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新政府「美國優先」政策在經貿領域的標誌性演繹，就是向全球發動關稅戰。其交易式外交的核心是經濟利益至上，各領域國際事務可簡化成可量化的財富交易。以商業的算計與政治的操弄，為解決財政拮据、貿易失衡、產業空虛等國內問題暴斂天下財富，同時拆解「讓美國吃虧」的「超級全球化」架構，重塑「美國中心」和「美國標準」的國際經貿體系。美國最大的底氣是霸權餘威，最大的籌碼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川普最鍾愛的工具是關稅策略。
2.0版的美關稅戰戰術，從第一任的「精準打擊」升級為全要素組合拳。
這套組合拳主要由五個部分構成：無中生有的基準關稅、平衡貿易的對等關稅、打擊避稅的轉口關稅、產業保護的行業壁壘、特定緣由的懲罰關稅。據此為所有貿易夥伴劃定不同的關稅邊界，形成以美國為軸心的新國際貿易同心圓。 10%的基線稅率區，以英國等貿易順差國為主；15%的次優稅率區，含日本、韓國、歐盟等付出高昂代價國家，以及對美有獨特戰略價值的礦產資源國和地緣戰略夥伴；19-20%的中等稅率區，以越南、馬來西亞等東盟括國家為主；25%以上的高低稅率
上述關稅大致落地後，美國平均關稅稅率將從3%提高到18.6%以上，年關稅收入至少增加5,000多億美元，並迫使部分產供鏈轉移到美國本土及低關稅區。世界貿易組織估計，2025年國際商品貿易量將比「低關稅」基線下的預期降低2.7%，該組織條款下的全球貿易佔比將降至72%以下。
前期的關稅談判和框架性成果只是“開胃菜”，真正的“主菜”是高爭議性和懲罰性關稅。
美國對不同國家採取「高度定向化」施壓策略，用關稅脅迫對方在主權讓渡、地緣政治、軍事安全、能源礦產和滿足美戰略需求領域作出妥協。關稅已超越單純經濟功能，成為川普政府多領域政策工具，甚至是美全球治理和處理國際關係的首選武器。需要透過經濟視角和關稅談判，看清「利益交換+精準打擊」背後的戰略殺機。
例如：在雙邊層面，將遏制歐洲戰略自主措施精準嵌入關稅框架協議，打壓其優勢產業和工業體系，逼迫其讓渡數字主權、技術和工業標準以及供應鏈路徑等自主權；強迫盟友大量購買美傳統能源和武器等指定產品，重塑能源和軍工供需結構與全球佈局，強化對美能源依賴和戰略捆綁；對亞洲國家戰略捆綁；供應鏈安全」審查、“轉口”關稅和“原產地規則”，切割地區產供鏈關鍵神經，分化弱化區域合作網鍊及對中國的依賴；對巴基斯坦以低稅率懷柔政策，換取開放瓜達爾港51%股權、巴美合作開採油田等地緣戰略和經濟利益；對巴西的高關稅打壓，有分化金塊國家分裂硬幣。
在製度層面，強制重構國際經貿規則和全球價值鏈，將與美對手交易、「不服從美戰略秩序」的國家納入「次級關稅」懲罰機制，形成具有篩選功能的戰略施壓和封鎖工具，購買俄羅斯石油的印度成為首個目標，並可能擴大到其他國家和其他事由；利用「差異化」關稅重構全球政治經濟等級結構與識別體系，將新能源革命與新科技革命關鍵性資源列入高關稅清單，重塑關乎長遠競爭力的戰略性礦產全球分佈權與結算主導權，對全球能源市場、戰略性資源供應鏈、關鍵原材料流向、物流網絡安全性等帶來結構性衝擊。
中美處於全球貿易平衡和供應鏈兩端，美國關稅戰要解決的核心挑戰是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粗略計算，2024年中美兩國對外貿易總額佔全球43.7%；中國出口占全球14.64%，進口占10.6%；美國出口占8.45%，進口占13.57 %；中國順差9,920億美元，佔全球40%，占美國逆差9,184億美元的32%；中國處於中間品貿易樞紐地位，製造業佔全球31.6%，美國祇佔15%。
美國重塑國內經濟結構與全球經貿體系，特別是產供鏈重構，中美貿易關係都是關鍵變數。迄今高關稅未能阻擋中國對外出口（上半年出口成長5.9%，貿易順差成長34.52%），制裁圍堵沒有擊穿中國製造業防線，中美雙向依賴仍在加深。中國對美出口依賴雖然降低，占我總出口比重從2018年的19.2%降到2025年上半年的9.5%；但中國40%的產品需要對外銷售，美國60%的消費品，以及大型零售和高科技企業等依賴中國供應鏈；中國控制全球70%的稀土、95%的稀土精煉產能等美尖端武器和半導體產業命脈，幾輪壓力測試後美國對中國製造的「結構性依賴」更具剛性。中美關稅談判的意義不限於最終稅率高低，還在於兩國作為「共生體」如何在新的全球經濟天平上找到平衡點，這將成為全球經貿體系重塑的定盤星。
川普經濟團隊稱，關稅戰對華有“四大終極目標”：減少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阻止中國“非法傾銷”，終止中國“竊取知識產權”，防止中國“操縱匯率”。另外，不可言說的還有遏止中國發展和減少對華依賴意圖。
此輪關稅戰中“去中國化”的組合拳包括：第一，通過對專項商品和生產性服務的高徵稅與高收費，開徵40%“轉口關稅”和“原產地規則”，建立三級供應鏈溯源機制及“審核+懲罰+清關”的威懾與監管體系，對華設置“關稅長城”，“封堵美長城”，“封堵入中國第二，透過「安全供應鏈」標準和「關鍵零件原產地限制條款」等，建構「區域層級供應鏈壁壘”，將「經濟脫鉤」深化為全球和區域排華性產供鏈重構。第三，透過「稅收抵免+成本倒逼+政策誘因」組合策略，促使美資與中外資企業從中國轉到美國。第四，在美國與各國達成的框架協議中，嵌入設置前提條件、打擊轉運、利誘脫鉤、標準強制、限制合作對像等排華“毒丸條款”，並可能在後續協議細化中移植擴散，將涉華特殊條款固化為標準化多邊規制。
「美國優先」的新關稅體系、「美國標準」的經貿規則、「美國中心」的產供鍊網絡，加上背離國際貿易組織非歧視原則，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打亂基於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與合作機制，這一切對冷戰後形成的全球經貿體系造成系統性衝擊。
各國正重新評估貿易政策的風險和自主安全，以自身和本區域為節點調整政策佈局，擺脫多邊貿易規則束縛，尋求對美以及對外經貿關係再平衡。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擴散，多角化和區域化貿易安排增多，全球經濟整合出現整體撕裂、局部整合態勢，全球化路徑可能出現裂變式網路化結構。主要經濟體面臨的關鍵挑戰在於，如何在美國關稅政策衝擊、多邊貿易體系削弱、國際經貿格局重組中，透過完善發展格局和提升制度韌性，成為連結更多貿易圈層、捆綁更多貿易夥伴的核心樞紐。(和平發展研究所C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