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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首次破兆大關，超過德國、日本、荷蘭、俄羅斯等全球主要順差國的總和。這一數字與年末同美國短暫的“休戰”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呼應：中國暫停稀土及關鍵礦物出口管制至2026年底，同時美國推遲晶片關稅。本文指出，經濟全球化已使製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而傳統地緣政治中心不變，形成了深刻“錯位”。那麼，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能否重組全球化呢？
本文首先溯源“規模經濟”概念，論證其如何從企業微觀層面，經由產業縱向一體化與跨國公司全球化佈局，“湧現”為國家乃至全球體系的宏觀“超大規模性”，而這正是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其次，文章重點分析中國如何通過改革開放，將自身在勞動力、產業配套與市場方面的潛質，轉化為深度嵌入並增益全球產業鏈網路的現實超大規模優勢。再次，面對美國因國內“鏽帶”問題而轉向以產業、科技、金融政策為工具的地緣經濟競爭，文章指出，中國完備且龐大的產業體系已成為全球網路的關鍵樞紐，使得傳統打壓手段失效。最終，這種以中國製造業為“中樞”、連接發達國家服務業與開發中國家初級產業的獨特位置，正使中國成為銜接海洋與大陸秩序的地緣經濟轉換節點，有望引領全球化走向陸海共濟、發展導向的新階段。
本文認為，經濟全球化導致的全球產業鏈一體化，使製造業和經濟活動中心（地緣經濟中心）發生了轉移，而傳統上的地緣政治中心卻保持不變，從而形成了錯位。國家作為現實的主權實體，有領土，有國民，更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可以駕馭本國經濟，把握發展趨勢，使其成為用於地緣競爭的“規模經濟”。這種以國家為分析尺度的“規模經濟”，是為“超大規模性”。在全球地緣競爭取代經濟全球化成為主基調的當下，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構成了其最根本的競爭力與戰略韌性，這一特質不僅使中國能夠抵禦美國“脫鉤斷鏈”等打壓，更可能從根本上重組全球化的格局與路徑，推動形成一種由“中心—外圍”結構轉向“中心—中國—外圍”結構的新型世界經濟體系。中國正以自身第二產業為紐帶，連接起開發中國家的第一產業和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經濟整體。中國正在從本質上改變全球地緣格局的性質。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能否重組全球化
——兼論地緣經濟學的再度興起
當前，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6年，以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為起始，國家安全至上的地緣競爭開始取代追求效率的經濟全球化。由此，在世界經濟日趨碎片化的同時，沉寂多年的地緣經濟學重新成為顯學，再次進入國際政治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視野。反映在中美關係上，2017年12月，初次上台不久的川普政府便發佈了精心炮製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了“美國優先”的原則，將經濟安全視為美國安全的基礎，並首次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自此，地緣經濟競爭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基調。
八年來，中美經濟關係經歷了貿易戰、脫鉤斷鏈、“小院高牆”、“對等關稅”戰，跌宕起伏。然而，這些政策儘管使中美之間的貿易額和投資額有了明顯下降，但世界經濟並未出現美國此前預期的“減少對中國經濟系統性依賴”的“去風險”局面。反而，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額和投資額都有了顯著增長，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增長最為醒目。於是，為什麼美國如此打壓，中國經濟卻未屈服，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疑問。
對此，通常的解釋是中國經濟具有非凡的韌性；進一步深究，韌性植根的土壤是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中國是個大國，不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更重要的是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產業體系，並且規模巨大。這一產業體系廣泛深入地嵌入全球產業鏈和供應網路之中，水乳交融，使整個網路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由此，一個司空見慣卻不常被提及的經濟學概念“規模經濟”，開始重新進入世界政治經濟研究的視野。經濟的超大規模性及其競爭力，不僅刷新了傳統“地緣經濟學”的意涵，也成為制定國際經濟政策的新考量，指導著地緣競爭的行動。
不同於以往地緣競爭是以政治軍事博弈為主，新一輪地緣競爭將更倚重經濟手段，規模經濟的大小及質量成為重心所在，競爭者將竭力擴大自身的規模優勢，削弱對手的規模優勢，以實現經濟和非經濟的目標。基於這一判斷，梳理從傳統規模經濟向超大規模性的演變路徑，有助於理解經濟全球化的興起及其發展前景，幫助中國從容應對日趨激烈的地緣競爭。
規模和範圍經濟首先是基於產品數量的微觀經濟學概念。規模經濟，是指企業在生產特定產品時，受制於該產品內在的技術經濟特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因生產產量變化所帶來的成本變化：產量增長在使流動成本上升的同時，也在攤薄固定成本，從而使平均成本不斷下降，進而出現平均收益上升的規模效益。範圍經濟，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多種產品，因裝置、管理、銷售等資產可以共享，甚至可以互補，從而可以攤薄固定成本，使總成本低於不同企業分品種生產的成本總和，進而出現總收益的上升。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共同特點，是隨著規模或範圍的擴大，邊際成本下降，導致平均成本下降；直到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時，規模或範圍的擴張才會中止，此時也是企業生產產量和範圍最佳水平，亦是企業規模和範圍效益最大化水平。
經驗表明，不同產品製造的複雜程度不同，技術經濟特性也不盡相同，這不僅使各種產品的生產函數各異，也使不同企業的規模和範圍效益最佳水平大小不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純粹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規模和範圍效益是企業治理中，內部組織協調演進的技術經濟基礎及其評價標準。這是因為規模和範圍效益遞增，不僅可以覆蓋企業內部為此付出的組織協調成本，而且可以產生“剩餘”，進而使企業的資產規模持續變大，直至實現規模和範圍效益最大化。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涉及企業存在邊界的討論，是假定其他條件，尤其是微觀個體行為不變的情況下發生的。在這一假定下，因不存在微觀個體激勵與被激勵的行為變化，規模和範圍經濟是企業內部成本與收益的權衡問題，呈現為純粹的線性關係。然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性的處理程序，規模和範圍經濟的內容是在不斷擴充中，並因此使其範疇也在不斷拓展中。這一拓展不單表現為因技術進步使企業平均規模持續變大，更重要的是會出現臨界變化，即規模和範圍經濟的發展突破了傳統企業的邊界，變成產業成長及擴張的過程，呈現為複雜經濟學意義上的“湧現”現象。換言之，這一臨界變化雖始於微觀層次的企業，卻有別於傳統企業層面的線性增長，上升到產業層次，展現為層次躍遷式的非線性發展，從而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體現為產業的升級和跨國的擴展，形成宏觀層面新的秩序。
首先，從產業發展角度觀察，19世紀末，以內燃機和電動機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迅猛發展，世界經濟出現了趨向於重工業化的產業升級。用政治經濟學的語言表述，區別於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所推動的以輕紡工業為典型的消費資料（第二部類）的工業化生產，重化工業化不僅是以鋼鐵、化工為典型的生產資料（第一部類）的工業化生產，而且呈現出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趨勢，使重化工業部門的產值超過輕工業，並持續增長。這種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趨勢，既是產業結構升級的表現，也是產業鏈條在上下游之間的延伸。特別是由於生產資料生產與生活資料生產是需求指向的市場上下游關係，生產的擴張也是需求的擴張。這種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促進預示著，規模和範圍經濟存在著持續擴大的可能性。不過，因生產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企業彼此獨立的傳統，這種產業層面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優勢還只是潛在的。換言之，如果將傳統上的上下游企業分立的生產鏈條用交易成本最小的方式組織起來，就可以使其規模與範圍經濟的潛在優勢在產業層次上發揮出來。
事實也是如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企業組織形式領域出現了以托拉斯為典型的產業上下游一體化的新型組織形式，並以美國最為典型。這種縱向一體化生產組織方式可以增強原企業的競爭優勢，成為企業集團發展的底層邏輯。不同於控制同類產品市場份額的卡特爾與制定同類產品售價和原材料採購價格的辛迪加等市場壟斷形式，托拉斯更多的是與該類產品生產過程密切關聯，通過將具有上下游關係的企業組織在一起，形成戰略清晰、經營統一、行動一致的跨企業的產業組織，進而將原先在企業外部存在的規模和範圍經濟的潛在可能性轉變為現實，並內部化了。經濟史學家錢德勒曾對美國以托拉斯為代表的縱向一體化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他在《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一書中指出，“把原先由各個企業單位之間的流動和交易放在一個單一組織內部，使縱向合併的多單位企業能夠降低並更加精確地計算交易成本，即通過聯結最初生產和最終消費的組織機構的長鏈將降低相關的中間投入成本”。由此，中間投入成本的降低帶來了規模效益的增進，既決定了相較於卡特爾和辛迪加等純粹的市場壟斷組織形式，托拉斯更具有穩定性和長遠性，同時也決定了需要制定《反托拉斯法》來更準確地界定壟斷，釐清合理的產業組織與有害的市場壟斷行為之間的區別。與此相適應，產業上下游間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優勢使制定產業政策成為可能。尤其是規模經濟潛力吸引著新興經濟體，成為其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導向，優先發展重化工業，進而帶動輕工業。它們往往採取財政補助和金融支援的辦法，鼓勵和推動重化工業優先發展，甚至不惜動用國有資本和國家行政力量來組建國有企業及企業集團，以期獲得經濟高速增長。其中最典型的是一戰後的日本和二戰後的韓國。
其次，從國際經濟的角度觀察，19世紀末，重化工業的大發展不僅推動著產業結構的升級，也使國際經濟領域發生了新變化。以前，蒸汽動力使以紡織品為代表的生活資料生產工業化了，而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需要世界市場，由此催生了以工業製成品為主的現代國際貿易。然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後，以重化工業中間產品為代表的生產資料的生產，不僅需要世界市場，而且需要原料基地，資本因此越出國境進行境外投資，使生產資料的產業鏈延伸到整個世界。由此，國際貿易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結構性變化，由傳統的以製成品貿易為主演進為以包括零部件在內的半成品貿易為主，且中間品貿易佔比持續升高的當代國際貿易。
國際經濟貿易的這些新變化讓國家利益也變得更為複雜，促使國家的對外職能更側重於經濟領域。各國政府在積極與外國談判國際經濟貿易協定的同時，也鼓勵本國企業將跨國業務進行內部化安排。尤其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一大批附屬於宗主國的殖民地獲得了獨立，也刺激著跨國產業鏈加快進行由外部貿易轉型為內部投資安排的處理程序。1974年，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專門研究了這一現象，並將這種跨國組織產業的企業行為正式命名為“跨國公司”。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認為，這種行為是通過將外在於本國企業的境外潛在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內部化的安排，在獲取規模效益的同時，又便於建立公司“內部轉移定價”機制，進而形成境外子公司為“成本中心”、境內母公司為“利潤中心”的格局，實現公司利潤的最大化。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是托拉斯的跨國形式，是更高層次、更廣範圍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內部化安排。
當規模和範圍經濟突破傳統企業的邊界並向上下游及跨國方向延伸時，臨界變化就產生了。這時，規模和範圍經濟已不再拘泥於微觀經濟學意義，而是因產業層面的結構性和地理層面的國際性，展現為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超大規模性”，進而產生了複雜系統科學所描述的“超線性規模縮放”問題（superliner scaling）：傳統微觀經濟學中的線性代數關係轉變為複雜經濟學中的非線性指數關係，一維增長現象轉變為“湧現”現象，出現了整體大於局部之和。從這個角度看待當代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就是“超線性規模縮放”的體現。自冷戰結束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這十幾年是經濟全球化的黃金時期。其間，全球經濟增長表現格外優異，全球GDP的年均增長率較此前高出一個百分點以上。這一相較於以往的額外增長，被學術界公認為是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從複雜經濟學的角度觀察，由於經濟的一維增長是觸發系統改變的基礎性關鍵變數，其變動會改變系統中各個因素的相對關係，進而出現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超大規模性效應，表現為除經濟增速加快外，國際貿易增速快於經濟增速一倍以上，而國際金融增速又快於國際貿易數倍以上，金融一體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秩序的首要特徵。2008年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是這一秩序的另樣體現，各國皆因此一損俱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區別於以往“一袋馬鈴薯”式的由國別經濟所組成的世界經濟，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以金融一體化為特徵的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更為複雜的超大規模系統整體。
如前所述，二戰前的世界經濟是以國別為主體的，水平分工是其基本格局，實力競爭是其基本規則，結果是爭奪世界市場和原料基地的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政策大行其道，形成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濟根源。二戰後，國際社會痛定思痛，為剷除戰爭根源，建立了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制約傳統列強式的無序競爭，形成了規範的世界經濟秩序。規範的秩序帶來了穩定的預期，使以直接投資為代表的長期投資可以持續增長，推動國際分工由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轉變。
從動力機制角度觀察，推動這一轉變的四個相互關聯的要素至關重要。一是交易成本。資本是逐利的，企業是資本承擔者，企業利潤最大化努力的一種表現是尋求現有技術條件下的交易成本最小化，這構成企業尋求規模和範圍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動力。二是治理結構。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企業或產業組織會不斷最佳化包括資訊傳遞、資源調配、資金籌措及有效管理在內的治理安排，進而形成尋求規模和範圍經濟效益的推進機制，使這一尋求行為長期化並可持續，由此從國內延伸到了世界。三是市場競爭。不同於國內市場，競爭性的世界市場給企業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迫使其在各個方面都要不斷進化，塑造著企業或產業組織經營的適宜形式及演進路徑。四是政府干預。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使產業跨越了國界，由此，企業借助國家力量的需要不斷增強，進而形成了政府和企業利益相互嵌入的對外治理行為，表現為國家出面爭取有利於本國產業跨國發展的國際協議和規則安排。這四個要素之間相互作用會產生棘輪效應，構成經濟跨國發展的動力，使各國產業開始相互纏繞，各國經濟開始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開始形成、發育和成長，並呈現出階段變化。
第一階段，上世紀60年代，一大批亞非拉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對這些國家來說，經濟發展成為首要任務，而吸引外資又成為重要措施，構成跨國公司發展的國際環境，發達國家企業海外投資設廠，貨物全球銷售行為開始湧現。這種縱跨“南北”的垂直分工，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初意涵。其中，60年代開始興起的集裝箱海運是其代表性技術經濟特徵，而日本帶動東南亞地區配套產業發展的經驗堪稱經典。
第二階段，以越南戰爭結束為標誌，世界進入了“緩和”年代，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日益發展，新的貿易現象也隨之出現，並突出表現在產業鏈長的汽車工業上。例如，兩個國家各自的汽車生產商可以用同樣一批汽車零部件組裝成略有區別的汽車，在同一市場進行銷售。這種競爭不同於生產不同產品的傳統貿易競爭，而是針對同一市場的消費者需求偏好差異的競爭。針對這種新現象，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引入了規模經濟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新貿易理論”。傳統貿易理論是基於一般均衡框架下的產業間比較優勢的古典貿易理論，其前提是規模報酬不變。與此不同，新貿易理論立足於不完全競爭框架下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產業內貿易，認為規模經濟是引致國際貿易的重要原因：因國際市場的規模比國內市場更大，使投資者偏好的差異更為顯著，可以形成具有經濟價值的市場，使企業可以在經營戰略差異上競爭，從而將潛在的規模經濟轉化為現實的規模效益。從新貿易理論出發，上世紀80年代《哈佛管理評論》開始倡導公司全球經營的理念並流行於西方企業，促使國際分工轉向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在內的“混合分工”，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全球化的意涵。
第三階段，冷戰結束後，投資貿易自由化進一步擴展，並深化著全球產業鏈。在經濟學意義上，所謂“冷戰”是世界存在兩個對立的體制和兩個平行的市場，並因“誰戰勝誰”而水火不容。“冷戰”的終結則意味著市場經濟統一了相互對立的體制，自由貿易消融了彼此平行的市場。各國經濟由此開始相互融合，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針對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出現的新現象，梅裡茲和安切斯等一大批經濟學家，將微觀層面的企業異質性和內生邊界問題引入經濟全球化研究，建立了“新新貿易理論”。他們認為，生產率及組織形式的差異對企業是否選擇出口或對外直接投資有重要影響，更高生產率的企業更可能參與國際貿易，低生產率的企業則更傾向於僅服務於本土市場。相應地，在企業異質性的條件下，企業在國際層面配置資源時，其內生邊界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需要從產業組織理論和契約理論的角度分析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決策安排。由此，外包、公司內貿易、對外投資設廠、授權經營、全球價值鏈管理等，成為企業的熱門話題。
這裡需要特別強調企業在國際貿易和投資創新與發展上的第一推動力作用。如前所述，企業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組織，追求規模經濟是其自然行為，它們對於國際市場的統一和擴展具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天然敏感。例如，改革開放後，中國企業不斷髮現細小的市場機會，通過生產特定差異的產品，滿足國際市場上同類消費者不同的消費偏好。這說明這種同類企業為降低單位成本而集中生產特定差異化產品的行為，是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的，從而有別於單純的比較利益考慮，成為克魯格曼“新貿易理論”的有力佐證。更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在經濟全球化中貿易和投資之間的轉換作用。經濟全球化是全球經濟同質化的處理程序，從單純比較利益的角度看，這意味著貿易機會的減少。但實際情況表明，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貿易卻在高速增長，同時貿易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991年中間品貿易僅佔全部國際貿易的30%，現在這一數字已達到70%。它證實了“新新貿易理論”的洞察：為追求更高生產率，企業將決定是參與國際貿易還是進行國際投資，兩者都會擴大國際貿易規模，區別僅在於前者更多體現為製成品貿易，而後者更多體現為中間品貿易。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觀察，交易成本、治理結構、市場競爭和政府干預，這四個要素之間的關聯所產生的不可逆的棘輪效應，將深刻影響一國的對外經貿行為，並推動國家治理結構和能力為適應企業跨國發展的需要而持續演進。換言之，在利潤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驅動下，企業通過日趨複雜的組織過程，在將規模和範圍經濟內部化的同時，形成了企業組織內部錯落有致的治理結構。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壓力，又推動著企業治理結構持續演進，最終帶來了治理方式突破，傳統企業的框架具有了集團化的架構。更突出的是，因產業跨越國界，企業利益和國家權力開始相互嵌入，不同國家紛紛干預企業或集團內部的治理，用監管等方式營造企業的外部環境，並在國際治理上展開對規則、規制、管理及標準制定的競爭，從而健全並完善了國際多邊治理體系。
歷史的處理程序和邏輯的處理程序是一致的。正是在上述邏輯的驅使下，當代經濟全球化展現出與以往世界經濟不同的宏觀特質。第一，生產力的全球佈局使得產業鏈不再拘泥於一國，也不完全受制於傳統垂直或水平國際分工，而是沿著比較成本最小化的方向散佈在世界各國之間，形成了有別於以往的全球產業鏈，在提升規模和範圍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促使全球產業鏈網路化了，經濟全球化因此展現為世界產業的一體化。第二，全球產業鏈網路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處於該網路不同環節的國家和地區具有不同的成本優勢。這使這一網路中的不同環節都具有外包或承擔外包的可能性，外包因此大行其道，成為當代經濟全球化的鮮明標誌，催生了更專業化、更有效率的全球供應鏈網路。第三，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的形成與發展，不僅使原有的企業管理扁平化了，還使管理重心轉向全球供應鏈管理，管理的標準化程度也大大提高。與之相適應，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也更高了，推動著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更加規範化和現代化。這特別突出地體現在對標準要求更高的與金融相關的規則、規制、標準及管理上，如巴塞爾協議、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等。
需要強調的是，當代經濟全球化之所以展現出這些新的宏觀特質，與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及增長方式密切相關。中國是個大國，天然具有超大規模性的潛質，改革開放將這種潛質轉變為規模和範圍經濟的現實優勢，進而影響著經濟全球化。從交易成本、治理結構、市場競爭、政府干預四要素的棘輪效應角度觀察，改革，就是摒棄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以市場經濟的方式組織工業化。隨著產權清晰和市場競爭的深化，企業利潤最大化動機不斷強化，使得尋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創新不斷湧現，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三來一補”、合資合作等創新性的微觀經濟組織形式都是案例。與此同時，中國地方政府又是發展主義導向的，以經營公司的方式進行地方經濟建設，通過稅收優惠、完善基礎設施來招商引資。由此，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產生了現實的超大規模性，推動規模和範圍經濟不斷增進。開放，就是將中國的工業化納入經濟全球化處理程序，在全球市場的規模和層次進行資源配置。此前，中國經濟的資源配置僅限於國內，呈現不平衡狀態，人力資源充沛，但土地、淡水、石油及其他礦產資源卻相當貧乏，資本和技術更是短板。對外開放使中國可以在全球層面配置資源，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改革取向下的對外開放意味著與國際慣例接軌，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由此，中國將低成本卻高品質的勞動力優勢納入經濟全球化，吸引著全球資本和技術向中國流動，中國因此成為全世界投資的“世界工廠”，形成了貿易和投資“大進大出”的國際循環，使中國成為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大國。
從全球經濟角度觀察，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經濟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全球化也因中國經濟的融入而得到格外的發展。當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與國際資本相結合，全球產業鏈開始延伸到具有超大規模性潛質的中國，激發出無與倫比的規模經濟效應；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也讓中國日益成為全球產業和供應網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節點。
圍繞著中國這一節點的成長，世界經濟開始出現新的“湧現”現象，使當代世界經濟有了全新意義：首先，當中國逐漸成為與西歐、北美比肩的製造業中心後，就成為全球初級產品市場的強勁需求方和全球工業製成品的主要提供者。一方面，中國強勁的需求改善了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增加了開發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另一方面，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又降低了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增進了全球，尤其是發達國家消費者的福利。這些可以視為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規模效益增進的表現，也使高增長、低通膨成為經濟全球化全盛時期的特徵。其次，中國產業以叢集式的方式加入經濟全球化，一方面增加了全球生產網路的彈性，使生產和服務外包的條件更加完備，環境更加優良；另一方面在擴大全球供應鏈規模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網路的節點不斷增多，這意味著產品層面配套組合的可能性越大，產業層面整合創新的機會越多，經濟發展的空間也越廣闊。最後，以加入WTO為標誌，中國的對外開放獲得世界的認可；與此同時，世界經濟體系需要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做出適應性調整，以便“消化”超大規模的中國經濟。於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體系雙向適應的調整過程，成為一個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方式、提升其治理效能的過程，推動了產業標準、行業規範、國際貿易治理、國際金融治理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經濟體系性地嵌入全球生產鏈和供應鏈網路，成就了經濟全球化。當人們為此津津樂道並認為“世界是平的”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仍是民族國家。國家橫亙在經濟全球化中，因經濟或非經濟原因，自然導致各生產要素的開放程度不同，國際流動的便利程度不一，進而形成了新的問題。喬治·索羅斯在本世紀初就指出：“全球化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它允許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相形之下，人員的流動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於資本是生產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各國必須相互競爭來吸引它，這妨礙了各國對資本進行徵稅及管理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受利潤最大化規律支配，在開發中國家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吸引下，發達國家的資本因便於流動，沿著成本最小化方向，引導產業向開發中國家，尤其向中國轉移，加速了這些國家的工業化處理程序；另一方面，資本和產業的轉移又使發達國家出現了產業“空心化”趨勢。由於勞動力不願也難以在國家間自由流動，致使發達國家失業率不斷攀升，藍領工人收入下降。這在美國中西部尤為突出，形成了具有美國特色的“鏽帶”問題。
“鏽帶”問題的出現，埋下了社會撕裂的種子，金融資本與中下層的利益日益分野，對立日趨嚴重。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愈演愈烈，形成了對政府的巨大政治壓力。迫於這一壓力，政府的政策及職能開始發生系統漂移。川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推動美國政府的政策與體制由曾經大力鼓吹“全球化”轉變為“美國優先”。為“讓美國再次偉大”，川普政府在推進美國再工業化的同時，宣稱世界“必須減少對中國經濟的系統性依賴”。於是，削弱中國的規模經濟優勢，壯大美國的規模經濟優勢，就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思路。
一旦把“規模經濟”概念引入地緣經濟學，它的含義便發生了變化。依照新古典經濟學，規模經濟是分析企業經營的微觀經濟學概念；因此它是有邊界的，即當企業生產的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便達到了最佳規模。超越這一邊界，企業獲得新增產品就不再是通過內部生產，而是通過市場的交易。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的交易及其發展是由效率推動的，是由社會分工所決定的。對效率的追求使社會分工不斷細分化，一方面推動著市場交易廣度的擴張，出現了跨越國境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另一方面推動著市場交易深度的拓展，形成了產品、勞務、技術金融乃至資訊等多層次市場，並且具有不斷豐富化的態勢。由此，市場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它是一種自生自發、自組織、自適應的秩序，是看不見的手，既不可干預也不能干預。換言之，市場沒有邊界，當然也就無所謂規模。因此，在傳統宏觀經濟討論中，很少涉及“規模經濟”。即便非要涉及規模經濟，也是從企業角度出發，在市場交易環節展開討論，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對國際貿易的研究上。
然而，地緣經濟學之所以是地緣的，就在於它是以國家為本位討論經濟問題的。從地緣經濟學的視野出發，就把新古典經濟學眼中無邊無沿的國際市場交易，套上了國家邊界的框架。這樣不僅使地緣經濟學成為可描述、分析的經濟範疇，更重要的是，國家是個現實的主權實體，有領土，有國民，更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可以駕馭本國經濟，把握發展趨勢；使其成為用於地緣競爭的“規模經濟”。顯然，這種以國家為分析尺度的“規模經濟”，超越了企業層次和產業層次，上升為宏觀乃至全球層次的戰略問題，本文稱為“超大規模性”，以示與經濟學傳統討論中規模經濟概念的區別。
國家尺度的經濟“超大規模性”納入地緣競爭後，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國家首先是個地理單元，幅員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資源有富有貧，但只有幅員遼闊的人口大國，才具有“超大規模性”的天然潛質。即使一個後起的大國，也可以通過工業化建立起全面完備的產業體系，奠定自身經濟超大規模性的競爭實力，美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代，超大規模性的產業體系的競爭優勢更加凸顯。如前所述，與其說大國的超大規模性產業體系嵌入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不如說它本身就是這一全球網路的形成基礎。小國經濟可以加入這全球網路，分享規模效應，實現搭便車式的經濟增長，但只有大國才能利用其產業體系在全球網路中的地位，以其超大規模性影響國際投資的流向，左右國際貿易的規模與結構，特別是決定全球中間品貿易的地理分佈。換言之，地緣競爭之所以是大國競爭，首先在於大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美國之所以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也是從這個角度看待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的。
美國近年來制定的地緣經濟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領域。
其一，產業政策。美國向來崇尚自由市場經濟，鄙視產業政策。尤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里根經濟學促使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流行，進而形成了“華盛頓共識”，強調企業競爭，減少政府干預。放鬆管制、開放市場、自由貿易，更成為經濟政策的主流。川普上台後，卻一反常態，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開啟了在產業政策加持下的再工業化處理程序。一方面通過加征高額懲罰性關稅等多種貿易保護措施，為美國本土企業創造市場機會，防止其繼續流失海外；另一方面則通過減稅和產業補貼等支援性手段，吸引外資，首先是美國的海外投資回流本土建立產業。川普第二次上台後，更加變本加厲，將上述兩方面結合起來，將關稅政策設計成與貿易對等、對美順差掛鉤的“對等關稅”，要求貿易對手以擴大對美投資的形式進行“避險”安排。這些政策的制定動機十分明確，就是通過產業政策，支援美國本土產業形成超大規模性，在為當下的地緣經濟競爭贏得優勢的同時，也為未來的競爭優勢奠定基礎。美國副總統范斯特別強調了再工業化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意義，指出工業是人工智慧應用的基本場景，因此，再工業化不僅關乎當前的就業，還關乎美國經濟的未來。
其二，科技政策。一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不僅取決於該國產業體系的完備性帶來的超大規模性的範圍經濟影響，更取決於其產業體系的技術前瞻能力帶來的超大規模性的引領作用。於是，技術創新的自主性和技術標準的制定權，就成為地緣經濟競爭的關鍵。例如，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技術被認為是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明天技術”，也被美國視為關乎國家安全和未來競爭力的戰略技術，必須嚴加管制，這正是美國限制中國獲得先進晶片技術的原因。由此推而廣之，以往被認為“科學無國界”的知識生產領域，也被套上了國家的“枷鎖”。一方面，知識生產和發明創造本身就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徵，只有具備完整產業體系的大國才值得，也才有能力大規模投入研發；一旦成功，技術引領帶來的產業規模效應非同小可。因此，搶佔未來技術制高點成為大國地緣競爭的關鍵領域。另一方面，知識生產和發明創造還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技術後進者享有明顯的“搭便車”機會，這使得技術領先國有較強動機阻礙技術進步正外部性的發揮，地緣經濟競爭更加強化了這一動機。近年來，美國科技政策地緣化的傾向正在加強，開始禁止中國留學生學習敏感專業，禁止與中國學者進行合作研究，等等。
其三，金融貨幣政策。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首先表現為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使得國際金融市場的套匯套利避險機制，大大抵消了一國貨幣政策的效用。這驅使著各國貨幣政策回歸中性，進而使國際金融市場有效性假設得以成立。在這種背景下，“直接融資”大行其道，資本的供給者和需求者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直接相互匹配，金融機構只是發現風險、配置風險、處置風險的中介機構。然而，當時代趨勢從經濟全球化轉變為地緣競爭，金融的性質及功能都發生了變化。地緣競爭阻礙國際資本自由便利地流動，不僅弱化了國際金融市場套匯套利的避險機制，減低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有效性，更有甚者，金融霸權國還可以把金融作為制裁工具。據統計，美國每年新發起的金融制裁數量由2010年的3起，增加到2018年的15起，再到2023年的48起。
國際資本流動更加不暢，還意味著貨幣再度非中性化，貨幣政策傾斜作用的空間加大，並成為增強地緣競爭能力的一種工具。例如，如果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安排，使金融資源向工業傾斜，會因製造業產業鏈條長而出現“乘數”帶動效應，產生規模經濟；如果再以財政政策進行配合，會使“乘數”效應更加顯著，在加速產業體系成長的同時，提升本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中的地位。美國產業政策中就含有這種結構性財政金融安排。正是從地緣競爭的立場出發，自2017年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後，美國政府就陸續將涉及產業、科技、金融等領域的經濟競爭手段整合在一起，統籌建立了服從地緣競爭的工具箱。過去八年中，美國政府既不在乎經濟全球化的效率，也不顧及美國企業和資本的利益，僅在意造就“美國第一”的競爭優勢。結果，美國由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建立者變成了現行國際麻煩的製造者，其地緣經濟政策自然在多國遭遇冷遇和抵制。
當前，世界又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再度創造了地緣經濟學興起的歷史契機。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傳統的地緣政治經濟觀念和戰略可以“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就能應對變局。儘管美國已經祭起了地緣競爭戰略的大旗，但時代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冷戰已經結束，經濟全球化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在冷戰年代，東西方對立使兩個陣營之間的政治經濟往來甚少，但現在全球化卻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一體化，進而使傳統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出現了結構性變化。傳統的地緣政治中心雖依然如故，但地緣經濟中心卻發生了漂移，以中國為代表的“一帶一路”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已成為全球製造業的最大基地或中心。正是這種地緣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錯位，造成了新的地緣矛盾，引發了中美摩擦。然而，也正是這一錯位，導致了傳統地緣政治經濟理論和戰略的失效，過去八年，美國對華地緣經濟政策，無論“脫鉤斷鏈” “小院高牆”還是“極限施壓”都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在日益成就“一帶一路”的繁榮。
經濟全球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地緣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錯位，使全球南方，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機會發展自身，進而深切地體會到經濟增長、收入提高和社會發展的意義，“發展是硬道理”由此深入人心，成為“一帶一路”格局崛起的緣由。在這一格局中，中國不僅處於地理的中樞，更因其日益成長的超大規模經濟，尤其是在全球具有壓倒性優勢的重化工業和製造業，成為“一帶一路”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聯結中樞：對資源能源富集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中亞、中東）而言，中國的重化工業和製造業是其產業的下游；對出口導向型加工業發達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東南亞）而言，中國的重化工業和製造業是其產業的上游。
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衝破了傳統地緣思維模式的束縛，以“兩頭在外”的方式開啟了歐亞大陸島上“一帶一路”的陸海共濟。中國正以超大規模的經濟體量連接著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的方式，使“一帶一路”不再是海洋進入大陸的前沿或大陸對抗海洋的緩衝地帶，而是成為世界經濟繁榮地帶。更重要的是，以更長遠的角度看，中國超大規模的工業體系，一方面構成對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及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是開發中國家能源、資源等初級產品的重要需求方。中國這種“半中心半外圍”的狀態，使世界體系論下“中心—外圍”的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結構性變化，變成“中心—中國—外圍”的結構，中國正以自身第二產業為紐帶，連接起開發中國家的第一產業和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經濟整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因具有連接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的中樞地位，正在從本質上改變全球地緣格局的性質。這是“一帶一路”帶給我們的新型全球化啟示。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