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人們眼下對美伊戰爭引發的通膨憂心忡忡，但有跡象表明，其他因素對長期借貸成本的影響或許同樣顯著。
在美國，剔除通膨因素的所謂“實際收益率”在美債拋售過程中其實正扮演著更關鍵的角色——這表明債券投資者擔憂的不僅僅是伊朗戰爭帶來的價格壓力。
更深層的影響因素還在於：本已不堪重負的公共債務面臨進一步膨脹的風險、人工智慧(AI)投資狂潮的後續衝擊，以及聯準會等央行下一步將加息而非降息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一些華爾街機構的深入分析已印證了這一市場猜想——荷蘭國際集團(ING)、高盛和巴克萊的策略師們近期發佈的觀點均強調：即使由油價上漲引發的通膨有所緩解，部分長期收益率近期的飆升勢頭也不會完全逆轉。
這意味著即使中東衝突結束，市場借貸成本仍可能維持在多年高位附近，從而繼續給各國政府和經濟體帶來壓力。
美債收益率飆升不光是因為油價？
巴克萊美國通膨策略主管Jonathan Hill指出，“關於全球債券久期因通膨擔憂而遭拋售的說法，很難與市場對中長期通膨風險的定價相吻合。相反，債務水平上升、潛在的中性利率走高以及人工智慧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正在推動實際利率走高。”
所謂的中性利率，是指既不會刺激也不會抑制經濟增長的利率水平。
事實上，近來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現像是，儘管油價飆升可能佔據了頭條新聞，但衡量債券市場通膨預期的盈虧平衡通膨率，並未像美國和英國的名義債券收益率那樣大幅上升。
Hill指出，即使在美伊戰爭進行期間，美國10年期盈虧平衡通膨率仍比2022年上半年低50個基點，當時聯準會正大幅加息。而作為市場對中期通膨預期衡量指標的所謂5年-5年遠期盈虧平衡通膨率，目前也僅在2.2%附近，與去年12月的水平基本持平。
在美銀，經濟學家Claudio Irigoyen和Antonio Gabriel正密切關注著美債收益率曲線的變動——即長短期收益率之間的利差，以判斷債券市場的驅動因素。
他們坦言：“在聯準會加息可能重回桌面、且債務償付成本激增恐催生更大財政赤字的環境下，收益率曲線的長端對短期利率的變動正變得更加敏感。”
從名義收益率中剝離通膨溢價後得到的實際收益率，被市場中有些人認為是衡量借貸成本更真實的指標。而業內的分析顯示，實際收益率的上升其實更能解釋近期美國整體收益率上漲的大部分原因——這與德國和日本等全球其他經濟體的債券市場不同，這些國家才真正更多受到通膨的影響。
即使戰爭結束美債收益率也難降？
ING美洲研究部主管Padhraic Garvey表示，這種交易模式意味著，即使作為全球能源流動關鍵咽喉要道、因美伊戰爭而遭封鎖的荷姆茲海峽最終重新開放，由於實際收益率居高不下，長期美債收益率“可能仍會略微滯留在較高水平”。
他認為，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4.5%的“所有”漲幅，均源於實際收益率的上升。該基準收益率上周二曾逼近4.70%，隨後於上周五回落至4.56%。
Garvey表示：“海峽重開固然能壓制通膨預期，卻可能仍會將實際收益率孤零零地留在高位。若果真如此，美債收益率便不會像許多人目前預期的那樣大幅下跌。”
Muriel Siebert & Co.首席投資官Mark Malek在致客戶的報告中也寫道：“債券市場目前並非對某一條頭條新聞作出反應。市場正在重新評估一個結構性問題，而這絕非一份新聞稿或外交停火所能解決。”
據美國高級官員周日透露，美伊雙方正逐步接近達成一項重開海峽的協議，不過美國總統川普明確表示不會“操之過急”。受此影響，周一亞洲盤初原油價格有所回落，美債期貨則小幅走高。
預計美債收益率將維持在高位的原因還包括：川普力推減稅，這將加重本已沉重的債務負擔並導致政府不得不標售國債；此外，其持續的貿易戰也阻礙了供應鏈的正常運轉。
摩根大通首席執行長傑米·戴蒙上周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由於對政府大舉借債及美債承接力的擔憂，美國長期利率未來可能會升得更高。
在高盛實盤利率銷售主管Phillip Lee看來，財政赤字的長期化、國債供給的激增以及對債務可持續性的信任危機，正在構成最為合理的解釋——為什麼投資者在持有長端國債時，開始索要更高的風險補償金。他在高盛的官方播客中直言，“依我看，利率還要往上走。”
事實上，儘管交易員們年初還押注聯準會會降息，但如今卻正押注聯準會今年晚些時候將不得不加息，即便川普欽點的凱文·華許已出任聯準會主席。
此外，AI的影響或許也不容小覷。儘管人工智慧最終可能通過提升生產力來緩解通膨，但債券交易員擔心，其短期影響卻是助長通膨——因為科技公司大量購買半導體、開設龐大的資料中心，同時又向市場傾銷自身的債務。
人工智慧熱潮帶來的經濟增長加速，也可能促使投資者更青睞股票，從而導致資產配置者尋求更高收益的債券作為補償。
巴克萊的Hill表示，中性利率可能已經上升，這也解釋了為何10年期美債收益率未來即便達到5%已不再是抄底良機，從而讓更高的收益率成為可能。
經濟學家Jamie Rush表示，“從根本上講，利率由全球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平衡決定。過去五十年間，儲蓄意願不斷增強，而投資需求則呈下降趨勢——這推動了全球借貸成本的降低。如今，情況似乎發生了逆轉，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去迎接一個比後金融危機時代高得多的利率新常態。” (財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