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80 年代末，美國面臨雙重赤字（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飆升、“里根經濟學”透支等問題。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興起新一輪的“美國衰退論”，這被認為是第五波衰退論。1988年，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著名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出版了一本書《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對近代以來各主要強權國家的經濟、軍事實力消長所做的系統分析，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並被視為當時“美國衰落論”再次走向高潮的重要催化劑。在書中，甘迺迪提出一個關鍵論點：歷史上的強國往往會由於“帝國過度延伸”而導致經濟負擔加劇，進而陷入相對衰退。他認為，當一個國家將大量資源投入到龐大的軍事和全球性義務時，就難以保證對本國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的充分投資。這樣一來，該國的生產率、競爭力與整體國力都可能受到影響；外部擴張越多，反而越不易維持經濟動能，從而為新崛起的大國讓出空間。甘迺迪的觀點與當時社會對於美國國力下滑的種種擔憂正好契合，因此在輿論界和學術界都引發巨大反響，成為當時“衰落論”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在這種背景下，1988年12月，薩繆爾·亨廷頓發表了一篇文章《美國——衰落還是復興？》 （The U.S.—Decline or Renewal?）。文章討論了“美國衰落論”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多次出現，並審視了美國究竟是走向衰落，還是不斷重獲新生。薩繆爾·P·亨廷頓（1927-2008）是20世紀後半葉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學者之一。他長期任教哈佛大學，主要研究比較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著作涉及政治發展、軍事與文官關係及文明衝突等領域。其代表作包括《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亨廷頓深刻剖析了冷戰後國際體系的演變、西方民主面臨的挑戰，並對美國政治文化與社會認同提出重要見解，學術影響深遠。亨廷頓這篇雄文的主要觀點有：1、“衰落論”的周期性亨廷頓指出，自 1950 年代起，美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經歷一波“衰落論”浪潮。無論是蘇聯的火箭與衛星、OPEC 的石油禁運、還是 1980 年代初日本經濟實力的崛起，都曾被視為美國走向衰退的預兆。但他認為這些“衰落”預期往往被事實所修正，美國社會似乎能夠不斷調整和再生。2、經濟實力與“帝國過度延伸”之爭當時學界和媒體流行一種“帝國過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說法，認定美國對外軍事承諾和國防開支擠佔了投資與儲蓄，導致經濟下行。亨廷頓反駁稱，美國軍費佔 GDP 的比重只有 6%-7%，相比蘇聯更低，大量消費支出才是壓縮投資的主要原因。換言之，他並不認為“軍事開支過大”是美國衰落的根本動因。3、“衰落”與“復興”的交替亨廷頓認為，美國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自帶高度競爭性、流動性和移民吸納能力，這些特徵使美國能夠一再“自我更新”。他強調，美國多元化的實力來源（人口、資源、經濟、科技、軍力、外交聯盟等），以及美國在地理位置、意識形態吸引力和對外關係網路方面的結構性優勢，令其依舊具備全球領導的條件。4、對未來的幾種預測1）亨廷頓認為蘇聯雖然在軍事和資源上仍有體量，但其經濟和外交已趨弱，不大可能取代美國地位。2）日本當時被廣泛視為有可能趕超美國，但亨廷頓預測日本缺乏足夠的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實力和意識形態號召力，不會成為真正的“超級大國”。3）最有可能在未來挑戰美國地位的，他認為是一個真正政治統一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如果歐洲能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實現深度整合，那麼有機會成為 21 世紀的主導力量。4）對於美國國內的高赤字、低儲蓄率等問題，亨廷頓承認其將帶來長期影響，但他相信美國最終會通過政策調整來“癒合這道傷口”。今天回頭去看，亨廷頓預測比較準確的有：1、“日本挑戰”並未徹底顛覆美國領導地位文章寫就之時，全球普遍擔憂日本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新的經濟霸主。亨廷頓卻認為日本在意識形態吸引力、軍事與外交網路、資源稟賦等關鍵指標上都難以匹敵美國。回頭看，20 世紀 90 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陷入“失去的十年”，而美國則在網際網路熱潮中保持科技和經濟的領先。這部分判斷基本符合歷史演進：日本並沒有成為二十世紀末的“超級大國”。2、蘇聯衰落文中指出蘇聯的競爭力主要來自軍力，在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已顯疲態。事實證明，蘇聯很快在 1991 年解體，正如亨廷頓所言，它並未能憑藉軍事優勢扭轉整體衰退。這一點也被後來歷史所印證。3、美國多元化優勢和再生能力亨廷頓強調，美國的制度、社會和文化有強大的移民與創新驅動力，能在多重衝擊中實現復興。此後美國確實在 1990 年代的科技熱潮和 21 世紀的網際網路、巨量資料、人工智慧等領域保持創新活力。縱然經歷了 2008 年金融危機、疫情衝擊、產業轉移等多種挑戰，美國依然保持了相當高的全球經濟和科技影響力。這一論述基本經受住了時間檢驗。4、赤字與消費型經濟的風險依然存在亨廷頓指出，巨額預算與貿易赤字會給美國帶來長期壓力，但這並不會立即使美國徹底衰落，而是會成為一種“帶著傷口前行”的狀態。回看過去幾十年，美國的聯邦債務和貿易赤字確實越滾越大，但經濟總量也在持續擴大，並未因赤字問題而迅速陷入衰落。美國的國際金融和貨幣地位（尤其是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赤字的危機。這與他的觀點相符。亨廷頓預測錯誤或未能預料到的有：1、對中國崛起的關注不足文章提到的主角是美國、蘇聯、日本和一個潛在統一的歐洲。但亨廷頓並未充分預見到中國改革開放後三十年超高速經濟增長，以及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科技、基礎設施等方面的迅猛提升。21 世紀初以來，中國迅速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產業、科技、外交、軍力等層面全方位增強影響力。文章對中國的角色幾乎一筆帶過，難以看出中國後來對國際體系的重大衝擊。2、歐盟（歐洲共同體）雖壯大，但並未成為如文章所設想的“可挑戰美國的統一政治實體”亨廷頓猜測，如果歐共體/歐盟能形成政治、軍事、經濟的完全一體化，那麼歐洲會有潛力成為 21 世紀的全球領導力量。然而現實是，歐盟的確強化了共同市場、歐元區等經濟層面一體化，但在對外政策、軍事、財政和難民危機等關鍵問題上仍然缺乏統一步調。歐盟整體實力不可小覷，但尚未展現出如美國般的“單一主體”式全球領導力，也未在地緣政治上形成可與美國同等抗衡的單極中心。3、對“帝國過度延伸”與全球軍事干預成本的低估雖然亨廷頓批評了“帝國過度延伸”理論，但 9·11 之後，美國深度介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長期駐軍和海外反恐行動也讓美國在軍事投入和外部消耗上付出很大代價，引發國內政治分裂和對外戰略焦慮。亨廷頓當年主要強調美國軍事開支只佔 GDP 的 6%-7%，並不構成“過度”。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大規模、長期的海外軍事介入不只是軍費數字，還包括戰略重心、外交資源和國內輿論等方面的巨大成本。對美國國內民意和政治氛圍的影響，也比他當時所論更為複雜和深遠。4、美國內部的社會、政治撕裂文章對美國制度彈性的判斷整體無誤，但亨廷頓對美國內部政治極化、社會分化等趨勢的嚴重性並未有太多著墨。21 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兩極化的政治生態、“川普主義”興起、種族與移民爭議、民粹主義等衝擊。雖然還沒有導致美國“衰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的“制度號召力”和全球形象。這方面他並未充分預見。當時，亨廷頓全面看好美國是在走向復興，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不存在一個可能替代或挑戰美國的霸權。這一次，美國是衰退還是復興呢？以下是亨廷頓文章全文。美國——衰落還是復興？薩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發表於 1988 年 12 月 1 日文中引用的照片說明：1981 年 7 月，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華盛頓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圖片來自白宮攝影收藏/維基媒體（White House Photographic Collection / Wikimedia Commons）I在 1988 年，美國迎來了自 1950 年代以來的第五次“衰落論（declinism）”高潮。其根源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初期的政治經濟學文獻，這些研究分析了美國經濟霸權的削弱，並嘗試探討其消失可能帶來的後果。隨後，這些主題又被更通俗和更具政策導向的作品所吸收，而美國的預算赤字和貿易赤字，再加上 1987 年 10 月的股市暴跌，營造了一個背景，使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 1988 年初出版的學術性歷史分析取得了轟動性成功。衰落幾乎成了人人都在思考的問題，而衰落論者的論點更是引發了公眾的熱烈討論。雖然“衰落論”大多帶有自由派或左翼色彩，但其中也包含不同的政治哲學和眾多不同主張。不過總體而言，它們提供了三個核心命題：1、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相比（尤其是日本，但也包括歐洲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美國的經濟正在走下坡路。衰落論者主要關注經濟表現，以及那些被認為與經濟表現相關的科學、技術和教育等因素。2、經濟實力是一個國家實力的核心要素。因此，一旦經濟實力下降，其他方面的國家實力最終也會受到影響。3、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在軍事方面花費過多。這種過度支出又源於甘迺迪（Kennedy）所謂的“帝國過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即試圖維持在海外的各種承諾，而實際上該國已無力負擔。在這方面，美國所面臨的問題與曾經的帝國或霸權國家（如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相似。在“衰落論”的敘述中，美國似乎正逐漸走向經濟萎縮，過著超越自身承受能力的日子，競爭力也被更具活力的民族所超越，同時又要背負帝國負擔，並面臨一系列不斷加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弊病。由此，衰落論者認為，美國的領導層必須對此做出認知並默認，接受這樣一種現實：“必須‘管控（manage）’局面，讓美國地位的相對削弱緩慢而平穩地進行，不要因為追求短期利益而採取導致長期不利的政策。”然而，在接受衰落論者的政策結論之前，我們必須對他們的基本命題做批判性審視。到底他們的論點是否站得住腳？是否從根本上說，美國就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還是正在經歷復興？衰落論者確實指出了許多美國當前緊迫（雖然可能只是暫時）的問題，以及其他長期存在的嚴重弱點。然而，他們的整體論證並不充分，無論在“衰落”程度還是“衰落”成因上都存在顯著缺陷。與衰落論者所描繪的“頹廢”意象相比，“復興”更接近美國的真實情況。II在大多數情況下，衰落論的文字並未給出可供檢驗的獨立變數和因變數，只是大筆一揮，用相當隨意的筆觸勾勒美國經濟衰落的印象。他們將經濟趨勢和表現（如經濟增長、生產率），教育資料（如考試成績、學年長度），財政狀況（赤字），科技與技術領域（研發投入、工程師數量），對外貿易與資本流動，儲蓄與投資，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混合引用。總體上，他們基於以下三類證據來論證美國“正在衰落”：1、日益擴大的美國貿易和財政赤字，而且美國政治體系迄今沒有展現出任何糾正這些赤字的跡象。2、美國在全球經濟實力方面的份額不斷下滑，增速也在關鍵領域持續或加速放緩。3、若干持續性的系統性弱點，包括研發模式、中小學教育、科學家與工程師培養數量，尤其是儲蓄和投資水平，均長期偏低。下面我們逐一檢視這三項證據。赤字在 1980 年代，美國國際收支和政府預算赤字的不斷擴大，是影響美國在世界地位的最重要變化。這些赤字也為衰落論提供了最直接的論據。短短幾年間，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經常項目餘額在 1981 年還是 69 億美元順差，1982 年則小幅逆差 87 億美元。但到 1986 年竟然猛增至近 1400 億美元逆差，1987 年進一步擴大至約 1600 億美元。1981 年，美國對外淨資產為正 1410 億美元；到 1987 年則變為負 4000 億美元。同一時期，外國在美國的資產規模從 1982 年的約一半擴大到 1986 年的 1.3 兆美元左右。與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擴大相伴，同時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聯邦政府預算赤字的迅猛增長。福特（Ford）和卡特（Carter）政府時期，年度財政赤字一般在 500 億至 750 億美元之間波動。1982 年，它開始迅速上升，1986 財年（FY 1986）達到 2210 億美元的峰值；之後在 1987 財年降至 1500 億美元，1988 財年約為 1550 億美元，比之前略有增加。衰落論者將這些赤字視為美國經濟根本性弱化的證據。他們指出，外國資金的大量流入，並未主要用於投資，而是用於私人消費和政府國防開支。而這些借款並不會帶來可用於償還的收益。美國正在過著無法負擔的高消費生活，而且社會心態中充斥著“吃喝享樂”的傾向。由此帶來一系列暗示性的歷史先例。彼得·G·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曾指出：“要想找到 1980 年代美國最恰當的歷史類比……必須回顧那些少數歷史片段：因為經濟規模大、貨幣具有世界地位、資本市場開放，某些國家便能毫無節制地借入巨額資金，主要用於消費，而不是用於有回報的投資。最容易想到的例子是 16 世紀末期的西班牙、18 世紀 80 年代的法國，以及 1920 年代的英國。”與之類似，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也警告說：“在和平時期大幅增加對外負債這一點上，我能想到的唯一先例是 18 世紀 80 年代的法國。當時，財政危機引爆了國內政治危機。”要區分這些衰落論觀點中正確的和不正確的部分，需要考慮以下幾點：首先，貿易與預算赤字在 1982 年之前並非美國主要問題，但之後迅速飆升。這一局面可能部分反映了美國在生產率、儲蓄和投資等方面的某些長期弱點，但很難認為它主要由這些因素導致。如果真由此導致，那麼赤字應該是緩慢增長，並且很可能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前就已經表現出來。其實，這些赤字無可置疑地主要是里根政府經濟政策的產物：稅率下調、國防開支擴大、美元走強。這些政策的假設是：國內政府開支可被控制，而減稅可以刺激投資、增長和稅收收入。然而，這些假設並未實現，相應的政策導致了赤字高企。若是另一屆政府採取不同的財政和經濟政策，結果很可能不同。因此，這些赤字起因並非美國經濟本身的脆弱性，而是“里根式經濟學”的弱點。既然是在短時間內由某些政策造成，那麼通過另一套政策也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裡扭轉。其次，美國已經開始扭轉赤字問題，而且這種趨勢可能會加劇。這部分緣於里根政府的政策調整，也部分來自其他國家的政策措施，同時也歸功於國際經濟體系自帶的調節傾向。布什（Bush）總統（時任當選總統）或將進一步採取政策削減赤字，包括嚴格控制開支、促進經濟增長、通過“增加收入”以及某種程度上的新稅收（目前最常被提及的是奢侈品稅、汽油稅和普遍增值稅），從而將預算赤字降至一個可持續水平，使之不至於威脅長期經濟增長。事實上，1988 年的預算赤字只佔國民生產總值（GNP）的約 3.1%，而 1983 年的這一比例高達 6.3%。貿易赤字也已開始縮減，1988 年美國出口迅速增長就是例證。隨後的進一步改善，將受益於預算赤字的削減、上升的製造業生產率（美國在 1980 年代製造業生產率顯著提高）、對美元匯率的控制，以及美國政府在新貿易法案下必須且必然施加的對外市場開放壓力。此外，如果油價保持穩定，美國工資水平繼續低於主要競爭對手，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問題得到控制，而外國經濟保持較強增速，那麼美國貿易赤字的削減會更加顯著。有些分析人士預測，美國將在下個十年轉為貿易順差。第三，這些赤字以及解決赤字的過程的確會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小的代價。美國對外負債的增加——無論是絕對值還是淨值——都意味著會有更多美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收益支付給外國用於債務利息。這部分資金無法用於美國國內的消費或儲蓄投資。將來，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會因此低於本來可能達到的水平。衰落論者非常正確地強調，這是里根政府大舉花費所帶來的主要長期影響。糾正貿易失衡不僅對美國，也會對那些“依賴美國市場”國家造成影響。日本的狀況已明顯可見：它正在努力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其 1987 年的出口有 39% 流向美國），轉而刺激國內需求。此外，為了削減貿易赤字，美國或許不得不經歷一場經濟衰退，短期內可能會導致美國聯邦預算赤字再次走高。然而，在未來幾年裡，這兩大赤字很可能會回落到一個可控且不會造成嚴重危害的水平。當然，其帶來的影響仍會持續一段時間，但如果將之視為永遠不斷流血的“敞口傷口”，就屬於誤判。它們更像是可以痊癒的傷口，雖然會留下疤痕。全球份額下降這一論點由保羅·甘迺迪論述得最為直接。他宣稱：“美國在全球總產值中的份額、在世界製造業產出中的份額，以及許多體現國家效率的指標，都在持續下降。”他還認為，美國不僅在傳統工業（如紡織、鋼鐵、造船和基礎化工）中所佔的全球份額下滑，而且在機器人、航空航天、汽車、機床和電腦等新興工業/技術領域的全球份額同樣呈現下降趨勢，美國農業也同樣走下坡路。甘迺迪指出，雖然美國在 1945 年後的這一份額下降可說是“自然的”，但在近幾年中卻下滑得更快，甚至變得“陡峭而劇烈”。這些主張需要謹慎修正。對於世界總產值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NP）在不同年份所佔的比重，有多種不同估算，每一種都需要小心使用。但幾乎所有資料都顯示了一種共同模式。美國在 1940 年代末到 1950 年代初，約佔世界總產出的 40% 至 45%。之後這一比重快速下降，到 1960 年代後期降到 20% 至 25% 左右。此後，這個比例大致保持在這一範圍內。因此，美國在過去二十年來的份額並沒有比之前二十年下降得更快。美國總統競爭力委員會（U.S.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主要職能是對美國競爭力下降發出警示）及其他來源的資料顯示，例如：· 1970 年至 1987 年間，美國在世界總產值中的份額一直在 22% 到 25% 之間波動，最近一次測算約為 23%；· 1970 年，美國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為 12%，1987 年為 10%，中間各年在 9% 到 14% 之間波動；· 美國在七大工業國（the seven economic summit countries）出口總額中的比重，1970 年為 24%，1987 年為 23%，中間各年在 20% 到 25% 之間波動；· 1965 年，美國佔世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的 27.5%，1980 年降至 22.9% 的低點，1984 年則回升至 25.2%。總之，美國在世界經濟活動的主要領域所佔比重大約為 22% 至 25%，過去二三十年來基本都在這一區間內浮動。“衰落論”者說美國的這一份額比戰後初期要低得多，這毫無疑問，但二戰結束後，美國一度佔據全球經濟活動的 40-50%，這顯然是戰時造成的暫時性局面。美國當年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讓這種失衡局面結束。從 40-45% 回落到 20-25% 的轉變，至遲到 1960 年代末就已完成，此後美國的份額只是在一個相對窄幅的區間裡上下波動。1980 年代，美國的整體經濟表現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有了顯著提升。1965 到 1980 年間，美國經濟增速在 19 個工業化市場經濟體中排名第 15；而在 1980 到 1986 年間則上升到第 3。日本經濟增速在此期間下滑最為明顯：1980-1986 年的年均增速只相當於 1965-1980 年平均增速的 58.7%。相比之下，美國在 1980-1986 年的年均增速是 1965-1980 年平均增速的 110.7%。1983-1987 年間，美國經濟與日本經濟幾乎保持同樣的增速，美國在其中三年裡增速超過日本，且在這五年裡都高於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的增速。換言之，美國這個“最大經濟體”不僅在絕對規模上更大，也在相對地位上有所提升。衰落論者所稱的“美國近年大幅衰退”“全球經濟中心迅速向日本轉移”並沒有事實支撐。表 1：實際 GNP 年均增長率（平均值）來源（SOURCE）：美國政府印刷局（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8 年出版的《總統經濟報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中《經濟顧問委員會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參見該報告第 374 頁表 B-111。表 1 中所示，日本經濟增速放緩是意料之中的事：沒有任何國家能無限期地以超過 10% 的速度增長。隨著日本經濟的日益成熟，其增速已經趨近於當代複雜經濟體的常態。與此類似，美國也失去了曾經在生產率方面的明顯優勢。1970 年時，美國製造業生產率還遠高於日本，但到 1986 年，兩者之間的差距幾乎消失。對於經濟發展水平和複雜程度相當的國家而言，在經濟增長率或人均勞動生產率上長期出現巨大差距並不現實。它們往往會在這些指標上趨於“長期收斂（convergence）”。當經濟表現收斂時，各國的全球經濟份額也會趨於穩定。有論者認為，近二十年來逐漸形成的 GNP 分佈格局，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二戰前的“歷史常態”。正如索羅德·梅斯菲爾德（Thorold Masefield）所言：“這是一個恢復了的世界——美國依舊顯著領先，只是少了當年的獨大。”除了部分新興國家的快速增長外，這種格局未來並不會有顛覆性改變。有一項預測稱，美國在 1950 年佔 15 個主要國家總產出的 44.1%，到 1980 年為 31.6%，到 2010 年可能降至 29.2%。然而，即便到 2010 年（以 1986 年美元計算），美國 78590 億美元的 GNP 也將是中國（37910 億美元）、日本（37140 億美元）和蘇聯（28730 億美元）的兩倍左右。因此，如果把“霸權（hegemony）”定義為佔全球經濟活動 40% 或更多，那麼這種霸權（英國在其最強時都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比例）早已結束；但若將“霸權”理解為佔全球經濟活動的 20%-25%，且產值為任一其它單一國家的兩倍，那麼美國的霸權地位依然十分穩固。系統性缺陷衰落論者列舉的第三類證據，是各種“系統性”的失敗，指的是美國社會或經濟長期以來無法與其他類似社會相比，或無法達到其全球角色所需水平的各種表現。這些問題累積在一起，被認為導致美國逐漸衰落。他們提到的缺陷之一是美國基礎教育質量堪憂（比如美國學生在數學和閱讀能力國際比較中成績偏低），以及美國培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不夠（而培養了很多律師）。美國的政府決策過程也被指過於複雜、效率低下。但在所有系統性弱點中，他們尤為強調美國儲蓄和投資水平過低。確實，美國人的儲蓄率顯著低於大多數其他國家。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美國總儲蓄佔 GDP 的比重在 14.8% 到 19.1% 之間波動；而日本卻在 27.1% 到 32.9% 之間。1970 年，日本儲蓄率（32.9%）幾乎是美國（16.1%）的兩倍；1987 年也基本是前者（28.2%）是後者（14.8%）的兩倍。美國在此期間的儲蓄率也一直低於其他主要工業化民主國家。家庭儲蓄相對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顯示了類似差異。美國在 1960-1970 年代平均約為 6%，德國約為 14%，日本則達 20%。到 1980 年代，美國已經更低，1987 年僅為 3.7%。1987 年的淨國民儲蓄（net national savings）只佔 GNP 的 2.2%，而 1949-1981 年平均為 8%。相應地，在投資方面各國表現也類似。1965-1984 年間，美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一般在 GNP 的 17% 到 19.8% 之間，而日本在 27.8% 到 35.5% 之間，經合組織（OECD）其他國家（不含美國）在 21.6% 到 26% 之間。其他投資指標也得出類似結果：美國投資率往往只達到日本的約一半，或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約四分之三。我們可以爭論美國如此之低的儲蓄和投資率意味著什麼，也可以指出一些緩和因素，也或許眼下它尚未顯著拖累美國經濟增速。但衰落論者在突出儲蓄和投資不足這一長期性系統弱點時，確實有其道理。如果美國要保持經濟增長，就必須矯正這一問題。但是，許多（雖然不全是）衰落論者往往在原因上判斷失誤。他們認為美國對軍事開支過度，擠佔了本該用於經濟增長的投資資金。這樣就導致了經濟衰退，並且歸咎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這一論點並無多少實證支援，尤其應用於美國時更是如此。甘迺迪的歷史實例表明，當軍費開支佔一國社會產出超過 10% 的時候，“帝國負擔”才會變得沉重。但美國的軍費只佔其 GNP 的 6%-7%。相比之下，這一命題顯然更適用於蘇聯（Soviet Union），因為蘇聯在軍事上的開支可能超過其 GNP 的 17%-18%（甚至更多）。這是否就導致了蘇聯的衰落？外界普遍認為蘇聯的軍事工業部門恰恰是其經濟中技術效率最高、並且唯一能在國際上具備競爭力的部門。更普遍地說，缺乏比較研究證據證明“軍費開支一定會拖累經濟發展”。有研究者甚至主張，“軍費開支可能會促進經濟增長”。當然，我們也不一定要接受這個觀點，但至少可以反駁它的對立面——即“軍費必然拖累經濟”並沒有被確證。其實，一個國家的投資水平由多重因素共同影響，而不只有國防開支。蘇聯的軍費佔其 GNP 的比例約為美國的三倍，但蘇聯的投資比例同樣高於美國；這是在犧牲蘇聯消費的情況下實現的。從理論上說，一個國家可以在消費、國防和投資之間做不同分配。現實中，各國確實也在做出不同選擇，這在三個最大經濟體的表現中展現得頗為鮮明：· 美國的消費（私人消費和政府公共消費）約佔其 GNP 的 78%，日本約佔 67%，蘇聯約佔 56%；· 美國國防開支約佔其 GNP 的 7%，日本約 1%，蘇聯則約 18%；· 美國投資大概是其 GNP 的 17%，日本約 30%，蘇聯約 26%。簡而言之，蘇聯偏向軍備，美國注重消費，日本則側重投資。目前，這三個國家都在嘗試部分調整各自的資源分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似乎正努力抑制蘇聯軍費，以便增加消費和投資。日本則正在提升軍備開支，並有意刺激國內消費。美國普遍認為不能再繼續提高軍費，而應削減消費以提高投資水平。至於這些調整最終能否成功，還不得而知。在某種程度上，政府政策確實能夠影響（但並非完全決定）軍費、投資和消費三者的分配結構。例如，美國聯邦政府約 75% 的收入來自對個人和企業收入的稅收（包括儲蓄利息的稅收），而日本政府稅收只有 40% 來自收入稅，而且在相當長時間裡，對於 70% 的個人儲蓄並不徵稅。通過修訂稅制，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另一方面，稅法也反映了社會文化與價值觀。很多證據表明，各國軍費開支水平受其文化、宗教和歷史的深刻影響，不僅僅是基於外部安全威脅。對投資和消費的選擇，大概也有類似的根源。總而言之，即使美國將用於國防的一半資金轉投到投資上，美國的投資率依然低於日本和蘇聯。若想大幅提高投資比重，就必須主要從消費端（佔 GNP 的 75% 或更多）入手，而非從佔 GNP 不足 7% 的國防開支中省錢。如果美國經濟真要崩潰，也不在於美軍在易北河（Elbe River）、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和三八線（38th parallel）上站崗；而在於美國民眾過度沉迷於消費享樂。換言之，美國實力的威脅更多來自“消費主義（consumerism）”而非“軍國主義（militarism）”。衰落論者的看法有誤，早在孟德斯鳩（Montesquieu）就指出：“共和國毀於奢靡，君主國亡於貧困。”III大多數衰落論者認為，一個國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擴張過度，而非內部停滯。這一觀點與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政治思想傳統相悖，後者則更關注社會內部自我更新的能力。根據這些更古老的理論，當官僚主義、壟斷、等級、社會僵化、組織肥大、動脈硬化等現象讓創新和適應力變得困難或不可能時，社會才會衰落。社會隨著年齡增長，往往會在這些方面逐漸僵化。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其頗具深度的理論分析中，就背離了主流的衰落論。他主張，一個國家的衰落主要是各種既得利益或“分配聯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坐大，從而削弱了經濟效率、壓制了經濟增長。那些被戰爭、革命或其他動盪所摧毀，從而能夠“重建”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國家，往往可以迅速增長。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各種既得利益結成的聯盟會累積起來，阻礙經濟活力。奧爾森在書中並未談到這一點，但當代最典型的例子無疑是勃列日涅夫（Brezhnev）時期陷入停滯的蘇聯經濟。與此相對，能持續保持活力的社會，往往能在“不自我毀滅”的前提下保持年輕時的創新能力。其社會結構會鼓勵競爭、流動、靈活、多元和開放，避免陷入“大家都得利又都受害”的暗箱勾結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比任何其他大國更不可能衰落。美國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都具備極高的開放度。競爭、流動和移民，是其自我更新的主要動力。首先，競爭與反對壟斷是美國社會的一大標誌。美國在現代世界中率先推動反托拉斯（antitrust）和反壟斷立法。相較於大多數國家，美國的政府官僚體系更為薄弱且更分散；國有企業也很少。在歐洲社會遠未出現的規模下，美國每年會誕生大量新公司，也有大量公司破產。事實上，過去十年美國新增兩千萬個就業崗位，其中大部分來自小型新創企業。美國勞工組織（工會）從來都不算強勢，近年甚至還在衰退。美國大學能保持全球頂尖地位，也被認為得益於高校之間對師資、學生和經費的激烈競爭。與之相對，基礎教育在美國基本是公立壟斷，因此質量反而落後。許多改革提案都提到，為了提升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需要為學校之間引入競爭機制。其次，美國的個人流動性極高，無論是地理流動還是社會流動。在歐洲，民眾跨地區搬遷的比率是美國的約三分之一。美國社會中的個人收入水平上下變動也相當頻繁，人們會不斷跨進或跨出貧困線。除了種族問題之外，美國社會對上升通道的門檻相對較低，這一點比很多國家要好。第三，移民的持續流入既反映了美國社會的機會，也為其注入活力。歷史上，一代或兩代新移民往往成為美國社會的強勁動力。根據 1965 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65），每年約有 60 萬名合法移民進入美國，另有相當數量的非法移民。正是這些移民不斷為美國社會帶來廉價勞動力、企業家精神、科研人才，以及奮鬥成功的強烈意志。1945-1984 年間，美國人在科學和醫學領域獲得的諾貝爾獎有 114 項，其中 36 項得主是外國出生。20 世紀 40-50 年代，美國的科學和學術圈受益於大量逃離希特勒納粹的猶太移民和戰前從東歐移民的猶太人後裔。今天，亞裔美國人在學術榮譽中已是一股主力（他們約佔美國人口的 2%，但在哈佛大學 1988 級新生中佔 14%）。未來幾十年，移民也會讓美國人口持續增長，不像歐洲許多國家會出現總人口下降，而且美國人口結構也會保持相對年輕，不像日本那樣老齡化嚴重。IV衡量一個大國的終極標準，是它能否實現自我更新（renew its power）。美國社會中盛行的競爭、流動和移民，使其更有能力進行自我更新，而任何一個當代或歷史上的大國都難以望其項背。這三者是美國實力的根本來源。此外，還有以下三個方面，也鞏固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1、多維度的實力。相比其他主要國家，美國的實力格外多元。毛澤東曾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衰落論者則認為：“出自工業煙囪的才是權力。”其實，權力有多種形態，國際影響力同樣可能來自截然不同的根源。蘇聯常被稱為“單維度超級大國（one-dimensional superpower）”，幾乎只靠軍事力量；沙烏地阿拉伯的影響力主要在於其石油；日本的影響力起初源於製造業成就，後來則體現在金融資源上。但這種單一來源的權力極易受到某種特定要素衰減的打擊。例如，石油價格下跌削弱了歐佩克（OPEC）的影響力；台、韓國、新加坡和泰國的崛起，正在衝擊日本的製造業優勢；里根政府的軍備擴張則對蘇聯造成重大壓力。而且，單一來源的權力只能在與其來源相關的領域施展。例如，蘇聯在國際金融舞台並不顯赫；日本對中東軍事平衡也幾乎無法產生影響。誠然，某些國家會嘗試將一種類型的權力轉化為另一種，但轉換過程中往往存在較大限制，而且代價不菲。美國則不同，幾乎在所有體現國家實力的主要領域都位居前列：人口規模及教育水平、自然資源、經濟發展、社會凝聚、政治穩定、軍事力量、意識形態感召力、外交同盟以及科技成就。美國可以在某一領域遭遇挫折，同時依託其他領域保持總體影響力。目前，還沒有任何國家能在如此多維度上全面挑戰美國。將來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國家，也只能說“也許有一個例外”。2、世界政治結構中的有利地位。美國還因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而獲益。首先，美國地理上遠離大部分主要衝突地區；其次，在歷史上，美國海外殖民傳統相對有限；第三，美國奉行的政治經濟理念強調反對國家主義（anti-statism），也因此較不具威脅性；第四，美國擁有一套前所未有的、十分多元化的全球盟友網路；第五，美國公眾曾經（儘管近期有所減弱）傾向於把自己與普適的國際組織等同看待。這些因素讓美國在解決國際爭端和問題時，自然而然地發揮領導作用。美國的存在在許多區域成為一種需求。雖然“美國滾出去！”的口號很吸睛，但在許多地方更深層的擔憂卻是“美國是否真的會離開”。無論德國、法國、荷蘭，甚至有人說包括蘇聯，都不希望美國撤出歐洲。菲律賓很多人似乎想讓美國撤走在菲軍事基地，但也有很多人擔憂，一旦美國真撤出東南亞，他們就要面對蘇聯和日本的影響。早在中美建交之前，中國就支援美國繼續在日本和韓國的軍事存在。同樣，美國經常被要求在地區衝突（如中東、南部非洲）中擔任調解或主導作用；在地區對手之間（如希臘、土耳其）維持平衡；或者協助其他大國（如英國）或國際機構（如聯合國）解決其他衝突（如辛巴威、兩伊戰爭）。美國在某個區域的存在通常會穩定現狀，保護較弱國家免受地區強國的擠壓。唯一的例外是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Central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那裡美國才是真正的地區主宰。3、缺乏可替代霸權（僅有一個可能的例外）。就可預見的未來而言，除了一種可能情況外，幾乎看不到任何有望取代美國霸權的國家。前幾年，很多人認為蘇聯可以扮演這樣一個角色。赫魯曉夫（Khrushchev）曾自信地揚言蘇聯會在經濟上超過美國，並預言西方資本家子孫將生活在紅旗之下。現如今，這些設想看起來不僅渺茫，簡直是荒誕。蘇聯雖然擁有世界級的自然資源、廣袤國土和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在經濟、意識形態、外交上都陷入困境。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可能會為蘇聯提供一種新的前進道路，但即使改革成功，也未必會增強蘇聯的外部影響力。當下最流行的看法——也為衰落論者所擁護——是日本（Japan）會取而代之。“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結束了，”一位曾任美國官員的人士聲稱，“本世紀後期最重大變化就是日本崛起為超級大國（superpower）。”儘管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這樣說，但實際上並不站得住腳。日本既沒有足夠的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實力，也沒有龐大的外交盟友，更缺乏強而有力的全球意識形態號召力，難以成為 20 世紀那種美國式的超級大國。在當今瞬息萬變、資訊傳播迅猛、社會廣泛動員的世界，一國若想成為超級大國，必須在本國國境之外也能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理念”。在過去的一段歷史中，美國和蘇聯都做到了這一點。如今蘇聯的意識形態已褪色，甚至被其領導人部分放棄；而美國所代表的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理念，卻在全球更受歡迎。日本若想提出與之相比的全球性價值觀，就必須在文化和社會上進行重大變革。另外，每個社會特徵都具有兩面性。美國的個人主義、高流動性和激烈競爭，雖然鼓勵創新，卻也削弱了協作和對公共利益的凝聚力；美國的憲政體制雖然在限制政府、保障自由方面成就卓著，卻不利於對長期重大問題實行持續一致的政策。而日本的企業合作主義、等級意識、社會共識，以及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親密關係，確實為其出口導向經濟提供了動力，但對一個成熟的經濟體而言，也容易滋生利益勾連、腐敗和經濟停滯。最極端的情況下（雖然可能性不大，但也不無可能），日本或許會迎來類似“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僵化局面。即便不至於如此，普雷斯托維茨的預測也未必比佐藤誠三郎（Seizaburo Sato）的推測更準確，後者曾說：“20 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 世紀仍將是美國的世紀。”唯一有可能對這個判斷構成挑戰的是一個真正統一的歐洲共同體。若歐共體政治上一體化，擁有的人口、資源、經濟總量、技術實力以及軍事實力——無論現實還是潛在——都足以在 21 世紀成為最強大的力量。與美國、蘇聯、日本相比，歐洲在投資、消費和軍費上的平衡更突出。相較美國，歐洲國家投資佔 GNP 的比重大多更高；雖不及日本，但高於蘇聯的可能性也存在。消費方面低於美國，卻高於日本和蘇聯；軍費開支比蘇聯和美國少，但多於日本。不難想像，一個政治統一、富裕民主、社會多元、實行混合經濟體制的“歐洲聯邦（federation）”，將會成為世界舞台上的強大力量。在全球，很多人排隊等待美國駐外領館簽發移民簽證；而在布魯塞爾（Brussels），則有很多國家排隊申請加入歐共體。如果 21 世紀不是“美國世紀”，那麼它最有可能成為“歐洲世紀”。換句話說，20 世紀初“世界領導權”從大西洋東岸移向西岸，或許 100 年後會從西岸再度回到東岸。V正如所述，我們現在經歷的“衰落論”浪潮，是自 1950 年代以來的第五波。第一波發生在 1957-1958 年，當時蘇聯發射導彈和“斯普特尼克（Sputnik）”衛星，引發了極大震動。蓋瑟委員會（Gaither Commission）向美國總統提出報告，稱美國在科學、技術以及未來軍事能力方面都嚴重落後蘇聯。有人說當時蘇聯增速要比美國高出 50%，軍費支出幾乎是美國的兩倍，而且蘇聯正大力發展導彈，使美國核力量處於愈發脆弱的境地。同時，蘇聯培養了大量科學家和工程師，而美國教育則相形見絀。第二波“衰落論”出現在 1960 年代末。時任總統尼克松（Nixon）及其國家安全顧問主動提出，“兩極世界”已不復存在；美國和蘇聯不再擁有過去那種絕對主宰，世界走向了“多極化（multipolar）”。隨即，學術界也有人警告說，傳統軍備競賽在國際政治中意義下降，而經濟實力愈發重要。歐洲和日本可能取代美蘇，成為實力對等甚至超越美蘇的力量中心。第三波“衰落論”隨之而來，與 1973 年 OPEC 石油禁運和油價飆升緊密相關。當時，西方尤其美國高度依賴海灣石油。掌控石油就掌控了西方經濟命脈，從而能在全球範圍內掌握巨大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因石油收益劇增，被認為是新的超級力量。石油美元回流時，大量資金投向美國國債、工廠和房地產。第四波“衰落論”出現在 1970 年代後期，主角再度變成蘇聯。美國在越南陷入失敗，又經歷水門事件（Watergate）。蘇聯力量在安哥拉、莫三比克、葉門、衣索比亞、尼加拉瓜以及最終阿富汗不斷擴張。與此同時，蘇聯的核武器發展也被認為威脅到美國的核威懾能力。這些都令美國人感到，蘇聯或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加上 1970 年代晚期的另一輪油價上漲、通貨膨脹，以及美國社會普遍的“衰落和焦慮情緒（malaise）”，催生了把羅納德·里根送進白宮的那股政治勢能。對比之下，這第五波“衰落論”主要因美國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的激增，以及日本在競爭力和金融領域的“威脅”而興起，與當年對蘇聯的恐懼大相逕庭。這一波與 1960 年代末那次對多極化的擔憂頗為相似，很多熟悉的主題又被重提。1972 年，尼克松總統就曾預言未來會出現“均衡的五強格局”，即“強大且健康的美國、歐洲、蘇聯、中國和日本”。而在 1988 年，保羅·甘迺迪教授也聲稱我們正“非常迅速地”走向一個由五個經濟和軍事中心（美國、蘇聯、中國、日本和歐洲共同體）構成的多極世界。至於他的預言會不會比尼克松更快變為現實，還需拭目。值得注意的是，每當美國政府換屆前後，“衰落論”都會出現高潮，似乎帶著一種“政府末期（fin d’administration）”的氛圍，讓人懷疑人們在此時更傾向於相信“衰落”。從這點看，“衰落論”或許更多反映的是美國人的心理，而非美國實力的真實狀況。事實上，許多原本可以視為美國“強大或進步”的指標，也可能被衰落論者反過來解釋為“衰落的證據”。比如如今的衰落論者常感嘆“美國製造業消失”，但在 15 年前，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一批社會理論家卻盛讚美國正從“工業化社會”邁向“後工業（post-industrial）”或“技術-電子（technetronic）”社會，而美國正是全球的先行者。這說明，是否“衰落”，更多是觀察者的視角使然。然而，要想防止“衰落”，人們就得先相信“衰落”可能到來。自出現以來，“衰落論”就不斷預言美國即將喪失其權力，而這種預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美國採取行動，避免預言變成現實。可以說，“衰落論”只有被相信，才會被證明是錯誤的。由於美國社會具有開放的政治制度和富有競爭力的經濟體系，只要美國民眾不時對未來感到擔憂，美國就不太可能真的衰落。衰落論者在一定意義上起到了“自我否定”的必要作用。他們的觀點越得到重視，美國就越有動力去糾正問題，從而防止真正的衰落。與保羅·甘迺迪的結論相反，美國民眾越擔心社會狀況，美國實際上就越健康。當前這波衰落論浪潮如果能促使新任總統和國會在削減赤字上迅速有效地採取行動，並制定更長遠的政策來促進儲蓄與投資，它就算完成了“歷史使命”。盧梭（Rousseau）曾問：“如果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又有什麼國家能指望永遠不滅？”答案很明顯：“沒有。”這也許是正確的結論。美國並非不朽，美國主導地位也不是命中註定。但也有國家能存在相當長的時間，沒有理由斷言這些關於“美國衰落”的預言，這次就比以往更準確。同時，我們也有充分理由要鼓勵人們去相信這類預言，用以激發防患於未然的行動。幸運的是，美國政治的自我更新能力，正是通過這類憂患意識而被強化，並一次次證明它依然活力不減。 (不懂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