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相貌不佳者進行歧視的現象十分普遍，且被廣泛容忍。 插圖：Jackson Gibbs 2007年，英國哲學家米蘭達·弗瑞克出版了一本名為《認識論不公：權力與知之倫理》的書。從哲學角度而言，這本書一炮而紅，因為它精準地指出了一個長期以來難以言說的問題。弗瑞克寫道，試想一下，如果你目睹了一起犯罪事件，卻因膚色原因而發現警方不願採信你的證詞；又或者，你正遭受著某個掌權者的折磨，卻連向他人——甚至向自己——都難以清楚地解釋自己究竟遭到了怎樣的不公待遇。（你或許會聯想到《廣告狂人》中的那些女性，她們雖遭上司性騷擾，卻苦於沒有“性騷擾”這一概念來精準表達自己的遭遇。）弗瑞克認為，這兩種傷害看似迥然不同，實則密切相關，因為它們都與知識息息相關。在第一種情形中，你明明掌握著某些真相，卻無人肯傾聽；而在第二種情形中，你甚至難以完全認清自己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一切。無論那種情況，你都在遭受一種知識上的不公正，這種不公正限制了你能傳達的內容、他人願意傾聽的程度，以及你對自己和自身處境的理解能力。 自弗瑞克的著作問世以來，克服偏見與歧視的努力已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面貌。在這一最新階段，許多過去難以言說的傷害如今有了明確的名稱，從而得以更好地識別和應對。（我們如今談論“男性主導式解釋”、“微侵犯”和“煤氣燈效應”。）那些原本可能未曾意識到彼此共通之處的群體——例如神經多樣性人士，或診斷存有爭議的患者——如今已形成身份認同，並找到了團結一致的理由。為自身所遭受的傷害找到一個恰當的名稱，往往能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生活；當新的群體開始積極發聲時，整個社會也會隨之發生轉變。然而，追求認知正義的過程也存在一種風險，即心理學家尼克·哈斯拉姆所稱的“概念蔓延”——即“對傷害概念的逐步擴展”。某些人眼中充滿解放意義的新術語或新類別，或許並不完全反映內在的真實狀況。（並非所有診斷存有爭議的患者都面臨同樣的困境。）而一種嶄新的身份認同，也可能帶來一些難以輕易擺脫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