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近日發佈新版《國家安全科技戰略》（NSSTS），這是美國政府近年來首次以專門戰略形式系統部署國家安全領域科技政策。戰略明確提出，美國科技領先本身就是國家安全目標，並圍繞“聚焦、韌性、敏捷、安全”四大支柱，引導聯邦研發資源向14個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集中。

2026年4月1日，美國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發射系統”從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航天中心發射升空，執行“阿耳忒彌斯 2 號”載人繞月飛行測試任務。這是美國自1972年以來首次載人飛向月球

此前，美國政府更多從產業競爭、技術優勢或出口管制角度部署關鍵技術政策，此次戰略更突出科技與軍事、安全、產業鏈、人才、資本、國際規則的系統聯動。特別是將人工智慧（AI）、先進製造、半導體、量子、核能、航天、網路安全等技術直接嵌入國家安全戰略，意味著美國科技競爭正從“限制單項技術發展”進一步轉向“重構科技體系競爭”。這一重要變化值得高度關注。

該戰略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牽頭制定，服務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適配《晶片與科學法案》相關要求。其核心定位在於，推動美國科學與技術企業成為支撐美國軍事能力、國土防禦與經濟安全的直接工具，使科技領導力本身成為國家安全目標的組成部分。

從“技術優先”到“國家安全優先”

新版戰略最值得關注的，並非14個技術領域本身，而是美國正在改變確定科技優先事項的邏輯。

過去數十年，美國科技政策更多強調基礎研究自由探索、市場機制驅動與廣泛技術覆蓋。而新版戰略明確要求，美國國家安全科技體系必須做到“聚焦、韌性、敏捷、安全”，使聯邦研發活動直接服務國家安全目標，並通過建設科技人才隊伍、強化研發基礎設施、定向配置聯邦資金、擴大政企合作以及利用盟友能力等方式推進實施。

在“聚焦”支柱下，戰略將戰場主導權明確指向水下、太空與AI/自主系統三大優先領域，同時將空中優勢、遠端精確打擊與C5ISR（指揮、控制、通訊、電腦、網路、情報、監視與偵察）列為關鍵支撐。

“韌性”方面，強調通過前瞻評估、異構冗餘與本土化生產能力，降低關鍵供應鏈對外部衝擊的脆弱性。

“敏捷”層面，呼籲打破傳統避險文化，推廣其他交易授權（OTA）、里程碑固定價格合同與快速迭代機制。

“安全”支柱中，則進一步強化對聯邦資助研究的全周期審查、對外投資限制與敏感資料保護。

從技術領域看，美國進一步聚焦關鍵和新興技術範圍。新版清單包括先進製造與材料、AI與自主系統、生物技術、通訊與網路、定向能、未來計算、高超音速與先進導彈、資訊管理與網路安全、核能、定位導航授時、量子資訊技術、半導體與微電子、感測與特徵管理、空間技術等14個領域。

與2024年18類清單相比，明顯減少了一些商業化程度較高、戰略安全屬性相對較弱的領域，同時強化或新增後量子密碼、整合光子學、高熵合金、二維材料、加固型作業系統等方向。資料中心、電池、增強現實與虛擬現實等此前受關注的領域則被移出。

這體現出美國科技政策思路的重要變化：不再追求覆蓋儘可能多的技術，而是把有限的政府資源集中到能夠改變未來軍事能力、產業競爭力和戰略安全格局的“少數關鍵節點”上。

戰略文字多次強調“可負擔且有效”的解決方案，主張在高精尖平台與大規模低成本智能系統之間實現高低搭配，從而在成本與效能之間取得平衡。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美國發佈的並不只是一張新的技術清單，而是一份試圖重新組織國家科技資源的“作戰地圖”。

從14個領域的內部結構看，美國正在形成以AI為核心、以半導體和先進製造為底座，以量子、核能、航天等前沿技術為支撐的國家安全科技體系。

AI的戰略地位尤為突出。戰略不僅將其列為獨立優先領域，而且明確要求將基礎模型能力轉化為多域作戰優勢，包括感知融合、複雜決策、叢集協同與對抗環境下的魯棒性（用於反映一個系統在面臨內部結構或外部環境的改變時也能夠維持其功能穩定運行的能力）。

半導體則被重新定位為國家安全基礎設施，關注點從先進製程節點擴展到先進封裝、異質整合、專用加速晶片以及光子與二維材料等下一代路徑。

空間技術方面，戰略將競爭範圍延伸至超低地球軌道直至地月空間，強調快速響應發射、在軌服務與威脅對抗能力，直接服務於力量投射與戰略威懾。

由此可見，美國科技競爭的重點正在從“誰掌握某一項先進技術”轉向“誰能夠率先形成跨技術、跨產業、跨軍事領域的系統能力”。這種系統能力不僅依賴單項技術突破，更依賴技術之間的耦合、工程化轉化速度以及與作戰需求的快速對接。

科技、產業與安全政策加速融合

新版戰略的另一個重要訊號，是美國政府正在進一步打通科技研發、產業發展、軍事採購和國家安全之間的政策鏈條。

戰略明確提出要減少過度監管和傳統政策對創新的約束，推動聯邦政府與企業更緊密合作，並改革國防採購機制，縮短新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實際應用的時間。具體措施包括推廣其他交易授權、里程碑式固定價格合同、多方競標淘汰機制，以及允許表現優異的科研人員將部分工時投入國家安全領域的相關攻關。同時，強調更新或廢止過時法規、加速安全許可審查，並在合規前提下拓寬科研人員與作戰需求方的交流管道。

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對科技創新的介入方式正在發生變化——過去更多通過基礎研究投入、科研項目和軍方採購推動創新；如今越來越強調“政府定方向-企業主導創新-資本加速投入-軍方快速應用-政府保護供應鏈”的閉環。聯邦資金被要求更多聚焦私人資本動力不足、但國家安全需求迫切的領域，而在商業潛力明確的方向，則更多依託公私合作與市場需求。

這一變化與美國近年來出台的一系列產業和科技政策形成呼應。從晶片補貼、先進製造投資，到AI基礎設施建設，再到關鍵礦產和供應鏈安全，美國正逐漸形成一個以國家安全為牽引、以產業鏈控製為重點、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政策體系。

戰略還特別提出，要通過持續開展前瞻性技術評估，識別關鍵技術供應鏈中的“單點故障”，評估技術發展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的影響，並提前採取競爭、限制或合作等措施。這意味著，美國對科技安全的理解正在從“防止關鍵技術被別人獲得”轉向“確保關鍵技術體系不會被別人改變”。

新版戰略的另一突出特徵，是更加重視盟友和夥伴科技能力的整合。

戰略明確提出，把盟友和夥伴的科技能力作為美國國家安全能力的“力量倍增器”，擴大在AI、核能、量子、先進通訊、定位導航授時和空間等領域的合作，同時加強科研安全、投資安全和供應鏈安全。戰略還特別提到，美國正與澳大利亞、英國等加強關鍵礦產、能源以及潛艇產業基礎等領域合作，支援通過雙邊技術協議與多邊機制實現標準與規則協同。

這意味著，美國正在嘗試建立一種新的“科技聯盟”模式：不是簡單要求盟友增加科研投入，而是推動盟友在技術研發、產業鏈、資本、人才、出口管制和標準規則等方面進行政策協同。聯盟成員被期望在供應鏈去風險、敏感技術保護與國際標準制定中採取一致立場，從而將美國的技術優勢轉化為更具結構性的體系優勢。

從全球產業鏈角度看，這種模式的影響可能比單邊出口管制更大。如果美國能夠進一步推動盟友在先進晶片、AI、量子技術、高端裝置、關鍵材料等領域形成統一的技術安全標準，全球科技產業鏈就可能由過去以效率和成本為主要導向，進一步轉向以安全和陣營為主要導向。技術標準、投資審查規則與出口管制清單的協同，將使“安全供應鏈”逐步成為部分關鍵領域的常態。

換言之，美國正在努力把自身的科技優勢轉化為“體系優勢”，再把體系優勢轉化為全球科技規則和產業鏈影響力。這種轉化不僅依賴國內政策工具，也依賴盟友網路的制度性協調。

美國新版《國家安全科技戰略》釋放出的一個重要訊號是：科技已經越來越成為國家安全體系的基礎設施，科技競爭正在從“爭奪技術制高點”轉向“爭奪科技體系主導權”。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已建立起絕對優勢。美國同時面臨諸多深層問題——科研生產率下降、產業鏈外移、人才政策與科技開放之間的矛盾長期存在等。美國政府近期強調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但同時又採取提高部分簽證成本、加強科研安全審查等措施，這種“吸引人才”與“限制開放”並存的政策矛盾可能削弱其創新生態。此外，傳統大型國防項目維持與新興低成本智能系統之間在資源分配、監管鬆綁與安全管控上的平衡，仍將是長期挑戰。

從全球視角看，更需關注美國戰略可能帶來的系統性外溢效應：關鍵技術供應鏈可能進一步分化，科技競爭可能從企業層面上升到生態與體系層面，國際科技規則與標準話語權的爭奪也將更趨激烈。總之，技術評估、供應鏈韌性與盟友協同的制度化，正在改變全球科技資源配置的底層邏輯。(環球雜誌)

進入2026年，中國成為跨國企業"健身房"的說法日益出圈，意思是跨國企業只要能在中國市場頂住極致的價格競爭壓力和技術迭代速度，就能練就在全球任何地區生存和取勝的能力。

這是企業界談到中國時的話語“風向”，在過去幾年中發生的又一次微妙而深刻的變化。從疫情與貿易戰期間的“去風險”和“友岸外包”，到此後幾年間更加務實的“中國+1”——維持中國核心產能、另建海外備份，再到今天的“健身房”，說明中國已從跨國經營的可選項變為繞不過去的必選項，而中國之於跨國公司的價值，正從“市場之大”切換為“創新之源”。

“健身房”也成為近日舉辦的2026年《財富》世界500強論壇上的熱議話題。

在一場題為“全球化企業的新競合邏輯”的圓桌討論中，四位全球化企業的高管——兩位來自入華經營多年的跨國企業，另兩位來自正大舉出海的中國企業——分享了各自公司如何以“中國速度”反哺全球經營的案例。

從左至右：日產汽車公司執行高管、東風日產乘用車公司總經理關口勳，采埃孚集團執行副總裁、中國區總裁、亞太區營運總裁汪潤怡，廣州工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景廣軍，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廣汽國際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家才及《財富》中國上海執行主編王昉

對此感受最深的當屬日產汽車公司執行高管、東風日產乘用車總經理關口勳（Isao Sekiguchi）。

“過去12個月，我的關鍵詞是‘殘酷’，”他笑著說。

關口勳三年前從東南亞調任中國，親歷了合資車企在華最艱難的轉型期。在中國市場每天三款新車、半年內超500款車型上市的競爭強度下，他試圖帶領東風日產從“全球統一平台”  向本土化研發轉變，大幅提升中國團隊的話語權，不再依賴全球車型緩慢迭代，而是圍繞中國市場需求快速研發、快速落地。

“中國新能源車型的設計以及成本優勢已經重塑了全球汽車行業”，關口勳說。

在這一判斷下，日產將中國列為與日、美並列的三大主要市場之一，並將中國作為創新與出口基地。通過與華為、寧德時代、Momenta等本土夥伴的深度協作，東風日產正在利用中國汽車產業鏈生態，實現快速決策與快速上市。

這種自主權正在轉化為具體的產品力。東風日產N序列純電車型N7從概念車亮相到預訂開啟僅用時12個月，打破了日產全球產品傳統的開發周期；鋒坦皮卡更實現“中國研發、全球驗證、全球銷售”的反向鏈路。2025年，日產還在廣州成立了進出口公司，將中國團隊主導開發的車型直接推向海外市場。

關口勳說，日產正從“在中國為中國”，延伸為“在中國為全球”。

就在合資車企竭力在中國重新站穩腳跟之際，中國車企正在大舉跨出國門。與關口勳同台發言的廣汽集團副總經理、廣汽國際董事長陳家才，試圖為中國車企總結出一套“出海方法論”。

在加入廣汽之前，陳家才曾主導奇瑞捷途的國際化。他將出海概括為三個階段：“走出去靠產品，走進去靠體系，走上去靠品牌。”

他認為，今天的中國車企出海已進入“體系競爭”階段——比的不再是單一產品，而是組織效率、行銷方法論和供應鏈響應速度的整體輸出，前提則是合規與文化融合。

他對“中國速度”有著審慎的定義：它不再是早年粗放式出口的代名詞，而是建立在自主創新、新能源技術積累、完備產業鏈基礎之上的“有質量、有秩序”的全球化能力。

儘管中國車企勢頭迅猛——2026年上半年，中國新能源乘用車佔全球市場份額60%以上——但產業中真正享譽全球、能與日歐百年車企比肩的品牌還不多。

陳家才坦承，日產在中國奉行的“在當地為全球”的做法，值得所有中國車企借鑑。“讓貼近市場的人員來決定市場、來做決策，這是全球化經營中非常重要的一點”。

無論是日產在華的反向輸出，還是廣汽向外的體系複製，都離不開供應鏈的支撐。這場討論中的唯一女性高管——汪潤怡，是德國老牌汽車零配件巨頭采埃孚集團執行副總裁、中國區總裁、亞太區營運總裁。身處中德汽車產業競爭最前線的采埃孚，也最能體會一家跨國企業在中國“健身”的收益與挑戰。

汪潤怡簡述了中國市場對采埃孚的重塑作用：公司前沿產品在華研發周期已從三四年壓縮至12個月甚至更短，800V碳化矽電驅系統、線控轉向系統等前沿技術均選擇在中國首發。

“技術不再只是傳統上從德國或北美傳向中國，現在也可以從中國領先，”汪潤怡說。

但這一過程也充滿張力。作為德國汽車工業的核心供應商，采埃孚正面臨身份上的挑戰：它既服務於奔馳、寶馬等德國傳統豪強，也深度繫結蔚來、小鵬、零跑等正在全球衝擊德國車企的中國新勢力。

在被問道“您跟德國總部有沒有糾結過，某一項德國先進技術到底要不要賣給中國”的問題時，汪潤怡坦言，很多跨國企業對中國經歷了“猶抱琵琶半遮面”到“全面擁抱”的轉變，“企業要追求經濟利益”，雖然當中還是會有一些阻力，“但作為企業家，我們要想著怎麼能讓行業利益最大化”。

當德國工業巨頭在中國重塑自身時，中國工業資本正以另一種方式參與全球競合——不是作為挑戰者，而是作為“連接器”。

同台討論的景廣軍是廣州工控集團董事長。2023年首次躋身《財富》世界500強的廣州工控，通過資本運作控股山河智能、孚能科技、鼎漢技術等多家上市公司，已建構了橫跨高端裝備、汽車零部件、新能源電池的工業版圖。

景廣軍總結了廣州工控的“生態出海”模式，即帶動旗下46個業態、數百家關聯企業協同出海。他說，抱團出海，而非單打獨鬥，可以幫助企業共同應對外部市場從關稅到地緣政治等各種不確定性，保證供應鏈韌性，並形成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他還以旗下鼎漢技術為例，描述了一條“全球併購—本土孵化—反向輸出”的國際化路徑：鼎漢在收購一家德國電源技術公司後，依託中國在高鐵和城軌領域的應用場景與供應鏈完備性，雙方團隊在廣州完成二次開發，將固態電子變壓器產品的成本降低了20%，產品交付周期縮短了50%，“這在德國原來是不可想像的，”景廣軍說。這些性能提升後的產品，如今又反向供應給西門子、阿爾斯通等歐洲工業巨頭。

從日產的在華重構到廣汽的體系競爭，從采埃孚的“中國首發”到廣州工控的生態出海，四種路徑呈現的是一幅充滿張力的競合圖景。全球化的處理程序並沒有停止，但全球化經營的遊戲規則正在被深刻改寫。三十年前，跨國企業向中國輸出標準和經驗；今天，中國市場憑藉體量、速度、成本、創新能力，正在成為跨國經營中的最大變數。  (財富FOR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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