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南非誇祖魯-納塔爾省政府近日宣佈，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即將正式啟動其非洲業務，首個非洲營運樞紐將設立在德班（Durban）。在此之前，阿里巴巴已在非洲策劃佈局從支付到物流的全面落地：在肯尼亞接入了M-Pesa移動支付，並在奈及利亞啟用Opay和Verve卡支付，解決了跨境購物中的支付難。AliExpress在包括南非、阿爾及利亞、埃及、衣索比亞、摩洛哥和坦尚尼亞等多個國家開通了本幣支付服務等。近年來，Shein、Temu、阿里巴巴等中國電商巨頭紛紛“擠入”非洲，標誌著中國製造正在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走向全球南方，來自異邦的中國力量正在為非洲“重振雄心”。本文作者認為，經濟全球化處理程序進一步削弱了本就脆弱的非洲諸國的國家能力；而隨著中國國家資本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南方，來自異邦的國家能力促成了非洲國家的技術與產業升級，為全球南方發展帶來了新的希望。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中國對非洲的大量投資，尤其是國家資本的進入，彌補了私人資本的短板，首先帶來了製造業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與政治秩序。其次，中國企業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帶到全球南方，對非洲亟需的各門類製造業進行了大量投資，進而帶動了非洲互補性供應商與本土熟練技工的成長。第三，中國國家資本對非洲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積極作用，不只體現為自身在非洲的經濟活動，還在於其撬動了更多私企跟進，培育了非洲本土企業，真正形成“擠入效應”。作者認為，來自中國的“異邦的國家能力”讓非洲獲得了“有形投資”，打造技術和產業基礎，培育自主發展能力；推動了非洲製造邁向多元化；“讓非洲獲得了把握新興產業發展的機會。在“異邦的國家能力”帶動下，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南方，不僅給經濟落後國家帶去了全覆蓋的製造業和發展機會，未來還將為全球南方再工業化提供廣闊市場。“異邦的國家能力”必將成就“雄心壯志”的非洲。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5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重振“非洲雄心”——中國如何推動非洲的工業化2000年5月，《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的封面故事是“非洲——沒有希望的大陸”（Africa: Hopeless Continent）。2011年，該雜誌封面故事換為“正在崛起的非洲”（Africa Rising）。2013年，雜誌封面故事變成“雄心壯志的非洲”（Aspiring Africa）。依附論學者薩米爾·阿明對非洲前途充滿憂慮：隨著技術進步，資本主義體系不斷擴展，非洲國家有時被稱為“第四世界”，在世界新秩序中日益邊緣化。作為全球南方的一員，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技術水平、國家能力、族群整合等方面的水平都較低，被認為是發展現代產業的“最不可能”案例。不過，當前拉美、亞洲、非洲等全球南方正在發生新的轉變，開始呈現再工業化勢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作為邊緣地帶的非洲在這一輪工業化中不再僅從事低附加值生產，反而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產業升級。曾經歷內戰的盧安達積極推進太陽能、風能發電，大力發展資訊通訊產業，乃至生產智慧型手機；奈及利亞、烏干達、加納等國家積極發展本土汽車製造業，組裝電動車。從經濟與產業結構看，非洲國家已有“走出邊緣”的跡象。本文試圖展示，隨著國家資本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南方，來自異邦的國家能力促成了非洲國家的技術與產業升級，為全球南方發展帶來了新的希望。▍錯誤的改革與失去的機會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全球化處理程序，看似為全球南方提供了發展機會，各國經濟改革的效果卻事與願違。西方國家按新自由主義理念，為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提供了“結構性調整”的改革方案，認為不發達國家政府干預太多，需要削弱國家。西方為實施改革的全球南方提供援助，並要求受援國放鬆經濟管制，推動貿易自由化，加快企業私有化，降低福利支出，減少公共服務。這一改革路線最大的問題在於，它進一步削弱了本就脆弱的非洲諸國的國家能力。20世紀90年代初，發達國家政府僱員數量佔總人口數的7.7%，位居世界最高水平；而非洲國家的這一比重僅為2%，居世界末位。[1]新自由主義改革進一步減少了非洲政府僱員的數量，使全球南方國家既無力提供社會服務，也無法維繫政治穩定，更難以促進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隨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推進，非洲各地反政府抗議、社會騷亂和地方叛亂日益增多，政局動盪、內戰頻仍，民眾的經濟與社會權利、人身安全和勞工權益不斷惡化。[2]1995年以後，捲入內戰的非洲國家數量迅速上升，盧安達、剛果（金）、塞拉利昂、賴比瑞亞、象牙海岸、馬里、蘇丹、莫三比克、安哥拉和布隆迪等國家紛紛陷入衝突與內戰。國家能力削弱的另一後果是，在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非洲國家無力應對外來製造業的挑戰，經濟績效日益惡化，越來越接近依附論學者的預測。1985年，塞內加爾推進貿易自由化，致使該國三分之一的製造業崗位消失。在進口商品衝擊下，烏干達製造業萎縮22%。20世紀80年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均收入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每年下降1.2%；到90年代，當地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長率僅為0.2%。[3]非洲製造業發展因此停滯不前，陷入“早熟的去工業化”。[4]在全球南方最需要“找回國家”時，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恰恰在削弱其國家能力。僅將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納入考量範圍的分析框架，忽視了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隱含前提：“自由市場”順暢運轉所倚仗的“秩序”並不是先天存在的。保障製造業發展所必須的基本條件，即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國家亟需的發展環境，幾乎均與國家能力密不可分。第一個條件是政治秩序。不少全球南方深陷內戰與恐怖主義泥潭，缺乏製造業發展所需的穩定秩序。第二個條件是基礎設施。要發展製造業，需要穩定的電力、暢達的交通，而全球南方不少成員無力提供相關“公共品”。第三個條件是互補的供應商。大部分全球南方成員經濟結構單一，缺乏互補的供應商和產業叢集，難以為製造業發展提供中間產品。第四個條件是熟練技工。儘管全球南方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生產線上卻缺乏熟練技工。一名中國女工最多可以同時操作32台織機，而坦尚尼亞女工只能同時操作8台。[5]資金來源是非洲製造業發展的另一短板。發展經濟學家保羅·羅森斯坦·羅丹強調後發國家需要動員大量資金，用“大推進”的投資帶動產業與經濟發展。但全球南方不僅缺乏投資，更缺乏強大的國家能力進行大規模協調，促成製造業發展。在很長一段時期，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甚至缺乏基本的資料採集與資訊收集能力，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組織和學者只能根據千差萬別的資料，得出相距甚遠的結論。[6]在日益文明化的國際社會，非洲不可能重複歐洲的老路，通過長期對外戰爭塑造民族主義，以提升財政汲取能力，強化國家能力。[7]歷史上，隨著地緣政治變遷，邊緣地帶也會獲得發展機會。伴隨國際直接投資增多，外來的“制度飛地”帶動了中國半導體等高技術產業的早期發展。[8]同樣，在缺乏國家能力的情況下，全球南方也可能推進某些社會經濟變革。例如，在國家能力較弱的剛果（金），國際組織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改善了當地性別犯罪境況。[9]不僅制度可以來自異邦，國家能力同樣可以來自域外。當全球南方缺乏統一的組織能力來協調、推進製造業發展時，中國帶來的“異邦的國家能力”，為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提供了新的契機。▍國家資本帶動下的非洲基建與秩序中國對非洲的大量投資，首先帶來了製造業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與政治秩序。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積極參與到全球南方的公路、鐵路、橋樑、水壩、電廠、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中。隨著中國海外利益增多，中國對海外安全保障的投資也日益增多。中國投資為基礎設施與公共安全均存在赤字的非洲提供了有益補充。此外，與以往以私人資本為主的國際直接投資不同，中國、巴西等全球南方國家的對外投資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國家作為所有者的國家資本。[10]在“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早期階段，在非投資的大多數中國企業為國有企業，僅有一小部分是私企。不少人擔憂國家資本存在“道德風險”，即因有國家做後盾，投資者罔顧隱患，導致投資風險高、效益低。然而，面對國家能力低下，投資風險較高的全球南方，國家資本的進入恰恰能彌補私人資本的短板。斯蒂芬·卡普蘭稱中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為“耐心資本”：既有長遠眼界，又有較高風險承受能力，因此更具穩定性，更能包容東道國發展目標，與追求短期利潤的私人資本截然不同。[11]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企業和西方私人資本行為迥異，贊比亞的中國投資者宣佈“三不政策”，即不裁員、不減產、不降薪。[12]在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和國有企業積極投資私人資本罕有涉足的“遺留項目”。這些項目大都投資周期長，投資風險高，卻能帶來長遠回報。作為國家資本的中國投資為非洲重建了基礎設施，並助力維護當地的公共安全與秩序。首先，國家資本帶來了全地帶、全天候投資。一般而言，私人資本會避開內戰和衝突地帶，避開經濟風險較高的時段，而全球南方恰恰具有內部衝突多、失序時段多的特點。西方國家出口信貸主要目的地是美國、俄羅斯、土耳其、英國、阿聯和中國等國家；相比之下，中國政策性銀行主要向開發中國家提供貸款。[13]中國投資是“全地帶”投資，願意投資政治失序國家，為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長遠發展提供幫助。中國投資還願意在風險較高的時段進入，“全天候”投資經濟逆境時段。1994年，盧安達發生種族大屠殺，經濟瀕臨崩潰，來自西方的投資斷崖式下降，盧安達僅能從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有限的援助和貸款。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西方國家不願為深陷危機的盧安達提供資金，盧安達政府轉向中國提供幫助。無獨有偶，內戰結束後的安哥拉試圖重建經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申請貸款，但遭到拒絕。2002年，安哥拉政府轉向中國尋求幫助。在烏干達經濟衰退時，西方私人資本大規模撤離，而中國則逆向而行，不斷增加投資，成為烏干達主要投資國。其次，國家資本帶來了全領域、全部門投資。一般而言，私人資本會避開基礎設施領域與公共安全部門。20世紀80至90年代，西方國家及國際金融機構不願為全球南方的基礎設施投資，反而爭相介入投資成本較低的經濟改革、政府治理。薄弱的基礎設施，低效的交通物流，使非洲製造業發展舉步維艱，提升了製造成本，增加了外貿的不確定性，延誤了貨物交付時間，讓全球買家難以承受。坦尚尼亞投資者抱怨當地常常斷電，突發的停電會損害機器裝置；當地還常常斷水，影響生產。奈及利亞企業家則抱怨“癲癇般的電力供應”和破舊的公路妨礙了生產。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在2008年公開批評歐洲在千年峰會上允諾為非洲基礎設施提供150億美元的資金，卻未能最終履行。相形之下，中國帶來的國家資本積極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尤其重視其對經濟發展的正向作用。世界銀行副行長、奈及利亞前財政部長恩戈齊·奧孔喬-伊韋阿拉曾向中國官員提問“奈及利亞如何能與中國一樣實現10%的經濟增長”，中國官員的答案則是“基礎設施——基礎設施以及遵守紀律”。[14]和西方私人資本不同，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參與到非洲港口、鐵路、公路、橋樑、機場、管道的修復、建設乃至營運之中，幫助非洲迅速建設基礎設施，傳授技術，提供培訓。得益於中國投資，奈及利亞基礎設施大幅更新，萊基港、拉各斯國際機場以及輕軌藍線等多個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落地。在大部分交通設施被內戰摧毀的安哥拉，中國幫助修復、重建了本格拉鐵路，聯通了坦尚尼亞與安哥拉。中國還為非洲大陸的安全穩定貢獻力量。中國政府援建了位於衣索比亞的非洲聯盟會議中心，以及位於奈及利亞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總部辦公樓，助力非洲區域共同體建設。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上，中方將“安全共築夥伴行動”列入中非“十大夥伴行動”。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支援在索馬里、達爾富爾的維和任務。中國還為非洲培養軍事和警務人才，幫助盧安達政府建立了採用中方軍事培訓體系的學院。中國與非洲不斷加強在公共安全、維和、打擊海盜和反恐等領域合作，加強聯合演習，以提高非洲保障公共安全、維持中國秩序的能力。不僅如此，大規模的對外投資也將中國投資安全提上議事日程，讓中國企業成為“安全”這一公共品的提供者。為保證員工人身安全與投資安全，中國企業依靠自身資源，僱傭安保公司提供服務，中國在非洲的私人安保業務由此迅速發展。中國企業購買的安保服務為非洲的經濟特區、產業園、工業園提供了安全與秩序。中國企業還幫助非洲國家建立應急響應系統、安全預警平台，協助解決當地嚴峻的公共安全問題。例如，中國的雲從科技與辛巴威政府合作，為其安防、機場等提供人工智慧安全系統；中興通訊參與贊比亞“平安城市項目”，改善其城市治安，並協助奈及利亞建設國家公共安全系統；華為、海康威視等企業參與到肯尼亞的基站、智能交通和資料中心建設，降低了內羅畢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與非洲製造要建設中國統一大市場，就是要建設規則的統一。正因為各地的規則不統一，大家才會產生惡性競爭。實際上現在地方政府能用的手段越來越少，以前還有土地等很多的優勢，那現在這些優勢沒有了。內卷的結果，使得地方債務越來越多。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做大量工作。它不僅要統一規則、規制，比如廣東的招商和湖南的要統一起來，廣州和深圳的招商規則要統一起來。還要改變對幹部的考核標準，如果對幹部的考核標準還是招商引資的話，那他就很難避免會動用各種方法來競爭，最終就會陷入惡性競爭。企業之間也是這樣，價格戰也是同一個邏輯。新時代以來，中國在人工智慧、大型民用客機、半導體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14億人的工業化以及中國在前沿科技領域的成就，打破了發達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技術壟斷。到2024年，中國製造業規模連續14年居全球第一；同時，中國具備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全覆蓋的中國製造”給世界帶來的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能製造幾乎所有的工業品，那它是否會對全球南方的工業化構成衝擊？事實上，中國的紡織品確實一度給奈及利亞等國帶來了巨大競爭壓力。[15]非洲製造商抱怨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湧入本土、擠佔市場，為保護本國工業，南非等國家對中國紡織品實施進口配額。中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先行者優勢，使非洲工業化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壓力。但讓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最近這一輪非洲的再工業化，恰恰是在“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的背景下推進的。在全球南方再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在競爭之外，逐漸展現出合作共贏的新面向。中國企業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帶到全球南方，對非洲亟需的各門類製造業進行了大量投資，進而帶動了非洲互補性供應商與本土熟練技工的成長。2007年，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沒有任何重大的國際項目直接投資製造領域。西方私人資本更是聚集在資源領域。一位奈及利亞外交官抱怨道：“西方在非洲的投資，除了石油，就是石油，不會涉足其他領域；而中國卻在非洲各領域積極開拓。”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投資作為“孤勇者”推進非洲製造業發展。[16]在資源相對稀缺的衣索比亞，約三分之二的中國投資流向製造業。[17]互補性供應商往往率先出現在非洲的經濟開發區、產業園與工業園。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賴比瑞亞、模里西斯和塞內加爾等國就啟動了經濟特區計畫。在21世紀初，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諸國均制定過經濟特區計畫。除模里西斯外，大部分非洲的經濟特區都沒能取得成功，既沒帶動投資，也沒促進就業。全覆蓋的中國製造為非洲經濟開發區帶來了新的生機。中國在非洲多個國家建立了一系列工業園和經濟開發區，例如衣索比亞的“東方工業園”、奈及利亞的萊基自由貿易區和奧貢廣東自由貿易區。奈及利亞的兩個園區，涉及建材、陶瓷、日化、家具、五金、食品加工、農副產品加工、包裝印刷材料、汽配機電產品、醫藥、電子等多門類行業，入駐企業逐年增多，生產類別日益多樣化。來自中國的“異邦的國家能力”對非洲製造業發展進行大規模協調，幫助非洲實現了寬領域、全方位的工業大推進，形成了完整覆蓋三次技術革命時期的產業叢集，培育了互補性的供應商。首先，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在肯尼亞、烏干達、衣索比亞、加納、奈及利亞等國投資服裝、紡織等輕工業，幫助這些國家實現了進口替代。華堅鞋業於2011年開始在衣索比亞生產鞋類製品，將鞋材、模具等各生產環節搬到非洲，紡織、製革、包裝等上下游企業追隨而至。其次，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在非洲投資石化、日化及鋼鐵產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中國企業在較短時間內在非洲推進了很多投資項目，幫助完善當地工業生產體系。例如，以油氣為支柱產業的奈及利亞，油氣下游產業發展落後，煉化能力不足，燃油、汽油依賴進口。中國在當地承建的丹格特煉油廠落成後，成為非洲最大煉油廠，幫助奈及利亞實現了能源獨立。類似的，在中國投資推動下，南蘇丹的石油工業快速發展，已形成了體系完整、技術先進的一體化石油工業體系，擺脫了石油依賴進口的歷史。中國還在奈及利亞、安哥拉等地建立日化工廠，在埃及、辛巴威投資鋼鐵製造廠，在摩洛哥、肯尼亞、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生產、組裝汽車。再次，全覆蓋的中國製造還在非洲投資以資訊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產業。華為於1998年進入肯尼亞，此後和中興通訊、中國電信等企業一道，與非洲政府、當地企業密切合作，建設電信基礎設施和網路。中國企業在奈及利亞、突尼斯、喀麥隆等國鋪設海底光纜。2021年，在中國企業的幫助下，塞內加爾建成造價1800萬美元的新國家資料中心。隨著非洲本土資訊通訊技術發展，華為等眾多中國企業還在非洲成立研發中心。越來越多的中國科技企業進入非洲，帶去新興技術，幫助非洲國家彌補“資訊鴻溝”，邁向數字時代。中國投資還為當地員工提供技能培訓，帶動了非洲熟練技工的成長。為克服熟練技工短缺問題，華堅鞋業於2011年從衣索比亞的東方工業園招募86名工人到中國培訓；2012年初，華堅鞋業在當地生產線上的僱員為600人，年底，僱員人數增加到2000人；到2013年底，進一步增加至3500人。[18]華為在內羅畢建立了培訓中心，為6000多名當地電信學員提供培訓課程，並與當地手機公司薩法里科姆（Safaricom）合作，與多所大學簽署協議，為肯尼亞學生提供免費培訓。[19]2009年，中國在衣索比亞啟動了職業培訓課程，涵蓋施工技術、建築學、工程學、電子工程與電子學、電腦、紡織與服裝等科目，並在烏干達、安哥拉等地建立了類似的職業培訓中心。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同樣拉動了非洲當地就業。隨著時間推移，海外中國企業中來自中國的員工比例逐步降低，本地熟練技工日益增多。在坦尚尼亞，中國企業每僱用一名中國工人，平均就會僱用九名當地工人。[20]大規模投資帶來了大量就業機會。2000~2019年，隨著中國在安哥拉的投資規模持續擴大，當地失業率呈不斷下降態勢。[21]穩定的生產平台伴隨穩定就業，為非洲穩定的技能積累提供了可能，讓非洲工人在製造、模仿、維修中學習。▍中國在非投資的“擠入效應”中國國家資本對非洲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積極作用，不只體現為自身在非洲的經濟活動，還在於其撬動了更多私企跟進，培育了非洲本土企業。換言之，中國國家資本在非洲的投資，不僅沒有帶來“擠出效應”，反而發揮了“擠入效應”。首先，中國投資撬動了更多中國私企跟進。由於國家資本對外投資更具長遠眼界，也有更高的風險承受能力，大量投資項目帶動了更多後續投資。在國家資本的示範作用下，規模較小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以分包商的形式進入非洲，尋找投資機會，並協助國有企業完成小型項目。例如，隨著中國與盧安達大型建設項目的啟動，大量中國私企湧入盧安達。中國建工參與盧安達國際機場建設項目，小企業中辰建設則中標了基加利國際機場擴建項目。在電信與新興技術領域，阿里巴巴、百度、中國電子科技、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海康威視和騰訊等企業紛紛湧入非洲。規模較小的私企同樣表現不俗：2021年，在深圳成立的傳音公司佔據了非洲智慧型手機銷售額的47%，成為非洲最大手機供應商。[22]由於眾多企業湧入，政府部門甚至難以精準估算在非的中國投資者數量。2011年，利比亞爆發武裝衝突，中國政府組織大規模撤僑。在大使館登記的中國員工大約為6000名，但最終參與撤僑的竟有3.6萬人之多。2018年，中國商務部登記的在非中資企業約為3500多家，然而有研究估計，真實數字可能是正式登記數量的四倍，其中大多數是規模較小的私企。在非中國公民人數更難以估算——2020年前，在非中國公民預計最高可達200萬。[23]其次，中國投資帶動了非洲本土企業成長。在輕工業領域，中國在肯尼亞的投資已推動了當地衍生企業發展。一些當地僱員在出口加工區的中國企業工作，離職後，利用自己學到的經驗，創辦了小型服裝廠。中國企業在非洲的經濟活動同樣帶動了本土企業家的成長。在南非，當地電信企業MTN的工程師與中興通訊的中國同事協力合作，為當地電信市場量身定製了技術方案；並與華為展開技術合作，在南非部署先進的5G網路。隨著中國在當地電信業務的不斷拓展，2019年，盧安達成立了第一家非洲本土智慧型手機製造廠，由盧安達本土公司馬拉集團（Mara Group）營運。早在十多年前，海爾便與英國PZ集團簽訂合資協議，在奈及利亞建立合資工廠，生產聯合品牌的冰箱、冷櫃、空調。在衣索比亞，中興通訊與當地企業亞諾拉（Janora）一道生產手機。時至今日，中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已極大提升了當地本土製造業發展。奈及利亞已出現多家本土冰箱、空調、汽車生產企業，衣索比亞也已湧現多家本土手機製造商。依靠“異邦的國家能力”，中國投資帶動了更多的投資，帶動了非洲本土企業成長。通過與中國的合作，非洲各國成功升級了公路、鐵路、電信網路，逐步從農業向製造業轉型，雄心勃勃地推進再工業化。中國對非投資不僅沒有產生 “擠出效應”，反而發揮了“擠入效應”，帶來更多投資機會，也讓這一處理程序更具可持續性。▍“異邦的國家能力”成就“雄心壯志”的非洲非洲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指出，在過去六十年，西方援助並沒有服務於非洲發展目標；而新世紀以來，中國投資給非洲經濟增長和市場拓展創造的機會，給非洲政治、經濟與社會帶來的巨大改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與之媲美。[24]中國給非洲等全球南方帶來的不僅是自身的發展經驗，還有基礎設施、政治秩序、互補的供應商以及熟練技工。這些都仰仗“異邦的國家能力”對技術發展與產業升級進行的大規模協調，以此實現非洲經濟發展大推進。“異邦的國家能力”讓非洲獲得了“有形投資”，打造技術和產業基礎，培育自主發展能力。長期以來，西方更重視對全球南方的“無形投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將關注重點放在促進兩性平等等社會領域；2021年，美國拜登政府啟動了“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基礎設施建設計畫，將健康、生物多樣性、性別平等、教育等無形投資納入方案，將善治、問責、透明度和人權作為優先事項。然而，早在2007年，剛果（布）駐美國大使塞爾日·莫姆布裡便告知美國媒體：“中國提供了有形的東西，而西方則提供無形的東西；我們不能只談民主、透明和良治，我們兩樣都需要，人們不能拿民主當飯吃。”[25]“異邦的國家能力”推動了非洲製造邁向多元化。在中國門類多樣的投資帶動下，非洲既發展了技術含量較低的輕工業，也有重化工業、電子產業，同時還發展數位技術，改變了依附論所擔憂的單一經濟結構。憑藉自身國家能力，中國奠定了寬廣的製造業基礎；同時，中國也幫助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打造了多元的經濟結構，幫助非洲提升自主發展能力，走出邊緣。“異邦的國家能力”讓非洲獲得了把握新興產業發展的機會。21世紀初，中國政府提出“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今天非洲的再工業化同樣可能效仿中國經驗。有長遠眼界的中國對非投資並非根據“產品生命周期”在他國轉移夕陽產業，而是覆蓋新興技術、投資長遠發展。例如，辛巴威政府試圖發展巨量資料、人工智慧、雲端運算、軟體應用、智能城市、衛星發射等產業，而全覆蓋的中國製造既有意願，又有能力幫助辛巴威實現新興產業與戰略產業升級。辛巴威官員表示，中國企業在辛巴威產業轉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異邦的國家能力”帶動下，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南方，不僅給經濟落後國家帶去了全覆蓋的製造業和發展機會，未來還將為全球南方再工業化提供廣闊市場。中國一方面有序擴大商品市場對外開放，承諾對所有已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實現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另一方面積極發揮進博會、廣交會等展會平台的促進作用，通過“買全球”，實現“賣全球”。新時代的中國，正致力於將自身超大規模市場打造成為世界共享大市場，為包括全球南方再工業化在內的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