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金刻羽，有人說她是“最敢說真話的經濟學家”，這話一點不摻水。作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終身教授，她既懂西方視角，又能扎進中國經濟的骨子裡看問題，講的話沒有晦澀的模型，沒有空洞的預測，全是戳中要害的實在話。梳理她近年的演講、辯論和採訪，提煉出10個核心洞見，每一個都能幫我們看清中國經濟的真相——不是熱搜上的數位遊戲，而是藏在日常裡的趨勢和挑戰。1. 西方對中國經濟的最大誤解：覺得靠“一言堂”管理金刻羽不止一次吐槽，西方總覺得中國經濟是“一小群人說了算”，這純屬瞎猜。她最核心的判斷是：中國是“政治集中化，經濟去中心化”，地方市長才是經濟創新和改革的關鍵角色。比美國的去中心化程度還高，地方政府為了培育獨角獸、搞產業，幾乎天天追著企業家問“要啥幫忙”，這才是中國經濟的真實日常，不是靠頂層硬推。2. “雙循環”不是要脫鉤，是給自己留條後路很多人把“雙循環”解讀成“關起門自己玩”，金刻羽直接戳破：這是向世界遞訊號——中國不想脫鉤，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必須有“抗風險的韌性”。全球供應鏈太脆弱，疫情已經證明，一旦外部出問題，沒有強大的國內市場撐著，很容易被卡脖子。雙循環的本質，是“擁抱全球化的同時，手裡有底牌”，任憑風浪起，能穩得住。3. 要成科技大國，先把消費穩住，不然全白搭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她直言不諱：中國想從“老工業國”變成“科技大國”，光靠搞技術沒用，必須立足消費。韓國、日本的轉型經驗擺在那，得先解決普通人的後顧之憂——就業、醫療、教育、養老有保障了，大家才敢花錢；服務業向年輕人開放了，就業多了，消費自然起來。沒有消費托底，科技再強，產品賣給誰？4. 中國的競爭文化，是明著卷，不是暗著藏她對比中美競爭文化，說得特別形象：中國的孩子從中學就開始公開排名，考多少分、排第幾名，全擺到檯面上，努力和成就被當成“高貴”的事；美國人表面說“我沒複習”，背地裡偷偷卷。這種明著卷的精英主義，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大家信“努力能改變命運”，但也是把雙刃劍，容易框死創造性，少了“跳出框架”的勇氣。5. 製造業缺的不是人，是會幹活的技能人才別再喊“年輕人不願進廠”了，金刻羽給出精準資料：中國製造業人才缺口約2500萬。不是勞動力不夠，是教育和就業脫節了——現在高等教育普及度很高，但職業技能培訓沒跟上，很多畢業生空有文憑，不會實操。政府現在大力推職業教育，抓的就是這個痛點，不然工廠開著門，沒人會幹活，談何產業升級？6. “市長經濟”能成事，也能浪費錢這是她提出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中國經濟的活力，藏在地方市長的競爭裡。以前比GDP，現在比環保、比獨角獸數量，地方為了發展產業，能快速協調供應鏈、砸資源扶持。但問題也很明顯：80個城市都搞電動汽車，每個地方都想有自己的半導體冠軍，同質化競爭嚴重，很多錢投進去最後打了水漂。她提醒：市場成熟後，政府該退就退，別總想著“選贏家”。7. 中國經濟的增長密碼：每一次改革，帶十年增長回顧改革開放幾十年，她總結出一個規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會帶來十年的增長紅利。1978年改革開放、2001年加入WTO，都是如此。但她也直言，最近15年改革步伐放緩了，現在更多關注國家安全和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的改革力度不夠。要想再提增速，還是得靠改革，而不是靠短期刺激。8. 4億“千禧一代”，才是內需的真正王牌駁斥“中國內需拉不動”的說法時，她拿出硬資料：中國的“千禧一代”（大概1980-2000年出生）有4億人，比美國和歐洲的總和還多。這群人的消費觀念不一樣，不盲目跟風，更追求個性，而且收入比上一代人高得多。只要能抓住他們的需求，內需就有巨大潛力，不用總盯著出口。9. 中國的創新強在“規模化”，弱在“原創性”她不否認中國的創新能力，但點出了核心短板：我們擅長“從1到N”，也就是把別人的發明快速產業化、規模化，比如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面板，成本壓得低、產量做得大，全世界沒人比得過；但“從0到1”的基礎研究不行，原創性突破太少。原因很簡單，我們的創新多是財務回報驅動，而不是“為了知識而知識”的內在動力，教育體系也少了點批判性思維。10. 企業家精神沒流失，只是需要更穩的預期面對“中國企業家精神在消退”的論調，她直接反駁：這是錯覺。現在的年輕人依然嚮往創業，地方政府也在拚命最佳化營商環境，渴望培育出更多獨角獸。真正的問題，是要給企業家穩定的預期，讓他們敢投錢、敢創新，不用怕政策反覆。中國經濟的活力，從來不在書本的模型裡，而在這些敢闖敢幹的企業家身上。金刻羽的這些洞見，沒有唱多也沒有唱空，而是站在一個客觀的角度，既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優勢——比如地方的執行力、龐大的消費市場、強大的規模化能力，也不迴避問題——比如創新短板、人才錯配、同質化競爭。說到底，中國經濟不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沒有標準答案。但看懂這些實在的洞見，我們至少能避開偏見和誤解，看清腳下的路，知道未來的機會和挑戰，到底藏在那裡。 (指北針研究院)

1月19日上午，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與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路主席傑佛瑞·薩克斯教授再度聚首復旦大學，圍繞“亞洲的崛起：過去、現在與未來”展開深度對話。張維為教授與薩克斯教授時隔半年再度會面張維為教授熱烈歡迎薩克斯教授與夫人再次到訪復旦大學，表示上海就是他們的“第二故鄉”。他在致詞中指出，半年前的七月，我們曾在此進行過一場意猶未盡的交流，如今得以再續。此次重逢正值世界局勢複雜多變之際，他援引列寧的名言指出，有時候，數十年平淡如水，有時候，數周內瞬息萬變，數十年的事情一併發生。過去幾周裡，委內瑞拉總統被綁架、伊朗危機加深、格陵蘭島主權被威脅、美國宣佈退出60多個國際組織等諸多事件接連發生，世界正處於高度不確定性的時刻，期待薩克斯教授的演講能為觀眾帶來一些確定性的啟迪。張維為教授致詞薩克斯教授表示感謝，稱自己的確視上海為第二故鄉，並談到新年伊始世界局勢動盪不安，認為應從經濟底層趨勢理解當前的變化，並以此預判未來的地緣政治走向。薩克斯教授發表演講殖民統治下亞洲難以實現發展薩克斯教授在演講開篇指出，19世紀是改變世界權力格局的關鍵時期，歐洲通過工業化逐漸主導了亞洲和非洲，使幾乎整個亞非大陸都處於其正式或非正式的殖民統治之下。他引用荷蘭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資料稱，1820年亞洲佔全球產出的60%，與其人口占比相當，中國和印度當時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然而從1820—1950年，也就是中國“百年屈辱”時期，亞洲淪為歐洲殖民統治的對象，中國經歷兩次鴉片戰爭、日本侵華等外敵入侵，印度則成為英國殖民地，亞洲全球產出佔比急劇下滑至約18%。薩克斯教授提及他在求學時曾讀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貢納爾·繆爾達爾的《亞洲的戲劇》。他表示，該書對亞洲充滿悲觀論調，將其描述為無望、貧困、無增長的社會，反映了西方對亞洲的“貧窮且順從”的刻板印象。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回溯至19世紀初，亞洲曾是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的所在地，人口占世界一半以上。“若受殖民統治，則難有發展；唯有獨立自主，才有發展可能。”薩克斯教授強調，二戰結束是亞洲命運的轉折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印度獨立、韓國擺脫日本殖民，亞洲各國相繼掙脫殖民枷鎖，亞洲的全球產出佔比迅速回升。自此，亞洲的經濟活力與復甦成為地緣政治變革的根本動力，世界經濟格局正重新與人口格局相匹配。如今，亞洲人口仍佔世界60%，其全球產出佔比也已重回50%以上。亞洲的崛起並非“神話”28年前，薩克斯教授與亞洲開發銀行合作出版《崛起的亞洲》一書，對亞洲前景持樂觀態度，並預言亞洲勢必持續崛起。薩克斯教授坦言，該書在1997年春季出版後僅四周，亞洲金融危機就爆發了，西方輿論隨即宣稱亞洲的增長是一個“神話”，保羅·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甚至預言，到2010年，亞洲會像蘇聯一樣崩潰。但薩克斯教授始終堅信自己的判斷。半年前，他想起書中曾對2025年的亞洲經濟做過預測，便找出這本早已絕版的書進行核對——結果發現，其對亞洲整體增長的預測幾乎完全精準：1995—2025年，亞洲的全球產出佔比將提升20個百分點。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亞洲的全球產出佔比從1995年的30%升至2025年的50%。儘管薩克斯教授承認自己低估了中國的表現，對東盟的增長略有高估，但基本精準判斷了印度的增長。薩克斯教授指出，中國的崛起絕非偶然，而是過去數十年持續努力、規劃得當、戰略清晰、高投資與有效治理的結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在2014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目前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1.3倍。他認為，中國幾乎在所有工業領域均已超越美國，而非僅限於某些行業，所謂美國仍佔主導的說法並不符合實際。儘管因發展階段、人口數量等原因，中國人均GDP仍低於美國，但在整體生產力特別是工業生產能力方面，中國更勝一籌。薩克斯教授強調，經濟並非零和遊戲，中國崛起不等於美國損失。從貿易理論來看，技術進步和國際貿易雖可能使部分群體受損，但整體而言，美國經濟從中國崛起中獲益頗多。問題在於美國政治體制未能妥善分配這些收益，導致受損群體得不到補償，這是美國國內政治的問題，而非中國的責任。技術與人口將重塑全球格局展望未來，薩克斯教授指出，世界各地區都將借助現有技術進步實現發展，而全球人口趨勢將帶來一些出乎意料的變化。其中最顯著的兩大趨勢是非洲的人口激增與亞洲（特別是中國）的人口下滑。非洲生育率居高不下，預計到2100年，人口將從14億增至37億。中國生育率遠低於更替水平。他認為，人口結構的變化將重塑全球經濟格局。按當前發展趨勢，非洲有望複製亞洲過去40年的追趕式增長，而中國與非洲在資源與技術上的互補合作將實現雙贏。基於此，他預測亞洲的全球經濟佔比將在本世紀中葉達到略超50%的峰值，2100年降至50%以下；而非洲的佔比將從目前的5%升至30%，成為全球經濟核心之一。他總結道，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根本性變革。西方的主導地位大約在25年前就已然終結，但川普政府仍抱有“美國主導世界”的觀念，這不僅無助於保障全球安全，反而暴露出美國決策者與當今世界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政治認知鴻溝。現實情況是，美國僅佔全球產出的14%、全球貿易的12%，在半導體、人工智慧、生物技術等關鍵領域並不具備絕對掌控力。當前世界最大的威脅在於，這種不穩定局勢可能引發衝突，特別是核時代的衝突。中國數十年來始終避免捲入戰爭，而美國卻屢屢發動戰爭且多次受挫，美國這種思維定勢值得國際社會警惕。對話與互動演講結束後，張維為教授與薩克斯教授圍繞新能源與全球秩序變革、中日關係等議題進行了對話。張維為教授回顧了2018年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演講，曾提出“中國領導人擁抱2050年，而美國川普擁抱1950年”的觀點。他指出，現在川普更是退回到了1850年代的門羅主義。從能源視角看，英國基於煤炭，美國主導秩序依賴石油等傳統能源，而中國如今在新能源領域處於領先地位，正在塑造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多極世界秩序。薩克斯教授表示，新能源秩序的核心是擺脫化石燃料以應對氣候變化，這對全球水資源、糧食安全、公共衛生等至關重要。川普政府執著於煤炭、石油等傳統能源，退出《巴黎協定》、取消國內可再生能源項目，反而為中國成為綠色技術全球領導者創造了機遇。張維為教授與薩克斯教授對話針對中日關係，張教授指出，兩國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是日本首相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論，中國政府已採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全面禁止對日出口軍民兩用物項，包括商品、技術與服務等，稀土管控也開始啟動，這些措施在中國的對外交往史上實屬罕見。這既是為了堅決制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也是對美國發出的一種警示：不得損害中國在委內瑞拉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利益。薩克斯教授回應，日本侵華歷史不容否認，日本應正視歷史、道歉反省，而非渲染“中國威脅”。他引用基辛格的話警示道：“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但是做美國的盟友是致命的。”薩克斯教授和張維為教授回答現場提問在問答環節，薩克斯教授和張維為教授還就美國全球戰略收縮、歐洲的未來角色等問題回答了現場提問。談到美國最新發佈的《美國安全戰略報告》，張維為教授引用薩克斯教授曾做的點評——“不那麼反俄羅斯，不那麼反中國，但反所有其他國家”，並指出其本質用中國話說就是“欺軟怕硬”，川普尊重強者，欺負弱者。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2025年，中國經濟頂壓前行、向新向優發展。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為推動高品質發展注入強大動力。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形勢，2026年中國經濟又將有那些核心增長點？《證券日報》採訪了八大首席經濟學家進行深入解讀。2025年經濟韌性凸顯12月份以來，多家國際機構上調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如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25年中國經濟增速為5%，較10月份預測上調0.2個百分點。世界銀行預測為4.9%，較6月份預測上調0.4個百分點。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告訴《證券日報》記者，今年以來，儘管面臨多重衝擊，中國經濟仍展現出充足韌性。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撐了國內消費投資，多元化策略確保出口增速維持在合理區間，經濟整體表現好於預期。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認為，2025年，中國經濟在內外部風險挑戰中表現出強勁的韌性：一是出口好於預期，在嚴峻的外部環境下，中國出口份額佔全球出口份額持續提高；二是資本市場的表現好於預期，資本市場制度改革和風險偏好的提升帶動股市顯著走強，尤其是科技股漲幅明顯。2025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5.2%，預計四季度同比增長4.6%，全年大機率能夠實現5%的增長目標。“2025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即將順利完成，為2026年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說。“展望2026年，中國經濟面臨機遇和挑戰。要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前景保持戰略定力與信心，在積極應對短期挑戰的同時，牢牢把握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備產業體系、持續推進科技創新和改革開放等深層優勢。”羅志恆說。2026年財政與貨幣協同發力在財政政策方面，首席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2026年有望進一步加力，同時進一步強化“投資於人”和支援消費。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李湛表示，2026年，財政赤字率預計在4.0%至4.2%之間，赤字規模或較2025年溫和增加，專項債額度可能提升至4.5兆元至4.7兆元。超長期特別國債延續發行，規模有望在1.5兆元至1.7兆元，繼續支援“兩重”建設、城市更新與戰略性新興產業佈局。廣義財政赤字率可能略抬升至9%左右。中信建投首席經濟學家黃文濤表示，2026年赤字率保持不低於4%，廣義口徑或抬升至8.8%左右，支出端進一步強化“投資於人”的領域。分析原因，溫彬表示，考慮到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對於穩定預期和提振信心至關重要，而在複雜的內外部形勢之下，中國發展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增多，有必要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並注重提升政策效能，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李湛表示，2026年財政政策大機率延續“適度擴大赤字、最佳化支出結構、強化民生導向”的框架。連平也表示，財政政策將在保持不低於2025年擴張力度的基礎上持續最佳化支出結構，各項財政安排可能呈現“總量穩增、結構最佳化、存量盤活”的特徵。在貨幣政策方面，多位首席經濟學家認為，明年降准降息仍有空間。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董忠雲表示，預計2026年或降息10個基點到20個基點、降准50個基點；2026年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將繼續發力，對重點領域實施更精準的“滴灌”。李湛預計，政策利率存在10個基點至20個基點下調空間，大機率在上半年。連平表示，貨幣政策靈活高效運用降准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保持市場流動性充裕，滿足信貸修復、投資擴張、政府融資、穩股市穩樓市等多方面資金需求，推動金融總量的合理增長。服務消費將成為政策發力點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李湛表示，當前全球貿易摩擦、地緣衝突導致外需不確定性仍存，而擴大內需能避險外部風險、掌握發展主動權。對此，多位首席經濟學家表示，服務消費將是2026年促消費政策發力重點。羅志恆表示，2026年可以儲備的增量政策工具依然較多。其中，消費品以舊換新補貼從商品消費延伸至服務消費，促進服務消費發展。黃文濤提出，內需主導和國內大市場仍是發力的關鍵抓手。2026年，預計在3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的額度基礎上，進一步提升額度，並擴容至服務消費等類目。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提到，明年穩增長的發力點將更加強調從需求側入手，通過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與消費意願共同發力。在具體政策上，後續“兩新”政策（大規模裝置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將注重提高政策效能，緩解邊際效益下降的問題。此外，2026年以及“十五五”期間政策層面將更為重視服務消費潛力的釋放。展望未來一年宏觀經濟與資本市場運行環境，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表示，一方面，穩增長政策仍將持續落地，經濟資料預計有望逐步改善；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轉型仍在持續推進。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被重點強調的科技創新方向，包括晶片半導體、人工智慧、低空經濟、固態電池、生物醫藥以及人形機器人等領域，仍將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亮點。在整體工業增加值增速相對偏低的背景下，這些新興產業已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增速回升態勢，預計在2026年仍將延續較快增長趨勢。 (直通三農經濟)

2025 年 12 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 “十五五” 開局之年的經濟發展劃下關鍵航線。會議部署的八項重點任務、重提的降准降息訊號、對內需與風險的精準施策，每一項都牽動著市場神經。民生銀行溫彬、粵開證券羅志恆、華泰證券團隊、渣打銀行丁爽等多位首席經濟學家第一時間深度解讀，從政策基調到落地節奏，從投資機會到風險防範，為我們揭開 2026 年經濟圖景的核心密碼。會議首先肯定了 2025 年經濟的韌性表現，在積極宏觀政策支撐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將順利完成，世界銀行、IMF 等國際機構也密集上調中國經濟增速預期。但同時也直面挑戰，指出 “供強需弱矛盾突出，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不過強調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未改。羅志恆對此表示，這體現了對中國經濟的戰略定力，需牢牢把握超大規模市場、完備產業體系等深層優勢。政策基調上，會議延續 “穩中求進、提質增效” 核心方針，強調發揮存量與增量政策整合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最受市場關注的莫過於貨幣政策的明確訊號 “靈活高效運用降准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這也是繼三季度後政策層面再度提及降准降息。中國銀河證券章俊判斷，這釋放了貨幣寬鬆的積極訊號，2026 年降准降息落地時點可能早於市場預期，預計全年有 1-2 次降息、總計調降 10-20BP，50BP 降准亦有望落地。羅志恆更精準預測，降息或在一季度落地，以提振 “十五五” 開局信心。財政政策方面，會議明確 “保持必要的財政赤字、債務總規模和支出總量”。華泰證券團隊測算，2026 年狹義赤字率可能持平於今年的 4%，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有望適度增加，廣義財政新增總融資或達 15.3 兆元，較 2025 年多增約 9000 億元。但財政發力更重結構最佳化，重點支援 “兩重” 項目、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溫彬指出，這體現了財政政策 “潤物細無聲” 的執行風格，兼顧穩增長與調結構。八項重點任務中，“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 位列首位，凸顯其核心地位。消費端，會議提出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城鄉居民增收計畫、釋放服務消費潛力。溫彬預計，2026 年 “國補” 額度有望保持穩定，且會最佳化投向服務消費等領域，而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將推動供需良性互動。投資端，“推動投資止跌回穩” 成為關鍵目標，會議明確將適當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最佳化專項債用途，發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章俊表示，基建投資並非簡單規模擴張，而是 “穩住總量 + 結構升級”，超長期特別國債對 “兩重” 項目的支援力度有望加大。地產政策的積極調整的也是本次會議的亮點之一。相較於此前政治局會議的簡潔表述，本次會議明確提出深化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因城施策 “去庫存”、鼓勵收購存量房用於保障房、有序推動好房子建設。多位首席認為，這體現了對地產市場的精準施策，既防範風險又兼顧民生需求，但實際效果仍需觀察地方執行力度和資金配套機制。在產業與長期發展層面，“反內卷” 政策效果備受期待。渣打銀行丁爽指出，2026 年 “反內卷” 政策效應將逐步顯現，通過整治不合理優惠政策、推動行業併購重整等措施，解決集中度偏低、競爭過度問題，修復企業盈利能力。德意志銀行熊奕補充，“反內卷” 政策疊加食品價格正常化，將推動 PPI 在 2026 年下半年轉正，實現經濟再通膨。同時，會議強調的創新驅動、綠色轉型、對外開放等任務，也與 “十五五” 規劃方向高度契合，為高品質發展注入動力。對外經濟領域，人民幣匯率與國際化成為焦點。多家外資首席持樂觀預期，德意志銀行預計 2026 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升至 6.7，2027 年底進一步觸及 6.5；丁爽則認為，技術投入提升生產力、經常帳戶順差等基本面因素，將為人民幣長期升值創造條件，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有望加速。這與會議 “堅持對外開放，推動多領域合作共贏” 的部署形成呼應，顯示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深度與廣度將持續拓展。對於 2026 年的機會，首席經濟學家們給出了清晰指引。消費領域可重點關注服務消費和優質商品供給相關賽道，政策支援下的消費升級與下沉市場潛力值得挖掘；投資端，“兩重” 項目、城市更新、“好房子” 建設以及科技創新領域的增量投資機會顯著；產業層面，“反內卷” 政策受益的行業、AI + 等新動能領域將迎來結構性機遇。風險防範方面，會議強調 “守牢底線，積極穩妥化解重點領域風險”。溫彬提醒，需關注地方財政困難與重點領域風險處置進展，政策將在穩增長與防風險之間尋求平衡。華泰證券團隊也指出，地產去庫存與風險化解仍需理順各方激勵機制，這將是 2026 年經濟工作的重要看點。多位首席一致認為，2026 年經濟政策將從短期風險應對逐步轉向長期轉型驅動，政策發力更具針對性和結構性。對投資者而言，需把握政策節奏，在降准降息帶來的流動性寬鬆窗口中佈局內需相關類股；對企業來說，內需市場擴張、科技創新支援、對外開放深化將帶來新的發展機遇。2026 年的經濟大幕即將拉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已明確方向，首席經濟學家的解讀更清晰了路徑。無論是降准降息的政策紅利，還是內需與創新的產業機遇，都需要我們在不確定性中把握確定性。正如市場共識所言，機會永遠留給提前看懂政策訊號、精準佈局趨勢的人，2026 年，讓我們循著政策指引，把握時代賦予的發展機遇。 (正商研究院)

為什麼幾乎所有東西都是“中國製造”？很多人會脫口而出：“因為中國的人工便宜唄！”這話在20年前或許沒錯。但今天，中國製造業產出約佔全球總量的30%，遙遙領先於美國約16%的份額。如果你還單純認為是人力成本的原因，那就不對了。圖片 | 來自網路最近，一位經濟學家單偉建(Weijian Shan)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找來了特斯拉——這個在美國和中國都有著幾乎一模一樣“超級工廠”的公司，進行了一次硬核的生產效率大PK。結果，令人震驚。01 特斯拉的“雙城記”特斯拉的上海工廠和加州弗裡蒙特工廠，可以說是“兄弟”工廠。它們使用相同的技術、相同的生產線，製造相同的Model 3和Model Y。這簡直是對比中美製造業最完美的“實驗室”。資料來了：上海工廠：大約2萬名工人，在2024年生產了接近100萬輛車。人均年產約50輛車。弗裡蒙特工廠：同樣約2萬名工人，年產量約56萬輛。人均年產約28輛車。你沒看錯，在幾乎相同的硬體條件下，上海工廠工人的實物生產效率，是美國同事的近兩倍。但更“恐怖”的還在後面。我們來算一筆“成本帳”：工資：一名上海特斯拉工人的年薪大約是1.4萬至1.5萬美元。工資：一名美國特斯拉工人的年薪大約是8.25萬美元。一邊是效率翻倍，一邊是工資只有對方的17%。這意味著什麼？綜合算下來，在勞動力“性價比”上，中國工廠的優勢不是2倍，而是8到14倍！而且這種優勢貫穿整個供應鏈——電池、電機和零部件等環節都受益於類似的動態，比如到2025年11月，上海工廠已生產了500萬個電池包，更是凸顯了其規模效率。這一些列的數字，足以讓任何一個經濟學家或企業家感到震撼。這已經不是“便宜”可以解釋的了，這是效率和成本的全方位碾壓。幾年前專門從上海調人去矽谷提高效率02 不只是特拉斯如果說特斯拉只是個例，那還不足以說明問題。但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其他工業領域時，會發現類似的故事正在不斷上演。比如中國已經取得統治地位的造船業：到2025年，中國佔據了全球造船業60-84%的訂單，遠高於2020年的44%。如果要跟美國比的話，如果比數量：2024年，中國建造了約1700艘船，而美國每年建造的商船不足5艘。如果比效率：中國主要船廠（如中國船舶集團CSSC）年產量約4000萬總噸，擁有約30萬名工人，即人均產出約133總噸。而像亨廷頓·英格爾斯這樣的美國船廠主要專注於軍用艦船，年產量約200-300萬總噸，擁有約4萬名工人，人均產出約為50-75總噸。中國船廠工人的人均產出（按總噸位算）是美國的2-3倍。如果綜合工資優勢，中國的成本效益是美國的7-10倍。再來看，鋼鐵業。2025年，中國鋼鐵產量約為9.55億噸（因減產略有下降），而美國約為8000萬噸。在實物生產率方面，中國鋼廠的人均噸鋼產量是美國綜合鋼廠的約3.2倍（約1000噸對300-400噸）。當然，因為美國有關稅保護，鋼價比中國貴75%。即便如此，中國的成本效益，依然是美國的15-20倍！再來看，恐怖的太陽能領域。中國生產了全球80%的太陽能電池板，在價格下跌的背景下，2025年出口量激增73%。在實物產出方面，人均產出瓦數約為美國的2倍（中國約500兆瓦/人，美國約250兆瓦/人）。到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產能達到51吉瓦，而中國已超過1太瓦。在效率方面，中國的TOPCon技術也領先於美國的PERC技術。綜合各種優勢，中國的成本效益是美國的10-15倍。從汽車、輪船，到鋼鐵、太陽能，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一致的趨勢：在實體製造層面，中國工人的生產效率早已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低水平”，而是實實在在的高。03 奇怪的“生產率悖論”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那中國製造業的效率肯定是世界頂尖了！但奇怪的是，如果你去查世界銀行、IMF這些國際機構的官方資料，會得出一個截然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的15%-20%。以前的老資料了，將就看吧這就奇怪了：一邊是特斯拉工廠裡實打實的效率碾壓，一邊是官方資料裡巨大的效率鴻溝。到底是誰在說謊？這個“生產率悖論”背後，到底藏著什麼秘密？秘密就出在統計方法上。首先，國際上通用的“勞動生產率”，是用“增加值”來計算的，而不是看你生產了多少“東西”。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蘋果手機。一部iPhone，絕大部分利潤（也就是“增加值”）都被蘋果公司拿走了，體現在美國的GDP裡。這部分包括了品牌、設計、研發、行銷等等，而負責組裝的中國工廠，只賺取了其中3%-5%的微薄利潤。所以，在統計資料上，就會出現一個“無工廠的製造商”——蘋果，貢獻了巨大的製造業增加值，而真正“製造”出手機的中國，增加值卻很低。有分析指出，如果把蘋果這類“外包生產”的公司從美國製造業統計中剔除，其報告的製造業增加值會暴跌30%-40%。其次，價格扭曲扮演了重要角色。想像一下，同樣一輛車，在美國因為有關稅保護、市場玩家少，可以賣到4.5萬美元。而在中國這個“卷王”遍地的市場，各大廠商為了活下去，只能把價格打到3.5萬美元。那麼，在統計學家的帳本上，就會說：美國工人造了一輛車，貢獻了4.5萬美元的“產值”；中國工人造了同樣一輛車，只貢獻了3.5萬美元的“產值”。瞬間，美國工人的“生產率”就比中國工人高出了一大截！但這不是生產效率的差異，而是市場價格的差異。第三，購買力平價調整低估了中國的產出。經濟學家使用“購買力平價”（PPP）的初衷是把不同國家的物價拉到同一起跑線上再比較、比如，美元與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匯率約為1.8:1。但請注意，這個工具更適合用來衡量理髮、吃飯這類本地服務的價格。對於製造業這種高度全球化的產業，它常常會“失靈”。因為一座上海的特斯拉工廠，它需要的晶片、機器人、鋁材，很多都是在全球市場上用美元採購的。它生產出來的汽車，也是要放在全球市場上去競爭的。相當於，你用“鶴崗理髮多便宜”這個本地標準，去折算“上海工廠生產的特斯拉汽車”的國際價值，這顯然不太合理，結果就是“壓低”了中國製造業產出的美元價值。ppp適合比較本地服務的價格，不適合比較國際競爭商品所以，經濟學家單偉建(Weijian Shan)決定，拋開所有這些複雜的貨幣遊戲和統計陷阱，不比“賣了多少錢”，只比“造了多少貨”。用這種硬核的方式，才能衡量中國製造業真正的實力。而這個結果從某個角度講，明晃晃地告訴西方國家，彌合10-14倍的成本效益差距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任務。即便是通過《通膨削減法案》和《晶片法案》等措施努力提升本土產能，也不太可能他們要面對的，不僅僅是中國工人的低工資，而是一個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反應更快的強大製造體系。這個巨大的鴻溝，不是靠“百億補貼”就能輕易填平的。與此同時，中國正向人工智慧、電動汽車等高價值產業轉型，並將低端製造業繼續外包。中國的優勢，早已不只是“人工便宜”。它是一個由高效率的勞動力、世界頂級的供應鏈生態、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龐大的工程師紅利（中國的STEM畢業生數量是美國的四倍以上）共同構成的系統性優勢。所以，下次當你再拿起一件“中國製造”的產品時，會知道它背後所代表的，可能早已不是你印象中的樣子了。它是一場關於效率、成本和體系的深刻變革。 (TOP創新區研究院)

艾丹·托納 - 羅杰斯在這個渴求全新見解與突破性研究的領域迅速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但一位電腦科學家卻察覺到了不對勁的地方。（配圖說明：去年12月，艾丹·托納 - 羅杰斯在麻省理工學院  攝影：西蒙·西馬爾為《華爾街日報》供圖）27歲的艾丹·托納 - 羅杰斯去年年末還是一名研究生，卻突然躋身經濟學界頂尖行列，此前他在該領域幾乎毫無名氣。當時他仍在麻省理工學院修讀核心課程，卻撰寫了一篇關於人工智慧對職場影響的論文。這篇論文影響力擴散極快，甚至被國會聽證會引用。12月，他登上了《華爾街日報》，一頭蓬亂的頭髮搭配洗得發白的牛仔褲，站在兩位導師中間，活脫脫一副天才少年的模樣。這兩位導師中就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托納 - 羅杰斯的研究為我們的高科技未來帶來了一個既出人意料又飽含希望的新發現。他在論文中指出，人工智慧提高了員工的工作效率，還推動了創新，不過人們對這款人工智慧工具的接受度並不高。然而短短幾周後，這些導師卻開始思考一個此前根本難以想像的問題：托納 - 羅杰斯的研究成果難道全是編造的？到了次年春天，托納 - 羅杰斯已不再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該校也公開否認了這篇論文的有效性。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疑問，而其中一個問題始終令人費解：這個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小鎮、長著一張娃娃臉的學術新人，究竟是如何騙過學術界一眾頂尖學者的？曾大力支援這位學生研究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戴維·奧托爾坦言：“這件事簡直毫無邏輯可言。”麻省理工學院、奧托爾與阿西莫格魯均以涉及隱私為由，拒絕就該研究的調查細節發表評論。托納 - 羅杰斯這場虛幻的成功，某種程度上源於他如今已然打破的麻省理工學院學術文化：這裡默認學者們具備高度的信任、誠信與嚴謹治學態度，無論這種文化帶來的影響是好是壞。加上他選取的研究領域是人工智慧——該領域的同行評審體系尚處於起步階段，研究者對相關資料的需求又極為迫切。真正讓他的前同事和導師們震驚的，是他這場學術造假涉及的範圍之廣。他並非只是篡改了幾個變數，而是憑空捏造了整篇研究的全部內容。（配圖說明：經濟學家戴維·奧托爾在麻省理工學院校園  攝影：卡亞娜·希姆恰克  為《華爾街日報》供圖）該校相關人士透露，造假事件曝光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們已著手探討提升研究生論文標準的辦法，包括對原始資料進行嚴格核查。而學生們也紛紛主動採取措施，證明自己的研究不存在造假情況。從學校退學後，托納 - 羅杰斯曾向其他學生表示，論文出現問題本質上只是資料使用權的糾紛。他稱自己確實如論文中所述，獲取了一家大型材料科學企業的大量資料。但他在5月通過即時通訊軟體群聊告知其他學生，那家公司後來反悔不願提供資料，他沒有按正規流程重新申請授權，反而偽造了一份資料使用協議。記者多次嘗試聯絡托納 - 羅杰斯，給他本人及家人傳送的資訊均未得到回覆。痴迷經濟學2023年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時，托納 - 羅杰斯加入了一個匯聚頂尖研究者、理論學家和學者的圈子。這個圈子裡的人所做的研究深刻影響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走向，學院的校友中不乏本·伯南克、羅伯特·希勒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能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項目本身就堪稱一項成就。該項目每年約收到800份申請，最終僅錄取40人，實際入學人數僅有20至24人。他的崛起之路著實令人驚嘆。托納 - 羅杰斯成長於加利福尼亞州葡萄酒產區的塞瓦斯托波爾鎮，那是個寧靜的小鎮。他家中還有四個兄弟姐妹，父親是小學二年級教師，母親經營著一所音樂學校。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很聰明，在校內外從未有過嚴重違紀行為。他的大學好友邁爾斯·達萊桑德羅回憶道：“他來自美國一處陽光明媚的好地方，我想他的成長過程十分順遂。”孩童時期的托納 - 羅杰斯投籃技術相當不錯。2017年，他成為聖保羅市麥卡利斯特學院三級聯盟籃球隊的後衛，同時還擅長打網球，在隊友中很受歡迎。麥卡利斯特學院規模不大，僅有約2000名學生。據往屆學生回憶，除了球隊隊友，托納 - 羅杰斯平時很少與他人往來。也是在這所學院，托納 - 羅杰斯迷上了經濟學。達萊桑德羅表示：“他被經濟學領域的資料研究層面深深吸引，渴望深入探究經濟運行背後的規律。”托納 - 羅杰斯在經濟學專業表現十分出色，不僅拿過獎學金、指導過低年級學生，還與經濟學教授菲利克斯·弗裡特合作發表過論文。從一開始，他的職業前景就一片光明。2021年，他成功入職紐約聯準會，擔任為期兩年的研究員。期間，他參與撰寫的研究報告不僅發表在《應用計量經濟學雜誌》上，還登上了這家地區央行備受關注的官方部落格。（目前他在紐約聯準會參與的研究並未受到質疑。）2023年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後，托納 - 羅杰斯很快適應了校園生活。據認識他的學生透露，他加入了校內業餘籃球聯賽，按時上課完成學業，還擔任過助教，一直行事低調，並未引人注目。不過他也曾坦言自己與身邊同學有些不同。他去年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說：“我同學的父母要麼是學術界人士，要麼是醫生這類職業人士。”而他表示自己的家庭“雖然學術氛圍濃厚，但家人對事業成就這類事情並不熱衷”。即便是在本身封閉的劍橋學術圈裡，麻省理工學院也像一個獨立的小圈子。在這裡，無論是裝置精良的實驗室，還是雜亂的學生宿舍，都可能誕生前沿的複雜學術理念。而該校經濟系還有個出人意料的特點——師生間協作氛圍十分融洽。（配圖說明：麻省理工學院的穹頂建築  攝影：西蒙·西馬爾  為彭博新聞社供圖）但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學術壓力也極大。該校在讀和往屆研究生都表示，大家都背負著開展突破性研究的巨大壓力。有學生稱，部分教授對博士生的學術成果要求更高，且期望他們更早拿出重量級研究。與托納 - 羅杰斯同屆的博士生中，有人在為多國政府效力，還有人營運著非營利組織。在他入學前的那個夏天，就有兩名博士生在《科學》期刊上發表了關於人工智慧的開創性研究。就在第一學期快結束時，托納 - 羅杰斯跟幾位好友透露，自己發現了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方向。論文的誕生托納 - 羅杰斯稱，他的一位老同學就職於一家大型材料科學企業。材料科學作為工程學的一個分支，致力於研發新型物質材料，這類材料可應用於生物醫學裝置等各類技術產品中。他告訴同學們，或許能獲取這位同學提及的一項大型人工智慧實驗資料。他去年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也講述過類似經歷：“當時我覺得這太厲害了。但後續獲取資料的過程，簡直如同經歷一場噩夢。”蓬勃發展的人工智慧領域對經濟學研究者來說有著極強的吸引力。該領域不僅新穎、資料豐富，還可能徹底改變經濟格局。到了下學期，托納 - 羅杰斯向奧托爾闡述了自己的研究構想。奧托爾是頂尖勞動經濟學家，且自稱電腦愛好者，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人工智慧對就業市場的影響。據好友透露，那之後托納 - 羅杰斯便全身心投入到這項研究中。2024年6月4日，午餐時段學術講座恰好有個空缺名額，他借此機會展示了研究的初步成果。這類講座通常是為學術經驗更豐富的博士生設立的，全校師生都可前來聆聽。當時他首次公開講解自己的研究，表現得十分自信，阿西莫格魯也出席了這場講座。他當著約24名師生的面介紹，美國一家未具名的大型企業為旗下材料分子配方研發實驗室的1018名科研人員配備了一款人工智慧工具。科研人員只需輸入期望合成物具備的特性，這款工具就能生成對應的合成方案供他們選擇。他在論文中稱，借助這款工具，科研人員研發出了更多新材料，提交的新專利申請數量顯著增加，樣品研發數量也有所上升。而這項研究真正的突破性意義不止於證明人工智慧能提升工作效率，更在於發現人工智慧帶來的紅利大多被原本就成績斐然的頂尖科研人員佔據。那年夏天，托納 - 羅杰斯繼續完善這篇論文。後續版本中還加入了一份調查結果，顯示儘管工作效率有所提升，但大部分科研人員對這款人工智慧工具並不滿意。論文中援引一位科研人員的話：“我不禁覺得自己多年所學如今幾乎毫無用處。”托納 - 羅杰斯的這一研究結論，與導師奧托爾的觀點形成了反差。奧托爾認為，人工智慧能讓更多人勝任目前只有資深專業人士才能完成的工作，進而縮小收入差距。同時，該結論也與阿西莫格魯的悲觀論調相悖——阿西莫格魯一直對人工智慧提升勞動者效率這一點持懷疑態度。而這份研究呈現的結果，更貼合現實世界中複雜矛盾的實際情況。（配圖說明：達龍·阿西莫格魯（左）出席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相關活動，他是當年該獎項的三位得主之一  攝影：喬納森·納克斯特蘭德  為法新社供圖）2024年11月，托納 - 羅杰斯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舉辦的研討會上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該機構是全球頂尖的經濟學研究機構，他的研究當時獲得了廣泛認可。同月，這篇論文還被納入國會聽證會證詞。幾周後，《自然》科學期刊也重點介紹了該研究。當年12月，論文最終版本發佈在了全球預印本論文平台阿基瓦上。造假敗露大約就在此時，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電腦科學家查爾斯·埃爾坎收到了這篇論文。埃爾坎一眼就覺得這份研究有問題。他曾擔任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還在亞馬遜公司任職過科學家，負責帶領機器學習團隊。在他看來，結合論文中聲稱的技術應用時間來看，這款人工智慧工具的性能好得有些不真實。此外，他指出美國只有3M公司和康寧公司這類材料企業僱傭了大量科研人員，他對此疑惑不解：要是這些公司真研發出這麼多新材料，為何要刻意隱瞞？1月5日，也就是托納 - 羅杰斯登上《華爾街日報》的一周後，埃爾坎給奧托爾和阿西莫格魯發郵件，對這篇論文的學術誠信問題提出質疑。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任何企業要是研發出了這麼有價值的軟體，肯定會大力宣傳，絕不會秘而不宣。”隨後，兩位教授便開始著手調查此事。此前，學術界其他領域醜聞頻發，比如2023年材料科學領域一項關於室溫超導的重大發現就被證實無效，但經濟學領域此前基本未出現過這類醜聞。雖說學術論文中研究方法可能存在嚴謹性不足的問題，資料也可能被刻意篡改以迎合預設結論，但像這樣整篇研究全部造假的情況，實屬罕見。（配圖說明：電腦科學家查爾斯·埃爾坎  攝影：吉恩·朗格比姆）與此同時，這件事還牽扯到了一家負責處理版權糾紛的聯合國機構。1月31日，康寧公司向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投訴了“康寧研究網”域名的註冊人。因為掌控該域名的人，有可能偽造相關信箱或網站，以此冒充康寧公司相關機構。該組織的書面裁決顯示，調查很快證實這個域名的註冊人正是托納 - 羅杰斯。托納 - 羅杰斯始終未對這一投訴作出回應，最終康寧公司成功拿回了該域名的所有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則拒絕就此事件發表評論。2月，奧托爾和阿西莫格魯將這起學術造假事件上報給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紀律委員會。兩位往屆同學透露，大概從這時起，托納 - 羅杰斯就不再去上課了。他還跟一些朋友謊稱正在面試人工智慧公司OpenAI，裝作一切正常。從他公開的維姆支付平台帳單來看，他那段時間還給朋友償還了聚餐費用，還買過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的球賽門票。有同學稱，4月的一場聚會上，托納 - 羅杰斯看起來十分疲憊，但仍在吹噓自己那篇論文取得的成績。即便教授和學校已經開始調查他的研究，托納 - 羅杰斯依舊在推廣自己的這篇論文。3月5日，他還在材料研究學會舉辦的材料科學與人工智慧線上研討會上發表了相關演講。5月，麻省理工學院發佈聲明，正式與這篇論文撇清關係。聲明中稱，該校“對該論文資料的來源、可靠性和有效性均不予認可，也不相信論文中研究內容的真實性”。聲明雖未直接點名托納 - 羅杰斯，但明確表示“該論文作者已不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在校人員”。許多認識托納 - 羅杰斯的人得知此事後都十分震驚。曾與他合作發表論文的麥卡利斯特學院經濟學教授弗裡特表示，自己聽到這個消息後“既震驚又失望”，並感慨“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托納 - 羅杰斯5月在即時通訊軟體群聊中向其他學生承認偽造了資料使用協議，他寫道：“這是我犯下的嚴重且難堪的不誠信行為。現在回想起來，當初要是直接放棄這篇論文就好了。”康寧公司和3M公司均向《華爾街日報》證實，從未開展過托納 - 羅杰斯論文中提及的相關人工智慧實驗，也從未向他提供過任何資料。《華爾街日報》還查閱了托納 - 羅杰斯論文的兩個早期版本，分別是2024年4月和9月的草稿。4月版本中的部分資料與後續版本存在矛盾，其中一些細微的資料修改，其實早該引起導師的懷疑。例如4月版本中稱，這家材料科學企業的科研人員分為421個團隊開展研究，而5個月後的草稿中，團隊數量變成了221個；4月版本稱超過四分之三的研究構想源自人工智慧，後續版本則將這一比例下調至57%。當被問及是否見過早期草稿時，奧托爾表示無法置評，但承認“這些質疑都合情合理”。如今，經濟學界正著手反思托納 - 羅杰斯造假事件暴露的行業漏洞。阿西莫格魯直言：“今後，經濟學界的研究者肯定會變得更加謹慎多疑。” (邸報)

根據彭博，美國經濟學家羅奇周四(10月23日)受訪時指出，中國需要新的經濟成長引擎，而消費者正是關鍵動力。 “中國必須更有進取心，為即將出台的第十五個五年規劃設定明確的目標。”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於星期一(20日)至星期四在北京召開，議程之一是審議「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羅奇認為，鑑於當前中國經濟面臨房地產低迷，以及外部市場抵制情緒升溫，推動結構性改革的迫切性比以往更高。他呼籲中國在未來10年內，將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從目前約40%提升至50%。他說：“中國人擅長實現目標，他們只需要找到實現的方法。”羅奇的觀點與多位經濟學家和政策顧問的看法一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盧鋒也曾說，中國預計在未來5至10年內，將消費佔GDP比重提高5至10個百分點。儘管中國官方今年多次強調擴大內需、促進消費，但隨著補貼效應減弱，居民支出成長近月來停滯。世界銀行資料顯示，中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僅約40%，顯著低於全球平均56%，也低於高收入國家近60%的水準。 （格隆匯電報）

“恐懼與希望的平衡，才是創新的原動力。”這幾年，我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了快進鍵。生成式AI從論文走進現實，不到兩年，便讓語言、藝術、法律、教育、金融等領域重新洗牌。彷彿都在驗證熊彼特那句一百年前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創造性的破壞。”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在關心什麼呢？當人工智慧也能創造的時候，經濟增長的引擎是不是也在悄然發生改變？國家應該如何釐清創新、競爭和增長之間的關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公佈前，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秘書長也是有意在賣關子，在宣佈得獎名單的時候，先拋出一個關鍵詞“創造性破壞”，然後停頓了幾秒，翻頁，念出今年三位得獎者的姓名：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以及喬爾·莫基爾。三位經濟學獎獲得獎者在這樣的語境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在2025年頒給“創新驅動增長”這個方向，就顯得意味深長。潮二代出身的經濟學家先說說阿吉翁。他是一個典型的法國經濟學家，和布朗大學教授豪伊特合作了數十年，一起系統性地提出了“創造性破壞”的內生增長模型。他的個人經歷頗具傳奇色彩。阿吉翁出生於巴黎，母親加布麗埃·阿吉翁是法國時尚品牌蔻依Chloé的創始人。這個品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引領了巴黎輕奢風潮，卡爾·拉格斐早年就是該品牌的首席設計師。可以說，他一出生，就站在時尚與財富的浪尖。他的人生本應當在左岸的咖啡館與藝術沙龍之間左右逢源，而不是在數理經濟的推導式中徜徉。但命運似乎總愛反諷，阿吉翁選擇了經濟學，選擇了模型，選擇了冷靜的推理。他曾經來過筆者博士讀書的學校——圖盧茲經濟學院訪問過一段時間，也給我們講過課，指點過論文。他身上不僅帶著一種典型的巴黎式傲氣，那種相信自己是房間裡最聰明的人的自信；還帶有傳統富貴之家的疏離感。但是，傲氣和疏離的背後，阿吉翁在經濟學方面驚人的工作熱情和理論直覺是掩蓋不住的。菲利普·阿吉翁創造性破壞阿吉翁的貢獻主要在創新增長理論，熟悉經濟學理論的人此時都不免提出一個問題——他和熊彼特有什麼區別？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提出於20世紀初。它的意思是：技術創新會摧毀舊的產業結構，讓新企業取代舊企業，從而推動經濟增長。這個觀點很有力量，卻缺乏實操性。因為熊彼得的觀點只描述了一個現象、一個趨勢，但是具體到如何來促進“創造性的破壞”，促進的度又是什麼？就算是想推出政策，也要知道政策應該怎麼設計才行。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貢獻便在於，他們把熊彼得的思想從經濟哲學變成了嚴格證明的數理模型，並且給出了對現實有著深刻影響的洞見。長期以來，對於“創新是怎麼被激勵的”，經濟學界一直有兩個觀點：熊彼特認為創新需要市場力量，因為當企業有了市場力量，就可以賺取大量的利潤，就可以規劃長遠，而競爭會削弱創新；但是肯尼斯·阿羅則認為競爭者更有創新動力，因為壟斷者創新經常會得不償失——自己成功了，也不過是原地踏步，即便是失敗了，如果競爭者沒有成功的話，依然保有壟斷地位。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好像也都不全面。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阿吉翁和豪伊特利用熊彼特的觀點建構了一個動態壟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整個經濟由許多平行的行業組成，每個行業在任意時刻都有一家壟斷企業，每個環節的潛在競爭者也在持續研發，一旦研發成功，新企業產品質量更高，就取代了舊企業，形成新的壟斷。就這樣，經濟增長就成了一連串“微型革命”的結果：每次創新都會提升生產率，但同時也會讓舊的技術體系消亡。增長，不再是資本積累的自然延伸，而是一場永無休止的創新接力賽。這個模型提供了新的洞見：一方面，創新是有收益的，創新會讓挑戰者成為新的壟斷者，通過專利保護和商業機密的方式，來讓自己的創新收穫市場回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市場上大家都在創新，企業好不容易成為壟斷者了，沒幾天就被其他人給“創造性破壞”了，那還投資做什麼創新呢？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斷言：創新和專利保護過猶不及。恐懼與希望2005年，他們更進一步，提出了“倒U型曲線”來解釋競爭和創新的關係，完成了對阿羅和熊彼特觀點的統一概括。具體來說，壟斷者和挑戰者對創新的態度都是複雜的。壟斷者的創新動力在於手握利潤和資源，阻力在“壟斷者創新成功等於白費”，甚至有可能削弱自己的壟斷收益。挑戰者創新動力在於一旦成功就可以一舉成名，收穫一個屬於自己的市場；但阻力在於，當競爭太激烈時候，就算自己成功了，成功後的收益期過短，自己很快會被新的挑戰者擠下去。如圖所示：左邊是無法戰勝的壟斷者，右邊則是超級激烈的競爭。當競爭過少的時候，壟斷者很安全，因此也沒有必要投入多來進行研發，創新比較慢；而競爭強度太大的時候，競爭者會覺得自己就算成功了也很快就會被別人超越，所以創新動機也不高。最好的區間是在中間，也就是適度競爭的時候，此時，壟斷者有危機感，競爭者有希望感。當競爭剛好激烈到讓現有企業擔憂、又不足以讓創新回報歸零時，企業反而會加大研發投入，希望逃離競爭，重新獲得領先。他們把這種機制稱為“逃離競爭效應”。換句話說，恐懼與希望的平衡，才是創新的原動力。這一點不僅僅宏觀上成立，其實微觀上也一樣的：如果一項工作特別難，我們可能沒什麼動力去做；如果一項工作特別容易，我們可能也沒什麼動力。只有落在中間的時候，有挑戰又有希望的時候，我們就更有動力去做它。這套理論後來被廣泛應用到專利制度、智慧財產權保護、反壟斷政策、教育投資等領域的研究中。甚至如今我們討論AI監管、平台治理、產業叢集的政策問題，幾乎都能在“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找到邏輯雛形。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覺得諾獎獲得者的年齡偏大，批評說經濟學獎是養老獎，其實是有點冤枉了。像阿吉翁和豪伊特，令他們今年得獎的工作，在1992年就已經有了。經濟與現實高度相關，往往需要經歷長時間的檢驗，包括學術界和工業界的理解、認可和執行，才能愈發地認定其價值。反壟斷，也要反內卷和那些專注於書齋的理論大師不同，阿吉翁並不是一位只待在模型裡的經濟學家。他很入世，對於政府應該如何塑造創新這個問題，他的答案簡單而深刻：“政府不能創造增長，但能創造適合增長的制度環境。”在他的著作《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中，他提出政府的任務不是替代市場，而是維持創新的張力。即讓現實落在倒U型的高點：反壟斷不是為了消滅大公司，而是確保它們永遠有競爭者；補貼的意義也不是單純的撒錢搞創新，而是讓創新風險在社會層面得到合理分擔。這些思想的延伸，也讓阿吉翁成為歐洲最具影響力的經濟政策顧問之一。他曾任法國總統經濟顧問團成員，多次參與歐盟創新政策的制定。可以說，他在現實世界中，也試圖讓“創造性破壞”變得更具“建設性”。把“阿吉翁-豪伊特”的框架應用到現實，它給我們最直接的提醒就是：創新最旺盛的區間來自適度競爭。反壟斷的核心，不是“一刀切”地解散大公司，而是維護進入的可能性與可爭奪性；規模本身有時能帶來學習曲線和研發外溢，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由封鎖式優勢導致的排他與惰性，而非規模這一形式。同樣，反內卷也並不等於限制一切競爭。單純的價格戰與補貼戰會壓縮創新的淨回報期，把行業推向“倒U型”的右端，形成“看似熱鬧、實則削弱研發”的創新陷阱。更可取的做法，是把競爭從過強拉回到能支撐長期研發計畫的區間：允許合理利潤，鼓勵差異化與技術路線之爭，淡化單一價格維度的惡性博弈。在政策組合上，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並非對立，而是互補。對通用性強、前沿不確定性高的技術領域，長期而透明的研發支援可以與開放的市場進入平行：前者為投入托底，後者避免技術路徑被單點封鎖。兩者合力，能夠激發阿吉翁-豪伊特的逃離競爭效應，讓既有者不敢躺平，讓後來者看得見機會。只有這樣，創新才會更有持續性。畢竟，創新的種子既不生於壟斷的凍原，也不長在內卷的火海；它需要一片競爭恰到好處的溫床。後記：歷史與現實與以往三位學者屬於統一領域理論的開發者不同，今年的經濟學諾獎並非由三個人平分，而是阿吉翁和豪伊特共享一半的獎勵，莫基爾則獨享另一半。美國西北大學任教的莫基爾，嚴格來說是經濟史學家，長期研究思想、制度與技術之間的互動。他試圖在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創新為何會成為一種長期的社會常態？”他並不滿足於“英國有煤、荷蘭有貿易”這樣的物質解釋，而是追問思想與制度如何塑造了一個“允許試錯、容忍失敗並且能獎勵新知”的文化基底。喬爾·莫基爾把兩路工作擺在一起看，分獎金的意圖就清楚了：阿吉翁和豪伊特告訴我們“創新如何轉化為增長”——在一個給定的制度環境裡，企業如何在競爭與壟斷之間進行研發佈局；莫基爾告訴我們“何以會有這種制度環境本身”——思想與規則如何讓知識得以積累、交流與復用。一個給出“發動機如何運轉”的工程圖，一個追溯“發動機為何被造出並持續保養”的歷史帳。兩相交叉，恰好把創新的作用一路從工業革命鋪到AI時代，形成了全景圖。也正因為如此，今年的諾獎並不是單純給一個模型或給一部經濟史書。它用一次不對稱的獎金分配，試圖告訴我們：增長既需要嚴格的機制，也需要寬闊的文明背景。把微觀激勵與宏觀文化拼在一起，我們才看得見現代經濟的真正齒輪。 (吳曉波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