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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諾貝爾獎，有人不服
經濟危機爆發的機制是什麼？
為什麼一場金融危機的影響往往持久且深刻，而恢復起來總是顯得漫長且艱難？
在當下，這些大的問題重新具備了重要的現實意義。
眾所周知，2022年，敏感複雜的國際形勢疊加反复的新冠疫情，人們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了全球經濟形勢的嚴峻，美聯儲在通脹壓力下激進加息，全球供應鏈持續緊張，甚至失業率居高不下，所謂的經濟危機似乎正躲在某個角落醞釀，窺探時機，捲土重來。
不知是否因為感受到了這番“寒氣”，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給三位研究金融危機和衰退的經濟學家，授予了最高榮譽。這一結果也引發了人們的聯想：難道諾獎是在預示著“危機”的又一次到來？
台北時間10月10日下午17點45分，斯德哥爾摩揭曉了今年最後一項諾貝爾獎的得主。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
“他們的發現改善了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瑞典皇家科學院官網如此寫道。
有意思的是，三位經濟學家均來自美國，他們都有在金融機構任職的經歷。其中，伯南克如今是美國華盛頓布魯金斯經濟學會的高級研究員，戴蒙德與迪布維格分別在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與華盛頓大學奧林商學院擔任教授。
這三位老哥的理論奠定於上世紀80年代，在關於金融危機的研究中，三人指向了一個共同的主體：銀行。
伯南克看大蕭條
在今年的三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本·伯南克算是最受人矚目的一位。
他曾就讀於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大學，在學術成就之外，伯南克更多以“前美聯儲主席”的身份被人們提起。
回顧他經歷，我們發現，伯南克在2002年被布什任命為美聯儲理事，直到2014年才離開。也就是說，伯南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領導了美國的中央銀行體系。
那場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成為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後全球經歷的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即便是沒有親歷過大蕭條的人，或多或少都在教科書裡聽過、看過那段歷史——1930年到1933年期間，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46%，失業率上升至25%，經濟危機的影響像野火一樣從美國蔓延至全球，銀行紛紛倒閉，相對富裕的國家也廣泛出現飢餓現象，全世界陷入了長達10年的經濟蕭瑟。
而在工作中碰上一次真正的金融危機，並與之對抗、主導，是年輕的伯南克沉浸在大學圖書館當“大蕭條迷”的時候，未必能想到的事。
1953年，伯南克出生在一個叫做“狄龍”的美國小鎮。他成長在一個猶太家庭，他的祖父曾在紐約經營多家藥店，並在大蕭條中深受影響。而等到伯南克出生的時候，大蕭條的痕跡其實已經難見踪影。
伯南克從小就展現出過人的聰明頭腦，比如，當年他的SAT分數為全加州最高。不過進入哈佛大學後，伯南克發現，小鎮出身的他在底子上遠不如那些畢業於精英私立高中的同學，他在大一的期中物理考試沒有及格。
不過伯南克頗為努力，從哈佛畢業時，取得了經濟學專業最優等的成績。拿著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獎學金，伯南克又去了與哈佛相隔一個地鐵站距離的麻省理工大學上學。
伯南克對“大蕭條”這件事的興趣，就產生在這個階段。
在20世紀50年代，主流觀點認為，大蕭條是由於20世紀20年代美國人的過度投機行為與後來的股市崩盤引起的。
然而，經濟學家弗里曼德與施瓦茨卻認為，大蕭條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貨幣供應量的減少。
為什麼？
簡單來說，貨幣量供應減少，會帶來通貨緊縮，表現為物價與工資共同下降。1931年和1932年，美國物價每年下降10%，這使得人們認為未來物價還會不斷走低，便抑制住自己的需求，延遲了種種採購與投資計劃，社會整體進入停滯狀態。
弗里曼德與施瓦茨的觀點，為伯南克理解大蕭條打開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視角。
伯南克認同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危機的關係，但他仍感到不解的是，貨幣供應量減少帶來的通貨緊縮，似乎不足以解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為什麼如此嚴重、持續時間如此之久。
同時，他在回憶錄《行動的勇氣》給出了這樣的論據：“通貨緊縮主要發生在1933之前，而美國失業率直到宣布參加二戰前夕才降到10%以下。”
此次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對伯南克的肯定，主要源於他在1983年所寫的一篇文章《金融危機在大蕭條傳播過程中的非貨幣影響》。
在這篇文章中，伯南克創造性地提出：除了貨幣供應量減少，大蕭條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信貸緊縮。
這裡所說的“原因”，指的是大蕭條之所以成為恐怖大蕭條的內在機制，而非因何導致。
在1929年，大蕭條還只是一場普通的經濟衰退，後來不斷演變，是因為銀行系統的崩潰在其中推波助瀾。由於人們前期產生恐慌心理，急於從銀行取出自己的存款，造成銀行擠兌，所以伯南克注意到，在1929年到1933年三年內，美國25000家銀行中倒閉了9700多家，比重約為三分之一。
這一主張得到了事實證據的支持。通過統計與歷史資料分析，伯南克發現，與破產銀行直接相關的因素對國民生產總值的下降影響佔比很大。
銀行破產之後會怎麼樣？銀行消失，將直接導致家庭或企業失去了安全穩定的融資渠道，也就是伯南克所說的——信貸流量嚴重降低，而信貸不足給實體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創傷，進一步引發經濟衰退。
伯南克認為，在國家實施強有力的措施防止銀行恐慌之前，經濟不會得到恢復。
這一研究的突破性在於，在此之前，經濟歷史學家更多認為，銀行倒閉是經濟衰退的結果。而伯南克的理論表明，銀行系統是經濟危機的“加速器”，它解釋了為什麼大蕭條是深刻且持久的。
銀行也脆弱
信貸緊縮會破壞經濟——如今回過頭去看伯南克的理論，人們會覺得那像常識一樣再正常不過，而非多麼顛覆性的思想。
但人類在突破自身認識的每一步，都走得併不容易。要知道，在《金融危機在大蕭條傳播過程中的非貨幣影響》剛發表之際，伯南克在各種會議上引來了諸多質疑。
他曾在文章中寫：“當時，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金融體系基本上是一個會計體系，只是記錄著誰擁有什麼，不會獨立地對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
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對於銀行所擔任的角色，尚未有深刻的理解。
就在伯南克發表《金融危機在大蕭條傳播過程中的非貨幣影響》的同一年，叫做戴蒙德與迪布維格的兩位年輕學者，也就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兩位得主，也發表了一篇論文，是一篇關於銀行在經濟中（尤其是金融危機當中）作用的基礎研究。
戴蒙德與迪布維格同是耶魯大學的博士畢業生，他們提出了一個以兩人名字命名的模型——Diamond-Dybvig。
菲利普·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和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值得一提的是，迪布維格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比如太極、氣功和推手非常感興趣，還曾經長期擔任過西南財經大學的金融研究院院長
根據“DD”模型，儲戶存在銀行里的錢相當於銀行的負債，而銀行真正的資產來自於它們長期的貸款項目，銀行的一頭是非流動性的資產，另一頭是流動負債（儲戶隨時可能去銀行取錢），銀行的功能就是將短期的存款轉化為長期的投資，在其間保持平衡。
這其中天然地存在著一個矛盾：儲蓄者希望在急需用錢的時刻，能立馬取到他們在銀行里的錢，而企業與背房貸的人希望他們不用被迫提前償還貸款。
這一矛盾決定了銀行商業模式的脆弱性：當過多數量的儲戶從銀行提錢時，銀行就有可能因為沒有能力支付，不得不提前終止長期投資項目，這樣的損失可能導致銀行破產。
在“DD”模型出現之前，金融機構的角色也被討論了很久，但大多數經濟學家用的是假設，而非解釋的方法解構銀行。戴蒙德與迪布維格的模型則是基於微觀經濟基礎推導出來的，可供後人修改與擴展。
戴蒙德在另一篇文章中還指出，銀行的另一個功能是——掌握借款人的信息。
也就是說，銀行知道借款人把錢用在了什麼地方，知道怎麼監督它們的借款人以確保借款能被償還。銀行累計這些知識，降低了信貸的成本，而一旦銀行破產，信貸的中介成本就會急劇上升。
重新建立對借款人的監督、修復一個崩潰的銀行系統，需要很長時間。而在這段時間內，社會經濟就像殘疾人那樣踉蹌行走。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金融危機之後的恢復總是長期的。
戴蒙德與迪布維格關於銀行為何重要、又為何脆弱的理解，為現代銀行的監管提供了基礎。
他們為銀行的脆弱性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是，讓政府提供存款保險，儲戶知道國家可以為他們的錢提供擔保，就不會因為恐慌而沖向銀行。如今，多數國家就實施了這樣的方案。
伯南克、戴蒙德與戴布維格，他們三人的理論相互驗證。
通過他們的研究，如何防止金融危機演變為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在某種程度上轉化成了一個具體的問題，也就是應該如何監管金融市場正常履行其職能——將儲蓄引向投資性生產。
至於該問題的滿分答案是什麼，仍是一個留給現在的經濟學家與政府官員們的難題。
印錢的爭議
在伯南克之前，金融系統在宏觀經濟中的影響並未得到重視。不過到了2008年，事實證明，銀行一開始就在危機風暴中處於核心位置。
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也被稱為次貸危機，危機發生前，美國經濟蓬勃發展，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具體表現為房價迅速上漲，水漲船高的車貸與信用卡卡貸一同拉高了美國家庭的負債水平。
然而，眾多信貸雖然在名義上仍受到銀行控制，實際上卻轉移到瞭如影子銀行等不受監管的中介機構，金融體系相當脆弱。
在實踐中，監管往往不能跟上金融系統的變化。
比如，2006年，美國房價結束了上漲局勢，意外地開始下跌。也在這時，家庭抵押違約率上升，銀行壞賬增加，償付能力惡化。
這一變動迅速波及到了全球，2007年底，幾大國際銀行宣布，它們的次級債務發生重大減值損失。
不出意外，民眾對金融機構的信心喪失使得銀行擠兌再次出現。
伯南克作為當時的美聯儲主席，面對著引導一個巨大的經濟體走過危機的任務。
為了兼顧在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兩個目標之間走鋼絲的目標，伯南克一邊小心翼翼地制定著量化寬鬆政策，一方面又仔細地評估著經濟狀況，以求在合適的時候退出量化寬鬆。
這期間，他名言之一就是：今天的貨幣政策，96%靠與市場溝通。
在此期間，政府發揮了它的兜底作用，美國兩大房地產抵押貸款中介結構“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置於聯邦政府監管之下；美國銀行收購收購了美林銀行；美聯儲還出手救濟了美國國際集團（AIG）。
不過，即便在理論上知曉避免銀行破產的重要性，但在現實中，人們很難憑此就給出十全十美的解決方案，比如對大金融機構的過度保護，容易招致道德上的指摘。
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關於美聯儲是否在金融危機面前反應正確，一直存在著辯論。人們對於伯南克的爭議，也主要是針對他在美聯儲主席這個職位上的行為。
有人批評他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的發生，並且在危機臨近前過於樂觀地判斷了美國的經濟形勢；
還有人批評美聯儲與財政部允許四大投資銀行之一雷曼兄弟破產，直接導致了全球金融海嘯的發生。
伯南克向來堅持寬鬆貨幣政策，而眼下，美國正在面臨貨幣超發之後通貨膨脹的壓力。數據顯示，在過去一年內，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從0-0.25%上調至4.50%-4.75%。
2022年10月7日，美國紐約聯儲主席John Williams稱，隨著時間的推移，聯邦基金利率需要升至4.5%左右，但加息的步伐和最終高峰將取決於美國的經濟表現
等到今年7月份後，以美聯儲為首的歐美主要央行更是掀起了加息潮，這給很多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在中東、南美一些實體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的國家，由於美元和歐元的加息，直接導致了嚴重的資本外流，同時，也束縛了這些國家央行的貨幣政策。
因此，可以說，有關“伯南克們”的爭議，還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延續下去。
依靠某個理論就能完全應對金融危機，總歸是不現實的。
在現實這條曲折又漫長的道路上，人們只能在實踐探索中穿越迷霧，就如伯南克本人在獲得諾獎後的發言：“我生活中的一個教訓是，你永遠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鹽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