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王走後，英鎊“歷史性暴跌”

上週五，英國政府宣布了一項“增長計劃”，計劃實施近半個世紀來規模最大的減稅方案，英國股債匯三大金融市場聞訊後紛紛大跌。其中，英鎊出現了“戲劇性”和“歷史性”的下跌，當天下跌3.61% ；本週一英鎊兌美元最低觸及1.03，創下近50年最低，無限接近英鎊與美元的平價位。同時，該計劃還引發了英國政府債券歷史上最大的單日拋售。

在位長達70年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剛剛駕崩，新首相特拉斯上任還不到一個月，投資者紛紛看空英國金融市場，股票和債券資產價值損失合計超過5000億美元。

經濟衰退威脅增加，大通脹蔓延，能源危機引發“生活成本危機”，經濟政策又誘發股債匯大跌，臨危受命的特拉斯能否效仿撒切爾夫人力挽狂瀾？英格蘭銀行的貨幣緊縮政策和特斯拉政府的大規模減稅政策組合，到底是惡化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還是能夠成功抗擊通脹、挽救英鎊？

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英國政府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

本文邏輯

一、大規模減稅與歷史性暴跌

二、撒切爾改革與特拉斯效仿

三、明斯基時刻與新廣場協議

01 大規模減稅與歷史性暴跌

這次“歷史性暴跌”的直接原因是英國政府推出“增長計劃” ，金額高達2200億英鎊。

其中，最主要的是計劃實施一項自1972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措施，規模達450億英鎊。具體包括：取消了將公司稅提高到25%的計劃，將公司稅維持在19%，這是二十國集團（G20）中最低的稅率；提前一年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從20%降至19%，對年收入超過15萬英鎊徵收的最高稅率，從45%降低至40%，等等。

作為一名保守黨的女性政治家，特拉斯以撒切爾主義繼承者自居，試圖效仿撒切爾夫人的減稅政策重振英國經濟。財政大臣誇西·誇騰（Kwasi Kwarteng）宣布減稅計劃時稱： “英國需要一次重大政策轉向，來刺激經濟增長。 ”他預計，整個減稅計劃會令英國經濟實現2.5%的年增長，擺脫此前低增長然後不斷加稅的惡性循環。

上個世紀80年代初，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總統實施減稅及結構性改革政策均獲得成功，遏制了歷史級別的大通脹，走出了持久滯脹的困境，為日後持續的經濟景氣奠定基礎。為什麼特拉斯如法炮製，反被市場看空？

其實，當年，裡根和撒切爾夫人推行減稅計劃時也受到了很多質疑。反對者普遍存在兩點擔憂：

一是大規模減稅會增加財政赤字。

當時，多數宏觀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持有這種觀點。不過，拉弗領導的供給學派不以為然。拉弗用一條曲線告訴我們，在抵達最優稅率之前，降低稅率可以增加財政收入。這就是拉弗曲線。理由是，降低稅率的減稅措施可以激活投資與消費，提振經濟，擴大稅基。

但這裡存在時滯問題。就較短的財政週期來看，降低稅率可以直接削減財政收入，但減稅刺激經濟帶來的稅基擴大可能尚未出現，這時政府赤字會明顯上升。

當年，裡根正是拿著減稅法案成功入主白宮，並任命了供給學派學者擔任聯邦財政部預算部門的要職。但是，減稅法案實施不到半年聯邦財政赤字就明顯飆升，於是裡根又削減了減稅的力度。

二是大規模減稅會增加通貨膨脹。

如果第一個擔憂成為現實，大規模減稅引發財政赤字率飆升，那麼通脹率上升將不可避免。在信用貨幣時代，赤字率飆升削減貨幣的信用，同時增加貨幣寬鬆的預期。這為通脹及其預期上升創造了條件。

當時正在竭力抗擊通脹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多次提醒裡根財政部官員，減稅對抗擊通脹不利。反過來，裡根也不希望沃爾克過度提高聯邦基金利率以增加赤字率和失業率。於是，二人達成了一場“交易”，各退一步。

實際上，1972年，英國政府曾出台過一項無資金支持的大規模減稅措施，導致通脹飆升，最終以經濟滯脹收場。

假如第一個擔憂不存在，政府財政系統穩健，大規模減稅沒有引發赤字率大幅上升，是否還會抬高通脹率？

排除這個因素，多數宏觀經濟學家還是認為大規模減稅會帶來通脹率上升。時任麻省理工經濟系主任的費希爾在他的《宏觀經濟學》中專門分析了供給學派減稅政策對通脹的影響。他認為，降低稅率推動了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同步右移。他假設總供給曲線長期是垂直的。結果是，產出和收入擴大的同時，價格也上升【 1 】。這個觀點不符合通脹邏輯，以下分析。

我們看當前英國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

先看政府赤字。英國政府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大規模擴張財政支出，財政赤字率由2020年底的11.9%升至2021年底的15.3% ，遠高於2015-2019年平均2.9%的赤字率。今年， 4-8月，英國政府累計債務利息成本為490億英鎊，佔比總支出的12.7 ％，超出了預期。

9月份，特拉斯一上台就是大手筆撒錢。她承諾提供1500億英鎊家庭能源補貼計劃以應對能源通脹帶來的生活成本危機，已實施了600億英鎊；實施涉及450億英鎊的大規模減稅；還提出了每年上浮國防支出約200億英鎊。

截止到9月底，特拉斯實施的一系列減稅、補貼等政策，將給英國政府當個財年增加2000億英鎊左右的支出，需額外借入800億英鎊資金來支持。2023年，英國政府的財政支出將創1990年以來的最高記錄，英國的債務與GDP的比率將提高到101% 。這是英國政府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高債務水平。

再看通貨膨脹。

今年英國備受大通脹的煎熬，通脹率創下了撒切爾夫人時代以來的新高。如果特拉斯政府大規模減稅推動政府財政赤字率飆升，通脹率以及通脹預期都會增加。這在邏輯上是成立的。如果赤字率沒有增加，大規模減稅是否會推動通脹率上升？

從邏輯上看，政府大規模減稅在赤字率未上升的前提下（政府不是靠借錢來減稅）不會導致通脹率上升；從現實來看，政府大規模減稅，尤其是對企業和普通家庭減稅，會提高消費品價格。

這兩句話矛盾嗎？不矛盾。費希爾的分析，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所謂邏輯，就是如何界定通脹。根據米爾頓·弗里德曼對通脹的經典論述，通脹是貨幣超發引發的物價上漲現象，是一種經濟扭曲。按照這個觀點，消費品價格上漲不一定是通脹，這只是現象。是不是通脹，還要看原因。戰爭導致石油緊缺，物價上漲，這不能叫通脹。只有貨幣超發引發需求過熱，導致物價上漲，這叫通脹。實際上，費希爾也接受了弗里德曼的主張，只是他更願意用弗氏邏輯來解釋惡性通脹；如今的美聯儲也是採納了這種觀點，將通脹劃分為需求端和供給端兩大成因，美聯儲主要負責需求端過熱引發的通脹。

從弗里德曼的邏輯來看，政府手上的錢，通過大規模減稅，轉移到企業和家庭手上，貨幣沒有超發，不存在通脹問題。

但是，現實來看，物價為什麼會上漲呢？就短期來說，市場上的貨幣存量，分配不同，物價水平也不同。比如，同是1億規模的減稅，返還給一個企業家，和平均發給每個家庭，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是不同的，對短期消費品價格影響也不同。由於普通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更強，他們將這筆錢更多地用於消費，從而帶動消費品價格上漲；如果發給一個企業家，這筆錢更可能用於投資股票、房地產或製造業，推動資產價格上漲，對消費品價格的短期影響小。

總結起來，英國政府大規模減稅與補貼，如果引發赤字率飆升，將連帶通脹率飆升；如果未引發赤字率飆升，也會增加消費品價格短期上漲的預期。所以，物價上漲和赤字抬升的悲觀預期重創股債匯三大市場。

02 撒切爾改革與特拉斯效仿

面對市場對減稅計劃的看空態度，特拉斯做了簡單的辯護：英國是七國集團中債務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我們的稅收水平卻是最高的國家之一……我作為首相決心做的事情，以及財政大臣決心做的事情，就是確保我們正在激勵企業投資，我們也在幫助普通人減輕稅負。

如果撒切爾夫人的改革是成功的，市場又有什麼理由看衰特拉斯？

實際上，特拉斯能否像撒切爾夫人一樣力挽狂瀾，需要關注英國的整體宏觀經濟。

如今，歐美所遭遇的大通脹和經濟威脅，與里根、撒切爾夫人時代頗有相似之處。今年，整個歐洲受“雙核”衝擊，金融市場動盪不安。戰爭以及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導致歐洲出現大通脹，資本外流，歐元、英鎊下跌，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下跌。同時，美聯儲實施近40年來最激進的加息政策，加劇了歐元下跌和資本逃離歐洲市場。

歐盟統計局8月31日公佈的初步統計數據顯示，受烏克蘭局勢影響，歐元區能源和食品價格持續飆升， 8月通脹率按年率計算達9.1% 。英國7月的通貨膨脹率高達10.1% ，創下自1982年2月以來的新高，也是七國集團（ G7 ）中第一個通脹率突破10%的國家。8月通脹率同比上漲9.9% ，低於7月份和預期，但仍在非常高的水平。英國央行預計未來幾個月通脹率將超過10%。

戰爭和能源危機，持續大通脹，美聯儲、歐洲央行和英格蘭銀行三大央行一起實施激進緊縮政策，多種因素制約歐洲投資、消費和生產活動，加劇了歐元區和英國經濟衰退的風險。

歐元區9月IHS 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降至48.5 ，創27個月新低，低於預期和前值；綜合PMI初值錄得48.2 ，創20個月新低。歐元兌美元在本週跌到了近20年新底，觸及0.955 。標普全球的一項調查顯示，英國9月綜合PMI從8月的49.6降至9月的48.4 ，低於預期的49 。英國9月服務業PMI錄得49.2 ，跌破榮枯線，為2021年1月以來新低。同時，市場研究公司GfK表示，英國9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5個百分點至負49 ，為1974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最低記錄。

再看當年撒切爾夫人面對的經濟挑戰。與美國類似，英國幾乎整個70年代都在通脹泥潭中掙扎。1974—1980年，英國GDP增長率平均僅1.0% ，而通脹率平均達到15.9% 。撒切爾夫人接手後： 1980年，英國製造業產量下降12% ； 1981年，失業率超過12% ， 12000家企業破產。

如今，特拉斯接手的英國經濟，是撒切爾夫人時代以來最糟糕的局面。與撒切爾夫人當年類似，特拉斯首要挑戰是如何控制通脹以及降低通脹給民眾生活帶來的衝擊。更艱鉅的任務是如何應對戰爭、能源危機、大通脹、全球流動性緊縮、經濟衰退、英鎊暴跌、債務風險等宏觀衝擊。

撒切爾夫人當年拿哈耶克當門牌，奉行貨幣主義和供給經濟學，實施自由化改革，主要措施有私有化、控制貨幣、大舉減稅、削減福利開支和打擊工會力量。

其中，減稅方面，撒切爾夫人上台後的第一個預算案就是將個人所得稅的基礎稅率從33 ％降至30 ％，最高稅率從83 ％下調至60 ％，此後經過三次下調，基礎稅率降至25 ％，最高稅率降至40 ％；同時，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由原來的8000英鎊上升至10000英鎊，公司所得稅從52 ％降至35 ％【 2 】。撒切爾夫人大規模減稅降低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提振投資與消費的信心，降低了高端人才外流，提高了市場效率。

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以減稅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是應對滯脹危機的較為可行的措施。至少在裡根和撒切爾夫人時代獲得了成功，但是，回顧歷史和結合當下，重點關注其中的差異，特拉斯至少需要考慮兩點：

一是，短期內，英國政府如何開源節流，應對赤字率飆升？

從歷史經驗來看，減稅計劃的時滯問題是明顯的。當年，撒切爾夫人通過國有企業私有化、縮減福利開支來緩解財政虧空問題。

二戰後工黨政府組建了不少國有企業，到七八十年代，英國國企普遍巨虧，成為英國政府的巨大負擔。1974年英國國企虧損達12億英鎊。到1982年，英國一家國有汽車企業利蘭汽車公司的虧損額就超過5億英鎊。私有化給英國政府減負增收。1979年，撒切爾夫人先從英國國有石油公司入手，出售英國石油公司5 ％的股票獲得2.9億英鎊。之後，撒切爾夫人將石油、航空、港口、電信、煤氣、電力、供水等國有企業一賣了之。英國政府出售國有資產從1979年的3.77億英鎊上升到1988年的峰值61億英鎊。

削減福利方面。二戰後，工黨政府大搞福利主義， 1976年英國政府的福利支出佔比超過63% ，導致政府赤字飆升，持續惡化通脹。撒切爾夫人在1980年推出《住宅法》，向租戶出售了一批公房。撒切爾政府期間，公房出售收入大約160億英鎊，佔政府財政收入的15%左右。政府管理的公房佔住房總存量的比重從1978年的32%降到1990年的23% ，福利住宅支出由1976年的148億英鎊降到1989年的75億英鎊。

另外，撒切爾夫人直接削減了失業金、養老金以及各種福利補貼。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率從1979年的5.4%下降到1991年的3% 。社會支出的增長率從1.8%下降到1.1% ，社會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43%下降到40% 。

特拉斯政府在這方面難以效仿“鐵娘子”的做法。英國政府的國有資產基本被撒切爾夫人賣光了，特拉斯無產可賣；同時，福利開支方面，只會增加，而不是減少。

2021年，英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為95%左右，在七國集團中為僅次於德國的第二低。最高的日本達到259% 。但是，日本持有美債規模超過萬億。另外，今年英國的赤字率在七國集團中上升的最高。

特拉斯還需要考慮英格蘭銀行持續緊縮英鎊，以及市場拋售國債，引發的付利成本上升和國債資產縮水。特拉斯上任不到一個月，英國政府債券指數的價值已損失超過1700億美元。

二是，中長期來看，英國政府能否促進經濟增長。

當年，裡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改革，而不僅僅是減稅，才開啟一個經濟景氣週期。比如，裡根政府放鬆航空等產業管制，降低准入門檻，支持信息技術產業；撒切爾政府實施私有化改革，放鬆外彙和金融管制，推動教育改革，等。

這些改革的正確思路是增進市場自由度，讓市場去配置更多資源，從而提高了經濟效率。私有化改革後，英國企業的效率明顯提高。在1978-1985年間，英國航空公司的要素生產率提高了4.8% ，英國鋼鐵公司提高了12.9% 。1985年，連續10年虧損的英國鋼鐵公司獲純利3800萬英鎊。當年的美國則是矽谷革命和投資銀行興起給經濟注入了持久的活力。

目前來看，英國經濟受到各種挑戰，出現了衰退的信號。特拉斯政府需要拿出更多有效的改革措施，增進投資和消費信心。需要注意的是，撒切爾夫人時代，稅率高、國企多、管制多、市場准入門檻高、實施有管制的匯率，市場化改革的空間大，政策力度大、效果更易顯現。如今，特拉斯改革的空間小，短期要解決的是能源供給、勞動力短缺等結構性問題；長期需要推動人力資本增值與技術創新。

03 明斯基時刻與新廣場協議

特拉斯的減稅政策公佈後，市場已經用錢投票。《金融時報》前總編萊昂內爾·巴伯批評特拉斯只是“撒切爾夫人的蹩腳模仿者” 。有人認為，她可能會成為英國歷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實際上，以大規模減稅為主的激進財政政策，疊加緊縮性貨幣政策，結合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可以更有效地應對當前的經濟局面。特拉斯政府要做得工作還有很多，除了加大市場化改革、增收減支外，還需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一是管理市場預期。

同樣的政策，在不同時期實施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管理非常重要，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認為， “貨幣政策要發揮影響力， 98%靠宣傳， 2%靠政策本身” 。如今鮑威爾正在扭轉預期管理的被動局面。

預期管理是一項非常專業的工作，政策制定者需要理解企業、個人在想什麼，市場的預期是什麼，而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科學性。特拉斯與撒切爾夫人一樣，都是牛津大學畢業，但是很多人認為特拉斯專業度不夠，她的幕僚團隊鮮有專業人才，多屬閨蜜與好友。

9月，受美聯儲激進加息、戰爭以及能源危機惡化等因素，歐洲金融市場動盪，歐元和英鎊持續下跌。這個時期，特拉斯政府宣布大規模減稅計劃無疑是雪上加霜。因為很多經濟學家、銀行官員、投資者認為，大規模減稅會提高赤字率和通脹率。且不論，這種觀點是否正確，有三個問題是特拉斯政府無法迴避的：一是短期財政缺口如何填補？二是減稅政策能否解決能源短缺的燃眉之急？三是減稅疊加家庭能源補貼導致消費品價格上漲怎麼辦？可以看出特拉斯政府還沒做好準備。

政策制定者的預期管理，是為了避免市場認知與政策目標背離。理論上，這個政策組合對經濟是有利的，至少較長周期來看是有利的。但如果市場認知是相反的，預期變差，投資和消費信心下降，自然就會拋售英鎊、國債和股票，甚至可能引發債務危機、英鎊危機。最後，這個政策組合也就相當於失敗了。這就是凱恩斯的選美理論，索羅斯的反身性原理。一些經濟學家批評，特拉斯政府推行減稅計劃的時機不對。

特拉斯政府需要與英格蘭銀行一起配合做預期管理。英格蘭銀行正在實施緊縮政策，採取小步快跑的方式，截止到9月份已加息7次，基準利率上調至2.25% 。但是，特拉斯政府觸發英鎊大跌，英國央行不得不發表緊急聲明： “鑑於金融資產的重大重新定價，英格蘭銀行正在密切監測金融市場的發展” 。英鎊大跌，通脹預期抬升，可能打亂英格蘭銀行的緊縮步伐，使其在下一次利率決議中大碼加息。

實際上，特拉斯政府要當前要做的是解決赤字和能源供給問題。英格蘭銀行的貨幣政策難度大，很難兼顧“保國債、保英鎊和抗通脹”三重任務。這時，特拉斯政府切忌“桶馬蜂窩”，對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構成掣肘，陷入“大規模減稅-赤字率飆升-通脹上升、英鎊大跌-被迫停止緊縮、甚至轉向寬鬆-通脹和匯率惡化-再次轉向緊縮”的被動。

二、防止經濟政策政治化。

這種政策組合存在時滯性，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呈現效果，在效果未出現之前，經濟會經歷痛苦。從歷史經驗來看，儘管裡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改革均獲得成功，但是，他們均經歷過“黑暗時刻” 。1981年，裡根和沃爾克的努力將美國經濟推入大蕭條以來的最糟糕的境地，這一年也被人們諷刺為“庸醫之年”。撒切爾夫人通過出售國有資產和削減福利開支解決了短期的赤字難題，但是私有化帶來的失業率飆升困擾著她。

從財政政策角度來看，英國政府將面臨“裡根時刻”，即大規模減稅實施後的一段時間內，財政收入下滑，赤字率上升。如果政府債務能夠挺過“裡根時刻”，拉弗曲線自然顯靈，經濟復甦促進稅基擴大，政府財政收入上升。裡根執政期間，除了最艱難的1982年下滑外，每年稅收均在增長，累計稅收為57500億美元。

從貨幣政策來講，英格蘭銀行將面臨“沃爾克時刻”，即當經濟衰退，尤其是債務風險上升，還能否堅持緊縮政策。目前，美聯儲正進入“沃爾克時刻”的後半程，沃爾克附體的鮑威爾清楚，只有把通脹降下來，價格恢復調節功能，經濟才能正常發展。英格蘭銀行當前需要堅定緊縮，力抗通脹和提振英鎊。

在這個過程中，特拉斯需要防止務實的經濟政策政治化，政策反复搖擺，導致預期混亂、價格波動和金融動盪，正如70年代大滯脹時期的美國。

綜合以上，我認為，當前地緣政治危機對國際供應鏈的打擊、疫情和能源危機對歐洲產能供給的製約、市場化改革的空間不足以及政策缺失、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管理失敗、領導者意志品質及專業度欠缺，不足以支持英國推行大規模減稅疊加貨幣激進緊縮的政策組合，宏觀經濟無法承受但似乎又不得不承受這一“組合拳”。當然，這一判斷同樣適用於日本、歐元區、阿根廷、巴西等經濟體。預感，全球“明斯基時刻”不可避免。

當政策組合被掣肘，甚至誘發危機，那麼暴力出清將不可避免。全球主要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做更加充足的準備。

今年，全球經濟遭遇“雙核衝擊”，一些國家出現了債務風險，紛紛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救。截止到8月底， IMF發放的貸款總額達到1400億美元，高於2020年底和2021的總貸款額，達到了創紀錄的高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的總貸款額目前已超過2680億美元，貸款餘額逼近極限。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面臨外匯虧空風險，正是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救才度過難關。

我有一個猜測，可能會出現貨幣互換版的“新廣場協議”，以緩解當前全球匯市的極端局面。當年，美聯儲主席沃爾克為了抗擊通脹，大幅度提高了聯邦基金利率，美元大漲，非美元貨幣紛紛大跌。1983年，當通脹下降後，沃爾克擔心通脹反彈不願意過度下調聯邦基金利率。美元過度強勢，導緻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財政部融資成本很高，裡根政府不滿；同時，日本、聯邦德國、英國等國家也難受，本幣過度下跌，資本外流。1985年，裡根政府的財長，推動沃爾克，與日本、聯邦德國、法國、英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簽署了穩定匯率的協議，也就是廣場協議。這個協議的目的是讓美元貶值，其它四國的貨幣按計劃升值。

現在的情況跟當時有點類似，美元過度升值，英鎊、歐元和日元大貶值，全球股債匯及主要金融資產價格大跌。這種局面非常危險。如今，可以考慮通過央行間貨幣互換的方式（與廣場協議的政策干預不同）增強匯市安全邊界，一定程度上扭轉戰爭及能源危機的因素過度削弱歐元、英鎊的極端局面。

央行間貨幣互換是指兩個主體在一段時間內交換兩種不同貨幣的行為。目的是提供流動性支持，穩定匯率。美聯儲一直長期協議合作的央行有：加拿大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歐洲央行、瑞士央行。2020年3月，美聯儲新增澳大利亞聯儲、巴西央行、丹麥央行、韓國央行等9家協議央行。

當時，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美元指數飆升，非美元貨幣大跌，市場出現美元荒，美聯儲與部分國家央行啟動了貨幣互換協議，提供美元流動性支持。

近期傳聞，韓國央行有意與美聯儲啟動貨幣互換協議，來維持韓元的穩定。後來，韓國官方否定了這一說法。日本央行上周宣布干預外匯，這是日本央行在1998年之後第一次干預外匯。

日本央行手持美元資產超過萬億，有條件干預，外匯不多的央行可以考慮通過貨幣互換來穩定匯價。目前，英國政府和英國央行合計外匯儲備只有1825億美元，可以考慮啟動貨幣互換來拯救英鎊。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英鎊沒有那麼糟糕，根據英國央行的有效匯率指數，英鎊兌一籃子貨幣僅下跌7% ；按實際有效匯率計算，英鎊匯率僅比10年平均水平低4% 。在美元“一枝獨秀”的時代，英鎊的目標不是跑贏美元，而是不要落後於歐元、日元。

如果能夠穩定外匯，那麼資本外流會下降，這有利於貨幣互換國的股票、債券和房地產價格的穩定。這樣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國際金融風險。

當然，這只是權宜之計。市場需要時刻準備迎接暴力出清。（智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