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問題
美國頂流商場“猝死”實錄:從年入8億美金到93%空置,只用了3年……
2025年,如果你去美國舊金山市中心最大的地標購物中心“舊金山中心”(San Francisco Centre),就像一座後末日電影裡的“鬼城”。圖片 | 來自網路光潔的大理石地板上,迴蕩著空曠的腳步聲,取代了往日鼎沸的人聲。曾經琳瑯瑯目的櫥窗,如今只剩下一張張“誠招租戶”的告示,在空調風中微微顫動。資料顯示,這座名為“舊金山中心”(San Francisco Centre)的商業巨擘,110萬平方英呎的廣闊空間,空置率已飆升至驚人的93%。更令人咋舌的是,它的估值在最近一個季度再次暴跌25%,自疫情以來,總價值蒸發了近72%,從4.5億美元的巔峰跌至1.28億美元的“白菜價”。這個曾經的“灣區心臟”,匯聚了全球頂級品牌與洶湧人潮的商業聖地,為何會在短短幾年內心跳驟停?它的隕落,僅僅是一個商場的悲歌,還是預示著一個時代的落幕,以及對所有現代城市發出的一個嚴峻警告?01 從“城市客廳” 到“商業廢墟”上世紀80年代末,這座垂直的超級商業綜合體在舊金山市場街拔地而起。它不僅僅是一個購物場所,更是一個建築奇蹟和城市活力的象徵——八層樓高的宏偉結構,與灣區捷運系統(BART)無縫銜接,將城市的脈搏與商業的繁華緊密相連。在它的鼎盛時期,這裡是名副其實的“應有盡有”:美國高端百貨巨頭諾德斯特龍(Nordstrom)的旗艦店,佔地35萬平方英呎,每年吸引著超過1000萬的訪客;布魯明戴爾(Bloomingdale)、梅西百貨(Macy's)等巨頭環繞;從頂級珠寶、潮流服飾到日用潮玩、美食廣場,永遠排著長隊,人們在這裡品嚐著灣區的多元文化。尤其在21世紀的頭十年,隨著Twitter、Salesforce等科技巨頭在附近崛起,舊金山中心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它成了科技精英們午間喘息、下班社交的“第二辦公室”。據公開資料,其年銷售額一度突破8億美元,平均租金高達每平方英呎150美元,位列全美最貴商圈之一。然而,衰敗來得如此突然——觸發點就是2020年的疫情。接下來,支撐其存在的幾大需求支柱在短時間內被系統性地抽離了。首先是核心客群的物理性消失。舊金山中心的商業模式,高度依賴於市中心金融區和科技公司聚集區帶來的龐大“工作日客流”。這一客群具備高密度、高頻次、高消費能力的特徵。然而,疫情後科技行業大規模、永久性地轉向遠端及混合辦公模式,直接導致了這一核心客群的物理消失。資料顯示,舊金山核心辦公區的空置率長期維持在35%以上,這意味著每天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潛在消費者不再出現。這是對傳統市中心商業邏輯的釜底抽薪。購物中心作為一種物理空間,其價值根植於特定地理位置的人口聚集效應。當這種聚集效應因工作模式的根本性變革而瓦解時,購物中心的商業基礎也隨之崩塌。其二是電商洪流的無情碾壓。亞馬遜、TikTok Shop,以及各類即時配送服務,早已將消費場景從物理空間轉移到了指尖的螢幕上。疫情期間被強化的線上購物習慣,在後疫情時代得以延續和深化。消費者們發現,他們不再需要忍受交通擁堵、尋找停車位,就能獲得幾乎所有商品。實體零售,尤其是像舊金山中心這樣依賴“一站式購齊”傳統模式的大型商場,其核心優勢被徹底削弱。當購物本身不再具有必要性,商場如果不能提供購物之外的獨特價值,就只能被無情地拋棄。此外還有舊金山這座城市的治理問題:眾所周知,商業的繁榮,離不開城市提供的安全、潔淨、便利等“公共產品”。近年來,舊金山市中心的公共安全問題、日益嚴重的無家可歸者現象以及毒品危機日益嚴峻。根據2025年的一項研究,舊金山在全美主要城市的“步行安全”排名中墊底。這種安全感的缺失,嚴重侵蝕了商業環境的根基。企業因盜竊頻發而關門,消費者因擔心安全而遠離,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購物中心並非一個孤立的商業孤島,而是城市生態系統的一部分。當整個生態系統出現問題時,身處其中的商業體也無法獨善其身。最後,是沉重的經濟負擔。一方面,舊金山的商業地產稅率在全美名列前茅,加上高昂的人工和營運成本,讓商戶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另一方面,隨著空置率的飆升,商場為了吸引租戶,不得不降低租金。據統計,區域內平均租金已下跌超過15%。收入在減少,成本在上漲,這對於商場的持有者——加拿大地產巨頭Brookfield來說,是一場財務噩夢。02 重塑三大維度“舊金山中心”(San Francisco Centre)的困境,迫使我們去思考:未來的城市商業空間,應該是什麼樣子?它可能是一場從功能、營運到戰略三個維度的系統性重塑。方向一:功能重塑從“零售容器”到“城市多功能體”這是最基礎的變革,回答的是“這個物理空間到底用來做什麼?”的問題。核心是徹底打破以零售為主的單一功能定位,將購物中心從一個“消費場所”改造為一個復合的、高價值的“城市功能節點”。1, 承載城市基礎功能:將商業空間的一部分,轉化為滿足城市剛需的公共或半公共產品。中國城市,尤其是新城區,普遍存在公共服務設施不足與商業空間過剩的矛盾。將部分商場空間,特別是高樓層,改造為青年公寓、人才驛站、社區醫療中心或養老服務設施,不僅能盤活閒置資產,更能直接回應城市發展的剛需。這種做法能形成穩定的內生客流,從根本上改變商場單純依賴外部流動的脆弱性,甚至能反過來提升周邊住宅區的長期價值,形成良性循環。2, 提供高階體驗內容:當商品消費可以被線上替代,線下空間的核心價值就在於提供無法被覆制的體驗。比如引入沉浸式戲劇(如劇本殺、密室)、親子成長樂園、新型運動業態(如室內滑雪、衝浪)等,這些業態的特點是“時間消費”而非“商品消費”,能有效拉長顧客停留時間,並滿足細分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3, 鏈入前沿產業價值:購物中心的地理位置和空間體量,使其具備了與新興產業結合的潛力。例如,與地方政府合作,引入新能源汽車的城市展廳與交付中心;承接生物科技、人工智慧等硬科技企業的展示與孵化空間;或利用建築優勢建設城市資料中心、直播基地等。這種轉型,不僅能獲得更多元化的收入,也更容易與城市發展規劃相結合,獲取政策支援。方向二:營運重構從“流量邏輯”到“社群邏輯”當空間的功能被重新定義後,第二個變革隨之而來,回答的是“我們如何與人建立關係?”的問題。核心是徹底摒棄過去那種粗放的、匿名的“流量思維”,轉向更精細、更具粘性的“社群化營運”。1, 營運目標轉變:從“交易轉化”到“關係沉澱”。 過去的目標是讓儘可能多的人進來花錢。未來的目標是,識別出核心的使用者群體,並通過持續的互動和服務,與他們建立長期的、有情感的連接。例如,開闢空間用於社區團購的集中存取、老年大學的興趣課程、上班族的午間休憩等,讓商場成為一個高頻使用的“社區客廳”。消費,只是這種深度關係下的一個自然結果。奧斯汀的一所學校與商場的結合↑2, 營運手段轉變:從“促銷驅動”到“內容驅動”。 社群的維繫不靠打折,而靠持續輸出有價值的內容。這意味著營運者需要像一個“主理人”一樣,定期策劃和組織讀書分享會、農夫市集、獨立設計師快閃、主題沙龍等活動。這些活動的核心不再是短期引流,而是塑造空間的文化氣質,增強社群的凝聚力和歸屬感。方向三:戰略再造從“同質化平台”到“差異化目的地”在功能和營運都完成升級後,第三個變革是頂層戰略,回答的是“我們在市場中到底是誰?”的問題。核心是徹底擺脫“什麼都有”的同質化定位,通過極致的差異化,將自身打造為不可替代的“目的地”。1:深度的在地化(Localization)。這意味著放棄追逐國際標準化的連鎖品牌,轉而深度挖掘所在地域的文化基因。每一個城市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基因,這正是差異化的富礦。例如,在西安,可以深度融合唐文化元素;在成都,可以放大“慢生活”與茶館文化;在景德鎮,可以打造以陶瓷為主題的藝術商業空間。將商場與城市IP、國潮(Guochao)文化、本土老字號深度繫結。當一個商業體成為城市文化的名片時,它就擁有了獨一無二的身份。2:極致的垂直化(Verticalization)。這意味著聚焦特定的興趣圈層或亞文化,放棄大眾市場,在一個細分領域做到極致。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任何一個“小眾”圈層都可能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例如,圍繞電競(E-sports)文化,打造集賽事、直播、體驗、社交於一體的專業場館;聚焦潮玩(Designer Toys),建構從設計師孵化、新品首發到二手交易的全鏈條平台;或是服務於龐大的“鏟屎官”群體,提供從寵物零售、醫療到高端寄養、主題社交的一站式解決方案。當一個空間成為某個社群的“精神家園”時,它就能吸引跨區域的、高忠誠度的目的性客流。03 每一次危機都是重生的契機舊金山中心,這座矗立在市場街上的“鬼城”,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這個時代深刻的變革與挑戰——那些曾經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城市生活方式,如朝九晚五的通勤、周末擁擠的商場、以消費為核心的城市中心,正在被重新定義。它可能成為一個垂直的村落,一個創意的搖籃,一個連接人與人的社區。最終,決定它命運的,不是冰冷的資本或無情的市場,而是我們對於“城市”和“生活”的全新想像。城市和商業,都是一個複雜的有機生態系統。任何試圖通過簡單、宏大的“頂層設計”來取代其自然生長過程的做法,都可能在長期埋下隱患。對於存量的購物中心而言,放棄對過去輝煌的幻想,徹底重塑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內容價值,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對於未來的城市規劃者而言,回歸對人性和商業規律的尊重,培育一個更多元、更有韌性的商業微生態,遠比建設下一個宏偉的“水泥盒子”更加重要。畢竟,一座城市的靈魂,最終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所定義的。 (TOP創新區研究院)
40天,美國冷靜了
“希望美方以這次會談為基礎,與中方繼續相向而行,徹底糾正單邊加稅的錯誤做法……”瑞士當地時間5月12日上午9:00,《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一出,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發表談話指出:“美高額關稅嚴重損害雙邊正常經貿往來,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本次會談達成了聯合聲明……美方取消了共計91%的加征關稅,中方相應取消了91%的反制關稅;美方暫停實施24%的‘對等關稅’,中方也相應暫停實施24%的反制關稅。這一舉措符合兩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期待,也符合兩國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 《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發佈美方能“徹底糾正單邊加稅的錯誤做法”嗎?很難。對國際貿易的警惕,對經濟全球化的敵意,可以說是川普執政的突出特徵。2017年開始的第一任期裡這只是小試牛刀,2025年重返白宮後明顯變本加厲。無疑,美國與世界經濟的關係,正經歷深刻的變化。持續成為輿論焦點的“川普關稅”,迫使人們思考:變化是如何發生的?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界貿易體系?5月8日,美國率先與英國就關稅貿易協議條款達成一致,4天後又宣佈與中國互相取消91%的加征關稅,但與其他各國的博弈還在繼續,目前還看不清最終的定局。然而,如果把時間維度拉長,還是能看出一些局勢演變方向的蛛絲馬跡。這裡面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在過去20多年裡,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距離在悄然變遠。換句話說,美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結程度在變弱。但另一方面,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掌控欲卻在增強。這種奇怪的邏輯,在川普2.0時代達到極致。如今川普政府極端的政策措施,正在衝撞現存的世界貿易秩序,以美國優先的名義。美國在“退場”“川普關稅”讓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狠狠刷了一把存在感。但很少人關注到,美國經濟與世界的聯結度在逐步減弱。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2021年於《外交事務》雜誌刊文指出:“與普遍認知相反,過去20年來美國總體上呈現的是從國際經濟舞台退場的態勢。”根據世貿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資料,全球貿易額佔全球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38.6%增加到2008年的60.7%,這也是經濟學家們所稱的超級全球化時期。之後,這一比例下降,但大多數年份保持在55%以上。而美國這一比例的峰值是2008年(30.9%),此後的10年裡,有9年都在30%以下。● 2022年-2025年,世界各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對於美國這一比例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打對折”的現象,亞當·波森在文中做出瞭解釋:“作為一個龐大、發達、多元,且與世界其他地區因大洋而相隔的國家,美國的貿易依存度低於全球平均值也屬正常。”但他同時指出,美國的開放速度不與世界大體上保持同步,這裡面並沒什麼根本上的必然性。貿易協定(含自貿協定)的數量,是檢驗國家與外部經濟聯結度的又一重要指標。根據世貿組織的資料,2000—2023年,美國簽署的貿易協定數(14個),明顯落後於歐盟(49個)、中國(22個)和日本(19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的“退場”趨勢更加明顯。2008—2023年,世界範圍內新簽署的貿易協定總數是186個,其中亞太地區佔比45%,歐洲是30%,美洲是15%(美洲地區主要的活躍者是拉美國家)。這段時間,美國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如果不算2020年重談的美墨加協定,美國最近一次簽署自貿協定還是在2012年(與阿曼)。對於大型經濟體來說,吸納的綠地投資的數量,是檢驗其經濟開放性的重要指標。根據美國經濟調查局公開可查的資料,2014—2023年這10年間,美國吸納的綠地投資除了2014年和2015年,絕大多數年份都沒有突破100億美元,2019年甚至降到40億美元。其中,2017—2020年川普第一任期裡,年均只有60億美元。拜登政府上台後,頭三年年均回升到80億美元。同一時期,經濟體量只有美國約七成的歐盟,年均吸納的綠地投資卻是美國的三倍多。亞當·波森把美國的這種現象解釋為“從全球經濟一體化中抽身”,認為原因在於“接連出台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大幅提高了技術轉讓與外資持股面臨任意限制的風險”。● 美國及歐洲發達經濟體接受的綠地投資趨勢《金融時報》旗下“外來直接投資情報”去年11月的文章提到,2023年全球綠地投資總額是1.38兆美元,而總部位於美國的企業的對外投資額全球佔比,從歷史峰值的30%降到14%的歷史新低。這意味著,美國企業的海外足跡出現了變少的趨勢。文章在分析原因時認為,美國一方面持續加碼對外投資限制,另一方面不斷強化本土投資激勵措施。政策回應失當無論怎麼解釋為何川普兩度入主白宮,都不能迴避一個具有強大解釋力的原因:他通過講述因經濟不平等而對現狀不滿的故事,對選情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經濟不平等、貧富分化助推民粹主義崛起,這已成為理解美國政治變化的常識。根據聯準會的資料,美國收入最高的1%群體在總收入中的佔比,自1995年突破15%後一直保持增長,並在2010年以後穩定在18%以上。也就是說,美國富有群體的財富長期保持增長勢頭。另一組資料顯示,從2009年到2023年,經濟發展收益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非常明顯。一種解釋是在收益分配中,資本對勞工形成碾壓態勢。根據聯準會的資料,美國87%的股票和基金為最富有的10%群體持有,底層50%群體持有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美國不同收入群體的家庭財富分佈情況,收入最高的1%群體一直保持增長貧富差距擴大本質上說是個內部治理問題,但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卻把由此積聚的社會不滿歸咎於外部世界對美國的“不公”。亞當·波森把這個邏輯總結為一個“三段論”,即助推川普當選的民粹主義怒火,主要源於經濟地位的滑落;而經濟地位的滑落,又主要是因為自由放任的全球競爭政策;如果要贏得民粹選民的支援,最佳策略就是堅決抵制不受約束的全球競爭。川普的關稅戰,就是這個邏輯的極致演繹。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政策回應並非川普的專利,他只是在操作上更為極端。換句話說,對於美國應該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有著所謂的“共同認知”。美國經濟學者小羅傑·弗格森和馬克西米利安·希波爾德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分析稱,過去十年間美國政策制定者逐漸形成共識,轉向強調產業政策與供應鏈安全的經濟議程,這一轉向很大程度上是對經濟相互依存弊端的反應。“其結果是,兩黨紛紛轉向產業政策與貿易限制,以期創造更多本土製造業崗位,降低美國對他國的依賴。”相比拜登政府推出“近岸”“友岸”政策,引導製造業流向美國能掌控的貿易對象,川普更進一步,想實現“在岸”,把美國所中意的製造業“搬到”美國。如果說拜登政府的“近岸”“友岸”屬於有限掌控,那麼川普政府的“在岸”可以說是終極掌控。這種政策思路不僅極端,而且根本不親民。● 美國推出各項政策促進製造業回流在某些學者看來,美國把國內經濟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客觀上掩蓋了在回應經濟全球化上的政策失當。亞當·波森認為,正由於美國對國際競爭參與度的減弱,國內矛盾才日趨極化。“相比其他那些普遍擴大了全球經濟參與度的高收入民主國家,美國承受著更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和政治極端主義。”他認為,美國這些年在趨向保守主義,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正是發生在美國逆全球化潮流而行之際,充分說明保護主義並非解決問題之道”。亞當·波森指出了這樣一個現象,即“過去20多年來,美國一直在退出全球經濟體系,在此期間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經濟活力持續衰退,國內不平等現象加劇程度遠超那些堅持開放的經濟體”。他認為,美國現在需要的不是什麼領導世界,而是一劑“追隨者精神”的猛藥,“要看到全球範圍內的同行與競爭對手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得更為出色”。印度經濟學者拉古拉姆·拉詹也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部分國家已學會了如何與國際市場力量共處,比如北歐國家通過企業、工會與政府的三方協作,確保勞動者在全球競爭或自動化浪潮淘汰舊崗位時,能獲得新就業所需的技能,而美國在這方面的幫扶措施卻相形見絀。這又回到了內部治理問題。對美國來說,問題或許沒那麼深奧:應對經濟全球化衝擊,為什麼別國能行,美國就只是滿臉怒氣?掌控,力不從心“奪回控制權”,是英國脫歐公投前的一句響亮口號。英國脫歐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認為歐盟的規章制度束縛了手腳,讓自己喪失了掌控感。對英國來說,歐盟就是一個區域性的全球化體系,英國想通過退出體系來重獲掌控感。這番操作的效果如何?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英國GDP的世界佔比,從脫歐前2015年的3.88%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3.18%。無論怎麼分析大不列顛“縮小”的原因,其與身邊龐大的單一市場歐盟拉開距離,肯定是繞不開的角度。與英國“同出一脈”的美國,也在演繹類似的劇情——想通過拉開距離來重獲掌控感。美國沒有舉行聲勢浩大的公投,但四年一度的大選起到了類似的效果。川普在競選中把貿易和關稅作為重要議題並能重返白宮,已經很能說明問題。與英國相比,美國的劇情脈絡只是更不易察覺,或許連自己都沒意識到。而且,美國依然龐大的經濟體量與獨特的影響力,意味著它的這種“退場+掌控”波及的將是整個世界貿易體系。美國的“退場”,早在川普第一次入主白宮時就已出現,“掌控”甚至來得更早。歐巴馬政府時期高調推進但後來胎死腹中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目的就是要獲得掌控,用歐巴馬的話說是“由美國來主導21世紀的路線和規則”。而拜登2020年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為何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的文章,勾勒出“領導世界”的藍圖。如今已悄無聲息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可以說是拜登政府“掌控”的實踐。●2023年11月,拜登(左)在印太經濟框架峰會上發表講話與前任們相比,川普的關稅戰演繹的是“退場+掌控”的升級版。關稅是一種貿易壁壘,如果川普政府談成的貿易協議大面積維持高關稅,就是在拉開美國與世界的距離。與此同時,川普的掌控欲明顯更強,希望每個談成的貿易協議裡,美國都佔據主導位勢。“加強版”的效果,有可能適得其反。首先,如今的美國,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其他國家會主動臣服在美國的高壓之下。小羅傑·弗格森和馬克西米利安·希波爾德認為:“美國主導的後冷戰單極世界正轉向多極化,沒有國家再自然而然地進入華盛頓的勢力範圍。”其次,美國的“退場”導致其大棒在變細。多年的“退場”意味著,美國對貿易的依存度在降低,換句話說,美國在關稅戰中的脆弱性相對低一些。但這背後,是美國全球經濟影響力的整體衰退,較之過去幾十年,如今世界其他地區已形成更龐大的貿易圈,為有意擺脫華盛頓強權操縱的國家提供了替代選擇。這意味著,華盛頓在貿易問題上迫使別國把美國作為“必選項”的能力在降低。最後,或許也是最關鍵的一點,那就是沒有美國的參與,世界貿易將繼續前行。牛津大學經濟學者恩蓋爾·伍茲今年5月在《沒有美國的世界秩序》一文中指出:“如果華盛頓執意採取如此極端的舉措,也未必會導致經濟秩序崩塌。相反,這些行動反而可能促使其他國家重新審視國際制度框架,無論是通過改造現有國際組織,還是另闢替代性合作機制。”她在文章中以19世紀的“歐洲協調”為例,論證在沒有霸權國的情況下,“當國家間存在共同利益或需要共同防範風險時,完全能夠自主建立有效合作機制”。其實,沒有必要把歷史追溯到那麼遠。對美國來說已經不存在的TPP,在亞太地區繼續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形式存在,已經很有說服力。現在更值得探討的是,歷史上的“歐洲協調”,有沒有可能在更多領域、更大範圍出現? (最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