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全國政協常委林毅夫：美元強勢≠經濟強勁，中國經濟規模有望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如何讓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充分釋放，將發展的“可能”轉化為增長的“現實”？圍繞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如何擴大內需等熱點，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接受了紅星新聞等多家媒體的專訪。多年前，林毅夫曾預測，中國經濟規模最快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那麼按目前中美的經濟增速對比，“十五五”期間，曾經的預測能否實現？中國是否有可能GDP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對於紅星新聞提出的上述問題，林毅夫詳細解答。林毅夫現場圖。談增長潛力 “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有四大優勢”“經濟增長的潛力就像樹能長多高的‘基因’。”林毅夫指出，只有清楚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才能在條件具備時把握發展機遇。“增長是發展的基礎，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林毅夫回顧，經過47年年均8.9%的高速增長，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已是1978年時的50倍，並由此創造用一代人的時間消除絕對貧困的奇蹟，帶來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全方位的巨大進步。林毅夫認為，衡量增長潛力，關鍵在於分析當前具備的優勢。他將其歸納為“四大優勢”。一是“後來者優勢”與“並跑領跑優勢”並存。他說，中國在部分傳統產業領域仍在追趕，這背後蘊藏著後來者優勢，同時在許多領域已位居世界前沿，並能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二是人才優勢。中國每年在科學、數學、工程、技術等領域有超過500萬畢業生，為全球之最，帶來豐富的人才積累。三是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國內市場和最豐富的應用場景，產業門類齊全。四是制度優勢。中國善於結合“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解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的“市場失靈”問題。“綜合這些因素，從理論分析和歷史經驗來看，中國在2035年之前，仍具備（1978以來）年均8%左右的增長潛力。”林毅夫這樣判斷。▲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有四大優勢“然而，增長的潛力能否實現，還受到國內外環境的深刻影響。”林毅夫強調，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期，全球貿易衝突、地緣政治挑戰加劇，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長期低迷，這些外部不利因素都會壓縮實際增長空間。他說，從內部看，中國經濟也處於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關鍵期。新技術的湧現是一個機遇，傳統產業也必須通過智能化、數位化、綠色化改造來提質增效。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必須不斷深化改革，推動相應的生產關係和制度變革，以適應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浪潮。“正是基於對潛力和挑戰的綜合研判，今年政府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4.5%-5%，並強調要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這是一個務實且積極的目標。”林毅夫說，即便實現這一目標，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有望達到30%。林毅夫強調，面對世界經濟長期放緩的挑戰，中國的核心優勢在於人才和國內大市場。“大經濟體好比航空母艦，小經濟體就像小船，在國際風浪中航母比小船更具穩定性。這正是2008年以來，中國能持續為世界貢獻約30%增長動能的原因。”談消費信心 “中國是世界上發展最好的國家”談到今年把擴大內需作為主導，林毅夫分析，擴大內需的根本是發揮大市場優勢。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兩個方面。1960年到200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平均達到3.7%，世界貿易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達到8%-9%。作為貿易大國，外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2008年以後，世界經濟增長率平均達到2.7%，世界貿易增長率不到3%。這對中國衝擊很大，在這種狀況之下，要利用國內大市場的優勢，支援投資和消費，更多靠內需增長拉動經濟增長。“（滿足）消費需求是發展的目的，要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就要促進消費數量和質量增加，這也是拉動經濟的來源。”林毅夫表示，促進消費的關鍵在於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別是提高中低收入群體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他們的消費傾向更高。當前政府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創造更多就業等舉措，正是著眼於這一點。同時，恢復和增強居民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至關重要。林毅夫以家庭儲蓄為例指出，2024年中國家庭儲蓄增加14兆，佔到GDP11%，2025年居民儲蓄增加14.6兆，同樣達到GDP10%。家庭儲蓄在2024年達到150兆，2025年達到160多兆。他分析，人們儲蓄高而不消費與信心有關。要讓人們知道，中國是世界上發展最好的國家，讓大家對未來更有信心，消費會增加更多。▲2月17日，上海，南京路與外灘迎來旅遊客流高峰 圖據視覺中國“信心的恢復，有賴於我們能否切實利用好人才、市場、產業和制度四大優勢，能否抓住新工業革命機遇，發展好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在傳統產業上實現升級甚至‘換道超車’。”這是林毅夫深刻的總結。投資與消費緊密相連。林毅夫指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需要投資支撐。投資增長取決於資金、機遇和信心。“關鍵在於認清增長潛力在那裡，投資機遇就在那裡。”他說，政府之所以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就是為有效投資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更多融資支援，從而激發國內大市場的巨大潛力。談經濟規律 “中國經濟規模有望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論及中美經濟比較時，林毅夫指出，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已於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4年之後，中國仍保持年均高於美國3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速，目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規模已達美國的130%以上。▲眾多科創企業和研究院在成都興隆湖附近落戶 攝影：伏若辰不過，林毅夫指出，宏觀經濟中還常用市場匯率來測算經濟規模。按此口徑，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約為美國的65%左右。但他強調，即便按市場匯率衡量，中國經濟規模仍在持續逼近美國，預計到2030年左右實現超越。林毅夫分析，市場匯率受美國貨幣政策與國際金融秩序影響顯著。近年來美元保持強勢，這並非由於美國實體經濟表現強勁，而是得益於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被廣泛用於國際交易、儲備和避險。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美國增速雖不及歷史水平，但仍好於其他發達國家。資料顯示，1960年至2008年，美國經濟平均增速為3.3%，而2008年至2024年該數字降至2.1%，同期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增速僅為1.6%。林毅夫認為，這背後是美國推行大規模量化寬鬆，通過發行貨幣維持金融穩定，而這往往對其他經濟體造成衝擊。“由於美國實體經濟並未實現真正復甦，數量寬鬆釋放的美元部分流向開發中國家，部分湧入美國股市，不斷推高資產價格泡沫。”林毅夫表示，按照一般經濟規律，即便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經濟也應在2030年左右超過美國。若未實現，則意味著美國經濟實際水平與表面資料之間的背離正在加大。他進一步指出，中國人口約為美國的4倍，只要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5%，經濟總量便可超越美國，“這是民族復興必然包含的標誌之一。”關於發展前景，林毅夫提到，按照世界銀行2025年標準，高收入國家門檻為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3935美元，而2026年7月世行將公佈新標準，“我們有信心超過這一標準”。他強調，迄今全球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約12億，而中國有14億人。“一旦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全球高收入人口將翻一番還多，這將對其他開發中國家跨越貧困陷阱、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帶來巨大的信心和示範效應。” (New Economist)

5日上午9時，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在提到2026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時說，經濟增長4.5%－5%，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今年GDP的數字略有下調，如何看待下調？全國政協常委、北京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回答鳳凰衛視記者採訪時表示，第一，按照當前的情況來看，這是實事求是，他相信最終也有可能超過5%，這是目標範圍，並不是說只能按照這個數字發展。第二，這樣的發展速度也符合我們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相信還是會維持過去每年30%左右的增長目標，在2008年以後，中國每年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30%左右，去年貢獻的更多。所以，這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增長目標。 (鳳凰衛視)

林毅夫講到我的判斷當然是有依據的。2019年我就開始關心這個問題，當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2.6%，跟美國在生產力水平上有相當大的差距。有差距就代表著具備“後來者優勢”，而“後來者優勢”有多大，就看同樣有後來者優勢的國家，他們曾達到多高的發展速度。中國看看歷史上的後發國家。德國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韓國在1985年的時候，人均GDP處於美國的22-23%之間，但這三個國家在隨後16年裡，人均GDP每年的增長速度都達到了8%以上。這說明，根據具有同樣“後來者優勢”國家的實際增長經驗，中國完全有潛力實現人均GDP年均8%的增長。當然，中國現在面臨人口老齡化，人均GDP的增長約等於GDP總量的增速。所以，在2035年之前，根據“後來者優勢”，中國應該有保持8%增長的可能。跟德國、日本和韓國相比，中國還有一個他們沒有的優勢，那就是以人工智慧和巨量資料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為中國提供了換道超車的歷史機遇。因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和發達國家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在該領域的技術創新，中國有“人才”優勢，中國每年的STEM畢業生有600多萬人，比七國集團加起來還要多。而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擁有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優勢。再者，中國有全世界最齊全的產業配套，任何想法想要變成產品，所需要的零部件都是最好的，而且成本是最低的。此外，中國還有自己的體制優勢，善於利用“有效市場”來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利用“有為政府”來幫助企業家克服市場失靈。如此來講，依靠“後來者優勢”，再加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優勢，我相信在2035年前中國能夠維持8%的經濟增長潛力。中國經濟實際增速為什麼不及8%，有兩大原因當然各位可能說這只是潛力，這些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下滑，到去年只有5.2%的增長，現在下滑壓力仍然很大，在此情況下，為什麼還有這樣的潛力？中國的增長率確實比潛力低了很多，一個大問題是美國要在技術上卡脖子，中國必須用新型舉國體制來應對，佔用了大量戰略資源。除此之外，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中國要恢復經濟增長的信心。確實，這些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但在國際上，把中國增長下滑的原因都歸咎於自身體制機制問題，國內也有這種聲音。比如有一種說法，認為“民營企業才有效率”，但“國企越做越大”，“擠佔了民企的發展空間”，所以經濟肯定要下滑，這種說法正確嗎？到底是因為民退國不得不進，還是因為國進造成了民退？實際上，根據前面的分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並沒有恢復。在2008年前，世界經濟增長率相對比較快，貿易增長率是世界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對中國影響更大的是國際貿易，其增速下滑得比世界經濟的增速下滑得還要快。從1978年到2018年，中國出口增長率每年是18%。從加入WTO以後到2008年，中國的出口增長率平均每年達到24%，現在年出口增長率一路下滑到3%、5%。而中國的出口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出口增長速度突然間腰斬、甚至不及原來的四分之一，因此造成很大的產能過剩，投資機會也相應變少，投資信心降低。而且中國看到這種趨勢持續了十幾年。這種態勢不僅影響投資增長，也影響就業和未來預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當然要來穩增長保就業。而政府穩增長穩就業採取的措施，都是投資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比如2008年的時候高速公路只有6萬公里，現在超過19萬公里；2008年的高速鐵路只有1035公里，現在超過45000公里。這些大項目都是國有企業來投資的，都是穩就業穩增長的政府投資。而且這些投資實際上是有利於民營企業的，因為這些投資所需要的鋼鐵水泥等等材料，大部分是民營企業生產的。同時，政府的大項目投資創造了就業，有了就業以後老百姓收入提高才會消費，而消費產品絕大多數也是民營企業生產的。所以，國際上為了唱衰中國，將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原因歸咎於所謂“國進民退”，國內也有很多人這麼說。還有一種說法是將這些年的經濟增長放緩歸咎於所謂的人口老齡化。中國確實面臨人口老齡化，勞動力增長確實慢了，這是對的；但是，經濟增速從10年前下滑至今不是由於人口老齡化。大家知道，對經濟增長來講，重要的不是勞動者數量，而是有效勞動的數量。有效勞動數量=勞動者數量×勞動者教育年限。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到 11.21年，退休年齡的勞動者教育年限是7年左右，而新進入勞動市場的勞動者平均教育年齡是14年以上，所以有效勞動數量實際上在逐漸增加。不僅是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全球有53個國家人口老齡化，這53個國家人口老齡化的前十年和後十年，其人均GDP的增長基本沒受影響；而且所謂的“未富先老國家”——人均GDP還沒有達到美國50%的人口老齡化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還在加速，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在加速。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齡化不是黑天鵝事件，而是政府預期人口老齡化後勞動數量會減少，因此增加了教育投資，有效勞動數量增長了，所以經濟反而增長更快了。但是國外這麼說，國內也跟著這麼唱，大家都覺得經濟下滑都是自己體制機製造成的，而且有些問題都是結構性問題，很難改，當然就對未來經濟增長沒信心了。所以我希望中國學界、媒體把這個話講清楚。 (在行人)

在復旦經濟學院建院四十周年之際，第十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於11月23日在上海隆重舉行。 會上大咖雲集，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發院名譽院長、南南學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做了主題演講。演講中，他大膽判斷：整個發達國家會面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迷失的20年”；十五五期間，美國很可能會出現像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那樣的人工智慧泡沫破滅。林毅夫認為，當前美國遏制中國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心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林毅夫認為，應對美國挑戰的根本，就是中國自身的發展。他再次重申多年前的樂觀預測——2035年前中國仍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但為什麼這些年，中國實際增速大大低於這個經濟增長潛力？他解釋稱，主要歸因於兩個方面：其一是中國應對美國卡脖子的風險所付出的代價，其二是經濟信心的不足。而經濟信心的不足，一定程度上是被國外流行的言論所誤導。因此，林毅夫認為，要提振經濟發展信心，首先學界和媒體界要講清楚，中國經濟過去十年下滑的原因並不是體制機制原因，而是外部原因所致。其次，就是要突破理論桎梏，採取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推動中國經濟實現5%以上的更快增長。以下是觀察者網整理的林毅夫教授發言，經林教授審閱後，分享給讀者朋友們。【演講/林毅夫】各位學界和業界的朋友，上午好！第一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舉辦的時候，我參加了；這次是第十屆，很高興我也能來參加。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談談十五五時期中國將面臨的國際經濟情況、中美對弈形勢，以及我們如何來制定十五五規劃時期的增長目標和策略。十五五時期，美國人工智慧泡沫可能會爆發我認為，總的來講，十五五時期，我們面對的國際經濟形勢會非常疲軟。實際上，發達國家從2008年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爆發後，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復甦。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美國從1960年到2008年的年均GDP增長速度是3.3%；從2008年到2024年，美國平均年增長速度只有2.1%，下降了三分之一。歐元區國家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1960年到2008年是3.1%，但從2008年到2024年的平均增速只有1.1%，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OECD國家從1960年到2008年的年均增速是3.4%，但從2008年到2024年的年均增速只有1.6%，減了一半。根據IMF的預測，2025年美國的增長速度是2.0%，2026年的增長速度是2.1%；歐元區在2025年、2026年的增長速度分別是1.2%和1.1%。從以上這些數字指標來看，整個發達國家將面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迷失的20年”。我們看到，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雖然爆發地點是美國，但相對而言，美國恢復的情況比歐元區好。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利用美元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霸權地位，採取了無限制量化寬鬆政策來緩解國內的經濟頹勢。無限制的量化寬鬆政策，雖然幫助美國經濟恢復，但也帶來了不少後果。這個後果首先表現在引發了不少美元套利行為。大量的短期資金流進開發中國家，一旦美國的利息稍微上升，資金又會迅速流出開發中國家，這種資金大進大出給開發中國家的宏觀管理帶來巨大挑戰。不僅如此，大量美元本來應該以低利率投資於實體經濟，但實際情形是資金大量投入到具有投機性的股票市場。道瓊斯指數11月29日收盤資料，已漲至47000多點  英為財情截圖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08年6月我到世界銀行做首席經濟學家時，道瓊斯指數是12000多點。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都認為，12000點是有不少泡沫風險的。現在美國實體經濟實際上並沒有恢復，但是道瓊斯指數已經達到46000多點。如果說12000點就有泡沫了，46000點的泡沫風險就更大了。2000年之前，有大量資金投入網際網路行業，本世紀初美國爆發了網際網路泡沫；現在的人工智慧行業，也出現了類似的風險。我覺得，十五五時期很可能會出現像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那樣的人工智慧泡沫破滅。並且這個泡沫的破滅，很可能像2008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帶來的美國金融經濟危機和全世界金融經濟危機那樣，具有破壞性。這是我對十五五期間整個國際經濟形勢的一個總體判斷。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時，美國可能會放棄遏制中國的想法現在，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主要體現在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整個20世紀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是最有影響力的經濟體。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就超過美國了。隨著經濟地位的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這種狀況下，美國有一種“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心態，想利用它在軍事、金融、科技、話語上的優勢來壓制中國的發展。所以，從歐巴馬總統時代就採取了所謂的“重返亞太”策略，想用軍事力量來圍堵中國。在川普首個任期，他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拜登上台之後想組成意識形態同盟，動員所謂與美國價值觀相同的國家跟中國脫鉤，搞逆全球化。川普第二次上任上來，在基本延續過去的政策之外，還變本加厲，而且這種遏制中國的態勢可能會越來越嚴重。202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的GDP已經達到了美國130%，所以眼看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上升，影響力隨之上升，美國一定要用它的優勢來壓制中國。我想這是最根本的矛盾。這種矛盾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呢？我在一些場合和一些文章裡也進行了分析，可能要等到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50%、中國經濟規模達到美國兩倍的時候，美國才會收手。我們現在是14億人口，美國3.3億，即使中國人口老齡化，美國人口繼續增長，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這一基本事實大概不會改變。如果我們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我們的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我們在各方面可以動員的物質力量就是美國的兩倍，這是第一。第二，如果我們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國內三市五省，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加上東部沿海五省，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總人口4億多一點，比美國人口略高，他們的人均GDP應該可以達到跟美國相同的水平。人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產率和產業和技術水平。到時候美國的科技優勢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很難再找到可以卡中國脖子的手段。第三，當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美國和中國做貿易，美國得到的好處更大。在那種狀況下，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跟中國合作。尤其是美國的高科技企業，要維持高科技企業的競爭力，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而這又取決於企業的高利潤和巨大的市場規模。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到時候中國市場規模也會是美國的兩倍；有中國市場與沒有中國市場，對美國的高科技企業生死攸關。同時，美國老百姓也需要中國價廉物美的產品。那時，美國既然沒有手段改變事實，又需要中國來幫助維持自己的增長，保證就業，以及維持社會穩定。基於美國自身利益，最後可能與中國重歸於好。十五五應對美國挑戰的根本，要實現經濟更快發展當然，人均GDP要達到美國的一半，這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當前中方用的一個詞，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來自外部的挑戰打壓可能隨時出現各種風高浪急、驚濤駭浪，我們要有心理準備。在此背景下，十五五時期我們如何來制定發展目標與應對措施？我想，十五五時期應對美國挑戰的根本，在於我們自身的發展。目前中國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大約是美國的1/4，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只有美國的1/7，中國必須實現比美國更快的發展速度，人均GDP才能逐步提升到美國一半的水平。同樣，要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到2035年把中國建設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到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都需要更快速地發展。以當前市場匯率計算，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七分之一（圖為1960-2024年中美人均GDP走勢圖）世界銀行截圖但要實現更快速地發展，一方面要知道我們有多大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我們怎樣來挖掘這個潛力。對於未來中國還有多大的發展潛力，我在很多場合講過，我認為到2035年之前，我們還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我的判斷當然是有依據的。2019年我就開始關心這個問題，當年我們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2.6%，跟美國在生產力水平上有相當大的差距。有差距就代表著具備“後來者優勢”，而“後來者優勢”有多大，就看同樣有後來者優勢的國家，他們曾達到多高的發展速度。我們看看歷史上的後發國家。德國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韓國在1985年的時候，人均GDP處於美國的22-23%之間，但這三個國家在隨後16年裡，人均GDP每年的增長速度都達到了8%以上。這說明，根據具有同樣“後來者優勢”國家的實際增長經驗，我們完全有潛力實現人均GDP年均8%的增長。當然，我們現在面臨人口老齡化，人均GDP的增長約等於GDP總量的增速。所以，在2035年之前，根據“後來者優勢”，我們應該有保持8%增長的可能。跟德國、日本和韓國相比，我們還有一個他們沒有的優勢，那就是以人工智慧和巨量資料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為我們提供了換道超車的歷史機遇。因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和發達國家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在該領域的技術創新，我們有“人才”優勢，我們每年的STEM畢業生有600多萬人，比七國集團加起來還要多。而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擁有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優勢。再者，我們有全世界最齊全的產業配套，任何想法想要變成產品，所需要的零部件都是最好的，而且成本是最低的。此外，我們還有自己的體制優勢，善於利用“有效市場”來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利用“有為政府”來幫助企業家克服市場失靈。如此來講，依靠“後來者優勢”，再加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優勢，我相信在2035年前我們能夠維持8%的經濟增長潛力。中國經濟實際增速為什麼不及8%，有兩大原因當然各位可能說這只是潛力，這些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下滑，到去年只有5.2%的增長，現在下滑壓力仍然很大，在此情況下，為什麼還有這樣的潛力？我們的增長率確實比潛力低了很多，一個大問題是美國要在技術上卡脖子，我們必須用新型舉國體制來應對，佔用了大量戰略資源。除此之外，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恢復經濟增長的信心。確實，這些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但在國際上，把我們增長下滑的原因都歸咎於自身體制機制問題，國內也有這種聲音。比如有一種說法，認為“民營企業才有效率”，但“國企越做越大”，“擠佔了民企的發展空間”，所以經濟肯定要下滑，這種說法正確嗎？到底是因為民退國不得不進，還是因為國進造成了民退？實際上，根據前面的分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並沒有恢復。在2008年前，世界經濟增長率相對比較快，貿易增長率是世界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對我們影響更大的是國際貿易，其增速下滑得比世界經濟的增速下滑得還要快。從1978年到2018年，我們出口增長率每年是18%。從加入WTO以後到2008年，我們的出口增長率平均每年達到24%，現在年出口增長率一路下滑到3%、5%。經濟低迷期，國企的基建投資為民企發展也提供了機會。圖為國企民企合作的典範之一——杭台高鐵，其營運主體杭紹台鐵路公司，三級政府和國鐵集團佔股49%、民營聯合體佔股51%。  圖源：杭州網而我們的出口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出口增長速度突然間腰斬、甚至不及原來的四分之一，因此造成很大的產能過剩，投資機會也相應變少，投資信心降低。而且我們看到這種趨勢持續了十幾年。這種態勢不僅影響投資增長，也影響就業和未來預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當然要來穩增長保就業。而政府穩增長穩就業採取的措施，都是投資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比如2008年的時候高速公路只有6萬公里，現在超過19萬公里；2008年的高速鐵路只有1035公里，現在超過45000公里。這些大項目都是國有企業來投資的，都是穩就業穩增長的政府投資。而且這些投資實際上是有利於民營企業的，因為這些投資所需要的鋼鐵水泥等等材料，大部分是民營企業生產的。同時，政府的大項目投資創造了就業，有了就業以後老百姓收入提高才會消費，而消費產品絕大多數也是民營企業生產的。所以，國際上為了唱衰中國，將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原因歸咎於所謂“國進民退”，國內也有很多人這麼說。還有一種說法是將這些年的經濟增長放緩歸咎於所謂的人口老齡化。我們確實面臨人口老齡化，勞動力增長確實慢了，這是對的；但是，經濟增速從10年前下滑至今不是由於人口老齡化。大家知道，對經濟增長來講，重要的不是勞動者數量，而是有效勞動的數量。有效勞動數量=勞動者數量×勞動者教育年限。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到 11.21年，退休年齡的勞動者教育年限是7年左右，而新進入勞動市場的勞動者平均教育年齡是14年以上，所以有效勞動數量實際上在逐漸增加。不僅是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全球有53個國家人口老齡化，這53個國家人口老齡化的前十年和後十年，其人均GDP的增長基本沒受影響；而且所謂的“未富先老國家”——人均GDP還沒有達到美國50%的人口老齡化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還在加速，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在加速。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齡化不是黑天鵝事件，而是政府預期人口老齡化後勞動數量會減少，因此增加了教育投資，有效勞動數量增長了，所以經濟反而增長更快了。截至2024年底，中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11.21年。尤其是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超過14年，能有效緩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但是國外這麼說，國內也跟著這麼唱，大家都覺得經濟下滑都是自己體制機製造成的，而且有些問題都是結構性問題，很難改，當然就對未來經濟增長沒信心了。所以我希望我們學界、媒體把這個話講清楚。突破理論桎梏，採取更積極的貨幣財政政策，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更快增長另外，我們要採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和更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必須先在理論上突破。現在限制我們採用積極貨幣政策的理論模型認為，貨幣是中性的，積極貨幣政策帶來的結果只是通貨膨脹。我在倡導新結構經濟學，我研究了這些理論模型，它們的假定前提是經濟周期波動，生產力水平不提高。在此情況下，貨幣政策是周期政策，一旦增發貨幣，最後就變成通貨膨脹。但是我們的經濟是不斷增長的，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如果增發的貨幣是用來支援讓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那麼只要貨幣增發的速度不高於生產力水平提高、經濟規模擴大的速度，通貨膨脹就不會增加，所以貨幣是非中性的。我們必須在理論上突破，採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尤其是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用結構性貨幣政策，給予增長部門更寬鬆的信貸，促進經濟更快增長。第二，財政政策也要更積極，但同樣需要理論突破：其一是認為財政赤字不能超過3%，其二是所謂李嘉圖等價。研究經濟理論的都知道，只要赤字的增長速度低於GDP的增長速度，不會影響政府的支付能力，這是學界普遍認識。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是歐元區國家提出的財政紀律。歐元區國家貨幣統一了，但財政沒統一，他們擔心有些國家財政赤字過大，超過前面談到的1960-2008年間年均3.1%的增長速度，赤字貨幣化造成通貨膨脹，使得財政赤字小的國家多支付通貨膨脹稅，於是要求歐元區國家的赤字不能超過3%。這是歐盟區特殊的貨幣和財政安排，但這一安排並沒有普遍性意義。我們經濟增長速度超過5%，那為什麼我們財政赤字不能超過3%？這是沒有道理的。尤其我們的財政赤字是用來投資有資產擔保的項目的，不像國外的財政赤字是用來消費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要突破的是李嘉圖等價。現在的財政教科書說，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進行投資，即使現在能創造就業，增加居民收入，但是政府財政赤字增加了，將來為了還債，就要提高稅收；但老百姓是理性的，即使現在有就業有工資，但預期將來稅收要增加，他們為了平滑消費，就會增加儲蓄，最終結果是：政府的投資支出雖然增加，但老百姓的消費支出減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總需求沒有變化，因而經濟無法走出危機，結果只是財政赤字增加，這就是李嘉圖等價。中國經濟界需要突破理論桎梏。李嘉圖（1772-1823）等價命題被譽為現代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石。但是李嘉圖等價跟我前面講的貨幣模型一樣，也是假定GDP不增長、生產力水平不提高的。很明顯，我們的經濟在增長，生產力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如果我們把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用來投資於消除經濟增長瓶頸的大項目，比如基礎設施，投資創造了就業，將來危機過後由於增長瓶頸的消除，生產力水平提高，經濟增長加快，政府財政稅收也會隨之增加，於是政府可以用未來財政稅收增加來償還現在的債務，政府並不需要額外增加稅收，老百姓也不會增加儲蓄來抵消政府支出，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刺激總需求，幫助經濟走出危機，李嘉圖等價就不存在了。實際上我們曾運用積極財政政策成功抵禦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前，中央政府的負債佔GDP的比重是25%；為了抵禦危機，中國建了很多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路、電站等等，政府負債到2002-2003年增加到36%。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雖然這段時間政府的稅率在下降，但政府負債佔GDP的比重重新下降到25%。原因是什麼？是因為政府投資於消除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中國經濟在2001-2003後的增長加速，在稅率下降的情況下，由於經濟增長加速帶來的稅收增加能夠幫助消化債務。這說明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能夠幫助經濟更快走出低迷。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有很多機會，有增長的潛力。要實現比5%更高的增長速度是有可能的，但要克服我們的認識，包括對當前經濟下滑原因的認識，以及對我們政策手段應用空間的認識，這個認識需要理論的創新。謝謝各位！ (底線思維)

第四次工作革命，中國與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西方世界將處於同一起跑線上，我堅信這種認知和判斷是客觀的、正確的。我們常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宏觀方面而言，其內涵其實就是因第四次工業革命引爆的生產力大發展，中國抓住了這次機會，由於中國獨有的國情優勢，中國很可能在人類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浪中，領跑西方，成為人類文明之光。從最近十年以來，中國的發展趨勢以及在代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相關產業：例如人工智慧、AI深度學習、物聯網、量子通訊、可控核聚變、5G/6G通訊技術等領域，中國相繼取得了技術突破，與美國的競爭形成雙雄爭霸的局面，但在市場應用方面，中國又領先於美國，所以，中國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大言。回顧人類工業革命的歷史，也就260年時間左右。英國由於擁有獨特的地理優勢，再加上在與歐洲陸權國家的競爭中採取了正確的外交戰略（離岸平衡戰略），促使英國最先完成了人類的第一次工業革命（1760—1840）。蒸汽機與紡織業還有鐵路以及煤炭做為能源的大組合形成的機械生產力碾壓數千年的農業生產力，從而讓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稱霸世界一百多年。第二次工作革命（1870—1914）以電力（內燃機）為代表，德家與美國後來居上，超過英國。德國的強大與​​其野心同步，由此引爆了歐洲兩次世界大戰，讓美洲的美國撿了大便宜，坐受漁翁之利，於是，美國的發展強大引爆了人類第三次工業革命。前兩次工業革命前後持續近200年（1760—1950）曾經在農業文明時代領先全球2000年的中華帝國在幹啥？為何缺席了？歷史給出的答案是血淋淋的。滿清入關，專制統治中原267年，是中華民族在近代跌倒爬不起來的最重要原因。即使結束了封建社會，但現代史幾十年，軍閥混戰，國家處於分裂狀態，國家想進入工業化，只能是一個遙遙無期的美夢。因此，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們錯過了。 1949年之後，我們這一代吃三代人的苦，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追趕，追趕什麼？追趕前面兩次工業革命的缺位，在追趕的同時，我們也不忘規劃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藍圖，這就是前30年的成就與貢獻。70餘年的奮鬥歷程，讓我們彌補上了前兩次工業革命的差距，又追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步伐。何謂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美國自1950年左右主導的半導體資訊產業和網路產業，人類社會也因此進入資訊時代，資訊時代持續了半個世紀，我們一步不停的追隨著追隨著。進入二十一世紀，第四次工業革命又由美國最先起步，美國壟斷金融資本的設想是通過第四次工業革命，藉人工智慧的高牆小院又續命美國霸權100年，可是，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領域的全方位強勢崛起，打破了美國企圖再續霸權之命100年的美夢。人類的命運是霸權當道還是共同發展？是繼續維持持續了500年的舊秩序？還是進入嶄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模式？這是靈魂拷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藍圖，要實現，靠的是實力，實力來自那裡？來自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完美結合。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先就是硬實力；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是文化，就是軟實力。王毅夫先生的認知我是讚賞的，這兩天在上海舉辦的全球半導體盛會，深圳新凱來公司公開亮相的半導體全產業鏈產品系列，科技含量之高，驚豔世界，聯絡到華為、中芯國際、DeepSeeK等一系列國內公司徹底打破美西方的技術封鎖，在資金、人類技術、人才、市場，我們都包括了一點點革命市場，還有一點點 （行走在荒野）

2024年12月1日上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北大舉辦講座，主講“產業政策的復甦與新保護主義”（The Resurgence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New Protectionism）。 現場大合影 斯蒂格利茨指出，近年來產業政策的復興有其深刻背景，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危機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同時，氣候變化成為迫切的全球威脅，市場機制在應對這一問題上表現乏力。 這些挑戰表明，僅靠市場無法解決複雜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再次回歸政策議程。

近兩年，中國股市有所波動，民營投資受到影響，居民消費也顯得較為疲軟。加上國外各種「中國經濟見頂論」「中國經濟崩潰論」盛行，大家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多少有些擔憂。 但我認為上述都是短期問題。總的來講，主要是信心不足。對此，中國有非常充分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政策空間，我想這是國內學界的共識，只要把這些政策用好，我們應該可以穩定信心，經濟也能恢復正常成長。 9月24日新聞發佈會上，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證監會主席吳清、金融監管總局局長李雲澤的政策介紹，加上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大家的信心明顯恢復，我相信經濟的止跌回升是可以預期的。 對我們國家來講，重要的還是長期的經濟成長，因為我們要實現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長期經濟成長來講，最重要的是生產力水準要不斷提高。怎麼樣才能讓生產力水準不斷提高呢？最重要的就是現有的產業必須不斷實現技術創新，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必須不斷湧現。這就是去年以來談得非常多的依靠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9月28日，2024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北京舉行。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會上表示，當前經濟的低迷，比如股市不振、民間投資意願低、居民消費乏力等是短期問題，是耐心不足，對此，中國有非常充分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政策空間，只要把這些政策應用好，應該可以穩定信心，經濟恢復正常增長。隨著近期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大家的信心已經恢復，在股票市場上表現非常明顯，相信經濟止跌回升應該可以預期。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主辦方供圖） 林毅夫指出，對中國而言，重要的還是長期的經濟增長，這需要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而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需要現有產業不斷技術創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必須不斷湧現，這就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