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記者、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撰寫了大量批判美國的書籍。他們揭露美國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資本家的紙醉金迷及“鄉下人的悲歌”。

這場因金融危機觸發的社會危機，拖而不決，最終在川普時代爆發。如今，白宮、國會大權更替，矛盾難以調和，鬥爭已然白熱化。

從歷史的縱深來看：18世紀是民主革命的鬥爭，19世紀是世界無產階級的鬥爭，20世紀是國家之間的鬥爭（兩次世界大戰及民族國家獨立運動），21世紀是反建制派勢力的鬥爭。

這場鬥爭本質上是21世紀反建制派勢力的超級鬥爭。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鬥爭”並不是指暴力、戰爭或者身份對立，而是利益衝突；同時，也不支援美國這個憲政民主國家的暴力衝突與刺殺行為。

歷史上，每一輪鬥爭，都是推翻不公平的舊秩序。民主革命終結了封建制度和獨裁統治。歐美政治改革及福利政策緩解了對工人及底層民眾的不公平待遇。二戰後的國際秩序、經濟全球化及核平衡基本解除了國家之間的衝突。

蘇聯垮台後，大國之間的戰爭衝突基本消除，主要矛盾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美國，從老布希時代算起，美國兩黨建制派握手言和、談笑風生、默契非凡，共同統治了美國三權加聯準會26年。這是美國建制派專政時代。

在全球，以民主黨克林頓家族、共和黨布希家族為核心的全球建制派，借助全球化勢力（跨國公司、金融及科技巨頭）及信用貨幣，製造了新的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他們一邊以全球化之名確立牌坊，另一邊製造國家矛盾噪音以混淆視聽、加以掩飾。

這場鬥爭就是對糟糕的全球化舊秩序的反抗。我們看，如今這場鬥爭的兩方：

一邊是複雜的反川普勢力，他們主要是兩黨建制派、跨國公司、金融巨頭、科技巨頭、傳統媒體及三大社交媒體勢力、城市精英、黑人及部分少數裔、最底層民眾、新移民者及非法移民、凱恩斯主義者、高校知識分子。

另一邊是川普七千多萬支持者，他們主要是美國白人、基督徒、中產階級、本土企業主、城市商業經營者及本土製造業工人。

這兩股龐雜力量的背後都有著清晰的底色：

反川普勢力是全球化舊秩序的締造者和受益者，可統稱為“全球建制派勢力”。他們中最核心的力量是金融、科技跨國巨頭。近200名美國商界領袖發表聯名信要求國會確認拜登當選。這些商業領袖包括貝萊德、黑石、德勤、KPMG、聯合航空、萬事達卡、輝瑞、高盛、微軟等企業首席執行官。他們的真實身份不是美國的商界領袖，而是國際巨頭。他們中還包括歐洲及海外市場的建制派，如德國的默克爾、法國的馬克宏。

川普的支持者是這一不公平秩序的受害者，被稱為“川普主義者”。他們中還包括海外市場的本土群體，只是大多數本土群體都未能清晰地意識到這種不公。

要揭露21世紀全球建制派勢力並不容易。他們看起來非常成功、高貴、優雅、勵志、正統，且富有涵養及令人羨慕；他們的事業看起來是全球先進技術、契約精神、自由市場及經濟全球化的代表作。他們的行為看起來合理合法，合乎邏輯與道德。

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你很難找到可靠的證據證明建制派和華爾街如何勾結。他們是利用“合理規則”來建構不公平的優勢。他們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兩大憲政漏洞：全球化秩序和信用貨幣及央行制度。當然，這兩大漏洞也是他們設計的。

我們先看全球化秩序。這輪全球化秩序是全球建制派主導的，包括國際貿易秩序、金融秩序、人口遷移制度等等。因為全球化秩序超出了國家的憲政範疇，加上資訊不對稱和刻意製造的噪音，他們可以“合法地”製造不公平的全球化制度。

我所說的不公平，並不是國與國之間不公平，而是階級不公平，即全球建制派勢力與本土企業、工人、消費者、中產階級及民眾之間的不公平。所以，這是本土勢力與國際規則制定者（不是真正的全球化勢力）之間的鬥爭。

一是建制派利用國家制度限制人口流動，卻幫助資本在海外市場建立行政壟斷格局。

很多人誤以為，本地工人和消費者的悲劇是全球化競爭的結果，是大勢所趨。其實恰恰相反，這些悲劇是反全球化、反自由市場的結果。理解這一點，只需要掌握一個理論，那就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也就是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理論。如果資本、人口、技術等要素是全球自由流通的，那麼各國的要素價格會趨於均等化。雖然不可能價格完全一致，但也不可能維持長久的巨大差距。

現在的問題是，資本可以全球流通，但人口卻被國家制度限制。例如，海外市場的汽車工人不能到美國就業，美國失業的汽車工人不能到海外就業。這就人為創造了投資窪地。理論上，國際投資大舉進入，海外市場的工人工資也會上漲。

但是，汽車巨頭、建制派與海外勢力建立了行政壟斷格局，其它資本無法進入。這樣美國汽車整體搬遷到海外市場，本土企業和工人遭受致命打擊。而海外市場的勞動者卻持續低工資、低收入，消費者購買價高質次的汽車，本土企業難以成長。

他們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但並不維護世界貿易的公平性。關稅保護、財政補貼、土地優惠、信貸優惠、金融准入門檻、資本流通限制、網際網路限制、人口要素流動限制等等，這些不公平的規則為跨國公司、科技巨頭、金融巨頭創造了極佳的壟斷環境。很多人誤以為，這些貿易及准入壁壘引發了國與國之間的不公平，其實最大的不公平是全球範圍內的階級不公平。建制派和跨國公司坐擁壟斷暴利，本土民眾深受其害。

二是建制派長期維持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巨大差額，引發輸入性資產價格膨脹，助推跨國公司、金融、富人的資產暴漲，削弱本土企業、工人及中產階級的財富。

國際市場的長期壟斷格局，導致巨額的貿易逆差或順差，引發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嚴重失衡，扭曲了全球經濟，也扭曲了本土經濟結構和社會形態。

海外市場在壟斷的保護下長期貿易順差，巨額外匯佔款發行海量的貨幣，引發國內資產主要是房地產價格暴漲。海外市場的外匯通過購買美國的金融資產，推高美國的金融資產價格。這相當於膨脹了富人的財富，掠奪了中產的財富，同時還醞釀了巨大金融風險。

三是建制派用高福利、低通膨收買底層民眾的選票，高福利、低通膨引發的稅收、資產價格及債務風險轉嫁給本土中產階級，卻任由跨國公司、富人在全球範圍內合法避稅。

高福利、低通膨是安撫窮人的良藥。建制派聰明地利用了這兩點收買底層民眾的選票，卻讓本土企業及中產來買單。本土企業的所得稅跑不了，工人的工薪稅跑不了，建制派卻降低資本利得稅，跨國巨頭在海外享受“避稅天堂”。

“美國對跨國企業徵收的實際稅率大幅下降，到2012年僅為官方最高稅率的一半多一點。Google和蘋果假稱巨額利潤來源於部分在愛爾蘭的員工，這些利潤僅以0.005%的稅率徵稅。【1】”跨國公司在巴拿馬、維爾京群島避稅，為什麼在這些公司上班的工人不能享受避稅政策？

你可以看出，這是建制派組合拳的一部分。建制派讓跨國公司在海外享受壟斷暴利，讓本國底層民眾享受高福利，然後由本土中產買單。上下得力，中產被掏空。如果說19世紀是世界無產階級的鬥爭，那麼21世紀就是世界中產階級的鬥爭。

這裡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家制度和全球化之間的矛盾。全球化的過程是國家主權不斷對外讓渡的過程，是國家制度不斷弱化的過程。但是，建制派掌握了國家權力，不願意看到經濟全球化削弱手中的權力，他們建立了反自由、反全球化的秩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最近三十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建制派另一個統治力量是信用貨幣及央行制度。

對鑄幣權的爭奪，由來已久。美國立國後，大陸會議在戰爭時期發行的紙幣已經一文不值，各州發行的各種貨幣極為混亂，債券市場瀕臨崩盤。1787年召開費城制憲會議的經濟動因是挽救債務危機。最後，憲法賦予了聯邦政府鑄幣權。美國憲法第一條第8款明確規定：“鑄造貨幣，調節其價值，並釐定外幣價值”。此後，鑄幣權的爭奪依然非常激烈。早期美國中央銀行兩立兩廢，之後長期沒有中央銀行。1913年聯準會成立後結束了自由銀行時代。

弗裡德曼說，聯準會濫發貨幣是違憲的。但是憲法及聯邦儲備法對聯準會鑄幣權的約束並不明確。因為當時實行金本位，美元發行受到了黃金的硬約束，鑄幣權的威脅沒有那麼嚴重。五十年代之前，聯準會還一直隸屬於美國財政部。

但是，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元變成了信用貨幣，失去了黃金的硬約束。貨幣擴張沒有了實質性的約束，鑄幣權成為了比徵稅權更為嚴重的威脅。到了格林斯潘時代，鑄幣權逐漸成為了全球建制派的政治工具。建制派背後的支持者是信用貨幣時代快速成長的華爾街投資銀行。

1999年，克林頓和格林斯潘推動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出台，開啟了美國金融混業時代。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內閣中，超過一半的官員來自華爾街。其中，財長魯賓在《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一個月後便成為了花旗銀行聯合總裁，年薪為1500萬美元和150萬股票。

在小布什時代，他任命凱恩斯主義者伯南克為聯準會主席，任命前高盛總裁保爾森為財長。金融危機爆發時，這兩位“大救星”用納稅人的錢拯救大銀行、金融巨頭、跨國公司及金融市場。

以前，受金本位的約束，美國兩黨不可能無限度地搞福利主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民主黨的約翰遜總統推行“大社會”福利政策，結果推高了通膨，引發了70年代的滯脹危機。選民很自然就拋棄了民主黨，也否定了這種做法。經歷了這場滯脹危機，選民理性地支援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里根改革，沃爾克守住貨幣閘門，經濟得以復甦。

但是，到格林斯潘時代，全球建制派利用信用貨幣改變了遊戲規則。2008年金融危機時，伯南克主導聯準會下水直接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和房地產債券。這樣，美元與國債、證券就高度繫結，互為兜底。建制派與華爾街、跨國公司形成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利益聯盟。

現在我們看建制派背後的金主是誰：2016年華爾街券商與投行向希拉里的捐款高達8800萬美元，川普只有2080萬美元，相差四倍。2020年，這個差距進一步擴大。截止到9月份，華爾街給拜登的募捐高達5110萬美元，向川普只捐了1050萬美元，相差五倍。小布什領導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也將錢投給了拜登。

我們與第一部分的全球化秩序結合起來，建制派利用信用貨幣和全球化秩序這兩個憲政漏洞製造了嚴重的全球性危害：

一、金融危機：貨幣擴張和福利主義引發債務危機和資產價格泡沫危機。

建制派一手擴張貨幣推高華爾街、金融巨頭和科技巨頭的資產價格，另一手用福利政策收買底層選民，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汽車之城”底特律為什麼走向破產？七十年代，石油危機爆發，日本汽車衝擊底特律。這屬於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的結果。但是，底特律的末路根本上是由全球建制派主導的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和福利主義決定的。

1967年，民主黨掀起的平權運動達到高潮，底特律爆發了大暴亂。這是底特律由盛而衰的標誌事件。事件後，出現了“白人大逃亡”，人口快速流失。底特律市內人口從1950年的180萬人驟降到2012年的70萬人。

1973年，黑人科爾曼·揚當選市長。他大量裁撤白人警察，吸納黑人進入警局。同時，給黑人大量的福利，黑人聞風而來。當年拿吃政府福利的人不到3萬，到了1986年增加到27萬。這位黑人市長，深得黑人心，持續連任，幹了20年的市長。

但是，黑人福利來源於白人、富人及企業的稅收，這加劇了白人及企業逃離。金融危機後，這座城市終於坐吃山空。底特律破產時，這座城市82%的人口是黑人，市長依然是一位黑人。

建制派主導的美國是否底特律化？

二、社會危機：貨幣擴張和福利主義導致貧富差距分化和中產階級被掏空。

聯邦儲備法確實賦予了聯準會救市的權力。但是，《聯邦儲備法》第13條第3款是這樣規定的：向“任何個人、合夥企業或機構發放貸款”。如果聯準會只拯救大企業和金融巨頭，聯邦政府只拯救底層民眾，那麼中產階級、本土中小企業會受到更嚴重的傷害。

過去幾十年，歐美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極為緩慢，全球中產階級的負債率大幅度攀升。我們知道有一個“大象曲線”【2】。這個曲線反映了1988年到2008年不同收入階層人的實際收入變化。結果顯示，這20年處於75%到85%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增長最低，實際收入累積所得接近於零。他們多數是歐美國家的中產階級。而富人收入增長最多，他們多數來自全球性富豪及貧窮的亞洲國家中上階層；其次收入增長較大是中下階層的人群。

2008年金融危機後情況更糟糕，富豪階層的財富因救市推高的資產價格上漲而增加，一些中產階級在危機中破產，多數中產因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上漲而債務大幅增加。

如今，全球主要國家都以國家信用為市場提供流動性，其中以日本最甚。日本股市最大的兩位投資者是誰？一個是日本央行，持有的股票投資組合市值超過45兆日元；一個是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持有的市值超過了44兆日元。這就是通過金融國有化、透支國家信用、製造債務風險的方式，為金融巨頭、跨國公司及富豪階層的財富兜底。最終的買單者只能是本土企業及中產。

我們知道，中產階級是現代人類經濟進步的偉大成就，也是全球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但是，建制派的努力正在消滅中產階級，社會愈加不穩定。這次鬥爭可以說是本土中產對全球建制派勢力的鬥爭。

三是憲政危機：貨幣擴張和福利主義破壞了競爭公平和民主政體。

建制派利用了這個憲政漏洞大搞福利政策，建造一輛公共便車，吸納更多的底層民眾、食利階層、非法移民、黑人及少數裔加入其中，從而贏得越來越多的選票。如果民主黨建制派給予2000多萬非法移民合法身份，繼續用福利政策鼓勵黑人和少數裔生育，這對憲政民主的破壞是難以想像的。建制派的做法相當於用納稅人的錢，擴張公共債務，為自己購買選票。

建制派的貨幣擴張和福利政策即便引發金融危機，選民們依然支援他們，甚至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經濟越糟糕，生活越艱難，越依賴福利政策，越支援建制派。這是為什麼？

貨幣及債務擴張引發的災難幾乎是毀滅性的，波及到所有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倖免。這時，人們就不得不支援政府救市，不支援貨幣擴張的總統候選人也不可能當選。2020年美股暴跌，川普也無底線救市。所以，信用貨幣這個憲政漏洞製造了一個漩渦，可以說是泥沙俱下。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建制派、華爾街、跨國公司和福利主義者。

建制派相當於利用信用貨幣挾持了選民，利用福利政策收買了選民，這就威脅到了民主憲政。在美國，一旦威脅到憲政民主，很可能引發憲政危機，這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我在下一部分會分析。

四是全球危機：貨幣擴張和福利主義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社會階級固化。

這需要與上一部分的全球化舊秩序相結合。這不僅僅是美國的問題，而是全球建制派共同行動的結果。只是美元是“世界貨幣”，美國建制派利用美元將這種模式推廣到了全球。

它的邏輯是這樣的：建制派擴張美元，向全球出口“美元”，華爾街、跨國公司、科技巨頭用廉價的美元在海外市場投資，製造了巨額的資本順差；海外市場則吸收美元製造商品，向美國出口商品，製造了巨額的貿易順差。這就形成了全球化經濟失衡。更糟糕的還在後面：海外市場以巨額外匯大量發行本幣，這樣海外本幣與美元高度捆綁，共同推高全球資產價格。

這種全球性的經濟扭曲對歐美本土的製造業、工人及中產構成打擊，同時在海外製造了巨大的債務風險和社會不公。

所以，21世紀的這場反建制派的鬥爭會怎樣演變？

這場鬥爭引發的騷亂與流血（國會山事件）讓很多人感到震驚。可以明確的是，這屆政府的權力交接一定會實現，只是這場鬥爭不會因此結束。

美國建立了憲政民主後，歷史上很多沖突都通過民主與法律來解決。19世紀的工人運動和20世紀的種族平權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危機，最終都被選票化解。所以，憲政民主國家不支援暴力鬥爭，川普主義者不應該訴諸暴力。即便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同情者也不希望看到暴力。

暴力意味著憲政民主的失敗，也意味著不合作博弈。美國也曾經歷過一次憲政危機，那就是南北戰爭。這是迄今為止，美國憲政的唯一一次失敗，同時也引發了災難性後果。

這場鬥爭最終會被民主憲政化解，還是會引發憲政危機？

問題的關鍵是，這場鬥爭是否觸發非合作博弈的條件。

合作博弈的條件有兩個：一是合作預期收益大於不合作；二是公平的博弈制度，這裡我們理解為憲政民主。這兩個條件，任何一個被破壞，都可能引發暴力走勢。

主要是西進運動破壞了公平的博弈規則。1805年傑斐遜總統從法國買下路易斯安那後開啟了西進運動。此後半個世紀，美國的版圖擴大到了西岸。傑斐遜一個偉大的貢獻就是在西部設立新州，地位與初創13州一樣，將憲政民主制度及私有財產制度帶到西部。但是，他這麼做也打破了美國的政治平衡。

西部幾乎都是農業州，代表種植園利益的傑斐遜派通過西進運動大大增加了他們在國會兩院的投票權。最初他們計畫在西部設立10個州。後來，門羅擔心國家分裂建議設立3到5個。門羅的擔心還是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現實。

這裡存在一個憲政漏洞。傑斐遜派將民主和私有產權帶到西部，也把奴隸制帶到了西部。這個漏洞就是當時的民主沒有普及到奴隸身上。這事在制憲會議上就有過爭論，當時的漢密爾頓派要求廢奴，認為那是美國的恥辱。後來，傑斐遜向國會提交過一個法案，禁止在西部州實行奴隸制。但很可惜的是，這個法案以一票之差被否決。

西部變成了蓄奴州，控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通，激勵了種植園經濟，打擊了北方工業經濟。這樣，西部州變成了傑斐遜派的勢力。所以在南北戰爭前，美國的政治一直被傑斐遜派控制，北方工業經濟一直沒有突破。1857年經濟危機激化了矛盾，最終演變為憲政危機。

如今，這場鬥爭有個不好的趨勢，那就是合作博弈的其中一個條件正在遭到破壞，即憲政民主制度正在被建制派破壞。這增加了暴力的預期。這種預期來自這次大選，其中關鍵的是選票舞弊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原本聯邦最高法院是最高仲裁者，是憲政的守護者。但是，大法官最開始就沒有維護選舉的公平性。2020年，金斯伯格法官去世後，川普任命了一位新法官，民主黨在國會上阻撓任命。阻擾的目的是拖延時間。因為這時川普正將賓州的郵寄選票問題提交到聯邦最高法院。因為缺少一位法官，最高法院表決是4：4，決定發回到賓州去裁決。

這個決定是非常糟糕的。這激勵了各州自行決定大選規則。這時，最應該出面維護大選公平規則的是國會。這是憲法賦予國會的權力。憲法規定大選規則交由州議會決定，但國會有權力修改州的規則。這是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上漢密爾頓提出來的。他預料到強大的派別（政黨）可能通過控制州的選舉規則來影響總統人選。但是，國會兩院被建制派控制，他們選擇不作為。2020年大選的問題如當年漢密爾頓所料。

過去幾十年，兩黨建制派達成了默契，對各州的競選規則不深究。但是，這次大選的規則變數是郵寄選票，郵寄選票的大規模增加足以改變選舉結果。賓州上一屆大選郵寄選票只有4萬多，這一次是200多萬。相比站點投票，郵寄選票是更容易作弊的一種投票方式。共和黨控制的州基本上都取消郵寄選票或採取有限制的郵寄選票。民主黨控制的州和一些搖擺州基本都採取郵寄選票，民主黨向選民寄送了大規模的選票。

聯邦最高法院和國會錯過了維護公平選舉的機會。各州投票後，川普不承認拜登勝選，一口咬定賓州、佐治亞等州存在大量舞弊。這時，最高法院與國會兩院本可以組成調查組進行調查，卻任由事態發酵。接著，德州向聯邦最高法院提交訴訟請求，說幾個搖擺州大選程序違憲。

這是避免暴力衝突的最後一道屏障。但是，最高法院駁回了德州的請求。最高法院可能擔心在這個關鍵時刻介入大選，涉嫌違背三權分立原則。但其實，最高法院的決定是缺乏勇氣與智慧的。大選程序問題是不能掩飾的，最高法院應該受理，假如調查的結果是這幾個州違憲，可判決這幾個州的投票無效，然後讓州議會決出各自的選舉人票。這完全符合美國憲法的。

錯過了這次機會，暴力衝突似乎不可避免。而真正激化矛盾的是共和黨剛剛丟了參議院。這對川普主義者來說是致命的。他們的預期越來越強烈：民主被操控，選票無法解決問題。如此不合作博弈的傾向越來越強，最終暴力衝突在國會爆發。

共和黨丟了參議院後，民主黨相當於控制了兩院。他們同時贏得了白宮和國會，三權分立中的兩權，只剩下一個最高法院。目前，最高法院九大法官中，共和黨任命的法官佔多數的六個。但是，民主黨計畫擴大最高法院的法官名額，這樣有機會奪回對最高法院的控制權。憲法沒有規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數，民主黨如果這麼做是否違憲還很難說。

共和黨佔多數席位的最高法院不敢站出來維護憲法，民主黨就想辦法改變最高法院。如果民主黨如願以償，這樣三權分立就變成了民主黨專政——控制三權。這就違背了當年憲法的設計原則。

在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上，代表們試圖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政府。但是，他們又擔心全國性的政府權力太大，雖然這個政府是民主政府。當時的開國者與歐洲的學者一樣都對民主保持警惕。但是，他們否定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只能摸索民主制。他們的觀念是，對民主政治加以限制，而不是鼓勵【3】。這是當時立憲的共識。他們經過幾個月博弈與爭鬥，最後形成了三權分立和兩院國會來限制全國性的民主政府。這就是憲政民主，以憲法約束的民主政府。但是，民主黨如今控制了兩院和兩權，並可能挑戰第三權。

歷史上，執政黨短期同時控制白宮和兩院的情況也存在。兩年後的中期選舉，共和黨還有機會競爭兩院。但是，這次大選打擊了川普主義者對選票的信任。他們認為，如果郵寄選票不改，共和黨可能永遠無法獲得大選的勝利。民主黨還有一個計畫是，破壞選舉人團制度，採取符合民主黨利益的普選制度。要知道，選舉人團制度是憲法限制民主暴政的重要機制。這對憲政民主構成了威脅。

最令川普主義者絕望的是，建制派利用了憲政中的兩個漏洞：全球化秩序和信用貨幣，尤其是信用貨幣。建制派利用信用貨幣的憲政漏洞的方式，與當年的奴隸制如出一轍。

當年，傑斐遜派通過奴隸制將西部新州淪為農業州，半個世紀間吸納了與東部十三州幾乎同等規模的新移民。這些新移民多數成為了他們的票倉。如今，建制派通過信用貨幣擴張福利，將少數裔、新移民者裝入自己的票倉。所以，如果這兩個制度不堵上，非合作博弈的預期就會越強烈，憲政危機將很難避免。

還有一個方向值得關注，美國可能會出現第三大黨。目前的問題是美國兩黨長期壟斷三權、兩黨建制派達成默契的結果。共和黨內部的建制派麥康奈爾、布什家族都不支援川普，一些共和黨高官已經辭職；民主黨內部的進步派與建制派矛盾更加尖銳。兩黨中的反建制派力量可能促成第三大黨。

如果第三大黨出現，將對美國政治體制構成挑戰。因為任何一位候選人都很難獲得270張選舉人團票。這樣，總統人選只能由國會決出。如果不修改總統競選規則，美國可能會出現像歐洲一樣的聯合政府。第三大黨有助於美國社會達成政治平衡，有利於避免憲政危機。

21世紀這場反建制派勢力的鬥爭，它最早發端於美國。這印證了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觀察：“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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