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到上海,總會提到市中心的豪宅、金融機構的高薪,以及豐富的消費機會。
但背後高昂的代價,卻往往被我們忽略。
如果追問一下,這些代價誰承擔了?
答案是普通企業和普通人。
根據上奇研究院的報告顯示:
2024年1月-6月,上海市跨市遷出企業12436家,平均每天有70家企業離開上海。
這些企業,分別來自上海那些區域,又搬遷到了那些城市?
主要來自奉賢區、浦東新區、閔行區和嘉定區。
主要搬去了蘇州市、北京市、杭州市。
新的問題來了,為什麼這些企業紛紛拋棄上海,擁抱了新歡?
第一,上海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實在是太貴了,一般的製造企業無法承擔。
先說土地。
根據2023年的資料,上海產業用地平均價格為,167.63萬元/畝。
但是南通市如東縣,M3化工用地才19.8萬元/畝。
相差接近8倍。
這樣的價差之下,理性的企業都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把研發設計部門放在上海,從而享受到上海高端人才和資源的紅利;
而把製造轉化部門,放在如東縣這樣的小地方,充分降低生產成本。
來的人多了,如東縣也發現了這一點。
沒過多久,產業園的大牌子上,多了這麼幾句話:
研發在滬蘇,轉化在如東;
總部在滬蘇,生產在如東;
龍頭在滬蘇,配套在如東。
非常有“配角”的自知之明。
再說勞動力成本,也就是員工的工資。
以上海便利店為例,月薪不到6000-7000塊,都沒人願意幹。
相比之下,在一些小地方,月薪3000塊的工作遍地都是。
為什麼上海工資得給到這麼高?
從生產效率角度講,這是因為上海的生態位更好。
高端產業能賺取超額利潤,之後部分利潤通過涓滴效應,來到普通打工人的手中。
這就像是有錢人家的管家一樣,是服務老爺們的,提供的價值就是比外地同等工作更高。
從生活成本角度講,這是因為土地價格太貴,租房成本高。
上海外環內的房租,大概3000-4000/月;
如果是外環外,2000-3000/月也能租。
如果飯錢按照50塊/天來計算,一個月就是1500塊。
這麼算下來,5000塊/月的工資,在上海是最低生活標準,再低就活不下去了。
有一種觀點認為,上海需要的是高淨值人群,不需要這些窮人。
但高淨值人群能夠提供資本,卻提供不了勞動力,具體的低端服務業,還是需要大量外地人參與的。
另外一點,高淨值人群是非常挑剔的。
他們判斷一座城市是否宜居,看的不僅僅是高樓大廈、珠寶黃金,還要看工業品和服務業的價格。
想要拉低生活成本,吸引更多高淨值人群,最需要的就是提供供給,製造過剩。
具體來說,只有讓更多外地人進來打工,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才能把價格拉下來。
如果把外地人都趕走了,外賣、快遞、滴滴司機的價格,估計會提高幾倍,上海的競爭力會大打折扣。
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菲傭。
只需要5000塊/月,就能幫你打掃衛生,生活質量提高一個檔次。
但在上海,想找一個類似的保姆,至少需要1萬/月,性價比不高。
為什麼香港的價格,反而比上海低?
因為上海有戶籍制度,也沒有放開外國勞工,勞動力並不能自由流動。
但是香港可以。
所以有經濟學家認為:
要利用好城中村和保障房,降低城市的居住成本,從而降低服務業價格。
這一邏輯是很順暢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操盤手需要考慮的更多,例如城市形象,土地利用效率以及拆遷帶來的經濟增長。
換句話說,上海面臨著效率與公平的矛盾。
效率意味著高速發展,但如果只追求效率,城市會變得沒有溫度,長期會失去競爭力。
而公平意味著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發展紅利,是成熟國家繞不過去的一道門檻。
東大過去靠著土地財政、土地金融,獲得了極致的發展效率,但公平卻往往被忽略。
如果只有技術進步,卻沒有相關配套的進步,長期發展會愈發困難。
企業離開上海的第二個原因,是指標問題。
例如,浦東新區唐鎮工業園區的某家企業。
2017年所在地塊性質發生了改變,沒有了廢水回收指標,不能繼續經營。
當時他們很著急,在上海各個園區打聽,但最後沒一個能夠接受他們的。
因為上海在2017年,出台了幾個檔案:
《工業污染源全面達標排放計畫實施方案》;
《上海市排污許可證管理實施細則》。
主要就是提高了環境標準,從而淘汰一些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產業。
例如化工行業,有化工廢水指標的園區非常少,而且會優先照顧到納稅大戶。
這些小企業,基本就不用想了。
所以這家企業,只能從上海,搬遷到了安徽馬鞍山市,鄭蒲港新區。
這是污染角度,另一個角度是生產效率。
上海並不缺錢,土地拍賣時,企業出價多少隻是標準之一,上海更想要提高的是畝產值。
例如閔行區顓橋鎮288地塊,佔地13.95畝,出讓公告中明確要求:
產業導向為“電腦、通訊和其他電子裝置製造”;
畝均稅收、畝均產值的要求下限分別為:
150萬元/畝、2878萬元/畝。
也就是說,如果企業生產效率不高,就算有錢也不能繼續在上海發展。
新建企業會因為畝產值不達標,而無法獲得擴建空間;
原有企業會因為污染問題、指標問題,而無法繼續經營。
這是江浙滬地區,產業發展的一大趨勢。
杭州這些年也一樣。
拍賣價格達到一定限度後,開始要求競爭畝產值、畝稅收。
例如,杭州某塊工業用地,經3家單位72輪競爭:
畝均年稅收從50萬元/畝,競到畝均年稅收81萬元/畝成交。
那些無法達到要求的企業,只能搬遷到江浙小城市。
在那些地方,佔地幾十畝的項目,一年營收幾個億,當地就已經很開心了。
換算一下,大概畝產值不到1000萬。
有人把這樣的趨勢,稱為長三角內部的“雁陣模型”。
最早這個模型是日本提出來的,以自己為龍頭,串起整個東亞產業鏈。
把這個對應到長三角,就是以上海為龍頭,串起長三角的產業鏈。
上海也有這樣的資格。
從經濟實力來說:
上海GDP超過5.4兆;
就算是蘇州,也只有2.7兆,只有上海的一半。
反觀珠三角:
香港GDP超過3.1兆;
深圳GDP超過3.6兆;
廣州GDP超過3.1兆。
三座城市都沒有形成絕對的優勢,都覺得自己才是珠三角的龍頭。
而京津冀地區,則是因為北京太強:
北京GDP接近5兆;
天津GDP超過1.8兆,不到北京的40%。
而且北京畢竟是首都,本位意識還是很強的。
記得當年某個天津幹部,跑到北京,想要拉項目。
北京某位領導很不屑地說:
我看把火葬場搬到天津,還差不多。
而從政治地位來說:
上海是直轄市,比其他省會高半級,能夠拿到更多的政策和支援。
所以長三角其他城市,心甘情願的團結在上海旁邊,安心的等著上海產業轉移。
1990年代,上海搞過一次產業升級,把很多產業扔掉了。
其他城市見狀,趕緊請回自家,當成祖宗供起來,這是他們的第一桶金。
現在上海又在搞產業升級,其他城市又非常緊張。
一個個全都派出人馬,常住上海,專門研究那家企業需要幫助,伺機挖牆腳。
走在上海的街道上,經常看到寫字樓和產業園上,印著其他城市的招牌。
這些都是圍繞著“招商引資”吃飯的一批人。
在2024年9月份之前,各個地方招商引資就三板斧:
稅收優惠、土地優惠、基金支援。
但是2024年9月份之後,高層要求,不能再給稅收優惠、土地優惠。
招商引資,從此進入了3.0時代,也就是股權財政時代。
現在地方操盤手,最重要的事情是培育產業。
具體手段是什麼?
首先梳理本地的資源稟賦,再去收購一家上市公司。
對上市公司的要求也很嚴格:
最好是某個細分賽道的“龍頭企業”;
市值最好在20億—50億元之間;
股權相對分散,大股東持股比例不超過30%。
因為市值不高的企業,地方操盤手很容易買下來,算是花小錢辦大事。
如果股權再分散一點,一般只需要收購20%-30%的股權,就能成為大股東,獲得實際掌控權。
按30億算,收購29.9%股份大約需要9億元;
如果加金融槓桿,可能只需要掏出40-50%,也就是3-4億就足夠了。
一些二三線城市的區級國資平台,也能掏出這個錢。
甚至一些縣裡的國資平台,也聲稱要大力收購上市公司。
收購上市公司之後,對本地有什麼好處?
地方操盤手成為大股東後,一般會要求上市公司搬遷,為本地提供產業鏈、稅收和就業。
但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都是當地非常看重的資源,沒人願意輕易放走。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城市上市公司數量少了,領導面子掛不住。
更不用說背後的稅收、就業問題了。
所以,就算是同一座城市,不同區域之間互相挖企業,都會引發一次衝突。
一種解決辦法就是:
A區的上市公司,被B區的操盤手挖走了。
經過商量,稅收還記在A區,但企業營運地搬到了B區,為B區提供了就業。
可不同城市之間,互相挖上市公司該怎麼辦?
如果當地經濟不夠發達,本身就沒幾家上市公司,這種挖牆腳的操作,是非常得罪人的。
所以一二線城市,上市公司比較多,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地方,是更好的選擇,這裡成功率會更高一些。
把“龍頭企業”挖到本地後,操盤手會幹什麼?
最關鍵的是圍繞其培育上下游產業,從而降低生產、運輸、資訊傳遞成本,提高生產效率。
辦法也很簡單,龍頭企業就在這裡,你想要訂單,那就過來開工廠。
現在一家企業選擇投資地時,不僅要看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更多還要看產業鏈豐富度。
有時候,那怕一個地方明面的成本更高,但因為上下游產業都在這裡,綜合成本反而更低。
很多人吹捧越南的製造業,但這一看就是不瞭解行情的。
越南,妥妥一個負面案例。
越南北寧工業園的廠房,平均一平方30 多元/月;
而廣東東莞,一平方20多塊/月的廠房,到處都是;
越南工資,基本都在3500-3800元人民幣,社保是工資的21%;
而且越南的工會非常強勢,經常鬧事情。
再加上上下游產業鏈不夠豐富,工人勞動力水平有限,生產效率只有國內的60%。
有人會提到開工廠的隱形成本,說國內這方面的成本很高。
但如果你瞭解過越南,發現其實大家都差不多,甚至他們更野一點。
閻王小鬼一大堆。
最後算下來,綜合成本反而比國內高出10%。
如果不是因為美國對越南的關稅更低,越南製造業很難有崛起空間。
所以2025年4月份,美國對越南加征關稅後,當地一群企業家都覺得天塌了。 (達叔買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