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聯準會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美元“武器化”傾向以及全球經濟格局百年未有之巨變，對美元體系形成了嚴峻挑戰。米蘭報告的高關稅、“海湖莊園協議”等構想，將進一步激化美元體系的內在矛盾，對全球金融穩定構成多重威脅。美元霸權困境與國際貨幣體系重構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變，國際貨幣體系正處於深刻變革的歷史節點。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在《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使用者指南》（以下簡稱米蘭報告）中提出“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等一系列構想，彰顯美國試圖通過美元貶值、債務重組和貿易對抗等手段重塑全球經濟秩序的戰略意圖。從儲備貨幣、金融控制權與國家安全維度剖析，美元霸權體系存在三大結構性缺陷：一是聯準會貨幣政策外溢引發全球金融周期波動；二是美元“武器化”導致國際支付體系走向割裂；三是債務貨幣化長期侵蝕全球金融穩定。2025年4月2日，美國政府宣佈對貿易夥伴徵收所謂“對等關稅”，試圖沿著米蘭報告的構想以關稅威逼其他國家就範。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在“一帶一路”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擴大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朋友圈，以建構周邊命運共同體為著力點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多元化、公平化和穩定化方向演進。01 儲備貨幣、金融控制權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國際儲備貨幣從來就不只是一種單純的貨幣，而是國家權力的延伸和地緣政治的投射。歷史表明，從荷蘭盾到英鎊再到美元，每一種主導性國際貨幣的更迭都伴隨著大國實力的消長和世界秩序的重構。當前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是一種“金融—安全複合體”，美國通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獲得全球金融控制權，又通過軍事同盟體系和國家安全戰略維護這一特權，形成了一種自我強化的霸權循環。02 美元體系下的金融控制權美元作為全球主導儲備貨幣，賦予美國獨特的金融控制權，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國際定價權。全球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以美元計價，使美國能夠通過貨幣政策、美元發行影響全球價格水平。1973年石油危機後，美國主導建立“石油美元”體系，確保美元作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原油貿易結算貨幣，以提供安全保護為條件，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國債的協議，形成“石油—美元”循環機制。這種機制使美元需求與全球能源貿易深度繫結，即使美國製造業競爭力下降，旺盛的能源需求讓美元穩居國際貨幣霸主地位。二是金融制裁權。國際貿易和投資使用美元支付，無論身處那個國家，清算支付都繞不開美元支付清算系統，這就賦予美國利用國際支付系統實施制裁和打擊對手的能力。在烏克蘭危機中，美國將俄羅斯主要銀行剔除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凍結俄央行外匯儲備，展示了美元“武器化”的強大威力。當然，這種美元“武器化”行為加劇了各國對美元體系安全性的擔憂，推動了“去美元化”處理程序。三是危機轉嫁權。各國持有大量美元儲備，美國不僅獲得了巨額鑄幣稅，還使得聯準會貨幣政策具有無與倫比的外溢效應，可以輕易將國內危機轉嫁給其他國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聯準會實施量化寬鬆向全球注入流動性，通過美元大幅貶值增加出口；而當通膨壓力上升時，又通過激進加息回收美元，導致新興市場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和債務危機。這種“美國感冒，全球吃藥”的模式，體現了美元體系下美國權利義務的巨大非對稱性。03 金融控制權與國家安全形成雙向強化機制美國通過北約等軍事同盟體係為其金融霸權提供安全保障，同時利用金融手段鞏固其全球領導地位。一方面，安全依賴產生貨幣依賴。與美國有共同防禦協議的國家更傾向於持有美元儲備，例如日本、德國和韓國等盟國儘管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但其外匯儲備中美元佔比仍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這種安排實質上是一種隱形的“保護費”，盟國通過持有相對廉價的美國國債為美國赤字融資，換取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金融手段實現安全目標。美國不斷泛化國家安全，通過美元霸權對戰略競爭對手實施經濟遏制。例如，對華為進行晶片禁運、對中國企業投資實施長臂管轄、對伊朗進行金融封鎖等，都是美國利用金融控制權維護國家安全的典型案例。這種“金融戰”手段比傳統軍事對抗成本更低，效果更顯著。04 “特裡芬難題”的政策困境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正面臨“特裡芬難題”的嚴峻考驗，這一結構性矛盾表現為，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需要通過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來提供全球流動性，而長期逆差又必然削弱美元信用價值。歷史上這一矛盾直接導致了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崩潰，如今在浮動匯率制下則演變為周期性危機。米蘭報告提出的“海湖莊園協議”試圖通過非常規手段破解這一困局：一方面通過發行超長期債券（如100年期零息債券）將美國的債務壓力長期化，為各國提供國際儲備和流動性；另一方面借助關稅和匯率干預強制美元貶值，減少貿易逆差，維護美元信用，同時利用軍事同盟關係，迫使盟友配合這一結構性調整，緩解美元面臨的“特裡芬難題”。這種將債務貨幣化與地緣政治捆綁的激進策略，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緩解壓力，但會從根本上動搖國際社會對美元體系的信心，反而可能加速全球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最終誘發更大規模的系統性風險。05 美元霸權對全球金融穩定的影響美元體系與多極化世界越來越不相適應，其系統性缺陷凸顯。聯準會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美元“武器化”傾向以及全球經濟格局百年未有之巨變，對美元體系形成了嚴峻挑戰。特別是川普政府正在採取多方面措施，試圖將米蘭報告的高關稅工具乃至“海湖莊園協議”構想變成現實，勢必進一步激化美元體系的內在矛盾，對全球金融穩定構成多重威脅。06 貨幣政策外溢與全球金融周期波動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已成為全球金融動盪的核心震源。在美國奉行“美國優先”原則下，聯準會制定的貨幣政策更多具有以鄰為壑的性質，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外溢效應和負面影響，形成所謂的“全球金融周期”。這種周期表現為“推拉效應”：當聯準會實施寬鬆政策時，美元資本流向全球，推高資產價格；當聯準會轉向緊縮時，資本回流美國，引發新興市場危機。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統計，1980年以來，聯準會共發起8輪主要加息周期，其中6輪伴隨新興市場金融危機。最嚴重的1994年加息直接引發了墨西哥“龍舌蘭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此外，2020年為應對新冠疫情衝擊，聯準會將利率降至零並實施無限量化寬鬆，其資產負債表從4.2兆美元膨脹至近9兆美元。大量流動性湧入新興市場，推動股市、樓市上漲。然而，隨著美國通膨攀升，聯準會又開啟史上最激進加息周期，在18個月內將利率從0—0.25%提升至5.25—5.5%。這一政策轉嚮導致2022—2023年新興市場遭遇資本外逃，多個國家貨幣對美元貶值超過20%，斯里蘭卡等國陷入債務違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將美國的經濟調整成本轉嫁給其他國家，特別是那些不具備完善金融緩衝機制的新興經濟體。07 美元“武器化”與全球金融體系碎片化美國日益頻繁地將美元支付體系作為地緣政治武器，加速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碎片化趨勢。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國聯合盟友凍結俄羅斯約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並將多家俄銀行剔除出SWIFT系統。這一史無前例的舉措徹底打破了“外匯儲備神聖不可侵犯”的國際慣例，引發各國對美元資產安全性的深刻憂慮。金融制裁的濫用催生了替代性支付網路的快速發展。俄羅斯迅速轉向人民幣結算，與中國、印度等貿易夥伴建立本幣支付機制。根據俄羅斯披露資料，截至2024年末，中俄貿易中，超過95%的貿易結算以盧布和人民幣進行。類似地，伊朗、委內瑞拉等長期受制裁國家也積極尋求美元替代方案，包括擴大貨幣互換協議、探索數字貨幣結算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顯示，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從2000年的71.14%降至2024年的57.8%。與此同時，SWIFT報告顯示，2025年2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佔比達4.33%，保持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的位置。儘管美元仍佔據主導地位，但國際貨幣體系已顯現多極化趨勢。08 債務貨幣化與全球金融體系風險美國為維持美元霸權而採取的“債務貨幣化”策略，正在侵蝕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米蘭報告在所謂“海湖莊園協議”中提出讓外國投資者將美債轉換為100年期零息債券的建議，本質上是一種債務違約。這種操作如果實施，將嚴重破壞國際市場對美國國債的信心，可能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首先，美債收益率將被迫上升以補償投資者風險。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到2033年聯邦債務總額將突破50兆美元，利息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升至3.3%，高於過去50年任何時期。如果市場對美債信用產生懷疑，融資成本將進一步攀升，加劇美國財政困境。其次，全球安全資產短缺問題惡化。截至2024年末，美國國債規模超過36兆美元，佔全球政府債務的‌34.55%‌‌，仍是全球安全資產中佔比最高的單一國家債務工具。一旦美債信用受損，國際金融體系將面臨安全資產的結構性短缺，可能引發全球資產重新定價和風險溢價上升。最後，美元匯率可能劇烈震盪。歷史教訓表明，19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兩年貶值40%；2002—2008年間美元累計貶值28%。在當前脆弱環境下，類似調整可能更具破壞性，嚴重衝擊全球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秩序。09 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戰略路徑面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缺陷和所謂“海湖莊園協議”構想可能帶來的金融動盪，中國需要制定系統性的貨幣戰略，通過擴大人民幣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使用、建設跨境數位人民幣支付體系以及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更加多元化、公平化和穩定化的方向發展。10 持續拓展人民幣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應用場景，穩慎紮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戰略支點。通過在大宗商品貿易、基礎設施融資和產業鏈合作中擴大人民幣使用，可以培育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功能，形成“貿易—投資—貨幣”的良性循環。在大宗商品領域，中國可推動更多人民幣計價結算。作為全球最大商品進口國，中國在鐵礦石、原油、農產品等領域具有強大議價能力。上海原油期貨作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貨合約，2024年人民幣計價佔比達22%，推動中俄能源貿易本幣結算超90%。未來可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能源、金屬等大宗貿易中的使用，建立“石油人民幣”“礦產人民幣”等定價體系。在基礎設施融資方面，應增加人民幣貸款和債券發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機構可提高人民幣貸款比例，支援共建國家項目建設。同時，發展“貓熊債”市場，允許更多外國政府和企業在華發行人民幣債券。2024年，貓熊債發行量繼續創歷史新高，全年發行量首次接近2000億元。貓熊債的發行鞏固了人民幣作為國際融資貨幣的地位，顯示了人民幣在全球金融市場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有助於形成人民幣跨境循環。在產業鏈合作中，鼓勵企業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支付。中國可與共建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產業協作關係，在電子、機械、化工等行業形成區域價值鏈，推動企業間人民幣結算。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2024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4年1—8月，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為8.3兆元，同比增長45.1%，佔同期人民幣跨境收付總額的20.1%。11 加強數字貨幣支付體系建設，打破美元金融控制權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建設是推動國際支付體系改革和貨幣體系多元化的重要突破口。當前全球支付體系仍由美元主導的SWIFT系統壟斷，存在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下、易受地緣政治干預等結構性缺陷。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充分發揮在數字貨幣領域的技術先發優勢，建構新型國際支付基礎設施。一是要加快推動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進入實際使用，發揮數字貨幣橋點對點結算、安全、便捷、成本低廉的優勢，擴大數字貨幣橋的朋友圈，鼓勵雙邊貿易本幣結算，基於中國是14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實質性擴大人民幣貿易結算份額，通過開闢人民幣結算新賽道，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二是要積極推進數字貨幣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試點應用，優先在能源貿易、基礎設施融資等重點領域實現突破，通過建立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等創新機制，實現與合作夥伴國支付系統的互聯互通。三是要主動參與國際數字貨幣規則制定，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數字貨幣治理體系。這一系列舉措不僅能顯著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高資金流轉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夠有效規避美元體系的單邊制裁風險，為國際社會提供安全、高效、中立的支付新選擇。隨著數位人民幣應用場景的不斷拓展，人民幣有望在全球支付體系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為打破美元壟斷、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和制度保障。12 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建構安全穩定的國際貨幣新秩序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當下，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價值指引。這一理念強調各國利益交融、安危與共，在貨幣金融領域具體體現為以下三個層面的實踐。一是應充分釋放“金磚+”機制的改革動能。隨著金磚國家成功擴員至11國，應把握這一歷史機遇，在金融領域開展更富成效的合作。要著力建構金磚國家本幣結算體系，通過建立多邊清算機制和統一的技術標準，逐步降低對第三方貨幣的依賴。同時，還需要加強成員國間的監管協調，通過資訊共享和聯合行動，共同防範跨境金融風險。二是要系統建構區域金融安全網，夯實周邊命運共同體金融合作基礎。當前應重點擴大與東盟、上合組織等周邊夥伴的本幣互換規模，強化區域金融風險聯防聯控能力；建立符合周邊國家發展特點的流動性救助機制，通過設立區域性穩定基金和最佳化救助流程，為成員國提供精準高效的金融支援；協同推進區域性支付清算系統建設，在提升結算效率的同時增強區域金融治理話語權，共同維護周邊金融穩定大局。三是著力築牢金融風險防控體系。通過建構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推動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建設等舉措，全面提升金融風險防範和應對能力。通過以上三個維度的協同推進，既能築牢國家金融安全根基，又能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貢獻中國方案，最終推動形成更加包容、更具韌性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 (IMI財經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