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在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座談會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系統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緣起、核心邏輯與未來方向，並對青年學者提出了期許。
01. 為什麼要推動自主理論創新？
林毅夫將新結構經濟學的起點追溯至1988年。那一年，中國出現了建國以來最高的通膨，通膨率高達18.5%。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邏輯，治理通貨膨脹應該提高利率，投資需求隨之降低，消費需求也會減少，總需求下降，從而影響通貨膨脹預期。但中國政府選擇的是行政手段：壓縮投資項目。
“從西方主流理論的視角看，這是一種非常不理性且非常低效的治理方式。”林毅夫說，但他隨即發現了一個矛盾：“如果中國政府真的像西方主流理論所描述的那樣不理性，那麼為什麼從1978年到1987年，中國能連續多年保持平均9.9%的經濟增長率，而且上下波動幅度並不大？”
這一矛盾讓林毅夫開始反思主流理論的適用邊界。他的判斷是，西方經濟學自亞當·斯密以來始終以英美發達國家的經驗為基礎，“這些理論必然以產生它們的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等條件作為理論的暗含前提”，而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與此不同，生搬硬套難免出問題。
林毅夫表示：“任何理論本質上都有‘刻舟求劍’的意味，即以其產生時的特定狀況作為前提。”
02. 從中國到世界
1988年，林毅夫與合作者發表了探討中國通貨膨脹制度成因的文章，以“要素稟賦結構”作為切入點，新結構經濟學的雛形由此萌芽。1994年，與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國的奇蹟》一書將這一分析框架進一步完善。
林毅夫表示：“以要素稟賦決定產業結構、進而要求相應的基礎設施和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這種分析範式在當時便已形成。”
談及這套框架經受現實檢驗，林毅夫回顧道，彼時“中國崩潰論”此起彼伏，他在書中預測：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於2015年前後超越美國；按市場匯率，2030年亦將超越。“這一論斷在當時非常大膽，但中國在2014年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了美國，實踐印證了我們的判斷。”
2008年，林毅夫赴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成為首位擔任這一職務的開發中國家經濟學家。上任一年後，他發現了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世行集結了千餘名全球精英經濟學家，致力於建設“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但剔除中國改革開放減少的8億多貧困人口，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加。
對於其中的原因，林毅夫表示：“根本原因跟我在1988年的認識是一樣的，因為他們拿的是從發達國家總結出來的理論，應用到條件迥異的開發中國家，出發點雖好，結果卻與理論預期有巨大差距。”
在世行任職一周年的內部研討會上，林毅夫第一次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這個名詞。2011年，他在耶魯大學庫茲涅茨講座上正式向世界經濟學界宣佈這一理論的誕生。
03. "一場馬克思主義化的革命"
談及如何深化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林毅夫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闡釋了主流理論的侷限。他指出，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認為國有企業因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必然效率低下，“若簡單地做回歸分析，將全部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用任何統計指標衡量，似乎民營企業效率都更高，這一觀點也因此容易被接受。”
但這種分析忽略了一個關鍵前提：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並不同質。林毅夫表示，國有企業通常處於資本密集、關乎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民營企業大多活躍於競爭性行業，“只有通過自身的觀察看到其間的差異性，才能認識到，現有主流理論不區分產業特性及企業所承擔目標的不同，其分析方式是不恰當的。”
在方法論層面，林毅夫將觀察世界的方式分為兩種：用現有理論來套現象，是“第二義”的觀察方式；真正的理論創新，必須運用“第一義”的觀察方式。他表示：“不帶有任何理論偏見與預設，直接去觀察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這就是‘常無’的心態。”他專門為此寫了一本書《本體與常無》，希望學者們“像新生的嬰兒那樣重新看待世界”。
談及新結構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的關係，林毅夫的邏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力以產業為載體，而產業由要素稟賦與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所決定。“在馬克思主義的整個分析鏈條中，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第一性的因素。”
基於此，林毅夫表示：新結構經濟學不僅是第三代發展經濟學，更是對現代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從物質第一性的結構內生性，引入現代主流經濟學，本質上是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化。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以發達國家結構為暗含前提，忽視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因物質條件不同而導致的結構、制度及經濟運行方式的差異。”
04. 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林毅夫指出，西方經濟學自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至今已近250年，經十代人深耕，建構起完備的知識體系。相比之下，新結構經濟學從1988年起步至今不過38年，從2011年正式發佈至今僅有15年。他坦言：“相較於強大而完整的主流理論，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仍是星星之火。”
但林毅夫在1995年便做出判斷：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他的邏輯是，自亞當·斯密以來，世界經濟的中心就是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於2014年超越美國，“到2049年，我相信中國的經濟規模能達到美國的兩倍甚至更多。世界經濟中心正向中國遷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必將向中國轉移。”
同時，林毅夫也發出警示，如果只是拿中國資料去驗證西方主流理論，或者見到中國現象便套用西方理論，“固然能寫出文章，但你無法抓住這個時代的機遇，還可能誤導社會，因為你未能抓住中國現象的真問題。”
談及對年輕學者的期許，林毅夫特別強調做研究的目的問題。“我們做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自己認識世界，來幫助人們改造好世界，推動社會進步，這是最重要的目標，甚至是唯一的目標。能不能發表，能不能得到社會的肯定，都是次要的。”他進一步指出，以發表為目標，就很可能放棄自主創新，“如果出發點是那樣，就很難抓住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所帶來的理論創新機遇。”
最後，林毅夫總結：“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騰訊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