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近期的暴力“執法行動”在全美多個城市激起連續抗議示威活動。綜合美國《國會山報》等多家媒體報導，當地時間1月29日，美國歌手Lady Gaga在東京巨蛋體育館舉行的巡迴演唱會上突然暫停表演，就ICE在美國國內的執法行動發表講話，她譴責ICE人員對明尼阿波利斯市“無情且有針對性”的佔領行動，該行動因古德和普雷蒂兩名美國公民被槍殺而引發全球關注。報導稱，Lady Gaga在現場對觀眾說：“我想花點時間談談對我來說極其重要的事，這對全世界、尤其是當下的美國人來說都非常重要。”她接著說：“再過幾天我就要回家了，但想到全美各地的民眾、兒童和家庭正被ICE無情攻擊，我的心就隱隱作痛。我想到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想到他們的生活正在我們眼前被摧毀。”Lady Gaga說，她特別關注明尼蘇達州的情況，以及“所有身處家鄉、生活在恐懼之中、苦苦尋找答案、不知該如何是好的人們”。在演唱《Come to Mama》前，她將這首歌獻給“所有正在遭受痛苦、感到孤獨無助的人，所有失去摯愛、艱難度日、望不到盡頭的人”。當地時間1月29日，美國歌手Lady Gaga在東京巨蛋體育館舉行的巡迴演唱會上就ICE在美國國內的執法行動發表講話。圖源：美媒視訊截圖美媒稱，Lady Gaga在結束日本站的巡演後將返回美國，並計畫出席2月1日的格萊美頒獎典禮。報導稱，她是繼歌手比莉·艾利什、凱蒂·佩裡等之後，又一位公開譴責ICE移民執法行動的美國歌手。古德和普雷蒂兩名美國公民分別在1月7日和1月24日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聯邦移民執法人員槍擊身亡，兩起事件在當地以及全美多個城市激起了連續抗議示威活動。1月30日，美國明尼蘇達州、馬薩諸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等多地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抗議暴力“移民執法”。 (紅星新聞)

Immigration agents have become Donald Trump’s personal posse這對美國而言是一大隱患，對他本人亦然聯邦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與抗議者對峙攝影：David Guttenfelder/《紐約時報》/ Redux / Eyevine2026年1月28日聯邦政府對明尼阿波利斯的“圍剿”仍在繼續，但過去幾天，真正陷入圍攻的卻是唐納德·川普發起的那場旨在驅逐美國境內非法移民的“震懾與敬畏”行動。1月24日，抗議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這場驅逐行動的主導機構——執法行為的兩名美國公民蕾妮·古德（Renee Good）和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先後遭槍殺，引發全國範圍的憤怒，令川普政府節節敗退。1月27日，針對明尼阿波利斯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伊爾汗·奧馬爾（Ilhan Omar）——右翼眼中的眼中釘——的襲擊事件，更進一步強化了公眾的印象：明尼阿波利斯局勢正危險地失控。川普已憂心忡忡，緊急派遣其“邊境沙皇”湯姆·霍曼（Tom Homan）接管湧入該市、搜捕無證移民的大約3,000名特工。負責此類流動突襲行動的邊境巡邏隊官員格雷戈裡·博維諾（Gregory Bovino）則被遣返回加州家中。“博維諾非常能幹，但他是個相當激進的人，”川普1月27日對福克斯新聞表示，“在某些情況下這挺好，但也許在這裡並不合適。”總統還致電明尼蘇達州民主黨州長蒂姆·沃爾茲（Tim Walz）安撫情緒——而司法部正在調查後者是否密謀阻撓該州的移民執法行動。此處正發生著某種變化政府對這兩起槍擊事件的說法也發生了轉變。在事件細節尚不清晰（許多細節至今仍模糊不清）之際，官員曾毫無證據地指控古德女士是“恐怖分子”，普雷蒂先生意圖“屠殺執法人員”。如今，川普卻哀嘆兩人的死亡：“兩人都很慘……太令人難過了，”他在福克斯新聞中說道。不幸的是，古德女士和普雷蒂先生並非首批在民主黨城市遭移民特工槍殺的平民。但他們的死亡被視訊記錄下來，並在轉瞬之間傳遍全球。超過半數美國人表示自己看過這些致命槍擊的片段。公眾得出的結論部分取決於其政治立場。例如，僅3%的民主黨人相信國土安全部（DHS）的說法——即古德女士當時正要駕車衝撞開槍的ICE特工；而持此看法的共和黨人高達53%。然而，對川普大規模驅逐行動的不安情緒正持續上升。去年，當DHS（ICE與邊境巡邏隊的上級部門）在洛杉磯加強突襲行動之際，川普處理移民問題的淨支援率便已跌入負值區間，且至今仍在下滑（見圖表1）。對於一位在過去11年間、歷經三次總統競選和兩屆政府、始終將移民問題作為其標誌性議題的總統而言，這種逆轉無疑令人警覺。川普承諾將“稍微降級事態”，但迅速否認自己是在退縮。過去一年，他不僅指示移民執法機構採取更強硬手段，更徹底重塑了這些機構——大幅增加撥款，從而顯著擴大其規模與能力。ICE與邊境巡邏隊如今已儼然成為一支只聽命於總統、可肆意妄為的私人武裝或民兵組織。明尼阿波利斯的槍擊事件揭示了這一演變之迅速及其後果之致命。如今的問題是：鑑於對公共秩序及自身民意支援度的明顯風險，川普會將其准軍事化實驗推進到何種地步？ICE與邊境巡邏隊均於2001年“9·11”恐襲後被劃歸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DHS）管轄。邊境巡邏隊原本規模更大：直至2022年，其一線執法人員數量仍是ICE的約三倍。ICE的職責之一，是追捕那些已離開邊境區域的非法移民。然而，數千名特工根本無法應對數百萬生活在美國的無證移民。因此，順應時代潮流，ICE將重點放在公共安全上：搜尋並驅逐外國罪犯。然而，其性質始終模糊不清即便如此，ICE仍是政治上的導火索。當民主黨籍前總統巴拉克·歐巴馬推動驅逐人數增加時，一些左傾城市便出台了“庇護城市”條例，限制與聯邦移民執法合作。這類政策在川普首個任期內迅速擴散。進步派人士甚至喊出“廢除ICE”的口號，而是否解散或重組該機構，也成為202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一道政治試金石。“即使在平靜理性的時期——而當前顯然不是——ICE的政治化程度也高到無論你做什麼，全國一半人都會恨你，”一位前DHS官員表示。川普決定派遣由博維諾領導的邊境巡邏隊協助ICE突襲行動，以加速驅逐處理程序，此舉進一步加劇爭議。這些特工受訓於沙漠與山地追捕走私者，而非保障抗議者的公民自由。他們比普通警察擁有更大的盤查權，但法律僅允許其在距國際邊境100英里範圍內行使——而明尼阿波利斯遠在此範圍之外。該機構最精銳的“BORTAC”特遣隊，形同特種部隊。普雷蒂先生的槍手之一正是邊境巡邏隊特工。攝影：Eyevine川普政府已對這些機構進行“超級強化”。去年7月通過的《大美麗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為移民執法撥款高達1700億美元——超過多數國家的軍費開支。過去一年，ICE規模翻倍有餘，新增12,000名驅逐特工，且仍在擴張，以簽約獎金和學生貸款償還援助吸引新人。DHS似乎有意招募政治傾向鮮明者。例如，ICE與邊境巡邏隊去年12月均在“美國節”（AmericaFest）——一場公開親川普的右翼大會——設攤招人。ICE招聘網站寫道：“美國已被罪犯與掠食者入侵。我們需要你把他們趕出去。你不需要本科學位。”其社交媒體招聘帖中甚至包含“狗哨”暗示，如“美國男人，何去何從？”（影射一本白人至上主義書籍）和“摧毀洪流”（一款關於外星寄生蟲入侵的電子遊戲口號）。新兵僅接受42天速成培訓。一位前ICE官員稱，其中許多人是前警察或退伍軍人，但也有人此前從未摸過槍。相比之下，南卡羅來納大學犯罪學家亞歷克斯·德爾·卡門（Alex del Carmen）指出，地方警察通常需長達一年訓練才能上街執勤。從某種層面看，這支新手隊伍的部署確有成效。據“驅逐資料項目”（Deportation Data Project）分析政府資料，川普任期前九個月，經ICE逮捕後的周均驅逐人數增長逾四倍，達每周6,000人。“街頭逮捕”（區別於從監獄提走非法移民）數量更是飆升（見圖表2）。然而，古德與普雷蒂之死暴露了特工濫用武力的問題。去年至少32人在ICE羈押期間死亡，為2004年以來最高。今年1月公佈的一份屍檢報告顯示，被關押在德州布利斯堡（Fort Bliss）的古巴移民赫拉爾多·盧納斯·坎波斯（Geraldo Lunas Campos）系被獄警殺害——而ICE此前聲稱其自殺身亡。與此同時，DHS已大幅削弱內部監督機制。去年，朱莉·普拉夫西克（Julie Plavsic）被迫退休，因川普幾乎完全撤銷了該部的民權與公民自由辦公室。她描述道，在古德與普雷蒂被殺後，前同事們普遍感到“震驚、恥辱與難以置信”。“這一切都是史無前例的，”她補充道。事實上，美國歷史上不乏享有極大自由裁量權卻缺乏監督的邊疆執法者。1918年，德州騎警曾屠殺一個偏遠村莊15名手無寸鐵的居民，事後謊稱死者死於槍戰。1894年，格羅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總統不顧伊利諾伊州州長反對，派遣軍隊與聯邦法警赴芝加哥鎮壓鐵路工人罷工。法警缺乏應對城市騷亂的能力，導致至少30人死亡。美國當局也曾利用私人武裝實施暴力鎮壓。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政客們默許實業家僱傭平克頓偵探社（Pinkerton Detective Agency）以武力破壞罷工。近一個世紀裡，南方民主黨人對三K黨恐嚇並私刑處死黑人公民的行為視若無睹。但上述任何團體，無論規模、裝備還是組織性，都無法與今日不斷膨脹的移民執法機構相提並論。ICE與邊境巡邏隊的擴張，對美國而言尤為反常——因為總統在國內執法事務上通常權力有限：警察受地方政客監督，軍隊在國內部署則受法律嚴格限制。事實上，移民執法機構爆炸式增長且似乎只對川普一人負責，已引發焦慮的批評者斷言：他正在打造一支准軍事力量，以恐嚇政治對手，甚至可能干預11月的中期選舉。畢竟，川普曾煽動暴徒衝擊國會大廈，試圖推翻他輸掉的選舉結果。今年，他可能聲稱移民試圖非法投票，在投票站部署凶神惡煞的ICE特工，以此恐嚇支援民主黨的少數族裔不敢出門投票。儘管美國制度遠比其他國家健全，但ICE的部署仍存在令人不安的迴響：從5萬美元簽約獎金，到副總統J.D.范斯（J.D. Vance）曾宣稱（後有所軟化）ICE特工對其執法行為享有“絕對豁免權”。非政府組織“危機組織”（Crisis Group）的伊萬·布裡斯科（Ivan Briscoe）指出，國家滑向準軍事化的三大警示訊號：一是政府將武力作為首選而非最後手段；二是內部紀律機制失效；三是執法力量將當地平民視為“敵方支援網路”——尤其當兩極分化嚴重的政客如此描述他們時。這份清單與明尼蘇達州近期事件的呼應令人尷尬。但危言聳聽者忽略了並非所有國家機器都聽命於川普的事實。法院最終可能遏制ICE最惡劣的越權行為。地方政府因近期事件，可能更不願在移民問題上與聯邦合作。國會民主黨人威脅若不約束ICE就迫使政府停擺。明尼蘇達人持續的和平抗議與公民抗命，反而因移民特工的殘暴戰術而愈發堅定。然而，很難否認的是：無論結局如何，ICE針對明尼阿波利斯等傾向民主黨的城市的“迫害”，更多出於政治動機，而非真正遏制非法移民。若真以最大化驅逐為目標，ICE應瞄準無證人口眾多的州和城市。然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對2023年（最新可用資料年份）的估算，明尼蘇達州僅有約13萬非法移民，在全美50州中排名第24位。緬因州（DHS正開展“每日捕獲行動”）估計僅有1萬名無證移民。“我們已從專業執法轉向政治操弄，”南卡羅來納大學犯罪學家傑佛瑞·阿爾珀特（Geoffrey Alpert）表示。所謂ICE在追捕“最惡劣的罪犯”之說，實屬無稽。事實上，其甄別標準正大幅降低：拜登離任時，ICE逮捕對象中有62%為定罪罪犯；到去年11月，該比例已降至30%。川普移民政策設計師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推動該機構設定逮捕配額以提升驅逐人數，導致大量看似無害的老人、甚至兒童，以及實際上合法居留美國的人士遭到拘留。那邊有個持槍的人過去一年，霍曼還暗示，因民主黨城市拒絕讓ICE進入其監獄，該機構不得不訴諸街頭突襲。1月25日，川普呼籲國會禁止此類政策。然而，至少部分“庇護州”允許地方官員在個人犯下重罪時配合移民特工。此外，明尼蘇達州並無全州性庇護法律，儘管明尼阿波利斯市拒絕配合ICE要求羈押已被地方拘留的移民。對ICE聚焦左傾城市的更合理解釋是：政府希望激怒抗議者使用暴力，從而為部署聯邦特工提供正當理由，並強化鎮壓訴求。數月來，米勒一直將阻礙移民特工的抗議者稱為“叛亂分子”和“本土恐怖分子”，或許正為總統援引《叛亂法》以獲得在國內部署軍隊的權力鋪路。川普自首個任期起便對這一想法躍躍欲試。他一貫以“國家緊急狀態”或“感知到的國家威脅”為由攫取非常權力——其大部分關稅政策正是基於此邏輯。去年，他更以“委內瑞拉幫派入侵美國”為藉口，援引一項18世紀法律，以獲取更大權力驅逐在美外國人。但如果目標是動員擔憂治安的選民，並將民主黨描繪為罪犯的捍衛者，那麼明尼阿波利斯行動似乎適得其反。YouGov民調顯示，普雷蒂死後，支援廢除ICE的美國人多於反對者，包括47%的獨立選民。川普近期語氣的轉變或許只是策略性佯動，但從政治角度看，真誠的轉向或許對他更有利。■ (邸報)

芝加哥都會區新生命中心（New Life Centers of Chicagoland）的首席執行官馬特·德馬泰奧（Matt DeMateo）用一句話概括了“中途閃擊行動”（Operation Midway Blitz）對他所服務移民群體的衝擊:“我做這項工作已經二十五年,從未見過如此恐懼。”當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大規模出現在芝加哥時,移民社群立刻陷入恐慌。孩子不敢去上學,父母不敢去上班,許多家庭甚至害怕去教會做禮拜。對新生命中心來說,這場危機成了行動的號角。正如德馬泰奧在電話中對我所說,在新生命中心,他們彼此追問的那個問題是:“不論發生什麼,我們要怎樣團結起來,把鄰舍照顧好？”新生命中心成立於二十年前,源自新生命社區教會。這是一家在芝加哥地區擁有二十多個聚會點的非宗派教會。最初,新生命中心以非營利機構的形式創立,旨在回應教會所在街區居民最迫切的需要。以此為起點,它不斷發展壯大,而且只要街坊鄰居提出新的需求,新生命中心就會設立新的項目來回應。正如德馬泰奧告訴我的,他們的導師輔導計畫目前服務大約600名兒童。另外還有一項運動項目,涵蓋了約2500名青少年,他們參加籃球、壘球、棒球等各類運動。這些孩子中,有相當一部分生活在全市最危險的一些社區裡。新生命中心也致力於社區和平建設工作。志工們走上街頭巡邏,努力建立人際關係,為失業者提供支持,並盡力預防暴力發生。德馬泰奧在接受芝加哥當地電視媒體WGN 新聞頻道採訪時表示,截至今年目前為止,芝加哥“小村莊”（Little Village）社區的槍擊案和兇殺案數量已經下降了80%。新生命中心也為成千上萬的人提供食物。德馬泰奧估算,每個月大約有一萬人在這裡得到吃的。其中許多人會來到新生命中心的「Pan de Vida 生鮮市集」。在這裡,家庭每個月可以來兩次,免費領取新鮮食物和農產品。市集的佈置刻意做成普通雜貨店的樣子,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食物賑濟站,讓有需要的家庭在一個溫暖、有尊嚴的環境裡挑選食品。當大批移民在2022 年開始搭乘巴士抵達芝加哥時,新生命中心再次出手相助。德馬泰奧告訴我,一車車移民從德克薩斯州被運來,在芝加哥市內被隨意丟在不同地點。新生命中心騰出一座倉庫作為應急物資庫,又設立了一個「落腳區」來接待新抵達的人,並幫助大約六千名移民住進配備家具的公寓。在《利未記》中,上帝對他的子民說:“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的神。”照顧外來寄居者,是聖經中最明確的誡命之一。而當下時代一大令人悲哀的事實,是有數以百萬計的基督徒在歡呼喝采,支持政府對移民實施殘酷的鎮壓。但並非所有基督徒都如此。在天主教與新教群體中,有許多信徒主動站出來,努力以尊嚴、憐憫和尊重來對待移民。新生命中心的部分工作確實獲得政府資助,但德馬泰奧告訴我,在“中途閃擊行動”期間剛開始援助移民家庭時,他們完全是憑藉自己的力量行動,並未動用任何政府資金。新生命中心本身也有工作人員被ICE 帶走。用德馬泰奧的話說,那些人本來是移民社群的「心跳與命脈」,如今卻被強行帶走。有些家庭與親人被拆散,苦苦打聽親人被關在何處。於是,新生命中心的同工親自走進移民的家門。他們送去食物,送去尿布,也盡己所能幫助這些家庭尋找失散的親人。美國的故事遠談不上完美,但如果說在我們的歷史中有一個始終不變的特質,那就是每當這個國家滑入黑暗,總會有來自美國自身的光亮站出來回應。戴著面罩的ICE 執法人員以其​​強硬的行動登上新聞頭條。然而,與這些頭條對照著,同樣重要的是另一個故事:那些志願者用自己的時間、財力和友誼實踐“愛鄰舍”的上帝誡命。我的家人如今住在芝加哥,我們搬來這裡,是為了離兒孫更近。我們親眼看見這座城市正經歷艱難時刻。但芝加哥的居民給了我們希望,新生命中心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給了我們這樣的希望。他們理應得到我們毫不吝惜的支持。大衛‧弗倫奇（David French）是《紐約時報》觀點版的專欄作者,主要撰寫法律、文化、宗教和武裝衝突相關議題。他曾參加「伊拉克自由行動」（,也曾是一名從事憲法訴訟的律師。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是《分裂,我們必然墜落:美國分裂威脅及如何修復我們的國家》（“Divided We Fall: America's Secession Threat and How to Restore Our Nation”）。拓展閱讀從執法擴張到司法反制：ICE 拘押新政與聯邦法院的製度博弈如果你這幾個月只是掃一眼新聞標題，大概會以為移民議題只剩下邊境鐵絲網的空拍照片、北方城市為安置新到移民而爭執不休的預算聽證，還有誰在競選集會上把「驅逐」喊得更響一點，再加上一串關於ICE 突擊行動的快訊。美聯社報導，原本例行、甚至被視作“配合當局”的移民報到，如今越來越多地演變成高風險的計算題，有人在辦公室走廊等號時被當場帶走，有人是在被告知“符合更寬鬆項目條件”後遭到拘押；在紐約、邁阿密到菲尼克斯的移民法庭門口，聯邦探員成批在聽證結束後把人押上車，背後是一輪顯然經過協調的全國性抓捕；而在加州，即便州法明文禁止在州法院實施移民執法，媒體仍反复記錄到ICE人員在法院周邊埋伏逮捕人；芝加哥的「中途閃擊行動」則在短短幾個月裡帶走了數千人，整片拉美裔社區的街道與店鋪陷入低迷與恐慌。然而，在這些高對比的新聞畫面之外，還有一條幾乎完全在視野邊緣運行的故事線正在展開。故事的主角不是總統、部長或市長，而是很少上頭條的組合：一邊是負責執行這一整套拘押新口徑的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另一邊是分佈在全美各州的至少二百二十五名聯邦地區法官。前者藉著對一條舊法新解，悄悄把可以被拘押的非公民範圍推到幾乎無上限；後者則在一件又一件並不起眼的個案中，用長篇細密的意見書一遍遍寫下同一個結論，這樣的擴張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把這兩條線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只是一場關於移民拘押政策如何被重新武裝的行政故事，更是一場關於聯邦法院如何用手裡的案卷，把行政權拉回法律軌道的製度故事。在執法層面，ICE 正在執行的是川普政府對一部近30 年歷史移民拘押條款的「激進再解釋」。行政部門把「那些非公民可以在遞解程序進行期間被無保釋拘押」的範圍，幾乎推到了最大化的邊界。結果是，原本已經在美國境內長期生活的數十萬、甚或上百萬人，被重新暴露在隨時可能被移民逮捕和長期拘押的風險之下，這種風險在今年夏天之前，從現實角度看並不切近。大量逮捕發生在ICE 辦公設施或法院：當事人本是按要求來做例行報到，或參加庇護、身份申請的下一步程序，卻在現場被帶走。一旦被關進拘押設施，他們不再有機會向移民法庭申請解除拘留或獲准保釋。行政當局把這一切包裝成「強制拘押」的擴大版本，並以相對低調的方式在七月開始推行，但在效果上，這一「靜悄悄」的變更與美國各城市正在上演的ICE 突擊行動中的大規模逮捕高度同構，相當於透過行政詮釋，把原本針對有限人群的拘押條款，變成「範圍極廣的製度範圍」。與此相對，在司法層面，聯邦地區法院幾乎形成了一個跨地域、跨意識形態的「反制合唱」。自七月以來，至少有225 名聯邦法官在700 多起個案中裁定，這項新拘押政策很可能違反移民法本身以及憲法所保障的正當程序權利，且非法剝奪了當事人向移民法庭申請解除拘押、獲准保釋的機會。這些法官由近代歷任總統任命，其中包括數十名川普自己提名的法官，分佈在逾三十個州；與之相比，全國範圍內支持政府新政策的法官只有個位數。更重要的是，這些判決並非簡單「蓋章式」結論，而是在許多個案中形成了內容紮實、論證完整的長篇意見書，系統拆解行政部門的法律解釋何以偏離條文與先例。紐約南區的劉易斯·卡普蘭法官不僅在一份33 頁的裁決中嚴詞否定該政策，還在附錄中列出本院同僚作出的三百五十餘份類似裁決，把這種「基層司法共識」集中呈現出來。此前十個月，作者已經多次記錄聯邦地區法院通過禁令、強制令等「強制性救濟」約束川普政府其他政策的情形；此次不同在於，當前大量案件形式上是個人尋求從拘押中獲釋的程序性申請，而非直接起訴政策本身，但即便如此，在極短時間內爆發出的密集訴訟，以及來自不同地域、不同光譜的地方法官最近，加州中區的桑夏因·賽克斯法官更是就這項拘押政策，在至少“確認性救濟”這一層面認證了全國範圍的集體訴訟，把原本零散的“個案救濟”整合成有望在上訴法院、乃至最終在最高法院形成統一法律定性的全國性程序平台。整體來看，ICE 在新口徑下的執法，體現出行政部門在移民議題上的高度擴張與強硬，而來自聯邦地區法院的密集判決和程序創新，則體現出數百名聯邦法官正通過個案裁決、集體訴訟資格認證和確認性判決，聯邦法院得以持續而有力地把行政權力拴在既有法律與正當程序的軌道之內。(一杯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