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考公”究竟是一處避風港，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圍城？封面來源｜pexels近來，社交平台上悄然湧現出一批特殊的分享者：他們有著熟悉的亞裔面孔，曬出的工作證卻是澳大利亞聯邦部門的辦公走廊，加拿大省級辦公室的門牌，日本或新加坡政務窗口的工作台。這背後的動因並不神秘。全球有一批公共部門在悄悄打開大門：日本茨城縣取消了部分公務員的國籍限制，新加坡、澳大利亞和奧地利的部分崗位面向外籍人士開放。政策的鬆動撞上了年輕人對“穩定”的集體渴求，催生出一股低調卻迅猛的海外考公熱。但真正有意思的問題在於——當一個擁有中國大廠經驗或海外教育背景的年輕人，真正嵌入另一套國家權力與治理體系時，究竟會發生什麼？帶著這樣的疑問，我採訪了三位已在海外政府部門“上岸”的年輕人：在加拿大邊境小鎮工作的阿玉；因為頸椎病逃離私企、後來進入BC省政府的Astro；以及在美國州政府擔任資料分析崗位的Cosmos。在中文語境裡，“考公”往往意味著在高度集中的招錄體系下，完成一次關於階層、安全感與人生路徑的綜合性躍遷；而在海外，它更像是一場針對具體崗位、高度理性的能力匹配過程。這裡沒有全國統考，卻始終伴隨著語言、文化與身份認同的隱形摩擦。一定程度上，他們的故事破除了關於“上岸”的核心迷思：穩定並非公務員的最終目標，而是支撐個體更好地踐行社會服務的基礎。很多人或許誤解了“上岸”的本質，將目光過度聚焦於個人安穩，卻忽視了全球化背景下職業選擇的複雜性 。“海外考公”究竟是一處避風港，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圍城？答案藏在那些被反覆權衡的工作細節，與被冷靜計算過的未來規劃裡。逃離與上岸加拿大時間下午四點四十五分，阿玉準時合上電腦，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她伸了個懶腰，望向窗外——沒有摩天大樓的遮擋，只有乾淨透藍的天空，低矮的房屋排成整齊的街區，再往遠處，是平坦無垠的平原。與這片開闊景緻相呼應的，是這裡自然放緩的生活節奏。每天四點半一過，同事們便下班走人。 在這個人口不足三萬的邊境小鎮，人們似乎早已達成了一種默契：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不管手頭任務是否完成，到點便坦然切回生活狀態。此刻，阿玉也迎來了自己的自由時光，幾乎沒有加班，也不會被人打擾。她可以去湖邊、去樹林、去小島上，看黑熊和棕熊覓食，觀察鮭魚洄游，看河狸叼著木頭搭壩。阿玉拍下的黑熊，©️阿玉然而，放在五年前，這種不被KPI驅趕、只隨四季流轉的節奏，是深陷加班漩渦的阿玉所不敢想像的童話。那時的她還在國內做廣告，趕方案到凌晨是常態。收入穩定增長，但身體與精神被持續透支。她開始懷疑工作的意義，甚至懷疑消費體系本身：“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消費嗎？”作為廣告人，她的工作是激發人們對某個商品的消費衝動，卻同時在內心生出對虛無的牴觸，渴望一份真正能對社會產生貢獻的工作。偶然的一次機會，聽到朋友移民加拿大的經歷，這給了阿玉新的指引。經過深思熟慮，她決定離開熟悉的一切，飛越幾千公里，前往那個漂洋過海的陌生國度加拿大。與此同時，一個巨大的問號橫亙在阿玉面前：離開了中國、告別了廣告行業的自己，到底還能做些什麼？這幾乎是每一個遠赴海外的年輕人必須直面的生存命題。在一個完全陌生的語境裡，沒有了語言優勢，原有的職業技能也面臨著無法遷移的窘境。畢竟，加拿大的經濟情況與國內截然不同，很可能沒有與自己原本職業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崗位。不確定的焦慮感下，阿玉開始像拆解簡報一樣研究加拿大的新移民政策。她發現了一扇為畢業三年內新移民預留的“窄門”——政府專項實習項目。她也第一次將職業重心對準公共部門：“如果能進入政府體系，把支點放在公共服務上，會不會比行銷更有意義？”帶著這份期待，阿玉於2023年抵達了加拿大的一座邊遠小鎮。她開啟了為期一年的公共管理專業學習，試圖通過這塊學術跳板，換取一張進入政府體系的入場券，為自己的職業轉型鋪路。那是個與她曾經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的小鎮。只有三家一層樓的商場，連lululemon和優衣庫都沒有，Amazon快遞要等四五天。但這一年，她補上了英語寫作能力，也瞭解了當地政府結構與政策流程。這一年裡，阿玉不僅提升了自己的英語寫作能力，還深入瞭解了加拿大政府的結構和政策。2024年1月，她投遞了省政府的實習崗位，雖然漫長的招聘過程讓她一度感到無望，但終於在8月收到了面試結果。面試時，她憑藉充分的準備和臨場發揮，成功贏得了招聘經理的好感，並順利拿到offer。當年9月，阿玉正式入職省政府，也開啟了她的職業新篇章。阿玉所在的小鎮 ©️阿玉招聘體系：一場關於能力的機械化博弈Astro曾在加拿大留學，畢業後進入私企。工作強度不算高，卻因領導層高壓且刻板的管理風格而長期精神緊繃。最終，他的身體先一步拉響警報：頸椎病反覆發作，夜裡疼得難以入睡。他決定找一份對自己身心更加有益的工作。在各大招聘平台中篩選適合自己的崗位，結果發現政府部門的工作一般強度不大，且可以對社會做出一些實實在在的貢獻，完美符合他的需求。而讓Astro意外的是，政府部門對身份的限制並非外界想像中那般嚴苛，只要持有合法工簽，符合崗位的能力對標，就可以申請部分崗位。不過，絕大部分崗位只有公民和永久居民能夠申請。尤其在涉及國家安全與公共利益的敏感領域，各國政府對非本國籍僱員或新移民的准入始終保持審慎。以 Cosmos在美國某州政府擔任的資料分析崗位為例，由於職能涉及當地敏感資訊，其入職門檻遠超常規市政職位，明確不接收非本國籍公民。入職前，Cosmos必須通過兩輪相互獨立的深度背景調查，其推薦人需應對多達40至50項詳盡的問題審查。不僅如此，她還需要在警局進行指紋採集，以便錄入資料並與犯罪資料庫進行比對。入職後，嚴格的合規管理仍是常態：她每年須重新通過安全證書考核（Security Clearance）以維持執業資格，還需定期參與警方組織的公民培訓及跨部門協作課程。在加拿大，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競爭程度絲毫不弱於中國。近年私企裁員潮不斷，許多年輕人掉頭湧向那座曾經並不擁擠的“圍城”。吸引他們的，不僅是朝九晚五的節奏，更是一份在動盪時代格外稀缺的確定性保障。但路徑並不輕鬆。雖然海外政府招聘不設統一考試、採用隨時投遞的靈活模式，卻並未降低門檻，只是把競爭拉長成一場漫無止境的拉鋸。在加拿大，普通政府職位的錄用比維持在約50:1，而熱門崗位甚至出現2700人爭奪2個名額的“地獄模式”。在LinkedIn等平台，一個崗位發佈一小時，申請人數便能破百。難度雖高，機會仍然存在，與國內偏愛“名校光環”或“檔案履歷”不同，加拿大政府更強調崗位能力匹配。Astro提到，投遞的簡歷中約定俗成地不會出現照片、性別、年齡等資訊，候選人也不會被當面詢問婚育狀況等隱私資訊。“政府會列出四五項核心能力（Competencies）。”阿玉說，“他們不看你從幾月到幾月在那家公司，而是看你如何證明自己具備這些能力。”為此，她不得不把廣告行業的工作經歷“拆解重組”，不再按時間線羅列，而是按能力模組重新編排，模組下必須配套對應的實踐案例。面試過程同樣嚴謹。阿玉在面試前一天拿到題目，憑藉在大廠積累的提案經驗，整理了一個邏輯清晰的演示。面試官一般拋出四個問題，每個回答都必須精準契合崗位要求的核心能力。儘管她性格內向，卻需要在短時間內呈現專業與熱情並存的狀態。面試後還有筆試，而她一年來高強度的公文寫作訓練在此刻發揮了作用，40分鐘內順利完成文案。“我申請的崗位，兩千多人投遞，只有一個名額。”阿玉回憶道。經歷長達半年的等待後，終於在8月收到錄取郵件。相比之下，目前就職於BC省政府公共服務崗位的Astro所面臨的競爭稍弱一些，他猜測，可能有上百人投遞簡歷，簡歷初篩後仍有七十餘人進入筆試，名單公佈後大概有二三十人進入面試，最終僅錄取一人。Astro的辦公桌 ©️小紅書帳號：加拿大公務～員濾鏡之外：海外公職體制的隱形暗面與自我博弈當“海外政府工作”被等同於穩定、安逸與高薪時，身處其中的人卻在切身感受著濾鏡背後的真實紋理。這種生活並非只有湖邊的日落。在平靜的水面下，同樣存在著制度的冷峻、文化的錯位以及個體精力的消耗。外界對海外公職的認知往往帶著“終身保障”的濾鏡，認為這是一座可以避開經濟波動的堡壘。然而阿玉在近距離觀察後發現，在全球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政府體系並非真空地帶。隨著財政收緊與開支縮減，裁撤與最佳化的陰影已經開始浮現。風險有著明確的優先順序：臨時工、短期合同工或固定期限僱員正面臨“合同到期即終止”的壓力。雖然終身制員工目前尚能維持穩定，但縮編的危機感已成為內部頻繁討論的話題。如果說穩定性正在經受考驗，那麼晉陞機制則展現了這套體系中某種透明而冷酷的邏輯。Astro 提到，在這裡，想要升職需要自己按部就班重新申請崗位進行筆試面試，基本不存在由於領導賞識而產生的破格提拔。在官方語境中，“公平與平等”是核心準則，這意味著所有崗位空缺都必須面向社會公開招錄。無論你在部門任職多久，只要想申請更高職級，都必須和外部更年輕、背景更亮眼的競爭者回到同一起跑線上，重新經歷投遞、筆試和面試。這種程序雖然捍衛了公正，卻也剔除了人情溢價，讓每一次職級躍遷都變成了一次極度消耗精力的重新應聘。在制度的剛性之外，個體的焦慮往往源於更深層的文化習慣。入職一年後，阿玉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態中。一方面，輕鬆的工作氛圍和足以支援旅行的薪水讓她感到滿足；另一方面，她卻時常感到難以言喻的緊繃。這種壓力並非來自外部的考核，而是源於內化的東亞式成功敘事。當同事們面對未完成的任務能輕鬆說出“明天再說”時，阿玉仍會為了截止日期把自己逼到極限。那種必須不斷進取、證明自己的心理慣性，讓她在加式的節奏中顯得格格不入。她逐漸意識到，成長的下一階段並非提升技能，而是如何與內心的成就執念達成和解。©️阿玉即便在崇尚公平的體制下，權力的摩擦依然存在。Cosmos在美國某州政府擔任資料分析崗位已經兩年了，儘管她強調大部分共事的同事都很友好，但依舊無法避免來自上層領導的擠壓。她的某位上司從不給出明確的修改方向或偏好標準。沒有具體的目標、沒有衡量的尺度，也沒有可執行的建議。無論下屬做出多少版本，得到的反饋永遠只有“我不喜歡”“不對”“重來”，卻沒有任何可落地的指引。這就導致他們部門的人員流動性比較大，3年內走了三十多個人（還是新冠期間人心惶惶的時候），其中不乏快要退休的60+的同事。有些跳槽去了附近的大學，有些跳去了臨近的公共機構。不僅如此，Cosmos還在試用期時，她也在辦公室好幾次看到資深員工被領導氣哭的場面。“所以大家基本上是，硬著頭皮熬過工作日，用休息時間來治癒‘傷痛’的循環。”Cosmos說。另外，被阿玉和Astro所稱讚的工作強度不大、休息時間長的另一面，是整個體系辦事流程的低效。Cosmos 發現，某些同事實際辦事時的荒誕細節不斷刷新她的認知。某次，她為財務部更新軟體，卻發現部門主管對業務基礎一問三不知，其程度近乎“廚師分不清麵粉”。這種專業上的錯位，使得執行層的努力往往只能引起微小的水花，隨即便被巨大的體制慣性吞沒。在這種長期的失望與落空之後，大部分老員工的心態逐漸演變成一種“人淡如菊”的防禦機制。那種不患得患失的背後，實則是內心的某一塊已經變硬，不再輕易被環境觸動或動搖。這種心態的轉變，其實是對無法改變現狀的一種無聲妥協。Astro也表示，現在的工作確實挑戰性不大，和自己的興趣愛好不是很符合。不僅如此，海外政府招聘新移民或者外國人也面臨著更宏觀的環境挑戰。阿玉觀察到，國際學生通過開放工簽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客觀上增加了就業競爭的烈度。然而，政策風向正在發生轉變，加拿大政府正在討論收緊學生簽證，未來可能會大幅減少開放工簽的數量。類似的情況也在歐洲上演，荷蘭教育部門已開始要求高校減少招收國際生。全球範圍內對國際人才的接納度都在收緊，這直接指向了本地社會的深層矛盾。在加拿大，社會輿論對國際學生和外籍勞工的湧入存在廣泛不滿。民眾認為大量人口流入搶佔了初級崗位，並進一步加劇了住房危機。目前，房價飛漲與住房供給不足以成為該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海外華人的“上岸”不再僅僅是個人職業選擇的成功，而是一場在政策變動、文化摩擦與社會牴觸的夾縫中，重新定義生活坐標的持久戰。上岸不是終點經歷了制度的洗禮與職業身份的重塑後，這群“海外上岸”的人終於在各自的坐標系裡安頓下來。然而，這種安頓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一勞永逸”，而更像是在動盪的時代洪流中，為自己爭取到的一段中場休息。對阿玉來說，這份政府工作只是她人生的一個過渡階段。得益於她此前從事廣告行業積累下的儲蓄，她計畫在幾年後辭去公職，直接進入退休生活。在她看來，海外的“公務員”職位更多是一種戰略性的停靠站，讓她能夠從消費主義的壓力中平穩過渡，而非最終的職業終點。Cosmos的選擇則不同，她將大部分精神內耗都轉向了個人成長。工作之外，她積極營運自媒體，舉辦社交活動，在現實與虛擬空間裡拓展自己的人生寬度。她對未來有著清晰的規劃，計畫至少做滿五年的公職工作，這是因為只有繳滿5年的費用，她的養老帳戶才能累積有效記錄。滿足年限後，無論後續跳槽到私企還是其他政府部門，到了法定退休年齡（目前約 65 歲，個別情況可至 62 歲），都能持續領取養老金。要是中途退出，帳戶就達不到領取門檻，退休後一分錢都拿不到，所以干滿 5 年才最划算。但這五年絕非終點。她知道，公職並非她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對於Cosmos來說，這份工作更像是她人生藍圖中的一塊基石，為她提供了穩定的支援與保障，而未來的路依然充滿無限可能。相比之下，Astro 的心態則帶著一絲謹慎。對他而言，這份工作並非為了追求榮耀，而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外界的干擾，以及能讓自己的身體有持續更好的休養。他深知，自己的生活仍然在隨時變化的社會背景下繼續推進，但在此時此刻，他終於擁有了可預見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感為他提供了重新審視未來的勇氣，比如，未來或許可以嘗試一下自己喜歡的職業：演員。他們的故事拼湊出了一種新的“上岸”圖景：在全球化的浪潮和不穩定的現實之間，這些年輕人選擇通過進入公職體系，為自己搭建一套可以抵禦風險的結構。在這套結構裡，他們暫時卸下KPI和績效焦慮，重新獲得時間、生活與選擇權。至於未來，他們會在何時離開、去向何處、如何再度出發——已經不再由外部敘事決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裡。 (36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