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2 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 “十五五” 開局之年的經濟發展劃下關鍵航線。會議部署的八項重點任務、重提的降准降息訊號、對內需與風險的精準施策，每一項都牽動著市場神經。民生銀行溫彬、粵開證券羅志恆、華泰證券團隊、渣打銀行丁爽等多位首席經濟學家第一時間深度解讀，從政策基調到落地節奏，從投資機會到風險防範，為我們揭開 2026 年經濟圖景的核心密碼。會議首先肯定了 2025 年經濟的韌性表現，在積極宏觀政策支撐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將順利完成，世界銀行、IMF 等國際機構也密集上調中國經濟增速預期。但同時也直面挑戰，指出 “供強需弱矛盾突出，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不過強調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未改。羅志恆對此表示，這體現了對中國經濟的戰略定力，需牢牢把握超大規模市場、完備產業體系等深層優勢。政策基調上，會議延續 “穩中求進、提質增效” 核心方針，強調發揮存量與增量政策整合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最受市場關注的莫過於貨幣政策的明確訊號 “靈活高效運用降准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這也是繼三季度後政策層面再度提及降准降息。中國銀河證券章俊判斷，這釋放了貨幣寬鬆的積極訊號，2026 年降准降息落地時點可能早於市場預期，預計全年有 1-2 次降息、總計調降 10-20BP，50BP 降准亦有望落地。羅志恆更精準預測，降息或在一季度落地，以提振 “十五五” 開局信心。財政政策方面，會議明確 “保持必要的財政赤字、債務總規模和支出總量”。華泰證券團隊測算，2026 年狹義赤字率可能持平於今年的 4%，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有望適度增加，廣義財政新增總融資或達 15.3 兆元，較 2025 年多增約 9000 億元。但財政發力更重結構最佳化，重點支援 “兩重” 項目、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溫彬指出，這體現了財政政策 “潤物細無聲” 的執行風格，兼顧穩增長與調結構。八項重點任務中，“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 位列首位，凸顯其核心地位。消費端，會議提出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城鄉居民增收計畫、釋放服務消費潛力。溫彬預計，2026 年 “國補” 額度有望保持穩定，且會最佳化投向服務消費等領域，而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將推動供需良性互動。投資端，“推動投資止跌回穩” 成為關鍵目標，會議明確將適當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最佳化專項債用途，發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章俊表示，基建投資並非簡單規模擴張，而是 “穩住總量 + 結構升級”，超長期特別國債對 “兩重” 項目的支援力度有望加大。地產政策的積極調整的也是本次會議的亮點之一。相較於此前政治局會議的簡潔表述，本次會議明確提出深化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因城施策 “去庫存”、鼓勵收購存量房用於保障房、有序推動好房子建設。多位首席認為，這體現了對地產市場的精準施策，既防範風險又兼顧民生需求，但實際效果仍需觀察地方執行力度和資金配套機制。在產業與長期發展層面，“反內卷” 政策效果備受期待。渣打銀行丁爽指出，2026 年 “反內卷” 政策效應將逐步顯現，通過整治不合理優惠政策、推動行業併購重整等措施，解決集中度偏低、競爭過度問題，修復企業盈利能力。德意志銀行熊奕補充，“反內卷” 政策疊加食品價格正常化，將推動 PPI 在 2026 年下半年轉正，實現經濟再通膨。同時，會議強調的創新驅動、綠色轉型、對外開放等任務，也與 “十五五” 規劃方向高度契合，為高品質發展注入動力。對外經濟領域，人民幣匯率與國際化成為焦點。多家外資首席持樂觀預期，德意志銀行預計 2026 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升至 6.7，2027 年底進一步觸及 6.5；丁爽則認為，技術投入提升生產力、經常帳戶順差等基本面因素，將為人民幣長期升值創造條件，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有望加速。這與會議 “堅持對外開放，推動多領域合作共贏” 的部署形成呼應，顯示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深度與廣度將持續拓展。對於 2026 年的機會，首席經濟學家們給出了清晰指引。消費領域可重點關注服務消費和優質商品供給相關賽道，政策支援下的消費升級與下沉市場潛力值得挖掘；投資端，“兩重” 項目、城市更新、“好房子” 建設以及科技創新領域的增量投資機會顯著；產業層面，“反內卷” 政策受益的行業、AI + 等新動能領域將迎來結構性機遇。風險防範方面，會議強調 “守牢底線，積極穩妥化解重點領域風險”。溫彬提醒，需關注地方財政困難與重點領域風險處置進展，政策將在穩增長與防風險之間尋求平衡。華泰證券團隊也指出，地產去庫存與風險化解仍需理順各方激勵機制，這將是 2026 年經濟工作的重要看點。多位首席一致認為，2026 年經濟政策將從短期風險應對逐步轉向長期轉型驅動，政策發力更具針對性和結構性。對投資者而言，需把握政策節奏，在降准降息帶來的流動性寬鬆窗口中佈局內需相關類股；對企業來說，內需市場擴張、科技創新支援、對外開放深化將帶來新的發展機遇。2026 年的經濟大幕即將拉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已明確方向，首席經濟學家的解讀更清晰了路徑。無論是降准降息的政策紅利，還是內需與創新的產業機遇，都需要我們在不確定性中把握確定性。正如市場共識所言，機會永遠留給提前看懂政策訊號、精準佈局趨勢的人，2026 年，讓我們循著政策指引，把握時代賦予的發展機遇。 (正商研究院)

為什麼幾乎所有東西都是“中國製造”？很多人會脫口而出：“因為中國的人工便宜唄！”這話在20年前或許沒錯。但今天，中國製造業產出約佔全球總量的30%，遙遙領先於美國約16%的份額。如果你還單純認為是人力成本的原因，那就不對了。圖片 | 來自網路最近，一位經濟學家單偉建(Weijian Shan)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找來了特斯拉——這個在美國和中國都有著幾乎一模一樣“超級工廠”的公司，進行了一次硬核的生產效率大PK。結果，令人震驚。01 特斯拉的“雙城記”特斯拉的上海工廠和加州弗裡蒙特工廠，可以說是“兄弟”工廠。它們使用相同的技術、相同的生產線，製造相同的Model 3和Model Y。這簡直是對比中美製造業最完美的“實驗室”。資料來了：上海工廠：大約2萬名工人，在2024年生產了接近100萬輛車。人均年產約50輛車。弗裡蒙特工廠：同樣約2萬名工人，年產量約56萬輛。人均年產約28輛車。你沒看錯，在幾乎相同的硬體條件下，上海工廠工人的實物生產效率，是美國同事的近兩倍。但更“恐怖”的還在後面。我們來算一筆“成本帳”：工資：一名上海特斯拉工人的年薪大約是1.4萬至1.5萬美元。工資：一名美國特斯拉工人的年薪大約是8.25萬美元。一邊是效率翻倍，一邊是工資只有對方的17%。這意味著什麼？綜合算下來，在勞動力“性價比”上，中國工廠的優勢不是2倍，而是8到14倍！而且這種優勢貫穿整個供應鏈——電池、電機和零部件等環節都受益於類似的動態，比如到2025年11月，上海工廠已生產了500萬個電池包，更是凸顯了其規模效率。這一些列的數字，足以讓任何一個經濟學家或企業家感到震撼。這已經不是“便宜”可以解釋的了，這是效率和成本的全方位碾壓。幾年前專門從上海調人去矽谷提高效率02 不只是特拉斯如果說特斯拉只是個例，那還不足以說明問題。但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其他工業領域時，會發現類似的故事正在不斷上演。比如中國已經取得統治地位的造船業：到2025年，中國佔據了全球造船業60-84%的訂單，遠高於2020年的44%。如果要跟美國比的話，如果比數量：2024年，中國建造了約1700艘船，而美國每年建造的商船不足5艘。如果比效率：中國主要船廠（如中國船舶集團CSSC）年產量約4000萬總噸，擁有約30萬名工人，即人均產出約133總噸。而像亨廷頓·英格爾斯這樣的美國船廠主要專注於軍用艦船，年產量約200-300萬總噸，擁有約4萬名工人，人均產出約為50-75總噸。中國船廠工人的人均產出（按總噸位算）是美國的2-3倍。如果綜合工資優勢，中國的成本效益是美國的7-10倍。再來看，鋼鐵業。2025年，中國鋼鐵產量約為9.55億噸（因減產略有下降），而美國約為8000萬噸。在實物生產率方面，中國鋼廠的人均噸鋼產量是美國綜合鋼廠的約3.2倍（約1000噸對300-400噸）。當然，因為美國有關稅保護，鋼價比中國貴75%。即便如此，中國的成本效益，依然是美國的15-20倍！再來看，恐怖的太陽能領域。中國生產了全球80%的太陽能電池板，在價格下跌的背景下，2025年出口量激增73%。在實物產出方面，人均產出瓦數約為美國的2倍（中國約500兆瓦/人，美國約250兆瓦/人）。到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產能達到51吉瓦，而中國已超過1太瓦。在效率方面，中國的TOPCon技術也領先於美國的PERC技術。綜合各種優勢，中國的成本效益是美國的10-15倍。從汽車、輪船，到鋼鐵、太陽能，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一致的趨勢：在實體製造層面，中國工人的生產效率早已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低水平”，而是實實在在的高。03 奇怪的“生產率悖論”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那中國製造業的效率肯定是世界頂尖了！但奇怪的是，如果你去查世界銀行、IMF這些國際機構的官方資料，會得出一個截然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的15%-20%。以前的老資料了，將就看吧這就奇怪了：一邊是特斯拉工廠裡實打實的效率碾壓，一邊是官方資料裡巨大的效率鴻溝。到底是誰在說謊？這個“生產率悖論”背後，到底藏著什麼秘密？秘密就出在統計方法上。首先，國際上通用的“勞動生產率”，是用“增加值”來計算的，而不是看你生產了多少“東西”。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蘋果手機。一部iPhone，絕大部分利潤（也就是“增加值”）都被蘋果公司拿走了，體現在美國的GDP裡。這部分包括了品牌、設計、研發、行銷等等，而負責組裝的中國工廠，只賺取了其中3%-5%的微薄利潤。所以，在統計資料上，就會出現一個“無工廠的製造商”——蘋果，貢獻了巨大的製造業增加值，而真正“製造”出手機的中國，增加值卻很低。有分析指出，如果把蘋果這類“外包生產”的公司從美國製造業統計中剔除，其報告的製造業增加值會暴跌30%-40%。其次，價格扭曲扮演了重要角色。想像一下，同樣一輛車，在美國因為有關稅保護、市場玩家少，可以賣到4.5萬美元。而在中國這個“卷王”遍地的市場，各大廠商為了活下去，只能把價格打到3.5萬美元。那麼，在統計學家的帳本上，就會說：美國工人造了一輛車，貢獻了4.5萬美元的“產值”；中國工人造了同樣一輛車，只貢獻了3.5萬美元的“產值”。瞬間，美國工人的“生產率”就比中國工人高出了一大截！但這不是生產效率的差異，而是市場價格的差異。第三，購買力平價調整低估了中國的產出。經濟學家使用“購買力平價”（PPP）的初衷是把不同國家的物價拉到同一起跑線上再比較、比如，美元與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匯率約為1.8:1。但請注意，這個工具更適合用來衡量理髮、吃飯這類本地服務的價格。對於製造業這種高度全球化的產業，它常常會“失靈”。因為一座上海的特斯拉工廠，它需要的晶片、機器人、鋁材，很多都是在全球市場上用美元採購的。它生產出來的汽車，也是要放在全球市場上去競爭的。相當於，你用“鶴崗理髮多便宜”這個本地標準，去折算“上海工廠生產的特斯拉汽車”的國際價值，這顯然不太合理，結果就是“壓低”了中國製造業產出的美元價值。ppp適合比較本地服務的價格，不適合比較國際競爭商品所以，經濟學家單偉建(Weijian Shan)決定，拋開所有這些複雜的貨幣遊戲和統計陷阱，不比“賣了多少錢”，只比“造了多少貨”。用這種硬核的方式，才能衡量中國製造業真正的實力。而這個結果從某個角度講，明晃晃地告訴西方國家，彌合10-14倍的成本效益差距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任務。即便是通過《通膨削減法案》和《晶片法案》等措施努力提升本土產能，也不太可能他們要面對的，不僅僅是中國工人的低工資，而是一個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反應更快的強大製造體系。這個巨大的鴻溝，不是靠“百億補貼”就能輕易填平的。與此同時，中國正向人工智慧、電動汽車等高價值產業轉型，並將低端製造業繼續外包。中國的優勢，早已不只是“人工便宜”。它是一個由高效率的勞動力、世界頂級的供應鏈生態、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龐大的工程師紅利（中國的STEM畢業生數量是美國的四倍以上）共同構成的系統性優勢。所以，下次當你再拿起一件“中國製造”的產品時，會知道它背後所代表的，可能早已不是你印象中的樣子了。它是一場關於效率、成本和體系的深刻變革。 (TOP創新區研究院)

艾丹·托納 - 羅杰斯在這個渴求全新見解與突破性研究的領域迅速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但一位電腦科學家卻察覺到了不對勁的地方。（配圖說明：去年12月，艾丹·托納 - 羅杰斯在麻省理工學院  攝影：西蒙·西馬爾為《華爾街日報》供圖）27歲的艾丹·托納 - 羅杰斯去年年末還是一名研究生，卻突然躋身經濟學界頂尖行列，此前他在該領域幾乎毫無名氣。當時他仍在麻省理工學院修讀核心課程，卻撰寫了一篇關於人工智慧對職場影響的論文。這篇論文影響力擴散極快，甚至被國會聽證會引用。12月，他登上了《華爾街日報》，一頭蓬亂的頭髮搭配洗得發白的牛仔褲，站在兩位導師中間，活脫脫一副天才少年的模樣。這兩位導師中就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托納 - 羅杰斯的研究為我們的高科技未來帶來了一個既出人意料又飽含希望的新發現。他在論文中指出，人工智慧提高了員工的工作效率，還推動了創新，不過人們對這款人工智慧工具的接受度並不高。然而短短幾周後，這些導師卻開始思考一個此前根本難以想像的問題：托納 - 羅杰斯的研究成果難道全是編造的？到了次年春天，托納 - 羅杰斯已不再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該校也公開否認了這篇論文的有效性。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疑問，而其中一個問題始終令人費解：這個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小鎮、長著一張娃娃臉的學術新人，究竟是如何騙過學術界一眾頂尖學者的？曾大力支援這位學生研究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戴維·奧托爾坦言：“這件事簡直毫無邏輯可言。”麻省理工學院、奧托爾與阿西莫格魯均以涉及隱私為由，拒絕就該研究的調查細節發表評論。托納 - 羅杰斯這場虛幻的成功，某種程度上源於他如今已然打破的麻省理工學院學術文化：這裡默認學者們具備高度的信任、誠信與嚴謹治學態度，無論這種文化帶來的影響是好是壞。加上他選取的研究領域是人工智慧——該領域的同行評審體系尚處於起步階段，研究者對相關資料的需求又極為迫切。真正讓他的前同事和導師們震驚的，是他這場學術造假涉及的範圍之廣。他並非只是篡改了幾個變數，而是憑空捏造了整篇研究的全部內容。（配圖說明：經濟學家戴維·奧托爾在麻省理工學院校園  攝影：卡亞娜·希姆恰克  為《華爾街日報》供圖）該校相關人士透露，造假事件曝光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們已著手探討提升研究生論文標準的辦法，包括對原始資料進行嚴格核查。而學生們也紛紛主動採取措施，證明自己的研究不存在造假情況。從學校退學後，托納 - 羅杰斯曾向其他學生表示，論文出現問題本質上只是資料使用權的糾紛。他稱自己確實如論文中所述，獲取了一家大型材料科學企業的大量資料。但他在5月通過即時通訊軟體群聊告知其他學生，那家公司後來反悔不願提供資料，他沒有按正規流程重新申請授權，反而偽造了一份資料使用協議。記者多次嘗試聯絡托納 - 羅杰斯，給他本人及家人傳送的資訊均未得到回覆。痴迷經濟學2023年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時，托納 - 羅杰斯加入了一個匯聚頂尖研究者、理論學家和學者的圈子。這個圈子裡的人所做的研究深刻影響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走向，學院的校友中不乏本·伯南克、羅伯特·希勒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能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項目本身就堪稱一項成就。該項目每年約收到800份申請，最終僅錄取40人，實際入學人數僅有20至24人。他的崛起之路著實令人驚嘆。托納 - 羅杰斯成長於加利福尼亞州葡萄酒產區的塞瓦斯托波爾鎮，那是個寧靜的小鎮。他家中還有四個兄弟姐妹，父親是小學二年級教師，母親經營著一所音樂學校。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很聰明，在校內外從未有過嚴重違紀行為。他的大學好友邁爾斯·達萊桑德羅回憶道：“他來自美國一處陽光明媚的好地方，我想他的成長過程十分順遂。”孩童時期的托納 - 羅杰斯投籃技術相當不錯。2017年，他成為聖保羅市麥卡利斯特學院三級聯盟籃球隊的後衛，同時還擅長打網球，在隊友中很受歡迎。麥卡利斯特學院規模不大，僅有約2000名學生。據往屆學生回憶，除了球隊隊友，托納 - 羅杰斯平時很少與他人往來。也是在這所學院，托納 - 羅杰斯迷上了經濟學。達萊桑德羅表示：“他被經濟學領域的資料研究層面深深吸引，渴望深入探究經濟運行背後的規律。”托納 - 羅杰斯在經濟學專業表現十分出色，不僅拿過獎學金、指導過低年級學生，還與經濟學教授菲利克斯·弗裡特合作發表過論文。從一開始，他的職業前景就一片光明。2021年，他成功入職紐約聯準會，擔任為期兩年的研究員。期間，他參與撰寫的研究報告不僅發表在《應用計量經濟學雜誌》上，還登上了這家地區央行備受關注的官方部落格。（目前他在紐約聯準會參與的研究並未受到質疑。）2023年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後，托納 - 羅杰斯很快適應了校園生活。據認識他的學生透露，他加入了校內業餘籃球聯賽，按時上課完成學業，還擔任過助教，一直行事低調，並未引人注目。不過他也曾坦言自己與身邊同學有些不同。他去年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說：“我同學的父母要麼是學術界人士，要麼是醫生這類職業人士。”而他表示自己的家庭“雖然學術氛圍濃厚，但家人對事業成就這類事情並不熱衷”。即便是在本身封閉的劍橋學術圈裡，麻省理工學院也像一個獨立的小圈子。在這裡，無論是裝置精良的實驗室，還是雜亂的學生宿舍，都可能誕生前沿的複雜學術理念。而該校經濟系還有個出人意料的特點——師生間協作氛圍十分融洽。（配圖說明：麻省理工學院的穹頂建築  攝影：西蒙·西馬爾  為彭博新聞社供圖）但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學術壓力也極大。該校在讀和往屆研究生都表示，大家都背負著開展突破性研究的巨大壓力。有學生稱，部分教授對博士生的學術成果要求更高，且期望他們更早拿出重量級研究。與托納 - 羅杰斯同屆的博士生中，有人在為多國政府效力，還有人營運著非營利組織。在他入學前的那個夏天，就有兩名博士生在《科學》期刊上發表了關於人工智慧的開創性研究。就在第一學期快結束時，托納 - 羅杰斯跟幾位好友透露，自己發現了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方向。論文的誕生托納 - 羅杰斯稱，他的一位老同學就職於一家大型材料科學企業。材料科學作為工程學的一個分支，致力於研發新型物質材料，這類材料可應用於生物醫學裝置等各類技術產品中。他告訴同學們，或許能獲取這位同學提及的一項大型人工智慧實驗資料。他去年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也講述過類似經歷：“當時我覺得這太厲害了。但後續獲取資料的過程，簡直如同經歷一場噩夢。”蓬勃發展的人工智慧領域對經濟學研究者來說有著極強的吸引力。該領域不僅新穎、資料豐富，還可能徹底改變經濟格局。到了下學期，托納 - 羅杰斯向奧托爾闡述了自己的研究構想。奧托爾是頂尖勞動經濟學家，且自稱電腦愛好者，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人工智慧對就業市場的影響。據好友透露，那之後托納 - 羅杰斯便全身心投入到這項研究中。2024年6月4日，午餐時段學術講座恰好有個空缺名額，他借此機會展示了研究的初步成果。這類講座通常是為學術經驗更豐富的博士生設立的，全校師生都可前來聆聽。當時他首次公開講解自己的研究，表現得十分自信，阿西莫格魯也出席了這場講座。他當著約24名師生的面介紹，美國一家未具名的大型企業為旗下材料分子配方研發實驗室的1018名科研人員配備了一款人工智慧工具。科研人員只需輸入期望合成物具備的特性，這款工具就能生成對應的合成方案供他們選擇。他在論文中稱，借助這款工具，科研人員研發出了更多新材料，提交的新專利申請數量顯著增加，樣品研發數量也有所上升。而這項研究真正的突破性意義不止於證明人工智慧能提升工作效率，更在於發現人工智慧帶來的紅利大多被原本就成績斐然的頂尖科研人員佔據。那年夏天，托納 - 羅杰斯繼續完善這篇論文。後續版本中還加入了一份調查結果，顯示儘管工作效率有所提升，但大部分科研人員對這款人工智慧工具並不滿意。論文中援引一位科研人員的話：“我不禁覺得自己多年所學如今幾乎毫無用處。”托納 - 羅杰斯的這一研究結論，與導師奧托爾的觀點形成了反差。奧托爾認為，人工智慧能讓更多人勝任目前只有資深專業人士才能完成的工作，進而縮小收入差距。同時，該結論也與阿西莫格魯的悲觀論調相悖——阿西莫格魯一直對人工智慧提升勞動者效率這一點持懷疑態度。而這份研究呈現的結果，更貼合現實世界中複雜矛盾的實際情況。（配圖說明：達龍·阿西莫格魯（左）出席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相關活動，他是當年該獎項的三位得主之一  攝影：喬納森·納克斯特蘭德  為法新社供圖）2024年11月，托納 - 羅杰斯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舉辦的研討會上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該機構是全球頂尖的經濟學研究機構，他的研究當時獲得了廣泛認可。同月，這篇論文還被納入國會聽證會證詞。幾周後，《自然》科學期刊也重點介紹了該研究。當年12月，論文最終版本發佈在了全球預印本論文平台阿基瓦上。造假敗露大約就在此時，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電腦科學家查爾斯·埃爾坎收到了這篇論文。埃爾坎一眼就覺得這份研究有問題。他曾擔任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還在亞馬遜公司任職過科學家，負責帶領機器學習團隊。在他看來，結合論文中聲稱的技術應用時間來看，這款人工智慧工具的性能好得有些不真實。此外，他指出美國只有3M公司和康寧公司這類材料企業僱傭了大量科研人員，他對此疑惑不解：要是這些公司真研發出這麼多新材料，為何要刻意隱瞞？1月5日，也就是托納 - 羅杰斯登上《華爾街日報》的一周後，埃爾坎給奧托爾和阿西莫格魯發郵件，對這篇論文的學術誠信問題提出質疑。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任何企業要是研發出了這麼有價值的軟體，肯定會大力宣傳，絕不會秘而不宣。”隨後，兩位教授便開始著手調查此事。此前，學術界其他領域醜聞頻發，比如2023年材料科學領域一項關於室溫超導的重大發現就被證實無效，但經濟學領域此前基本未出現過這類醜聞。雖說學術論文中研究方法可能存在嚴謹性不足的問題，資料也可能被刻意篡改以迎合預設結論，但像這樣整篇研究全部造假的情況，實屬罕見。（配圖說明：電腦科學家查爾斯·埃爾坎  攝影：吉恩·朗格比姆）與此同時，這件事還牽扯到了一家負責處理版權糾紛的聯合國機構。1月31日，康寧公司向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投訴了“康寧研究網”域名的註冊人。因為掌控該域名的人，有可能偽造相關信箱或網站，以此冒充康寧公司相關機構。該組織的書面裁決顯示，調查很快證實這個域名的註冊人正是托納 - 羅杰斯。托納 - 羅杰斯始終未對這一投訴作出回應，最終康寧公司成功拿回了該域名的所有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則拒絕就此事件發表評論。2月，奧托爾和阿西莫格魯將這起學術造假事件上報給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紀律委員會。兩位往屆同學透露，大概從這時起，托納 - 羅杰斯就不再去上課了。他還跟一些朋友謊稱正在面試人工智慧公司OpenAI，裝作一切正常。從他公開的維姆支付平台帳單來看，他那段時間還給朋友償還了聚餐費用，還買過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的球賽門票。有同學稱，4月的一場聚會上，托納 - 羅杰斯看起來十分疲憊，但仍在吹噓自己那篇論文取得的成績。即便教授和學校已經開始調查他的研究，托納 - 羅杰斯依舊在推廣自己的這篇論文。3月5日，他還在材料研究學會舉辦的材料科學與人工智慧線上研討會上發表了相關演講。5月，麻省理工學院發佈聲明，正式與這篇論文撇清關係。聲明中稱，該校“對該論文資料的來源、可靠性和有效性均不予認可，也不相信論文中研究內容的真實性”。聲明雖未直接點名托納 - 羅杰斯，但明確表示“該論文作者已不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在校人員”。許多認識托納 - 羅杰斯的人得知此事後都十分震驚。曾與他合作發表論文的麥卡利斯特學院經濟學教授弗裡特表示，自己聽到這個消息後“既震驚又失望”，並感慨“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托納 - 羅杰斯5月在即時通訊軟體群聊中向其他學生承認偽造了資料使用協議，他寫道：“這是我犯下的嚴重且難堪的不誠信行為。現在回想起來，當初要是直接放棄這篇論文就好了。”康寧公司和3M公司均向《華爾街日報》證實，從未開展過托納 - 羅杰斯論文中提及的相關人工智慧實驗，也從未向他提供過任何資料。《華爾街日報》還查閱了托納 - 羅杰斯論文的兩個早期版本，分別是2024年4月和9月的草稿。4月版本中的部分資料與後續版本存在矛盾，其中一些細微的資料修改，其實早該引起導師的懷疑。例如4月版本中稱，這家材料科學企業的科研人員分為421個團隊開展研究，而5個月後的草稿中，團隊數量變成了221個；4月版本稱超過四分之三的研究構想源自人工智慧，後續版本則將這一比例下調至57%。當被問及是否見過早期草稿時，奧托爾表示無法置評，但承認“這些質疑都合情合理”。如今，經濟學界正著手反思托納 - 羅杰斯造假事件暴露的行業漏洞。阿西莫格魯直言：“今後，經濟學界的研究者肯定會變得更加謹慎多疑。” (邸報)

根據彭博，美國經濟學家羅奇周四(10月23日)受訪時指出，中國需要新的經濟成長引擎，而消費者正是關鍵動力。 “中國必須更有進取心，為即將出台的第十五個五年規劃設定明確的目標。”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於星期一(20日)至星期四在北京召開，議程之一是審議「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羅奇認為，鑑於當前中國經濟面臨房地產低迷，以及外部市場抵制情緒升溫，推動結構性改革的迫切性比以往更高。他呼籲中國在未來10年內，將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從目前約40%提升至50%。他說：“中國人擅長實現目標，他們只需要找到實現的方法。”羅奇的觀點與多位經濟學家和政策顧問的看法一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盧鋒也曾說，中國預計在未來5至10年內，將消費佔GDP比重提高5至10個百分點。儘管中國官方今年多次強調擴大內需、促進消費，但隨著補貼效應減弱，居民支出成長近月來停滯。世界銀行資料顯示，中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僅約40%，顯著低於全球平均56%，也低於高收入國家近60%的水準。 （格隆匯電報）

“恐懼與希望的平衡，才是創新的原動力。”這幾年，我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了快進鍵。生成式AI從論文走進現實，不到兩年，便讓語言、藝術、法律、教育、金融等領域重新洗牌。彷彿都在驗證熊彼特那句一百年前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創造性的破壞。”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在關心什麼呢？當人工智慧也能創造的時候，經濟增長的引擎是不是也在悄然發生改變？國家應該如何釐清創新、競爭和增長之間的關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公佈前，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秘書長也是有意在賣關子，在宣佈得獎名單的時候，先拋出一個關鍵詞“創造性破壞”，然後停頓了幾秒，翻頁，念出今年三位得獎者的姓名：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以及喬爾·莫基爾。三位經濟學獎獲得獎者在這樣的語境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在2025年頒給“創新驅動增長”這個方向，就顯得意味深長。潮二代出身的經濟學家先說說阿吉翁。他是一個典型的法國經濟學家，和布朗大學教授豪伊特合作了數十年，一起系統性地提出了“創造性破壞”的內生增長模型。他的個人經歷頗具傳奇色彩。阿吉翁出生於巴黎，母親加布麗埃·阿吉翁是法國時尚品牌蔻依Chloé的創始人。這個品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引領了巴黎輕奢風潮，卡爾·拉格斐早年就是該品牌的首席設計師。可以說，他一出生，就站在時尚與財富的浪尖。他的人生本應當在左岸的咖啡館與藝術沙龍之間左右逢源，而不是在數理經濟的推導式中徜徉。但命運似乎總愛反諷，阿吉翁選擇了經濟學，選擇了模型，選擇了冷靜的推理。他曾經來過筆者博士讀書的學校——圖盧茲經濟學院訪問過一段時間，也給我們講過課，指點過論文。他身上不僅帶著一種典型的巴黎式傲氣，那種相信自己是房間裡最聰明的人的自信；還帶有傳統富貴之家的疏離感。但是，傲氣和疏離的背後，阿吉翁在經濟學方面驚人的工作熱情和理論直覺是掩蓋不住的。菲利普·阿吉翁創造性破壞阿吉翁的貢獻主要在創新增長理論，熟悉經濟學理論的人此時都不免提出一個問題——他和熊彼特有什麼區別？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提出於20世紀初。它的意思是：技術創新會摧毀舊的產業結構，讓新企業取代舊企業，從而推動經濟增長。這個觀點很有力量，卻缺乏實操性。因為熊彼得的觀點只描述了一個現象、一個趨勢，但是具體到如何來促進“創造性的破壞”，促進的度又是什麼？就算是想推出政策，也要知道政策應該怎麼設計才行。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貢獻便在於，他們把熊彼得的思想從經濟哲學變成了嚴格證明的數理模型，並且給出了對現實有著深刻影響的洞見。長期以來，對於“創新是怎麼被激勵的”，經濟學界一直有兩個觀點：熊彼特認為創新需要市場力量，因為當企業有了市場力量，就可以賺取大量的利潤，就可以規劃長遠，而競爭會削弱創新；但是肯尼斯·阿羅則認為競爭者更有創新動力，因為壟斷者創新經常會得不償失——自己成功了，也不過是原地踏步，即便是失敗了，如果競爭者沒有成功的話，依然保有壟斷地位。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好像也都不全面。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阿吉翁和豪伊特利用熊彼特的觀點建構了一個動態壟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整個經濟由許多平行的行業組成，每個行業在任意時刻都有一家壟斷企業，每個環節的潛在競爭者也在持續研發，一旦研發成功，新企業產品質量更高，就取代了舊企業，形成新的壟斷。就這樣，經濟增長就成了一連串“微型革命”的結果：每次創新都會提升生產率，但同時也會讓舊的技術體系消亡。增長，不再是資本積累的自然延伸，而是一場永無休止的創新接力賽。這個模型提供了新的洞見：一方面，創新是有收益的，創新會讓挑戰者成為新的壟斷者，通過專利保護和商業機密的方式，來讓自己的創新收穫市場回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市場上大家都在創新，企業好不容易成為壟斷者了，沒幾天就被其他人給“創造性破壞”了，那還投資做什麼創新呢？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斷言：創新和專利保護過猶不及。恐懼與希望2005年，他們更進一步，提出了“倒U型曲線”來解釋競爭和創新的關係，完成了對阿羅和熊彼特觀點的統一概括。具體來說，壟斷者和挑戰者對創新的態度都是複雜的。壟斷者的創新動力在於手握利潤和資源，阻力在“壟斷者創新成功等於白費”，甚至有可能削弱自己的壟斷收益。挑戰者創新動力在於一旦成功就可以一舉成名，收穫一個屬於自己的市場；但阻力在於，當競爭太激烈時候，就算自己成功了，成功後的收益期過短，自己很快會被新的挑戰者擠下去。如圖所示：左邊是無法戰勝的壟斷者，右邊則是超級激烈的競爭。當競爭過少的時候，壟斷者很安全，因此也沒有必要投入多來進行研發，創新比較慢；而競爭強度太大的時候，競爭者會覺得自己就算成功了也很快就會被別人超越，所以創新動機也不高。最好的區間是在中間，也就是適度競爭的時候，此時，壟斷者有危機感，競爭者有希望感。當競爭剛好激烈到讓現有企業擔憂、又不足以讓創新回報歸零時，企業反而會加大研發投入，希望逃離競爭，重新獲得領先。他們把這種機制稱為“逃離競爭效應”。換句話說，恐懼與希望的平衡，才是創新的原動力。這一點不僅僅宏觀上成立，其實微觀上也一樣的：如果一項工作特別難，我們可能沒什麼動力去做；如果一項工作特別容易，我們可能也沒什麼動力。只有落在中間的時候，有挑戰又有希望的時候，我們就更有動力去做它。這套理論後來被廣泛應用到專利制度、智慧財產權保護、反壟斷政策、教育投資等領域的研究中。甚至如今我們討論AI監管、平台治理、產業叢集的政策問題，幾乎都能在“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找到邏輯雛形。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覺得諾獎獲得者的年齡偏大，批評說經濟學獎是養老獎，其實是有點冤枉了。像阿吉翁和豪伊特，令他們今年得獎的工作，在1992年就已經有了。經濟與現實高度相關，往往需要經歷長時間的檢驗，包括學術界和工業界的理解、認可和執行，才能愈發地認定其價值。反壟斷，也要反內卷和那些專注於書齋的理論大師不同，阿吉翁並不是一位只待在模型裡的經濟學家。他很入世，對於政府應該如何塑造創新這個問題，他的答案簡單而深刻：“政府不能創造增長，但能創造適合增長的制度環境。”在他的著作《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中，他提出政府的任務不是替代市場，而是維持創新的張力。即讓現實落在倒U型的高點：反壟斷不是為了消滅大公司，而是確保它們永遠有競爭者；補貼的意義也不是單純的撒錢搞創新，而是讓創新風險在社會層面得到合理分擔。這些思想的延伸，也讓阿吉翁成為歐洲最具影響力的經濟政策顧問之一。他曾任法國總統經濟顧問團成員，多次參與歐盟創新政策的制定。可以說，他在現實世界中，也試圖讓“創造性破壞”變得更具“建設性”。把“阿吉翁-豪伊特”的框架應用到現實，它給我們最直接的提醒就是：創新最旺盛的區間來自適度競爭。反壟斷的核心，不是“一刀切”地解散大公司，而是維護進入的可能性與可爭奪性；規模本身有時能帶來學習曲線和研發外溢，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由封鎖式優勢導致的排他與惰性，而非規模這一形式。同樣，反內卷也並不等於限制一切競爭。單純的價格戰與補貼戰會壓縮創新的淨回報期，把行業推向“倒U型”的右端，形成“看似熱鬧、實則削弱研發”的創新陷阱。更可取的做法，是把競爭從過強拉回到能支撐長期研發計畫的區間：允許合理利潤，鼓勵差異化與技術路線之爭，淡化單一價格維度的惡性博弈。在政策組合上，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並非對立，而是互補。對通用性強、前沿不確定性高的技術領域，長期而透明的研發支援可以與開放的市場進入平行：前者為投入托底，後者避免技術路徑被單點封鎖。兩者合力，能夠激發阿吉翁-豪伊特的逃離競爭效應，讓既有者不敢躺平，讓後來者看得見機會。只有這樣，創新才會更有持續性。畢竟，創新的種子既不生於壟斷的凍原，也不長在內卷的火海；它需要一片競爭恰到好處的溫床。後記：歷史與現實與以往三位學者屬於統一領域理論的開發者不同，今年的經濟學諾獎並非由三個人平分，而是阿吉翁和豪伊特共享一半的獎勵，莫基爾則獨享另一半。美國西北大學任教的莫基爾，嚴格來說是經濟史學家，長期研究思想、制度與技術之間的互動。他試圖在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創新為何會成為一種長期的社會常態？”他並不滿足於“英國有煤、荷蘭有貿易”這樣的物質解釋，而是追問思想與制度如何塑造了一個“允許試錯、容忍失敗並且能獎勵新知”的文化基底。喬爾·莫基爾把兩路工作擺在一起看，分獎金的意圖就清楚了：阿吉翁和豪伊特告訴我們“創新如何轉化為增長”——在一個給定的制度環境裡，企業如何在競爭與壟斷之間進行研發佈局；莫基爾告訴我們“何以會有這種制度環境本身”——思想與規則如何讓知識得以積累、交流與復用。一個給出“發動機如何運轉”的工程圖，一個追溯“發動機為何被造出並持續保養”的歷史帳。兩相交叉，恰好把創新的作用一路從工業革命鋪到AI時代，形成了全景圖。也正因為如此，今年的諾獎並不是單純給一個模型或給一部經濟史書。它用一次不對稱的獎金分配，試圖告訴我們：增長既需要嚴格的機制，也需要寬闊的文明背景。把微觀激勵與宏觀文化拼在一起，我們才看得見現代經濟的真正齒輪。 (吳曉波頻道)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 202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解釋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使用歷史資料作為一種手段，以揭示持續增長成為新常態的原因。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也研究了持續增長背後的機制。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們建構了一個數學模型，用於描述所謂的“創造性破壞”：當一種新的、更好的產品進入市場時，銷售舊產品的公司就會遭受損失。“解釋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美國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西北大學“確定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法國巴黎公學院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法國巴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英國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布朗大學，美國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1946年出生於荷蘭萊頓。1974年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為美國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市西北大學教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1956年出生於法國巴黎。1987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任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1946年出生於加拿大。1973年在美國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市西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為美國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市布朗大學教授。獎金金額：1100萬瑞典克朗，其中一半歸Joel Mokyr所有，另一半由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共同獲得。 (科學家雜誌)

2025.9.23 彭博社就9.22金融領域發佈會訪談花旗銀行經濟學家Johanna Chua。彭博首先總結了最近一年A股市場變化情況，初始點是去年9.24金融新政，之後國慶前後引發了足以載入A股史冊的”閃電牛“行情，彭博稱之為"The Big Bang Moment"，然後是幾個關鍵節點：Deepseek，4/2對等關稅下貨幣寬鬆、數輪貿易談判等。我們金融領域最近一年主要的刺激措施包括：降息30基點，降准100基點，約GDP9個點當量的財政寬鬆。Johanna Chua主要觀點如下：1、一年來股市變好了，但經濟變得更加失衡，同時刺激內需依然不足。2、出口對GDP增長拉動更大（上半年GDP增長5.3%超過30%來自出口）。中國應該更多刺激內需，而非僅關注供給端，否則與其他南方國家對市場爭奪會益發激烈。3、我們需要財政改革和結構性改革來解決均衡問題。當前的一些刺激政策，如以舊換新、育兒補貼，都不足以改變人們的預防性儲蓄習慣（Precautionary Saving Behavior）。國內的家庭儲蓄率依然很高，雖然最近有部分流入股市，但這些量也不足以產生財富效應，因為中國家庭沒有像美國那樣的401K養老金制度作為主要的財富收入來源。4、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持續效果存疑，你買了一個家電產品，短期內也不會重複購買。建議消費補貼要擴展到其他服務領域，這樣才能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同時就業情況和居民收入也是相輔相成的。5、反內卷只能解決一部分產能過剩問題，如果只關注供給端而繼續忽視需求端，會造成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中國過去的幾個”五年計畫“在供給端方面非常出色，但在刺激內需方面辦法的確不多。 壓制供給而需求不足產生經濟下行風險。6、AI帶來生產力提升，但遠遠不足以形成新的增長驅動力。AI大量部署在後期還會衝擊就業，而我們青年失業率依然高企。7、她認為，我們消費服務領域發展相對落後，並引述IMF的一篇文章，指出國內服務業低於應有水平的20%，原因在於服務業受到嚴格監管，存在大量政府干預，對外開放不足。 (XL.加大碼)

20 世紀初，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了 “二八定律”，原指 20% 的豌豆莢產出 80% 的豌豆，後被引申為財富分配規律，也就是我們熟知的20% 的人掌控著 80% 財富。2.49%的人掌控87.4%財富而招商銀行的2024年的年終報告揭示了一個更為觸目驚心的現實：招商銀行 2024 年年報披露，截至 2024 年末，該行零售客戶總數達到2.1 億戶。其中，金葵花及以上客戶（資產≥50 萬元）達 523.57 萬戶，私人銀行客戶（資產≥1000 萬元）增至 16.91 萬戶。也就是說，2.49%的金葵花及私人銀行客戶掌控了87.4%的總資產。經典的“二八定律”已經演變為“2-80效應”，富人愈富，財富增長速度遠超普通人，而底層人群的生存空間正在被不斷壓縮。瑞銀的全球財富報告進一步印證了這一分化：2024 年美國佔全球個人財富的35%，中國大陸佔20%；美國、中國大陸、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六國佔據全球財富的67.1%。三分之二的財富集中在少數國家，而在國家內部，財富的分配同樣極端失衡。這種分化並非偶然。當社會經濟引擎轟鳴前行，這一切尚能安撫人心——人們相信自己的車道終將暢通。然而增長一旦放緩、領跑者駐足，滯後的絕大多數便陷入焦躁與不安。經濟學中的“隧道效應”生動描述了這一現象：當社會停滯，普通人的不滿情緒如潮水般湧現，甚至可能演變為惡性事件。10%的儲戶持有75%存款2025年3月，剛剛退休的前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以更直白的方式揭開了中國社會的另一面：10%的儲戶持有75%的銀行存款。150兆居民儲蓄的龐大池水中，這頂尖10%的人均存款高達85.55萬元，而其餘90%的普通儲戶，戶均存款僅為3.17萬元。如此觸目驚心的對比，讓任何旨在“刺激消費”的政策都顯得蒼白無力——匱乏者無錢可花，富足者早已無需政策推動，他們的消費更多流向海外。郭樹清更敲響了人口結構的警鐘：人口連續三年負增長，60歲以上群體突破3.1億。基本養老保險預計2035年收不抵支，2045年徹底枯竭。普通民眾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與對短期理財的偏好，使得長期養老規劃嚴重缺位，這不僅加劇了當下的撕裂，更為未來埋下了巨大的社會隱患。普通人的出路何在？面對這樣的社會撕裂，普通人如何在未來20年、30年甚至40年確保自身和後代的財務安全？以下三個問題值得深思：1、如何確保20年後養老生活不完全依賴政府和社保？社保體系的壓力與日俱增，預計2045年將難以為繼。多元化資產配置對於普通人來說，愈發顯得重要，比如投資收益率穩定的房產（租售比達6%）或長期複利保險（年化6%），為養老生活築起防護牆。2、如何確保20年後仍有穩定的現金流收入，體面養老？穩定的現金流是養老尊嚴的保障。每個月有固定的收益才是底氣，比如投資分紅型基金、債券或REITs等低風險資產。此外，副業或者技能變現能力也是一個補充。3、如何確保30-40年後孫子一代不返貧？代際財富傳承的關鍵在於教育與規劃。教育信託資金，家族信託或者長期投資組合，這些才能確保財富在代際間平穩過渡，避免因經濟波動或決策失誤導致返貧。對房產的過度迷信、對短期收益的追逐、對長期規劃的漠視，正將普通家庭推向未來更深的財富鴻溝邊緣。二十年後，當養老危機真正降臨，怨天尤人指向政府或子女，終究無法填補今日留下的空白。相反，今天的每一步規劃都可能成為未來的救贖。無論是投資一套租售比達6%的房產，還是購買一份年化6%複利的保險，亦或是為孩子設立教育基金，這些行動都在為未來的不確定性築起防線。社會撕裂的趨勢難以逆轉，但個人的命運卻可以通過規劃改寫。在這個撕裂的社會中，行動是唯一的出路。今天的努力，決定了20年後你是安享晚年，還是徒留嘆息。 (成竹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