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近日發佈新版《國家安全科技戰略》（NSSTS），這是美國政府近年來首次以專門戰略形式系統部署國家安全領域科技政策。戰略明確提出，美國科技領先本身就是國家安全目標，並圍繞“聚焦、韌性、敏捷、安全”四大支柱，引導聯邦研發資源向14個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集中。

2026年4月1日，美國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發射系統”從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航天中心發射升空，執行“阿耳忒彌斯 2 號”載人繞月飛行測試任務。這是美國自1972年以來首次載人飛向月球

此前，美國政府更多從產業競爭、技術優勢或出口管制角度部署關鍵技術政策，此次戰略更突出科技與軍事、安全、產業鏈、人才、資本、國際規則的系統聯動。特別是將人工智慧（AI）、先進製造、半導體、量子、核能、航天、網路安全等技術直接嵌入國家安全戰略，意味著美國科技競爭正從“限制單項技術發展”進一步轉向“重構科技體系競爭”。這一重要變化值得高度關注。

該戰略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牽頭制定，服務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適配《晶片與科學法案》相關要求。其核心定位在於，推動美國科學與技術企業成為支撐美國軍事能力、國土防禦與經濟安全的直接工具，使科技領導力本身成為國家安全目標的組成部分。

從“技術優先”到“國家安全優先”

新版戰略最值得關注的，並非14個技術領域本身，而是美國正在改變確定科技優先事項的邏輯。

過去數十年，美國科技政策更多強調基礎研究自由探索、市場機制驅動與廣泛技術覆蓋。而新版戰略明確要求，美國國家安全科技體系必須做到“聚焦、韌性、敏捷、安全”，使聯邦研發活動直接服務國家安全目標，並通過建設科技人才隊伍、強化研發基礎設施、定向配置聯邦資金、擴大政企合作以及利用盟友能力等方式推進實施。

在“聚焦”支柱下，戰略將戰場主導權明確指向水下、太空與AI/自主系統三大優先領域，同時將空中優勢、遠端精確打擊與C5ISR（指揮、控制、通訊、電腦、網路、情報、監視與偵察）列為關鍵支撐。

“韌性”方面，強調通過前瞻評估、異構冗餘與本土化生產能力，降低關鍵供應鏈對外部衝擊的脆弱性。

“敏捷”層面，呼籲打破傳統避險文化，推廣其他交易授權（OTA）、里程碑固定價格合同與快速迭代機制。

“安全”支柱中，則進一步強化對聯邦資助研究的全周期審查、對外投資限制與敏感資料保護。

從技術領域看，美國進一步聚焦關鍵和新興技術範圍。新版清單包括先進製造與材料、AI與自主系統、生物技術、通訊與網路、定向能、未來計算、高超音速與先進導彈、資訊管理與網路安全、核能、定位導航授時、量子資訊技術、半導體與微電子、感測與特徵管理、空間技術等14個領域。

與2024年18類清單相比，明顯減少了一些商業化程度較高、戰略安全屬性相對較弱的領域，同時強化或新增後量子密碼、整合光子學、高熵合金、二維材料、加固型作業系統等方向。資料中心、電池、增強現實與虛擬現實等此前受關注的領域則被移出。

這體現出美國科技政策思路的重要變化：不再追求覆蓋儘可能多的技術，而是把有限的政府資源集中到能夠改變未來軍事能力、產業競爭力和戰略安全格局的“少數關鍵節點”上。

戰略文字多次強調“可負擔且有效”的解決方案，主張在高精尖平台與大規模低成本智能系統之間實現高低搭配，從而在成本與效能之間取得平衡。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美國發佈的並不只是一張新的技術清單，而是一份試圖重新組織國家科技資源的“作戰地圖”。

從14個領域的內部結構看，美國正在形成以AI為核心、以半導體和先進製造為底座，以量子、核能、航天等前沿技術為支撐的國家安全科技體系。

AI的戰略地位尤為突出。戰略不僅將其列為獨立優先領域，而且明確要求將基礎模型能力轉化為多域作戰優勢，包括感知融合、複雜決策、叢集協同與對抗環境下的魯棒性（用於反映一個系統在面臨內部結構或外部環境的改變時也能夠維持其功能穩定運行的能力）。

半導體則被重新定位為國家安全基礎設施，關注點從先進製程節點擴展到先進封裝、異質整合、專用加速晶片以及光子與二維材料等下一代路徑。

空間技術方面，戰略將競爭範圍延伸至超低地球軌道直至地月空間，強調快速響應發射、在軌服務與威脅對抗能力，直接服務於力量投射與戰略威懾。

由此可見，美國科技競爭的重點正在從“誰掌握某一項先進技術”轉向“誰能夠率先形成跨技術、跨產業、跨軍事領域的系統能力”。這種系統能力不僅依賴單項技術突破，更依賴技術之間的耦合、工程化轉化速度以及與作戰需求的快速對接。

科技、產業與安全政策加速融合

新版戰略的另一個重要訊號，是美國政府正在進一步打通科技研發、產業發展、軍事採購和國家安全之間的政策鏈條。

戰略明確提出要減少過度監管和傳統政策對創新的約束，推動聯邦政府與企業更緊密合作，並改革國防採購機制，縮短新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實際應用的時間。具體措施包括推廣其他交易授權、里程碑式固定價格合同、多方競標淘汰機制，以及允許表現優異的科研人員將部分工時投入國家安全領域的相關攻關。同時，強調更新或廢止過時法規、加速安全許可審查，並在合規前提下拓寬科研人員與作戰需求方的交流管道。

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對科技創新的介入方式正在發生變化——過去更多通過基礎研究投入、科研項目和軍方採購推動創新；如今越來越強調“政府定方向-企業主導創新-資本加速投入-軍方快速應用-政府保護供應鏈”的閉環。聯邦資金被要求更多聚焦私人資本動力不足、但國家安全需求迫切的領域，而在商業潛力明確的方向，則更多依託公私合作與市場需求。

這一變化與美國近年來出台的一系列產業和科技政策形成呼應。從晶片補貼、先進製造投資，到AI基礎設施建設，再到關鍵礦產和供應鏈安全，美國正逐漸形成一個以國家安全為牽引、以產業鏈控製為重點、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政策體系。

戰略還特別提出，要通過持續開展前瞻性技術評估，識別關鍵技術供應鏈中的“單點故障”，評估技術發展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的影響，並提前採取競爭、限制或合作等措施。這意味著，美國對科技安全的理解正在從“防止關鍵技術被別人獲得”轉向“確保關鍵技術體系不會被別人改變”。

新版戰略的另一突出特徵，是更加重視盟友和夥伴科技能力的整合。

戰略明確提出，把盟友和夥伴的科技能力作為美國國家安全能力的“力量倍增器”，擴大在AI、核能、量子、先進通訊、定位導航授時和空間等領域的合作，同時加強科研安全、投資安全和供應鏈安全。戰略還特別提到，美國正與澳大利亞、英國等加強關鍵礦產、能源以及潛艇產業基礎等領域合作，支援通過雙邊技術協議與多邊機制實現標準與規則協同。

這意味著，美國正在嘗試建立一種新的“科技聯盟”模式：不是簡單要求盟友增加科研投入，而是推動盟友在技術研發、產業鏈、資本、人才、出口管制和標準規則等方面進行政策協同。聯盟成員被期望在供應鏈去風險、敏感技術保護與國際標準制定中採取一致立場，從而將美國的技術優勢轉化為更具結構性的體系優勢。

從全球產業鏈角度看，這種模式的影響可能比單邊出口管制更大。如果美國能夠進一步推動盟友在先進晶片、AI、量子技術、高端裝置、關鍵材料等領域形成統一的技術安全標準，全球科技產業鏈就可能由過去以效率和成本為主要導向，進一步轉向以安全和陣營為主要導向。技術標準、投資審查規則與出口管制清單的協同，將使“安全供應鏈”逐步成為部分關鍵領域的常態。

換言之，美國正在努力把自身的科技優勢轉化為“體系優勢”，再把體系優勢轉化為全球科技規則和產業鏈影響力。這種轉化不僅依賴國內政策工具，也依賴盟友網路的制度性協調。

美國新版《國家安全科技戰略》釋放出的一個重要訊號是：科技已經越來越成為國家安全體系的基礎設施，科技競爭正在從“爭奪技術制高點”轉向“爭奪科技體系主導權”。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已建立起絕對優勢。美國同時面臨諸多深層問題——科研生產率下降、產業鏈外移、人才政策與科技開放之間的矛盾長期存在等。美國政府近期強調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但同時又採取提高部分簽證成本、加強科研安全審查等措施，這種“吸引人才”與“限制開放”並存的政策矛盾可能削弱其創新生態。此外，傳統大型國防項目維持與新興低成本智能系統之間在資源分配、監管鬆綁與安全管控上的平衡，仍將是長期挑戰。

從全球視角看，更需關注美國戰略可能帶來的系統性外溢效應：關鍵技術供應鏈可能進一步分化，科技競爭可能從企業層面上升到生態與體系層面，國際科技規則與標準話語權的爭奪也將更趨激烈。總之，技術評估、供應鏈韌性與盟友協同的制度化，正在改變全球科技資源配置的底層邏輯。(環球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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