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湖北授課時系統解讀了全球經濟形勢、“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在接受我們專訪時，林毅夫深入解析了我們如何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為湖北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經濟動能給出具體建議。
01 不管外部環境怎麼變化全年增長4.5%-5%完全有可能
觀一線：中國今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0%，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個百分點。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影響全球經濟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依然呈現穩健發展態勢，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一枝獨秀。您認為中國一季度的亮眼經濟表現是怎麼來的？
林毅夫：今年的外部環境並不好，一方面是俄烏衝突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美以伊戰事導致國際石油價格高漲。中國是石油進口國，這增加了中國石油進口的成本，同時也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很多國家經濟增長會放緩，進而影響中國出口市場。在這樣的狀況下，一季度，中國經濟還能實現5%的增長，確實不容易。
一季度能取得這樣的成績，我覺得有幾個方面的因素。
中國審時度勢，認識到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也清楚中國作為大國，內部有很多大循環的迴旋空間，可以維持這樣的增速。宏觀政策精準發力，比如，靠前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讓地方政府專項債提前落地，目的就是儘早使用。
在基建方面，像雅下水電工程等大型項目都在按計畫推進。在房地產方面，政府採取了政策措施，在購買條件、按揭貸款等方面放鬆了限制，部分地區的房地產市場已經穩定回暖。此外，汽車、家電等產品的購買和以舊換新政策也持續推行，促進消費的政策成效顯著。
產業韌性在發揮作用，產業結構持續最佳化。新能源汽車、太陽能裝置、鋰電池等新興產業保持快速發展。數字經濟等屬於新質生產力的相關新產業，處於高速發展階段。文旅、餐飲等服務業開始回暖。傳統產業經過數位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提質增效，不少企業抓住政策發力的機遇，實現了質量提升、成本下降和盈利改善。可以說，一二三產業都在協同發力。
對外，我們堅持市場多元化。過去主要依賴美國市場、歐洲市場，但當前東盟已成為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同時，對金磚國家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也在增加，中國很多產品在這些地區的市場份額不斷擴大。另外，出口產品結構調整，高附加值的新能源汽車、太陽能裝置、鋰電池以及高端機電產品等，出口勢頭非常強勁。因此，在地緣政治衝突、外需走弱的情況下，中國出口依然保持穩定增長。
對內，中國持續最佳化營商環境，專門針對中小企業實施紓困政策，比如，金融貸款下沉、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同時加大對穩就業經營主體的支援，對事關民生的產業也推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支援。
也要看到，外部形勢更加複雜，國內同樣面臨不少壓力。中國供給側的能力確實很強，需求側在國際上看也相當強，但相對於生產能力來說，仍然偏弱。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還需要從多方面提振居民消費，深挖內需潛力，依託新質生產力提質增效。
總體而言，一季度5%的成績相當“靚麗”，讓我們更有信心。不管今年的外部環境怎麼變化，依託中國的諸多優勢，尤其是依託國內大循環的超大市場優勢，實現全年4.5%到5%的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
05 換道超車中國和發達國家不止並跑，還能領跑
觀一線：現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人工智慧、巨量資料、物聯網、數位化與智能化為主要特徵，是全球正在經歷的一場重要技術革命。中國正在培育發展的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的一種新質態，是中國正在主動創造的一次生產力革新。如何深刻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和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關係？
林毅夫：我們正在經歷一場生產力的深刻變革。我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和新質生產力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新質生產力是以創新為抓手，而第四次工業革命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技術創新。
第四次工業革命是我們面臨的一次新機遇，其技術源頭是資料、算力等新型生產要素。如今，中國已經成為資料量最大、資料類型最豐富的國家之一，這是我們的優勢。這些新型的生產要素可以產業化，現在人工智慧也可以產業化。我們既可以把這類產業的創新作為新興產業來發展、作為未來產業來培育，也可以利用數位化、智能化的新技術來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讓傳統產業提質增效，甚至實現換道超車。
所以，第四次工業革命本身是新質生產力的一種新的質態——依託於大語言模型、人工智慧產業等。而且，我們能夠用這種新的質態來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技術路線，實現提質增效，追趕發達國家，甚至在部分領域引領產業發展，這個過程本身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
比如，汽車，原本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屬於傳統產業，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仍然有巨大的市場需求。中國就是抓住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數位化、智能化、綠色化機遇，依靠人工智慧、巨量資料等，以及從傳統內燃機向電動機驅動的轉變，使新能源汽車實現了換道超車，變成了中國的一個新興產業。
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尤其是在迎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我們應該立足國內的比較優勢，讓這次工業革命落地、出成果。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不同，這次我們不僅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在起點上並跑，還可以利用國內優勢實現領跑。這些新技術發展之後，可以變成新的增長動力，成為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新優勢。
比如，在人工智慧方面，DeepSeek出來後，讓中國在人工智慧大模型領域和發達國家處於同一個梯隊。同時，我們走的技術路線，成本要比美國的閉源大模型低，所以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更明顯，應用範圍也更廣。其他國家雖然不一定都有能力開發新的大模型，但他們也要用這些新模型、新技術來改造提升本國的產業。這成為中國在國際上的一個新的競爭力。
一方面，我們把算力、演算法作為新產業的抓手來發展，發展起來以後就可以領先；另一方面，算力、演算法也可以用來改造提升國內的實體經濟，在這方面中國已有很多成功的實踐探索。人工智慧的應用，中國具備諸多優勢。華為任正非說過，IT公司對人類的貢獻就2%，AI在產業上的貢獻會佔到98%。
03 華為“韜定律”的提出是觀察新質生產力的一個窗口
觀一線：最近，華為發佈“韜定律”，引起廣泛討論。“韜定律”及其給電子工業帶來的一系列影響，算不算新質生產力？它有沒有體現高科技、高效能和高品質這三個特徵？先發國家在科技產業發展方面的優勢並非不可踰越，更不是無法追趕，這帶給我們什麼啟發？
林毅夫：華為“韜定律”的提出，是觀察新質生產力的一個窗口。
在高技術層面，“韜定律”跳出傳統摩爾定律物理層面的競賽，在晶片底層架構上實現了原創理論的突破，融合微電子、先進封裝等多領域的前沿技術，是後摩爾時代關鍵的原始創新——過去是不斷微縮空間，現在通過折疊縮小時間和路徑。
在高效能層面，它依託於成熟製程，提升晶片性能，降低製造成本和能耗，使國內晶片的產能顯著提升，進一步提高全產業鏈的生產效率。
在高品質方面，它推動中國電子工業從粗放追趕轉向創新驅動，進一步夯實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帶動全產業、全行業提質增效。
在過去的追趕階段，我們基本沿著發達國家的技術路線提升。“韜定律”的提出和後續應用說明，在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除了利用後發優勢繼續追趕之外，我們還可以具備一種創新性思維——走自己的技術路線，成本比老路線低，效率比老路線高。
我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擁有科技人才多的工程師紅利、完備的產業鏈、超大國內市場的優勢，為“換道”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同時，這也離不開新型舉國體制與經營主體的協同發力，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聚焦底層技術攻關，主動建構關鍵技術與產業標準。
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實現在科技領域的加速追趕，我們應該信心滿滿。一些發達國家認為，只要“卡”住幾個關鍵裝置，中國就會永遠落後。如今，中國依託現有的產業基礎和創新性思維，走出新的技術路線，完全有能力追趕上這些發達國家，並駕齊驅，甚至還可以領先一步。
04 如果一些國家在未來產業取得優勢就會掐我們脖子
觀一線：今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前瞻佈局和發展未來產業》。您認為，中國發展未來產業的客觀條件和比較優勢有那些？
林毅夫：立足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高度來謀劃我們的未來產業，我認為有三方面的戰略考量。
全球科技博弈已經白熱化，未來產業是大國競爭的核心賽道。如果一些國家在未來產業上取得先發優勢，就會利用專利和技術掐住我們的脖子。在這條大國競爭的核心賽道中，只有超前佈局才能搶佔產業制高點，掌握發展主動權，築牢國家安全產業的屏障。
未來產業是培育新質生產力、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抓手。依靠前沿技術開闢新賽道，可以實現新舊產業的接續迭代，夯實高品質發展的根基。
培育新質生產力，一方面，要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新產業，因為它們本身就是科技創新的結果，就是新質生產力，同時也是未來產業發展中由小到大的賽道。
另一方面，無論是就業還是產值，傳統產業的貢獻仍然很大，產品需求仍然還在。通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數位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也可以從落後追趕變成領先，並轉化為新的增長動力，不斷迭代實體經濟。
未來產業也是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帶動綠色轉型、擴大優質就業、改善民生、夯實民族復興的物質技術底座。
中國在發展未來產業方面，客觀條件是非常紮實的，比較優勢是十分突出的。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產業鏈配套完備，在國內配齊所需任何硬體的時間最短、成本最低，可快速完成新技術產業化落地。
比如，特斯拉，在美國發展了十多年，但產量一直沒有達到3萬輛，因為產量太少，瀕臨破產；2019年，到上海投資建廠，一年內就建成投產，第二年就生產48萬輛，市場估值急劇上升。產量的增加，讓特斯拉起死回生。為什麼第二年就能生產48萬輛？就是因為中國的產業配套齊全，硬體生態完整。
中國擁有超大的國內市場、海量的應用場景，許多新技術可以在國內快速迭代、規模化，同時也有更多競爭和試錯的機會。
中國的科研人才儲備豐富，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STEM）領域的人才，每年畢業生超過600萬人，超過其他排名前十國家的數量總和。
中國還有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能夠統籌產學研資源，疊加區域創新叢集，依靠完整數字基建，形成全球稀缺的綜合發展優勢。
05 湖北光電子已躋身世界第一梯隊成為標誌性優勢產業
觀一線：您認為湖北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有那些比較優勢？
林毅夫：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質生產力，要以創新為主導、以產業為依託。各地在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時，如果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就會具有競爭力。要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以及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新技術條件等因素，來進行分類指導。
如何把這個重要要求落到實處，並且依託於產業，讓各地都能找到自己的“抓手”？新結構經濟學根據一個地區現有產業與世界技術前沿的差距、是否符合本地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是否屬於新一輪技術革命催生的新產業以及是否涉及安全（包括國防安全、經濟安全和產業制高點問題），把現有產業分成五種類型：領先型、追趕型、轉進型、新興型和戰略型。
第一類是領先型產業，是指技術在國內甚至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的產業，要素稟賦基礎是“技術領先+資本充裕+市場規模大”。
比如，湖北光谷的光電子資訊產業，包括光纖光纜、光模組、儲存晶片等，已經躋身世界第一梯隊，這是湖北標誌性的優勢產業。對這類產業，要繼續發展，在現有產業基礎上培育好新質生產力，必須依靠自主研發來推動技術進步。
第二類是追趕型產業，是指仍處於技術追趕階段的傳統產業，如新材料、裝備製造、化工、汽車零部件等。
這類產業的要素稟賦基礎是“製造業基礎紮實+勞動力技能提升”，要通過數位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培育發展新動能。
湖北擁有的高端裝備、精密機床、整車核心零部件以及依託於汽車的兆級產業底盤等，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差距。通常，技術內嵌於裝置，需要從國外進口更好的裝置。相比自主研發，引進的成本更低。如不能引進，只能本國攻關。對於平台性的、通用的技術，可以組織相關企業聯合攻關，政府提供適當的資金支援。平台性技術一旦突破，相關企業都能提高產品質量，從而增強整體競爭力。
對於追趕型產業，還要有換道超車的思路。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數位化、智能化和綠色化，提供了像新能源汽車那樣的換道超車機會，這也是追趕型產業可以發力的方向。
第三類是轉進型產業，是指中國過去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部分低端鞋、箱包、成衣、紡織、電器製造等。
這類產業面臨的挑戰是“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劇”，比較優勢逐漸消失。要通過合理轉型，挖掘新動能。具體路徑是，引導能力強、經營好的企業轉型到微笑曲線兩端，經營新產品開發、個性化產品生產、品牌化營運或轉向資本相對密集的裝置和中間部件等高端環節的研發、製造，成為生產裝置和部件的單項冠軍、隱形冠軍；同時，相關產業叢集所在地的政府協助部分加工環節的企業“機器換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附加值，以燙平微笑曲線，或“抱團取暖”將產能轉移到中國中西部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以及“抱團出海”到勞動力成本相對更低的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將當地的GDP轉化為GNP。
第四類是新興型產業，主要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研發周期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比如，人工智慧、北斗應用、新能源、智能網聯汽車、生物醫藥。
中國不僅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而且，中國人才儲備豐富、國內市場廣大、製造業門類齊全，在這類產業具有比較優勢。還包括前三次工業革命中就存在，但因之前沒有比較優勢未能發展起來，現在資源稟賦條件發生改變，又迎來發展機遇的產業。
比如，在過去，西部地區的沙漠資源無法利用，但隨著太陽能技術的出現，在沙漠地區發展太陽能、風能開始具備技術支撐，劣勢變成優勢，形成新興型產業。如今，東部地區的工資持續上漲，比較優勢逐漸喪失，而中西部的交通基礎設施大幅改善，運輸成本顯著下降，在此情況下，一些傳統產業在中西部地區就變成新興型產業，這是因比較優勢的變化而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湖北擁有諸多領先優勢，機遇疊加，也有相對薄弱的領域，比如，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中，有些產業未能充分發展，隨著資本積累、比較優勢變化、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逐漸具備承接東部地區曾經有比較優勢、目前已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在引進此類產業的同時，也要考慮數位化、智能化、綠色化的發展方向。
第五類是戰略型產業，是指就當前的要素稟賦而言尚不具有比較優勢但涉及國防和經濟安全而必須有的產業，如光刻機、先進晶片、航空發動機、量子計算、可控核聚變等研發周期長、資金投入大、人才密集，中國目前尚不完全具備比較優勢，但關係到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和技術變革的制高點，是未來現代化產業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佈局發展戰略型產業，必須堅持國家戰略需求導向，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戰略型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成熟以後，將轉化為新興產業，成為當地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來源。湖北在這方面擁有很多機遇。 (觀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