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能源有那些值得特別關注的技術進展？這個市場如何才能達到更平衡的供需關係？相關各方如何更好地合作？在10月17日於上海舉辦的2024年《財富》中國500強峰會上，“新能源來到新的十字路口”的圓桌討論環節，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副總裁錢晶、美的光伏總經理劉意、施耐德電氣高級副總裁、戰略與業務發展中國區負責人、商業價值研究院院長熊宜，以及通用電氣能源投資（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GE Vernova 燃氣發電服務中國區總裁許欣與《財富》中國高級編輯劉蘭香一起探討了以上問題。以下是經過編輯的對話實錄。

10月14日，中國光伏行業協會舉行防止行業“內卷式”惡性競爭專題座談會。18日晚間，該協會發文稱，低於成本投標中標涉嫌違法，並指出“0.68元/W的成本，已經是當前行業優秀企業在保證產品質量前提下的最低成本”。這折射出以光伏為代表的新能源行業所面臨諸多挑戰中的一個切面——產能過剩的“魔咒”。

從左至右依次為：通用電氣能源投資（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GE Vernova 燃氣發電服務中國區總裁許欣，施耐德電氣高級副總裁、戰略與業務發展中國區負責人、商業價值研究院院長熊宜，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副總裁錢晶，美的光伏總經理劉意以及《財富》中國高級編輯劉蘭香。

Q  劉蘭香：說到新能源就肯定要談光伏，晶科能源是光伏領域的領軍者，在技術方面也一直保持領先的地位，先請錢晶總談一下，您怎麼看待當前光伏技術的發展趨勢，以及晶科在技術方向上有什麼樣的規劃？

錢晶：光伏技術其實很樸素，衡量的唯一標準就是LCOE(度電成本）。能源除了清潔不清潔，本質就是成本，就像中東的石油運到全世界都是一樣的，主要看它的價格。而決定度電成本的關鍵是電池底層技術。光伏技術這幾年的發展趨勢是，從原來單純追求高功率、高效率，到現在要追求單瓦發電量。舉個簡單的例子，原來我們注重一畝地能插多少秧苗，現在我們看重這畝地有多少畝產量，這就要依靠底層技術進步和迭代。

目前來講，N型TOPCon技術被認為是進一步增加單位面積發電量、降低度電成本最近、最快的一條路，TOPCon理論極限效率是28.7%，晶科實驗室效率超過26.5%，量產效率超過了25.5%。我們每年以0.5-0.7%左右的速度無限接近28.7%這個理論極限效率，未來3-5年它仍會是一個主流技術。從今年的出貨量來看，TopCon已經佔了行業市佔率的70%-80%左右。之後它將作為一個平台技術。

TOPCon之後大家關注的是鈣鈦礦技術，但為什麼不能直接從現在的N型技術直接到鈣鈦礦？因為雖然鈣鈦礦理論極限的效率可能在40%-50%左右，但它只能在一個很小的面積上（實現），就像一張圖片放大後像素會降低或會變得模糊，40%這樣的效率如果到目前常規電池尺寸後效率會急速下降。另外它還存在一個更致命的問題，就是衰減大、穩定性比較差。現在來單純的鈣鈦礦技術能工作五年左右，可是我們的光伏要工作30年以上。所以以TOPCon作為底層技術，同時鈣鈦礦+TOPCon疊層電池將會是下一代的技術。目前晶科也在鈣鈦礦疊層電池上做研發，效率達到33.4%以上了。同時從鈣鈦礦晶格上做工程改良之外還要解決的問題是，典型的鈣鈦礦甲銨碘化鉛不穩定情況下會釋放鉛等有毒物質。所以（鈣鈦礦）並不是簡單的說供應鏈不完整的問題，還有技術方面的缺陷。

Q  劉蘭香：是的，原有技術和新的技術之間可以有中間地帶。技術的突破對新能源發展也確實很重要，施耐德電氣在技術創新方面有那些佈局，尤其在中國市場？

熊宜：我們也在新能源賽道上長期做了投入和研發，包括能源管理、電力電子技術等。新能源正在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傳統的能源架構和環境裡，能源轉型不僅僅是提高新能源佔比，其內涵正從“供給側”拓展到更廣泛的“需求側”，需求側的微電網構架是未來需要關注的重點之一。一個工廠、一個園區、或者一個商業樓宇，充電場站、高速服務區面向的每一個使用者都是一個微電網。在這個微型電網的結構下，怎麼借力數位化技術，從使用者側更高效的使用光伏發電，以及更好的協同儲能系統和使用者側的負荷等等，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方向。

除了接入新能源，傳統的電力裝置層面提高能效也很關鍵。比如，我們的電力以前是交流為主，現在資料中心、充電樁等等場景都是直流，在這個過程中減少發電側和用電側的交直流轉換可以提升能效；以前變壓器的材料以金屬為主，而現在用碳化硅等新材料新技術，也可以大幅度提升效率。

同時，成本也是一個產業難題，我們需要幫客戶平衡短期和長期成本的挑戰。以上這些是我們現在在中國，包括全球重點關注的領域。

Q  劉蘭香：新能源從發電到使用者側中間還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展開。美的集團對技術也非常重視，這些年還加大對新能源的投資，包括光伏領域，美的為什麼會切入這個領域，以及你們在這個領域有什麼核心的優勢？

劉意：大家一想到美的都會想到美的是家電公司，實際上美的是2B和2C並重的一家企業。我們的業務類股是“1+3+N”，其中“1”是智能家居事業群，大家瞭解的家電模組都在這裡，大概2000多億的規模；“3”和“N”都是2B的生意，“3”是新能源與工業技術，還有樓宇科技，包括電機、大型的冷凍機組和空調，以及機器人和自動化，這三塊也有一千多億的規模。還有一個“N”，就是智慧物流、智慧醫療，都是2B的生意，去年有3700多億的規模。這幾年每年集團的增長都是個位數或者是剛剛達到兩位數，如果要繼續增長就一定要進入新的市場，新的市場有兩塊，一個是新的區域市場，美的的國際化速度在進一步加快；一個是新的業務市場，我們盤一盤後發現中國新能源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市場，進入新能源好像又成為了必然。

那麼美的進入這個業務有什麼優勢？我們切入這個市場其實是在應用環節，在應用環節美的有品牌、供應鏈、管道代理商優勢，中國有一萬多家代理商以及十幾萬家零售網點，售後也到了千鄉萬村，自己的售後都有幾十萬個，這些都是我們進入這個行業的優勢所在

Q  劉蘭香：所以是基於你們傳統的網路優勢開拓新的業務。GE和美的一樣是非常多元化的大集團，這些年也在進行拆分，GE Vernova在今年4月完成了從GE公司的拆分，成為一家專注於能源轉型的新公司。在這個新的起點上，你們在中國市場的核心戰略是什麼

許欣：GE Vernova可能大家不瞭解，我們是一家新成立半年，但是有著130年歷史的公司。

許欣：是，因為我們有傳承，但是我們也要有創新。從GE公司拆出來以後我們是一個專注於電力類股的公司，涵蓋除了太陽能以外各種各樣的發電形式。同時我們還做電網和數位化。通過這樣的業務組合，我們想專注於幫助全球實現電氣化的同時也實現低碳化。這是我們的一個宗旨。我們實際上進入中國已經40多年了，累計的裝機也有100多吉瓦。我們和中國的企業合作，有合資企業，有生產型企業，也有採購。在利用我們這個平台服務好本土已有的裝機以外，我們會專注在燃氣輪機今後在新型電力系統中的應用，來進一步拓展市場發展。

Q  劉蘭香：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戰略需要因時而變，中國企業現在出海，也需要靈活機動地進行調整。晶科是出海企業的先行者，你們平衡各個市場和本土化製造之間有什麼樣的經驗，尤其是開拓中東市場重大的佈局？

錢晶：晶科在行業裡是第一家元件銷量突破100GW、200GW的，今年四季度將再次率先突破300GW，我們的產品銷往200多個國家，對於全球市場對光伏產品的需求會有更深刻的一個理解。目前，我們總產能超過100GW，是垂直一體化產能，從矽片、電池到元件，海外產能目前佔公司的20%，包括越南、馬來西亞和美國的三座工廠，以及在建的沙烏地阿拉伯工廠。

晶科的戰略是從全球銷售到全球製造到全球投資，本地製造、本地銷售，甚至未來的本地研發。本地製造的有些方面，包括核心技術、工藝、產品版型、品質管理體系、ESG的合規，我們保持全球一致性。有些我們高度靈活和客制化，當地工廠會根據當地市場對產品的需求來組織生產，比如美國市場有冰雹，需要更厚的玻璃，沙烏地阿拉伯工廠需要防灰塵，產品上會有不同。沙烏地阿拉伯工廠設在NEOM（沙烏地阿拉伯新未來城），這是個100%由可再生能源供應的城市，所以那個工廠是真正的零碳工廠。另外沙烏地阿拉伯要求本地化的一些供應鏈，需要對供應鏈數位化的可追溯。我們會根據當地特殊的需求做一些的工廠佈局和調整。

Q  劉蘭香：我們看到中國企業無論在中國還是出海都越來越注重經濟效益、環境影響和可持續性這三者之間的平衡。這方面施耐德電氣有很多的經驗，請熊宜總談一下你們的經驗和觀點。

熊宜：近年來，產業建構新能源項目以及新型電力系統項目遇到了一些挑戰，經濟的投入、回報以及帶來的中長期的社會效益怎麼才能平衡？我們有很多的經驗和案例。第一是要重視頂層規劃。以我們供應鏈上游一家做元器件製造的供應商為例，雖然規模不是很大，但什麼時間點實現零碳目標？2030年或者是2035年，這不是拍腦袋定下來的，首先還是要做戰略和路徑規劃，規劃先行非常重要。

第二是通過新技術的應用帶來整體能效的提升。不管是石油、化工、鋼鐵等重能耗的企業，還是一些新興的企業，能效提升都已經是連續多年的重點話題，到底那些地方還有真正提升的空間？為此我們花了很多的精力研究，例如，我們到客戶的工廠去實地考察，觀察用能側峰谷是否可以很好的匹配用電的電價，光伏和儲能之間的調度是不是協調等問題。像這樣長期的合作，能為客戶帶來持續的效益提升。

最後是長期的經濟效益，包括新角色的入局和新模式的探索。新能源的投資，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零碳園區的長期持有，從投、建到營運，和業主共享帶來的效益，包括節電的費用。我們最近的一個項目，大概15-20年，由投資商、營運方、裝置商幾家分享收益，其中業主的收益比例是最大的。這種模式是業主零投入，有一個負荷聚合商或者是電力營運商幫他做電力營運以及電費和碳的管理，最後帶來綜合效益的提升。施耐德電氣在中國目前正在做一些類似新模式的探索。

Q  劉蘭香：這樣的模式應該可以很大程度地改善可持續性的面貌。其實能源轉型中燃氣發電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許欣總怎麼看待燃氣發電在中國新型電力系統建構中的潛力和作用？

許欣：燃氣輪機發電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會是重要的支撐。同時，未來可再生能源製造的綠氫耦合還會成為一個終極的解決方案。為什麼這麼說呢？第一，燃氣輪機具備快速啟停、響應快、負荷調節能力強的優勢。同時，如果利用現在最先進的HA燃機來替代煤電，可以減少60%的碳排放強度。美國大概2007年達到碳達峰，2020年左右電力行業降低了30%的碳排放，其中40%事實上是由煤改氣實現的。天然氣在中國是電力電網所需要的，同時在中國能源轉型過程中，我們的裝置不僅為電網提供了支撐，同時也助力減排目標。

長期來看，在新能源領域，中國能夠率先實現綠氫在燃氣輪機中的大規模應用，或者說（這一趨勢）非中國莫屬。為什麼？第一，中國去年年底可再生能源裝機突破1450吉瓦，這是量的優勢；第二，看全球的製造能力，全球去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裝機達到473吉瓦，中國達到297.6吉瓦，大概佔60%左右；第三，因為中國擁有這麼大的規模，規模效益下，具備成本優勢，我們對度電成本做了個測算，如果我們拿2毛錢一度電的度電成本，用可再生能源生產的綠電來制氫，並將這些氫氣作為燃機中的燃料，其成本基本上和現在的天然氣價格相當，大概為2.9元，現在這種價格已經可以實現，將來隨著規模效益和電力的轉化效率進一步提升，成本方面還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

能源的可靠、可及和可負擔三個方面要尋求一個平衡，最後還要可持續，而在中國有這麼多可再生能源的基地，可及性已經解決，可負擔性已經和現在的天然氣相當，而且還有下降的空間，再下來是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到2030年實現全系列燃機100%摻氫燃燒的能力，所以可持續性也能解決。放在中國的場景，燃氣輪機從長期來說可以支援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同時在削峰填谷的過程中有靈活性，可以幫助電網削峰填谷。第二它可以一定程度上解決國家對能源安全的考量，燃氣輪機在中國之所以沒有大規模發展，是因為我們約40%的天然氣是進口的，國家要考慮能源安全，而我們本土可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解決能源安全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要在能源轉型上達到全球領先，燃氣輪機是很大的助力。

Q  劉蘭香：確實值得期待，如果說可再生能源市場最大的機會在中國，硬幣的另一面是中國的競爭也非常激烈，技術迭代、產能過剩，這些風險都是現實存在的，家電行業也經歷過類似的路程，劉意總在家電行業有很多的經驗，您怎麼看待當前新能源行業內卷的狀況？

劉意：我認為這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好事情，我做家電20年，中國家電到現在發展了40年的時間，至少經歷了4-5個周期，每個周期是不斷進化的過程，放在光伏行業也是如此，光伏行業也經歷了幾輪周期。這輪周期的變化是讓人印象深刻的，為什麼說是好事情呢？因為行業一定是從分散到集中，在這過程中無非是技術的迭代、升級的程度，以及公司本身的抗風險能力強不強和儲備能力夠不夠。從分散到集中的過程中，優秀的留下來，不優秀的或者說對行業發展沒有利的企業出去，未嘗不是好事情。

而站在我們的這個環節，因為我們是應用層，不管是BC還是TOPcon都會用，新的技術我們會擁抱，老的技術比較成熟的穩定，我們也要用。除了新的產品、新的技術要用之外，我們自己也會堅持創新，比如說別墅綠電的業務，核心部件我們都是自研、自產，不管是硬體、軟體、系統都是我們自己的；設計環節我們也會做創新，我們也獲得多個專利。美的一直堅持一致性，品質保障也是集團一致性的要求，所以從材料採購，到施工，到交付環節的品質保證，也是通過質檢和第三方檢相結合的，保證每個環節品質都是創新、品質，加上不排斥新技術的應用，也算是我們應對這種技術迭代風險變化的一種措施。

Q  劉蘭香：錢晶總在新能源行業深耕多年，見證了行業的潮起潮落，對於當前內卷的態勢您有什麼樣的思考？

錢晶：20年前我剛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全球光伏的產能是1GW，當時就說已經產能過剩了，這個行業的話題一直在變，但只有過剩這個話題一直不變。但這幾年我對產能過剩這個話題有新的理解，我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的“基本過剩的年代”，人才過剩、資本過剩、輿論過剩，未來甚至連算力都會過剩。我現在對過剩的理解是，不管這個產品技術多好、多便宜、性價比多優異，它不被需要就是過剩的。比如現在客戶需要綠電製造的零碳產品、需要本地製造的產品、需要供應鏈透明可追溯、需要有本地技術服務團隊、需要光儲一站式方案的產品，那如果你不符合這些需求、不能滿足這些需要的產能就是過剩的。

很多人對過剩的理解就是不斷降本，拼血去殺低價，不，你要清楚理解客戶需要什麼以及市場需要什麼。這是我對“過剩”這兩個字的理解，對“過剩”要有動態的理解，不是講技術故事、成本故事，最終還是它還是不需要你這個東西。   (財富FORTUNE)

今年中國國慶假期期間，在一些研究中美關係的微信群裡，一篇來自美國彭博社專欄記者戴維·菲克林（David Fickling）的文章，引起不少學者和記者的關注。

這篇文章的標題叫：「美國如何輸掉了與中國的太陽能競賽」。

這篇文章引起許多中國學者和記者稱讚的原因是，戴維·菲克林在長達7000多字的深度文章中，呈現了大量客觀、翔實且具有說服力的專業材料和乾貨，以及清晰的邏輯和精彩的文筆。

那麼，這篇文章到底講了什麼？接下來，耿直哥就來給大家簡單介紹這篇文章的精彩之處。

首先，貫穿菲克林這篇「美國太陽能為何輸給中國」一文的主線邏輯是，美國之所以會從曾經全球光伏產業的領導者，到如今幾乎被邊緣化，並不是因為華盛頓所指控的「中國的不公平貿易手段”，而是美國的光伏產業和決策者一直在“自廢武功”。

菲克林認為，責怪中國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美國光伏產業的問題，根源在於相關企業管理的短視、投資不足，以及寡頭壟斷一度帶來的懈怠和自滿，還有官方政策的混亂。

菲克林也特別強調說，如今在光伏產業極具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其實不是國營企業，而是敢想敢幹的民營企業。他們看到了光伏產業光明的前景，敢於投資和招攬人才。菲克林甚至感嘆說，這正是當年讓美國成為工業強國的企業精神。

而在接下來的部分，菲克林則親自走訪了他口中那個在2010年時還是全球最大的多晶矽生產商的美國企業：位於美國密西根州一處小鎮的海姆洛克半導體公司。

他先是講述了這家美國企業曾經的創業發展史，例如該企業是如何從一家坐擁地下滷水礦床的老牌半導體電子級多晶矽生產商，靠著自2000年起被氣候變化、化石能源漲價，以及政府對再生能源的補貼所掀起的光伏產業熱潮，從利潤下滑到實現發展轉型，成為全球太陽能級多晶矽的生產龍頭的——畢竟，太陽能級多晶矽對純度要求，並沒有電子級多晶矽那麼嚴格。

然而，儘管海姆洛克半導體在2005年到2008年間曾數次宣佈追加數億美元的投資來擴大產能，但這些看起來很大的投入卻不足以滿足市場的需要。菲克林認為，這是因為這家企業有三個大問題，導致其在這波光伏浪潮的發展中出現了瓶頸。

首先，海姆洛克半導體公司其實是兩家美國化學企業和兩家日本化學企業合資控制的，這就導致該公司的管理結構很複雜，什麼大事都得讓四家企業的董事會一致批准才行。而且，這四家企業本身還有各自的業務重點要發展，太陽能多晶矽並沒有被這四家企業的董事會視為要優先發展的核心業務——更別提其中一家最大的美國企業股東，還因為生產的矽膠隆乳假體出現了問題而面臨巨額賠償，長期處在破產保護的狀態下。

其次，是電費問題。菲克林指出，生產多晶矽的主要成本之一，是電力開支，甚至可以佔到成本的4成，但密西根州的電價卻相對較高，以至於海姆洛克半導體公司2008年的一次產能擴張，還是因為如今已成為美國能源部部長的時任州長珍妮弗·格蘭霍姆（Jennifer Granholm）給新增加的產能設施提供了免稅額度，才得以避險電費大增。而且，同年該公司在美國田納西州新增的一處產能，也是因為當地有一處上世紀30年代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新政下修建的水電站，從而可以給這處田納西的工廠提供更廉價的電力。

再一次，是寡頭壟斷產生的懈怠和自滿，導致的投資支援不足。菲克林在文章中介紹說，由於當時全球生產晶片和太陽能板所需的多晶矽等原料，主要來自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的10個工廠，而這10個工廠又都處在7個企業的控制下，其中海姆洛克半導體公司還是最大的一個。所以，菲克林認為，當時這些企業，就如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一樣，形成了一種卡特爾式的壟斷利益集團，壟斷了多晶矽的價格。但這卻反而令投資者認為，沒必要再給這個可以躺著掙錢的行業繼續投資增加產能了。

菲克林提到的第三個壟斷層面的原因，讓耿直哥在閱讀時印象最深刻。因為這種壟斷讓許多購買這些原料的太陽能板製造商，以及那些希望透過推廣太陽能發電來應對氣候變化的人厭惡。畢竟，如果太陽能發電裝置的價格一直很高的話，又該如何和化石能源競爭呢？

但就在這裡，菲克林留下了一個懸念：事情很快就要發生巨變了。

不過，菲克林並沒有立刻揭曉他所說的「巨變」到底是什麼，而是將他的故事，從美國的海姆洛克，轉到了中國四川的樂山。

菲克林先提到了一位2000年在當地做魚飼料生意的男子。他介紹說，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這個名叫劉漢元的樂山人，已經憑藉敏銳的商業頭腦先後在金屬網箱養魚和魚飼料生意上獲得成功，還建立了一家名叫“通威”的企業。但隨著市場的飽和，到了2000年中期，劉漢元開始將新增長點的希望投向了太陽能光伏產業，以及同樣擁有地下滷水礦的樂山老家。

菲克林指出，樂山還有一個美國密西根海姆洛克沒有的優勢：四川豐富的水電資源以及低廉的電費，甚至於在2000年那會兒，四川產出的水電一度是超過當地需求的。

菲克林繼續在文中表示，其實劉漢元並不是當時唯一將目光投向太陽能光伏的企業家，因為在那個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國各地正不斷湧現以更低的成本給國外企業組裝電子產品的工廠，而國外的太陽能光伏面板生產企業，也看到了中國的這個趨勢與優勢。而且，除了在中國組裝光伏面板再賣回美國，這些光伏面板企業還很希望有人能打破海姆洛克等美歐日那七家企業對太陽能多晶矽的價格壟斷。

於是，根據菲克林的介紹，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中期，中國各地陸續出現了一批小規模、高能耗的太陽能級多晶矽廠家，這個數量一度達到了80家，產能更是在2008年達到了2萬噸，還有8萬噸的在建產能。中國的入局，開始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太陽能原料上的壟斷，帶來了壓力。

不過，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國外需求的減弱導致中國國內的這個行業開始洗牌，低效率的廠家被淘汰，活下來的則是那些最有效率適應性最強的企業。

接下來，菲克林在文章中，談到了中美太陽能光伏業發展的重要節點：2011年美國光伏「雙反」事件。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末期，快速發展的中國光伏企業為美國等國企業在太陽能級多晶矽上的價格壟斷帶來了壓力，中國生產的太陽能光伏面板的產能上來了，而且在價格上還具有相當不錯的競爭力。

面對來自中國的競爭，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一方面，有的美國企業曾嘗試另闢蹊徑研發新技術，但最終失敗，還嚇得一度提供貸款扶持這些企業的美國政府不敢再這麼做了；另一方面，華盛頓開始選擇用「貿易保護主義」和「關稅」來打擊中國的競爭對手。

根據菲克林的介紹，在2011年時，德國人弗蘭克·阿斯貝克成立的太陽能光伏公司Solar World，就因為在太陽能光伏面板的價格上，競爭不過來自中國的企業，便讓其在美國的工廠找到了美國商務部，指控說中國在海外市場“傾銷廉價太陽能板”，美國政府最終也滿足了該公司的願望，給中國產的太陽能板加徵了250%的關稅。

但菲克林顯然是很看不起這種做法的，他還專門用了多段來表達他的看法。

他首先表示，控訴他人傾銷的，往往是那些不想看到自己的壟斷地位被打破的寡頭。而且一旦他們控訴成功，就可以獲得政府的保護，不用再擔心競爭不過別人——那怕美國國內的太陽能電池板買家，更渴望通過競爭把價格壓下來。

其次，菲克林指出，有經濟學者透過調查研究發現，美國乃至歐洲方面這種對中國光伏的傾銷裁定，往往並不是基於客觀事實的，而是基於政治偏見和扭曲的資料，以得出有利於本國廠家的結果。而且，對傾銷判定的標準更為嚴格的世貿組織，也並不認可歐美政府的這些裁決。

圖為菲克林提到的涉及傾向問題的報告

不僅如此，菲克林還揭露了對中國企業這種指控背後的雙標：如果中國民營光伏企業從國有電力企業那裡獲得廉價的電力屬於“政府補貼”，那麼美國政府通過給予海姆洛克的免稅額度來減少其電力成本的做法是不是也算政府補貼呢？如果中國民營光伏企業在政府的工業園裡拿到優惠的土地算“補貼”，那麼美國給工廠提供專門的工業用地是不是也算呢？許多國家還都有通過免稅額度來鼓勵研發，並透過降低企業稅來吸引投資的做法，這又怎麼說呢？

所以，菲克林一針見血地指出，評判這些政策到底是“不公平補貼”，還是“營造好的營商環境”，取決於出台這些政策的是中國等外國政府，還是我們西方自己的政府。

但最讓菲克林意難平的是， 2011年這場美國打擊中國太陽能光伏面板企業的「雙反」事件，其實害慘了美國自己，因為這基本上斷送了諸如海姆洛克半導體公司這樣的美國太陽能級多晶矽企業的發展前景。

這是因為，根據菲克林的介紹，在2011年那會兒，這些美國企業生產的多晶矽，原本在中國是有一定市場的。而且美國的光伏產業當時從中國賺到的錢，還是比從中國買光伏面板花的錢要多的。但在美國對中國光伏面板「雙反」後，中國於2012年做出了反擊，這不僅讓美國光伏面板企業丟失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大市場，還直接給中國新生的太陽能級多晶矽企業帶來了龐大的利多，讓一個原本還有些步履蹣跚，並且相當依賴出口的行業，從此迎來了爆髮式的增長。

而海姆洛克半導體公司，以及其他美國的太陽能級多晶矽廠家，則在這之後每況愈下。根據菲克林的介紹，海姆洛克原本宣佈在田納西州擴大產能，但最後被迫取消。美國德州的太陽能級多晶矽廠家SunEdison在2016年宣佈破產。

最終，根據菲克林的介紹，在中國企業的持續競爭下，太陽能級多晶矽的價格，從2011年8月的50美元一公斤，一路下降到瞭如今的不到6美元一公斤。海姆洛克半導體在2019年和2020年時，在太陽能光伏產業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時，徹底退出了太陽能級的多晶矽生產業務。其他美國廠家也大都陸續關門或退出了這個領域。

一位常年分析光伏市場的專家還對菲克林表示，他認為美國、歐盟和日本已經沒有機會再重新入局了，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再競爭得過中國企業了。菲克林自己也表示，他詢問的光伏產業的人，也不認為美國的光伏產業能再靠自己站起來，因為美國沒有也形不成支撐這個產業的產業鏈了。

在菲克林文章的後半部分，也提到了一個耿直哥覺得很有價值的觀點。他說，中國和美國的光伏企業，其實都得到了政府在免稅、貸款等方面的扶持，但在一件事上，中美兩國的政府扶持存在明顯不同，那就是中國支援再生能源發展的決心是堅定的和長期的，而且中國最有力的扶持不是直接給補貼，而是確保對再生能源的需求。

菲克林還闡述了中國的決心為何會如此堅定——因為中國本土的能源供應缺口大，而且一個國家有多少能源是地理環境已經決定好了的，過度依賴能源進口更不利於國家安全，只有太陽能和風能這些再生能源可以突破地理環境的限制——前提是製造業夠強。而在製造業上，中國鮮有對手。同時，這也反過來說明了美國為什麼在再生能源事情上左右橫跳，因為美國有不少石油和天然氣。

菲克林認為，正是政策上的確定性以及友善的投資環境——兩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都會渴望他們的政府提供的保障——才令中國建立起了眼下已經在全球「遙遙領先」的太陽能產業。他還感嘆說，曾經的美國也有過這樣的工業發展歷程，但現在這一切都出現在中國了。

最後，菲克林也再次吐槽了美國的光伏產業的現狀。他認為美國現在的光伏業，是靠著美國自己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才勉強維持的。他甚至認為，美國如今的政策更像是在把光伏產業當成一種面子工程，當別人質疑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時，就拿出來撐一下場面…… （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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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雜誌─新能源如何擺脫產能過剩“魔咒”？

事關中國一大產業，美媒這篇文章很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