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刷到了這條視訊，央行重磅發聲直接定調2025年金融大方向！一邊宣佈“適度寬鬆”大放水，給實體經濟送錢送流動性；一邊揮起鐵拳，明確要繼續嚴打虛擬貨幣經營和炒作，尤其是穩定幣，所以以後“錢該去那、不該去那”方向說得明明白白！官方說得很清楚，適度寬鬆不是亂放水，是給市場提供短期、中期、長期的流動性，讓做生意的能貸到款，讓社會融資成本保持低位——簡單說就是“把錢引去搞實業、促發展”，而不是讓錢流入虛擬貨幣這種投機賽道！更炸的是對幣圈的表態，這次直接點名“穩定幣”是重點風險點！可能有人不懂，穩定幣不是號稱“幣值穩定”嗎？為何央行要重點盯著？穩定幣看似和美元1:1掛鉤，實則是監管黑洞！它沒法做到真正的身份識別，別人用它轉帳、洗錢，甚至搞恐怖融資，監管都很難查到源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少咱們的，給你看兩張在香港拍的照片你就明白了。而且這可不是我們單獨的態度，10天前IMF和世界銀行的年會上，全球各國財長、央行行長都在吐槽穩定幣的風險——它會放大金融漏洞，還會衝擊一些國家的貨幣主權，簡單說就是“私人發的幣，想搶央行的活兒，還不受監管”，這事兒換那個國家都不能忍！從2017年開始，央行就沒松過對虛擬貨幣的監管，現在更是明確“之前的政策全有效，還要加碼打擊”！這背後的邏輯太清晰了：現在經濟要回升向好，需要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科技創新這些正經領域，而虛擬貨幣炒作只會催生泡沫，還可能讓普通人的血汗錢打水漂，引起不必要的金融風險。所以千萬不要覺得“適度寬鬆”放水了，就想把錢投進幣圈博一把！央行已經把話說死了，虛擬貨幣相關業務全是非法金融活動，不管是境內的交易所，還是境外平台給境內使用者提供服務，都在打擊範圍內。尤其是穩定幣，國際清算銀行都明確說了，它連貨幣體系的基本要求都達不到，所謂的“穩定”根本靠不住，隨時可能暴雷！央行這波操作一手給實體經濟輸血，一手鐵腕整治虛擬貨幣亂象。錢可以寬鬆，但不能亂流；創新可以鼓勵，但不能觸碰監管紅線。虛擬貨幣尤其是穩定幣，現在已經成了全球監管的重點對象，你覺得這波監管加碼會讓幣圈涼透嗎？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 (AI光子社)

債務問題作為當代全球經濟體系的核心挑戰，已深刻影響金融穩定、地緣政治格局以及市場動態。這一問題並非突發事件，而是長期財政政策失衡、生產力下降以及貨幣體系脆弱性的結果。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其公共債務從20世紀中葉的相對可控水平，迅速膨脹至當今的龐大規模，不僅考驗國內經濟韌性，還波及國際貿易、貨幣霸權和安全格局。2025年9月的資料顯示，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達37.3兆美元，債務/GDP比率超過119%，遠高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建議的發達國家閾值（60%-80%）。這一危機通過債券市場收益率上升、全球去美元化趨勢以及地緣政治緊張顯現，預示著潛在的貨幣體系重設。理解債務危機的成因、表現和潛在後果，對於投資者、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至關重要。一、債務增長的歷史演變與現狀美國公共債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但現代債務危機的根源主要源於二戰後。1945年，二戰結束時，美國公共債務約為2590億美元，佔GDP的比例高達120%。戰後經濟復甦迅速降低了債務負擔，至1960年代，債務水平相對穩定，約在2860億美元左右，債務/GDP比率降至53%以下。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債務增長加速。越南戰爭開支、通貨膨脹以及社會福利擴張，推動債務從1970年的3713億美元上升至1980年的9070億美元。進入21世紀，債務膨脹進入新階段。2001年“9·11”事件後，反恐戰爭和國防支出激增；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大規模刺激計畫，債務從2000年的5.67兆美元躍升至2010年的13.56兆美元。歐巴馬政府時期，債務繼續攀升，至2016年達19.57兆美元。川普任期內，稅改和疫情應對進一步加劇債務負擔，至2020年底突破27.75兆美元。拜登政府延續寬鬆財政，債務於2023年超過31.99兆美元。進入2025年，隨著持續的赤字融資，美國公共債務已達37兆美元以上。根據美國財政部資料，截至2025年9月，公共債務總額約為37.3兆美元，這一數字較2024年底增長約1.8兆美元。其中，公共債務（由外部投資者持有）約為29.5兆美元，政府內部債務（例如社會保障信託基金）約為7.3兆美元。債務規模的巨大差異可以通過時間尺度直觀理解。一億秒約為3.17年，回溯至約2022年；但一兆秒則相當於約3.17萬年，追溯至公元前約3萬年。這一比喻凸顯從億級到兆級的指數級躍升。歷史上，債務增長往往與戰爭、經濟衰退和社會變革相關聯。譬如，羅馬帝國的債務擴張導致貨幣貶值和帝國衰落；英國在19世紀的債務高峰後，通過工業革命實現復甦。美國當前債務路徑類似於歷史上的債務陷阱，需警惕其可持續性。當前債務資料與指標進一步凸顯嚴峻性。截至2025年9月，美國公共債務總額為37.3兆美元，其中持有者包括外國投資者（約30%，中國、日本等為主要持有國）、國內機構（如聯準會和社會保障基金）和公眾。債務/GDP比率已超過119%，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24年為123%，2025年預計升至125%。歷史研究顯示，當債務/GDP超過100%時，經濟增長率平均下降1/3，正如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所言，跨越這一“盧比孔河”將抑制生產力。家庭債務同樣令人擔憂。美國聯邦儲備局資料顯示，2025年第二季度，家庭債務總額達18.39兆美元，債務/收入比率約為95%。其中，抵押貸款佔70%以上，學生貸款和信用卡債務分別約為1.61兆美元和1.14兆美元。企業債務亦高企，總額約19.2兆美元，槓桿率創歷史新高。政府債務中，利息支出已成為主要負擔。2025財年，利息支付預計達1.1兆美元，佔聯邦預算的18.4%以上。結合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國防開支，這些剛性支出已佔預算的72%，而2016年僅為65%。稅收收入難以覆蓋支出。2024年聯邦稅收約為4.9兆美元，但赤字高達1.8兆美元。IMF預測，若無改革，2030年債務/GDP將達140%。這些資料表明，債務不僅是財政問題，還反映出結構性失衡：生產力增長放緩（2020-2025年平均年增長率僅1.3%）、老齡化人口（社會保障基金預計2035年枯竭）和全球競爭加劇。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2025財年的預算赤字預計將達到1.9兆美元，較2024財年的1.8兆美元略有上升。2025年上半年的財政資料顯示，截至6月底，聯邦政府的累計赤字為1.33兆美元。儘管6月因稅收集中繳納而出現了270億美元的盈餘，但這實際上受到財政支付時間調整的影響。若正常計算，6月的赤字將達到710億美元，全年赤字可能接近1.6兆美元，超過2023年的水平。二、債務危機的成因分析美國聯邦債務的快速增長主要源於長期的預算赤字。自2001年以來，美國政府幾乎每年都出現赤字，2025財年的預計赤字為1.9兆美元，相當於GDP的6%。赤字的來源包括稅收減少、支出增長和經濟波動。川普政府於2017年推出的減稅政策以及2025年的進一步減稅措施顯著降低了聯邦收入。CBO估計，2025年至2034年間，稅收政策將導致赤字增加3.4兆美元。儘管稅收減少刺激了經濟增長，但其對財政收入的負面影響更為顯著。支出增長是另一關鍵因素。強制性支出（例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以及利息支付的快速增長是赤字擴大的主要推動力。2025年，聯邦總支出預計達到6.9兆美元，佔GDP的23%。此外，新冠疫情後的刺激措施、邊境安全和移民執法支出的增加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壓力。經濟波動如疫情、自然災害通常需要額外的政府支出。例如，新冠疫情期間，聯邦債務佔GDP的比例在2020年第二季度達到133%的歷史最高點。雖然2025年的經濟預計將保持溫和增長（1.9%），但任何意外的經濟衝擊都可能進一步推高赤字。高企的利息成本加劇了問題。隨著債務規模的擴大和利率的上升，聯邦政府的利息負擔顯著增加。2025年，預計利息支出將達到9520億美元，佔聯邦收入的18.4%，超過1991年的歷史高點。與2020年和2021年的約3000億美元相比，當前的高利率環境（10年期國債收益率約為4.1%）使得利息成本激增。根據CBO的預測，到2035年，利息支出將攀升至1.8兆美元，佔聯邦預算的比重將進一步上升。高利率不僅增加了政府的借貸成本，還對私營部門的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CBO估計，每增加1%的債務/GDP比率，長期利率將上升2個基點，進而減少33美分的私人投資。這種現象可能抑制經濟增長，進一步惡化財政狀況。三、近期債務相關危機事件債務危機通過具體事件顯現。2019年，回購（repo）市場危機凸顯流動性短缺。9月，回購利率一度飆升至10%，聯準會被迫注入數千億美元流動性。這一事件源於銀行儲備不足和國債供給過剩，暴露了信用市場的脆弱性。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引發全球賣盤，美國國債和股市同步暴跌。道瓊斯指數一周內下跌20%，10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0.3%。聯準會實施無限量化寬鬆（QE），購買數兆美元資產，方才穩定市場。這並非單純股市危機，而是信用凍結的體現。2022年，英國養老金危機波及全球債券市場。美國通膨高企，聯準會加息導致國債價格下跌，引發流動性壓力。2023年，矽谷銀行（SVB）、簽名銀行等五大銀行倒閉，總資產損失超5000億美元。這些失敗並非銀行管理失誤，而是持有國債的帳面虧損所致——加息環境下，債券價值貶損高達20%。2025年4月危機進一步印證債務主導性。當時，川普政府宣佈“解放日”政策，包括對華關稅升級，但次日國債拍賣遇冷，無人競標。收益率飆升至5%以上，迫使政策迅速調整。這一“川普兩步舞”事件本質上是債券危機，反映投資者對財政可持續性的疑慮。總體而言，這些事件顯示，債券市場（信用市場）是經濟晴雨表，債務問題往往先於股市顯現。四、債券市場與借債挑戰美國政府通過發行國債（包括短期國庫券、中期國庫票據和長期國債）來融資赤字。2024年，財政部發行了4.67兆美元的國債，佔美國債券市場新發行債務的45%。然而，2025年的國債拍賣顯示出需求疲軟的跡象。例如，2024年5月的兩年期國債拍賣的認購倍數（bid-to-cover ratio）從4月的2.66降至2.41，表明投資者對國債的興趣減弱。供需失衡的原因包括外國投資者需求下降、聯準會政策變化和高企的債務供應。由於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中國等傳統國債購買國的持有量減少。外國中央銀行對國債的需求更多出於外匯管理而非收益率考慮，而其他投資者的收益率敏感性更高。聯準會自2022年起通過量化緊縮減少國債持有量，導致市場上的國債供應增加。這推高了國債收益率，增加了政府的借貸成本。2025年第一季度，財政部預計發行8100億美元的新國債，第二季度為1220億美元。如此大規模的發行可能導致收益率進一步上升，因為市場需要更高的回報來吸收額外的供應。全球債券市場正面臨一場重大轉變，長短期政府債券收益率在多個主要經濟體同步上升。這一現象並非單純的技術調整，而是預示著潛在的貨幣體系重設，可能直接影響美元價值、通膨壓力以及全球經濟增長。2025年9月的資料顯示，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升至約4.06%，日本3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到3.15%，歐元區10年期債券收益率約為3.2%。這些上升趨勢覆蓋美國、日本、歐洲以及其他地區，如法國、加拿大和英國，反映出投資者對財政不確定性和通膨持久性的擔憂。債券收益率作為金融體系的核心指標，其集體上升將波及抵押貸款、信用卡、汽車貸款、企業信貸乃至股票市場估值。更深層的影響在於資本流動的重塑，可能削弱美國國債需求，並放大黃金和白銀等資產的避險吸引力。債券的基本原理是理解這一警告的關鍵。債券本質上是政府或企業為籌集資金而發行的債務憑證，類似於一份承諾未來償還本金並支付利息的借條。收益率即為投資者獲得的回報率，受供需關係主導。當債券需求下降時，發行方需提供更高收益率以吸引投資者，從而推高借貸成本。目前，全球債券收益率上升表明需求疲軟，根源在於財政赤字膨脹、債務規模紀錄高企以及中央銀行信譽受質疑。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已超過324兆美元，公共債務突破99.2兆美元。在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債務負擔尤為突出，總債務佔GDP比重持續攀升，服務債務的成本已佔聯邦預算顯著份額。日本作為全球最大債權國，其政策變動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尤為關鍵。日本銀行的政策轉向是當前債券市場動盪的核心。日本長期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近零利率和債券回購策略，以刺激經濟並維持低借貸成本。然而，2025年，日本開始逐步退出這些措施，導致其30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升至1990年代以來高位，最新資料為3.15%。這一變化源於日本國內財政不確定性加劇，包括人口老齡化、養老金壓力和通膨回升。收益率上升意味著日本債券需求減少，投資者要求更高回報。作為回應，日本投資者可能將資金從海外轉向本土，以捕捉更高本土收益率。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日本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單一持有者，截至2025年6月，其持有量約為1.15兆美元。日美收益率差的縮小改變了投資算式：日本投資者通常對美元資產進行日元避險，但當本土收益率接近或超過美國時，海外投資吸引力下降。2025年9月的資料顯示，美國10年期收益率4.06%與日本30年期3.15%的差距已顯著縮小。若日本投資者開始減持美國國債，將進一步壓低需求，推動美國收益率上行。這一動態對美國的影響尤為深刻。美國長期享有所謂的“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地位，確保了對美國國債的持續需求。然而，這一特權近年來面臨挑戰。2022年以來，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美元武器化，包括凍結和沒收其美元儲備，導致全球加速去美元化處理程序。2025年，數兆美元債務到期，而需求已顯疲軟。日本潛在減持將加劇資金危機，推動美國收益率進一步上升。2025年9月，美國10年期收益率已達4.06%，服務巨額債務的成本飆升。這將傳導至實體經濟：抵押貸款利率上升，抑制房地產市場；企業借貸成本增加，制約投資和擴張；消費者信貸緊縮，影響消費支出。最終，可能引發失業率上升和經濟增長放緩。2025年8月，美國失業率已升至4.3%，為近四年高點。同時，通膨率達2.9%，顯示出滯脹苗頭。2024年8月的日元套利交易解體事件提供了生動案例，揭示了日美金融體系的緊密聯絡。多年來，全球基金以低息日元借款，槓桿投資於美國國債、企業債和股市。這一策略依賴日元貶值和日美利率差擴大。但當日本銀行開始退出寬鬆政策，日元走強，套利交易逆轉。數兆美元槓桿倉位被迫平倉，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激增，股市劇烈拋售。雖然未演變為全面崩盤，但波動性暴露了系統脆弱性。2025年，這一風險並未消退；相反，隨著日本收益率持續上升，類似事件可能重演，規模更大。全球收益率上升的逆常現象加劇了擔憂。通常，中央銀行降息或持穩時，長期債券需求應增加，收益率下降。但2025年9月，情況相反：法國、加拿大、英國等國收益率均上行。原因包括赤字飆升、全球債務紀錄高企、通膨頑固以及中央銀行信譽動搖。2025年，全球公共債務預計達GDP的100%。聯準會面臨兩難：2025年9月會議預計降息25個基點至約4.1%，以應對勞動力市場疲軟。但通膨加速至2.9%，降息可能刺激物價進一步上漲；反之，維持高利率將加劇失業。2025年8月，失業救濟申請激增27,000人，為四年高點。這一矛盾預示滯脹風險——高失業、高通膨與經濟停滯並存。滯脹並非新概念。1970年代，美國經歷類似困境：美元脫鉤黃金後，債務失控，經濟增長停滯，通膨飆升。工資購買力下降，抵押貸款利率達雙位數，政府債券被戲稱為“沒收證書”。期間，金價從35美元/盎司躍升至850美元，漲幅近2300%。2025年，情勢更嚴峻：債務規模更大，全球互聯更緊。債券市場訊號表明幻覺破滅——儘管央行降息，收益率仍升，預示結構性重設。五、債務與市場的聯動債券、股票和貴金屬市場高度互聯。債券市場規模達50兆美元以上，是全球最大信用體系。債務膨脹推動聯準會維持低利率環境，但加息周期放大風險。2022-2025年，聯準會基準利率從近零升至5.5%，導致債券熊市。股市受債務影響顯著。標普500指數從2020年的低點上漲逾100%，但依賴於QE和赤字支出。2025年，股市市值/GDP比率達195%，遠超歷史平均（120%），表明泡沫風險。貴金屬作為避險工具崛起。黃金價格從2020年的1770美元/盎司升至2025年的3682美元，反映對貨幣貶值的擔憂。中央銀行黃金儲備增加，2024年全球央行淨購金超1080噸。在此背景下，黃金作為避險資產脫穎而出。2025年9月，金價已達3682美元/盎司，月漲幅10.09%，年漲幅40.47%。央行和投資者湧入黃金，以避險貨幣貶值。歷史顯示，貨幣重設期，黃金表現優異。當前美元貶值、債務膨脹、降息預期和國債需求衰退，將推動金價進一步上行。預測顯示，2025年末金價可能達3800美元，2026年接近4200美元。債務貨幣化是關鍵機制。聯準會資產負債表從2020年的4兆美元膨脹至2025年的8.9兆美元，通過購買國債“印鈔”融資。這種“滑鼠點選貨幣”雖暫緩危機，但加劇通膨和不平等。股市財富90%集中於前10%人口，放大社會分層。高企的聯邦債務對經濟和市場產生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利率壓力、信用評級下降和財政擠出效應。債務供應的增加推高了國債收益率。2025年2月，1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到4.8%，為近年來的高點。高收益率不僅增加了政府的借貸成本，還推高了私營部門的融資成本，抑制了投資和消費。2025年5月，穆迪將美國政府債務評級從Aaa下調至Aa1，反映了對持續赤字和債務負擔的擔憂。評級下降可能進一步削弱市場信心，導致借貸成本上升。CBO估計，赤字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資將減少33美分。這可能導致長期經濟增長放緩。六、地緣政治與債務的交織高債務限制外交靈活性。債務/GDP超119%時，政策制定者受制於債權國。美國對華政策受債務影響——中國持有約7800億美元國債。川普的關稅戰旨在重振製造業，但增加財政壓力。2025年“解放日”事件即為例證。全球去美元化趨勢加速。布列敦森林體系崩解後，美元霸權依賴石油美元和國債需求。但2020年代，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接受人民幣結算；金磚集團擴展至10國，推動非美元貿易。2024年，非美元貿易佔比升至28%-30%。多國央行轉向黃金，視其為一級資產，預示貨幣重設。債務還影響國防。2025財年國防預算約8950億美元，但利息支出擠壓空間。歷史上，高債務帝國往往轉向戰爭而轉移輿情，如羅馬帝國和西班牙帝國，債務危機常伴隨戰爭紅利，通過通膨和資源掠奪緩解。社會影響深遠。財富不均達歷史高點，股市90%財富集中前10%。中產挫敗感上升，社會動盪風險增。公民自由衰退，如愛國者法案侵蝕權利，健全貨幣憲法性死亡。債務危機還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爭論。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聯邦預算赤字是國家的“重大問題”。然而，兩黨在減赤問題上的分歧使得改革難以推進。共和黨傾向於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長，而民主黨主張增加稅收和福利支出。這種對立導致財政政策缺乏連貫性，加劇了債務問題。七、財政帳戶與現金管理美國財政部一般帳戶（TGA）是政府的“支票帳戶”，用於管理日常現金流。2025年第一季度末，TGA餘額為4100億美元，遠低於目標的8500億美元。過去十年，美聯邦政府因支出規模擴大（2025年約為6.9兆美元）而將TGA的最低餘額要求提高至8000億美元左右。低餘額迫使財政部頻繁借貸以維持流動性。2025年第四季度，美財政部計畫借入1.05兆美元以上，2026年第一季度預計借入5900億美元。這種高頻率的借貸加劇了債券市場的壓力，可能進一步推高利率。美國政府的債務結構以短期債務為重，超過22%的現有債務將在2025財年內到期，78%將在10年內到期。這種短期的債務結構使政府對利率波動極為敏感。一旦利率上升，債務再融資的成本將迅速增加。此外，政策不確定性（如稅收政策、緊急支出）進一步加劇了現金管理的複雜性。美國聯邦債務受法定債務上限的約束。2025年1月2日，債務上限被設定為36.104兆美元，但財政部預計在1月14日至23日間將達到上限。在此之後，美財政部將採取“非常措施”（如暫停聯邦員工退休基金的投資）以避免違約。然而，這些措施只能暫時緩解問題，預計到2025年8月將耗盡。債務上限的反覆調整（自1960年以來已調整78次）凸顯了美國財政政策的不確定性。如果國會無法及時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可能引發市場動盪，甚至導致美國歷史上首次違約，帶來災難性的經濟後果。八、解決方案的困境與未來展望化解債務需多管齊下，但選項有限。首先，增長驅動：重振製造業，提升GDP中的生產要素。川普的DOGE計畫旨在削減官僚，發放75%華盛頓“粉紅單”（裁員通知），但效果有限。降低利率25基點可節省250億美元利息，遠超支出削減收益。其次，支出控制：剛性支出佔預算72%，餘地小。奧地利經濟學派主張“創造性破壞”，允許周期性衰退淨化經濟。但政客迴避緊縮，以免影響選舉。第三，通膨策略：通過負實際利率稀釋債務。2022-2025年，官方通膨率5%-7%，但真實感受更高。正如英國前央行行長默文·金所批評的，聯準會模型思維偏向最佳化，忽略災難準備。第四，默認或重設：這一做法歷史罕見，阿根廷採用了，但多次違約。米萊政府通過激進改革穩定經濟，通膨從2023年的200%降至2025年的20%。其他選項包括關稅增收和軍事擴張，但均加劇債務。歷史顯示，債務危機需誠實的化債人，像米萊一般直言不諱的領導人，在發達經濟體中很少見。多數政客缺乏經濟學素養，優先權力而非可持續性。聯準會依賴模型最佳化，忽略複雜性。前聯準會官員托馬斯·赫尼格批評模型天真。須承認的是，化解債務的經濟理論並不成熟，且有其盲點，實際操作的債務動態變化尤其值得關注。短期措施包括提高債務上限、最佳化債務結構和加強債券市場流動性。為避免違約，國會必須在2025年8月前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歷史經驗表明，及時調整債務上限是維持市場穩定的關鍵。財政部應延長債務的平均到期期限，減少對短期債務的依賴，從而降低利率波動的影響。財政部計畫在2025年重啟債券回購計畫，以提高市場流動性並穩定收益率。長期改革包括平衡預算、經濟增長驅動和貨幣政策協調。通過控制強制性支出並最佳化稅收政策，逐步實現預算平衡。CBO建議，減少非必要支出和提高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可有效降低赤字。通過投資基礎設施、教育和研發，促進長期經濟增長，提高稅收基礎，從而減輕債務負擔。聯準會應在控制通膨和支援經濟增長之間找到平衡。川普提議將聯邦基金利率從4.5%降至1.5%，但這可能引發通膨風險。因此，降息需謹慎實施，並輔以其他財政措施。國際合作也至關重要。鑑於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需求下降，美國應通過改善貿易關係和加強國際金融合作來吸引更多海外資金。例如，緩解與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可能促使其增加國債持有量。債務危機加速全球變革。然而，去美元化非一夜間事，而是漸進的：BRICS貨幣籃子、金本位復興。中央銀行黃金儲備從2010年的3萬噸增至2025年的3.9萬噸。中國黃金儲備約2250噸。市場崩盤不可避免，除非國家化干預。但歷史顯示，泡沫破滅後重生，如1929大蕭條後新政。投資者需多元化：貴金屬、實物資產，而非共識觀點。根據CBO的預測，若不採取有效措施，到2035年，美國聯邦債務佔GDP的比重將達到118%，利息支出將佔聯邦預算的15.6%。這種趨勢可能導致財政危機，甚至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動盪。然而，通過合理的財政改革和經濟增長戰略，美國仍有機會扭轉這一局面。儘管短期內債務上限的調整和債券市場管理的最佳化可以緩解壓力，但長期的財政可持續性需要兩黨的共同努力。公眾對赤字問題的關注為改革提供了契機，但政治分歧和利益集團的阻力可能使處理程序複雜化。九、結論美國債務危機是系統性挑戰，源於政策失誤，影響全球。37.3兆美元的債務規模、1.9兆美元的預算赤字以及日益增長的利息負擔凸顯了財政管理的重要性。供需失衡的債券市場、高企的債務-GDP比率和信用評級的下降進一步加劇了危機的緊迫性。全球債券市場警告不容忽視。日本政策轉向放大美國脆弱性，可能引發資金危機、通膨加劇和經濟放緩。投資者應關注收益率動態、通膨資料和央行決策。歷史教訓表明，及時轉向避險資產如黃金，可緩解貨幣重設衝擊。這一轉變雖充滿不確定性，但也提供審視全球金融體系的機會，推動更可持續的債務管理與政策協調。變革需勇氣與現實主義。證據顯示，貨幣貶值與地緣緊張已現，投資者應警惕灰天鵝，而非黑天鵝。長遠，建設性破壞或重塑可持續體系。通過短期措施和長期改革，美國可以逐步走出債務困境。這需要政治意願、經濟智慧和國際合作的結合。未來十年將是決定美國財政命運的關鍵時期，唯有果斷行動，才能確保經濟的長期穩定與繁榮。 (周子衡)

▍引言數字創新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著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格局。從分佈式帳本技術（DLT）的興起到加密資產和穩定幣的快速擴張，一系列新興技術在展現巨大潛力的同時，也對現有貨幣體系的根基發起了挑戰。這些創新往往以“去中心化”為旗號，試圖繞開傳統的、以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金融中介。然而，歷史一再警示我們，缺乏堅實基礎的貨幣創新最終可能導致社會信任的侵蝕和巨大的經濟成本。以穩定幣為例，儘管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市場對高效、可程式設計支付工具的需求，但其內在的結構性缺陷使其難以成為未來貨幣體系的支柱。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體系面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是選擇一條通往可能充滿風險的私人數字貨幣的彎路，重新學習關於劣質貨幣的歷史教訓；還是在現有體系的信任基石上，擁抱技術變革，建構一個更高效、更普惠、更穩健的下一代體系？這正是國際清算銀行（BIS）Next-generatio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takes shape, based on a tokenised unified ledger這份2025年報告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該報告並非簡單地評判現有技術的優劣，而是試圖建構一個分析框架，用以評估任何貨幣安排的穩健性，並基於此框架，為下一代貨幣與金融體系描繪一幅切實可行的藍圖。其核心論點是，未來的方向並非顛覆，而是在繼承中創新——即利用“代幣化”（Tokenisation）技術，在一個被稱為“統一帳本”（Unified Ledger）的新型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上，對現有的、以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雙層貨幣體系進行深刻的重塑與升級。▍評估貨幣安排的三重考驗為科學評估不同貨幣形態的優劣，報告提出並系統闡述了一個由三大核心原則構成的分析框架，即“三重考驗”（The triple test）：貨幣單一性（Singleness）、彈性（Elas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這個框架並非一個複雜的數學模型，而是一套源於貨幣經濟學基本原理和長期實踐經驗的質性標準，構成了全文分析的基石和邏輯主線。● 貨幣單一性（Singleness of Money）。單一性是現代貨幣體系的基石，指貨幣能夠以面值（at par）進行最終結算，從而被所有經濟主體“無條件接受”（no questions asked）。這種屬性使得貨幣具有資訊不敏感性，成為經濟活動中類似通用語言的關鍵協調機制。在現代雙層貨幣體系中，單一性是通過中央銀行提供的最終結算資產——央行儲備——來實現的。商業銀行發行的存款（即私人貨幣）之所以能被普遍接受，正是因為它們最終可以在中央銀行的帳本上以 1:1 的比例兌換成央行儲備，從而實現了跨機構支付的同質化。因此，單一性的本質並非斷言所有商業銀行負債的信用風險都相同，而是確保支付行為本身能夠以面值完成，從而維護整個貨幣體系的統一和信任。● 彈性（Elasticity）。彈性指的是貨幣體系能夠靈活地供給貨幣，以滿足經濟活動中（尤其是大額支付中）對流動性的需求，防止支付系統陷入“網格化鎖定”（gridlock）。報告強調，現代經濟的正常運轉離不開彈性的貨幣創造。這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在批發支付層面，現代即時全額結算（RTGS）系統需要中央銀行能夠彈性地提供日內流動性（如通過有抵押的透支便利），以確保大額支付能夠即時、順利地完成。若沒有這種彈性供給，系統將因流動性不足而無法高效運作。其次，在零售和企業層面，商業銀行通過貸款、授信額度和透支服務等方式創造貨幣，為經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彈性。這種能力允許經濟主體在需要時立即獲得流動性以履行支付義務，這對於環環相扣的現代供應鏈和經濟活動至關重要。● 完整性（Integrity）。完整性要求貨幣體系必須建立有效的防護機制，以抵禦欺詐、洗錢、恐怖主義融資等各類金融犯罪和非法活動。一個無法保障自身完整性的貨幣體系，將無法獲得社會的持久信任，也無法經受時間的考驗。在現有體系中，這套防護機制的核心是基於“瞭解你的客戶”（KYC）規則的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AML/CFT）監管框架。金融機構作為守門人，有責任對其客戶進行身份驗證和持續監控，並報告可疑交易。這一原則旨在確保貨幣和支付系統的廣泛可及性不會被濫用，從而維護金融穩定和國家貨幣主權。這個“三重考驗”框架為報告後續分析不同數字貨幣形態（特別是穩定幣）和建構下一代金融體系藍圖提供了清晰、一致的評估標準。▍資料與實證設計：基於多維證據的分析報告的論證並非建立在單一的計量模型或資料集之上，而是採用了一種綜合性的實證策略，融合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對現有金融創新的案例剖析以及對前沿技術試驗項目（proof-of-concept）的總結。● 對穩定幣的系統性評估：報告的核心實證應用是將“三重考驗”框架應用於當前備受關注的穩定幣。▸ 單一性失效：報告指出，資產支援型穩定幣本質上是數位化的不記名工具（digital bearer instruments）。當使用者收到一筆穩定幣支付時，他獲得的是對特定發行商的債權，而非標準化的貨幣。這意味著市場上會同時流通著不同發行商的“美元穩定幣”，它們之間可能因發行商信用、儲備資產質量等因素而產生價差，無法保證以面值交易，從而破壞了貨幣單一性。圖表1.B的資料也顯示，即使是法幣支援的穩定幣，其價格也並非完全沒有波動，與“無條件接受”原則相悖。▸ 彈性缺失：穩定幣的發行機制通常要求全額資產抵押，其擴張受制於嚴格的“現金先行”（cash-in-advance）約束。發行商無法像商業銀行那樣，在監管允許的範圍內彈性地擴張其資產負債表以創造信用。這意味著穩定幣體系無法提供現代經濟運行所必需的彈性流動性，例如RTGS系統中的日內信貸或企業的信貸額度。▸ 完整性缺陷：穩定幣大多運行在公共、無需許可的區塊鏈上，其匿名或假名特性（pseudonymity）為非法活動提供了便利。儘管交易可追溯，但通過“混幣器”（mixers）等技術可以輕易切斷資金鏈。由於其不記名工具的性質，穩定幣可以在不同交易所和自託管錢包間自由流轉，使得執行統一的KYC/AML標準變得極為困難，給金融犯罪和逃避制裁留下了巨大空間。● 描述性統計與市場分析：報告利用多組圖表資料來支撐其觀點。▸ 穩定幣市場：圖表1.A展示了穩定幣市值的快速增長和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圖表2.A和2.B則揭示了其跨境流動的驅動因素，發現在高通膨或匯率波動的國家，穩定幣作為“隱形美元化”工具的需求顯著上升，這對相關經濟體的貨幣主權構成了潛在威脅。▸ 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圖表3.A顯示，穩定幣發行商已成為美國國債市場的重要買家，其體量與大型貨幣市場基金（MMF）相當。圖表3.B和3.C的實證分析進一步指出，穩定幣的流入會對短期國債收益率產生顯著的下行壓力，並且其市值對貨幣政策衝擊的反應類似於風險資產，這可能在市場承壓時引發儲備資產的拋售，帶來新的金融穩定風險。▸ 代幣化債券的初步探索：圖表7展示了代幣化債券的發行情況，雖然仍處於起步階段，但呈現增長態勢。初步對比分析發現，代幣化債券的買賣價差可能更低，而發行成本與傳統債券相當，這為代幣化在提升市場效率方面提供了積極的早期證據。● BIS創新中心項目作為“試驗田”：報告大量引用了BIS創新中心與多國央行合作開展的一系列項目，將這些項目作為其“統一帳本”藍圖可行性的實證支撐。這些項目包括：▸ Project Agorá：探索在統一帳本上整合多國代幣化的央行貨幣和商業銀行存款，以改善跨境支付。▸ Project Pine：模擬在完全代幣化的環境中，央行如何通過智能合約執行公開市場操作（如回購交易），展示了代幣化在提升貨幣政策操作靈活性和效率方面的潛力。▸ Project Mandala：探索如何通過技術手段嵌入合規要求，以提升跨境支付的AML/CFT效率。▸ Project Promissa：研究如何將紙質的政府本票代幣化，以簡化其全生命周期管理。這些項目的設計和初步發現，為報告中關於統一帳本的技術架構、治理模式和潛在收益的論述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關鍵發現綜合上述分析，報告得出了一系列層次分明、相互關聯的關鍵發現。● 現有雙層貨幣體系的內在優勢得到確認：報告首先肯定了以中央銀行為核心、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雙層貨幣體系在經受歷史考驗後形成的穩健性。該體系通過央行儲備作為最終結算工具，成功地保障了貨幣的單一性、彈性與完整性，為經濟的穩定運行提供了堅實的貨幣基礎。這是評估一切創新的出發點。● 穩定幣存在根本性、結構性缺陷：報告最明確的實證結論是，穩定幣在“三重考驗”面前表現不佳，因此無法成為下一代貨幣體系的中流砥柱。它們無法保證單一性，缺乏彈性，且在完整性方面存在嚴重漏洞。此外，穩定幣還帶來了貨幣主權、金融穩定（如儲備資產的火線甩賣風險）和監管套利等一系列額外擔憂。報告認為，對穩定幣進行監管是必要的，但監管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風險，無法根除其內在的結構性缺陷。● 代幣化是通往下一代體系的關鍵路徑：報告的核心洞見在於，真正具有變革潛力的是“代幣化”這一技術本身，而非當前依附於它的特定產品（如穩定幣）。代幣化通過將資產的記錄與其轉移的規則和邏輯（即智能合約）整合在一起，實現了交易的“可程式設計性”和“可組合性”。這使得將資訊傳遞、對帳和資產轉移等多個環節融合成單一、無縫、自動化的操作成為可能，從而根本上克服當前體系中的摩擦。● “統一帳本”與“代幣化三位一體”是未來藍圖：基於代幣化的潛力，報告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實現路徑——建構一個“統一帳本”。這是一個新型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其核心是將“代幣化三位一體”（the tokenised trilogy）——即代幣化的央行儲備、代幣化的商業銀行存款和代幣化的政府債券——置於同一個可程式設計平台上。▸ 代幣化的央行儲備是信任的最終錨，確保結算的最終性和貨幣單一性。▸ 代幣化的商業銀行存款在繼承雙層體系優勢的同時，通過可程式設計性賦予支付新的功能。▸ 代幣化的政府債券作為基準安全資產，可以極大地提升抵押品管理、回購市場和各類金融交易的效率。 報告通過具體的支付流程圖清晰地展示了在統一帳本上，國內支付和跨境支付如何通過原子化結算（atomic settlement）得以簡化，從而消除延遲、降低風險和成本。Project Pine的模擬結果則進一步證實，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也能在這個新體系中變得更加靈活、高效和透明。▍討論、啟示與結論本報告為我們理解和導航當前金融科技革命提供了一個極具價值的分析框架和前瞻性的政策藍圖。其核心貢獻在於，它將討論的焦點從對特定加密產品的追逐，轉移到了對貨幣金融體系基本功能和信任根基的深刻反思上。從理論意義上看，報告提出的“三重考驗”框架具有普適性，它為評估任何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貨幣創新提供了一把精準的標尺。這超越了具體的技術細節，抓住了貨幣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核心本質。報告清晰地區分了“代幣化”這一基礎技術和“穩定幣”這一具體應用，澄清了長久以來的概念混淆，並指出前者蘊含的巨大潛力不應因後者的缺陷而被否定。從實踐啟示上看，報告為全球央行和監管機構指明了清晰的行動方向。結論是明確的：公共部門必鬚髮揮催化和引領作用。這包括四個方面：● 提出願景，清晰闡明未來代幣化金融體系需要保留那些核心特徵，為市場提供穩定的預期。● 建構法律與監管框架，確保代幣化金融能夠安全、穩健地發展，遵循“相同活動、相同風險、相同監管”的原則。● 提供核心基礎設施，最關鍵的是提供代幣化的中央銀行儲備作為最終結算資產，這是整個體系的基石。● 促進公私合作，通過聯合實驗（如BIS創新中心的各類項目）來凝聚行業共識，共同探索技術路徑，推動創新落地。當然，報告也清醒地認識到，向完全代幣化的金融體系過渡並非沒有挑戰。其主要的侷限性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包括：治理與資料管理，尤其是在跨境場景下，如何在實現可組合性的同時，尊重不同司法轄區的資料主權和監管要求，這是一個核心難題。報告在Box C中討論了統一帳本的不同技術架構（如單一帳本、子網帳本、分層帳本等），指出這需要在自主性與組合性之間進行權衡。此外，與現有系統的互操作性也是一個巨大的工程挑戰，需要對現有的記帳、對帳流程和資訊標準進行改造。總而言之，這份報告描繪的未來並非一場徹底顛覆既有秩序的革命，而是一場在信任基石上進行的深刻進化。這份報告主張，通過擁抱代幣化技術，我們可以“改善舊事物，並催生新事物”（improve the old and enable the new）。中央銀行的角色不是被削弱，而是要以前所未有的領導力，引導這場變革走向一個更安全、更高效、更普惠的未來，確保貨幣的信任在新技術時代得以賡續和加強。 (TZ Gloabl Economy)

圖為橫琴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參加新經濟學家智庫《穩定幣的未來》閉門研討會現場圖。本文根據朱嘉明現場發言整理而成，為新經濟學家智庫專稿，轉載請註明來源。本文僅作為研究探討使用，不作為投資參考依據。朱嘉明談穩定幣的深層邏輯與未來圖景6月29日，在新經濟學家智庫舉辦的“穩定幣的未來”閉門研討會上，橫琴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圍繞穩定幣歷史淵源、發展動力及其對現代貨幣制度的深刻影響發表了分析，他從歷史沿革和金融演化的雙重視角，勾勒出穩定幣從古典形態到現代創新的脈絡，揭示了其背後蘊含的市場力量與普惠理想。01穩定幣絕非“新大陸”：既自古有之，又與時俱進對於穩定幣的發展，朱嘉明提出了一個獨特的歷史分析框架，將穩定幣的發展脈絡清晰地劃分為兩個本質不同的階段。朱嘉明將現代貨幣制度形成後至比特幣誕生的漫長時期定義為 “古典穩定幣”階段。他指出，這一時期的貨幣體系本質是基於某種財富形態的錨定製度。金本位是一種貨幣載體和財富形態，基於金本位的所有貨幣其實就是黃金的穩定幣。在1913年聯準會成立前，美國的貨幣制度同世界很多其他國家一樣，基於貴金屬發行貨幣，實施的金銀複本位體制，金銀作為核心資產成為價值之錨，美元本質上是相對於黃金和白銀的“穩定幣”。1944年所建立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則是“古典穩定幣”的新處理程序。布列敦森林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1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其他貨幣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雙掛鉤”機制。自此，美元成為錨定黃金的穩定幣，全球各國的貨幣成為錨定美元的穩定幣。簡言之，屬於古典穩定幣的歷史源遠流長，其使用範疇也是相當寬泛的。2008年因為比特幣刺激了穩定幣的出現，2013年至2014年出現的穩定幣思路和實踐，標誌著穩定幣進入全新的“現代穩定幣”階段。過去十餘年穩定幣浪潮是由加密數字貨幣革命直接引發，並展現出與古典時期穩定幣截然不同的特徵。核心特徵是當下的文字吸納了區塊鏈和分散式運算等科技元素，技術含量呈現不斷強化的趨勢。對於新階段的穩定幣的分類，說法不一。朱嘉明將其細分為兩類：一類是低風險抵押型，以現實世界資產（主要是法幣）作為儲備進行抵押發行。例如人們熟知的錨定美元的泰達幣（USDT）、美元幣（USDC）。這類穩定幣風險相對較低，是目前市場的主流。另一類是高風險演算法型，依靠演算法和智能合約機制（而非足額資產抵押）來維持幣值穩定。例如演算法穩定幣TerraUSD（UST）。但這類穩定幣風險顯著更高，2022年5月該穩定幣曾出現“近500億美元市值72小時價值歸零”的崩盤慘劇。“穩定幣絕非憑空出現的新大陸，它既古已有之，又與時俱進。”朱嘉明強調，現代穩定幣的歷史並非始於當下熱潮，理解穩定幣歷史的連續性和階段性，是把握其未來走向的關鍵基礎。02共生驅動：加密資產擴張催生穩定幣需求在探討穩定幣與加密數字貨幣的關係時，朱嘉明不贊同將兩者模糊為“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關係，他指出：10多年前穩定幣的誕生，並非源於政府的設計或傳統金融體系的需求，而是加密數字貨幣生態自身膨脹過程中衍生的必然產物。朱嘉明分析稱，2009年，比特幣剛剛進入人們的視野，1個比特幣的價格僅為0.0008美元，而2024年1個比特幣的價格已經飆升超過9萬美元，增值幅度超過1.13億倍。2025年穩定在10萬美元以上。儘管比特幣價格持續劇烈波動，但是其波動是在高度增長的曲線上的波動。歷史已經證明，比特幣代表的加密數字貨幣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新型資產類別。真實的邏輯是：在比特幣等加密數字貨幣經歷顯著增值、市場體量急速擴張的過程中，持有者產生了將其價值兌換為可廣泛接受的法定貨幣的剛性需求，從而倒逼著市場創造出一種能在加密世界與法幣世界之間充當橋樑的可靠工具。穩定幣正是為滿足加密生態內部的兌換與價值尺度需求得以產生和發展的。USDT、USDC等穩定幣的初衷是服務於加密數字貨幣交易，為其提供價值尺度和兌換媒介，而非直接為傳統法幣體系服務。BitGo、Circle等公司在2012—2014年的崛起，正是順應了這一生態需求，建構了穩定的市場結構。“沒有加密數字貨幣這個‘因’，就沒有（穩定幣）這個‘果’。”朱嘉明指出，比特幣等加密資產的持續擴張，已形成兆美元量級的新型金融空間，驅動了對穩定幣的需求增長，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特殊供需機制。所以，當前監管權威者（如美國）所要介入的和監管的是一個由私人企業設計和培育的，經過10餘年時間業已形成一種新型金融貨幣生態，所以，川普政府更像是“摘桃子者”。當然，政府監管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其作用發揮的前提是承認並適應這一已由市場塑造完成的現實格局。理解這一“市場原生性”，是把握穩定幣發展邏輯及其未來走向的關鍵。03創新空間與範式衝擊：“內生性”和“非中性”本質顛覆主流貨幣理論在探討穩定幣對現代貨幣制度的影響時，朱嘉明聚焦於穩定幣龐大的創新空間及其對傳統貨幣理論的根本性挑戰。他指出，穩定幣的擴張絕非孤立現象，而是根植於數字經濟轉型的深層需求，並正在劇烈重塑金融思想與實踐。朱嘉明強調，穩定幣的創新空間本質上是加密數字貨幣生態所創造的產物。這一空間已形成至少2兆美元的龐大市場，且仍在持續膨脹。加密技術不僅催生了新型金融空間，更深刻改造了數字經濟的存在方式。穩定幣作為其中的關鍵元件，其發展空間與加密生態的規模形成函數關係——加密空間越大，穩定幣的盈利與發展潛力就越強。然而，真正的增長支點在於時代轉型。當前世界正從後工業社會邁入資訊社會與人工智慧社會，傳統的貨幣制度框架，無論是布列敦森林體系或其瓦解後的法幣絕對壟斷的貨幣制度格局，都已無力支撐新經濟的發展需求。這一根本性矛盾催生了來自民間社會與企業界的強大呼聲，形成了一股要求變革金融生態的歷史大勢。要用數千年的貨幣歷史視角，穩定幣的崛起，正是順應這一大勢的關鍵支點。朱嘉明認為，穩定幣的深遠影響集中體現在對主流貨幣理論的兩大顛覆性挑戰上。一方面是內生性本質。穩定幣絕非經濟系統的外生變數，而是內生於經濟轉型需求的必然產物。它並非被動適應環境，而是主動“刺激整個經濟的改變”，成為塑造未來經濟形態的驅動力量。另一方面則是非中性本質。穩定幣的興起證明了貨幣具有強烈的“非中性”特徵。其影響遠超交易媒介功能，能深度改變資源配置、市場結構和經濟權力分佈。聯準會等主要國家央行對穩定幣的發展方向缺乏決定性話語權。歷史證明，面對這種由市場和技術驅動的新金融形態，大多數國家的央行往往相對守舊和選擇被動模式，難以發揮主導作用。朱嘉明強調，穩定幣的實踐將徹底動搖貨幣理論長期爭論的基石問題——貨幣究竟是中性的還是非中性的？是內生變數還是外生變數？穩定幣以其內生的、非中性的鮮明特性，給出了實踐答案。這一現實將迫使金融理論界突破傳統框架，尤為重要的是，穩定幣的發展可能與現代貨幣理論發生某種深層的融合互動，最終催生出一個適應數字時代、融合技術創新與經濟思想的全新金融態勢。這一融合過程，標誌著貨幣制度範式正在經歷一場歷史性的重構。04美國正在建立一個“三位一體”的平行貨幣體系及其潛力朱嘉明表示，當前美國在數位資產領域正在形成一個“三位一體”的平行貨幣體系。第一是比特幣的事實合法化。儘管美國從未承認比特幣為貨幣，卻也從未宣佈其非法，而是將其界定為資產，甚至部分比特幣被視作國家戰略儲備貨幣。第二是將穩定幣和創新聯絡在一起。在7月份，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正式簽署《指導與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簡稱《天才法案》），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首例穩定幣立法。第三是將穩定幣監管法制化。還是在7月份，眾議院將審議通過《2025數位資產市場清晰法案》（簡稱《CLARITY法案》），獲得通過之後移交給參議院。該法案將對加密貨幣屬於證券還是商品進行嚴格定義，並涉及對數位資產的監管權劃分，旨在推動整個貨幣體系轉型以適應數字市場新框架。朱嘉明表示，上述三者並非孤立存在，其深層意圖在於建構一個“三位一體”的、與聯準會傳統金融貨幣體系平行的新貨幣體系，這也代表著美國在貨幣金融領域面向未來的戰略佈局。在回答新經濟學家智庫關於美元穩定幣體系與美元體系關係的提問時，朱嘉明指出，美元體系早有“歐洲美元”“石油美元”等分支，本質是美元按地域或行業用途的分類延伸，當前穩定幣可視為美元的新型變體——“穩定幣美元”。當前全球監管體系對穩定幣的規範都禁止其派生利息，以避免穩定幣出現存款屬性。但美國允許穩定幣發行人將儲備金投資於美債，這使得美債的穩定回報率間接轉化為穩定幣的“隱性利息”，吸引民眾與商業機構長期持有，與加密資產的協同增強吸引力。在量子計算尚未威脅加密安全的前提下，加密數字貨幣（如比特幣）的價格上漲趨勢，為持有穩定幣參與加密生態的使用者提供了資產增值的“雙重補償”——既享美債收益，又獲加密資產升值潛力。朱嘉明總結道，穩定幣並非顛覆美元體系，而是通過技術賦能的“升級版美元分支”。其核心創新在於，以美債為錨創造“生息貨幣”功能，成為連接傳統金融與加密生態的流動性橋樑。這一機制既延續美元根基，又拓展了美元在數字時代的應用場景與競爭力。05在中國應用路徑是與央行數字貨幣並存在回答新經濟學家智庫關於中國要如何應對穩定幣浪潮的提問時，朱嘉明認為需要從三方面進行探討。第一，進一步建構基於金融安全穩定和金融創新的平衡戰略。近年來，中國監管部門持續調整法律體系和監管框架，以應對劇烈變革的時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面對美國加速美元穩定幣的壓力下，強化研究相關發展戰略和調整政策是非常必要的。第二，要全面總結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經驗，開啟研究人民幣穩定幣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研究和沙盤試驗。一般來說，數位人民幣由國家信用背書，聚焦主權貨幣數位化，強化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傳導；而穩定幣則由市場驅動，服務於跨境支付、加密生態兌換等靈活場景。二者如何協同與分工，需由相關決策部門審慎設計。第三，要關注和理解美國和歐元區的與加密數字貨幣和穩定幣的政策變化。例如，美國兩黨（民主黨與共和黨）對加密資產的認知本質趨同，差異僅體現在政策推進節奏上。例如，民主黨執政期間曾試圖通過立法嚴格監管穩定幣，但因爭議過大而擱置。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已有約5000萬人持有加密資產，疊加比特幣持續擴張的現實，最終迫使當局接受其存在。這印證了“市場倒逼監管”的邏輯。朱嘉明特別說到，現代貨幣金融歷史一再證明：技術路線易解，制度設計維艱。香港地區已經公佈和8月開始實施的《穩定幣條例》，具有不可低估的國際意義。朱嘉明稱他本人寄以極大的關注和希望。06穩定幣和普惠金融朱嘉明特別指出，推動加密貨幣發展的領軍人物大部分是80後，甚至有90後，這些推動者希望為窮人解決問題，推動普惠金融。在理解穩定幣等加密貨幣的發展時，不僅要考慮國家、地緣政治、國際金融競爭等層面，還要看到其在普惠金融方面的積極意義，即幫助那些沒有銀行帳戶的人獲得金融機會。據Tether CEO Paolo Ardoino介紹，Tether已經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美元分銷網路”，在全球擁有數百萬個實體接觸點。在非洲，Tether已經完成了500個帶有太陽能電池板和內建可充電電池的自助服務亭試點項目，非洲有4億到6億人無法獲得電力，這些帶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的自助服務亭，Tether向村莊居民出售每月3 USDT的訂閱服務，目前已經擁有約50萬使用者和1000萬次電池更換。Tether預計到2026年，將擁有1萬個自助服務亭；到2030年底，將達到10萬個。這意味著到2030年，Tether將觸及約3000萬戶家庭，以此計算，非洲將有1.2億人日常依賴以USDT形式存在的美元。朱嘉明談道，隨著穩定幣營運商提供基礎的支付、轉帳乃至能源服務，那些被傳統金融排斥的人群獲得了參與經濟的機會。由穩定幣帶來的這場變革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企業、政府及社會公眾有著不同需求，但都將成為變革的重要參與者，並在這個長期的、不可逆轉的歷史處理程序中找到自身定位。最後，朱嘉明描繪了穩定幣演進的壯闊圖景：它根植於貨幣歷史長河，爆發於加密資產擴張的市場洪流，衝擊著固有的貨幣理論與制度，並承載著連接傳統與未來、服務普惠金融的時代使命。這場由市場原發、技術驅動、多方博弈的變革，其終極目標指向在流動性、安全性與效率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為建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金融生態開闢道路。 (01元宇宙)

穩定幣的定義穩定幣：通過與特定資產或資產組合掛鉤、來保持穩定價值的加密貨幣。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穩定幣的“穩定性”介於加密貨幣和主要經濟體的法幣之間。穩定幣與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 CBDC)和法定貨幣(FiatMoney)的異同穩定幣屬於加密貨幣範疇，但與其他加密貨幣存在兩方面差異：一是通過與特定資產或資產組合掛鉤來保持幣值穩定，二是具備支付工具、價值儲存等貨幣功能。央行數字貨幣和穩定幣均為數位化貨幣，其本質區別在於“公共信用”與“私人信用”的分野、以及底層資產不同。絕大部分穩定幣通過掛鉤法定貨幣來錨定價值，初期主要用於充當加密資產的支付工具，但隨著對穩定幣的立法與監管進一步加強後，開始越來越多地用於實體經濟的支付活動。穩定幣的市場規模及未來前景穩定幣誕生初期發展緩慢，2020年開始駛入快車道，年均增速超過100%，目前穩定幣市值已超2,500億美元，其中95%以上為美元穩定幣，主要由美國、歐盟、土耳其等地投資者持有。穩定幣交易極為活躍，2024年交易額接近37兆美元（其中鏈下交易約為7兆美元，約佔全球SWIFT結算額的0.4%）。除直接用於加密資產的交易之外，穩定幣在全球商品和服務交易中的佔比、作為價值儲存的手段、以及居民持有滲透率等維度快速發展。在世界小商品中心中國義烏，穩定幣已成為跨境支付的重要工具。區塊鏈分析公司Chainalysis估算2023年義烏市場鏈上穩定幣流動超百億美元。華泰證券認為基準情形下，10年後的市場規模可能達到4兆美元甚至更高，達到目前規模的16倍以上，隱含年度增長達到32%。穩定幣高速發展的原因某種程度上，穩定幣兼具加密貨幣的技術優勢與傳統法幣的穩定性，在為加密資產提供交易貨幣的同時，也是連接加密資產與傳統金融的橋樑。通過穩定幣進行支付的效率更高，尤其是跨境支付更便捷、成本更低，推動穩定幣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快速提升。通過穩定幣進行支付不需要銀行帳號，且可以繞開SWIFT系統，推升穩定幣在銀行系統不發達、以及跨境支付受限（甚至面臨制裁）地區的滲透率。數字貨幣、元宇宙等虛擬經濟、以及實體經濟中非正規經濟的快速發展，給穩定幣創造了更多的使用場景。由於穩定幣幣值相對穩定，本幣匯率波動較大、歷史上幣值不穩的新興經濟體居民傾向於使用穩定幣來規避本幣匯率風險。穩定幣不付息，穩定幣底層資產的利息收入悉數歸發行商所有。近年，隨著穩定幣發行商的盈利能力和利率曲線一起上升，發行穩定幣的動力進一步增強。各國國穩定幣法案監管方式的異同以及發展方向美國、中國香港、歐盟等地對穩定幣的監管均圍繞“穩定幣怎麼界定—誰來發行—監管什麼—怎麼贖回—怎麼防範洗錢”展開，形成了圍繞穩定幣監管的五大趨勢：將穩定幣作為支付工具並主要支援法幣穩定幣發展；對穩定幣發行方機構實施牌照監管並要求在本地設立實體機構；對發行人的經營監管向商業銀行和支付機構監管框架靠攏；儲備金管理贖回監管的重點是資產價值穩定和保障使用者贖回權利；適配金融機構的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監管要求並從嚴實施反洗錢規則。穩定幣的發展前景和相關風險01.那類國家在穩定幣方面的發展潛力較大？從總量上看，在貨幣總量較大、且立法推動訴求更強的國家及地區，穩定幣的市場規模可能更大，如美國、歐盟等。從穩定幣市場規模佔GDP的比例看，有兩類國家的穩定幣滲透率可能較高。一方面，數字經濟和虛擬經濟較發達、以及對外開放程度和對外需依賴較高的國家，穩定幣滲透率可能更高。另一方面，幣值穩定性較低、銀行系統不發達、地下經濟佔比較大、資本流動受限甚至被制裁的國家，穩定幣的滲透率也可能較高。02.穩定幣面臨的風險一方面，是交易合規性監管，尤其是跨境交易。穩定幣交易更為便利的另一面是對交易的合法合規性的監管能力可能不及銀行交易。另一方面，穩定幣本身也仍面臨一定程度的兌付風險、即使是受監管的法幣穩定幣。更廣義地看，穩定幣的最終風險來自缺乏類似存款保障和最終借款人保障的制度安排。各國國穩定幣法案監管方式的異同以及發展方向穩定幣雖非政府承認的狹義貨幣，但如果其儲備資產包含法幣現金之外有信用派生功能的債券資產，且沒有避險政策，會推升金融系統總流動性，帶來類似“影子銀行”的信用擴張，若全球央行未充分考慮其影響，可能推動金融條件寬鬆。不過，在新的監管條例指引下，穩定幣可能創造對貨幣和國債的需求，而各地央行和財政仍有統籌監管工具防止“貨幣超發”。穩定幣的發行會在短期推動一些金融系統落後國家的“美元化”，或使他國穩定幣更廣泛使用。目前超過95%的穩定幣掛鉤美元，疊加美國監管相對寬鬆，短期可能加速相關國家“美元化”。但中長期，若美元匯率走弱，其他主要貨幣穩定幣可能崛起，如“歐元穩定幣市場規模通常隨著美元走弱而上升”。穩定幣有望提高（非銀系統）金融交易效率，加強監管將推動效率和安全的平衡。面對穩定幣挑戰，主要經濟體多採取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和加強監管兩種應對方式。部分國家因公眾隱私擔憂、避免與現有支付系統競爭等原因，出現退出央行數字貨幣項目的趨勢。從全球貨幣競爭格局看，短期內美元穩定幣因先發優勢、美國監管偏松等因素，可能推動部分地區“美元化”。但中長期，歐元、日元、英鎊甚至人民幣等主要幣種的穩定幣“勝出”機率較大，若其他大國金融體系、虛擬經濟快速發展，區域經貿往來增多，可能削弱美元穩定幣地位。美國大力發展穩定幣對美元 “信用” 短長期的影響短期內，美國大力推動穩定幣發展可能增加短期美債需求，壓低短期融資成本，扭曲收益率曲線（陡峭化）。美國GENIUS法案要求穩定幣儲備資產為美元現金、93天內到期的短期美債等，若穩定幣規模按貝森特預測增長，對美債的增量需求可觀。據測算，“在2021年1月至2025年3月期間，如果5天內流入穩定幣的資金超過35億美元（即兩個標準差），將在10天內壓低3個月期美債收益率2-2.5個基點”。此外，大量銀行存款轉換為穩定幣可能減少聯儲對海外存款的付息支出，在無避險政策下推動金融條件寬鬆，甚至推高貨幣供給和通膨，若管理不善，中長期對美國貨幣政策及美元公信力不利。但中長期，美債風險溢價仍將回歸基本面，即美國財政可持續性及對外帳戶平衡問題。美國財政可持續性問題難逆轉，未來十年財政赤字率將保持在6%以上，政府債務佔GDP之比可能上升，影響市場對美債信心，標普、惠譽、穆迪已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同時，美國對外投資頭寸持續惡化，對外投資淨回報下降，2024年美國對外投資淨頭寸（NIIP）佔GDP比例已跌至-90%的歷史低點。若穩定幣快速膨脹短期推升美債需求，可能邊際放鬆金融條件，但長期若底層資產風險溢價上升，可能引發“擠兌”，且因去中心化特質，“擠兌”可能比銀行更難制止，速度更快，帶來更大美債價格波動。20世紀60年代歐洲美元市場的歷史經驗表明，其雖為美元金本位“續命”，但最終無法掩蓋貨幣超髮帶來的“擠兌”風險，這對當下穩定幣對美債的影響有借鑑意義。港幣、離岸人民幣乃至人民幣穩定幣的 “制勝關鍵”香港穩定幣立法的落地有望加速港幣、離岸人民幣乃至人民幣穩定幣的發展。港幣穩定幣可能率先推出，短期可能會進一步推升香港本土流動性，並推動香港資產“重估”。未來，做大港幣穩定幣的關鍵在於做大、做深、做“穩”其儲備資產池，尤其是港幣現金外的資產。香港《穩定幣條例草案》要求穩定幣的儲備資產必須為現金、國債等高流動性資產。鑑於港幣與美元掛鉤，港幣外的資產池壯大更具現實意義。離岸人民幣穩定幣的發展也將受益於人民幣國際化的加速。2025年3月，中國企業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比例已超過一半，使用總規模達7249億美元，未來還有進一步增長空間。穩定離岸人民幣信用債、利率債的發行環境和風險溢價，以及營造持續、可預測的穩定幣監管環境，是香港穩定幣市場成功的關鍵。此外，全球“去美元化”趨勢為中國帶來了歷史性機遇。中國是1990年以來對美累計順差最多的國家，累計順差佔GDP比重也遠超全球均值。在“去美元化”背景下，此前“超額”美元資產的資金或將面臨再平衡壓力，而中國龐大的資本市場規模使其能夠承接美元配置資金的回流，甚至進行“再分配”。中國企業加速出海將推動離岸金融的創新和發展，為人民幣穩定幣提供更多的使用場景。 (御風台)

按：本文為歐洲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德國柏林赫爾提學院雅克·德洛爾中心舉辦的“碎片化世界中的歐洲角色”活動上的演講。在全球經濟從美國領導的多邊主義秩序逐漸轉向碎片化和保護主義背景下，拉加德探討了歐元提升國際地位的可能性與路徑。她指出，儘管面臨挑戰，但通過鞏固地緣政治、經濟及法律三大基礎，歐元有望在全球貨幣體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具體措施包括推動新貿易協定、發展數字歐元、增強跨境支付系統以及強化軍事合作等。此外，改革歐盟內部市場、促進資本流動性和增加“安全資產”供給也是關鍵步驟。最終，只有通過團結一致並積極應對內外部壓力，歐洲才能實現對自身命運的更好掌控。以下為正文：在過去80年中，全球經濟建立在開放與多邊主義的基礎之上，而這一體系由美國領導所支撐。通過倡導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將美元確立為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為貿易繁榮和金融擴張創造了條件。這一全球秩序對歐盟極為有利，因為歐盟所秉持的自由主義創始原則與該體系高度契合。但如今，這一體系正在瓦解。多邊合作正被零和思維和雙邊權力博弈所取代；開放正讓位於保護主義。甚至連整個體系的基石——美元的主導地位——也變得不確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種瓦解可能給歐洲帶來風險。我們的經濟深度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出口占我們增加值的近五分之一，並支撐了3,000萬個就業崗位。任何導致國際貿易減少或世界經濟分裂成多個集團的變化，都將對我們不利。但如果我們採取正確的政策應對措施，也可能帶來新的機遇。變化中的世界格局可能會為歐元發揮更大的國際作用打開大門。目前，歐元是全球第二大貨幣，約佔外匯儲備的20%，而美元則高達58%（黃金算實物資產儲備，不含在內）。提高歐元的國際地位，對歐元區而言具有積極意義。它可以讓歐盟政府和企業以更低的成本融資，幫助我們在外部需求日益不確定的時候提振內需。它還能讓我們免受匯率波動的影響，因為更多的貿易將以歐元計價，從而保護歐洲免受資本流動劇烈波動的衝擊。它還可以使歐洲免受制裁或其他強制性措施的影響。簡而言之，它將使歐洲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運——獲得60年前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說的那種“過度特權”（目前美元正在享受的特權）。那麼，這種轉變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歷史經驗表明，這遠非理所當然。歐元不會自動獲得影響力——它必須贏得這段機會。為了讓歐元提升其全球地位，歷史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建立三個基礎——每一個都是成功的關鍵。第一，歐洲必須確保擁有堅實且可信的地緣政治基礎，這意味著堅定承諾開放貿易，並輔以安全能力來保障這一承諾。第二，我們必須加強經濟基礎，使歐洲成為全球資本的首選目的地，這需要更深入、更具流動性的資本市場。第三，我們必須鞏固法治基礎，捍衛法治原則，並在政治上團結一致，以抵禦外部壓力。在我們深入探討這三個核心要素之前，先來看一下近年來的歷史能給我們什麼啟示。全球貨幣格局的變化全球貨幣格局的變化在貨幣史上並非前所未有。歷史上曾出現過幾次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採取某些行動，動搖其領導地位的情況，儘管最終並未徹底撼動其地位。例如，早在1920年代中期，美元就取代英鎊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到1931年時，美元在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已升至64%。但即便如此，美國仍採取了一些單方面改變國際貨幣秩序的措施。例如，1933年，羅斯福總統為了對抗大蕭條帶來的通縮壓力，暫停了美元兌換黃金。他駁回了歐洲關於維持固定匯率的要求，理由是：“一個國家健全的國內經濟體系，對其福祉來說比其貨幣價格更為重要。”同樣，在1970年代，尼克松總統通過單方面終止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實施10%的進口關稅，結束了布列敦森林體系。面對美國經常帳戶赤字不斷增長，以及西歐和日本持續盈餘的局面，當時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直言不諱地說：“現在，友誼、需求或能力都無法再證明，美國應該承擔如此沉重的共同負擔。”在這兩次事件中，美元作為外匯儲備貨幣的地位都出現了下降。在1930年代，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從超過60%降至約20%；在1970年代，從約70%降至二十年後的50%。但在兩個時期，都沒有出現一種足夠強勁的替代貨幣能夠在短時間內取而代之。在1930年代，英鎊已經處於衰落之中；而在1970年代，德國馬克和日元背後所依賴的市場過於狹小。因此，投資者轉而湧向黃金。在1930年代，黃金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上升了約20個百分點，達到97%；在1970年代，則幾乎翻了一番，達到60%。今天，情況與以往相比有一個關鍵不同：歐元作為世界第二大貨幣，如今是一個僅次於美元的國際貨幣選擇。但目前投資者還未完全信服這一點。近年來，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正在下降，目前58%的水平是自1994年以來的最低點。與此同時，各國央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黃金——幾乎達到了布列敦森林時代的水平（指總量）。黃金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已達約20%，甚至超過了歐元。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們可以識別出三種推動一種貨幣國際化的基本要素，缺少這些要素，一種貨幣很難在全球舞台上取得成功。而在這三個方面，我們發現歐洲其實具備許多成功的條件，但我們還需要把這些條件整合起來，夯實基礎。現在正是採取行動的時候。地緣政治基礎首要的是一個可信的地緣政治基礎——這取決於一個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角色及其軍事聯盟的實力。一種貨幣在貿易中的使用尤其重要，因為它提供了邁向更廣泛國際使用的初始路徑。例如，在1920年代中期，美元是在成為主要儲備貨幣之前，首先在貿易信貸領域超越了英鎊。一旦某種貨幣在貿易計價中佔據更大份額，其在國際銀行和金融體系中的作用，最終作為儲備資產的地位，就會自我強化。對該貨幣的需求增加會增強其作為價值儲存手段的功能，並進一步鼓勵投資者持有它。作為一個全球貿易的重要參與者，歐洲已經具備了建構強大地緣政治基礎的關鍵要素，這也意味著歐元國際化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環。歐盟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網路。歐洲是72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這些國家合計代表了全球近40%的GDP。這一點也反映在歐元作為計價貨幣的份額上，目前約為40%，遠高於其作為儲備貨幣的20%。歐洲可以通過繼續締結新的貿易協定來鞏固這一優勢。我們還應明確表示，我們支援雙贏的貿易方式，確保我們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合作對象。歐洲央行也可以幫助提升歐元在以歐元計價的貿易中的吸引力。我們正在開發一種可能的數字歐元，並推動改善歐元跨境支付的舉措，這可能會在未來促進國際跨境交易的發展。此外，通過向關鍵夥伴擴展外匯互換和回購協議，我們可以防止海外歐元流動性短缺擾亂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反過來也鼓勵這些合作夥伴更多地使用歐元進行交易。但僅靠開放貿易，貨幣的增長是有極限的。事實上，歐元在全球出口計價中的份額已經與美元相當，但我們並未縮小在儲備貨幣地位上的差距。這是因為投資者——尤其是官方投資者——還尋求另一種形式的地緣政治保障：他們傾向於投資於那些是可靠安全夥伴、並且能以硬實力履行聯盟承諾的地區資產。因此，一個可信的地緣政治基礎也必須建立在強大的軍事夥伴關係之上。這種雙重優勢正是我們可以從美元主導地位中學到的經驗。美元的強勢不僅僅是經濟基本面的產物，更得到了美國安全承諾的有力支撐。這些承諾不僅加深了貿易聯絡，研究表明，它們甚至可以將一種貨幣在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提高多達30個百分點。我們現在正看到歐洲在重建硬實力方面出現重大轉變，國家層面和歐盟層面都啟動了重要倡議。我們應該清楚的是，持續推進這項努力，是歐元被更廣泛使用的前提條件。經濟基礎貿易和軍事力量對於建立一種國際貨幣的需求至關重要。但為了滿足這種需求，投資者還需要有合適的資產來進行投資。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強大的經濟基礎——能夠提供增長機會以及投資增長的管道——同樣不可或缺。增長、資本市場和國際貨幣使用之間存在一個良性循環。增長產生可觀的投資回報率，從而促使投資者持有某種貨幣的資產；而資本市場則提供投資機會，並將資金重新投入增長。同時，如果資本市場能夠提供足夠數量的“安全資產”，投資者就能有效地對衝風險。當衝擊發生時，高風險投資貶值，安全資產反而升值。這為該貨幣的投資建構了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美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崛起為主導貨幣，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這個良性循環。美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市場總市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GDP就增長約0.5個百分點——同時也奠定了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國國債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又進一步為投資者提供了有效的風險避險工具。歐洲具備打造類似循環的所有要素。但截至目前，我們尚未將這些要素整合在一起。儘管我們擁有龐大的單一市場，但在增長表現和市場回報方面卻落後於美國。自2000年以來，美國每小時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歐元區的兩倍，主要受益於科技行業的發展；而美國市場的回報率也比歐洲高出大約五倍。儘管我們儲蓄充足，但在整合資本市場、將更多資金引導至增長領域的方面進展甚微。60%的家庭股權投資仍集中在國內市場，儘管國外可能有更好的投資機會。儘管我們在財政狀況總體上優於美國（我們的債務佔GDP比例為89%，而美國為124%），但我們提供的“安全資產”卻相對較少。最近的估計表明，歐盟中評級至少為AA的主權債券規模僅為GDP的50%左右，而在美國則超過100%。對歐洲來說，結論非常清晰：如果我們真正希望提升歐元的全球地位，就必須首先改革我們的國內經濟。這意味著要推進近期報告中提出的優先事項：完成單一市場建設、支援初創企業、減少監管障礙，並建立儲蓄與投資聯盟。這也意味著要避免碎片化的做法——只在容易的地方推進，在困難的地方停滯不前，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啟動這個積極的循環。此外，在當前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以歐洲整體的方式行動的理由從未如此充分。每個國家當然需要確保本國政策支援增長。但我們也要警惕自我破壞式的分裂。例如，我們都同意歐洲需要發展自己的戰略產業，以避免過度依賴外部——正如馬里奧·德拉吉和恩里科·萊塔在最近的報告中所強調的那樣。但如果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有27種不同的政策，我們將無法成功。如今，也有越來越多的政策目標被視為“歐洲公共產品”，特別是加強歐洲防務。但由於搭便車問題的存在，這類產品往往供給不足。此外，聯合採購裝備和研發新技術——實現規模經濟和更高的互操作性——比起27個成員國各自為戰，將帶來更大的作戰效能。經濟學邏輯告訴我們，公共產品需要共同融資。而這種聯合融資可以成為歐洲逐步增加“安全資產”供應的基礎。法律基礎地緣政治實力和更快的增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強歐元的國際角色。但維持對該貨幣的需求還將取決於我們能否維護一個強有力的法律和制度基礎。歸根結底，只有當支撐貨幣的機構和政策始終如一地保護投資者對其長期價值的信心時，貨幣才能獲得並保持其儲備地位。例如，歷史上美元的主導地位建立在美國財政和貨幣機構的強大與穩定之上。聯準會對控制通膨的可信承諾，加上美國國債市場無與倫比的流動性，使得美元被視為主權風險極低的貨幣。這使美元在歷次全球經濟動盪和衰退中成為避險資產。自1970年以來，全球共發生了34次主權債務危機與金融危機並行的情況，但美國一直未受此類“雙重危機”的影響。然而，一旦人們對法律和制度框架的穩定性產生懷疑，貨幣使用的下降是顯而易見的。今年4月2日以來，不同資產類別之間的異常高度相關性已經顯現出來，即使股市下跌，美元和美債也在拋售。投資者轉向黃金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出於這種疑慮：有五分之二的人表示，他們購買黃金是為了避險日益上升的地緣政治風險。在這一背景下，歐盟有正當理由將其對可預測政策制定和法治的承諾轉化為比較優勢。這種承諾體現在歐盟的運作機制之中。我們經常因決策過程緩慢和複雜而受到批評，但其積極的一面在於，始終尊重制衡機制。我們也已通過立法保障了諸如歐洲央行等關鍵機構的獨立性，政治家很難對此構成威脅。但僅僅依靠我們複雜的官僚體系難以輕易改變現狀是不夠的。在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下，我們面臨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要求我們採取損害法治的行為。而我們唯有更加政治團結、能夠發出統一的聲音，才能抵禦這些壓力。隨著我們可能進入一個新的大國競爭時代，各國被要求“選邊站”，我們很可能會被迫做出一些並非符合自身利益的決定。但如果借此機會團結一致，並且最好能通過改革我們的制度結構，例如在某些領域啟用“有效多數投票”機制，取代目前一個國家的一票否決權阻礙其他26國集體利益的做法，那麼我們就能作為一個團結的歐洲果斷行動。這樣一來，我們將處於更有利的位置來捍衛我們的價值觀，進而捍衛全球對我們貨幣的信心。結論讓我做個總結。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中，有些時刻，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基礎開始動搖。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裡芬（Robert Triffin）對此有過精闢描述。他指出，各國對國際貨幣體系的信心，取決於儲備貨幣的可靠性，而這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賴於各國的決策”。但變革的時刻也可能成為機遇的時刻。正在進行的變化為“全球歐元時刻”創造了空間。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讓歐洲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運。但這不是別人會自動賦予我們的特權。我們必須去贏得它。 (衛斯李的投研筆記)

在全球化浪潮中，美元霸權如高懸之劍，深刻影響全球財富分配與經濟走向。其發展歷程充滿戲劇性，如今正面臨多極挑戰，一場關乎全球財富命運的博弈持續上演。1971 年，尼克松政府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此舉終結布列敦森林體系，卻開啟美元霸權新紀元。美元擺脫貴金屬束縛，以美國國債為信用錨，成為全球金融體系中的“特殊欠條”。美國精心構築美元體系，將全球經濟納入以美元為核心的信用循環。各國通過出口賺取美元，再以購買美債等方式促使美元回流美國，形成“貿易順差國輸出實體財富，美國輸出貨幣符號”的循環。聯準會依據經濟資料靈活調整貨幣供應量，實質是在民眾賦予的“信用額度”內擴張債務規模。同時，美國憑藉軍事霸權與文化輸出，使美元成為全球具有“共同信仰”屬性的超級 IP。截至 2023 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佔比 59%，國際貿易結算佔比 72%，美國借此維持“永不償還的債務”神話，在全球經濟中佔據核心地位。美元霸權的核心武器是貨幣政策周期製造的“美元潮汐”。聯準會利率政策看似調節國內經濟，實則操控全球財富再分配。降息周期，低息美元如洪水湧向全球，推高資產價格。產業鏈低端國家成為資本獵物，外資以廉價美元收購關鍵資產，控制產能槓桿。2008 年金融危機，美國資本趁拉美國家資產價格暴跌，收購其 37%的港口和 45%的電力企業，掌控關鍵基礎設施。加息周期則如“美元饑荒”，聯準會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全球市場流動性枯竭。新興市場外資撤離，企業因美元短缺破產。2022 年，斯里蘭卡因美元外債違約國家破產。開發中國家以美元計價的外債負擔加重，阿根廷 2023 年外債利息支出佔 GDP 的 12%。產業鏈短的國家被迫低價拋售資源償債，依賴進口的國家因美元升值進口成本上升，物價飛漲。2023 年，黎巴嫩通膨率高達 123%，民眾生活困苦。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英國金融系統造成重創。2022年，英國財政政策觸發市場恐慌，為維繫英鎊匯率穩定，央行不得不拋售外匯儲備試圖力挽狂瀾，卻反因流動性枯竭加劇貨幣信用危機，當年9月，英鎊兌美元匯率如自由落體般暴跌至1.03的歷史冰點，創下自1971年英鎊脫離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以來的最低紀錄。這種“放水養魚—抽水捕魚”的循環，讓美國在三次加息周期中，累計從新興市場收割超 10 兆美元財富，破壞全球經濟穩定。美元霸權根基在於“貨通天下”支撐“錢通天下”，但過去三十年，全球產能格局巨變。美國掌控資源，中國掌控全球產能核心。中國建立全球最完整產業鏈，41 個工業大類齊全，在新能源汽車、太陽能等高端產業成就矚目。2024 年，比亞迪市值超越奔馳，寧德時代全球電池市場佔有率達 37%，中國成為“全球效率綜合體”，在全球產業鏈中地位重要。與此同時，去美元化浪潮興起。2023 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覆蓋 180 個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用人民幣結算 6%的原油出口，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本幣放貸超 500 億美元。越來越多的國家尋求擺脫美元束縛，推動貨幣體系多元化。然而，美國“友岸外包”政策陷入產能脫鉤困境。越南等國家 30%的原材料仍需從中國進口，全球供應鏈成本上升 15%，美國企業利潤縮水。這直擊美元霸權命門，當美元無法錨定全球最大產能時，其信用基礎崩塌。2024 年，美元在國際支付中佔比降至 58%，為 1999 年以來最低；美債被 22 個國家減持，日本持倉創 2019 年以來新低，美元霸權面臨挑戰。面對美元霸權壓力，中國發揮全產業鏈優勢，建構金融防禦體系。產業升級方面，中國大力發展“新三樣”（新能源車、鋰電池、太陽能），佔領產業鏈高端。2024 年一季度，中國汽車出口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汽車出口第一大國；太陽能元件佔全球市場份額的 80%，主導全球新能源領域。在貨幣錨點重構上，中國推動人民幣與石油、糧食等戰略物資掛鉤。2023 年，中國與 40 個國家簽署本幣互換協議，規模達 4.5 兆元，減少對美元依賴，提升人民幣地位。同時，加強債務防火牆建設，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控制中央財政赤字率在 3%以內，外匯儲備維持 3 兆美元以上，保障經濟穩定。此外，中國培育內需市場，2023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 47 兆元，中等收入群體達 4 億人，形成強大的“內循環基本盤”，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而美國陷入政策兩難困境。33 兆美元國債如定時炸彈，每年利息支出超 1 兆美元，佔財政預算的 20%。不降息可能引發美債危機，降息通膨可能反彈至 6%以上。2024 年聯準會議息會議顯示，官員對利率路徑分歧達 2008 年以來最大程度，反映出美國維持霸權的深層困境。當前，世界處於貨幣體系大變革前夜，多極化貨幣體系曙光初現。區域貨幣加速崛起，東盟推動本幣結算比例從 25%提升至 50%，非洲自貿區推出泛非支付系統，減少對美元依賴，促進區域貿易投資。數字貨幣試驗蓬勃開展。數位人民幣（DCEP）試點覆蓋 2600 萬商戶，為全球數字貨幣發展提供借鑑；歐盟推進數字歐元研發，試圖繞過美元 SWIFT 系統，建立獨立高效支付體系。數字貨幣有望打破傳統貨幣體系壟斷，推動貨幣體系創新變革。資源貨幣化探索不斷推進。俄羅斯將盧布與天然氣掛鉤，增強盧布國際地位；巴西提議用稀土等資源為錨發行“南方共同市場貨幣”，為區域貨幣合作提供新思路。這些變革背後，是全球對“單極霸權”的厭倦和對公平多元貨幣體系的追求。美元霸權或許不會瞬間崩塌，但“一超多強”的貨幣新秩序已初見雛形。美元霸權的興衰是全球化退潮與再平衡的縮影。在全球經濟格局調整背景下，各國探索破局之道，建構“產能自主+貨幣多元+內需穩固”的三角架構成為共同目標。中國的全產業鏈優勢、龐大內需市場與穩健貨幣政策，為這一架構建構提供實踐樣本，推動全球經濟穩定與發展。 (博聞闊談)

導讀聯準會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美元“武器化”傾向以及全球經濟格局百年未有之巨變，對美元體系形成了嚴峻挑戰。米蘭報告的高關稅、“海湖莊園協議”等構想，將進一步激化美元體系的內在矛盾，對全球金融穩定構成多重威脅。美元霸權困境與國際貨幣體系重構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變，國際貨幣體系正處於深刻變革的歷史節點。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在《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使用者指南》（以下簡稱米蘭報告）中提出“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等一系列構想，彰顯美國試圖通過美元貶值、債務重組和貿易對抗等手段重塑全球經濟秩序的戰略意圖。從儲備貨幣、金融控制權與國家安全維度剖析，美元霸權體系存在三大結構性缺陷：一是聯準會貨幣政策外溢引發全球金融周期波動；二是美元“武器化”導致國際支付體系走向割裂；三是債務貨幣化長期侵蝕全球金融穩定。2025年4月2日，美國政府宣佈對貿易夥伴徵收所謂“對等關稅”，試圖沿著米蘭報告的構想以關稅威逼其他國家就範。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在“一帶一路”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擴大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朋友圈，以建構周邊命運共同體為著力點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多元化、公平化和穩定化方向演進。01 儲備貨幣、金融控制權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國際儲備貨幣從來就不只是一種單純的貨幣，而是國家權力的延伸和地緣政治的投射。歷史表明，從荷蘭盾到英鎊再到美元，每一種主導性國際貨幣的更迭都伴隨著大國實力的消長和世界秩序的重構。當前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是一種“金融—安全複合體”，美國通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獲得全球金融控制權，又通過軍事同盟體系和國家安全戰略維護這一特權，形成了一種自我強化的霸權循環。02 美元體系下的金融控制權美元作為全球主導儲備貨幣，賦予美國獨特的金融控制權，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國際定價權。全球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以美元計價，使美國能夠通過貨幣政策、美元發行影響全球價格水平。1973年石油危機後，美國主導建立“石油美元”體系，確保美元作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原油貿易結算貨幣，以提供安全保護為條件，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國債的協議，形成“石油—美元”循環機制。這種機制使美元需求與全球能源貿易深度繫結，即使美國製造業競爭力下降，旺盛的能源需求讓美元穩居國際貨幣霸主地位。二是金融制裁權。國際貿易和投資使用美元支付，無論身處那個國家，清算支付都繞不開美元支付清算系統，這就賦予美國利用國際支付系統實施制裁和打擊對手的能力。在烏克蘭危機中，美國將俄羅斯主要銀行剔除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凍結俄央行外匯儲備，展示了美元“武器化”的強大威力。當然，這種美元“武器化”行為加劇了各國對美元體系安全性的擔憂，推動了“去美元化”處理程序。三是危機轉嫁權。各國持有大量美元儲備，美國不僅獲得了巨額鑄幣稅，還使得聯準會貨幣政策具有無與倫比的外溢效應，可以輕易將國內危機轉嫁給其他國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聯準會實施量化寬鬆向全球注入流動性，通過美元大幅貶值增加出口；而當通膨壓力上升時，又通過激進加息回收美元，導致新興市場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和債務危機。這種“美國感冒，全球吃藥”的模式，體現了美元體系下美國權利義務的巨大非對稱性。03 金融控制權與國家安全形成雙向強化機制美國通過北約等軍事同盟體係為其金融霸權提供安全保障，同時利用金融手段鞏固其全球領導地位。一方面，安全依賴產生貨幣依賴。與美國有共同防禦協議的國家更傾向於持有美元儲備，例如日本、德國和韓國等盟國儘管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但其外匯儲備中美元佔比仍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這種安排實質上是一種隱形的“保護費”，盟國通過持有相對廉價的美國國債為美國赤字融資，換取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金融手段實現安全目標。美國不斷泛化國家安全，通過美元霸權對戰略競爭對手實施經濟遏制。例如，對華為進行晶片禁運、對中國企業投資實施長臂管轄、對伊朗進行金融封鎖等，都是美國利用金融控制權維護國家安全的典型案例。這種“金融戰”手段比傳統軍事對抗成本更低，效果更顯著。04 “特裡芬難題”的政策困境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正面臨“特裡芬難題”的嚴峻考驗，這一結構性矛盾表現為，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需要通過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來提供全球流動性，而長期逆差又必然削弱美元信用價值。歷史上這一矛盾直接導致了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崩潰，如今在浮動匯率制下則演變為周期性危機。米蘭報告提出的“海湖莊園協議”試圖通過非常規手段破解這一困局：一方面通過發行超長期債券（如100年期零息債券）將美國的債務壓力長期化，為各國提供國際儲備和流動性；另一方面借助關稅和匯率干預強制美元貶值，減少貿易逆差，維護美元信用，同時利用軍事同盟關係，迫使盟友配合這一結構性調整，緩解美元面臨的“特裡芬難題”。這種將債務貨幣化與地緣政治捆綁的激進策略，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緩解壓力，但會從根本上動搖國際社會對美元體系的信心，反而可能加速全球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最終誘發更大規模的系統性風險。05 美元霸權對全球金融穩定的影響美元體系與多極化世界越來越不相適應，其系統性缺陷凸顯。聯準會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美元“武器化”傾向以及全球經濟格局百年未有之巨變，對美元體系形成了嚴峻挑戰。特別是川普政府正在採取多方面措施，試圖將米蘭報告的高關稅工具乃至“海湖莊園協議”構想變成現實，勢必進一步激化美元體系的內在矛盾，對全球金融穩定構成多重威脅。06 貨幣政策外溢與全球金融周期波動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已成為全球金融動盪的核心震源。在美國奉行“美國優先”原則下，聯準會制定的貨幣政策更多具有以鄰為壑的性質，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外溢效應和負面影響，形成所謂的“全球金融周期”。這種周期表現為“推拉效應”：當聯準會實施寬鬆政策時，美元資本流向全球，推高資產價格；當聯準會轉向緊縮時，資本回流美國，引發新興市場危機。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統計，1980年以來，聯準會共發起8輪主要加息周期，其中6輪伴隨新興市場金融危機。最嚴重的1994年加息直接引發了墨西哥“龍舌蘭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此外，2020年為應對新冠疫情衝擊，聯準會將利率降至零並實施無限量化寬鬆，其資產負債表從4.2兆美元膨脹至近9兆美元。大量流動性湧入新興市場，推動股市、樓市上漲。然而，隨著美國通膨攀升，聯準會又開啟史上最激進加息周期，在18個月內將利率從0—0.25%提升至5.25—5.5%。這一政策轉嚮導致2022—2023年新興市場遭遇資本外逃，多個國家貨幣對美元貶值超過20%，斯里蘭卡等國陷入債務違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將美國的經濟調整成本轉嫁給其他國家，特別是那些不具備完善金融緩衝機制的新興經濟體。07 美元“武器化”與全球金融體系碎片化美國日益頻繁地將美元支付體系作為地緣政治武器，加速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碎片化趨勢。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國聯合盟友凍結俄羅斯約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並將多家俄銀行剔除出SWIFT系統。這一史無前例的舉措徹底打破了“外匯儲備神聖不可侵犯”的國際慣例，引發各國對美元資產安全性的深刻憂慮。金融制裁的濫用催生了替代性支付網路的快速發展。俄羅斯迅速轉向人民幣結算，與中國、印度等貿易夥伴建立本幣支付機制。根據俄羅斯披露資料，截至2024年末，中俄貿易中，超過95%的貿易結算以盧布和人民幣進行。類似地，伊朗、委內瑞拉等長期受制裁國家也積極尋求美元替代方案，包括擴大貨幣互換協議、探索數字貨幣結算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顯示，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從2000年的71.14%降至2024年的57.8%。與此同時，SWIFT報告顯示，2025年2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佔比達4.33%，保持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的位置。儘管美元仍佔據主導地位，但國際貨幣體系已顯現多極化趨勢。08 債務貨幣化與全球金融體系風險美國為維持美元霸權而採取的“債務貨幣化”策略，正在侵蝕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米蘭報告在所謂“海湖莊園協議”中提出讓外國投資者將美債轉換為100年期零息債券的建議，本質上是一種債務違約。這種操作如果實施，將嚴重破壞國際市場對美國國債的信心，可能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首先，美債收益率將被迫上升以補償投資者風險。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到2033年聯邦債務總額將突破50兆美元，利息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升至3.3%，高於過去50年任何時期。如果市場對美債信用產生懷疑，融資成本將進一步攀升，加劇美國財政困境。其次，全球安全資產短缺問題惡化。截至2024年末，美國國債規模超過36兆美元，佔全球政府債務的‌34.55%‌‌，仍是全球安全資產中佔比最高的單一國家債務工具。一旦美債信用受損，國際金融體系將面臨安全資產的結構性短缺，可能引發全球資產重新定價和風險溢價上升。最後，美元匯率可能劇烈震盪。歷史教訓表明，19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兩年貶值40%；2002—2008年間美元累計貶值28%。在當前脆弱環境下，類似調整可能更具破壞性，嚴重衝擊全球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秩序。09 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戰略路徑面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缺陷和所謂“海湖莊園協議”構想可能帶來的金融動盪，中國需要制定系統性的貨幣戰略，通過擴大人民幣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使用、建設跨境數位人民幣支付體系以及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更加多元化、公平化和穩定化的方向發展。10 持續拓展人民幣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應用場景，穩慎紮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戰略支點。通過在大宗商品貿易、基礎設施融資和產業鏈合作中擴大人民幣使用，可以培育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功能，形成“貿易—投資—貨幣”的良性循環。在大宗商品領域，中國可推動更多人民幣計價結算。作為全球最大商品進口國，中國在鐵礦石、原油、農產品等領域具有強大議價能力。上海原油期貨作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貨合約，2024年人民幣計價佔比達22%，推動中俄能源貿易本幣結算超90%。未來可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能源、金屬等大宗貿易中的使用，建立“石油人民幣”“礦產人民幣”等定價體系。在基礎設施融資方面，應增加人民幣貸款和債券發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機構可提高人民幣貸款比例，支援共建國家項目建設。同時，發展“貓熊債”市場，允許更多外國政府和企業在華發行人民幣債券。2024年，貓熊債發行量繼續創歷史新高，全年發行量首次接近2000億元。貓熊債的發行鞏固了人民幣作為國際融資貨幣的地位，顯示了人民幣在全球金融市場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有助於形成人民幣跨境循環。在產業鏈合作中，鼓勵企業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支付。中國可與共建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產業協作關係，在電子、機械、化工等行業形成區域價值鏈，推動企業間人民幣結算。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2024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4年1—8月，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為8.3兆元，同比增長45.1%，佔同期人民幣跨境收付總額的20.1%。11 加強數字貨幣支付體系建設，打破美元金融控制權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建設是推動國際支付體系改革和貨幣體系多元化的重要突破口。當前全球支付體系仍由美元主導的SWIFT系統壟斷，存在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下、易受地緣政治干預等結構性缺陷。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充分發揮在數字貨幣領域的技術先發優勢，建構新型國際支付基礎設施。一是要加快推動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進入實際使用，發揮數字貨幣橋點對點結算、安全、便捷、成本低廉的優勢，擴大數字貨幣橋的朋友圈，鼓勵雙邊貿易本幣結算，基於中國是14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實質性擴大人民幣貿易結算份額，通過開闢人民幣結算新賽道，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二是要積極推進數字貨幣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試點應用，優先在能源貿易、基礎設施融資等重點領域實現突破，通過建立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等創新機制，實現與合作夥伴國支付系統的互聯互通。三是要主動參與國際數字貨幣規則制定，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數字貨幣治理體系。這一系列舉措不僅能顯著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高資金流轉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夠有效規避美元體系的單邊制裁風險，為國際社會提供安全、高效、中立的支付新選擇。隨著數位人民幣應用場景的不斷拓展，人民幣有望在全球支付體系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為打破美元壟斷、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和制度保障。12 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建構安全穩定的國際貨幣新秩序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當下，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價值指引。這一理念強調各國利益交融、安危與共，在貨幣金融領域具體體現為以下三個層面的實踐。一是應充分釋放“金磚+”機制的改革動能。隨著金磚國家成功擴員至11國，應把握這一歷史機遇，在金融領域開展更富成效的合作。要著力建構金磚國家本幣結算體系，通過建立多邊清算機制和統一的技術標準，逐步降低對第三方貨幣的依賴。同時，還需要加強成員國間的監管協調，通過資訊共享和聯合行動，共同防範跨境金融風險。二是要系統建構區域金融安全網，夯實周邊命運共同體金融合作基礎。當前應重點擴大與東盟、上合組織等周邊夥伴的本幣互換規模，強化區域金融風險聯防聯控能力；建立符合周邊國家發展特點的流動性救助機制，通過設立區域性穩定基金和最佳化救助流程，為成員國提供精準高效的金融支援；協同推進區域性支付清算系統建設，在提升結算效率的同時增強區域金融治理話語權，共同維護周邊金融穩定大局。三是著力築牢金融風險防控體系。通過建構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推動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建設等舉措，全面提升金融風險防範和應對能力。通過以上三個維度的協同推進，既能築牢國家金融安全根基，又能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貢獻中國方案，最終推動形成更加包容、更具韌性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 (IMI財經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