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上台已經九個月，而如果要說他第二任政府裡最大的特徵，最重要的舉措，同時很有可能對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留下最持久影響的，是他的貿易戰。與他第一任時期對華貿易戰不同的是，第二任川普政府的貿易戰不再針對中國一家，而是同時針對全球所有國家與地區，引致全球經濟貿易秩序的空間混亂。
此外，除了貿易戰的對象不同外，川普近年來還呈現出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即將關稅手段賦予歷史空前的地位，彷彿關稅就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美國只要拋出關稅，就可以同時解決所有問題，從振興產業、到供應鏈安全，到禁毒，到反移民、到盟友與夥伴的防務體系。在川普的世界裡，只要拿出關稅，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由於川普對關稅手段的無比推崇與執念，也使得他的幕僚學會了從不同的角度去推動利用關稅實現自己關注的政策目標。
問題在於，川普動用關稅所指向的目標，往往顧此失彼，相互矛盾，不可能同時實現。而設定多重目標（例如一會兒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一會兒作為可以撤銷的談判工具），也使得人們無法對關稅形成可靠的預期。無論是各國政府，還是工商業企業，還是資本市場，還是勞動者群體，還是消費者，最終都選擇觀望，希望通過事實案例來判斷關稅對於自己而言的真實意義：它到底用來實現什麼樣的目標？如果目標衝突的時候，他又會優選那個目標、犧牲那個目標？那個目標是真目標，那個目標是假目標？
在這個分析的過程之中，釐清川普使用關稅手段所要達成的不同目標，自然變得頗為重要。
一、川普的五個關稅派別
這裡可以一定程度參考美國一位智庫研究員Phillip W. Magness於2025年4月9日發表於《Quillette》雜誌的文章《The Nonsense of the “Tariff Men”》（原文參考https://t.zsxq.com/tzsAD）。這位學者把驅動川普關稅的不同政策及意識形態流派進行了區分，劃分出了五種關稅“派別”，這些派別雖然都把關稅作為核心政策工具，都在努力遊說獲得川普的支援，但其追求的目標卻大相逕庭，甚至相互矛盾，結果使得川普政策的更加反覆無常，最終嚴重影響使用的效果。
當然，這個文章是在對等關稅剛剛推出時提出的，實際情況又有所演變，所以筆者對內容進行了一些調整，結合實際情況，再重新歸納一下五個關稅“派別”：
1.傳統保護主義派
1）代表人物和群體：川普本人、彼得·納瓦羅（川普的貿易與製造業高級顧問）、斯蒂芬·米勒（白宮負責政策的副幕僚長）、貿易赤字鷹派等
2）核心觀點：把國際貿易看成是零和博弈，將貿易逆差歸咎於外國貿易保護壁壘、設計了“對等關稅公式”（基於逆差計算稅率）保護國內製造商、懲罰進口
3）目標和考慮：增加美國的出口，減少美國的進口，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減少逆差，改善一對一的貿易關係本身就是關稅的追求目標。在這個過程中，第一，對所有國家和地區“數字說話”,“一視同仁”，原則上不會因為這個國家是美國的傳統盟友或夥伴而給予特殊照顧，相反，還格外嚴厲，提防他們“打著親友旗號”“佔美國便宜”；第二，對產業、就業等問題並不敏感——只要把貿易數字做好就可以了
2.重商主義派
1）代表人物：川普本人、JD·范斯（副總統）、萊特希澤（川普第一任時的貿易代表）、傑米·格里爾（川普第二任政府的貿易代表）、American Compass等保守主義智庫、馬可·魯比奧（國務卿）、MAGA基本盤
2）核心觀點：把貿易自由化看成是資本和外國掏空美國的陰謀，導致美國產業“空心化”，就業流失，社區崩壞，供應鏈不再自主獨立，依賴外國（包括中國這樣的對手國家），同時逐漸喪失國防和科技產業的基礎
3）目標和考慮：通過關稅倒逼產業回流，幫助美國重建自給自足的經濟，實現供應鏈安全、推動就業，並為科技與創新及國防工業提供產業基礎。過程中，重商主義派不僅推動國別關稅（針對某個國家的關稅），也熱衷推動產業關稅（針對特定產業和產品安排的關稅），因為後一種方法更能契合產業目標。
3.所得稅替代派
1）代表人物：川普本人、霍華德·盧特尼克（商務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財政部長）
2）核心觀點：美國應該恢復19世紀模式，用關稅取代聯邦所得稅，這樣可以一舉多得，對外徵稅，防止外國商品進來，凡進來就要增稅，同時國內減稅，直到對企業和個人免徵個人所得稅，通過改變稅基，推動美國經濟結構的調整
3）目標和考慮：短期之內，通過關稅獲取財政收入，減少財政壓力；長期來看，儘可能用關稅替代所得稅收入（目標2.5~3.0兆美元），把國稅局變成“對外稅務局”
4.談判威懾派
1）代表人物：川普本人、凱文·哈西特（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2）核心觀點：關稅是美國最強有力的外交工具（“胡蘿蔔加大棒”），用以威脅盟友/對手換取讓步——除了經貿關係外，也包括移民控制、防務支出、禁毒甚至領土等非經貿議題
3）目標和考慮：關稅是一個隨時可以動用的工具：只要對方在任何一問題上不配合，就可以用關稅對對方實施懲罰和打擊，直到對方屈服並改變行為為止。這裡，關稅只是作為一個威脅手段存在，如果對方屈從，關稅是要撤銷的
5.地緣關稅派
1）代表人物：川普本人、斯蒂芬·米蘭（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科特·貝森特（財政部長）、民主黨和共和黨主流建制派
2）核心觀點：通過“分級稅率”（給盟友/夥伴較低關稅，給對手較高關稅），拉近盟友、疏遠對手，重新界定、塑造並確立美國主導的地緣政治經濟生態體系（包括供應鏈體系、科技體系、防務體系等）
3）目標和考慮：把關稅作為和各國談判的工具手段，界定美國和各國在貿易、防務、科技及其他議題的親疏遠近關係。最終得出的“分級稅率”應當和美國的地緣政治契合，即原則上盟友的稅率應該更低——那怕美國針對該盟友存在貿易逆差——遇到這種情況，要用非關稅手段去調整。但最終的目標是建構一套體現美國主導、“三六九等”的關稅體系。
4）問題：理論謬誤（如忽略價格傳導），依賴不存在的國際共識；類似MMT的幻想，風險最高，可能引發全球衰退。
總體觀察：這些派系源於非主流經濟學觀點，內部博弈導致政策缺乏連貫性（如納瓦羅與馬斯克爭執），雖增加短期收入，但放大經濟不確定性。馬格尼斯強調，此混亂反映川普治理的深層缺陷。
二、一點分析
1.川普是所有派別的支持者：川普認為關稅是萬能藥，可以用以解決所有問題。因此，他當然是所有派別的支持者——畢竟對於所有派別而言，關稅都可以作為實現自己關切的政策目標的手段。在這個條件下，不同派別當然會出現競爭和博弈，遊說川普，讓關稅政策更加符合自己的目標
2.不同的關稅派別之間，目標明視訊記憶體在矛盾：例如，如果要扶植特定產業的話（例如要“倒逼”美國銷用蘋果手機的製造流回美國），就必須對特定產業和產品加征關稅，而不能靠國別稅去解決（例如製造業從中國流到了印度，但仍然沒有回到美國本土），而且產業關稅必須達到一定的絕對水平，且業界預期關稅將長期維持，不能作為談判的一時工具。再比如，如果要用關稅去替代所得稅，也同樣要求關稅達到一定的絕對水平，且可以永久徵收。如果產業都回流到了美國本土，不再有進口產品，自然也就無法對外徵稅；同時，供需關係的基本機制是，如果關稅大幅增加，只會削減進口量（因為購買力減弱），而不可能在維持進口量的情況下增加收入。像這樣矛盾的例子大量存在
3.談判威懾派與其他派別的衝突最大：但對關稅目標影響最大的，還是談判威懾派——將關稅作為談判的工具，隨時可以撤銷。如果關稅隨時可以撤銷，則對於產業、資本、企業就不能按照一時的關稅去做商業決定，因為這個關稅可能朝令夕改，伴隨談判的進展隨時被取消。這時，明智的市場參與者會選擇等待
4.川普本人是“談判威懾派”的最大支持者，並且川普的考慮壓倒其他考慮：儘管川普支援上述不同關稅派別的政策目標，但他本人非常短期主義、交易主義，總是有衝動把關稅作為短期談判的工具。一時興起就加征關稅，一時興起就撤銷關稅，反覆無常，他對把關稅作為談判短期工具去使用的衝動遠超其他人。而他的選擇又會壓倒其他幕僚的選擇，結果就是美國的關稅目標和實踐一片混亂，在許多領域都無法實現既定目標。
三、五大關稅派別目標達成效果評估
基於以上框架，我們可以結合公開資訊，對川普第二任內關稅的政策目標達成結果進行評估。5分為達成情況最好，1分為達成情況最差，給出一個量化打分。
評估本身肯定帶有主觀性，有價值的是框架本身，因此大家也可以根據公開資訊，自行打分，得出自己的判斷。
1.傳統保護主義派
核心目標：通過關稅限制進口，扭轉美國的貿易逆差
達成效果：1）貿易逆差不降反升：雖然美國對外關稅上升到了約18~21%，但逆差總體不降反升。PIIE報告顯示，2025年上半年（1~7月）經通膨調整後，美國商品進口增長10%。出口基本持平，導致商品貿易逆差加深至8,710億美元（數字較2024年同期增長23.6%，參考https://t.zsxq.com/djPwW）。背後原因是國內需求強勁，以及企業預期關稅上漲改採取的防禦性採購。2）真正的變化是結構性的：中美雙邊貿易收縮，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下降16.9%，從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到進口均小幅下降，但從歐盟進口則增加了14.3%，從墨西哥進口增加了5.2%。這說明關稅的影響只是全球供應鏈的重塑：美國仍然需要進口，只不過調整了對象，更多地將貿易轉向盟友。這種局部調整無法改變整體的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3）進口商承擔了主要成本：傳統保護主義者還有一個觀點是認為關稅將主要打擊外國企業（出口商），借此保護本地企業。實際上，2025年貿易戰以來，各種經濟資料表明，絕大多數關稅成本（約80~90%）由美國進口商和美國消費者承擔，而非外國出口商。這與川普“外國支付”的主張根本相悖。這一條主要是通過進口價格傳導機制體現的：貫徹貿易資料可以發現，出口商並未大幅降價，轉而由美國方吸收稅負。根據美國勞工部進口價格指數，2025年上半年外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價格（關稅前）基本持穩，甚至微升0.5~1%，遠低於關稅稅率漲幅（10~50%），說明進口商吸收了絕大部分負擔。7月末，諾貝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也專門做過分析，說明關稅代價基本由進口商承擔（參考https://t.zsxq.com/6dozO）
打分：1分（達成極差）。
2.重商主義派
核心目標：推動產業回流美國，重振美國製造業，並實現經濟及供應鏈的自給自足。
達成效果：重商主義派的宏大願景在現實中完全破產。製造業回流的效果微乎其微，美國經濟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絲毫沒有降低。關稅非但沒有能促進國內產業的“協調統一”，反而造成了供應鏈混亂和成本上升。
1）製造業數字不升反降：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不升反降，美國勞工統計局自己的數字，9月份製造業已較上年同期淨損失約78,000個崗位，主要受關稅引發的原材料成本上漲和供應鏈中斷影響；
2）產業回遷落地情況同樣令人失望。根據Reshoring Initiative的2025年報告，“回岸”投資規模與2024年持平，只宣佈了約244,000個相關崗位，較2024年的268,000個還略有下滑；只有16%的製造商正在積極考慮新回岸項目，而37%明確表示無計畫。
3）此外，企業普遍處於觀望狀態：國家外國貿易理事會（NFTC）的2025年供應鏈調查顯示，75%的受訪企業認為，關稅的不確定性限制了他們在美國本土投資的能力，59%的合同製造商雖然已經報價或啟動部分回岸，但實際落地率不足30%，多停留在試點階段；KPMG的2025年10月發佈的CEO調查指出，只有僅18%的製造業CEO把“供應鏈重構”列為首要優先順序，對未來觀望狀態。企業更傾向區域近岸（如墨西哥、越南）而非全面回遷美國，以規避不確定性。畢竟關稅效應不足以抵消物流和勞動力成本。實際上，更早的一個例子是蘋果：雖然該公司答應了川普要在美國增加投資，但實際上選擇將銷美蘋果手機從中國轉向印度（未料川普對印度加徵了50%的關稅）
4）產業關稅的自傷問題：部分關稅在徵收之後反而會傷及本土產業。最典型的是川普的鋼鐵和鋁關稅政策（稅率50%），本意是保護本土金屬產業，但卻因大幅推高原材料價格而適得其反地損害了美國汽車和能源等下游本土產業。例如汽車行業，鋼鐵和鋁成本上升直接推高車輛生產成本：通用汽車和福特本土產車每輛車額外負擔數百美元，明年新車價格可能上漲5~10%，反而抑制了需求；能源產業方面，鋼鋁是管道、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支架的核心材料，價格上漲的結果是延緩本土投資並削弱競爭力。甚至連當下屬於投資風口的資料中心也會受到影響：因為鋼鐵和鋁關稅可能使得資料中心項目預算上漲10~15%。可以看出，針對資源品的關稅最終反而會加重本土產業的負擔，形成了一種自我傷害的貿易壁壘。
總而言之，重商主義派失敗的原因在於，其一，關稅雖然可以抬高進口門檻，但無法“單槍匹馬”解決基礎設施和人才缺口問題。不解決配套資源，製造業回流只是紙上談兵；其二，要真正改變企業的投資行為，倒逼供應鏈遷回美國，關稅必須長期保留（如超過十年以上），固化為更加穩定的法律甚至政策，同時要維持擁有較高的絕對水平。按照川普目前朝令夕改、反覆無常的使用關稅作為談判手段，企業的明智選擇是等待川普下台（還有三年）；其三，對行業必須精準設計，不能要扶持汽車產業，但對汽車產業零部件生產國家（如墨西哥和加拿大）徵稅，或對鋼鐵和鋁徵稅。很多時候因為徵稅不合理，又不得已撤銷，對市場負面衝擊影響更大。當市場認定川普政府的關稅決策本質是“草台成員”後，必然選擇等待觀望。
評分：1分（達成極差）
3.所得稅替代派
核心目標：通過關稅收入替代聯邦所得稅，並最終“廢除國稅局”。
達成效果：川普經常幻想美國只有關稅沒有所得稅的“黃金年代”，但此目標在財政上根本不具備可行性，最新資料，2025財年（截至2025年9月30日），美國關稅收入總量達到1,950億美元，較2024財年增長150%；目前，美國單月關稅收入大約300億美元，後續如果關稅穩定下來的話，每年創收2,500~3,000億美元，而這與每年約2.5兆美元的聯邦所得稅收入相比，不過是杯水車薪。而且這個派別的主張存在根本性的邏輯矛盾：如果想要最大化財政收入，就必須鼓勵進口，但這又與前邊貿易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目標矛盾。因此，“以關稅替代所得稅”的構想從來都只是口號，用以安撫財政鷹派。但需要承認的是，相比於其他經濟目標（貿易平衡、產業回流等），所得稅替代派的成績反而相對最好，因為它畢竟給美國帶來了兩三千億美元的收入。這部分收入實際上是變相增稅：當美國進口商承擔關稅成本的時候，是對美國企業徵稅；當美國消費者承擔關稅成本的時候，是對居民增稅。
評分：2分（效果一般）
4.談判威懾派
核心目標：將關稅作為國際談判的籌碼，迫使其他國家（或地區）做出關鍵讓步。
達成效果：這是五個派別中唯一取得部分可見成果的。截至目前，川普的關稅政策確實促使了多個國家簽署框架協議或投資承諾，部分實現了川普所要的談判威懾效應。具體而言，日本承諾對美國5,500億美元的投資、採購美國商品等，換回一個較低的關稅（15%）；歐盟讓步更大：承諾對美國進行6,000億美元的，採購7,500億美元美國產品（如能源），消除對美工業品關稅；美國也將歐盟關稅上限降到了15%。美國針對韓國和東南亞國家也顯示出威懾效果：韓國效仿歐盟和日本，通過投資承諾（約3,500億美元）換取15%關稅上限，英國、主要東南亞國家等也先後與美國簽署協議，涉及各種經濟投資和貿易開放合作。墨西哥的效果最為直接，包括在移民、禁毒、與中國產業脫鉤等方面與美國的合作。最後，歐洲的北約國家提高防務方面的投入，也與川普的關稅有間接關係——各國還是希望維護和美國的關係。
客觀來說，川普利用關稅談判威懾確實起到了作用，在較短時期內影響改變了其他國家的行為。但問題在於：
1）“窩裡橫”：川普用關稅大棒成功實現威脅的往往是美國傳統的盟友和夥伴，包括英國、歐盟、日本、韓國、墨西哥，以及在防務上依賴美國的東南亞。但各獨立大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則選擇對美國採取不同程度的反制和對抗。所以川普的政策更多的是“收拾自己人”。
2）投透支長期信任：這種策略的成功，依賴於可信的威懾，而“朋友“之間做這種威脅和勒索，是很“傷感情”的。川普政府濫用關稅的行為嚴重透支了美國的外交信用，並引發了盟友的普遍不信任和報復心理。像加拿大這樣最核心的傳統盟國迄今仍然在和美國對峙。因此，無差別地將關稅作為談判威懾的手段，是對盟友關係的巨大損害，嚴重不利於“地緣關稅派”拉近盟友的目標，並推動其他國家在美國以外建立貿易體系（“剔除美國的全球化”）
3）影響其他長期目標的實現：關稅一旦被用作短期工具，可以隨時發起，也可以隨時撤回，必然使得關稅無法再用於實現任何的長期政策目標——例如改變貿易平衡、實現產業回流，以及增加財政收入等。
評分：4分（達到部分效果）
5.地緣關稅派
核心目標：通過“分級關稅”體系，重構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及生態。
達成效果：川普第二任以來，美國的主流政客和決策精英其實已經接受了這麼一個觀點，即原有的新自由主義秩序已經不可持續。川普任內提出的關稅需要長期留存，同時關稅確實可以作為一個界定美國主導地緣政治經濟秩序、生態與藍圖的工具。這就要求建構一套“分級關稅”：根據盟友的遠近親疏關係設定稅率梯度，低稅率獎勵緊密夥伴，高稅率懲罰對手，把關稅從單純的貿易壁壘轉化為某種“外交溫度計”。在設計時，這種體系應當優先考慮地緣政治因素，而非雙邊貿易逆差，避免一刀切的損害美國的核心聯盟網路。美國幾乎所有主流智庫和外交界精英都建議，華盛頓應該以更懷柔、更有策略性的方式改善盟友關係，例如通過豁免或優惠稅率換取安全合作承諾，從而在對抗中國等對手時鞏固自己的“朋友圈”。
當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確實已經初步形成類似的分級體系：英國作為核心盟友，關稅稅率最低，歐盟和日本次之，而中國等對手則面臨最高壁壘。這一梯度確實也重塑了貿易流向（例如美國對歐盟和英國的貿易額大幅增加），同時也確實促使盟友國家履行防務支出承諾（從北約到日本），以及在供應鏈和安全領域對美國做出讓步。
但問題是，現行體系存在兩大缺陷。首先，整個談判過程，川普政府不斷採用勒索式的威懾，破壞了盟友信任。歐盟領導人多次譴責此舉為“經濟脅迫”，並導致各國民眾對美國心生怨恨，跨大西洋關係實際上被嚴重損害。其次，分級安排過多依憑川普個人喜好，而非嚴謹的地緣政治評估：例如利用關稅手段打擊加拿大，對印度（印太戰略盟友）徵收50%的關稅（包含制裁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的25%的懲罰性關稅），對瑞士這樣的中立國（實際為盟友）徵收高達39%的稅率，被視為削弱潛在合作。更甚者，美國對巴西和南非等可“拉攏”的第三方國家隨意加稅，最典型的是對巴西——只因為川普不喜歡現任總統魯拉，要幫助自己的朋友前總統博索納羅，就對巴西徵收50%關稅，這一系列行為引發了廣泛的外交反彈，疏遠了盟友，同時加速全球南方聯盟加強聯盟。對於美國的建制派來說，都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只會長遠損害美國的利益。
評分：3分（效果一般）
四、小結
綜上，我們再總結一下五大關稅目標的得分：
傳統貿易保護主義派:1分
重商主義派：1分
所得稅替代派：2分
談判威懾派：4分
地緣關稅派：3分
平均得分：2.2分（5分滿分）。
結論：川普關稅基本失敗。
最糟糕的是，得最高分的是最為短期主義、交易主義的一派，即談判威懾派。談判威懾派得分，基本等同於其他更長期的關稅目標無法達成。
這就是我們對川普關稅政策達成效果的分析。 (tuzhu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