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202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科學獎）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

三位經濟學家獲獎，是因為他們“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這些制度如何影響（國家）繁榮”這個問題上所提供的見解——他們研究了殖民者引入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如何影響、乃至決定一個國家今天的貧富。

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總結：“法治薄弱、制度剝削民眾的社會不會帶來增長或改善。獲獎者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瞭解其中的原因。”

“減少國家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獲獎者們展示了社會制度在實現這一目標方面的重要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如是說。

本次獎金總額為1100萬瑞典克朗（748萬人民幣），將由三位獲獎者均分。另外他們還會獲得金質獎章。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公佈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4日，當達龍·阿西莫格魯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的時候，他幽默而興奮地說：“你夢想有一個好的職業生涯，但一切到頭了，（因為）到頂了。這是個大驚喜和大榮譽。”

達龍·阿西莫格魯1967年出生於土耳其，擁有美國和土耳其雙重國籍。1989年，他在英國約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90年和1992年，他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1993年至今，達龍·阿西莫格魯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指導過60多名博士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土耳其科學院、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此次獲獎後，他成為了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土耳其裔學者，也是首位獲獎的土耳其裔經濟學家。

達龍·阿西莫格魯研究興趣廣泛，包括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與增長、人力資本理論、增長理論、創新、搜尋理論、網路經濟學和學習。其中就涉及了本次獲獎的論題：不同社會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例如政治制度的差異、經濟政策的不同以及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多樣性。

值得一提的是，達龍·阿西莫格魯是人工智慧（AI）的“觀望著”，他認為“對人工智慧進行大規模投資的理由尚不明確”，“人工智慧只能完成5%的工作”。同時，他也是川普的堅決反對者。

西蒙·約翰遜1963年出生於英國，擁有牛津大學學士學位、曼徹斯特大學碩士學位，並於1989年獲得麻省理工大學博士學位。

1996年，西蒙·約翰遜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並積極“入世”。2000-2001年，西蒙·約翰遜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市場資訊諮詢委員會成員。2007 -2008年，他亦曾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主任。

西蒙·約翰遜是金融和經濟危機研究專家，長期關注危機的預防和緩解，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

西蒙·約翰遜也非常熱衷於參與社會傳播，是經濟學學術網站BaselineScenario.com的聯合創始人，並擔任《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共和》等媒體的撰稿人。

加上這兩位教授獲獎，麻省理工學院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教員名單增至十位（如果以校友來統計，這個數字是13位）。

此前的八位是：保羅·薩繆爾森（1970年，靜態和動態經濟理論）、弗朗哥·莫迪利亞尼 （1985年，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羅伯特·索洛 （1987年，增長理論）、彼得·戴蒙德 （2010年，市場搜尋理論）、本特·霍姆斯特倫 （2016年，契約理論）、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絲特·迪弗洛 （2019 年，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喬希·安格里斯特 （2021年，因果關係的分析）。

詹姆斯·A·羅賓遜同樣出生在英國，是三位獲獎者中最為年長的一位。他於1982年獲得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士，1986年在英國華威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93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詹姆斯·A·羅賓遜自2015年起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目前還擔任芝加哥大學皮爾遜全球衝突研究與解決研究所所長。他長期在美國的大學擔任教職，包括哈佛大學（2004-2015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99-2004年）、南加州大學（1995-1999年）。

詹姆斯·A·羅賓遜的研究興趣聚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國家，並身體力行，曾前往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海地、剛果（民）、奈及利亞、獅子山、南非、辛巴威等國進行實地考察並收集資料。

在此次獲獎前，三位學者已經長期密切合作多年。

2023年，達龍·阿西莫格魯與西蒙·約翰遜合作出版了《力量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這本書探討了重大技術變革的歷史，以及背後的經濟學，也討論了關於人工智慧的話題。

十多年前的2012年，達龍·阿西莫格魯與詹姆斯·A·羅賓遜合著了《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這本書後來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著作，探討了不平等的根源，以及為何一些國家變得富裕和成功。此外二人還合作出版過《獨裁與民主的經濟起源》《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與自由的命運》兩部著作。

理解他們的理論：制度與繁榮慼慼相關

三位經濟學家對此次獲獎問題的研究興趣，在2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從他們三人合作的論文中可見一斑，包括三人共同署名的《殖民地起源比較發展的實證研究》（2001），《非洲的成功故事》（2001），《歐洲的崛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變革和經濟增長》（2005）……

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2002年合作完成的代表作《貧富的逆轉》。圖片來源：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2002

其中，他們三人於2002年共同完成的、發表於《經濟學季刊》的論文《貧富的逆轉——論現代世界貧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代表著他們此次獲獎的核心思想框架，也是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公佈的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詞中的核心理論——

長期以來，地理被認為是影響國家財富的重要因素。例如，氣候溫和的地區被認為更有利於農業生產和發展。然而，三位經濟學家則認為，地理因素並不是決定國家貧富的唯一原因。雖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確實對經濟發展有影響，但它們並不能完全解釋國家之間的巨大收入差異。

三位經濟學家認為，制度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而不良的制度則會導致經濟停滯和貧困。

具體來說，“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財產權保護）有助於長期經濟增長，而掠奪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專制、腐敗和資源掠奪）則會阻礙經濟發展。

在此基礎上，“貧富的逆轉”這個概念，成為理解他們理論的關鍵。

財富的逆轉，是指那些在全球殖民化前，相對富裕的地區，現在反而變得更加貧困。反而一些在殖民化前相對貧困的地區，現在反而變得更加富裕。他們三人的分析認為，這一現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引入的制度差異造成的。

例如，墨西哥在阿茲特克帝國時期是一個相對富裕的地區，但經過殖民後的掠奪性制度，現在成為一個相對貧困的國家。相反，美國在殖民前是一個相對貧困的地區，但由於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現在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

三位經濟學家通過研究殖民歷史，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區引入的制度對現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響。在一些地區，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促進了長期的經濟增長；而在另一些地區，殖民者建立了掠奪性制度，導致了長期的貧困。

為什麼會如此？三位經濟學家認為，是因為在原本最貧窮和人口稀少的地方，歐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進長期繁榮的制度。而在最富裕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因為足夠富裕，制度反而卻更加掠奪性，對當地人口的繁榮促進作用較小。

這種制度差異是現代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呼籲，解決全球收入不平等的關鍵，在於建立和維護良好的制度。這不僅需要政府的努力，還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援和合作。

實際上，三位獲獎者的非美國背景，或者土耳其、英國背景，正對應了他們此次獲獎的核心研究，畢竟英國曾經是最大的宗主國，而土耳其的前身奧斯曼帝國，曾割讓出80%的領土分崩離析，被稱為“西亞病夫”。

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所言：“他們的研究不僅加深了我們對國家之間經濟繁榮差異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為減少全球收入不平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援。”

“目前，最富裕的20%的國家，比最貧窮的20%的國家大約富裕30倍。此外，最富國與最窮國之間的收入差距是長期的；儘管最窮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富裕，但它們並沒有趕上最富裕的國家。為什麼？今年的獲獎者找到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證據，解釋了這種持久差距的一個原因——社會制度的差異。”  (棱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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