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困局，一場延續百年的資源詛咒 | 封面人物

當世界談論委內瑞拉時，常常陷入一場看似深刻、實則簡化的泛道德主義辯論。一方將其描繪為“烏托邦失敗”的終極樣本，指責其領導人用民粹主義摧毀了繁榮；另一方則將其敘述為“帝國主義壓迫”的典型受害者，認為美國的外部制裁是萬惡之源。

然而，這兩種敘事進入了同一種思維陷阱：它們都將一個世紀的複雜歷史，壓縮為一種非黑即白的道德審判，將責任歸於單一的“好人”或“壞人”。這種審判儘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卻無助於完整地理解悲劇為何發生，以及它為何難以終結。

委內瑞拉的地緣政治囚籠並非一日鑄成：自然給了它豐厚的餽贈，也讓它無法迴避被捲入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命運。資源沒有成為獨立和富強的資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氣，也鎖死了它的發展路徑。特殊的地緣區位，又使它在冷戰和後冷戰的宏大棋局中，被劃入超級大國的利益版圖，難以翻身。

委內瑞拉的故事，遠不只是一個關於政策或領導人對錯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結構如何塑造命運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結構的限制中，委內瑞拉看似擁有選擇，實則每一步都難以走出結構限定的狹窄通道。無論是早期的依附，還是後來的覺醒與反抗，都未能讓它擺脫最初的枷鎖。每一次看似激進的轉向，都不過是在牢籠內的一次轉身；每一次對舊秩序的革命，都在無意中複製了舊秩序的邏輯。

委內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離答案更遠了一點，但它帶來的啟示已經足夠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個實體的建制或霸權，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的枷鎖。有時，比起短期內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鬆平常卻日復一日、鍥而不捨的流汗，或許才能為國運積累出真正的質變。

01 “我們在石油公司的許可下執政”

在“洛斯巴羅索斯2號”油井發生井噴的那個清晨到來之前，石油巨頭殼牌的勘探隊已經在委內瑞拉苦苦尋覓了十年。

1922年的7月31日，他們做了一個在後世看來猶如神啟的決定：回到馬拉開波盆地，把之前鑽探過、卻一無所獲的“洛斯巴羅索斯2號”，往深處再鑽一點。

當時的勘探隊大概有點“死馬當活馬醫”的意思，因為第一次鑽探，他們就對這個地方沒什麼好感，從給油井起的名字就可見一斑——“洛斯巴羅索斯”，意思就是“爛泥潭”。

1922年12月14日，鑽頭抵達地下約440米的位置。當日清晨7點，伴隨著大地的沉悶巨響，石油狂湧而出，形成一道差不多有20層樓高的噴泉。委內瑞拉特有的重質原油四散飛濺，圍觀的本地村民被淋了個渾身黑點。

這道爛泥潭裡的噴泉，從此改變了這個國家原有的歷史軌跡，宣告一個被石油重新塑造的時代的來臨。在發現石油之前，委內瑞拉是一個典型的、經濟表現平平的農業國，主要依靠咖啡和可可等初級農產品。然而，這口功勛油井的出現，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列強對石油需求的激增，瞬間將委內瑞拉推上了世界能源舞台的中央。

到1929年，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已達1.37億桶，一躍成為當時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產油國。從農業社會到石油巨頭的轉型，速度快得令人眩暈。

這一轉變的核心驅動力，是1908—1935年擔任委內瑞拉總統的胡安·比森特·戈麥斯。戈麥斯敏銳地認識到，石油是快速積累財富的捷徑，他通過慷慨的特許權政策，將大片國土的勘探開採權授予外國石油公司，以此換取穩定的租金收入和政治支援。此後，石油收入迅速取代農業稅收，成為委內瑞拉國家財政的絕對支柱。

石油的噴湧如同號角，召來了全球最強大的石油壟斷資本。除了早已入場的英國、荷蘭合資巨頭殼牌，1922年後，以洛克菲勒家族的標準石油公司為代表的美國資本大舉湧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資本對外擴張加速，委內瑞拉是主要目標之一。

英美資本在委內瑞拉的競爭與合作，共同建構了一個極端不對稱的利潤分配格局：大頭利潤牢牢掌握在外資手中，而坐擁資源的委內瑞拉則淪為全球石油產業鏈上被動的上游，進而形成了經濟增長而不發展的怪象——石油產量和GDP數字飆升，但資金、技術和產業關聯效應卻極少惠及委內瑞拉本國經濟，國家無法積累起經濟現代化的內生動力。

跨國石油巨頭從委內瑞拉拿到了罕見的利多政策：委內瑞拉政府將大片國土以極低的價格和漫長的期限租讓給外國石油公司。這些公司不僅獲得勘探開採權，往往還擁有定價、運輸和出口的自主權。至1960年，外資控制的石油租讓地達471萬餘公頃。

戈麥斯政府之所以如此大方，無非是因為該制度能以最低的行政成本和最快的速度，為政府權換取穩定的現金。對於外國公司而言，這意味著它們能以近乎殖民地的形式在委內瑞拉運作，並將絕大部分利潤匯出境外。

在廣大的特許區域內，跨國石油公司扮演了事實上的“准政府”角色。它們自主建設並管理著全套生產生活設施，包括道路、電力、供水、住宅區和醫院，公司為其僱員（多為外籍技術人員）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形成了一個與周邊落後的農業社會格格不入的現代化孤島。

這些公司還憑藉其巨大的經濟影響力，直接介入委內瑞拉國家政治。它們通過行賄、政治獻金、僱傭前政府高官等方式，深度影響這個國家的能源政策、勞工法和稅收政策的制定，確保制度環境始終對其有利。真正的權力中心不在首都加拉加斯，而是在石油公司的區域總部。

1940年代，曾有一名委內瑞拉的內閣部長如此自嘲：“我們在石油公司的許可下執政。”

這種國中之國的狀況，嚴重侵蝕了國家的主權完整和治理權威。更嚴重的是，石油讓委內瑞拉經歷了一輪倉促和畸形的經濟結構轉型，成為一個嚴重依賴不可再生資源出口、產業空心化的收租國家。政府的主要角色不是發展生產和創造財富，而是作為資源的看守人，通過收地租來分配財富。

委內瑞拉政府一度沉浸於這一角色，高峰時石油收入佔國家財政收入的70%、外匯收入的95%。這種老天賞飯的快錢扭曲了國家的發展邏輯，經濟表現完全與國際市場上的油價掛鉤。政府不用靠納稅人過日子，也就不需要向納稅人負責，更沒動力去培育多元化、有競爭力的其他產業。

石油租金模式不僅重塑了委內瑞拉的經濟，更深度重構了該國的政治生態。一個以軍人和官僚聯盟為核心、分享石油租金收入的食利聯盟就此形成，執政者的權力是否穩固，直接取決於其對石油資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

這種捆綁造就了一套病態的政治經濟運作方式：強大的跨國石油企業有能力扶植代言人掌權，代言人則憑藉石油企業交的租金維繫權力。從戈麥斯的軍事獨裁時代開始，委內瑞拉的政權就慣於使用石油租金“購買”社會穩定：一方面，高薪和特權職位被用來收買軍方和官僚的權貴階層，防止內部叛亂；另一方面，當油價高企時，政府也能撥出部分資金，用於有限的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建設，以緩解底層民眾的不滿。

即便在自主掌握石油資源後，這一邏輯依然深刻影響著委內瑞拉的政治，不同派別的鬥爭常常圍繞石油收入的分配展開，而非國家的長遠發展規劃。查韋斯時代更是將這一邏輯發揮到極致，其管理國家的社會願景，幾乎全部由價格飆升的石油買單。

石油對於委內瑞拉而言，遠不止是一種商品，它更是國家預算的來源，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也是國內各派勢力角逐的核心戰利品。國家命運與石油期貨市場的漲跌高度關聯，無從剝離。

這種共生關係是脆弱的。一旦油價暴跌，維持統治集團內部士氣和民眾忠誠的硬通貨就會消失，從而觸發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

02 “獨立自主工業化”的表演

在這一歷史時期，長期面對外國資本對本國資源強勢控制的困境的，不只是委內瑞拉，還有許多其他拉美國家。

因此，拉美國家開始掀起了一波旨在重新定義資源所有權與分配方式的國有化浪潮。一種新的論斷逐步成為顯學：資源的國有化不僅能遏制利潤的大量外流，更能讓國家主導發展，通過對資源收入的戰略性配置，推動資本積累和產業結構升級，從而實現從“初級產品出口國”向“自主工業國”的歷史性跨越。

其中最激進、最著名的榜樣是墨西哥：1938年，拉薩羅·卡德納斯總統頂住巨大的國際壓力，毅然簽署法令，徵收所有外國石油公司的資產，成立了完全國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這是一次激進的政治決斷，旨在完全收回資源主權。

相比之下，考慮到國家財政和政權穩定對石油經濟的高度依賴，委內瑞拉並未貿然複製墨西哥式的強制徵收，而是試圖在不“驚嚇”外國資本的前提下，逐步重新分配石油收益。他們先是在1943年通過新《石油法》，強化了國家的監管和稅收地位；1948年，政府進一步推動並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利潤對半分成”制度，強制規定國家至少獲取石油生產淨收益的50%。這種“漸進式贖買”並未觸碰外資公司的產權基礎，卻顯著抬高了國家在石油收益分配中的地位。

這種溫和路線的背後，隱含著委內瑞拉政治精英的一種普遍擔憂：激進國有化可能引發外國資本撤離、技術中斷乃至歐美大國的政治與經濟報復，從而危及國家財政，乃至政權本身。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委內瑞拉選擇以提高分成比例、強化稅制和行政控制來替代直接徵收——這一選擇有效避免了正面的地緣政治衝突，卻也在客觀上延長了外國資本的制度性影響。而重新分成後石油收入的提升，又繼續強化了國家對石油收入而非技術和產業自主的結構性依賴。

1958年，委內瑞拉人民推翻了佩雷斯·希門尼斯的軍事獨裁統治，開啟了所謂的西方代議制民主時代。為確保新生民主政體的穩定和持續，1958年10月，委內瑞拉三個主要政黨的代表在加拉加斯小鎮蓬托菲霍簽署協定，就尊重民主選舉結果、民主政體下的權力分享等問題達成協議，此後形成了委內瑞拉基督教民主黨與民主行動黨兩黨輪流執政的“蓬托菲霍體制”。

不同政黨間的權力分享和政治妥協維繫了新體制的穩定，但作為代價，無論執政黨如何輪替，兩黨政治精英形成了高度一致的隱形共識：不挑戰以石油收益為中心的經濟模式。

從軍人獨裁到民主政治，委內瑞拉還是沒能擺脫這種跟石油收益之間穩定但扭曲的共生關係——在民主政治之下，政黨競爭依然圍繞石油收入的再分配展開，兩黨皆通過庇護和裙帶關係來鞏固其對委內瑞拉政治的控制。委內瑞拉的民主化變革只是調整了“租金國家”的分配規則，而非其本質的運作方式。

直到1960年代以後，隨著國際石油市場格局的變化，委內瑞拉的資源民族主義才再次獲得制度性突破。1960年，委內瑞拉聯合中東產油國，共同創立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試圖通過產油國的集體行動，奪回長期被跨國公司掌控的定價權。

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機後油價的急劇上漲，為委內瑞拉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政空間和政治自信，被視為推動“經濟解放”的歷史性窗口。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充沛的財政的支援下，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於1976年完成了石油工業的國有化，成立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

這仍是一場制度化、補償式、避免正面衝突的國有化，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它像征著國家對資源主權的最終收回，卻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委內瑞拉對外國石油資本的依賴。

冷戰時期的委內瑞拉，時不時表現出一種深受庇隆主義感染的勢頭，強調民族獨立和反霸權，積極倡導拉美一體化，在外交上跟東西方似乎都保持著距離，甚至公開批評蘇聯在古巴的革命輸出。

然而，這種看似獨立自主的外交姿態，建立在兩條不曾言說、但絕對不可觸碰的紅線之上：其一，石油經濟必須順暢嵌入西方市場體系；其二，任何外交和內政選擇，絕不挑戰美國在西半球設定的地緣政治規則。

因此，委內瑞拉的戰略自主更像是抬頭挺胸的下跪——以石油美元為支點，換取有限的外交空間和國際影響力。這種自主並非源自多元化的產業結構、技術能力或制度創新，而是對國際能源市場繁榮的高度依賴。一旦油價下行，或國家試圖突破既定邊界，這種自主性便會迅速縮水，其脆弱性也暴露無遺。

委內瑞拉一度十分陶醉於這種不堪一擊的自主性。作為主要產油國，它也確實趕上了好年景：1970年，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收入約10億美元。在中東戰爭和石油危機的影響下，1974年其石油收入躍升至60億美元以上，到1980年代初甚至達到了200億美元。

這一輪油價暴漲製造了所謂的“委內瑞拉奇蹟”：佩雷斯政府推動了雄心勃勃的“宏偉委內瑞拉”計畫，集中投資重工業發展，社會福利急劇擴張，消費水平顯著提升，委內瑞拉的人均GDP一度超過西歐發達國家。伴隨這一切的，還有不到十年裡膨脹了7倍的債務。

委內瑞拉並非沒有意識到產業單一的問題。為此，國家扶持了一批鋁業、鋼鐵、石化領域的工業項目，希望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但這些靠石油收入建立起來的國有企業，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鍛鍊自己的出口盈利能力。它們的存在更像是一場工業化表演：看，這些我們都有。後來，曾有經濟學家在評價這一時期委內瑞拉的工業化時說：這一切都是石油美元的幻影。

在委內瑞拉進行這番工業化的同時，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輕工業、農業和民間中小企業，卻在不斷被外國進口商品擠壓。氣候宜人，土地肥沃，1950年還是農產品出口大國的委內瑞拉，到了1980年已經有60%以上的食品需要進口。

結構性改革被一再推遲，經濟轉型的窗口期在繁榮中悄然關閉。當1980年代國際油價下跌時，委內瑞拉這種以單一資源為支點的經濟發展模式迅速崩塌。

1983年，委內瑞拉債務爆雷，政府於2月18日（星期五）被迫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允許貨幣玻利瓦爾大幅貶值，並實施外匯管制。

“黑色星期五”標誌著貨幣危機全面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債務失控、通貨膨脹和社會動盪。更為致命的是，這場危機不僅摧毀了經濟增長的神話，也動搖了以“石油租金—民主分配”為基礎的政治合法性。曾經被石油掩蓋的結構性貧弱，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而就在“黑色星期五”發生的3個月前，委內瑞拉的十幾位青年軍官來到了一棵傳說是拉美獨立英雄西蒙·玻利瓦爾休息過的古樹下。當天正是玻利瓦爾逝世的紀念日，這群軍官成立了一個叫“玻利瓦爾革命運動—200”的秘密兄弟會。

領銜兄弟會的是出身貧寒、年輕有為的軍隊新星烏戈·查韋斯，他手按《玻利瓦爾文集》帶領眾人宣誓：我們將永不停息，直至推翻這個腐朽的政權，直至建立一個嶄新、公正、主權獨立且玻利瓦爾式的委內瑞拉。

03 被誤判的“黃金十年”

危機到來後，委內瑞拉又迅速倒向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

整個過程類似1990年代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委內瑞拉大量砍掉了繁榮時期五花八門的社會福利支出，推動能源、電信、鋼鐵等戰略行業的私有化，腰斬後的石油收入則基本被用來償還外債。

在1990年之前，委內瑞拉的貧困率已躥升至50%以上，中產階層大幅萎縮，醫院的婦產科開始普遍出現體重不足的新生兒，兒童營養不良成為這一時期委內瑞拉最普遍的公共衛生問題。

1989年，加拉加斯爆發大規模騷亂，傷亡上千人。此後十年間，委內瑞拉國內大大小小的示威騷亂爆發過數百起。1992年的年頭和年尾，對政府失去信心的軍方少壯派烏戈·查韋斯中校和赫爾曼·巴雷拉少校相繼發動武裝叛亂。

兩次叛亂都失敗了，但軍方並未趕盡殺絕。查韋斯一度佔據了軍事博物館，意識到行動難以成功後，他表示願意放下武器，條件是向全國人民發表一次電視講話——軍方竟然答應了這個要求。

全體委內瑞拉人於是首次見識了查韋斯其人，雖然此時他一臉疲憊、鬍子拉碴，但他的一番慷慨陳詞，迅速點燃了大量委內瑞拉底層人民的熱情。演講的最後他說：“我很遺憾，但我們的目標尚未成功，祖國萬歲，人民萬歲。”

很快，“尚未成功（por ahora）”這句話成了T恤和街頭塗鴉的圖案，傳遍全國。

隨後對查韋斯政變的法庭庭審，更是成了他進一步宣揚政見的演講台。他痛斥新自由主義改革框架下權貴階層與跨國資本相互勾結，將本應屬於全民共享的石油紅利大肆瓜分，而底層民眾卻在貧困和通膨的泥沼中掙扎。

儘管查韋斯隨後被判處監禁，但他的名字已經成了新希望的象徵，以及民眾宣洩不滿的精神寄託；1994年，拉斐爾·卡爾德拉總統赦免了包括查韋斯在內的政變參與者。出獄後的查韋斯迅速組建第五共和國運動，以玻利瓦爾革命為核心旗幟，明確提出將石油資源收歸國家主導管控，推行面向底層民眾的免費醫療和普惠教育等社會福利政策，這一系列主張精準切中了飽受貧困與不公之苦的民眾的核心訴求。

1998年，查韋斯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總統，委內瑞拉兩黨輪流執政的“蓬托菲霍體制”就此終結。《紐約時報》對此評價道：“這不是一次普通的選舉勝利，而是一場靜默的革命。”

查韋斯獲得了底層人民的幾乎全票支援，他提出的政治藍圖簡單清晰：掌控並改造軍隊，將其從國家的中立護衛者轉變為“玻利瓦爾革命”的先鋒隊，及主要的社會項目執行者之一；牢牢控制國家石油公司，將其從一家追求商業效率的技術型公司，徹底改造成為政府財政的提款機和社會政策的融資工具；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將大型農場收歸國有，並重新分配閒置土地給窮人；對外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造“反美同盟”。

石油，再次成為查韋斯能夠同時維繫民眾支援、鞏固軍隊忠誠並推行激進的內外政策唯一的經濟基石。

依託國際油價上漲的紅利，查韋斯一反過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轉而推行“21世紀社會主義”。2001年，查韋斯要求埃克森美孚、雪佛龍等美國石油巨頭將核心開採業務移交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這一舉措直接衝擊了美國能源資本在拉美的核心利益。自此，美國對查韋斯政權採取了內外兼施的遏制手段。

美國直接策動了2002到2003年間針對查韋斯的政變，以及國家石油公司的大罷工。查韋斯憑藉自己崇高的人望和雷厲風行的手段，成功平息隱患，但雙方的矛盾也就此逐步升級。

2007年，查韋斯進一步推動石油產業全面國有化，收回22家外資石油公司的開採權。美國則通過限制技術輸出、阻撓委石油出口融資等方式進行報復，導致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開始面臨裝置更新和產能提升的困境。

查韋斯是幸運的，他執政的絕大部分時間（1999—2014）恰逢國際油價史無前例的超級周期。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使他得以推行宏大的社會福利計畫，涵蓋醫療、教育、食品補貼等各個方面。

這些計畫在減貧和再分配上取得了顯著成效：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委內瑞拉貧困率從2003年的62%降至2009年的29%，基尼係數明顯下降。對許多委內瑞拉普通人而言，查韋斯執政的前十年是生活水平切實改善的“黃金十年”。

然而在這個“黃金十年”，委內瑞拉對石油財政的依賴進一步加強，達到歷史的頂峰。2008年，石油收入佔委內瑞拉政府總收入的96%，非石油部門的GDP貢獻率從查韋斯執政前的45%跌至30%。

為了強化政治控制，查韋斯清退了國家石油公司的大量技術精英，導致公司管理政治化、技術能力空心化。企業國有化的範圍不斷擴大，但國有化後的企業躺在石油收入帶來的補貼上不思進取，還是無法形成新的增長點。

為保障社會福利和壓低物價，政府實施嚴格的價格管制和外匯管制，這扭曲了市場訊號，打擊了農業生產和私人投資，導致國內生產萎縮。有人如此形容當時的經濟環境：“農民不種地，因為賣糧虧本；企業家不投資，因為隨時可能被國有化。”

此前的委內瑞拉政權把石油收益分給權貴和外國資本，而查韋斯把錢分給了窮人。這一轉變給查韋斯帶來了許多光環，但查韋斯和他的國家治理策略並未改變，甚至加強了委內瑞拉坐吃山空的畸形經濟。

當2014年油價開始斷崖式下跌，這套模式賴以生存的血液被瞬間抽乾。高福利承諾無法兌現，商品短缺加劇，通貨膨脹螺旋式上升。查韋斯時代用高油價掩蓋和推遲的所有結構性矛盾——單一經濟、生產力衰竭、體制僵化——以更猛烈的形式全面爆發。他留給繼任者馬杜洛的，是一個比1998年更加脆弱、更加極化且失去了油價屏障的國家。

04 “我們曾經出口石油，現在連購買擦屁股的紙都要靠運氣”

作為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非常勤奮和活躍。直到2012年確診癌症去古巴治療前，他在執政的十幾年裡，每天工作15小時，或許還開創了總統直播工作的先河。

上任沒多久，他就啟動了一檔叫《你好啊，總統！》的電視節目，以平均每個月3-4次、平均每次長達4-6小時的強度播出——最長的一次，時長超過8小時。節目無死角覆蓋全國，國有企事業機關單位定時組織收看。

極富個人魅力的查韋斯會在節目中通俗易懂地宣佈或解讀自己頒布的政策；有時候他會當場接聽人民打來的熱線，並當場指示有關部門為人民排憂解難，甚至當場開除不盡責的官員；口才卓絕的總統還經常痛罵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妙語連珠。興致好的時候，他也會流露感性的一面，跟人們一同回憶往昔，彈吉他唱民歌——他很愛唱歌，在總統任上還發了一張專輯。

這檔電視節目有時候比法律管用得多。有一次，查韋斯在節目中批評高爾夫球，說這是“資產階級運動”，“那麼大一片地就該給農民種地。”很快，國內兩家最大的高爾夫球場關張。

2012年12月，查韋斯進行了最後一次全國電視講話。他承認自己癌症愈發嚴重，需要前往古巴進一步治療，他呼籲人民給他認可的接班人尼古拉斯·馬杜洛投票，並且對馬杜洛進行了高度評價：

“尼古拉斯·馬杜洛是一位具有深厚革命信念、對玻利瓦爾事業絕對忠誠的人。請投票支援馬杜洛！他是一位真正的查韋斯之子！”

2013年3月5日，時年58歲的查韋斯病逝，馬杜洛在次月的大選中勝出，就任委內瑞拉總統。

委內瑞拉人和馬杜洛一同見證了石油經濟的最後一抹霞光：國際油價在2014年6月一度達到115美元/桶（布倫特原油）的高點，但進入2015年，在美國頁岩油革命和歐佩克拒絕減產等因素的疊加下，油價大跌，2016年一度跌到30美元/桶以下。

上任之初，馬杜洛似乎已經意識到危機山雨欲來，一度對外展現了開放的態度，稱歡迎外國投資，石油領域也不例外，甚至提出想借鑑中國經驗，設定經濟特區來帶動發展。

不過面對跳水的油價，加上查韋斯時代已經高企的外債、與西方緊張的外交關係，以及國內積重難返的結構困境，馬杜洛能施展的空間十分有限。

與查韋斯相比，馬杜洛缺乏能夠跨越制度和派系裂痕的個人號召力。馬杜洛既無法復刻查韋斯式的群眾動員，也難以通過制度化手段迅速重建權威，只能日漸依賴行政控制、司法工具和安全部門來維持統治。

作為查韋斯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馬杜洛政權的正當性高度依賴於對“查韋斯主義”敘事的延續——他在政策路徑上幾乎沒有迴旋的空間。任何對查韋斯時代政策的實質性調整，都可能被解讀為對查韋斯的背叛，進而動搖其本已脆弱的統治基礎。

因此，即便內外部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馬杜洛仍被迫僵化地延續價格管制、補貼機制和國家主導模式。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政府不得不開動印鈔機，惡性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根據委內瑞拉央行的統計，2015年委內瑞拉的通膨率達180.9%。

財政崩塌引發了全面的經濟和人道主義危機，進一步導致馬杜洛政府的動作扭曲變形，越來越依賴強制力量（軍隊、警察、民兵）和非常規手段來維持穩定——這已經不是政治路線的問題，而是政權被迫的求生手段。

持續不斷的外部制裁，讓委內瑞拉雪上加霜——美國等西方國家禁止其石油交易、凍結其海外資產、切斷其國際融資管道，使其無法通過出口獲得救命的外匯，也無法進口藥品和食品。

產業短板、經濟政策和外部壓力共同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這一時期，委內瑞拉衛生紙的嚴重短缺就很能說明問題：生產衛生紙的原料需要進口，但進口需要外匯，而外匯短缺所以受到管制——即便獲得許可進口了原料，生產出來的衛生紙需按國家指定價格銷售，賣一卷虧一卷，導致很多工廠不願出售，要麼停產關門，要麼轉賣黑市，政府一度不得不強行徵收衛生紙。

一位加拉加斯主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哭笑不得：“我們曾經出口石油，現在連購買擦屁股的紙都要靠運氣。”

就在委內瑞拉內外交困之際，美國掀起了一波席捲全國並深刻顛覆其國內政治邏輯的社會運動，伴隨這場名為“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運動，前房地產商人、真人秀節目明星唐納德·川普入主白宮。

馬杜洛則在2018年連任委內瑞拉總統，當年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在內的數十個國家以“違反選舉誠信標準”為由拒絕承認選舉結果。川普政府稱，馬杜洛連任是一場“騙局”，隨即以“人道主義危機”為名，對委內瑞拉石油產業實施全面制裁，凍結相關資產並禁止金融交易。

馬杜洛政府進一步陷入“內部失靈”與“外部壓力”相互強化的螺旋：內部經濟崩潰和政治威權化為美國升級制裁提供了口實；而日益嚴厲的制裁又進一步扼殺了經濟復甦的任何可能，迫使政府採取更嚴厲的管控措施。

05 “我們將讓美國那些規模龐大的石油公司進入委內瑞拉”

2025年11月，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發佈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範式就此確立。

該戰略檔案明確宣告，“美國像阿特拉斯那樣獨自撐起整個世界秩序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將從二戰後那個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和公共產品提供者，轉變為一個奉行“美國優先”的現實主義強權政治。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政府在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領域將保留並強化單邊干預權。《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在拉丁美洲（西半球），美國會通過安全承諾、市場准入及政治支援等選擇性激勵，積極吸納並整合志同道合的盟國，建構協作網路；同時，對拒絕遵從美國政策議程、堅持戰略自主性的國家行為體，則明確採取政治、經濟乃至準司法性質的孤立和施壓手段。

在川普政府的政策框架中，對外干預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顯著轉變，從以往強調國際制度與多邊責任的外交路徑，轉向一種以明確的國家利益、安全關切和意識形態認同為顯性標準的模式。

這一戰略在拉丁美洲的實施，在檔案中被稱為“門羅主義的川普推論”。強行控制馬杜洛後，媒體直接將這種做法稱為“唐羅主義”。

川普政府對委內瑞拉的態度十分明確，他們不在乎這個國家是否民主，執政是否昌明，而是將該國視為多重議題的交匯點：能源安全、毒品走私、地區穩定以及對左翼政治擴散的遏制。

在美國的官方敘事中，對馬杜洛政府的指控頻繁集中於毒品犯罪和跨國有組織犯罪網路。以此為由，自2025年9月初，美國以打擊“毒品恐怖主義”為由，開始在委內瑞拉附近的加勒比海域進行軍事部署。美軍擊沉了多艘其指認的“販毒船”，造成人員傷亡，局勢愈演愈烈。

2026年1月3日凌晨，川普在社交媒體宣佈，美國對委內瑞拉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空襲。行動開始後不到4小時，掌握絕對力量優勢的美軍長驅直入，將馬杜洛夫婦挾持至美軍軍艦。馬杜洛戴著手銬、雙眼被黑布矇住的照片，被川普發佈在社交媒體上。

挾持馬杜洛後，川普立即表示：“我們將讓美國那些規模龐大的石油公司進入委內瑞拉，投入數十億美元，修復嚴重受損的石油基礎設施，並開始為這個國家創造利潤。”

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瑪麗亞·馬查多很快就在社交平台上宣稱“已準備好領導國家”。但川普表示，馬查多在委內瑞拉國內缺乏支援，無法擔任委內瑞拉的領導人。“她在國內既無支援率，也得不到民眾尊重。她雖是個不錯的人，但是缺乏威信。”

川普進一步表示，重新舉行大選對委內瑞拉是“次要問題”，當前的優先事項是讓美國來“治理這個國家”，恢復法律秩序，並控制經濟資源。

另有美國的情報評估報告明確指出，馬查多等反對派人物難以在委內瑞拉獲得合法性，還會面臨親政權安全部隊的抵抗，完全不符合美國對委內瑞拉“穩定過渡”的核心訴求。而包括現任代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在內的馬杜洛政權高層成員，才是最適合領導臨時政府以實現近期穩定的人選。

馬杜洛被挾持後，代總統羅德里格斯一度表態強硬，稱美方行動“踐踏國際人權體系的一切準則，構成反人類罪”，並將美國強行控制馬杜洛夫婦的行為定性為“非法且無效的綁架”。她兩度強調，“委內瑞拉只有一位總統，他就是馬杜洛。”她表示，委內瑞拉已準備好捍衛本國的自然資源，永遠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殖民地、任何帝國的奴隸。

隨後，委內瑞拉方面的態度開始軟化。在致世界及美國的信中，羅德里格斯表示：委內瑞拉政府邀請美國政府共同制定以共同發展為導向的合作議程，在國際法框架內加強持久的共同體共處。

06 “我是委內瑞拉總統，我是被綁架到這裡的”

委內瑞拉的故事並未結束，但或許已經喪失了獲得理想結局的可能性。

它嘗試過親西方的軍事獨裁，也建立過西方式的代議制民主；它推行過新自由主義改革，也激進地實驗過“21世紀社會主義”。然而，無論何種意識形態包裝下的政權，最終都被吸納回同一條軌道。其困境的根源，深植於遠超出一般政治制度範疇的、更為堅硬的結構性因素之中。

它絕非拉美大陸上一個偶然的、孤立的異類，它只是演繹了一個其中最為極端的國家悲劇——經濟上對初級產品高度依賴、社會上的不平等難以化解、政治上在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之間輪迴、對外關係在依附與自主中糾結。

打破“委內瑞拉困局”，不僅需要一國之內具有非凡遠見和勇氣的政治力量，能夠團結社會，達成超越短期利益分配的深刻轉型共識；也同樣需要一個更加公正、允許不同發展模式充分探索的國際環境。而這兩者，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當下的委內瑞拉政府，仍在加拉加斯等地組織抗議美國暴行的遊行，加強軍事準備，並且不斷通過外交管道譴責、申訴，要求美國釋放馬杜洛。

當地時間2026年1月5日，被挾持的馬杜洛及其妻子如期出現在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首次庭審僅持續約30分鐘，92歲的主審法官阿爾文·赫勒斯坦問道：

“你是尼古拉斯·馬杜洛·莫羅斯嗎？”

馬杜洛起身說道：“我是委內瑞拉總統，在加拉加斯的家中被抓。我是被綁架到這裡的。”

法官打斷了馬杜洛：“這些事以後再說。現在只確認身份。” (南方人物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