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 羅伯特·魯賓和我曾警告 ，川普總統上周五簽署的國內政策法案將帶來諸多宏觀經濟風險。我們至今堅持當時的判斷：這項立法極有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引發金融危機風險、進一步加劇貿易赤字，並通過耗盡政府的借貸能力而削弱國家安全。僅就這一系列後果而言，該法案的通過就已足以令人深感遺憾。但我想在此基礎上，再次回到這個議題。因為在與多位醫療專業人士的交流中——包括我在新罕布什爾州鄉村從事醫療與社會工作的兩個女兒——我意識到，僅關注宏觀經濟層面，雖然合理，卻忽略了這項立法最令人痛心的方面：對人的冷酷無情。這是我現在認為最具破壞性的層面。回想往年在獨立日那天，我從未如此羞於面對我們國家剛剛採取的一個政策決定。在節日期間的周末，當總統正在慶祝一項減稅政策——這項政策將在未來十年內，平均為收入分佈中最頂尖0.1%的家庭帶來超過100萬美元的收益——與此同時，醫療專業人員卻在思考這樣一些問題：面對嚴重殘疾、只能依靠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支付交通費用才能按時就醫的病人，當他們即將失去這項保障時，醫生該如何對他們開口？家中照顧貧困親人的人，在政府停止為居家護理人員支付工資之後將無法繼續工作，醫生應當向他們推薦什麼解決方案？醫院該如何應對那些既負擔不起康復中心或療養院，也無法在家生活的患者？而這些人現在正佔據著本應用於接收急症患者的病床。當國家的領導人決定優先照顧最富有階層的利益時，這些醫療人員是否還能為自己安慰孤獨、貧困與年邁者的職業感到驕傲？當病人住院期滿、卻只能拿到一張計程車券被“送走”時，醫生該如何面對這些人？討論這些問題之後，我開始回顧美國歷史上對社會保障網的削減，想弄清楚是否有先例、後果是否真的發生、錯誤是否被及時糾正。我本就對這位總統及當下的局勢極度悲觀，但即便如此，我所瞭解到的情況依然令人震驚。此次對醫療補助的削減，遠超美國歷史上任何一次對社會保障網的打擊。未來十年削減約1兆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0.3%。相比之下，最嚴厲的前例是里根總統於1981年推行的減稅法案，但其削減規模僅為120億美元，佔GDP的0.03%。川普的這項法案將使超過1100萬人失去醫療補助資格，而里根時期的削減影響人數僅為約300萬。其他值得一提的社會保障削減政策，比如克林頓時代的福利改革，規模則更為有限。由於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是各州自行管理的項目，且在全國範圍內差異顯著，經濟學家能夠評估不同政策方案的影響。 多項研究表明，若在一年內將 100 萬人從醫療補助計畫中剔除，可能導致約 1,000 例額外死亡。由此推算，在十年內將超過 1100 萬人剔除出醫療補助計畫， 很可能導致超過 10 萬人死亡 。由於這一數字未考慮對符合條件者服務質量的下降——包括減少前往醫院的交通服務、減少社會支援等——因此很可能被低估。政府聲稱其政策，如將工作要求納入醫療補助資格標準，僅適用於有勞動能力的人群。我一直支援基於公平原則的現金福利工作要求這一基本理念。 但對阿肯色州一項實驗的仔細評估證實了常識的判斷——對需要醫療保險的人群實施工作要求並不會增加就業，反而會阻礙必要的醫療服務。這項削減不僅殘酷，更愚蠢至極。醫療補助受益者當然首當其衝，但我們其他人也難以倖免。那些原本應由醫療補助承擔的醫療費用，如今將由醫院買單，再層層轉嫁到有支付能力的患者身上——而這些費用通常會更高，因為延誤治療本身就會導致更大的開銷。當鄉村醫院被迫關門時，受到影響的將是周邊所有居民。像我女兒所在的醫院，如今就因床位被無處可去的慢性病患者長期佔用，已無法再接收通過空中轉運而來的急診病人。由於國會成員出於政治生存的本能，這些削減措施被故意延後至2026年中期選舉之後才生效。但這種憤世嫉俗或許還藏有一線希望：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這些政策的真實後果，我們仍有時間在造成嚴重傷害之前加以改變。所謂“TACO主義”（川普總會臨陣退縮）——這一規律並不僅適用於金融市場，它應該成為更廣泛的警示信條。 (一半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