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至9月1日，上合組織「天津峰會」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密集會見哈薩克斯坦、馬爾地夫、亞塞拜然、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土耳其、亞美尼亞、印度、越南等多國領導人與高級代表；9月3日的閱兵式上，同樣能看見大量來自全球國家領導人的身影。兩次外交盛典，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成果的生動展現，證明了中國實現「一帶一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國際社會已然取得廣泛共鳴。本文根據對衣索比亞、巴基斯坦和印尼三個「一帶一路」參與國的實地研究和深度分析，回應了西方國家曾經對這項戰略的質疑。作者指出，“一帶一路”旨在透過世界體系中處於（半）外圍的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追趕核心經濟體，突破美國等核心國家主導的製度統治，實現更為平等、公正的全球化模式。對參與國來說，「一帶一路」順應了它們實現本國發展、突破世界體系外圍地位的意願，合作經貿活動推進而非削弱本土工業產業的特點，也使「一帶一路」的整體目標與各國的發展前景契合。本文強調，作為互惠協作的雙方，參與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了充分的自主性，一方面積極將「一帶一路」計畫與國家發展戰略相結合，透過頂層設計，使前者成為本國整體規劃的助力；另一方面，同樣根據自身的政治經濟規劃，平衡著與各個國家的關係。換言之，「一帶一路」既非中國單向的對外投資，亦非參與國被動的結盟關係，而是多方利益相關者，在各類權衡與協調中共同編織的複雜合作網絡。全面認識“一帶一路”，因而需要一種雙向視角，尤其是參與國的視角；充分尊重合作各方的多重主體性，不僅能使“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地緣戰略”話語不攻自破，更有助於中國出海企業與當地利益相關者良性協商、有效磨合文化差異、實現互利共贏。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10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一帶一路」：多重主體性的交會▍引言截至2022年春，已有148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但各國參與程度不同，有的是全面開展，有的則是名義上參與。 「一帶一路」國家涵蓋全球65%的人口、1/3的GDP和1/4的貿易總額。2022年的一項預測指出，“到2027年，全球'一帶一路'項目的總支出可能達到1.3兆美元”，其他經濟預測估計“全球將有超過2600個項目，價值3.7兆美元”。2014年，中國設立了總值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至2018年已投入了1,260億美元。 2013~2018年間，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國家投資860億美元，建成了82個經貿開發區，創造了24萬個就業崗位，並為參與國創造了22億美元的稅收。同時，中國企業簽署了價值約5000億美元的「一帶一路」相關建築合同，貸款額估計有2920億美元或3500億美元。 2013—2021年，投資性活動佔「一帶一路」計畫的40%，而基礎建設佔60%。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中，約有84%流向了四個地區：東亞27%、西亞22%、撒哈拉以南非洲21%、中東和北非14%。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59%的“一帶一路”項目由政府實體“持有”，私營部門佔27%，其餘為公私合營。大部分「一帶一路」基建工程並不龐大。在2013~2018年間，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項目佔總項目的8%，1億~10億美元的佔32%，而低於1億美元的佔60%。項目涵蓋能源（水電22%、煤炭12%、其他7%）、運輸（鐵路19%、道路7%、港口8%）、製造業（13%）及其他產業（12%）。不過，到了2020年上半年，涉及運輸業的項目佔46%，能源佔19%，房地產佔15%，製造業佔8%，採礦業佔2%。中國的政策性銀行是主要出資者：2013~2018年，國家開發銀行投資1,900億美元，中國進出口銀行投資1,490億美元。 2019年，國內銀行為「一帶一路」投資和基礎建設項目額外提供了1,130億美元貸款，但在此後的兩年裡，每年僅借出60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一帶一路」倡議的五大目標，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具有多維度的面向。「一帶一路」不僅會增加參與國之間的「互聯互通」，還將改變全球投資模式、金融結構，甚至政治關係。中國為何發起「一帶一路」？國際學者對此眾說紛紜，包括中國尋求世界主導地位、實現經濟長期發展和軟實力自信等。他們認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因素包括：緩解工業產能過剩、部署龐大的外匯儲備、人民幣國際化、推廣技術標準、降低供應鏈成本、刺激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保障自然資源獲取、加強能源安全以及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保持持續增長等。而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從支持、熱烈追捧到以「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為主的批評和懷疑都有。那麼，事實究竟如何？本文幾位作者分別在衣索比亞、巴基斯坦和印尼展開實地研究。三國是「一帶一路」參與國，在經濟和戰略上都處於重要位置。本文將以研究為基礎，展開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意義的理論探討。▍三國調查實況埃塞俄比亞被稱為“一帶一路示範國”，中國企業承接了埃塞俄比亞許多大型交通和能源基礎設施項目，埃塞俄比亞自身也希望透過製造業的投資複製東亞工業化的經驗。衣索比亞是非洲第二大人口大國，其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是非洲大陸的非正式“首都”，也是非洲聯盟、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和其他重要機構的所在地。衣索比亞在本世紀迎來了強勁的經濟成長，但也存在嚴重貧困、教育程度低、負債、通膨、戰爭等問題。儘管該國的執政黨希望以中國為發展榜樣，但衣索比亞在軍事和經濟上一直與美國保持一致，因為美國擁有在衣索比亞最大和最富影響力的僑民社區。儘管如此，衣索比亞仍是非洲「一帶一路」的示範國，中國融資和建設了亞吉鐵路（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鐵路）、亞的斯亞貝巴環路和輕軌系統等關鍵基礎設施項目，中國私營企業也在埃塞俄比亞開設了許多工廠。雖然遇到官僚主義障礙、外匯短缺和族群衝突等問題，但中國企業在該國所有外商投資項目中的比例仍穩定上升。衣索比亞利用「一帶一路」來實現本國的發展，沒有跡象顯示中國在衣索比亞的治理中發揮任何決定性的影響。透過綜合資料集，可以看到隨著「一帶一路」計畫的開展，中國在埃塞俄比亞的投資越來越重要。無論是新冠疫情或是衣索比亞內戰都沒有改變這個趨勢。本文作者嚴海蓉和沙伯力訪談的衣索比亞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和學術界人士普遍認為，衣索比亞在與中國企業打交道時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性。同時，我們注意到當地有一些批評意見，人們並不認為「一帶一路」帶來的全是正面影響，但也沒有認同美國提出「中國新殖民主義」和「中國債務陷阱」等論述。美國對衣索比亞政府的製裁，特別是對其出口的影響，可能促使該國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活動在未來幾年內進一步增加。巴基斯坦是中國的“鐵桿朋友”，具有戰略重要性，因為經由巴基斯坦可以不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海域，而且巴基斯坦是“一帶一路”倡議中最大的中國投資接受國之一。中巴經濟走廊被中國領導人稱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排頭兵」項目，它將中國與阿拉伯海連接起來，最終可達中東地區獲取石油供應。關於中巴經濟走廊，巴基斯坦出現了兩派觀點，對雙邊協議的影響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中巴經濟走廊可能為巴基斯坦帶來突破性的發展，期待中巴經濟走廊重振巴基斯坦苦苦掙扎的經濟，解決頻繁停電、缺乏外國投資、長期失業率高企等問題，以獲得能源、經濟和社會多方面效益。例如，到2021年10月，十個燃煤、水力發電、太陽能和風能項目完成建設；連接中國西部和瓜達爾的高速公路將被修建或改善；當地商業活動將透過貿易和至少九個「經濟特區」的創建獲得發展。此外，中巴經濟走廊將為大部分年輕的巴基斯坦人創造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鼓勵巴基斯坦學生到中國學習，並投資於醫療保健和教育設施，它將使瓜達爾從一個沉睡的漁鎮轉變為繁榮的港口城市。這些規劃賦予中巴經濟走廊推動巴基斯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潛力，使其能夠與規模相當的已開發經濟體相提並論。另一種意見則擔心它將是“新東印度公司”，帶來經濟“殖民化”，擔心中國對巴基斯坦的規劃會將其變成一個附屬國，而不是一個興盛獨立的國家。中巴經濟走廊成為「新東印度公司」的可能性取決於軍事、經濟和社會因素。如果把瓜達爾港口變成一個大型海軍基地，那就佐證了中國對瓜達爾的規劃有軍事影響的觀點。已有批評指出中國勞動力在當地受到優待，而許多居民卻被驅趕。有些也擔心中巴之間存在已久的巨大貿易赤字，認為中巴經濟走廊有可能使該國陷入長期的債務陷阱。兩位作者白立邦和阿塔·曼蘇爾基於廣泛的文獻查閱以及與關鍵利益相關者代表的80人次半結構化訪談，認為實際情況介於這兩種極端之間。由於中巴經濟走廊的成果還不確定，我們認為，如果巴基斯坦謹慎地對待中巴經濟走廊，至少會看到就業率上升、能源供應平穩，並透過吸收技術，提升其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並在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中起領導作用，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計畫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在2014年當選印尼總統，他於2019年的連任鞏固了新時期的中印尼雙邊關係。維多多的發展觀體現在一系列旨在透過增加急需基礎設施來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此外，他的“全球海洋支點” （Global Maritime Fulcrum ）計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三大相似之處：首先，印度尼西亞曾是海洋文明的“支點”，有著輝煌的海洋歷史；其次，注重海上貿易和互聯互通，打通世界銀行組織經濟的堵點；最後是增加的能源、交通和商業基礎設施。「全球海洋支點」和「一帶一路」這些宏觀策略的協調，推動了中國企業在印尼的投資。印尼透過引進新的資金、技術和基礎設施來實現國家發展目標。本文作者安吉拉·特里托透過案例分析認為印尼在實操上嫻熟且自主。例如，中國企業資助和建造了幾座煤電廠，大力推動了維多多的35,000兆瓦電站計畫。此外，一家中國和冰島的合資公司接管了一系列管理不善的地熱發電廠，並最終成功運作。中國企業也與印尼的企業聯盟合作興建收費公路和工業園區，在創造就業和促進經濟成長方面貢獻巨大。再者，印尼的莫羅瓦利工業園區（Morowali Industrial Park ）吸引了以全球最大不鏽鋼生產商青山集團為首的中國企業集團超過80億美元的投資。該工業園區目前在東南亞同類工業園區中規模最大，把印尼豐富的鎳資源轉化為不銹鋼這種附加價值更高的產品，顯著改善了印尼的出口結構。另一個由印尼政府主導促成交易談判的例子是雅加達-萬隆高速鐵路，計畫要求中方在技術轉移和勞動力在地化方面做出更長期、更優惠的承諾。為了贏得東南亞第一條高速鐵路的建設合同，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了無須政府擔保的貸款。與其他鐵路建設項目不同的是，在這個項目中，中國企業與印尼企業組建了聯合體，負責建造和運營這條鐵路，為期30年。建設過程中也要為員工提供技術培訓，並成立合資公司來生產機車車輛。中國在印尼的新投資也為兩國的治理帶來了挑戰，由於反華情緒在當地民眾中根深蒂固，中印雙方要迅速調整和適應，以應對不時出現的嚴厲且毫無根據的批評。不過，有時這種批評也有助於改善這類投資的環境與社會治理。兩國政府官員和企業界之間的對話同樣導致多項變革，可以改善印尼眾所周知的煩瑣商務環境。世界體系理論、發展型國家理論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的自主性議題如何理解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與意義？不同的理論會有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世界體系和發展型國家的理論比較有效，但落實到「一帶一路」的具體實踐，也面臨理論創新的挑戰。世界體系理論可以解釋中國創建和協調「一帶一路」計畫的動機，以及其他國家為何接受、支持或反對。發展型國家理論可以解釋彼此差異的參與國如何把「一帶一路」代入本國的發展架構中。（一）世界體系理論根據世界體系理論的劃分，大部分「一帶一路」國家屬於外圍或半外圍國家，它們努力地維持半外圍的狀態，或試圖從外圍走向半外圍。世界體系理論中的核心國家主要指北美、日本和西歐地區，這些經濟體擁有高水準的工業或知識型發展，專注於高技能、資本密集生產，擁有高度的生產力優勢和金融、軍事權力。外圍國家則包括非洲、中東和中亞的許多國家以及一些前蘇聯國家，它們主要從事初級產品出口和低技能、低工資的勞動密集生產。與依附論認為核心國家剝削邊緣國家的方式是從邊緣國家轉移財富和資源不同，世界體系理論強調剝削的形式主要是核心經濟體的企業利用「全球」市場轉移「所有」工人的生產剩餘，核心經濟體的繁榮源於它們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結構上的破壞，從而轉移其剩餘價值。世界體系理論也認識到半外圍國家的存在，包括大部分東亞、拉丁美洲國家和一些前蘇聯國家，半外圍的特徵是同時具有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的一些特徵。相對於核心與外圍，半外圍是最複雜的，正如世界體系理論家伊曼紐‧沃勒斯坦所言，半外圍國家對核心國家來說是外圍，對外圍國家來說又像是核心。中國被認為是半外圍經濟體，但懷抱追趕核心經濟體的野心。有國際金融機構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式的全球化」。中國確實在推動全球化，在依舊由核心國家主導的世界體系中，中國作為一個半外圍大國，透過部分地摒棄美國式的製度統治，推動著全球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內在的不平等和環境危害。 「一帶一路」的特徵是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互相促進，既加強貿易、投資、貸款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進行政治、文化聯繫。中國和其他非核心國家期望由此改善自身的全球地位。然而，認為「一帶一路」旨在透過拆除現有秩序來取代美國，這種假設並沒有依據。美國有分析家聳人聽聞地斷言，中國將「一帶一路」視為通往全球主導地位的路徑，這種說法更沒有說服力。直到2022年，「一帶一路」也只實施了七年，而之前預測2021年是「一帶一路」推廣的最佳時機，也因疫情流行和全球經濟衰退而推遲。世界體系理論至少提供了三種途徑幫助理解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第一，中國從半外圍走向核心的願景可能會助長其日益果敢自信的外交政策。那麼，「一帶一路」的本質究竟是實現全球領導權的宏大策略，抑或僅僅是中國經濟的「空間修復」？一些大型「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透過使貿易運輸路線多樣化，例如通過巴基斯坦到達阿拉伯海，通過東南亞或通過吉布地和埃塞俄比亞到非洲其他地區，確實進一步推進了中國的地緣政治目標，甚至可能是軍事戰略目標。但同時，巴基斯坦和衣索比亞的例子表明，與核心國家在外圍/半外圍地區的活動往往造成去工業化不同，中國的經貿活動沒有在當地造成去工業化，而是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發展目標保持一致。事實上，「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對其他外圍國家的支持，都可以視為中國減少自身經濟外圍特徵的手段。第二，在此背景下，可以看到印尼等國如何運用「一帶一路」計畫來推進本國的發展。外圍國家在尋求進入半外圍，例如埃塞俄比亞力爭在2025年之前進入世界銀行劃定的「中低收入國家」範疇，半外圍國家盡力保持其地位並加強核心經濟力量。第三，無論在經驗上或理論上，透過「一帶一路」計畫的實地調查，可以豐富關於南南投資與合作的研究。核心與外圍國家、核心與半外圍國家的互動已經有較多的理論化探討，但半外圍與外圍國家以及半外圍與半外圍國家的互動則有較多的複雜與不確定性。（二）發展型國家理論率先提出發展型國家理論的是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他研究日本20世紀後期的工業增長，認為日本是一個「理性計劃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將私有製和國家指導相結合」。其他學者很快就採用這個概念來分析其他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和帕特里克·海勒（Patrick Heller）指出，韓國曾經淪為殖民地，“二戰”之後的收入水平甚至低於當時的某些非洲國家，所以韓國比日本更能說明國家的變革性作用。這類學術著作影響深遠，甚至促使世界銀行在1993年發布了《東亞奇蹟：經濟成長與公共政策》。此後發展型國家研究不斷發展。埃文斯提出「嵌入性自主」的概念來描述發展型國家如何與私營部門緊密聯繫，以圖資本利益和國家發展相一致，同時試圖避免成為由政治精英控制關鍵資源、損害社會福利的掠奪型國家。近年來關於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辯論，主要關乎長效經濟發展到底需要怎樣的政治和製度基礎，如何平衡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最近幾年，發展型國家理論被用來分析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研究從發展型國家理論出發，但更為關注參與國政府在選擇和協調「一帶一路」計畫過程中的自主性議題。在參與國，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都與該國內政需求所決定的發展規劃相互交錯。參與國的內政需求來自多種因素，例如影響當地民眾對中國觀感的歷史關係，領導人與本國區域利益、部門利益、社會團體的聯繫，也包括政治選舉的時機。學者認為，政治領袖傾向於優先考慮那些支持其選舉基礎並且對國家發展議程有更廣泛影響的項目。例如，馬來西亞的東鐵項目，連接馬來西亞西海岸最發達的地區雪蘭莪州和東海岸三個欠發達州：吉蘭丹、登嘉樓和彭亨——總理納吉布·拉扎克的故鄉，該項目就是納吉布談判達成的。這三個州是以馬來族為主的地區。透過平權政策吸引投資和成長，為納吉布的「以馬來人為中心」發展願景聚攏了支持者，使得巫統——馬哈蒂爾總統在2018年上台之前馬來西亞長期執政的政黨——與伊斯蘭黨（Malaysian Islamic Party）結成聯盟，後者是巫統在東海岸各州的競爭對手。在印度尼西亞，民族政治的影響使得某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獲得優先考慮，為了消解中國投資敏感性，項目被投放在強硬穆斯林派集中度低、維多多支持者更為強勢的地區。這些地區對佐科·維多多的支持度很高，非穆斯林人口也很多，政府選擇了某些「一帶一路」項目作為國家戰略項目，作為政治競選中可以展示的發展成果。衣索比亞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熱切支持符合其推動衣索比亞成為非洲製造業中心的願景，這個願景還包括使亞的斯亞貝巴成為非洲大陸的「首都」。而在巴基斯坦，如果把「一帶一路」與中巴長期關係放在一起考慮，我們可以更能理解「一帶一路」計畫。實際上，中巴經濟走廊比「一帶一路」倡議更早正式發布。話雖如此，受到政權更迭的影響，中巴之間的良好關係也有天花板。因此，巴基斯坦的發展目標藍圖必然會受到國內政治情勢的限制──也可以說是利用。印尼將國家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結合，積極建立合作機制。維多多的「海上收費公路」構想與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目標一致。從頂層策略來看，兩國成功地創建了營運框架、政策和製度，使大型基建計畫可以完成，讓「一帶一路」成為印尼國家級規劃的推動者。埃塞俄比亞雖然缺乏這樣的頂層合作框架，但它也透過提升制度能力來吸引和管理「一帶一路」資金流，並利用中國的投資推動其工業化發展。美國政府在2019年間試圖將其在非洲的重心轉移到衣索比亞，顯示美國認為衣索比亞加強了其吸收中國投資的能力，因而試圖打破中埃塞聯繫。相較之下，巴基斯坦的情況表明，一些「一帶一路」的參與國，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隨著中國投資的進入，對這些投資的管理工作日漸增多，可能使得當地的官僚機構負擔過重。通常情況下，關於「一帶一路」計畫的選擇和貿易談判，能反映各國在自然資源或特殊技能技術上的資源禀賦。在印度尼西亞，大部分中國投資都進入了金屬和礦產製造業。因為印尼禁止原礦出口，迫使外國企業在印尼投資冶煉廠，而印尼是中國最大的鎳礦來源國。作為冶煉技術的領導者，一些中國公司因此進入印尼。印尼得以調整其出口結構，從出口原料轉為出口高附加價值的工業產品。資源匱乏的衣索比亞在尋求中國和其他製造業投資時，強調了國民對工業生產的適應性，這一優勢中方投資者也非常肯定。參與國的自主性也體現在它們如何透過部署與中國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來實施自身的政治和經濟規劃。印尼的例子表明，維多多政府在雅萬高速鐵路的談判上，平衡了印尼與日本的關係，也利用了中國和日本在高速鐵路技術出口方面的競爭，以避免動用過多的國家預算。衣索比亞官員也明確表示，他們利用跟中國的關係來吸引核心國家的投資和援助。雙向視角，多重關係借助世界體系理論和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分析，不難看到，「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地緣戰略」等針對「一帶一路」的論斷，存在著「想太多了」（陰謀）或「想少了」（片面、單方面）的問題。“想太多了”，是因為這些說法是對“一帶一路”的過度揣度，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中國的領導人也是這種思維，更不應忽視參與國自身的主體性；“想少了”，是因為研究投資、金融、國際關係的專家們可能主要關注他們感興趣的方面，從而偏向於認為只有某方面對“一帶一路”起著決定性作用。但從研究案例來看，「一帶一路」更可能尋求多重目標，而對於這些目標的解讀與實施是多種多樣的。我們的研究展現了研究「一帶一路」更需要雙向視角──尤其是參與國視角。參與國將「一帶一路」倡議嵌入其國家發展議程，用於發揮自身優勢，並將投資引向符合國家利益的領域。在我們看來，「一帶一路」是由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活動、互動、利益交織而成的複雜網絡。同時，我們也認為「一帶一路」具有模糊性和寬鬆性，既有中國國家層面的、更為廣泛的外交目的，也包含了中國各省政府、國有企業的自發行為，以及參與國政府和其他主體的自主驅動因素。在實施「一帶一路」計畫的過程中，中方和參與國各方經歷陡峭的學習曲線，尤其在雙方有較大文化差異且在計畫實施之前接觸有限的情況下。這些困難可能會破壞計畫的實施，甚至導致對「一帶一路」計畫的抗議和批評。中國企業在學習如何與當地的商業夥伴、官僚、工人和客戶更有效地打交道，但這個學習過程需要時間。中方管理者可能很快會對當地政府在許可證、工作簽證、土地使用等方面的緩慢審批以及當地的低效率感到失望。中方管理者也可能受到當地利害關係人不同程度的信任。參與國的多方利害關係人也正在經歷陡峭的學習曲線，包括政治人物、官僚、商人和人民。中國投資的龐大規模是空前的，即使是分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面向多個部門的投資。參與國執行者需要適應中國投資帶來的新現實，而這可能會導致新的政府結構和部門，或現有機構的擴大和調整——像在印尼和衣索比亞發生的那樣。與這些變化相伴的是媒體、政治和公眾對「一帶一路」計畫的嚴格監督，一旦有不透明的程序出現就可能立刻招致批評。有批評指中國的計畫利用當地法律法規漏洞，損害當地環境，有些研究記錄了引發公眾反對或社會抗議的污染性計畫。這反映了客觀存在的矛盾：地方政府的發展重點與民眾的觀點不盡然一致。中國企業應該逐漸體認到，即使某項計畫受到地方政府支持，在實施過程中仍需要盡量保持約束，這也符合自身利益。在2019年第二次「一帶一路」高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承諾推行綠色“一帶一路”，中國政府承諾不在國外新建燃煤電廠。中國政府這樣的承諾和自我約束符合多方的利益。隨著新冠疫情對社會和全球市場帶來壓力，除了經濟目標，發展型國家將社會和環境目標納入其國家議程就變得更加重要。同樣，隨著中國企業扛起「一帶一路」大旗的壓力越來越大，它們必須將社會和環境的目標考慮進去，並與參與國當地的利益相關者協商，優先考慮他們的需求。(文化縱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