡，比如中俄關係的發展、朝鮮對俄羅斯的支援、伊朗在中東的代理網路以及當前俄羅斯向伊朗提供的情報支援等。也有“軟制衡”，即通過有意識的協調外交行動來遏阻強國的目標，比如俄法德2002年在聯合國安理會協調一致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的決議，雖未能阻止小布希發動對伊戰爭，但也暴露了美國的孤立，美國最終也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加拿大總理卡尼今年1月的做法也是“軟制衡”，即呼籲中等強國聯合起來建立互惠互利的關係，而不依賴於一個不可靠且具有掠奪性的美國。▲2月27日，加拿大總理卡尼開啟對印度為期4天的訪問，與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建立“新夥伴關係”。當然，在川普政府看來，無論其他國家的制衡是“軟”還是“硬”，在美國眼裡都會表現得懦弱、反覆無常且無關緊要。因為川普政府認為許多國家不願採取高成本行動來對抗美國，“軟制衡”也面臨集體行動是否一致的問題。還有一種制衡，就是發展自身的核威懾來增強安全感，比如日韓等國家再次考慮是否需要發展自己的核威懾能力。此次伊朗戰爭也會強化一些人的立場：伊朗最大錯誤就是沒有像朝鮮那樣儘早全力發展核武器。搭便車（Bandwagoning）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雖然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認為，與一個強大且掠奪性的美國“搭便車”的風險很高，但仍有一些國家會將其視為最佳選擇，特別是那些弱小而脆弱的國家，可能認為自己別無選擇，只能與美國結盟並寄希望於好運；那些希望借助美國支援推進自身修正主義目標的國家，也會樂於搭美國的順風車。這些國家包括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較小的波斯灣國家，採取的都是機會主義行為。搭便車的還包括一些右翼領導人如匈牙利的歐爾班（Viktor Orban）、阿根廷的米萊（Javier Milei）、法國的勒龐（Marine Le Pen）或以色列的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他們將川普視為一個具有聲望且有魅力的人物，與他一樣厭惡自由民主和許多全球規範。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些國家搭便車並非沒有風險。斯蒂芬·沃爾特認為，伊朗戰爭的失敗、美國經濟的疲弱、川普支援率的低迷，都在削弱MAGA品牌的吸引力，進而也會衝擊與美國聯絡緊密的海外民粹主義者的利益。而且，這些右翼領導人的民族主義與美國的“掠奪性”特質所要求的順從姿態並不相容。這也是勒龐最近和川普劃清距離的原因之一。政治操縱（Political manipulation）在斯蒂芬·沃爾特看來，選擇“政治操弄”的國家主要是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其他海灣國家。這些國家都有各自的盤算，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的同時，也希望利用美國的實力推進自己的目標，並且會努力引導美國的外交政策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3月19日凌晨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拍攝的部長級磋商會議現場。（圖源：新華社）比如，以色列遊說群體和納坦雅胡成功說服川普發動了這場戰爭，沙烏地阿拉伯王儲薩勒曼據稱也在推動川普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隊。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將繼續遊說白宮和國會，確保美國武器的持續供應，同時也可以預期一些更加露骨的利益交換（例如為庫什納或川普集團帶來新的商業交易）將在川普執政期間持續存在。不過，斯蒂芬·沃爾特提到，這場戰爭對這些國家來說也存在風險：如果這場戰爭被視為是美國“替他人而戰”，那麼一旦戰爭結果不佳，美國國內的反彈風險將會加大。多元化與去風險（Diversifying and de-risking）這是常見的應對模式。斯蒂芬·沃爾特稱，當你面對一個不可靠的夥伴時，明智的做法是減少對其依賴，即便這樣做會帶來一定成本。川普加征對等關稅後，美國的貿易夥伴大多採取這種方式，通過彼此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來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比如，加拿大緩和了與中國的關係，並與印尼和印度達成新的貿易協議；歐盟也與印度以及南方共同市場推進類似經貿安排。猶豫不決或直接回絕（Balking/ just say no）斯蒂芬·沃爾特認為，有時候非常弱小的行為體可以通過頑強地拒絕來達成目的，寄希望於更強大的一方缺乏執行意願或耐心。例如，北約盟友回絕了川普讓它們“護航”荷姆茲海峽的要求，理由是美國行動前沒有事先和它們協商，它們沒有理由為川普的錯誤收拾殘局，或許也希望這次失敗能給美國上一課。▲3月２２日，北約秘書長呂特談及美國總統川普轟炸伊朗的決定時說：“ 他這樣做是為了讓整個世界更安全 。”也有國家表面上表示配合，但隨後拖延執行、宣佈出現新的複雜情況、增加核查難度，並儘可能製造混亂。這種策略的吸引力在於，它既避免了與華盛頓的公開對抗，也避免了承擔完全配合美國的成本。比如，之前北約國家反覆承諾增加軍費開支，但每次都未完全兌現；以色列多次承諾拆除部分定居點，但往往進展緩慢，反而建設了新的定居點。讓美國難堪（Make the United States look bad）拿破崙曾說，永遠不要在你的敵人犯錯時打斷它。斯蒂芬·沃爾特稱，美國的對手同樣也會採取這樣的姿態，將美國描繪為自私、好戰、危險，是一個應當被拒絕而不是被效仿的榜樣，讓美國的“軟實力”受損。中國一直保持克制，讓美國自己不斷犯錯。川普2.0政府的做法正是讓這一點變得更容易：比如，吹噓炸燬船隻、宣揚權力就是一切、暗殺外國領導人、虐待移民、對十多個國家實施旅行禁令、因外國官員批評美國總統而對其實施制裁、如今漫無目標地發動針對伊朗的戰爭等等。▲3月18日，伊朗民眾在首都德黑蘭的革命廣場參加葬禮。（圖源：新華社）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隨著美國的形象從一個“總體上展現善意但偶爾犯錯”的全球大國，轉變為一個冷酷、殘忍、本能上自私自利的國家，即便是願意與美國合作的外國領導人，也會警惕不要對美國靠得太近。對於以上六種策略，斯蒂芬·沃爾特認為，它們是相互強化的關係。其他國家的制衡行為越多，就越容易和美國保持距離；美國形象越負面，更多領導人就越有動力反對它；其他國家的對美抵制行為越普遍，其他國家也越容易效仿，因為即便是超級大國，也無法同時懲罰所有輕微的不服從行為。最後，斯蒂芬·沃爾特認為，美國人應從這些可能的應對策略中吸取教訓：強國的優勢在於擁有較大的容錯空間和豐富資源來應對各種問題；但其劣勢在於，一些國家會試圖利用美國的實力達成自己的目的，而另一些國家則會對此感到不安，並設法約束它。因此，一個有遠見的大國應當克制使用權力、尊重國際規範 、承認盟友利益的差異、建構讓各方都受益的機制。在過去75年裡，美國總體上做到了這一點，並因此獲益匪淺，但當前的美國領導人正在迅速背離這一經驗。 (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