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美國2小時斬首哈米尼,中國還要讓AI只做“煙花”嗎?
本期對話亮點
- 如何看“是人工智慧殺死了哈米尼”這一論斷?如何應對人工智慧的軍事化?
- 怎樣規避歷史上“四大發明”式悲劇,將前沿技術真正鑄為國家重器?
- 此次事件會成為“布什入侵伊拉克”的災難翻版嗎?
- 選舉周期如何驅動西方決策發動戰爭,從而戳破“民主和平論”的幻象?
- 面對短期的能源衝擊與美國的“門羅主義”,中國當如何憑硬實力自強破局?
斬首哈米尼的背後,從算力支援到精準鎖定,是美軍“手術刀”式的精準打擊。這場行動背後,是Palantir的情報、Anthropic的模型、Anduril的硬體——美國科技右翼與軍事機器的深度嵌合,已經將戰爭推向了“AI輔助決策”的新維度,尖端人工智慧科技的鋒芒已不容迴避。
今天,AI革命再次將我們推向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承接上篇分析(詳見《對話鄭永年:斬首哈米尼後,川普究竟想要什麼?》),繼續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他指出,從火藥到指南針,中國曾因沒有做好技術的“軍民融合”而錯失航海時代,淪為被動挨打之地。他提出警醒,“不用,就等於沒有”——技術不用作硬實力,就會淪為他人刀俎下的魚肉。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我們絕不能陷入過度道德化的自我束縛。唯有將軍民融合落到實處,把前沿技術切實轉化為捍衛國家安全的硬實力,方能立足於波詭雲譎的國際舞台。
大灣區評論:
在2011年歐巴馬政府擊殺本·拉登的行動當中,Palantir提供了關鍵技術。在此次對哈米尼的行動當中,Palantir的情報系統、Anthropic的語言模型以及Anduril的硬體均對美國軍方提供了支援。您如何理解民間公司及其背後的科技右翼力量,在美國軍事技術以及思想指導層面的影響?
鄭永年:
這一發展我們確實需要密切高度關注。歷史地看,美國的技術和軍事是一直緊密結合的,即所謂的“軍工複合體”。人工智慧的軍事化受惠於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啟動的“大中東民主計畫”。9·11事件後,美國深陷中東事務,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直到歐巴馬乃至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才開始逐步結束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在這個期間,美國的Palantir等科技右翼勢力,開始加快探索如何將人工智慧應用於資料收集和決策等領域,以減少戰場上的損失。如今,從不到兩小時內抓捕委內瑞拉總統,到精準定點定時清除伊朗最高領導人,人工智慧已經深度嵌入美國軍事的方方面面。儘管伊朗實力強勁,但相關行動仍能在數小時內精準完成,美國的行動效率已今非昔比。
回想9·11事件,當時資訊量巨大,美國也已察覺恐怖活動的苗頭,卻因人工智慧技術不發達,陷入了“無決策”的困境。若9·11發生在人工智慧發達的今天,或許就能避免這場悲劇。但即使是這樣,美國依然並不滿足於現在人工智慧發展的現狀。正如《科技共和國》一書作者所批評的,美國人工智慧曾過度聚焦商用與流量。該書作者提倡將人工智慧深度與美國軍事結合。事實上,從委內瑞拉行動到對伊朗的戰術應用,美國已實現軍事與人工智慧的深度融合。
目前網上有文章稱“是人工智慧殺死了哈米尼”。類似這樣的說法當然是為了博取流量,並沒有反映事實的真實面。所謂的“人工智慧”依然是“先人工再智能”。不能誇大其詞地說人工智慧直接殺人,還是我們實體的人使用了人工智慧來殺人的,人工智慧依然是手段。不過,我們政策分析者的確應當充分認識到,人工智慧已經深度嵌入了美國的軍事行動,其底層邏輯遠非人力所能實現——它能處理海量資料,為決策提供依據。但最終是否採取行動,仍是由人來決定,而人工智慧只是工具。因此,不要輕信那些不實言論,需保持客觀認知。
之前談話中(詳見《對話鄭永年:斬首哈米尼後,川普究竟想要什麼?》)我們談到核武器。迄今,核武器更多還是威懾手段,實際作用有限。但正如基辛格先生生前所擔心的,一旦人工智慧和核武器結合,這個世界便會面臨一種怎麼樣的風險?人們完全可以假定,儘管美俄之間的核武器談判已經中斷,但大國已經在融合人工智慧和核武器了。歷史地看,有了一種技術,大多國家都會加快使用從而使得自己佔據軍事優勢。再進一步,如果加上馬斯克的星鏈(其在烏克蘭戰爭中已經有很好的表現),那麼美國的軍事能力更不容忽視了。
我擔心的是,在美國這樣發展的時候,如果我們擁有人工智慧卻不用於軍事事務,是否會陷入過度道德化的誤區?若缺乏相應能力,就可能在國際上被他人“欺負”。因此,我們必須推進加快人工智慧與軍事的結合,無需迴避這一問題。沒有實力,就會像伊朗一樣被動。我們要向美國學習,必須具備這種實力。其次,我們還要善用實力,我們若總是不用,連南海和台灣的主權問題都解決不了,何以稱得上大國?一是能力必須具備,二是能力必須用起來。川普執政時,美國的實力本就存在,只是之前的政府未充分運用,而川普用了。儘管面臨國際社會譴責,卻解決了他想解決的一些問題。至少,我們要擁有這種實力,在必要時謹慎使用,但不濫用,要用於正確的方向——不用,就等於沒有。
軍民融合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因為戰爭本身就是系統工程,不僅涉及人工智慧等技術,更涉及到技術與政策、涉及到軍與民之間的有機融合。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需要體制機制領域的系統性改革。通過技術與政策的協同、體制機制的協同來實現我們平常所說的系統化、協同化、整體化等目標。人工智慧發展到當前階段,未來的風險確實很大,大家都感到不安。這確實令人擔憂,但我們也必須拿出自己的能力來應對問題!
實力建設必須具有目標。例如針對國家統一問題,我們如何阻止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防止日本牽著美國的“鼻子”對中國施壓?如何避免台灣地區、菲律賓等被美國視為是“離岸平衡”的抓手效仿日本?這些已是現實問題,而非假設。下一步行動中,我們必須展現大國應有的實力和政策。
大灣區評論:
您提到要警惕人工智慧的軍事化(或者核武的人工智慧化)。這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一個歷史哲學問題: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主要用來做煙花,而西方人拿去造大炮;同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卻主要用來看風水,而西方人則開啟了航海的時代。是火藥和指南針賦能西方征服了世界。因此,同樣的技術,不同的指向,塑造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命運。今天,面對AI,特別是軍事AI的發展,我們似乎再次站在類似的十字路口。歷史的問題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演。我們應該如何規避曾經的“悲劇”?
鄭永年:
技術是一種手段,一種工具。技術用於什麼方面,每一個國家的歷史背景不同,它的發展方向就不同。
中國的四大發明的確很了不起,改變了近代世界,可以稱得上是近代的開端。印刷術開啟了可傳播知識的大眾教育時代;指南針開啟了航海時代;火藥更是幫助歐洲從封建社會轉向了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用火藥炸燬了城堡,把國家統一起來。後來歐洲各國互相競爭,更是首先把這些發明用於軍事等各個方面。
中國雖有四大發明,但沒有像西方的大學那樣專門的研究機構,把每一項發明變成一個學科。火藥是中國發明的,傳到西方以後,變成了化學學科基礎研究的一部分。我們發明指南針、火藥,這些都是發現,是實際的應用,並未發展出科學。但在西方,這些變成了基礎科研,並通過基礎科研來強化其應用,形成了良性循環。
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就算在今天,我們依然還在以應用技術為主,我們的基礎科研依舊相對落後,至少跟發達的美國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美國的軍民融合做得非常好,比如他們的網際網路和手機等,都是先軍事後民用的,而我們還是分開的,大部分都是用於民用、商用,而非軍事。我們一直說要軍民融合,但實際上很多環節都是脫節的。
這點在人工智慧時代尤其需要警惕,千萬不可重蹈覆轍。我們第一波的航海時代、工業化沒有趕上,失去了機會,被西方打敗,鴉片戰爭以後被迫開放。現在好不容易到了第四次產業革命,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時代處於前沿,下一步怎麼發展,還需要好好思考。如果我們只熱衷於生活化和娛樂化,而不能把這些技術轉化成為硬實力,那麼就會再次犯大錯誤。
大灣區評論:
英國《衛報》嚴厲批評川普此舉是“布什入侵伊拉克”的災難翻版。如何看待這種論調?
鄭永年:
首先,戰爭下一步的形勢我們尚不可知。一旦發生衝突以後,就會進入戰爭邏輯,而戰爭邏輯就不是以色列或者美國可以完全主導的。戰爭中有很多不可預測的事情會發生,搞不好,無論以色列還是美國,都可能會淪為戰爭的奴隸。
俄烏戰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俄羅斯原計畫只是一場短期的“特別軍事行動”,但從如今的進展看,持續的時間都超過了偉大的衛國戰爭了。一旦陷入戰爭,實際地看,戰略層面就很難調控了。所以,美國會不會跟伊朗發生傳統意義上的全面交戰,會不會捲入一場全面戰爭,還是要看下一步事情的發展。
從目前的判斷,或者如川普所希望的,這場戰爭可能更類似於老布什的海灣戰爭那樣,“打了就跑”。當時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美國發動海灣戰爭,其目標是要伊拉克退出科威特,一旦目標實現了,美國就停止了戰爭。川普肯定總結了經驗,小布什那種搞大中東民主計畫、無休止的干預的方式,跟川普要從戰爭泥潭退出來的理念是相悖的。所以,對川普來說,接下來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有能力“打了就跑”?是否可能“功成身退”?這個問題並沒有答案,需要繼續觀察。
大灣區評論:
英國《衛報》還在評論中尖銳批評,認為川普這次行動帶有強烈的個人政治動機,為其接下來的中期選舉造勢,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鄭永年:
這是一個常態現象。比如小布什基於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不顧國內大規模反戰遊行和聯合國部分成員國的反對,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戰後,伊拉克並未發現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又被指責“欺騙公眾”。諸如此類的案例比比皆是,又有那些沒經過政治計算呢?
在北約轟炸前南斯拉夫期間,英國和美國的政治人物高喊著“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來論證戰爭的合法性質。這些都是他們虛偽的表現。他們不喜歡川普,就好像自己是道德正義的化身了。其實,本質是一樣的,只有虛偽程度多少的區別。對於這類西方媒體的報導和評論,可以看一看,但不要全聽他們自己標榜的“所謂的正義”。他們屬於同一個文明,只是做法上的區別。同樣是死刑,是用五馬分屍的方法還是用注射的方法?死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大灣區評論:
如何看大國領導人對外決策被國內政治周期深度捆綁,以及這種深度捆綁對外部國際秩序所產生的影響?
鄭永年: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反思西方民主的原因。我一直質疑西方所說的“民主和平論”——認為只要是民主國家就可以擁有和平了。其實不是的。冷戰以後,有多少戰爭是西方所謂的專制國家發動的,又有多少戰爭是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發動的?
民主的標準是什麼?如果把民主的標準界定為選舉的話,那麼絕大部分戰爭都是通過選舉上台的那些領導人發動的。朝鮮是西方認定的不民主的典型,但朝鮮主動發起過什麼戰爭嗎?沒有。朝鮮一直是迫於外部的壓力,被動的做出防禦性的舉措。
為什麼要發動戰爭?有些時候的確跟民主選舉周期有關係。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周期跟經濟發展周期相關,現在選舉周期跟外部衝突和戰爭的周期也是有關係的。因為政治人物要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要把國內的矛盾轉移到國際社會,另一方面通過發動戰爭尋求民眾的支援。所以一些西方媒體說川普發動戰爭是為了中期選舉,那也是有點道理的。
戰爭有必然和選擇之分,儘管戰爭表現為必然性,但所有戰爭都是選擇的結果。西方學者總是談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大國博弈必然會導向戰爭。假設宗教的衝突或者文明的衝突是必然的,但是戰爭到底何時發生,以什麼方式發生,這些便具有偶然性。這種偶然性就是領導人的選擇,是今天打還是明天打,今年打還是明年打,其中選舉便是一個關鍵的考量。
大灣區評論:
這次伊朗打擊目標涉及阿聯以及美軍基地,直接威脅到荷姆茲海峽的安全和全球石油供應。您對接下來國際油價及全球能源市場的走勢有何預判?
鄭永年:
國際能源市場肯定會有反應,但估計是短期影響,不會是長期影響。
伊朗(包括伊朗革命衛隊)曾多次威脅要封鎖荷姆茲海峽,並且在歷史上確實採取過行動,導致了實際上的封鎖或嚴重干擾。荷姆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通道之一,差不多全球30%的石油通過這裡,肯定會產生影響的。這裡,很多因素需要考量。
第一,如果過度影響了全球供應,尤其是影響了西方經濟,美國照樣會去打擊伊朗去保護這一航道,這樣,衝突可能會進一步擴大。
第二,伊朗本身也高度依賴石油出口,還是要進行石油交易的。
第三,這個世界能源並不缺,只是供應鏈被打斷了。短期的衝擊會有,長期的話市場還是會達到一個均衡。
當然儘管是短期影響,依然會產生很多商業資本的投機行為。這些商業資本的投機行為也會不斷放大市場波動。
此外,中東的衝突已經存在很多年了,又不是剛剛開始。如果是平靜了幾十年突然爆發衝突,可能大家沒準備。但對於伊朗這些衝突,大家心裡其實是有預期的。很多國家在能源多元化方面已經佈局了,包括中國也一樣。
大灣區評論:
中東生變,必然牽動大國神經。俄羅斯目前深陷烏克蘭戰場,中國曾致力於推動中東和解。在這一輪由襲擊引發的劇烈動盪中,對美、俄、中三國會有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
俄羅斯已經力不從心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仍然在中東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近年來,俄羅斯深陷烏克蘭衝突,儘管它認為自身相比烏克蘭仍有優勢,卻已難以騰出精力開展有效的中東外交與干預行動。畢竟,經濟實力不允許,軍事力量相較於其他大國也在逐漸弱化。俄羅斯如今基本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對於其他大國而言,中國始終奉行不干預政策,我們希望通過協調促成各方和解,然而在當前局勢極度對立的情況下,衝突雙方幾乎沒有妥協的空間。這就像是兩個“上帝”之間的戰爭,作為非宗教國家,我們進行調解的難度極大。當然,這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但確實面臨重重困難。中東局勢最終還是要由中東人民自己來決定。
大灣區評論:
在川普政府強調勢力範圍(門羅主義)的情況下,中國該如何與像伊朗、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保持關係?
鄭永年:
目前我們對“川普主義”,以及對整個拉美和中東的理解尚不夠深入。川普的核心主張是將美國戰略重心“退回”西半球,這一點我們此前也討論過——他試圖主導西半球事務,將墨西哥灣變為“美國灣”,要控制巴拿馬,要把拉美、加拿大、格陵蘭等納入其勢力範圍。但在我看來,他既沒有能力徹底封鎖西半球,禁止該地區與中國或俄羅斯開展往來,這樣做也有悖於美國的經濟利益。以委內瑞拉為例,即便其總統被抓捕,美國可以控制該國的石油,但還是可以向其它國家出口石油,對其它國家來說,只是價格可能會與以往有所不同,或高或低而已。
對中國而言,在川普眼中,許多事務仍存在交易空間。我們尚不確定伊朗未來會是神權政權還是世俗政權,是強硬政權還是溫和政權,但無論如何,伊朗民眾總要生存,經濟活動必然會繼續。所以我覺得不必過度擔憂,不過短期衝擊確實存在。對中國來說,自立自強始終是關鍵——正如我們常說的“打鐵還需自身硬”。與美國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實力基礎之上,這樣才具有實際意義。其他那些華而不實的言論,聽聽就好,不必當真。 (大灣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