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
英法德三國密集訪華,歐洲外交風向轉變,背後有大棋局
這一次的外交節奏,說它罕見都不為誇張。12月3日,馬克宏的專機降落北京,隨後還要飛成都。英國首相斯塔默把訪華時間定在2026年1月底。這將是英國首相時隔整整七年,再次踏上中國土地。德國總理梅爾茨更是心急,2026年年初的訪問早就安排好了,連財長都提前來華鋪路。三個歐洲核心大國扎堆往中國跑。這種陣勢,不但在近幾年少見,放在整個後冷戰時代,都算一場外交大動作。要看清楚這盤棋,必須先把三國的行程拆開看。每一個時間點,每一個路線,背後都有深意。先說法國。馬克宏這次的訪問是最重頭的。他從12月3日到5日,總共三天。北京的國事訪問是標準流程,主要是談中法關係和一些全球議題。但最大看點在成都。愛麗舍宮在聲明中專門點出“成都”二字。這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深思熟慮。六十多位隨行企業家,覆蓋航空、生態、核能等領域,就是衝著合作來的。順便,他們還要敲定大貓熊續借的事。法國很現實,一邊要談大項目,一邊也要做友好姿態。法國這次明顯是把經濟、文化和外交三條線綁在了一起。再看英國。斯塔默將在2026年1月底訪華,這個時間點非常微妙。過去七年,中英關係經歷了跌宕起伏。從所謂的“黃金時代”掉到谷底,還鬧出了間諜風波。斯塔莫現在急著來,有兩個核心目的。第一是修關係。第二是拉投資。英國的基礎設施老化嚴重,缺錢缺投資。中英每年上千億英鎊的貿易額,他們根本丟不起。最能說明誠意的,是被擱置七年的中國駐倫敦新使館項目突然獲批。這等於是英國在亮一個訊號:我們願意重新來過。最後是德國。梅爾茨的訪問預計在2026年初。他雖然還沒來,但財長已經提前到中國做準備了。德國現在最焦慮的是稀土供應問題。德國製造業和中國的關係太深了,從汽車到半導體,很多產業鏈都離不開中國的材料和市場。梅爾茨這一次很可能要去重慶。他想穩住電動車合作,推進大眾的本地化項目。這跟馬克宏的路線幾乎一樣,都是奔著產業鏈去的。把這三條線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兩個明顯的共性。第一,時間集中。從2025年12月到2026年2月,歐洲三巨頭三個月內全部來華。第二,他們都盯上了中國西部:成都和重慶突然成了外交熱點。大家肯定要問:為什麼是西部?為什麼不是上海、廣州這些傳統窗口?原因有三層,其中任何一層都影響歐洲的未來。第一層,大產業轉移的趨勢。中國過去幾年推動產業從沿海向中西部轉移。成都、重慶正在成為新能源、電子製造和人工智慧的產業中心。歐洲企業如果還盯著傳統沿海城市,他們會錯過下一輪產業窗口。第二層,中國西部正在成為連接全球供應鏈的新節點。成渝地區的鐵路、公路和空港物流不斷擴張。這裡已經成了中歐班列的核心樞紐。歐洲想抓住全球供應鏈的下一次重組,就必須把手伸向成渝。第三層,也是最關鍵的一層。歐洲現在已經意識到,單靠美國,無法保護歐洲經濟。川普加關稅、美國產業回流、歐洲製造頹勢加速,這些都逼得歐洲必須自己找出路。而他們能依靠的,只剩中國。所以他們來中國的目的非常清晰:要合作,但不是象徵性的,而是要找真正能接軌的地區。成都、重慶剛好就是產業升級最快、合作潛力最大、市場也最活躍的地方。這一波歐洲集體訪華,說白了就是現實倒逼。他們要穩定供應鏈、要穩住製造業、要找投資、要穩住未來。而這些需求在當前的全球格局下,只有中國能滿足。 (時報新徵途)
英國開收「留學生稅」,昏招一個接一個?!
11月26日,英國政府發佈官方公告公開徵詢技術建議,「留學生稅」正式提上議程:自2028年8月1日起,計畫每年向每位國際學生收取925英鎊固定費用,用以支援弱勢學生的專項生活補助。與起初許多人擔心的沒有上限的百分比徵收相比,細則出來後,掏錢的還是實打實的每一位留學生。政府預測,該項「稅收」一旦引入,每年將會籌集約4.45-4.80億英鎊。但同時,也有預測表示,這項決定會導致國際學生的減少,最初一年或將損失1,4000名國際學生入學。這幾年,從英國教育政策反反覆覆中我們有一種感覺:就是政府與高校間的關系很「抽離」。一方面,因為經濟和人才需求,政府不斷調整簽證政策,PSW縮短至18個月,「創新創始人簽證」(Innovation Founder Visa)流程簡化,為的是留住高端人才,鼓勵創業,過濾掉只留下而不生產價值的人。另一方面,簽證收緊又影響著高校的經濟收入,使得本來就一身赤字的大學雪上加霜。但政府只想收穫,不想付出——又要享受因英國教育帶來的經濟和人才福利,卻又不願也沒有能力支援高校的發展。就像這次的「留學生稅」討論來討論去,最後選擇了對政府,對高校影響最小,卻對留學生本身影響最大的方案。可這樣的招數,還能再玩多久呢?01 政府收緊後,高校太難了2021年,英國政府決定把之前取消的PSW兩年工作簽證重新推出。雖然這樣的簽證安排對國際學生是一個利多消息。但推行後在官方眼裡效果卻並不那麼如意。移民諮詢委員會(MAC)毫不客氣地指出:畢業生簽證路徑吸引的是「低工資移民」,而非「全球人才」。政策使得來自印度和奈及利亞的學生數量激增,很多還帶家屬——家屬也可在英工作。資料顯示,已有17.6萬名學生通過該路徑獲簽,另有3.7萬家屬陪同。但多數人要麼從事低技能工作,要麼沒找到與「畢業生水平」相匹配的工作。■英國畢業生就業增長率靠前的行業領域排名MAC算了筆帳:一名帶成年配偶的國際碩士生,在英3年期間(1年學習+2年PSW),兩人通過最低工資工作可賺約11.5萬英鎊,而學位費用可能只需5,000英鎊。這筆買賣,怎麼看都不虧。2022年,英國比預期提前十年實現60萬國際學生目標。但MAC明確表示,這主要歸功於畢業生路徑作為「低成本移民通道」的吸引力。招生任務超額完成,但含金量太低。來的學生不沖學術,沖的是簽證和工作機會;接收他們的,不是牛劍,是排名靠後、學費便宜的大學——這與政府之前的設想差別很大。政府坐不住了,一系列收緊措施接踵而至:PSW簽證縮至18個月,國際學生財務要求大幅提高,倫敦地區需每月1,529英鎊生活費(從2025年11月起);英語要求升至B2級;家屬陪同政策也改了,自2024年1月起除博士和研究型碩士外,其他國際學生不得攜家屬——這直接導致印度和奈及利亞學生數量一年內分別暴跌31%和62%。政府邏輯很簡單:既然沒吸引到「對的人」,就提高門檻、縮短時間,畢業後要麼憑實力找到僱主續簽工作簽,要麼離開。但這套「止損」邏輯,對岌岌可危的英國高校,無異於雪上加霜。11月17日,英國愛丁堡大學員工再現罷工,抗議價值1.4億英鎊的削減計畫。學校自今年2月起就宣佈節約成本,不再續簽員工合同,以及減少兼職員工的工作時間。大學與學院工會(UCU)聲稱,這樣的「降本計畫」,可能讓1,800個崗位消失。但校長Peter Mathieson表示:「這些挑戰並非愛丁堡獨有,全國各地的機構都面臨著類似的壓力。」■愛丁堡大學員工的新一輪罷工根據「學生事務辦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HESA) 年度報告,2023-2024學年預計40%英國大學出現財政赤字,43所學校已連續第三年虧損。於是,英國大學開始了一系列看似「自救」實則可能加速死亡的行動。裁員潮首當其衝——愛丁堡大學的成本削減可能導致1,800崗位消失;謝菲爾德大學宣佈5,000萬英鎊赤字,啟動員工自願遣散;東英吉利大學需裁163個崗位;紐卡斯爾大學直接裁300個崗位。關停課程和院系的消息也接連傳來。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大學的英語文學及大部分語言課程停招;肯特大學計畫淘汰哲學、新聞學、藝術史等學科;赫爾大學因"招生不足"考慮關停化學系。為維持入學數,一些大學甚至降低申請門檻。約克大學準備「更靈活地」錄取成績低於預期的海外學生——原本A-Level要求A的項目,現在B或C也能進。■不斷增長的英國大學赤字但這些措施能救命嗎?答案是否定的。裁員導致師資下降,教學質量受損;降低入學門檻,課程「越來越水」,聲譽進一步受損;優秀學生和教師流失,競爭力下降;財務繼續惡化,也就導致進一步裁員……英國大學正快速失去它們曾引以為傲的東西——教學質量、學術活力,以及全球教育市場中的競爭力。如此下去,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只能越來越低。這場政府與高校的拉鋸戰裡,沒有贏家。真正的輸家,是那些還對英國高等教育抱有期待的學生、教師,以及這個曾經引以為傲的教育體系本身。02 誰都不願意買單的「赤字」要理解英國大學為何陷入今天困境,得把時鐘往回撥30年。早在幾十年前,英國本土大學生是不需要交學費的,二戰後政府還會給學生各種補貼,學雜費等其他費用也包括在內。到了1996年,時任英國首相的John Major統計了一份未來20年英國政府在大學學費上的支出預估報告,資料顯示政府需要支付20億英鎊!順理成章,英國本土大學生支付學費的時代到來了。最初的學費只有教學成本的25%,之後,學生原本獲得的助學金也改為了學生貸款;自1998年起,學生每年要交1000英鎊的學費(如果家庭年收入低於2.3萬英鎊,依舊可以免學費)。2003年,英格蘭地區學費升至3000英鎊/年;2012年,學費上限變為9000英鎊/年;2017年,漲至9250英鎊/年。■英國學費進化史學費陡然上升,苦窮已久的大學都迫不及待漲到允許的最高限額,引發民眾強烈反彈。從此,政客再不敢提漲學費。結果,從2017年至今,英國本土學生的學費就死死釘在了9,250英鎊/年——整整8年未動。而這8年通膨飆升,大學營運成本水漲船高。到2024年,按通膨調整,學費早該漲到1.2萬英鎊以上。政府並沒有投入更多資金。資料表明,英國大學享有世界上最高的預算之一,但這些資金並沒有被明智地使用。為什麼英國大學如此昂貴?浪費性支出是部分原因。在2012年之後的幾年裡(當時學費增加了兩倍),大學爭先瘋狂建設宏偉的校園。2014年至2018年間,學校在資本項目上的支出相當於英國舉辦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費用。此外,人員成本的消耗也非常大,非學術人員約佔大學勞動力的一半。一項研究發現,2006年至2018年間,「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的數量增長了60%。英國的高等教育過於同質化,傾向於浪費,並且痴迷於成為「世界一流排名」而非效率。■資料表明,英國學費收的最多,在每個學生身上的投入也不少。這與赤字的現實很矛盾那麼,這個缺口誰來填呢?答案很簡單:國際學生——用國際學生高額學費,補貼本土學生和整個大學營運。資料顯示:2022/23學年,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總收入約500億英鎊,52%來自學費,這52%裡43%是國際學生交的。這是典型的「飲鴆止渴」式的惡性循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副校長Adam Habib和董事會主席Lord Michael Hastings曾直言:「為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大學大量借貸,建閃亮的新設施,擴大學生服務,來增加招生,成本隨之上升;為覆蓋成本就需要更多收入,於是國際生學費越漲越高,國際學生越招越多。」■BBC做過一個統計,表示英國近幾年的學費上漲未跑過通貨膨脹最可怕的是,所有利益相關方都心知肚明,卻選擇集體沉默。政府樂見其成,不需增加財政撥款還能賺外匯;大學高層自欺欺人認為學生是衝著高校的科研聲譽而來,儘管調查顯示越來越多人被就業前景和PSW簽證吸引;工會也默許,因為國際學費讓教職工拿更高薪水;甚至公眾也支援,因為這壓住了本土學生學費。所有人享受泡沫帶來的好處,直到泡沫破裂。破裂的導火索,是脫歐的決定。脫歐後,大學不僅損失了生源的流動,還損失了很多合作交流的機會與資源。簽證的不友好,造成大量歐洲留學生不再將英國設為第一留學目的國。右翼政客煽動「英國有太多外國人」的排外情緒。這種情緒先體現在脫歐,然後針對中國,接著是所有外國人,最後落到限制留學生的家屬簽證。國際學生申請和入學急劇下降,引發當下的財務危機。但即便如此,真誠的反思仍未出現。英國教育大臣2024年11月4日宣佈8年來首次上調本土學生學費時,財政大臣幾天前剛把僱主國民保險從13.8%提至15%。■2006/07和2012/13學年的學費上漲為大學提供了更多的教學資源,但隨時間推移,這些增長因通貨膨脹而有所削弱兩個政策疊加的效果就是,從2025/26學年起,英國大學將再損失5,900萬英鎊。大學應對也沒有更高明。校長們雖意識到需要更多公共資金,但知道在國家財政危機背景下幾乎不可能。一些校長私下表示,目前計算下來的每個學生學費應該調至1.2萬英鎊。但誰都清楚,在生活成本危機期間推動學費漲價無異於zz自/殺。於是,他們不情願地又回到老路:繼續依賴國際學生,撤回或改革簽證限制。■資料顯示,每位學生對英國高校的經濟貢獻,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減少,近幾年甚至退回到了90年代(以學費在教學資源上的體現為衡量標準)但這根本不是長期可行方案。學費年年漲,英國高等教育已經快把自己定價到普通國際學生支付不起的地步。而無論是學術價值還是畢業後的當地就業機會,都在連年削減——來英國,越來越不值了。所以,赤字從何而來?它來自一個從一開始就不可持續的商業模式。而現在,帳單到期了。03 一場僵局大學管理層並非沒意識到問題,也提出了跳出「國際生續命」模式的創新方案。學生事務辦公室曾表示,彼此鄰近、提供類似課程的大學應該關閉其中一個課程,將兩所學校的學生合併在一起授課。一些大學可以合併,共同「攤薄成本」,或一起組成大型的大學集團。還有預測覺得大型的企業實體會與大學相關部門合作,或收購高校的一部分實體或研發項目。這些創新模式雖是方向,但短期內改變商業模式的難度巨大,無法應對眼前的財務危機。大學並沒有找到什麼解決問題的方法。依舊靠老方法「先活著」。面對招生預警(預計2024-25學年國際生減少21%),大學被迫以學費暴漲彌補數量損失。以G5聯盟為例,國際生學費漲幅最高達25%。這種「定向收割」策略,只會讓留學家庭感到自己被當成「現金奶牛」,進一步增加留學成本,加速國際生源流失,最終陷入更深的惡性循環。緊縮的移民政策趕走了大量的學費收入,使大學陷入財務危機;政策頻繁變動和加高移民門檻,又使真正高端人才對英國政策不確定性望而卻步,轉投更穩定、更友好的留學目的地。政府非但無力幫助高校,還要在壓縮高校成本的基礎上持續「吸血」,「吸血」也就罷了,還把學校的氧氣管拔了。■2024年發放的學生簽證較前年減少14%不過,雖然英國高等教育面臨難以根除病灶的困局,我們依然需要欣賞到那些頂尖學府的價值。牛津大學,帝國理工等學校近年來的發展態勢就非常喜人。牛津大學在2023/2024財年沒有赤字。牛津大學(作為核心大學機構,不包括各學院獨立的財務情況)在總收入31億英鎊的基礎上,經調整後的盈餘為1.195億英鎊。包括牛津大學出版社在內的整個大學集團報告了遠高於10億英鎊的盈餘。而今年在QS排名中晉陞為世界排名第一的帝國理工學院的表現也十分出色。2023/2024年度盈餘為2.865億英鎊。■帝國理工年報這再次證明了,如果可以找到一個良性循環,高校的生存還是看得見曙光的。不過,那些向來學術領先的學校一直並不缺少生源,其自身的科研學術能力也有目共睹。這樣的正向循環依靠的是長年累月的積累。而那些錯過黃金期發展的學校,恐怕難再有機會了。 (穀雨星球)
明年會更糟
2025年11月26日,英國財政大臣雷切爾·里夫斯(Rachel Reeves)在議會提交了工黨政府上任後的第二個主要預算案。此次預算在意外洩露的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OBR)報告影響下,成為近年來最具爭議的財政檔案之一。報告顯示,稅收負擔將升至佔GDP的38.3%,創下二戰以來最高紀錄。預算通過260億英鎊的稅收增加措施,試圖填補公共財政的300億英鎊“黑洞”,並將財政“緩衝空間”擴大至220億英鎊,以滿足財政規則並緩解債券市場壓力。然而,這一方案未能解決英國經濟長期低增長、低生產力和高債務的結構性問題。相反,它暴露了政府在支出擴張與稅收可持續性之間的艱難平衡,以及全球不確定性對本土經濟的放大效應。預算的背景源於2024年10月的“一次性”預算,當時里夫斯宣佈了400億英鎊的稅收上調,主要針對僱主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NICs),以逆轉公共服務衰退並投資基礎設施。這一措施本應為2025年預算鋪平道路,避免進一步借貸或稅收增加。但現實遠非如此。OBR報告指出,2024年稅收上調後,經濟增長並未如預期反彈。相反,全球事件如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於2025年4月發起的貿易戰,以及本土政策反覆(如冬季燃料補助和福利改革的U型轉向),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上升至5.0%。2025年第三季度(Q3),英國GDP僅增長0.1%,遠低於OBR三月預測的1.9%。生產力增長預期也被下調0.3個百分點,至1.0%,這將使2029-2030年公共借貸增加70億英鎊。此次預算的核心是260億英鎊的稅收措施,包括凍結個人稅收門檻至2028-29年(預計2029-30年增加80億英鎊收入)、對薪資犧牲養老金貢獻徵收國民保險(47億英鎊)、以及股息、財產和儲蓄收入稅率上調2個百分點(21億英鎊)。這些措施被設計為“漸進式”,避免直接提高所得稅或增值稅(VAT),以符合工黨競選承諾。但批評者指出,這本質上是“隱形稅收”,通過通膨侵蝕實際收入,將數百萬人推入更高稅階。OBR預測,到2030-31年,稅收佔GDP比重將達38.3%,高於疫情前水平,並超過許多歐洲國家。此外,取消福利“兩孩上限”將增加70億英鎊支出,預計惠及56萬家庭,平均每戶增加5310英鎊。支出方面,預算優先傾斜於公共服務和福利,總額增加113億英鎊,主要用於NHS(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和教育。但這些增長主要集中在議會初期,到2029年,部門支出漲幅將降至微薄水平,僅1.5%。OBR警告,特殊教育需求(SEND)和地方社會護理支出壓力將抵消部分收益,導致學校預算實際下降1.7%。債務利息支付已成為另一大負擔:2025年上半年已達410億英鎊,同比增長26%,佔政府支出的10%。淨債務佔GDP比重從95%升至97%,峰值出現在2028-29年。借貸預計從2025-26年的4.5%降至2030-31年的1.9%,但短期內將增加50億英鎊。經濟遺產:15年低增長的枷鎖英國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陷入長達15年的低增長陷阱。平均年增長率僅1.2%,遠低於G7平均水平。生產力停滯不前:2025年第三季度僅增長0.7%,年同比1.1%。OBR將此歸因於結構性因素,包括脫歐遺留問題、低投資和技能差距。里夫斯在預算演講中強調,這一“遺產”比預期更糟,生產力下調將使GDP周期內減少1%。通膨壓力加劇了困境:2025年10月CPI達3.6%,高於英格蘭銀行2%目標,主要源於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以及僱主NICs上調導致企業成本轉嫁消費者。失業率升至5.0%,高於德國3.8%,但低於法國7.5%。勞動力市場冷卻跡象明顯:職位空缺減少44%,工資增長放緩至3.5%。零售銷售資料進一步印證經濟疲軟:2025年10月實際銷量下降1.1%,為五個月來首次月度下滑,超市、服裝和線上零售均受挫。消費者信心指數在11月下滑,所有指標均降至低點,部分歸咎於預算前不確定性。全球因素雪上加霜。川普貿易戰導致英國對美出口下降21%,供應鏈中斷推高進口價格。油氣價格下跌雖緩解了部分通膨,但未能抵消地緣政治風險,如中東衝突對能源市場的衝擊。OBR預測,2025年GDP增長1.5%,2026年降至1.4%,遠低於三月預期的1.9%。政策困境:承諾與現實的衝突工黨上台時承諾不提高主要稅收(所得稅、VAT和員工NICs),並逆轉緊縮政策。這形成了“不可能的方程”:支出增加、財政規則遵守,同時避免大稅種上調。2024年預算通過提高僱主NICs率至15%(從13.8%上調1.2個百分點)和降低門檻至5000英鎊,籌集250億英鎊,旨在“避免直接徵稅工人”。但這一策略適得其反:企業招聘意願下降,失業率上升0.2個百分點;成本轉嫁導致通膨上升0.3%。2025年預算延續這一路徑,財政緩衝從99億英鎊增至217億英鎊,但依賴後置稅收增加。到2029-30年,稅收措施將貢獻四分之三的借貸減少。政策U型轉向進一步侵蝕緩衝:冬季燃料補助U型轉向增加支出,福利改革擱置導致110億英鎊缺口。里夫斯將此歸咎於“意外事件”,但經濟學家如德意志銀行的桑傑·拉賈(Sanjay Raja)指出,生產力下調的影響小於預期,但仍凸顯規劃失誤。債券市場反應劇烈。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升至4.53%,30年期達5.39%,為G7最高。這反映了“債券溢價”:市場對英國債務路徑的擔憂,導致借貸成本高於通膨和利率水平。OBR警告,若借貸維持5% GDP,將額外增加221億英鎊利息支出。X平台(前Twitter)上,經濟評論員朱利安·傑索普(Julian Jessop)稱此為“驚人想法”:2024年400億英鎊稅收後,2025年或再增500億英鎊,以填補新“黑洞”。長期壓力:養老金、健康與債務螺旋預算未能觸及最棘手的長期支出壓力。養老金“三重鎖定”(triple lock)機制——每年按最高者上調(CPI通膨、平均工資增長或2.5%)——已成為財政炸彈。OBR估計,自2011年以來,該機制已多支出120億英鎊/年,到2070年代將額外增加800億英鎊,佔GDP的1.5%。隨著退休人口占比上升,養老金支出將從GDP的5%升至更高水平。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指出,三重鎖定“不可預測且不公平”,主要惠及富裕養老金領取者,而年輕一代面臨更高稅收負擔。健康相關福利同樣膨脹:青年不活躍率上升,加上健康問題福利帳單,將雙重打擊財政。NHS支出雖增226億英鎊,但等待名單仍超預期。地方當局面臨社會護理、特殊教育和住房危機壓力,導致意外借貸增加。債務利息已成“末日循環”:高收益率推高成本,迫使稅收上調,抑制增長,進一步惡化債務。X使用者如馬丁·多布尼(Martin Daubney)將此歸咎於“脫歐藉口”,指出債務達3兆英鎊,月借貸200億英鎊。其他領域如國防、能源和醫療,也需增加GDP佔比支出,但稅收增長滯後。OBR預測,到2050年,三重鎖定不確定性將額外成本50億至450億英鎊。稅收體系的漸進性與侷限英國稅收體系在收入方面高度漸進:金融危機後,高收入者稅負佔比上升,部分因收入不平等加劇。2025年預算強化此特徵,通過資產收入稅上調(財產、股息、儲蓄)籌集22億英鎊,避免直接打擊中低收入者。僱主NICs上調雖針對企業,但間接影響就業和通膨。然而,這一體系面臨挑戰。IFS指出,僅靠“徵稅富人”無法資助全面福利;丹麥和挪威模式依賴25% VAT和高基本所得稅率。銀行部門盈利強勁,卻未被額外徵稅——里夫斯錯失機會,僅冬季燃料測試籌集5億英鎊,而銀行稅可達數十億。財富稅雖可籌集50-100億英鎊,但無法逆轉債務軌跡。評論與意見:樂觀的表面與深層擔憂預算引發廣泛辯論。支持者如工會大會(TUC)總書記保羅·諾瓦克(Paul Nowak)稱最低工資上調“非恐慌”,將惠及低薪工人。里夫斯強調“公平增長”,預測2026年通膨降至2.7%,利率下調將刺激恢復。X上,商會英國(Chamber UK)指出,稅收創紀錄但緩衝擴大,提供穩定性。批評聲音更響亮。保守黨領袖凱米·巴德諾克(Kemi Badenoch)指責里夫斯“抱怨性別歧視”以掩蓋稅收失敗。經濟學家如潘諾米經濟學(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羅布·伍德(Rob Wood)警告,預算前混亂已打擊消費者信心,零售下滑即證。馬特·古德溫(Matt Goodwin)稱整個經濟模型“不再運作”,債務利息已吞噬60億英鎊/年。伯尼·桑德斯基金會(Intergenerational Foundation)呼籲廢除三重鎖定,稱其“不可持續、不公平”。X使用者查伊·鮑斯(Chay Bowes)將債務增長歸咎於烏克蘭援助,警告“末日循環”。樂觀論點包括經濟韌性:工資增長正面,失業相對低(歷史平均4.1%)。EY ITEM俱樂部預測2025年增長1.5%,得益於投資基金700億英鎊催化。但多數觀點如IFS的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認為,短期借貸增加,後期緊縮不可信,增長影響為零。展望:數百億英鎊的隱憂此次預算並非“20-30億英鎊的調整”,而是數百億英鎊的長期負債:維護積壓、養老金、健康和氣候轉型。里夫斯承諾“投資、投資、投資”,但未明確權衡:三重鎖定或基本所得稅上調?兩孩福利擴展或財富稅?X評論員伯恩賽德(Burnside)諷刺,每年稅收上調將達600億英鎊,直至“世界上最時尚的厄利垂亞人”。英國面臨十字路口:政治上,改變養老金或稅收均“不可行”;經濟上,市場對混亂政策日益沮喪。債券投資者每年購買3000億英鎊國債,主要依賴海外買家。若無激進改革,如生產力投資或福利重構,未來預算將重複“土撥鼠之日”。正如貝瑟尼·邁爾斯(Bethany Miles)在X上所言,債務95%、稅收38%、通膨3.5%——這不是穩定,而是“歷史高位下的警鐘”。 (周子衡)
英國老貴族全球徵婚:年齡不超40+能管城堡+會開飛機+能生兒子... 網友:一年5萬糊弄鬼呢!
都說愛情不等人。年輕人還有時間在相親市場和約會軟體上尋覓一番,但想要黃昏戀的老人們可得抓點緊了。英國79歲的老貴族班傑明·斯雷德爵士就挺直接,他發佈了一份徵婚聲明,只要滿足條件,就有機會跟他結婚,然後繼承他的莊園和大筆遺產。(班傑明和他的莊園)班傑明是第六代從男爵邁克爾·斯雷德爵士的次子,他有個哥哥,但比父親先去世,所以在1962年,他繼承了父親的爵位和遺產。班傑明有過幾段不太成功的感情,他第一段離婚的理由是嫌棄妻子養了17隻貓;第二段分手是因為女朋友跟勤雜工私奔了……雖然感情沒停過,但班傑明始終沒有誕下一兒半女。直到2017年,71歲的班傑明急了,直接跟當時的伴侶提了分手,因為伴侶當時已經50歲,沒法幫他生下繼承人了。(班傑明)之後班傑明也沒耽誤,立刻在報紙上刊登了徵婚廣告,只要能達到他的要求,就能成為他的伴侶,不過標準嘛……有點高。首先就是年齡限制,下一任爵士夫人必須比現任夫人年輕20歲,也就是說,40歲往上的女性就不用考慮了,30歲的還能搏一搏。其次,新夫人必須能生養,他希望新夫人能給他生下至少兩個男性繼承人:“我可以有兩個兒子,三個更好。如果我能有兩個兒子,就沒有問題了。”至於班傑明的能力,不用擔心,早在20年前他就已經冷凍精子了……除了以上這些之外,班傑明還提出了一些非常具體的要求:比如他的新妻子身高必須超過1.67米,不能是天蠍座,也不能讀《衛報》。他不想要一個“羞怯懦弱”的女人,想贏得他的芳心,新妻子必須擁有獵槍和駕照,如果還能開直升機就更好了。除此之外,他希望新妻子能喜歡交際舞、橋牌和西洋雙陸棋,並且最好擁有行政管理能力——她得有能力管理兩座城堡,如果接受過地產、法律和會計方面的培訓會很有幫助的。還有一些比較奇怪的要求,比如妻子不能來自以字母“I”為開頭,且國旗上有綠色的國家,所以愛爾蘭、印度、義大利、象牙海岸和伊朗的女子都“沒希望”了。(不過他是英國人,這應該是在委婉地指愛爾蘭。)(班傑明在報紙上徵婚)即便如此,班傑明居然還覺得自己的要求挺低的:“我需要的只是一個善良、普通的農村女孩,她懂得很多事情,也明白很多道理。我非常喜歡社交,經常外出,所以我需要一個能融入我圈子的人。”如果能做到以上的一切,就可以入圍參加班傑明的妻子選拔,最終獲勝者除了能嫁給班傑明外,還能獲得——別被嚇一跳——每年5萬英鎊的薪酬。說起來都搞笑,他要的女人得是全能大管家+代孕媽媽+獵人+直升機駕駛員+高個子+比他小40多歲.......然後他每年只給5萬英鎊。(班傑明愛好打獵)為了盡快找到合適的另一半,他當時甚至帶著自己的徵婚需求上了英國著名的《今晨》節目。在此期間,他也在不斷地尋找,還嘗試使用約會軟體。有一次,他讓員工幫他在一款約會軟體上註冊了個帳戶,他在年齡上撒了個慌,“少報了幾歲”,說自己只有56歲,然後開始了搜尋。他對軟體上的女性的長相都不怎麼滿意,“不,這個太糟糕了”,“誒呀,我不喜歡她”,談到年齡時,班傑明更加挑剔,他只看30歲左右的女性。當時他用買車來類比自己的行為:“你想買車,那就買輛新車,總不能買輛破二手車吧。”當他看到一個50多歲女性的個人資料時,他斬釘截鐵地說:“她58歲了,對我來說有點老。咱們能把年齡改成40歲以下嗎?”最終,演算法沒有匹配上班傑明爵士的眼光,他的幾次嘗試都失敗了。班傑明覺得是軟體和女人們的問題,他說:“據我所知,她們可能都是妓女。”但就是這麼一個老頭,最終還是成功地在2021年結婚了。女方的名字叫薩哈拉,當時正好30歲,真就卡在了班傑明的年齡線上。薩哈拉是美國一位詩人兼作曲家,妥妥文藝青年,她和班傑明是通過倫敦一家婚介機構認識的,咱也不知道她到底看上這老頭啥了......(薩哈拉與班傑明)至於為何願意嫁給大自己40歲的班傑明,薩哈拉說,其實她也是著急生孩子。之前她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的子宮內膜異位症,醫生建議她要麼進行子宮切除手術,要麼通過要個孩子治療。薩哈拉想要孩子。她最先找到一位關係親密的男性朋友,結果對方被她著急要孩子的需求嚇跑了。後來薩哈拉又試過好幾次,但大多數人都更想“慢慢來”。最終她被介紹給了班傑明,倆人都以要孩子為先,也算是一拍即合。“當時我其實覺得這是件好事,因為年紀大一點的男人也會像我一樣渴望孩子,”她說。(班傑明)倆人第一次通電話時,薩哈拉甚至覺得班傑明是個不錯的人,“他迷人又風趣。在狀態好的時候,真的很有趣。”她都有點心動了。但她對班傑明本人的風評一無所知。事實上,就在他跟薩哈拉交流要孩子的同時,他正在與兩名前女員工對簿公堂,這兩名員工指控他在她們懷孕和產假期間惡劣地對待了她們。不出所料,後來兩名女員工勝訴了,法官是這麼形容班傑明的:“厭女、惡毒、憤世嫉俗且令人厭惡。”這件事最終也反應到了薩哈拉身上。在薩哈拉懷孕後,班傑明在親戚的煽動下,開始懷疑薩哈拉盯上了自己的財產,於是故意冷落她,最終將她逼回自己母親的家裡。後來兩個人的孩子出生了,是個女孩兒,但“渴望孩子”的班傑明卻從來沒有過問過這個寶寶的情況,他只承認他是孩子的父親,卻不肯更改遺囑,將女兒列為自己的繼承人。甚至作為“需要生兒子繼承遺產”的富豪,他只肯給薩哈拉幾千英鎊的撫養費,然後就說自己已經無能為力了……說白了,他就是重男輕女,想要個男孩。(薩哈拉和兩個人的女兒)在這之後,班傑明依舊在不斷地尋找著願意為他生兒子的年輕新娘,上個月,他又一次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了邀請:(圖片來自Facebook)不出意料的,評論區裡充滿了歡快的諷刺和揶揄:“誒呀,我們都想成為這個男人的女人。”“等等,這是認真的?我還以為是開玩笑呢,哈哈哈……”但班傑明很認真地解釋自己為什麼得娶一個比他小至少20歲的女士。“遺產稅是40%,我唯一能把遺產和藝術品傳下去的方法就是留給我的妻子,這免稅,然後由她轉送給我的遠方親戚。”“所以她得在我死後再活七年。她也需要保險,所以我得找一個比我年輕的女士,因為我沒法為年紀較大的妻子投保,她越年輕越好。”“到時候遺孀能通過遺產傳承獲得一定比例的收益,這是規避遺產稅的唯一辦法。”“如果你是一個年輕人,並且堅持自己的宗教、階級、國家和政治立場,那麼嫁給我之後,你有50%的機會獲得成功,而不是最終走上離婚法庭。”總而言之,全是生意。(班傑明)行吧,只能說“老爵爺”繼續努力吧,當然了,不希望他成功哈…… (英國那些事兒)
被新加坡攆到英國,百億洗錢主犯香港資產曝光
他曾是新加坡驚天30億新加坡元(約172億港元)洗錢案的核心人物,幾年間,其龐大的跨國資產接連遭遇重挫。2024年,蘇炳海剛向新加坡上交超過3.166億新加坡元(約18.88億港元)資產,換來通緝令撤銷,但也被永久拒之門外;不到一年,英國方面再度出手,沒收其在英價值近2.700萬英鎊(約2.75億港元)的資產——包括9套倫敦豪宅、上億的恐龍化石與中國古董。然而,故事遠未結束。就在英國下達沒收令的同時,他在香港的「元正國際有限公司」已悄悄重啟。這位手持多國護照的神秘商人,其商業網路與資產佈局依然成謎。這場橫跨中、新、英、柬的資產追剿與商業暗戰,仍在持續上演。1. 從福建小城到「百億洗錢網」核心1988年,蘇炳海出生於福建泉州安溪。這個看似普通的縣城,後來卻因頻出電信詐騙案而「名聲大噪」。蘇炳海的“第一桶金”,便充滿了灰色的南洋色彩。他早期紮根柬埔寨,經營「美女荷官線上發牌」的網路賭博業務。然而,真正讓他躋身百億身家的,是為電詐和網賭集團提供的一條龍「洗錢」服務。他涉嫌牽頭組建“福建幫”,通過精密的多層級資金轉移,將來自“殺豬盤”受害者的積蓄和非法賭資,洗白成合法財富。2015年,蘇炳海就曾捲入內地一宗金額達9000萬元的「刷單詐騙案」並被起訴,然而公開管道並未查到他的最終判刑記錄,這也為他後續更大規模的跨境活動埋下伏筆。香港,成為他全球版面的關鍵棋子。2017年5月,蘇炳海在香港成立私募公司“元正國際有限公司”,宣稱投資石墨烯、VR、人臉識別等高科技領域。然而,這不過是個精心偽裝的洗錢空殼。與此同時,他開啟了一場令人咋舌的「掃樓」式購屋:2017年7月,斥資近2億港元,購入何文田頂級豪宅「天鑄」兩個單位。2019年,豪擲4.3億港元,買下九龍灣富臨中心整層寫字樓。2021年4月,在「鋪王」鄧成波離世前,從其手中接下中環整幢商廈「德輔道中心」,估值約5億港元。目前蘇炳海在香港持有房產,市值約12億港幣,全部無抵押。他並未獨享這份資產盛宴。與其密切相關的「元正國際有限公司」另一董事蘇福香,也在2019年同步大舉購入物業:以2.7億元港幣購得南昌站上蓋「匯璽」五個單位及車位,另以4800萬元港幣買下觀塘創匯廣場六個寫字樓單位,目前這些物業市值約3.5億元。值得注意的是,兩人的物業,均以公司名義持有。更令人關注的是他「狡兔六窟」式的身份佈局。蘇炳海同時持有中國、柬埔寨、萬那杜、聖基茨和尼維斯四國護照,也擁有新加坡和英國的永居權。在香港購屋時,他輪番使用不同國家的護照進行登記,藉此完美隱匿資金的真實來源與流向。2. 新加坡「雷霆行動」與10分鐘極限逃亡憑藉多重身份的掩護,蘇炳海於2020年前已進駐新加坡,並將其作為東南亞洗錢業務的核心樞紐。他在當地註冊了6家空殼公司,透過16家銀行與信託機構,建造一套精密的「資金流水線」。在新加坡期間,蘇炳海過著極為奢華的生活,時常乘坐停泊在聖淘沙的私人遊艇出海釣魚,生活作風高調。然而,這樣的日子在2023年8月15日戛然而止。新加坡警方出動400名警力,發起代號「雷霆行動」的大規模搜捕,目標直指蘇炳海及其團夥。但戲劇性的是,就在警方行動前幾小時,蘇炳海透過某種神秘管道獲悉消息。他立即讓司機載他前往涉嫌同夥的豪宅外探查情況,隨後在短短10分鐘內緊急聯絡了印尼、馬來西亞和杜拜的多個聯絡人。回到住所後,他匆忙將二、三十隻百達翡麗名表和大量現金塞進行李箱,並攜家人連夜經馬來西亞逃亡英國。與他一同出逃的,還包括同夥蘇福香。新加坡警方在行動中查獲了大量名酒、豪車及奢侈品,此案也成為新加坡史上規模最大的洗錢案件,涉案總金額高達30億新元(約172億港元)。行動中,警方共逮捕10名福建籍核心嫌疑人,並查封、沒收涉案資產約9.445億新元(約54.78億港元)。案件進一步揭露了該團夥龐大的海外資產網路。調查顯示,核心成員蘇劍鋒與其他幾名被捕人員在阿聯迪拜持有超過100處房產,總價值約7000萬美元(約5.46億港元)。值得關注的是,包括蘇劍鋒在內的多名杜拜物業持有人,此前已因涉嫌跨境賭博被中國警方通緝。3. 逃到英國後,他買了恐龍化石逃到英國的蘇炳海,不但沒有隱姓埋名,反而開啟了更為高調的「豪宅收集之旅」:出逃僅一周,他就買下倫敦白金漢宮旁的豪宅 「The Broadway」 的9個公寓單位,價值1500萬英鎊(約1.6億港幣)。2022年,以公司名義在佳士得拍賣會購入11件中國藝術品,總價逾40萬英鎊(約407萬港幣)。2024年底,他在佳士得拍賣行以1240萬英鎊(約1.26億港元)的天價,拍下三具來自侏儸紀時期的恐龍化石——兩具異特龍和一具劍龍。這些距今1.5億年的史前巨獸骨架,成了他洗錢鏈條上的新工具。他的高調,終於引來了英國國家打擊犯罪調查局(NCA)的注意。2025年4月,英國法院對他發出“不明財富令”,凍結其全部在英資產。面對兩國的追剿,蘇炳海選擇用資產換取個人自由。2024年10月,他與新加坡達成和解,上交3.166億新元(18.88億港元)資產,換取了通緝令的撤銷,但被永久禁止入境。2025年11月,他與英國NCA達成協議,上交2,700萬英鎊(2.75億港元)在英資產(包括豪宅、恐龍化石和中國藝術品),卻能保留其中25%的收益與英國居留權。4. 重啟的香港公司與監管關注儘管在新加坡和英國接連遭遇資產處置,蘇炳海的商業活動仍在繼續。根據香港公司註冊處記錄,2025年7月18日,他已恢復"元正國際有限公司"的運作。目前,其在香港持有的多處物業,包括中環德輔道中心、九龍灣富臨中心等,均維持正常出租狀態。這一動向正值香港持續完善反洗錢監管體系之際,隨著銀行間可疑交易資訊共享機制的建立,香港的金融監管網路日益嚴密。在前一段時間的太子集團陳志案中,香港政府凍結了其在港約27.5億港元的資產,並吊銷了其關聯公司的相關牌照。在此環境下,蘇炳海重啟香港公司的舉動,將受到監管機構的密切關注。這場橫跨多國的資產博弈,至今仍未完待續···· (香港直通車)
英國出現逆向移民潮
2021年至2024年期間約有99.2萬國民離開英國,高於早前估計的34.3萬人。這一波“人才外流”正在迅速引發政治爭議。最新資料顯示,英國公民移居海外人數已創下歷史新高,而且這一趨勢在工黨政府上台後進一步加劇。英國最新修訂的官方移民資料顯示,英國在2024年的淨移民規模比此前估算低了整整20%,但這一變化並非源自外國移民減少,而是因為英國公民的外流規模被大幅低估,導致統計修正後出現明顯的淨流失。英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佈的修正資料令人震驚:去年共有25.7萬名英國人選擇長期移居海外,遠高於此前估算的7.7萬。同時只有14.3萬名旅居海外的英國人返回英國,產生了高達11.4萬人的英國公民淨外流,而早期估算僅為1.7萬,這一差距直接改變了淨移民的整體結構。影子內政大臣克里斯·菲爾普直言:“斯塔默的高稅收政策正在把英國人逼走。那些聰明的、優秀的精英們正在前往迪拜和米蘭,而留下的人要承擔更高的稅負。”影子商業大臣安德魯·格里菲斯也將這一情況歸因於英國工黨政府的加稅政策和管理不善,導致英國出現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逆向移民潮。英國國家統計局則表示,最新趨勢源於其對過去四年的移民資料作出的重大修訂,採用了稅務與福利系統的政府記錄,使得統計更加精準。 (鳳凰歐洲)
撒切爾夫人與她的時代遺產 | 封面人物
2025年是瑪格麗特·撒切爾(1925年10月13日—2013年4月8日)誕辰一百周年。撒切爾夫人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被譽為丘吉爾之後“最偉大的現代英國政治家”。1980年代,她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約1990年,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倫敦唐寧街10號   圖/視覺中國撒切爾夫人推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改革,曾扭轉了英國“二戰”後數十年的頹勢,重振了國家實力。國際上,她與美國總統羅納爾德·里根攜手推進“雙軌制戰略”,推動冷戰走向終結;在亞洲,她與中國領導人和平解決了有關香港的歷史遺留問題。她也是極富爭議的政治人物,有著完全兩極化的評價——讚美、敬仰,或是否定和憎恨。她留下的政治遺產,今天仍影響著英國的方方面面。在目前的全球政治局勢下,重新打量這位“鐵娘子”與她的撒切爾主義,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1979年5月4日的午夜降臨,瑪格麗特·撒切爾在興奮和惴惴不安中等待著。凌晨4點左右,她到達倫敦保守黨中央總部。英國大選的計票結果出來,保守黨以近44%的總票數獲得勝利。下午3點,她到白金漢宮與伊麗莎白女王進行了45分鐘的會面。然後,她以新任首相的身份到達唐寧街10號。她發表就職演說,致敬了自己的父親老羅伯茨,以吟誦聖方濟各的祈禱文開始:“有紛爭的地方,願我們帶來和諧/有錯誤的地方,願我們帶來真理/有疑問的地方,願我們帶來信心/在絕望的地方,願我們帶來希望。”01 “不滿的冬天”1979年,把詹姆斯·卡拉漢領導的工黨政府拉下台的,是一場150萬工人參加的大罷工。卡拉漢宣佈提前舉行大選。始於1978年冬天的罷工被媒體稱為“不滿的冬天”。罷工起因是針對政府規定的5%加薪上限。1976年,英國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款,IMF的貸款條件之一是要求英國政府控制公共開支、抑制通貨膨脹。卡拉漢政府因此推出了工資約束政策,目標是控制工資增長,以防止“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罷工從福特汽車公司開始,隨後蔓延到公路運輸、油罐車司機群體,他們停止了對工業、電廠、醫院和學校的燃油供應;接著是地方政府和“國家醫療服務”(NHS)體系裡的搬運工、清潔工、門衛、垃圾收集工。貨物完全中斷,街頭垃圾成山,學校停課,醫院只能接受由工運分子定義的“急症病人”;最恐怖的場景出現在利物浦市,因為殯葬工人罷工,大量遺體堆積,無法下葬。罷工點燃了公眾積壓許久的憤怒,無論是對無所忌憚的工會,還是對軟弱無力的工黨。在過去十年間,工會已經摧毀了三屆政府。工會權力的膨脹和濫用,只是英國社會眾多積弊的冰山一角。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工黨取代保守黨上台,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施政綱領:進行國有化改革,確立混合經濟;實施社會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關醫療、失業、養老、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立法。1947年,英國宣佈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福利國家。此後,兩黨輪流執政,但在發展混合經濟、完善社會福利體系這兩個方面形成了“共識政治”。混合制經濟和福利制在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的同時,也給英國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英國的經濟增長率長期落後於其他西方國家,綜合國力持續衰弱。1970年代,國內通貨膨脹持續惡化,失業率不斷增加,罷工此起彼伏。英國政府進行過許多改革,但收效甚微,且常因為工會反對而被迫中斷。第一個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日不落帝國”,越來越像步履蹣跚的病人。“不滿的冬天”,成為英國現代政治史上的一個分水嶺。“我不能容忍英國衰弱,絕對不能!”在1979年的大選中,撒切爾夫人宣稱:“我知道我可以拯救這個國家,任何其他人都沒有這個能力!”▲1979年5月4日,倫敦,當選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和丈夫丹尼斯抵達唐寧街10號 圖/視覺中國02 雜貨店老闆的女兒在瑪格麗特·撒切爾的一生中,有兩個人對她影響最深:一位是丘吉爾,另一位是她的父親阿爾弗雷德·羅伯茨。羅伯茨一家居住在英格蘭中東部的格蘭瑟姆市。阿爾弗雷德在當地經營著一家兼作郵局的食品雜貨店。除自家生意外,他熱心於當地公共事務。他曾是格蘭瑟姆最年輕的市議員,後來又當過兩年市長,在任期內表現出色。他擔任最久的公職是市政會金融與價格委員會主席。他守護著納稅人的錢,一幹就是二十多年,在當地聲望很高。1936年,他成功駁回地方議會的一項提案,即雇自己的勞工從事本市新建儲備性公共住房的維修工作。“我不認為自己的勞工幹活會比按合同更省錢。”他以生意人的常識解釋說。▲1945年,瑪格麗特與父母、妹妹合影 圖/視覺中國1950年,工黨在地方選舉中贏得多數席位。兩年後,已在市政會服務了27個年頭的阿爾佛雷德被迫離職。他的離開,讓當地市民痛惜和不滿。瑪格麗特的童年是在大量閱讀中度過的。父親每周都去圖書館借書,並且鼓勵女兒讀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書,還與她熱烈交流讀後感。她說她從父親那裡學到了“差不多所有的東西”:勤奮工作的習慣,參與公共事務的強烈衝動,堅定的是非觀;最重要的,是追隨自己的信念。“自個兒想清楚,然後再說服別人跟著你走。”他這麼跟女兒說。父親留下的道德遺產讓她有一種道德自信,絕對相信自己的正直清廉,習慣性蔑視那些與她意見不一致的人。在學校裡,優等生瑪格麗特擅長理工科,尤其是化學。1943年,她得到獎學金,前往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攻讀化學專業。在牛津校園,她的社交生活圍繞著宗教團體,參與各種布道。在以激進左派思想為主流的薩默維爾學院師生眼裡,瑪格麗特“有些古怪”,她堅定地要成為保守黨人,“猶如鋼鐵般堅定”。大一時,她加入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後當選協會主席。1945年,英國舉行戰後首次大選,瑪格麗特趕回家鄉為保守黨助選。最終,艾德禮領導的工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得勝利,戰時英雄丘吉爾下台。她大為震驚,沮喪到了極點,“我簡直不理解選民怎麼這麼對待丘吉爾!”在牛津時,她閱讀了哈耶克剛剛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記者科爾姆·布洛根的《究竟誰是“人民”?》,也許還有凱恩斯的著作。除化學專業之外,她已經在考慮進入法律和政治領域。從牛津畢業後,21歲的瑪格麗特受聘於埃塞克斯郡一家知名的塑料化工企業,從事研發工作。周末,她格外忙碌,參加保守黨的各種政治或教會活動。機會在1948年到來。保守黨協會主席在為達特福德選區物色一名候選人,一位來自牛津的老熟人把瑪格麗特推薦給了對方。這是一個工黨佔絕對優勢的選區,保守黨幾乎沒有機會,瑪格麗特卻願意試試。無論是政見還是演講口才,她都遠超其他競爭者。最終,她獲得提名。▲1951年10月4日,英國達特福德,26歲的瑪格麗特在攻讀律師資格。在她的身旁可見丘吉爾的書籍 圖/視覺中國在保守黨提名大會上,33歲的離異商人丹尼斯·撒切爾對瑪格麗特一見鍾情。兩人開始交往,並於1951年年底結為夫妻。這是她人生中的一個關鍵選擇,丹尼斯為她的起步階段提供了豐裕的物質基礎,讓她能心無旁騖地追求法律和政治事業。在那段初次參加競選的日子,在全職工作之外,瑪格麗特坐著火車、公車往來於艾塞克斯、倫敦與達特福德選區之間。在戰後政治性議題壓倒性向左轉的氣氛中,她打出的競選口號是“vote Right to keep what’s Left”(為了保住你僅有的,投票給右派)。在工黨的地盤上,她成功地把工黨候選人的優勢削去了三分之一。1951年舉行大選,她再次發起進攻,又削去了工黨一千多票。▲1951年10月4日,英國達特福德,瑪格麗特在開展政治活動之外,還在業餘時間攻讀律師資格。在她的身旁可見丘吉爾的書籍 圖/視覺中國03 冉冉上升的“全能女戰將”從1951到1957年,已成為撒切爾夫人的她,政治生涯停頓了下來。六年間,她生下一對龍鳳胎,並通過攻讀法律,成為了一名稅法律師。當孩子們三歲時,她考慮重啟從政之路——這一回,她尋求一個保守黨有獲勝把握的選區。倫敦西北部的芬奇利選區以中產階級為主,是保守黨很有把握的一個大區。她從八十多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贏得最後的勝利。當時的一份會議記錄寫道:“與她相比,我們面試過的其他所有候選人都黯然失色。”在1959年9月的大選中,她穩紮穩打,贏得了最多票數。未來33年裡,她一直牢牢掌握著芬奇利選區的議席。同期的議員們記得,威斯敏斯特議會大廳的26名女議員中,她很少微笑,從不開懷大笑。在通往事業頂峰的前20年裡,她表現得小心謹慎。從1964到1970年,她先後擔任過六個不同領域的職務:三次擔任初級發言人,分別代表養老金、住房及經濟政策部門;三次進入影子內閣,先後負責能源、交通這兩個完全屬於男性的領域,最後是教育。儘管在每個職務上的任期都不到一年,但她總是勤奮地鑽研,充分地掌握一切,併力求做到最好。1967年,撒切爾夫人首次出訪美國。這是由美國政府組織的“外國領導力項目”,目的是向英國的年輕政治家展示美國社會、政治人物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這趟旅行,讓她對美國極為讚賞。美國的商業規則、私人醫療、法律政策以及私人對藝術事業的商業贊助,都是她在1980年代鼓勵大臣們學習的標竿。這段時期,她與獨立智庫“經濟事務研究所”(IEA)來往密切,經常閱讀他們的研究報告。IEA倡導自由市場,認為凱恩斯主義正在危害英國,主張減少政府干預、降低稅收。1970年6月的大選,愛德華·希思帶領保守黨擊敗工黨,重新奪回執政地位。撒切爾夫人被任命為教育與科學大臣。對希思來說,給她一個教育部大臣的位子,差不多就是這位女士的職業頂峰了。當時,有記者問撒切爾夫人,是否想成為英國第一位女首相。“不。”她帶著點諷刺斷然否定,“我的一生中,絕不會出現一位女首相。男人們的偏見過於強大了。”04 成為反對黨領袖在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通貨膨脹、石油危機和礦工罷工等多重困境中,希思政府最終在四年後的大選中敗北。1975年,撒切爾夫人向這位黨魁發起了挑戰。在第一輪投票中,她獲得130張選票,領先希思11張。希思意識到自己無法獲勝,宣佈退出。她隨後在第二輪中擊敗了其他競爭者。一個西方主要大黨首次選出一名女黨魁,而且,她大機率會成為英國首相。選舉獲勝後,有記者問撒切爾夫人:贏得勝利是否因為她是個女人。她回答說:“我認為我是靠才幹獲勝的。”身為在野黨領袖的四年裡,她最大的成績是外交:在國際舞台上亮相,打響個人名號,為入主唐寧街10號做好熱身。比在國內經濟問題上與執政的工黨纏鬥,她最關心的是冷戰、蘇聯的擴張主義威脅、英國在此威脅下的國防需求。1975年,美、蘇、歐三方就歐洲安全問題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會議,這是“赫爾辛基會議”的第三階段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緩和冷戰局勢。在工黨首相威爾遜前往芬蘭前,她發表了公開講話,指出蘇聯在軍事研發、武器裝備、戰略核武器上的巨額開支超過美國,認為蘇聯與西方之間沒有共同原則,而北約力量“正處於最低安全界限”,進而提出西方不應接受讓自己更加不利的力量平衡想法。她決心讓自己的聲音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傳播。1975年9月,她不顧同僚們反對,堅持出訪美國——按慣例,在野黨在華盛頓通常不會被重視。在華盛頓,她見到了美國總統福特,與國務卿基辛格共進早餐,與美國的財政部長、國防部長會談。在電視直播中,她向全美公開演講,大談過度徵稅之惡,描繪了英國經濟奄奄一息的景象。在野期間,她到訪了23個國家,包括美國和歐洲主要夥伴國,華約國家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中東、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1977年4月,她訪問中國,參觀了杭州織錦廠。1976年元月,在肯辛頓市政廳,撒切爾夫人發表了題為“英國覺醒”的演講,她抨擊蘇聯,稱其“一心想稱霸世界”。蘇聯《紅星》雜誌發文譴責了這位英國保守黨領袖,稱呼她為“鐵娘子”。《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了此事。撒切爾夫人欣然接受了這個本帶有羞辱色彩的綽號。“他們再也沒有如此靠譜地歪打正著過。”她後來說,並借此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樹立起自己的形象。自此,“鐵娘子”這一稱號伴隨著她整個政治生涯。她用自己的聲音影響了西方陣營。從1977年起,北約國防支出增加了3%,西德等國則同意在其領土上部署美國核導彈以對抗蘇聯的SS-20系列導彈。1975年,撒切爾夫人在倫敦見到她未來最重要的盟友——時任美國加州州長羅納德·里根。首次會面,時間從原定的45分鐘延長了一倍。“我們發現彼此在有關政府、經濟、政府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其他問題上的觀點非常接近。”▲1979年4月25日,英國哈利法克斯,當地大選拉票活動中,保守黨領袖撒切爾夫人舉著兩個不同大小的購物袋,說明工黨政府執政期間一英鎊紙幣貶值的程度 圖/視覺中國05 “撒切爾主義”的革命—— 一場自由市場實驗撒切爾夫人一直宣稱自己是信念型政治家。她所主張的,是一整套包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保守主義社會觀的政治經濟路線,這被人們稱為“撒切爾主義”。1979年,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一上任,她就遵循美國經濟學家佛里曼的貨幣理論,著手削減公共開支,嚴格控制貨幣供給,取消外匯管制,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這跟戰後35年來主導西方的經濟思想——凱恩斯主義認為,當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時,政府應該通過擴大公共開支、降低利率來增加就業——背道而馳。撒切爾主義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場”,這包括放鬆管制,對國有部門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社會層面,強調個人責任而非國家救助,反對過多的福利。在第一任期裡,她推動最成功的私有化項目,是向公眾出售原本由政府出資修建、低價租給中低收入家庭和失業者的“市政公房”。她一直堅信,住房是一種根本不該由國家提供的商品。在削減公房租賃補貼的同時,這屆政府鼓勵民眾自置住房,購房者享受貸款利率優惠以及免稅獎勵。到1983年大選時,約有50萬租戶家庭以低於市場的折扣價買下了公房。大批傳統上支援工黨的選民成為有產人士後,在政治上轉向保守黨。在1990年她下台時,出售的公房總套數已經接近150萬套,這為財政部帶來280億英鎊的收益。隨著房地產業的繁榮,這些當初買下公房的工薪群體發現自家資產翻了數倍。對國有部門進行私有化是撒切爾主義的核心支柱。從她的第二任期開始,政府逐漸退出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為國民提供基本服務的主要國有公司,這包括電話系統、煤氣、電力、國內航空和機場,甚至供水。當財政大臣奈傑·勞森首次提出私有化英國電信公司的想法時,商業銀行家們的回應幾乎是一邊倒的“不可能”——資本市場根本消化不了這麼龐大的企業。在撒切爾夫人的支援下,財政部乾脆繞過中介銀行,嘗試通過郵政訂單、電視、報紙廣告直接把股份賣給公眾。經過財政部精心設計,英國電信的股份分三期向公眾發售,股票發行價被刻意壓低,每股只需130便士,銷售時進行加權處理,對小股民給予一定的傾斜、照顧。1984年出售第一期股份時,超過100萬小投資者申請購買,遠超實際出售的股票數額。儘管受到工會勸阻,95%的英國電信僱員都申購了股票。出售英國電信的嘗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共籌得股金40億英鎊。該公司私有化後經營利潤大幅增長。至於幸運的購得股票者,交易日當天就發了一筆小財,開盤後股價上漲90%。到1985年年底,股價已漲到193便士。等到政府準備出售英國天然氣公司時,整個金融界都渴望參與其中。接著,是英國航空公司、英國豪華汽車品牌勞斯萊斯公司、英國石油公司;再後來,是英國鐵路公司旗下有盈利能力的資產,如酒店、輪渡、氣墊船和鐵路兩側未開發的土地資產。當第一波國有企業私有化浪潮高歌猛進之際,新任交通大臣想繼續推進鐵路的私有化,卻被撒切爾夫人否決了。她以女王的名義沒有觸及郵政署(“皇家郵政”),也沒有觸及工會勢力最為強大的煤礦行業。在下議院裡,在野的工黨憤怒地指責撒切爾政府對待國有資產“玩世不恭”,是在用公眾的金錢賄賂公眾。當時,擔任工黨財政發言人的是32歲的托尼·布萊爾,他抨擊撒切爾政府拋售英國天然氣公司股份,令每個納稅人家庭每天損失20-30英鎊。這一波私有化浪潮,讓許多從未涉足股票的英國普通民眾成為股東。據統計,英國國內持股人數從1980年的300萬人,增加到1990年的1100萬人。在自傳裡,撒切爾夫人認為自己推行改革的目的就是讓更多民眾擁有財富,從而打造出一個“有產社會”,而不是有產階級。她把自己的政治工程命名為“大眾資本主義”。與此同時,一場真正的變革在英國的經濟層面發生了。最具衝擊力的是倫敦金融城,在政府放鬆管制之下,這個戰後走向蕭條的國際金融中心經歷了“大爆炸”的復甦繁榮,借助資訊技術革命重回與紐約、東京、法蘭克福競爭的一線序列,金融從業者賺得盤滿缽滿。越來越多人“下海”創業。從1983年到1990年,全英小企業總共創造了超過300萬個新工作崗位,主要集中在服務業。1989年,有300萬人成為自主經營者,佔整個勞動力人口的11%。小企業的繁榮不但出現在英格蘭南部,也出現在相對落後的英格蘭北部和蘇格蘭地區。撒切爾主義成了“私有化”的同義詞。自1980年代起,國有行業私有化的理念由英國率先提出,隨後擴張到全球範圍。▲1984年6月5日,倫敦,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站在丘吉爾的肖像前合影   圖/視覺中國06 馴服“巨龍”在鐵娘子長達11年的首相生涯中,遏制工會濫用權力是她的另一項重要工作。面對工會,撒切爾夫人上台後採取了溫和漸進的方式。從1979到1982年,政府開始推動《就業法案》,目的是結束工會自1906年就起享有的法律特權,這包括取消工會享有的因非法勞資糾紛引起的民事行為免責權;縮小對“合法行為”的定義,工會組織要對二級罷工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罰金高達25萬英鎊等。新法案保留了讓保守黨右翼最反感的——工會對工黨的政治獻金義務,也沒有硬性要求工會在罷工前必須進行投票,不禁止公共基礎服務部門的罷工。當工會上層人士憤怒譴責這一法案時,民調顯示:公共輿論以壓倒性多數支援,更為重要的是,廣大的普通工會成員也表示支援。在英國的所有工會中,全國礦工工會(NUM)是勢力最強大的。英國的煤炭工業一直處於嚴重虧損的狀態,且產能供大於求,僅1983-1984年虧損額就達3.5億英鎊。在第一任期裡,撒切爾夫人曾對礦工工會在1981年發起的一次罷工威脅作出了讓步。起初,她在下議院表示自己不會妥協。然而,當她發現國家煤炭局沒有任何應急計畫,她意識到這是一場無法獲勝的戰鬥,便選擇退讓。“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降低我們的損失,準備將來再戰。”她在回憶錄裡寫道。為了應對隨時可能爆發的長期罷工,政府對英國中央發電局(CEGB)放鬆現金限制,指導缺少煤炭儲備的電廠加大儲量,同時儘量不引起外界注意;把燃煤電廠改造成燃油電廠;讓數量龐大的運輸卡車加入運煤隊伍,以防鐵路工人加入礦工罷工,造成可怕的運輸癱瘓。新上任的礦工工會主席阿瑟·斯卡基爾公開聲稱,要摧毀撒切爾政府。按工會章程,罷工須有會員中55%的支援率。從1982到1983年,他三次號召全國礦工工會成員對全國性罷工進行投票,然而投票下來,支援率從最初的45%下降到39%。對多數礦工來說,參加罷工的代價太大,而且他們日子過得不錯,生活越來越接近中產階級。至於面臨失業的工人,政府給出的補償方案並不比過去的工黨政府差。1984年,英國國家煤炭局宣佈:一年內將關閉20個虧損的礦井,削減兩萬個工作崗位。這次,斯卡基爾決定繞開投票流程,直接組織全國罷工。在他的策劃、發動下,罷工從受關停礦井直接影響最大也最為好戰的約克郡、蘇格蘭地區開始,並同時對其他礦區進行道德施壓,迫使他們加入罷工。至於無意願參與的地區,他們派出糾察人員,幫助他們作出“正確的決定”。對仍在工作的礦井、港口和倉庫實施大規模的糾察行動,阻止煤炭運輸。工會糾察隊按半軍事化運作,享受薪酬,成員可乘坐免費公共汽車到全英主要區域執行任務。在長達一年的罷工期間,撒切爾夫人面對各種挑戰,始終保持定力。她把此次罷工“降格”為一場普通的勞資糾紛,擺出政府絕不介入的姿態,讓國家煤炭局來負責與工會的談判。政府唯一的公開行動是派警察去保護那些想去上班的礦井員工的自由。當時,英國各大電視台每晚的頭條新聞都是打鬥場景:一方是手持警棍和防暴盾牌的警察,另一方是拿著磚塊、長釘、飛鏢、鋼球以及自制武器的工會糾察人員。最嚴重的對抗發生在謝菲爾德附近的一個焦煤倉庫:工會派出5000名糾察隊員阻止煤炭運輸,而警方派出人數更多、全副武裝的警察來對付。衝突持續了三周,兩邊都有令人震驚的暴力行為。僅第一天,就有104名警員、28名糾察人員受傷。最後,包括斯卡基爾在內的數百人被捕。原本事關煤炭業未來前景的問題,自此上升為“法律和秩序”問題。1984年5月30日,撒切爾夫人發表演講,表示:“暴民統治不能得逞。法治必須戰勝暴民統治。”該年9月,英國高等法院裁定:全國礦工工會在沒有舉行投票的情況下號召罷工,違反了其自身的憲章,被罰款20萬英鎊,斯卡基爾個人受罰1000英鎊。工會拒絕繳納罰款後,其資產被勒令扣押。讓撒切爾夫人得以獲勝的,是5萬名堅持上班的礦工。到1984年10月底,除了少數最好戰的,幾乎所有罷工者都意識到他們不會得到其他行業工會的支援。英國中央發電局已儲備足夠的過冬煤,罷工已毫無希望。到11月底,18萬礦工已有7萬人回去上班。工會為保住面子和權威,想與國家煤炭局討價還價。撒切爾夫人要的是不折不扣的全面勝利。她堅持要求國家煤炭局必須從工會得到一種書面保障——即國家煤炭局有權單方面決定是否關閉煤礦。到1985年3月3日,持續一年的大罷工結束。據統計,罷工造成政府公共開支方面的直接損失高達27.2億英鎊。此後十年裡,煤礦關閉的速度加快。到1994年,只剩下19家礦井還在繼續運作,礦工人數僅為2.5萬。其主要原因是電力行業的私有化結束了此前受高價保護的煤炭市場。大罷工的影響和後果是複雜、充滿爭議的,它造成了英國社會內部的撕裂,給英格蘭北部、威爾士、蘇格蘭那些傳統工業區留下無法撫平的痛苦和憤怒。在撒切爾時代,當倫敦和英格蘭南部享受著普遍的經濟繁榮,那些老工業區卻感覺自己被拋棄和遺忘。▲1984年,英國羅瑟勒姆上流社會的婦女為罷工的礦工家庭收集玩具和玩偶   圖/視覺中國07 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在國際舞台上,她所發揮的作用超過了英國當時的實際份量。在她的外交版圖上,擺在首位的是英美跨大西洋同盟關係。丘吉爾之後,沒有那個英國首相像撒切爾夫人那樣堅信“說英語的人民”負有領導並拯救世界其他地區的義務。“要不是美國的寬宏大量,就沒有歐洲今天的自由。”1981年,她在保守黨大會上強調:沒有與美國的“緊密、有效和熱心的聯盟”,英國和歐洲大陸都無法保衛自己。她與美國總統里根共同推動了北約對蘇聯的“一手部署導彈施壓,一手邀請談判妥協”的雙軌制戰略:在軍事上強硬,對蘇施加壓力,包括在歐洲部署新的核武器,大幅增加軍費開支,推出“星球大戰”計畫等;在外交上,表示願意通過談判達成雙邊“削減軍備”的可能性。英俊的前電影明星里根知道如何對一位女士施展魅力,他有足夠的自信和風度包容她的好勝和強勢,不會感到“男性的自尊”被威脅——相比之下,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對這位頑固、愛說教的“鐵娘子”就很不感冒了。他們彼此之間用暱稱,一個是“羅尼”,一個是“親愛的瑪格麗特”。當撒切爾夫人1984年在與礦工工會的全國罷工打硬仗時,里根不止一次寫信送上鼓勵。當里根因“伊朗門事件”遭遇信任危機時,撒切爾夫人堅定地站出來捍衛他的名譽,說“我絕對信任他”。兩人的盟友關係也遭遇過波折。1982年,在收復與阿根廷存在領土爭議的馬島問題上,鐵娘子的不妥協立場讓美國感到惱火。1983年,美國在事先沒有通知英方的情況下,派兵入侵發生軍事政變的英聯邦國家格瑞那達,也讓撒切爾夫人大發雷霆。▲1985年2月20日,華盛頓,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白宮玫瑰園散步,里根被他的寵物狗 “幸運” 拉著向前 圖/視覺中國1982年,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去世,撒切爾夫人開始主動尋求與他的繼任者接觸,包括訪問匈牙利,以瞭解更多有關蘇聯內部的情況。“我們不得不與蘇聯打交道。”她在美國華盛頓、在英國保守黨大會上說:“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不得不繼續共同擁有這個星球。”勃列日涅夫之後,蘇共經歷了兩位任期短暫的最高領導人逝世,撒切爾夫人都到莫斯科參加他們的葬禮。1984年,在安德羅波夫的葬禮上,她留意到戈爾巴喬夫。“我發現了他。”她在自傳裡寫道:“我一直在尋找這樣的人。”她邀請這位蘇共最年輕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訪問英國。年底,戈爾巴喬夫到訪倫敦。1985年,他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撒切爾夫人一直與戈爾巴喬夫保持接觸。她成功地在白宮與克里姆林宮之間扮演起“中間人”的角色——一方面她影響了里根,讓他對蘇聯的看法得以變化;另一邊,她讓戈爾巴喬夫確信:蘇聯不可能在軍備競賽中擊敗美國,里根也不可能放棄“星球大戰計畫”,但他在裁軍問題上是認真的。▲1984年12月16日,英國白金漢郡契克斯首相鄉村別墅外,撒切爾夫人與蘇聯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戈爾巴喬夫握手 圖/視覺中國在第二任期內,撒切爾夫人要處理一個更為棘手的、給她帶來“許許多多心理煎熬”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1982年,她飛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會面,提出歸還主權以換取英國對香港的連續治權,並認為保持香港繁榮符合中方利益。鄧小平認為主權問題不容談判,他警告“鐵娘子”:如果英國製造麻煩,中國將在1997年直接接管香港。隨後,她做出更積極、更現實主義的調整。最終,中國以富有特色的“一國兩制”為雙方的談判鋪平了道路,承諾確保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50年內享有“特殊地位”,保留資本主義生活方式。1984年年底,她再次到達北京,與中國政府簽訂著名的《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12月19日,北京,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簽署 《中英聯合聲明》 圖/視覺中國08 身為女人的鐵娘子1984年10月,撒切爾夫人和保守黨高層人士在布萊頓大酒店參加保守黨大會。將近凌晨3點時,一顆巨型炸彈被引爆,摧毀了酒店的中間部分,有5人喪生。愛爾蘭共和軍宣稱對此次襲擊負責。據親歷者回憶,首相當時在和助手修改第二天的發言稿,身上還穿著幾個小時前的舞會晚裝。在到處是灰塵、石塊的現場,她判斷可能有炸彈恐襲,接著查看了丈夫的安危,然後迅速與秘書們確認情況。被護送到警局後,她與同僚們磋商,堅持第二天的保守黨大會按原日程進行,以示不向恐怖分子屈服的立場。隨後,她換下禮服,接受了BBC記者的採訪。“即使是在最令人恐懼的個人壓力下,”記者回憶說,“瑪格麗特·撒切爾依然表現出傑出政治家的品格。”但她的女兒發現,母親在表面的平靜之下仍有驚魂未定。從那以後,她隨身攜帶的小提包裡一直裝著手電筒。媒體總想捕捉她“內在女性”的脆弱一面——事實上,她在公開場合只有過兩次落淚。一次是1981年,她最疼愛的兒子馬克到撒哈拉參加汽車拉力賽,在穿越沙漠途中失蹤。她一邊聯絡搜救,一邊照常開會、處理政事。當有記者問她進展如何,她一時沒控制住情緒,流下淚水。另一次是在1985年,她在電視面前回憶當年她父親被迫離開市政會的情景。作為英國第一位女首相,她對女性事業的貢獻有限。她的內閣裡只任命過一位女性,時間很短暫,她還在自傳裡嚴厲批評她的不稱職。對方則回擊說,她在工作上根本不信任任何女性,除了她自己。隨著年紀增大,撒切爾夫人越來越不鼓勵其他女性追隨她的腳蹤。1988年,在保守黨婦女大會上,她說她認為婦女有權成為律師、醫生、工程師、科學家或政治家,然後補充:“許多婦女希望把主要精力放在撫養家庭和管理家務上,我們也應該有這種選擇。”人們最感好奇的,是撒切爾夫人與伊麗莎白女王的關係。斬獲十幾項艾美獎的熱播歷史劇《王冠》試圖描繪出英國歷史上女王與女首相“共治”的一段歲月。這兩個位於英國權力金字塔尖端的女人,年齡相近(撒切爾夫人比女王大六個月),一位是政府首腦,一位是國家元首。從公開資訊來看,她們的關係非常正常。撒切爾夫人對女王的態度有點矛盾:一方面,她對君主制有著近乎神秘的崇敬,每年聖誕晚餐,都會要求家人坐下來一起聆聽女王演講;與此同時,她試圖使國家現代化,消除君主制延續造成的許多“老舊”價值觀和做法。1986年,女王的新聞秘書向《星期日泰晤士報》洩露了一點內幕,他透露:女王覺得撒切爾夫人的政策是“冷漠的,導致對抗和社會分裂”。撒切爾夫人對此似乎嗤之以鼻,她在自傳中寫道:“我一直認為女王對政府工作的態度絕對正確……‘兩個有權勢的女性’之間發生衝突的故事太好了,不能不編造。”▲1992年7月27日,倫敦,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右三) 與英國首相約翰·梅傑 (左三)、前首相撒切爾夫人 (左一)、哈囉德·威爾遜(左二)、愛德華·希思 (右二) 和詹姆斯·卡拉漢出席在斯賓塞宮舉行的晚宴   圖/視覺中國09 從頂點跌落1987年大選,撒切爾夫人和保守黨又一次輕鬆贏得了勝利,開始了她的第三任期。在唐寧街對民眾發表勝選講話時,她滿懷喜悅:“在普選機制下,第三次獲勝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她的丈夫和女兒站在唐寧街10號樓上的窗口前觀看。據卡羅爾回憶,當人群發出歡呼聲時,丹尼斯轉過身,給煙斗填上了煙絲,說道:“一年的功夫後,她就不受歡迎了,到時你簡直都難以相信。”在保守黨會議上,撒切爾夫人提出要把第三任期奉獻給“社會事務”,從國家醫療服務(NHS)改革,到教育、住房和人頭稅改革。她決心把撒切爾主義從經濟領域擴展到英國社會。那年秋天,她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出一句後來引起軒然大波的言論——“沒有所謂的社會,只有作為個體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們的家庭。不通過人民,政府任何事情也不能做,人民必須靠自己。”1988年,她還在各種公開場合強調:“不要指責社會,社會什麼也不是。”這句極具爭議的話精準地表達了撒切爾夫人的政治哲學——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它強調個人責任,個體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減少對國家的依賴;地方公共服務是一種“消費品”,納稅是一種“付費行為”,每個成年人都應該承擔相同的成本。這導致她推出後來讓她倒台的“人頭稅”。“人頭稅”,正式的名稱為“社區稅”,是英國政治史上極具爭議的政策嘗試。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英國許多地方議會由工黨掌控。當時,地方財政收入主要依賴“地方房產稅”,而工黨控制的地方政府往往通過提高稅率來擴張社會福利支出。撒切爾夫人認為這種稅制“不公平”,它沒有體現“每個人都應該為公共服務付費買單”的理念。因此,她主張改為向每個成年人徵收相同的固定稅額,體現“人人平等、共同承擔”的原則。在回憶錄裡,她指責許多地方議會剛愎自用,辦事無能,只知道抓住機會推高支出,然後讓中央政府來承擔責任。她想通過改革地方財政體系來削減地方政府的“財政獨立性”,迫使其減少支出。到贏得第三次大選時,鐵娘子認為已有足夠的政治資本來推行這一稅制改革。她樂觀地認為:“人頭稅”是讓選民為自己所投的選票買單,“如果他們這麼做,他們就會投票反對工黨地方政府。”按此規定,每個成年人無論貧富、是否工作,都必須繳納同樣數額的稅,金額由地方議會設定。在1988年,其平均稅費約為200英鎊,一年後上漲到278英鎊。1989年,保守黨政府先在蘇格蘭地區試點推行“人頭稅”。蘇格蘭民族黨隨即策劃了大規模的拒繳行動,到該年9月,註冊的人中有15%~20%沒有交稅,更多人甚至都沒有登記。到第二年3月,抗議人頭稅的騷亂在曼徹斯特、布裡斯托爾、伯明翰等地爆發,並擴散到傳統上屬於保守黨的地盤。該月底,倫敦舉行了數十萬人參與的抗議示威活動,並迅速升級為暴力衝突,汽車被燒、商店被搶,約有450人受傷,為首都地區數十年未見。客觀地說,這並非真正意義上按人頭平攤的稅,佔繳稅人口四分之一的貧困人士通過資產測查後可得到最高至80%的返還,後期覆蓋的減免人群還在擴大。但這無異於增加了徵稅體系的複雜性和執行難度。利益受損最大的是中產家庭,如一位保守黨議員所言,它是射向邊緣選區的一顆“飛魚式導彈”。議員們開始為自己的席位擔心,有人以辭去黨內職務作為抵抗。1990年4月1日,人頭稅最終在英格蘭、威爾士地區實施,此時平均個人稅費已高達363英鎊。來自市議會的報告顯示:約有一半人拒繳。撒切爾夫人成立了一個內閣委員會,自任主席,研究制定進一步的減緩措施,但她仍拒絕在基本原則上退讓。這場政治災難,使得保守黨內部開始動搖,不滿情緒積累。加上失業率、通貨膨脹率開始上升,到1990年春,首相的支援率跌到23%,比她在過去兩次低谷期間的民調都低,並且第一次出現了她的個人支援率低於政府的局面。1989年年末,工黨在民調中的支援率接近50%。危害她政治生命的另一問題,是關於如何處理與歐洲的關係。撒切爾夫人一直是個“疑歐主義者”,她認為英國的真正利益在於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盟。在是否加入歐洲匯率機制和歐洲單一貨幣等問題上,她與內閣成員們的分歧越來越大,而且,她本人有意無意地把這種分歧公開化,這讓閣員們極為被動,並造成混亂。在她執政的最後一年,她最倚重的財政部長奈吉爾·勞森、副首相傑佛瑞·豪等人相繼辭職,政府被迫四次重組。在她的提拔下,年輕的約翰·梅傑出任財政大臣。此時,撒切爾夫人擔任首相已長達11年,是20世紀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首相。按保守黨規則,每年都可以舉行一次黨魁選舉。1975年,“後起之秀”撒切爾夫人正是憑藉這一規則,成功挑戰了當時的黨魁希思。1989年,一位對“歐洲統一”抱有熱情的保守黨議員對撒切爾夫人發起了一次挑戰,雖然沒有成功,但這預示著她在保守黨內的地位開始動搖。▲英國雕塑家尼爾·西蒙斯為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製作大理石雕像,撒切爾夫人坐著配合 圖/視覺中國1990年10月底,撒切爾夫人出席在羅馬舉行的歐洲理事會,因歐洲單一貨幣問題與其他國家的領袖發生意見摩擦。回國後,她在下議院接受質詢。在工黨的追擊下,前副首相豪把他與撒切爾夫人的政策分歧公之於眾,說自己在對首相的忠誠與對國家利益的忠誠之間的“悲劇性衝突”中折磨太久了。這無疑是一次具有殺傷性的演講。第二天,前國防大臣、早已與撒切爾夫人決裂的赫塞爾廷宣佈競選保守黨領袖。在黨內進行選戰和投票期間,撒切爾照常前往巴黎出席歐安會,與美、蘇、德、法領導人簽署有關削減軍事常規力量的條約。她想通過這一舉動向國內發出訊號:她才是那個受世界尊重、說話有份量的領袖。在第一輪選舉投票中,她獲得204張票,領先於赫塞爾廷的152張,但離需要的多數票還差4張票。按選舉規則,投票將進入第二輪。在議會廳走廊裡,一些議員聚集並放出話來:如果撒切爾夫人堅持參加第二輪選舉,他們會投票給她的競爭對手。在巴黎的英國大使館,撒切爾夫人得知選舉結果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丈夫丹尼斯。據她女兒卡羅爾回憶,父親對電話那頭的母親說:“祝賀你,甜心,你贏了,問題只是出現在那些規則上。”說完,淚水從他的眼眶裡流下來。然後,他轉身對一位朋友說:“我們已經出局了。”第二天,撒切爾夫人趕回倫敦,決心捍衛自己的地位。她的內閣成員和高級官員們已經出動並彼此聯絡,他們不願看到赫塞爾廷成為上位者。經過一番緊急磋商後,他們統一意見,說服撒切爾夫人退出,轉而推出一位能打敗赫塞爾廷的人選。她在回憶錄裡痛苦地寫道:“他們採用同一種方式,說他們本人都是願意支援我的,但遺憾的是他們不再相信我會獲勝……我感到自己也快要加入他們同一聲調的大合唱了。”一想到赫塞爾廷如果獲勝,她不寒而慄——“他會廢除我所為之奮鬥的一切。”為了保護她的政治遺產,她必須退出。第二天上午7點半,她去覲見女王,9點主持了最後一次內閣會議。在會議休息間隙,她宣佈自己退出黨魁競選。接著,在下議院面對反對黨的不信任投票動議,她做了一場謝幕演講。“保守黨政府已經改變了一切。”她自豪地說,“英國又一次驕傲地站在歐洲和世界之林,我們的政策給中國公民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在保守黨領袖的選舉中,她選擇支援自己的門生梅傑,認為他是從底層一路奮鬥上來的,與其他人比,“他更適合有技術、有雄心、有價值觀的勞動階級。”梅傑勝出後,她略感安慰——她的事業得到了“未來的保證”。▲1992年3月23日,英國斯托克波特,撒切爾夫人被一名婦女用一束花襲擊   圖/視覺中國10 不甘的落幕,巨大的身影離開唐寧街時,有記者問撒切爾夫人接下來希望做點什麼。她回答:“工作,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對於她的繼任者、門生梅傑,她試圖繼續指導、監督他完成那些她已沒法親力親為的事業。當發現這扇門被關上後,她對梅傑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的批評越來越頻繁、尖銳。這破壞了新首相的權威,加劇了黨內的分裂。她在很大程度上要為保守黨1992年大選的潰敗負責。最初10年,她依舊精力充沛,決心積極地工作,“我打算繼續保持影響力。”她在世界各地發表演講,如同超級明星。她寫回憶錄,接受採訪,詆毀她的繼任者。她的“攪局”給保守黨造成了長久的傷害,直到她多次中風,醫生建議她取消所有演講。2003年,丈夫丹尼斯去世後,她的頭腦越發糊塗,後被確診為老年性痴呆,與她最重要的盟友“羅尼”一樣。▲撒切爾夫人與丈夫丹尼斯和孩子卡羅爾、馬克在她的銀婚紀念日合影 圖/視覺中國在她卸任後的數十年裡,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仍不得不在她建構的市場效率、私有化、個人責任等框架下進行政策辯論。1997年,托尼·布萊爾領導的工黨獲得大選勝利。這位當年曾在下議院尖銳抨擊她的“私有化”政策的年輕人,現在卻致力於用撒切爾主義重塑工黨。他成功地吸引到中間選民,連獲三個任期。在那次大選結束後,布萊爾邀請撒切爾夫人訪問唐寧街。撒切爾夫人很高興,她曾說:“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托尼·布萊爾,因為他讓工黨接受了我的政策。”現任工黨政府首相斯塔默在上台執政前,曾多次向這位前首相致敬,讚美她“努力帶領英國從停滯中走出來,釋放我們天生的創業精神”。儘管他不認同她的許多政策,但她具有一種“使命感、計畫性,這是一種領袖品質”。對保守黨而言,這位前領袖留下的遺產是一把雙刃劍。2010年,戴維·卡梅倫帶領保守黨重返唐寧街,他一直刻意把保守黨與撒切爾時代的冷酷形象拉開距離,強調“關懷型保守主義”,以改變“保守黨只代表富人和南部英格蘭”的刻板印象,與“新工黨”爭奪中間選民。“社會的確是存在著的。”他試圖修正撒切爾夫人當年的言論:“它只是與國家並非在同一概念上。”但在財政緊縮、福利改革方面,他延續了她的政策邏輯。撒切爾夫人留下的孤立主義和“疑歐論”,在英倫三島從未散去。2016年,為了應對黨內右翼和極右翼的英國獨立黨的壓力,卡梅倫不得不承諾進行“脫歐”公投。最終,公投結果以極微弱的優勢讓“脫歐”成了不得不推進的議程。在支持者眼中,撒切爾夫人的一系列改革曾拯救了英國經濟。在飽受傷害的英格蘭北部、蘇格蘭和威爾士地區,人們對她極度反感。2002年,下議院為撒切爾夫人樹立了一尊雕像,反對者則用一根鐵條削掉了雕像的頭部。在1990年11月那個不平常的一天,撒切爾夫人在宣佈退出黨魁競選後,在下議院做了謝幕演講。回到唐寧街10號後,她對女兒說:“卡羅爾,我想我在歷史上肯定是有地位的。” (南方人物週刊)▲2008年2月18日,戴維·卡梅倫 (右) 與撒切爾夫人為她的雕像揭幕 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