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重磅 | “讓美國再次偉大, 讓歐洲再次貧窮”: 川普上任1年最精狠的一仗, 終於打響川普對歐洲八國發出關稅威脅，宣佈將稅率逐步提升至10%、25%，直到相關方針對“美國全面、徹底地購買格陵蘭島”達成協議。川普執政一年來高頻、高強度的國際干預行動側面說明著，二戰後形成的世界秩序、國際組織，乃至支撐這一體系的“人道主義”價值，自始至終都是帝國主義謀利的工具。從反恐、禁毒，到諾貝爾和平獎，借由這套話語，美國的干預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大行其道。衰落期的美國率先意識到了這一道德武器的合法性正在減弱，果斷將之拋棄。而反帝國主義的抵抗力量尚未意識到自我改革的必要性，空有道義立場而無戰略能力。02  比“綁馬奪島”更危險的，是川普製造的一種認知錯覺綁架馬杜洛總統夫婦後，川普發表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挑釁言論。康傑點明了川普的“媒體戰”“認知戰”虛張聲勢的實質：當前的美國，正試圖從冷戰後廣泛而鬆散的“網狀霸權”，逐步演變為針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強干預、強侵略的暴力控制。川普不斷尋釁的根本意圖，是通過塑造外部威脅，藉機重整美國國內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一方面爭取不受國會約束的絕對行政權，另一方面尋求掌控、調度資本集團的方式，使其為國家安全所用。川普的外交策略與重塑內政的意圖密切相關，是以他為首的建制派MAGA群體面對美國晚期資本主義沉痾“內病外治”的終極方案。03  美《外交事務》披露：“早在川普動手前，馬杜洛就已答應所有條件”1月3日，美軍“三角洲”特種部隊突入委內瑞拉抓獲馬杜洛夫婦並“空運出境”。此次行動是川普政府內部權力拉鋸的結果，即以盧比歐為代表的“強硬派”，取代了特使格雷內爾的談判路線。川普的行動存在三大矛盾：一是違背其“結束無休止戰爭”的政治承諾，二是與打擊毒品問題的目標嚴重脫節，僅8%輸入美國的可卡因從委內瑞拉過境，三是在美國通過談判幾乎已無償獲得委內瑞拉的石油主導權，軍事行動反而會破壞這一得手的巨大經濟利益，並將拉美盟友推向對立面。04  當非洲官員期待我們支付差旅費時，我看到了‘發展’最深的悖論”2026年1月，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坦言，二戰以來由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已經終結，各國必須建立新的聯盟以應對超級大國的脅迫。當西方內部開始公開質疑自身長期維護的國際體系時，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深刻重塑。全球南方的崛起、中等強國的覺醒、發展模式的多元化，都在挑戰舊有的中心-邊緣敘事。正是在這一歷史節點上，回望中國與非洲的關係便顯得格外重要。05  波蘭媒體警示歐洲：“我們要像當年制裁中國那樣制裁美國”近日波蘭媒體一篇關於格陵蘭爭端的文章指出：川普的真正目標可能並非格陵蘭本身，而是服務於一項更宏大的戰略：對歐洲實施“分而治之”。為遏制中俄在北極的影響力，美國有比奪取格陵蘭島成本更低、阻力更小的選項。但強索格陵蘭這一過程，卻恰恰能成為對歐洲進行“意識形態討伐”的工具，落實其《國安戰略》中闡述的對歐戰略。而這一策略將加劇歐盟內部分裂。在“美國再次偉大”的旗幟下，歐洲將被完全工具化，並服務於對華競爭。而歐洲並非沒有博弈的籌碼，如像當年阻撓中國一樣，禁止向美國公司出口荷蘭ASML光刻機。考慮到台積電宣佈的在美投資5000億美元建廠計畫，這將重創川普的“重振美國工業”的議程。06  近期激增的“院士貪官”，點破中國高校隱秘的權力結構？有分析指出，從涉腐領域來看，高校已成為醫療、金融之後的又一重點領域，涉案人員甚至位及院士：去年全國有44名省管及以上高校領導幹部被查，涉及北京大學、中南大學、中國礦業大學等多所知名院校，從中管高校到地方院校，從黨委書記、校長到副職。中國高校的腐敗特徵如下：其一，基建和財務領域已成為腐敗案件高發的重災區，而招生的權力是稀缺資源，在“腐敗市場”上也“供不應求”。其二，和校級領導、普通辦事員相比，院級領導的“權力價格”是最貴的。究其原因，高校的簡政放權使得大部分權力下放到學院層級，相應的監督配套措施則沒有及時跟上，而院級領導具體管理著高校的財務、基建、採購和招生等腐敗頻發的業務領域。其三，從涉案金額來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高於中西部地區。其四，“985”高校在涉案金額中位數上明顯比其他類型的高校要高。07  為何毫無還手之力？委內瑞拉事件暴露“全球南方”三大致命缺陷全球南方國家在美國抓捕馬杜洛的軍事行動後集體失語。南方國家普遍恐懼得罪美國，其行動空間十分有限。究其原因，是因為全球南方面臨著結構性困境。全球南方國家普遍在技術上受制於、在經濟上依賴於美國及其盟友。同時，腐敗指控和“長臂管轄”則給予了美國干涉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的藉口。這次事件殘酷地暴露了全球南方的三大致命缺陷：第一，在安全領域沒有牙齒。第二，經濟依附結構沒有根本改變。第三，內部利益分化嚴重。08  美諾貝爾獎得主：“斬殺線”確實存在，醫療業對人民進行“合法的勒索”美國每年耗費GDP的18%於醫療系統，人均醫療支出全球第一，但國民預期壽命卻在富裕國家中墊底。這並非簡單的市場失靈，而是資本主義制度在醫療這一特殊領域遭遇的必然困境。當資訊極度不對稱，當患者在急救時毫無議價能力，所謂的“自由市場”便成了掠奪的完美溫床。這為我們審視自身的醫療體系與社會健康，提供了一面充滿警示意味的鏡子。這不僅僅是美國的病症，更是關於發展與公平、資本與福利的全球性叩問。 (文化縱橫)

非洲手機之王，扛不住了。傳音控股近日預告，2025年將迎來營收和淨利潤雙雙下滑，並且淨利潤直接腰斬，創下上市以來的最差業績。專家分析，傳音業績糟糕背後有著多重原因。一是傳音官方聲稱的儲存價格上漲對成本和毛利率造成影響。資料顯示，傳音手機整體的均價僅為332.1元，功能手機均價更是只有50.1元。儲存價格上漲對聚焦中低端市場的廠商衝擊最大。二是非洲、南亞等主力市場競爭加劇，傳音份額遭到擠壓。2025年第三季度，雖然傳音市場份額仍為第一，但小米和榮耀的增速分別達到34%和158%，在增速上超過了傳音。為了對衝風險，傳音也正在佈局出行、儲能等新業務。但目前手機業務在傳音營收中的佔比仍高達90%，新業務還遠未能成為第二增長曲線。利潤腰斬，史上最差年度業績近日，傳音控股公佈了2025年業績預告，拋出了一份糟糕的業績。公告顯示，經財務部門初步測算，傳音控股預計2025年實現營業收入655.68億元左右，比上年同期減少31.47億元左右，同比減少4.58%左右；預計2025年實現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25.46億元左右，比上年同期減少30.03億元左右，同比減少54.11%左右。《BUG》欄目梳理髮現，自2019年在科創板上市以來，傳音控股多年保持較快的業績增速，此前僅在2022年出現過營收和淨利雙雙下滑的情況。當時傳音控股給出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全球宏觀不利影響，手機需求疲軟，公司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同比下降，導致公司的營業收入有所下降；二是公司持續科技創新、加大產品及移動互聯等研發投入，提升手機使用者的終端體驗及產品競爭力，研發費用較上年同期增加。同時，公司加大市場開拓及品牌宣傳推廣力度，銷售費用較上年同期增加。而2025年，傳音控股再次出現了營收和淨利雙雙下滑的局面，並且淨利潤直接同比腰斬，可謂是交出了2019年上市以來的最差年度業績。傳音控股此次在公告中解釋稱，公司由於受供應鏈成本影響，儲存等元器件價格上漲較多，對公司的產品成本和毛利率造成一定影響，導致報告期內公司整體毛利率出現下滑態勢；為應對市場競爭，提升公司品牌形象，以及為保持公司長期核心競爭能力，報告期內，公司銷售費用和研發投入有所增加。綜上，預計公司收入同比下降4.58%左右的基礎上淨利潤同比下降較多。實際上，這一下滑態勢在2025年上半年就已經顯現。根據傳音控股此前發佈的2025年半年報，公司實現營業收入290.77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5.86%；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12.13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57.48%。這意味著其在2025年上半年就出現了淨利潤腰斬的局面。歸咎於儲存漲價？不單單如此從傳音控股的表態來看，其將業績下滑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儲存漲價。近期，受AI資料中心大規模吞噬儲存晶片訂單的影響，全球儲存市場正陷入漲價潮。Counterpoint發佈的資料顯示，2025年四季度DRAM與NAND快閃記憶體價格已飆升超過40%。進入2026年，一季度的漲幅預計將達到40%—50%，二季度還將繼續上漲約20%。儲存漲價讓手機廠商們成本上漲，有一些手機廠商已經扛不住壓力暫停旗艦項目的研發。今年1月，星紀魅族集團中國區CMO萬志強在2026年魅友新春會上表示，魅族22 Air已取消上市計畫。他給出的直接原因就是記憶體漲價，“（2025年）Q4以來記憶體的上漲不僅影響整機成本，而且是對原先商業計畫的一個巨大衝擊。”資深產業經濟觀察家梁振鵬向《BUG》欄目分析，傳音控股2025年業績下滑受多重因素影響。一是全球手機市場增長乏力，尤其新興市場消費需求疲軟。Counterpoint發佈的《2025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報告》顯示，2025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同比增長2%，增速相比2024年有所放緩。Counterpoint研究總監Tarun Pathak表示，儲存短缺及元件成本上升，智慧型手機價格上漲已初現端倪，機構已將2026年全球出貨量預期下調3%。他指出，蘋果與三星憑藉更強的供應鏈能力及高端市場定位有望保持韌性，而聚焦低價位段的中國OEM廠商將面臨更大壓力。二是非洲、南亞等主力市場競爭加劇，小米等廠商加大管道與產品投入，擠壓傳音份額。Omdia此前發佈的2025年第三季度非洲智慧型手機出貨量資料顯示，傳音市場份額依舊第一，增速為25%；而小米、OPPO、榮耀等國產手機廠商也在加碼非洲市場，其中小米和榮耀的增速分別達到34%和158%。三是公司自身面臨成本上升、匯率波動及庫存壓力，同時高端化轉型尚未形成規模支撐。資料顯示，傳音手機在2025年上半年的均價僅為332.1元，功能手機均價更是只有50.1元。整體而言，傳音在非洲市場主要依靠中低端產品，雖然在加大中高端投入，但尚需時間。多元化發展？勢頭弱佔比小梁振鵬表示，面對競爭，傳音需鞏固非洲本土化優勢，深化管道與服務體系，同時加速技術升級與產品創新，在中高端市場尋求突破。此外，可拓展家電、數位配件等生態業務，並探索東南亞、拉美等新增長市場，以多元化佈局緩解手機業務壓力。長期仍需強化研發與品牌價值，以應對行業頭部企業的全球化競爭。傳音確實在嘗試多個方向的多元化。目前，傳音旗下擁有手機品牌TECNO、itel及Infinix，還包括數位配件品牌oraimo、家用電器品牌Syinix以及售後服務品牌Carlcare。而《BUG》欄目此前曾報導，傳音控股已成立出行事業部，探索兩輪電動車等相關業務，知情人士透露，傳音正在迅速把兩輪電動車在非洲和其他開發中國家鋪開。另外，傳音此前在衝刺港股上市的招股書中披露，傳音還佈局了兩大品牌的儲能產品，包括itel Energy，以高性價比的儲能產品面向大眾家庭及小型商業使用者；以及DYQUE Energy，以高端可靠儲能產品面向高端家庭及商業使用者。從2025年底至今，傳音也放出了多個儲能事業部的相關崗位，涉及產品經理、測試工程師、銷售經理、維修、財務等多個方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出行業務和儲能業務為傳音帶來的營收還十分有限。在港股招股書中，傳音將物聯網、儲能、出行業務統一歸類在物聯網產品及其他收入中，2025年上半年，這部分業務收入僅為25.68億元，在總營收中佔比僅為8.8%。但物聯網產品中還包含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家用電器等產品，這意味著出行和儲能業務帶來的營收佔比並不高。目前，手機業務在傳音的總營收中佔比仍高達90%左右，傳音要想通過多元化策略來對抗手機市場壓力以及競爭風險，依舊任重而道遠。 (新浪科技)

工業革命以來伴隨著工業化的開啟，歐洲最先開始人口爆炸，之後是北美和東歐，再之後是東亞和東南亞，現在南亞、中東、非洲也開啟了人口大爆炸。目前非洲人口數量已經突破了14億，要知道25年前非洲還只有7.94億人，50年前更是只有3.82億。目前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國家都集中在非洲大陸上，非洲不少國家的生育率在5以上，和咱們國家60，70年代一樣能生。即使是大家以為能生的地區，在網際網路的攻勢下也逐漸不再那麼能生。比如印度的生育率掉到2以下，中東不少國家生育率只有3出頭，和咱們80年代差不多。唯獨非洲人還在猛猛生。有研究機構認為，到2050年非洲人口將達到25億，到2100年增長到40億，到21世紀末非洲而不是亞洲，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到那時全球一半的人將生活在非洲。目前的非洲人口密度圖，除撒哈拉沙漠外非洲有巨大的人口增長空間。未來學家預測了21世紀末的世界，那時候全球的經濟重心將集聚在非洲，非洲的奈及利亞、剛果金、蘇丹等國將增長成5億以上人口大國，和那時中國人口差不多多。奈及利亞的人口數量可能破7億，成為那時僅次於印度（2100年，印度有15億人）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人口代表著經濟的活躍度和潛力，世界終究要人來創造。21世紀後期的世界可能是一個老氣沉沉的世界，只有非洲仍有大量的年輕人，顯得更有活力。因而學者估計那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將出現在非洲。2100年世界前五大人口國依次是印度（15億），奈及利亞（7億），剛果金（6億），巴基斯坦（5.5億），美國（5億）。目前非洲已經出現了一批千萬級巨型都市，比如奈及利亞首都拉各斯是西非經濟中心，目前人口已達2100萬。比如埃及首都開羅，目前人口有2100萬，是北非經濟中心。比如剛果金首都金沙薩，目前人口有1700萬，是中部非洲最大的城市。當未來非洲人口膨脹2倍，3倍之時，這些城市作為經濟中心同理也要膨脹2倍，3倍，甚至因為城市化增長更多。預計2100年世界第一大城市是剛果金首都金沙薩，到那時有8838萬人，相當於今天德國的體量。世界第二大城市是奈及利亞首都拉各斯，那時有8350萬人。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分散在全球各地，尤其亞洲常出現巨城，比如有4200萬人的雅加達，有3300萬人的東京，有3000萬人的上海。8000萬人口數量級的城市，其規模難以想像，未來的拉各斯幾乎相當於現在的4個上海，人類的未來在非洲。到2100年世界最大的城市幾乎都在非洲，開羅、喀士穆、內羅畢、尼亞美、亞的斯亞貝巴都可以成長成5000萬人口級巨型都市，之後兩三千萬級，千萬級人口城市在非洲星羅棋布。而到那時東亞和歐美就衰落了下去，現今的巨型都市東京，上海，北京，紐約，洛杉磯，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墨西哥城可能已經達到人口頂峰，未來也很難再有增長。 (未音g)

10月下旬，非洲小國馬拉維的總統彼得·穆塔裡卡發佈行政命令，禁止本國未經加工的原礦出口，且政策立即生效。根據禁令，包括鋰、稀土、石墨等在內的多項戰略礦種都在限製出口的範圍之內。此舉顯然是希望提高本國礦產的下游加工能力，試圖讓更多的資源價值留在國內，而不是繼續被低價賣出，讓海外企業賺取產業鏈條上的主要利潤。新聞報導馬拉維禁止本國原礦出口馬拉維的禁令顯然並非個例。過去兩年，非洲多個擁有關鍵礦產的國家正在逐步收緊出口政策，資源民族主義情緒明顯升溫：2024年，加蓬宣佈將從2029年起停止出口錳礦原礦；今年2月，剛果（金）實施鈷出口禁令，並在11月追加配額管理機制；5月，幾內亞直接吊銷數十家礦業公司的採礦許可證，隨後公佈100家被撤銷礦權企業名單；6月，辛巴威宣佈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鋰精礦出口，強制要求本地深加工……非洲擁有全球最豐富的礦產資源，卻始終處於整個製造業產業鏈的最底端。各地的原礦以極低價格出口，加工利潤、產業升級機會和就業崗位，都落在國外企業手中，本地經濟並未因資源豐富而真正受益。這種不公平的分工體系，讓很多國家越來越難以接受。如今，關鍵礦產的戰略價值不斷提升。鋰、鈷、鎳、稀土等資源不僅是新能源產業鏈的核心原料，更被視為未來地緣競爭的戰略資產。而且，這些資源分佈高度集中，使得資源國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出手進行管制的底氣也比過去更足。過去兩年，西非和中非多國接連發生政變，新上台的政府普遍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將資源控制視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這進一步加速了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資源國政策的收緊，對外部投資者，尤其是中國企業將構成較大挑戰。經過多年“走出去”佈局，中國與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在採礦業上的投資合作已經相當深入。政策變動下，中國企業話語權削弱，利益分配規則重塑在所難免，供應鏈穩定性也將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如今，資源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個別國家政策，而是演變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集體趨勢。對中國企業而言，重新佈局全球資源鏈條、調整合作模式，才能在全球製造業鏈條中保持主動與安全。籌碼非洲和拉美，作為第三世界的典型代表，都是礦產資源極度豐富的地區。例如，非洲擁有全球25%的銅、80%的鈷、90%的鉑族金屬；拉美則掌握著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銅、鈷、鋰、鎳、石墨和稀土。可以說，新能源時代的核心材料大規模集中在了這兩片區域。儘管儲量豐富，這些國家卻始終無法將其轉換成真正的經濟實力。以國土面積巨大、資源異常豐富的剛果（金）為例，其銅、鈷、鑽石、錫、鈳鉭鐵等關鍵礦產的儲量全球領先，但這同時又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至今仍有七成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由於基礎設施薄弱，加工技術落後等因素，這些國家長期只能出口附加值較低的原礦，利潤大部分被留在海外。資源富而不貴，是非洲和拉美長期面臨的困境。近年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資源國開始想要把產業鏈更多的收益留在本國。非洲和拉美國家的訴求開始從“賣原料”變成“參與分配”，很多國家已經明確提出，要利用本國資源發展本地製造業，走向更高附加值產業。如摩洛哥將新能源汽車定為國家工業戰略重點，計畫自2025年起每年生產10萬輛電動汽車；埃及也宣佈將在2026年啟動太陽能元件本地製造，國產化率最高可達90%。越來越多國家希望資源收益可以反哺本國經濟與政治目標，這正是資源民族主義的典型表達之一。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出現資源民族主義浪潮。二戰後，隨著全球殖民體系瓦解，一批資源國也曾經通過國有化、限製出口等手段，試圖奪得資源的掌控權。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新興經濟體在資源定價上也曾集體發聲，試圖借資源優勢獲取更多話語權。本輪浪潮的目標與前兩次類似，都是在特殊背景下，各國希望通過強化對資源的控制，來獲取更多經濟收益，並提升政治籌碼。但由於時代背景的不同，本次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又有許多新的特徵。隨著新能源技術的突破與廣泛應用，鋰、鈷、鎳、銅、稀土、鉑族金屬等八類礦產等成為新能源產業鏈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源。相比過去的石油等傳統能源，這些礦產分佈的更加集中，也因此使資源掌握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相比過去，綠色能源的轉型使部分礦產的消耗比以前更大。有資料顯示，太陽能電站的資源消耗是火電廠的5倍；電動車需要的礦產資源是燃油車的6倍；海上風電場更是燃氣電廠的10倍以上。集中度高、消耗更大、替代性弱，這三點疊加，讓資源國在供應鏈上相比此前掌握了更強議價能力。更重要的是，相比傳統的鐵礦、銅礦、鑽石等資源，如今這些礦產資源的買家不再是其殖民地宗主國，而是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參與其中，買家主體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這種背景下，資源不僅是這些國家的重要經濟資產，更成了地緣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資源國普遍認為，借助這些關鍵籌碼，他們終於有機會主動改變自身的發展軌跡。風險相比過去兩輪資源民族主義蘭超，這次的政策工具顯然更加多樣化。不但包括了強制股權收購、提高資源稅、限制外資比例等“老手段”，還包括強制性本地加工、出口配額、禁止原礦出口、礦權准入審查等新措施。由於中國、歐美等許多有資源需求的國家，都在非洲和拉美佈局了礦業投資與戰略合作，因此本輪政策收緊，勢必會波及所有資源需求國（製造業國家），對全球供應鏈穩定性都形成衝擊。近日馬拉維的政策，就已經導致多個全球重要礦產項目立即被置於高風險之下。包括澳大利亞的索維倫金屬、蓮花資源、英國力拓、日本東邦鈦業等公司均在當地有礦業項目，如今都可能面臨項目擱置乃至合同重談等風險。在所有受影響的國家中，中國所承受的風險顯然更高，風險敞口也更大。截至去年底，中國在非洲投資存量達到438億美元，其中23%直接投向採礦業。中國企業深度參與贊比亞銅礦、剛果（金）銅鈷礦、奈米比亞稀土、辛巴威鋰礦，以及奈及利亞的油氣等項目。而且，中國不僅是非洲資源領域最主要的外國投資者之一，也已成為非洲第一大資源進口國。按現有資料計算，非洲為中國提供了約四分之一的關鍵礦產供應，一旦資源國政策收緊，中國將面臨一些關鍵資源供應中斷的風險，而這對中國的產業鏈安全可以說至關重要。在多數關鍵礦產的鏈條中，中國都扮演著全球中游加工中心的角色。例如，中國98%的鈷礦石從剛果（金）進口，中國則是全球最大的鈷化學品生產國和鈷精煉中心；中國擁有全球40%的煉銅產能，從剛果運來的銅產品多數在中國完成冶煉與增值；在石墨、稀土等多個領域，中國的中游加工更是長期佔據主導地位。這也意味著，如果更多資源國效仿馬拉維，要求礦產必須加工後出口，那麼以往在中國完成的冶煉和深加工環節的利潤將被壓縮。短期看，這將迫使中國只能採購更昂貴、供應更分散的初級加工品。長期看，中國以規模化加工能力形成的成本優勢可能被侵蝕，從而削弱在全球礦產供應鏈中的地位。另外，中國在非洲的資源項目大多由國有企業主導，這本身就容易觸發政治敏感性。非洲多國政局波動大，一旦發生政權更替，新政府往往會重新審視企業與舊政府簽訂的資源協議，比如此前尼日爾政變後，新政府就曾對中石油與舊政府簽訂的項目開展審查。儘管資源民族主義並非專門針對中國，但中國在非洲資源開發中更加強大的存在感決定了，本輪政策收緊極有可能可能對中國製造業形成更大的影響。在全球資源民族主義興起的大背景下，中資項目會更容易成為輿論和政策審判的優先對象。應對面對新一輪資源民族主義，中國企業局面緊迫。在深度參與非洲、拉美資源開發的過程中，已經到了必須在合作方式和產業佈局等方面做出及時調整的時期了。其中最為有效的措施，是把企業的合作方式從“獲取資源”轉向“共建產業”，這是符合中國與資源國雙重利益的模式。過去，中國企業在海外的佈局主要集中在採礦等初級環節，而未來更有效的路徑，是推動產業鏈向中游加工乃至新能源領域相關製造等高附加值領域延伸。這既能增強中國供應鏈的安全，也能為資源國創造稅收和就業，契合其工業化訴求，從而提升合作意願。近幾年，已經有許多中國企業和資源國成功實現合作共建,例如：贛鋒鋰業在阿根廷的鋰資源開發項目中，與當地政府共同投資建設採礦與初加工設施；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在贊比亞謙比希銅礦打造數位化生產控制中心，大幅提升當地礦山的生產效率和管理透明度；在印度尼西亞，鼎信集團與印尼八星投資共建青山園區，推動從礦石開採到鎳鐵、再到不鏽鋼的全鏈條製造體系落地，幫助當地形成了區域級冶煉與加工中心。人民日報報導中非工業合作進展未來，中國企業對非洲和拉美的投資不應僅停留在採礦業上，而應在項目本地化上進一步加碼。其舉措包括了擴大本地僱傭比例、參與社區發展、建設公共設施等，通過“嵌入式經營”降低社會阻力，增強企業在當地的存在感與可信度。對資源國而言，這類長期投入能提升項目黏性，也是緩解“反外資情緒”的重要手段。目前中資企業最大的難點在於，全球能夠適配中國企業經營效率的國家並不多。就算想在非洲、拉美等地延申資源產業鏈，也依然會面臨當地在基礎設施上的硬約束，導致加工成本畸高，效率低下。有資料顯示，非洲內陸段的公路運輸成本是中國的3-4倍。比如剛果（金）盧本巴希至德班港的銅礦運輸成本達247-367美元/噸，而中國同等距離僅需60-80美元/噸。效率上，非洲卡車平均時速僅為中國幹線運輸的一半，比如從奈及利亞拉各斯至南非約翰內斯堡4100公里的運輸，非洲需超72小時，中國僅36-48小時。這些不只是成本問題，更意味著供應鏈不穩定和物流不可控，直接制約當地加工業的可行性。負面現實之外，更大的問題在於政策變動和地緣政治的風險。非洲和拉美資源高度集中，本身就是大國競爭的焦點。而在當前全球供應鏈重構的大背景下，美國和歐盟推出“關鍵礦產聯盟”等戰略，在缺乏製造業基礎的情況下強行攪混水，使得資源合作更多被置於政治因素之中。目前，西方國家正通過外交施壓、輿論引導和援助附加條件等方式，間接影響中國和非洲的合作，比如通過制定更高的准入門檻來限制中國企業參與活動，通過多邊聯盟限制對中國的出口等。即使推進本地化合作，在當地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也難完全避免供應鏈波動。寫在最後可以說，資源民族主義本質，就是資源國利益訴求和其他國際力量之間的博弈。這一輪升溫，是非洲國家在重新評估自身利益後做出的重要且理性的選擇——主權意識更強了，也更希望讓資源真正為本國發展服務，而不是繼續為全球製造業產業鏈低價輸血。如今，這股力量正在重新塑造全球資源秩序。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資源進口國帶來不小壓力。這也意味著，中國對拉非的合作模式必須邁入下一階段，過去以簡單的資源開發為主的思路，已經難以適應新的博弈格局。對於中國企業而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包括建構更完善的風險緩釋體系，包括分散採購來源，推動供應鏈多元佈局，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強化海外合規能力等。並在關鍵材料、關鍵技術上持續突破，從而強化自身在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目前的情況看來，資源民族主義大機率將成為長期新常態。中國企業需要更快做出調整和適應，才能在全球資源競爭中站穩腳跟。但好在，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已經在轉型，並且不少已經取得初步成效。方向正確，積極的因素也在不斷積累。畢竟，全球最核心的製造業體系，和對礦產資源最核心的需求，還是在中國，而不是其他地方。 (巨潮WAVE)

西班牙11月28日通報確認兩例非洲豬瘟病例，這是該國自1994年以來首次報告非洲豬瘟病例。西班牙農業部門11月29日表示，受此影響，該國約三分之一豬肉出口許可證所涉出口受阻。西班牙11月28日報告，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府巴塞隆納附近有兩頭野豬確認感染非洲豬瘟病毒。此事觸發多國發佈相關進口禁令：墨西哥11月28日宣佈暫停進口西班牙豬肉，同一天，英國也宣佈暫停進口產自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豬肉。西班牙農業、漁業和食品部稱，該國向104個國家和地區出口豬肉的400份許可證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受阻，目前政府已啟動應急計畫，劃定感染區、禁止狩獵活動等，儘量減少疫情對豬肉出口的影響，並努力恢復出口。西班牙農業部門表示，西班牙是歐盟第一、世界第三大豬肉生產國，年出口額達88億歐元，其中近60%出口至歐盟。除了發現非洲豬瘟疫情的地點及其周圍20公里的區域，西班牙其他地區豬肉對歐盟出口照常。據瞭解，非洲豬瘟是非洲豬瘟病毒感染豬引起的一種急性、出血性、烈性傳染病，以高熱、內臟器官嚴重出血和高死亡率為特徵。非洲豬瘟不是人畜共患病，相關病毒不會感染人類，但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鞋、工具、車輛等物品可能助長病毒傳播。 (央視財經)

【導讀】南非誇祖魯-納塔爾省政府近日宣佈，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即將正式啟動其非洲業務，首個非洲營運樞紐將設立在德班（Durban）。在此之前，阿里巴巴已在非洲策劃佈局從支付到物流的全面落地：在肯尼亞接入了M-Pesa移動支付，並在奈及利亞啟用Opay和Verve卡支付，解決了跨境購物中的支付難。AliExpress在包括南非、阿爾及利亞、埃及、衣索比亞、摩洛哥和坦尚尼亞等多個國家開通了本幣支付服務等。近年來，Shein、Temu、阿里巴巴等中國電商巨頭紛紛“擠入”非洲，標誌著中國製造正在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走向全球南方，來自異邦的中國力量正在為非洲“重振雄心”。本文作者認為，經濟全球化處理程序進一步削弱了本就脆弱的非洲諸國的國家能力；而隨著中國國家資本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南方，來自異邦的國家能力促成了非洲國家的技術與產業升級，為全球南方發展帶來了新的希望。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中國對非洲的大量投資，尤其是國家資本的進入，彌補了私人資本的短板，首先帶來了製造業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與政治秩序。其次，中國企業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帶到全球南方，對非洲亟需的各門類製造業進行了大量投資，進而帶動了非洲互補性供應商與本土熟練技工的成長。第三，中國國家資本對非洲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積極作用，不只體現為自身在非洲的經濟活動，還在於其撬動了更多私企跟進，培育了非洲本土企業，真正形成“擠入效應”。作者認為，來自中國的“異邦的國家能力”讓非洲獲得了“有形投資”，打造技術和產業基礎，培育自主發展能力；推動了非洲製造邁向多元化；“讓非洲獲得了把握新興產業發展的機會。在“異邦的國家能力”帶動下，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南方，不僅給經濟落後國家帶去了全覆蓋的製造業和發展機會，未來還將為全球南方再工業化提供廣闊市場。“異邦的國家能力”必將成就“雄心壯志”的非洲。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5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重振“非洲雄心”——中國如何推動非洲的工業化2000年5月，《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的封面故事是“非洲——沒有希望的大陸”（Africa: Hopeless Continent）。2011年，該雜誌封面故事換為“正在崛起的非洲”（Africa Rising）。2013年，雜誌封面故事變成“雄心壯志的非洲”（Aspiring Africa）。依附論學者薩米爾·阿明對非洲前途充滿憂慮：隨著技術進步，資本主義體系不斷擴展，非洲國家有時被稱為“第四世界”，在世界新秩序中日益邊緣化。作為全球南方的一員，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技術水平、國家能力、族群整合等方面的水平都較低，被認為是發展現代產業的“最不可能”案例。不過，當前拉美、亞洲、非洲等全球南方正在發生新的轉變，開始呈現再工業化勢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作為邊緣地帶的非洲在這一輪工業化中不再僅從事低附加值生產，反而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產業升級。曾經歷內戰的盧安達積極推進太陽能、風能發電，大力發展資訊通訊產業，乃至生產智慧型手機；奈及利亞、烏干達、加納等國家積極發展本土汽車製造業，組裝電動車。從經濟與產業結構看，非洲國家已有“走出邊緣”的跡象。本文試圖展示，隨著國家資本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南方，來自異邦的國家能力促成了非洲國家的技術與產業升級，為全球南方發展帶來了新的希望。▍錯誤的改革與失去的機會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全球化處理程序，看似為全球南方提供了發展機會，各國經濟改革的效果卻事與願違。西方國家按新自由主義理念，為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提供了“結構性調整”的改革方案，認為不發達國家政府干預太多，需要削弱國家。西方為實施改革的全球南方提供援助，並要求受援國放鬆經濟管制，推動貿易自由化，加快企業私有化，降低福利支出，減少公共服務。這一改革路線最大的問題在於，它進一步削弱了本就脆弱的非洲諸國的國家能力。20世紀90年代初，發達國家政府僱員數量佔總人口數的7.7%，位居世界最高水平；而非洲國家的這一比重僅為2%，居世界末位。[1]新自由主義改革進一步減少了非洲政府僱員的數量，使全球南方國家既無力提供社會服務，也無法維繫政治穩定，更難以促進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隨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推進，非洲各地反政府抗議、社會騷亂和地方叛亂日益增多，政局動盪、內戰頻仍，民眾的經濟與社會權利、人身安全和勞工權益不斷惡化。[2]1995年以後，捲入內戰的非洲國家數量迅速上升，盧安達、剛果（金）、塞拉利昂、賴比瑞亞、象牙海岸、馬里、蘇丹、莫三比克、安哥拉和布隆迪等國家紛紛陷入衝突與內戰。國家能力削弱的另一後果是，在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非洲國家無力應對外來製造業的挑戰，經濟績效日益惡化，越來越接近依附論學者的預測。1985年，塞內加爾推進貿易自由化，致使該國三分之一的製造業崗位消失。在進口商品衝擊下，烏干達製造業萎縮22%。20世紀80年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均收入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每年下降1.2%；到90年代，當地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長率僅為0.2%。[3]非洲製造業發展因此停滯不前，陷入“早熟的去工業化”。[4]在全球南方最需要“找回國家”時，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恰恰在削弱其國家能力。僅將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納入考量範圍的分析框架，忽視了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隱含前提：“自由市場”順暢運轉所倚仗的“秩序”並不是先天存在的。保障製造業發展所必須的基本條件，即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國家亟需的發展環境，幾乎均與國家能力密不可分。第一個條件是政治秩序。不少全球南方深陷內戰與恐怖主義泥潭，缺乏製造業發展所需的穩定秩序。第二個條件是基礎設施。要發展製造業，需要穩定的電力、暢達的交通，而全球南方不少成員無力提供相關“公共品”。第三個條件是互補的供應商。大部分全球南方成員經濟結構單一，缺乏互補的供應商和產業叢集，難以為製造業發展提供中間產品。第四個條件是熟練技工。儘管全球南方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生產線上卻缺乏熟練技工。一名中國女工最多可以同時操作32台織機，而坦尚尼亞女工只能同時操作8台。[5]資金來源是非洲製造業發展的另一短板。發展經濟學家保羅·羅森斯坦·羅丹強調後發國家需要動員大量資金，用“大推進”的投資帶動產業與經濟發展。但全球南方不僅缺乏投資，更缺乏強大的國家能力進行大規模協調，促成製造業發展。在很長一段時期，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甚至缺乏基本的資料採集與資訊收集能力，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組織和學者只能根據千差萬別的資料，得出相距甚遠的結論。[6]在日益文明化的國際社會，非洲不可能重複歐洲的老路，通過長期對外戰爭塑造民族主義，以提升財政汲取能力，強化國家能力。[7]歷史上，隨著地緣政治變遷，邊緣地帶也會獲得發展機會。伴隨國際直接投資增多，外來的“制度飛地”帶動了中國半導體等高技術產業的早期發展。[8]同樣，在缺乏國家能力的情況下，全球南方也可能推進某些社會經濟變革。例如，在國家能力較弱的剛果（金），國際組織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改善了當地性別犯罪境況。[9]不僅制度可以來自異邦，國家能力同樣可以來自域外。當全球南方缺乏統一的組織能力來協調、推進製造業發展時，中國帶來的“異邦的國家能力”，為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提供了新的契機。▍國家資本帶動下的非洲基建與秩序中國對非洲的大量投資，首先帶來了製造業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與政治秩序。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積極參與到全球南方的公路、鐵路、橋樑、水壩、電廠、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中。隨著中國海外利益增多，中國對海外安全保障的投資也日益增多。中國投資為基礎設施與公共安全均存在赤字的非洲提供了有益補充。此外，與以往以私人資本為主的國際直接投資不同，中國、巴西等全球南方國家的對外投資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國家作為所有者的國家資本。[10]在“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早期階段，在非投資的大多數中國企業為國有企業，僅有一小部分是私企。不少人擔憂國家資本存在“道德風險”，即因有國家做後盾，投資者罔顧隱患，導致投資風險高、效益低。然而，面對國家能力低下，投資風險較高的全球南方，國家資本的進入恰恰能彌補私人資本的短板。斯蒂芬·卡普蘭稱中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為“耐心資本”：既有長遠眼界，又有較高風險承受能力，因此更具穩定性，更能包容東道國發展目標，與追求短期利潤的私人資本截然不同。[11]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企業和西方私人資本行為迥異，贊比亞的中國投資者宣佈“三不政策”，即不裁員、不減產、不降薪。[12]在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和國有企業積極投資私人資本罕有涉足的“遺留項目”。這些項目大都投資周期長，投資風險高，卻能帶來長遠回報。作為國家資本的中國投資為非洲重建了基礎設施，並助力維護當地的公共安全與秩序。首先，國家資本帶來了全地帶、全天候投資。一般而言，私人資本會避開內戰和衝突地帶，避開經濟風險較高的時段，而全球南方恰恰具有內部衝突多、失序時段多的特點。西方國家出口信貸主要目的地是美國、俄羅斯、土耳其、英國、阿聯和中國等國家；相比之下，中國政策性銀行主要向開發中國家提供貸款。[13]中國投資是“全地帶”投資，願意投資政治失序國家，為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長遠發展提供幫助。中國投資還願意在風險較高的時段進入，“全天候”投資經濟逆境時段。1994年，盧安達發生種族大屠殺，經濟瀕臨崩潰，來自西方的投資斷崖式下降，盧安達僅能從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有限的援助和貸款。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西方國家不願為深陷危機的盧安達提供資金，盧安達政府轉向中國提供幫助。無獨有偶，內戰結束後的安哥拉試圖重建經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申請貸款，但遭到拒絕。2002年，安哥拉政府轉向中國尋求幫助。在烏干達經濟衰退時，西方私人資本大規模撤離，而中國則逆向而行，不斷增加投資，成為烏干達主要投資國。其次，國家資本帶來了全領域、全部門投資。一般而言，私人資本會避開基礎設施領域與公共安全部門。20世紀80至90年代，西方國家及國際金融機構不願為全球南方的基礎設施投資，反而爭相介入投資成本較低的經濟改革、政府治理。薄弱的基礎設施，低效的交通物流，使非洲製造業發展舉步維艱，提升了製造成本，增加了外貿的不確定性，延誤了貨物交付時間，讓全球買家難以承受。坦尚尼亞投資者抱怨當地常常斷電，突發的停電會損害機器裝置；當地還常常斷水，影響生產。奈及利亞企業家則抱怨“癲癇般的電力供應”和破舊的公路妨礙了生產。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在2008年公開批評歐洲在千年峰會上允諾為非洲基礎設施提供150億美元的資金，卻未能最終履行。相形之下，中國帶來的國家資本積極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尤其重視其對經濟發展的正向作用。世界銀行副行長、奈及利亞前財政部長恩戈齊·奧孔喬-伊韋阿拉曾向中國官員提問“奈及利亞如何能與中國一樣實現10%的經濟增長”，中國官員的答案則是“基礎設施——基礎設施以及遵守紀律”。[14]和西方私人資本不同，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參與到非洲港口、鐵路、公路、橋樑、機場、管道的修復、建設乃至營運之中，幫助非洲迅速建設基礎設施，傳授技術，提供培訓。得益於中國投資，奈及利亞基礎設施大幅更新，萊基港、拉各斯國際機場以及輕軌藍線等多個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落地。在大部分交通設施被內戰摧毀的安哥拉，中國幫助修復、重建了本格拉鐵路，聯通了坦尚尼亞與安哥拉。中國還為非洲大陸的安全穩定貢獻力量。中國政府援建了位於衣索比亞的非洲聯盟會議中心，以及位於奈及利亞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總部辦公樓，助力非洲區域共同體建設。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上，中方將“安全共築夥伴行動”列入中非“十大夥伴行動”。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支援在索馬里、達爾富爾的維和任務。中國還為非洲培養軍事和警務人才，幫助盧安達政府建立了採用中方軍事培訓體系的學院。中國與非洲不斷加強在公共安全、維和、打擊海盜和反恐等領域合作，加強聯合演習，以提高非洲保障公共安全、維持中國秩序的能力。不僅如此，大規模的對外投資也將中國投資安全提上議事日程，讓中國企業成為“安全”這一公共品的提供者。為保證員工人身安全與投資安全，中國企業依靠自身資源，僱傭安保公司提供服務，中國在非洲的私人安保業務由此迅速發展。中國企業購買的安保服務為非洲的經濟特區、產業園、工業園提供了安全與秩序。中國企業還幫助非洲國家建立應急響應系統、安全預警平台，協助解決當地嚴峻的公共安全問題。例如，中國的雲從科技與辛巴威政府合作，為其安防、機場等提供人工智慧安全系統；中興通訊參與贊比亞“平安城市項目”，改善其城市治安，並協助奈及利亞建設國家公共安全系統；華為、海康威視等企業參與到肯尼亞的基站、智能交通和資料中心建設，降低了內羅畢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與非洲製造要建設中國統一大市場，就是要建設規則的統一。正因為各地的規則不統一，大家才會產生惡性競爭。實際上現在地方政府能用的手段越來越少，以前還有土地等很多的優勢，那現在這些優勢沒有了。內卷的結果，使得地方債務越來越多。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做大量工作。它不僅要統一規則、規制，比如廣東的招商和湖南的要統一起來，廣州和深圳的招商規則要統一起來。還要改變對幹部的考核標準，如果對幹部的考核標準還是招商引資的話，那他就很難避免會動用各種方法來競爭，最終就會陷入惡性競爭。企業之間也是這樣，價格戰也是同一個邏輯。新時代以來，中國在人工智慧、大型民用客機、半導體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14億人的工業化以及中國在前沿科技領域的成就，打破了發達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技術壟斷。到2024年，中國製造業規模連續14年居全球第一；同時，中國具備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全覆蓋的中國製造”給世界帶來的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能製造幾乎所有的工業品，那它是否會對全球南方的工業化構成衝擊？事實上，中國的紡織品確實一度給奈及利亞等國帶來了巨大競爭壓力。[15]非洲製造商抱怨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湧入本土、擠佔市場，為保護本國工業，南非等國家對中國紡織品實施進口配額。中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先行者優勢，使非洲工業化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壓力。但讓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最近這一輪非洲的再工業化，恰恰是在“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的背景下推進的。在全球南方再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在競爭之外，逐漸展現出合作共贏的新面向。中國企業將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帶到全球南方，對非洲亟需的各門類製造業進行了大量投資，進而帶動了非洲互補性供應商與本土熟練技工的成長。2007年，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沒有任何重大的國際項目直接投資製造領域。西方私人資本更是聚集在資源領域。一位奈及利亞外交官抱怨道：“西方在非洲的投資，除了石油，就是石油，不會涉足其他領域；而中國卻在非洲各領域積極開拓。”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投資作為“孤勇者”推進非洲製造業發展。[16]在資源相對稀缺的衣索比亞，約三分之二的中國投資流向製造業。[17]互補性供應商往往率先出現在非洲的經濟開發區、產業園與工業園。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賴比瑞亞、模里西斯和塞內加爾等國就啟動了經濟特區計畫。在21世紀初，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諸國均制定過經濟特區計畫。除模里西斯外，大部分非洲的經濟特區都沒能取得成功，既沒帶動投資，也沒促進就業。全覆蓋的中國製造為非洲經濟開發區帶來了新的生機。中國在非洲多個國家建立了一系列工業園和經濟開發區，例如衣索比亞的“東方工業園”、奈及利亞的萊基自由貿易區和奧貢廣東自由貿易區。奈及利亞的兩個園區，涉及建材、陶瓷、日化、家具、五金、食品加工、農副產品加工、包裝印刷材料、汽配機電產品、醫藥、電子等多門類行業，入駐企業逐年增多，生產類別日益多樣化。來自中國的“異邦的國家能力”對非洲製造業發展進行大規模協調，幫助非洲實現了寬領域、全方位的工業大推進，形成了完整覆蓋三次技術革命時期的產業叢集，培育了互補性的供應商。首先，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在肯尼亞、烏干達、衣索比亞、加納、奈及利亞等國投資服裝、紡織等輕工業，幫助這些國家實現了進口替代。華堅鞋業於2011年開始在衣索比亞生產鞋類製品，將鞋材、模具等各生產環節搬到非洲，紡織、製革、包裝等上下游企業追隨而至。其次，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在非洲投資石化、日化及鋼鐵產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中國企業在較短時間內在非洲推進了很多投資項目，幫助完善當地工業生產體系。例如，以油氣為支柱產業的奈及利亞，油氣下游產業發展落後，煉化能力不足，燃油、汽油依賴進口。中國在當地承建的丹格特煉油廠落成後，成為非洲最大煉油廠，幫助奈及利亞實現了能源獨立。類似的，在中國投資推動下，南蘇丹的石油工業快速發展，已形成了體系完整、技術先進的一體化石油工業體系，擺脫了石油依賴進口的歷史。中國還在奈及利亞、安哥拉等地建立日化工廠，在埃及、辛巴威投資鋼鐵製造廠，在摩洛哥、肯尼亞、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生產、組裝汽車。再次，全覆蓋的中國製造還在非洲投資以資訊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產業。華為於1998年進入肯尼亞，此後和中興通訊、中國電信等企業一道，與非洲政府、當地企業密切合作，建設電信基礎設施和網路。中國企業在奈及利亞、突尼斯、喀麥隆等國鋪設海底光纜。2021年，在中國企業的幫助下，塞內加爾建成造價1800萬美元的新國家資料中心。隨著非洲本土資訊通訊技術發展，華為等眾多中國企業還在非洲成立研發中心。越來越多的中國科技企業進入非洲，帶去新興技術，幫助非洲國家彌補“資訊鴻溝”，邁向數字時代。中國投資還為當地員工提供技能培訓，帶動了非洲熟練技工的成長。為克服熟練技工短缺問題，華堅鞋業於2011年從衣索比亞的東方工業園招募86名工人到中國培訓；2012年初，華堅鞋業在當地生產線上的僱員為600人，年底，僱員人數增加到2000人；到2013年底，進一步增加至3500人。[18]華為在內羅畢建立了培訓中心，為6000多名當地電信學員提供培訓課程，並與當地手機公司薩法里科姆（Safaricom）合作，與多所大學簽署協議，為肯尼亞學生提供免費培訓。[19]2009年，中國在衣索比亞啟動了職業培訓課程，涵蓋施工技術、建築學、工程學、電子工程與電子學、電腦、紡織與服裝等科目，並在烏干達、安哥拉等地建立了類似的職業培訓中心。全覆蓋的中國製造同樣拉動了非洲當地就業。隨著時間推移，海外中國企業中來自中國的員工比例逐步降低，本地熟練技工日益增多。在坦尚尼亞，中國企業每僱用一名中國工人，平均就會僱用九名當地工人。[20]大規模投資帶來了大量就業機會。2000~2019年，隨著中國在安哥拉的投資規模持續擴大，當地失業率呈不斷下降態勢。[21]穩定的生產平台伴隨穩定就業，為非洲穩定的技能積累提供了可能，讓非洲工人在製造、模仿、維修中學習。▍中國在非投資的“擠入效應”中國國家資本對非洲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積極作用，不只體現為自身在非洲的經濟活動，還在於其撬動了更多私企跟進，培育了非洲本土企業。換言之，中國國家資本在非洲的投資，不僅沒有帶來“擠出效應”，反而發揮了“擠入效應”。首先，中國投資撬動了更多中國私企跟進。由於國家資本對外投資更具長遠眼界，也有更高的風險承受能力，大量投資項目帶動了更多後續投資。在國家資本的示範作用下，規模較小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以分包商的形式進入非洲，尋找投資機會，並協助國有企業完成小型項目。例如，隨著中國與盧安達大型建設項目的啟動，大量中國私企湧入盧安達。中國建工參與盧安達國際機場建設項目，小企業中辰建設則中標了基加利國際機場擴建項目。在電信與新興技術領域，阿里巴巴、百度、中國電子科技、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海康威視和騰訊等企業紛紛湧入非洲。規模較小的私企同樣表現不俗：2021年，在深圳成立的傳音公司佔據了非洲智慧型手機銷售額的47%，成為非洲最大手機供應商。[22]由於眾多企業湧入，政府部門甚至難以精準估算在非的中國投資者數量。2011年，利比亞爆發武裝衝突，中國政府組織大規模撤僑。在大使館登記的中國員工大約為6000名，但最終參與撤僑的竟有3.6萬人之多。2018年，中國商務部登記的在非中資企業約為3500多家，然而有研究估計，真實數字可能是正式登記數量的四倍，其中大多數是規模較小的私企。在非中國公民人數更難以估算——2020年前，在非中國公民預計最高可達200萬。[23]其次，中國投資帶動了非洲本土企業成長。在輕工業領域，中國在肯尼亞的投資已推動了當地衍生企業發展。一些當地僱員在出口加工區的中國企業工作，離職後，利用自己學到的經驗，創辦了小型服裝廠。中國企業在非洲的經濟活動同樣帶動了本土企業家的成長。在南非，當地電信企業MTN的工程師與中興通訊的中國同事協力合作，為當地電信市場量身定製了技術方案；並與華為展開技術合作，在南非部署先進的5G網路。隨著中國在當地電信業務的不斷拓展，2019年，盧安達成立了第一家非洲本土智慧型手機製造廠，由盧安達本土公司馬拉集團（Mara Group）營運。早在十多年前，海爾便與英國PZ集團簽訂合資協議，在奈及利亞建立合資工廠，生產聯合品牌的冰箱、冷櫃、空調。在衣索比亞，中興通訊與當地企業亞諾拉（Janora）一道生產手機。時至今日，中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已極大提升了當地本土製造業發展。奈及利亞已出現多家本土冰箱、空調、汽車生產企業，衣索比亞也已湧現多家本土手機製造商。依靠“異邦的國家能力”，中國投資帶動了更多的投資，帶動了非洲本土企業成長。通過與中國的合作，非洲各國成功升級了公路、鐵路、電信網路，逐步從農業向製造業轉型，雄心勃勃地推進再工業化。中國對非投資不僅沒有產生 “擠出效應”，反而發揮了“擠入效應”，帶來更多投資機會，也讓這一處理程序更具可持續性。▍“異邦的國家能力”成就“雄心壯志”的非洲非洲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指出，在過去六十年，西方援助並沒有服務於非洲發展目標；而新世紀以來，中國投資給非洲經濟增長和市場拓展創造的機會，給非洲政治、經濟與社會帶來的巨大改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與之媲美。[24]中國給非洲等全球南方帶來的不僅是自身的發展經驗，還有基礎設施、政治秩序、互補的供應商以及熟練技工。這些都仰仗“異邦的國家能力”對技術發展與產業升級進行的大規模協調，以此實現非洲經濟發展大推進。“異邦的國家能力”讓非洲獲得了“有形投資”，打造技術和產業基礎，培育自主發展能力。長期以來，西方更重視對全球南方的“無形投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將關注重點放在促進兩性平等等社會領域；2021年，美國拜登政府啟動了“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基礎設施建設計畫，將健康、生物多樣性、性別平等、教育等無形投資納入方案，將善治、問責、透明度和人權作為優先事項。然而，早在2007年，剛果（布）駐美國大使塞爾日·莫姆布裡便告知美國媒體：“中國提供了有形的東西，而西方則提供無形的東西；我們不能只談民主、透明和良治，我們兩樣都需要，人們不能拿民主當飯吃。”[25]“異邦的國家能力”推動了非洲製造邁向多元化。在中國門類多樣的投資帶動下，非洲既發展了技術含量較低的輕工業，也有重化工業、電子產業，同時還發展數位技術，改變了依附論所擔憂的單一經濟結構。憑藉自身國家能力，中國奠定了寬廣的製造業基礎；同時，中國也幫助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打造了多元的經濟結構，幫助非洲提升自主發展能力，走出邊緣。“異邦的國家能力”讓非洲獲得了把握新興產業發展的機會。21世紀初，中國政府提出“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今天非洲的再工業化同樣可能效仿中國經驗。有長遠眼界的中國對非投資並非根據“產品生命周期”在他國轉移夕陽產業，而是覆蓋新興技術、投資長遠發展。例如，辛巴威政府試圖發展巨量資料、人工智慧、雲端運算、軟體應用、智能城市、衛星發射等產業，而全覆蓋的中國製造既有意願，又有能力幫助辛巴威實現新興產業與戰略產業升級。辛巴威官員表示，中國企業在辛巴威產業轉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異邦的國家能力”帶動下，全覆蓋的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南方，不僅給經濟落後國家帶去了全覆蓋的製造業和發展機會，未來還將為全球南方再工業化提供廣闊市場。中國一方面有序擴大商品市場對外開放，承諾對所有已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實現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另一方面積極發揮進博會、廣交會等展會平台的促進作用，通過“買全球”，實現“賣全球”。新時代的中國，正致力於將自身超大規模市場打造成為世界共享大市場，為包括全球南方再工業化在內的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文化縱橫)

非洲有個“奇葩”國王不愛江山不愛美人，就愛打工2014年，一通不尋常的報警電話震驚整個德國。“喂，您好，我家進賊了！““請問有丟失什麼物品嗎？”“我的4頂皇冠都被偷了，還有好多皇室用品！”“......好的。”電話這頭的接線員差點一個白眼翻上天，以為是一通報假警的電話，但還是根據他的家庭住址出了警。警察來到事發地點，經過一系列勘察，竟然吃驚地發現報警人說的情況全部屬實，但這些東西顯然和眼前這位看起來沾不上一丁點關係。原來，報警人塞法斯·班薩是一名汽修工人，而他丟失的4頂皇冠和一身純金打造的國王冕服總價值約為2萬歐元，他怎麼會花這麼多錢整這麼一套裝備？過家家玩上頭了嗎？汽修工塞法斯·班薩看出了大家眼神裡的質疑，馬上自爆身份：“我是非洲部落的國王！”哈？你好好的國王當膩了，來德國參加變形記嗎？01這一切都要從50多年前說起。當時，班薩的爺爺是霍霍埃部落的國王，班薩也是皇室成員之一。但他們這個皇室跟我們想的不大一樣，特殊的身份並沒有讓他們過上優渥的生活。自打有記憶以來，班薩就住在簡陋的泥土房裡，還經常跟著大人們一起去做農活。作為部落的國王，爺爺一直對班薩寄予厚望，嚴格要求他，一定要好好學習。他自己也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饑荒的殘忍，知識和技術才能改變命運，所以特別刻苦爭氣。可部落的族人沒有那個眼界，並不想為孩子在這方面投資，再者說也真是沒那個錢，更何況在他們部落連個學校都沒有。於是，在那個物資很缺乏的時期，爺爺費了很大的功夫把班薩送了出去，讓他去歐洲上學。就這樣，22歲的班薩一個人來到德國萊茵河畔路德維希港的汽車修理廠當學徒。他知道這次出遠門，不只是帶著自家人的厚望，還背負著整個部落的期寄，所以在學習期間他一直很努力。沒有幾年時間，就成功拿下了農機工匠大師和車輛機械師兩個證書。有了在德國生活下去的本領，他還不滿足於此，一邊學習德語，一邊用業餘時間學習英語和拳擊。通過自己的努力，他不僅獲得了德國國籍，還遇到了現在的妻子。婚後的夫妻倆開了一家汽修店，雖說掙不到什麼大錢，但是生意一直不錯，小康生活還是有保障的。一家小店，三個孩子，平平淡淡也足夠幸福，但是1987年一份傳真打破了他們平靜的生活。02通過那份傳真他得知爺爺去世的消息，顧不上難過，因為他順位成了部落的國王。他一頭霧水，按說父親還在，還有哥哥，這個國王怎麼也不會落到自己頭上啊。在複雜的情緒中，他第一時間趕回部落。原來，父親和哥哥是左撇子，這種在他們部落看來，是不潔的象徵，沒有資格繼承王位，所以這個國王只能班薩來當。族人相聚一起為他舉辦了盛大的加冕儀式，一臉懵的班薩就這樣被戴上了王冠。因為在德國還有事業和家庭，經濟來源、小孩上學牽扯到的太多了，所以深思熟慮後，班薩還是決定要回德國，不過並不是不管部落了，而是想到了遠端辦公。雖然對未來有不少不確定的地方，但大家還是願意相信自己的國王，支援他的決定。其實不難理解，班薩雖然汽修技術一流，但要養活整個部落還是不現實的，所以他只能在德國多多賺錢，來貼補“國”用。03當上國王后，不僅沒有衣食無憂，反而更忙碌了。白天，他在自己的店裡更拚命的幹活，回頭客們也為他拉來了不少生意。晚上回到家，他又變身國王，通過網路和電話與部落聯絡，處理部落髮生的各種大事小事。“國王的職責是為部落帶來團結、進步和發展，還應該解決人民之間的爭端和誤解。我要為了我的人民的福祉，承擔起這項責任，我深知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使命在肩，責任在身，他掙來的錢，除了必要的家用，不會多留一分錢，全部寄回了部落。他給家鄉造了好幾口井，買了水管水泵運送到部落，讓大家喝上了乾淨的水。考慮到部落沒有醫院，他自費給部落雇了22個德國醫生，還添置了輪椅、救護車和一批先進的醫療器材。甚至想到原本的牢房是男女共用很不方便，還花錢又建了一座牢房，男女分開。身為國王，工作再忙，他一年也會抽時間回去幾次，和部落長老們商談一下部落的發展和需求。他也從最開始得知當上國王的錯愕，到現在能從中獲得幸福感：“儘管我住在德國，但我的百姓為我驕傲，因為我能在這兒做很多事情。”如果不是因為一場盜竊案，他是國王的消息將會只有他和部落的人知曉。消息傳開後，老客戶紛紛驚訝地對他表示佩服，同時也吸引了不少新客戶想感受一下國王的手藝。一傳十，十傳百，他在德國也成了個名人，大家不但沒有看不起他的出身，反倒敬佩他的擔當。不少媒體也找上門對他進行專題報導，面對這個陣仗，班薩腦子裡閃過的第一個想法就是，這個熱度或許能為部落帶來點幫助。於是，他成立了非盈利組織，通過各種活動籌集更多的資金用於部落的發展。他藉機參加各種綜藝節目錄製，一把年紀還又唱又跳。有人說他就是想紅，沒錯，他就是要紅，要掙更多錢，然後寄回家鄉。這之後，他又為家鄉修建了大橋，方便大家出行。他又建設了一所護士學校，讓大家學習知識本領，一來能為大家看病，二來能找個工作養活自己。他還自己釀製啤酒售賣，啤酒的名字就取自家鄉一座水壩的名字，賣啤酒所得的錢，全部用於家鄉水壩的建設。儘管現在火了之後，對他的評價總是少不了負面的，但是他問心無愧。就像他說的：“對我來說，國王這個身份不只是個職業，更是我一輩子的事業。”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戶外視界)

在非洲東北部的蘇丹，正在發生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十月底，反政府武裝“快速支援部隊”（RSF）攻佔了西部重鎮法希爾——一座被圍困了五百天的城市，也是北達爾富爾州最後一處長期由政府軍（蘇丹武裝部隊，SAF）控制的區域。在城陷後的最初幾天，多起報告顯示，上千名平民被殺。蘇丹醫生網路估計，至少1500人在法希爾及周邊遇害，實際人數可能更高。耶魯大學人道研究實驗室的衛星圖像顯示，城市的大火和血跡在太空中都清晰可見。耶魯大學人道研究實驗室在社交平台發出的衛星圖像顯示，沙烏地阿拉伯醫院附近出現的淺色物體聚集和地面紅色變色屠殺實施者甚至不屑於掩蓋暴力。據《半島電視台》報導，一些逃離法希爾的居民稱，他們是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家人被殺的視訊，才知道他們已經遇害。這些影像由RSF成員拍攝並上傳，畫面中的人——婦女、孩子、老人——在鏡頭前哀求，然後被射殺。“現在，任何人都不能再說自己不知道法希爾發生了什麼。”聯合國駐蘇丹人道事務協調員丹尼斯·布朗這樣說道。她告訴南風窗，這場暴力延續自五百天的圍困。這一切，都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蘇丹是一個正在破碎的國家。自2023年4月武裝衝突爆發以來，已有超過九百萬人被迫逃離家園，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流離失所群體之一。首都喀土穆長期斷水斷電，整個衛生系統陷入癱瘓。南部和西部地區被不同武裝分割統治，稅收、救援、交通都依賴各自的地方“許可”。蘇丹的一個流離失所者營地中，MSF（無國界醫生）霍亂診所的 Dr. Omnayat El Toom 正在為一名患有霍亂的兒童患者進行治療/圖源：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國家的邊界依舊存在，但國家的概念已經消失。布朗回憶，幾周前，她與同事前往達爾富爾北部的塔維拉——那座城市距法希爾只有五十公里。但他們不得不繞行一萬公里——從波特蘇丹起飛，經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再轉往乍得的阿德雷邊境，最後從西面進入。“那趟行程幾乎跨了半個非洲。”布朗說。這使得聯合國的許多工作難以展開。儘管她所在的蘇丹團隊取得了大量“可信報告”，證明這裡正在發生屠殺、拘禁、性暴力等極端罪行，但這些無法取代實地調查，也不具備法律效力。更深層的問題是，蘇丹並非地緣政治的焦點。在世界的注意力被俄烏和加薩吸走的當下，這場持續一年半的戰爭，幾乎沒有進入國際議程。暴力仍在繼續，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暴力在這裡發生。自2023年4月以來，蘇丹陷入政府軍與反政府武裝RSF之間的全面內戰。超過一百萬人在法希爾避難，直到道路被封鎖、食物和藥品耗盡，城市變成一座孤島。但五百多天的圍困，只是痛苦的開始。十月底，RSF攻下了這裡，暴力在幾天內席捲全城。世界衛生組織證實，10月28日，法希爾最後仍在運作的沙烏地阿拉伯醫院遭到襲擊，至少460名患者與家屬被殺。聯合國人權辦稱，他們已核實多起“就地處決”和“逐戶搜殺”的報告。聯合國駐蘇丹人權代表Li Fung，在11月8日發佈於X上的視訊聲明中說：“過去十天，法希爾的殘酷襲擊不斷升級。這裡成了一座悲傷的城市。經歷了十八個月圍困後倖存的平民，如今又在承受難以想像的暴行。數百人被殺，包括婦女、兒童和傷員；整家整戶在逃亡中被掃射，另一些人就這樣消失。”暴力不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種清算。蘇丹的暴力不斷升級幾天之後，法希爾的街道上堆滿了屍體。醫護組織報告說，RSF的士兵正在收集遺體——有的被焚燒，有的被埋進集體墳墓。蘇丹醫生網路稱，這是“掩蓋罪行的絕望舉動”。對於倖存者來說，逃亡已經沒有方向。一些人沿著乾涸的河道往北走，另一些人朝沙漠深處跑。在通往阿爾達巴的路上，很多人死在途中——不是被槍擊，就是因為脫水。還有人帶著失蹤者的孩子逃亡。塔維拉的救援組織說，許多抵達者手中抱著“不是自己的孩子”——那些孩子的父母，在途中被拘捕、走散或被殺。國際移民組織估算，法希爾26萬居民中已有八萬多人逃離，但只有約5000人抵達北方的塔維拉。“數字對不上，”無國界醫生的緊急事務負責人米歇爾·拉夏裡泰說，“那些沒抵達的人，很可能在路上被殺、被阻攔，或被追捕。”在達爾富爾的沙漠裡，幾乎沒有藏身之處。在蘇丹，對於倖存者來說，逃亡已經沒有方向/圖源：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無國界醫生的工作人員西爾萬·佩尼科德回憶，許多從法希爾逃往塔維拉的平民告訴他，自己“只是因為皮膚更黑”就被襲擊。“最可怕的是，他們被像獵物一樣追殺，”他說，“被攻擊的唯一原因，只因他們是黑人。”聯合國人權高專辦指出，在蘇丹的衝突地區，受害者年齡從8歲75歲不等。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顯示，自2023年4月以來，僅在四個州就記錄了至少36起強姦或集體強姦事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顯示，僅2024年一年，就有超過 220 名兒童遭受強姦，約1/4是男孩。無國界醫生在達爾富爾的團隊說，他們接觸到的倖存者大多是在逃亡途中遭到襲擊的婦女和女孩。“她們告訴我們，在家裡、在田地裡、在逃亡的路上，都可能被襲擊。”聯合國人權辦發言人西夫·馬岡戈在11月初確認，至少25名婦女在法希爾大學附近的收容點被集體強暴。“他們讓婦女和女孩排成一列，在槍口下被挑選。”相關報告稱，這些行為被系統地用於“恐嚇、懲罰與種族驅逐”。性暴力，在達爾富爾已成為武器。 (i財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