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看過1970年代德黑蘭的老照片。迷你裙，比基尼，公園裡穿喇叭褲接吻的情侶，看起來像巴黎。而1979年革命之後，德黑蘭變成了另一個世紀。 美國著名作家、《第二座山》的作者大衛·布魯克斯在《大西洋月刊》最新的封面長文裡，用這張照片當引子，點明了很多人隱約感受到的變化：不只是德黑蘭，整個世界都在倒著走。 人類文明的歷史好像正在集體倒退，反動派正在接管世界。 年輕美國人湧進東正教教堂。社交媒體上最火的女性形像是tradwife——傳統妻子，給丈夫和五個孩子烤餅乾。美國衛生部長不信疫苗。川普"像一個16世紀的歐洲王子"，把總統職位變成私人領地。1999年人們覺得未來屬於歐盟和WTO，現在回到了19世紀式的大國博弈。連門羅主義都復活了。

上月，當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在唐寧街10號的講台前發表講話時，他毫不掩飾對英國移民政策的批評。他直言，英國近年的做法是一場“沒有全民授權的開放邊界實驗”。為此，他宣佈將出台一系列收緊邊境管控、提高移民技能要求、實質上終結大規模移民的措施。作者：克萊爾·安斯利（Claire Ainsley），曾任英國現任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顧問，現為進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中左翼振興項目主任。這些舉措出自一貫主張移民開放的中左翼工黨（Labour Party）。長期以來，工黨的現代城市進步派選民始終支援更為寬鬆的移民政策，這不僅有利於他們自身的經濟利益（尤其有助於壓低生活成本），也符合他們所秉持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問題在於，這些觀點與許多工人階級選民存在衝突。相對不富裕的選民多年來一直質疑大規模移民的影響，擔憂其對住房、公共服務、工資和社區的衝擊。英美等國的城市進步派，常常將工人階級選民的擔憂視為狹隘甚至種族主義。選民自然也會用轉變政治立場來回應。移民問題，比任何議題都更能代表中左翼政黨與其傳統階級基礎之間的裂痕。為了進步左翼及其價值觀，斯塔默的表態是一次關鍵的承認：無論政策還是政治方向，都需要改變。政界分析人士和競爭對手普遍認為，此舉是為了削弱右翼反移民黨派“英國改革黨”（Reform U.K.）的威脅，這一判斷確有道理。去年大選時，工黨之所以能夠部分贏回工人階級的支援，正是因為他們早早在邊境政策上轉向收緊——不過，隨著工黨執政壓力的增加，這部分支援也面臨流失風險。工黨內部普遍擔憂，英國會步德國、義大利和荷蘭的後塵，讓右翼勢力超越中左翼，成為最大黨派。如果僅僅把工黨的新政策視為權宜之計，那就大錯特錯了。認真對待移民問題，完全可以成為進步主義整體願景中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為了籠絡工人階級選民、阻止右翼崛起的權衡之舉。推動社會進步和公平，離不開社會穩定與社區凝聚力的支撐。更重要的是，斯塔默也反對本土主義右翼的極端做法。去年英國爆發反移民騷亂時，他第一時間果斷平息動盪，安撫民心，而沒有激化矛盾。這一做法與本月川普政府在洛杉磯對抗議採取的粗暴手段形成鮮明對比。不過，右翼之所以經常與民意站在同一陣線，是因為部分左翼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邊境管控——即由誰進誰不進——正是民主國家的核心要義。缺乏邊界，國家主權就會喪失；沒有強有力的邊界，二戰後形成的福利國家體系也無法維繫，因為那是選民同意自我納稅以幫助同胞的成果。如果民眾認為國家政府無能為力，我們走向的將不是開放邊境人士所想像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而是無序競爭、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邊界混亂還會帶來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我至今記得，家人曾描述，童年時我們在英格蘭南岸的海灘上玩耍，經常看到載滿男人的小船擱淺，他們默默踏上卵石灘，消失在內陸。這種無序感對政治影響尤為巨大。大規模移民對工人階級社區的影響更為顯著。如今，英國每年新增人口相當於謝菲爾德（英國第六大城市）全市居民總數。這種規模的移民幾乎必然會削弱社會凝聚力。在英國，高移民已經影響到保障性住房的供給，抑制了工資增長，也衝擊了社區融合。如果未來十年繼續保持這一移民速度，政府為維持社會凝聚而投入公共資源的努力將失去公眾支援。人口總量很重要。當代進步主義困境的根本癥結在於身份認同的錯位。左翼將重心從階級轉向其他身份特徵，導致與工人階級選民日益疏遠。在自由主義秩序正受到左右兩翼威權主義衝擊的背景下，新的進步政治亟需建構一種能夠喚起歸屬感與團結意識的共同體。重申並重塑“現代民族國家”的理念，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路徑。未來進步主義應以建設這樣一種社會為起點：它不僅能夠為每個人提供安全與機遇，更能讓人們在其中獲得責任感與歸屬感。當前困擾進步主義（左翼）陣營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身份認同”出現了錯位或危機。具體來說，過去左翼最重視的是“階級”，強調工人和勞動者的利益。但近年來，左翼在政治和政策上，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轉向了性別、種族、宗教、性取向等其他身份特徵，而不是階級本身。這種變化雖然拓寬了左翼的社會基礎，卻也讓許多傳統的工人階級選民感到被忽視或排斥，進而削弱了進步主義的群眾根基。（譯者註解，非原文內容）右翼錯誤地把民族定義為血統或把所有移民排斥在外，左翼則走向極端全球主義，弱化民族認同，削弱了國家共同體的歸屬感。現代民族認同應建立在集體責任、獲得公民身份的努力、風險與利益的共享之上，只有這樣才能讓社會重新凝聚。越來越多進步主義者開始認識到這一點。丹麥首相梅特·弗雷澤裡克森（Mette Frederiksen）自2019年以來重塑了本國中左翼移民政策，其核心理念是，限制移民其實是進步的，因為它有助於守護丹麥公民珍視的社會模式。弗雷澤裡克森成功削弱了丹麥極右翼的影響力。斯塔默本質上也在效仿她的道路。美國部分國會民主黨人也正開始朝這個方向轉變。進步派不能再迴避移民議題，而要主動掌控。如果處理得當，移民議題甚至可以成為新進步政治將“國家共同體與公民身份”置於中心的催化劑。它的意義遠不止擊退民粹主義右翼，更是讓我們從全球化失敗中走出來，鍛造強大、自信和高度凝聚的現代民族國家。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