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技術賦能到經濟形態的系統性躍遷
當前，全球正經歷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智能經濟發展呈現加速態勢。美國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以科技創新投資等方式鞏固其技術領先地位。歐盟推進《人工智慧法案》等規制框架全面監管人工智慧發展。中國通過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舉措，加快建構智能經濟新形態。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這一表述標誌著人工智慧從技術賦能的“工具”角色升級為驅動全域經濟系統重構的“生態”核心，這一轉變具有深刻的理論內涵和實踐意義。
智能經濟作為數字經濟的高級形態，正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比較優勢理論作為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石，強調各國應基於自身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在智能經濟時代，比較優勢的內涵已從資源、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優勢，擴展到資料、演算法、算力等新型生產要素優勢。新結構經濟學從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出發，強調產業結構內生於要素稟賦，而最優的產業結構又決定了技術結構和制度安排。智能經濟時代已來，中國在這一歷史性變革中，如何基於自身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實現智能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成為亟待回答的時代課題。本文從經濟學理論、產業鏈重構、政策建議框架等維度進行系統性分析解讀。
理論框架：基於新結構經濟學的智能經濟產業分類
比較優勢理論的現代詮釋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基於靜態要素稟賦，認為各國應專注生產自身具有相對效率優勢的產品，或從事自身具有相對效率優勢的工序。然而，在智能經濟時代，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性、多維度和可創造性的新特徵。資料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其規模、質量和流動性成為新的比較優勢來源，演算法和算力構成了技術比較優勢的核心，制度環境、創新生態和人才儲備構成了軟性比較優勢。
中國在智能經濟領域的比較優勢具有鮮明的特色：一是能源稟賦優勢，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增量，太陽能和風電發電成本下降速度全球領先，為大規模智算中心建設提供了可持續的能源保障；二是市場規模優勢，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超4億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了海量需求，可為智能技術迭代提供豐富的應用場景；三是產業供應鏈體系優勢，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門類，可為智能技術提供全鏈條試驗場；四是制度組織優勢，統一大市場能夠快速部署全國算力網路、建設大型資料中心叢集、推動資料要素市場改革。
基於新結構經濟學的智能經濟產業分類框架
智能經濟並非單一產業的孤立發展，而是一個由基礎層、技術層和應用層構成的複雜產業鏈、供應鏈生態系統。新結構經濟學根據產業技術前沿差距、是否符合比較優勢、是否為技術革命湧現的新產業三個標準，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型：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新興型產業和戰略型產業。根據這一分類框架，可對智能經濟上下游分工及發展狀態進行精準分析：
首先，智能經濟產業鏈中存在大量“追趕型產業環節”。這類產業在發達國家已發展至成熟階段，中國相關產業雖在中低端具備一定比較優勢，但在核心技術、產品質量上仍處於奮力追趕階段。在智能經濟中，“追趕型產業環節”集中體現於上游基礎層的核心環節。例如，高端計算晶片（如GPU、TPU）、極紫外（EUV）光刻機、高端感測器、基礎工業軟體（如EDA、CAE）、底層作業系統與資料庫，以及尖端演算法框架等。這些領域技術壁壘極高、資本投入巨大、研發周期長，是中國建構自主可控智能經濟體系的突出短板。
其次，在智能經濟發展中，中國已湧現一批“領先型產業環節”。中國這類產業的技術與產品已處於或非常接近世界前沿，企業主要依靠自主研發維持領先地位。在智能經濟中，“領先型產業環節”主要體現在中游技術/平台層的部分領域以及下游的規模化應用場景。具體而言，在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語音識別等人工智慧應用技術，以及基於龐大使用者生態的消費網際網路平台（如社交、電商、移動支付）方面，中國憑藉超大規模市場、海量資料資源和快速迭代的創新，其智能化的應用場景已逐步形成全球競爭力。此外，在智慧安防、新能源汽車的智能化應用、具身機器人、部分消費級無人機等領域，中國也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
第三，智能經濟的賦能過程創造了廣闊的“轉進型產業”空間。這類產業過去曾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並可能處於領先地位，但隨著經濟發展、要素稟賦結構變化（如勞動力成本上升）或技術路線迭代而逐漸失去比較優勢。在智能經濟語境下，“轉進型產業”主要指向下游應用層中對傳統產業的智能化改造。例如，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倉儲物流、客戶服務、基礎資料分析等環節，正通過引入工業機器人、智能倉儲系統、AI客服、自動化資料分析工具等，實現降本增效和轉型升級。
第四，智能經濟本身就是“新興型產業環節”最活躍的孵化器。新興型產業主要指由新一輪技術革命（如第四次工業革命）催生、研發周期相對較短、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產業。中國人力資本相對豐富的發達地區在這類產業發展中具有比較優勢。智能經濟中的新興型產業主要集中在中游前沿探索層和下游新業態層。例如，AI智能體（Agent）、生成式人工智慧（AIGC）內容創作、量子機器學習、腦機介面等。從全球範圍來看，這些領域正處於同步探索的起步期，技術路線和市場格局尚未定型。中國在相關領域擁有龐大的工程師群體、活躍的風險投資和豐富的應用場景，具備實現“換道超車”的潛力。
第五，智能經濟包含若干至關重要的“戰略型產業環節”。這類產業通常研發周期極長（十年甚至二十年）、初始投資巨大，且直接關係國防安全、經濟安全與長遠發展，因此即便不符合當前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也必須由國家力量進行戰略性培育並主導發展。在智能經濟中，“戰略型產業環節”突出體現在上游基礎層中關乎國計民生的核心命脈環節。例如，自主可控的超級計算與雲端運算體系、國家級人工智慧算力網路（如“東數西算”工程）、密碼技術與網路安全、空天資訊網路，以及用於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國產晶片與作業系統等。這些產業具有強外部性和國家安全屬性，市場自身難以有效配置資源，必須依靠“有為政府”進行長期、穩定的戰略性投入，並通過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組織產學研聯合攻關，確保在極端情況下的供應鏈安全與技術自主可控。
綜上所述，智能經濟並非單一屬性的產業，而是一個由五類產業分工類型交織構成的複雜矩陣。上游基礎層以追趕型和戰略型產業為主，是國家安全與科技自立的基石；中游技術/平台層是領先型與新興型產業競爭的主戰場，決定技術生態的主導權；下游應用層則深度融合了領先型、轉進型與新興型產業，是價值實現和賦能實體經濟的關鍵。
中國智能經濟現狀與面臨的結構性挑戰
產業鏈現狀
當前，中國智能經濟產業鏈各環節呈現出顯著的梯度特徵與動態協同關係。上游基礎層以追趕型與戰略型產業環節為核心，在算力、演算法與資料領域已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但高端晶片等關鍵環節仍存在短板。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豐富的綠色電力資源與龐大的工程師供給體系，通過“東數西算”等國家工程實現能源與算力協同，為產業發展奠定了低成本、可持續的根基，其發展趨勢體現為從全面短缺轉向結構性平衡，國產替代持續加速，算電協同成為新基建重點。中游技術/平台層是領先型與新興型產業環節的主戰場。在大模型、工業網際網路平台和智能體等領域，中國憑藉超大規模市場和完整產業體系的比較優勢，實現了從技術賦能向範式重構的轉變，國內應用平台商業化進展顯著，智能體技術向多維融合演進，“算力+演算法+資料”正成為智能經濟的底層作業系統，推動形成平台與生態共生的新格局。下游應用層表現為領先型與轉進型產業環節的廣泛融合，並不斷催生新興業態，逐步從試點探索邁向商業成熟，智能製造等應用正從局部試點向全域滲透。通過需求牽引促進技術迭代，該層在提升質量效益和推動產業轉型方面成效顯著。
面臨的結構性挑戰
當然，高速發展的智能經濟也面臨一定的結構性挑戰。首先，應用滲透深度不足。“人工智慧+”尚未形成規模化生產力，多數AI應用仍停留在單點、碎片化的示範場景，中小企業普遍面臨“不會用、用不起、不敢用”的困境。其次，核心技術仍有短板。高端AI晶片、核心工業軟體、基礎演算法等領域仍存在“卡脖子”問題，開源生態的國際話語權仍需加強。再次，基礎設施協同性不夠。算力供需存在結構性矛盾，區域算力資源不平衡，算力、電力一體化調動能力有待提升，演算法資源的普惠化共享機制尚未健全。最後，制度適配性不足。高品質行業資料供給不足，資料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仍不健全，人工智慧相關法律法規、標準規範、倫理框架仍需完善。
總體而言，智能經濟產業鏈呈現“上游追趕攻堅、中游創新引領、下游融合賦能”的鮮明梯隊特徵。上游需國家戰略支撐實現自主可控，中游需市場生態繁榮實現技術引領，下游需供需雙側發力實現價值轉化。三者相互關聯，上游的突破將夯實中下游創新的基礎，而中下游的市場成功又將反哺上游的研發投入，形成良性循環。通過充分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協同作用，中國正系統性地建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智能經濟新形態。
經濟與政策建議：建構系統性支援框架
經濟建議：建構智能經濟新形態
首先，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應在讓市場反映各地資源要素的相對價格的基礎上，找準當地能以更低成本從事生產的產業門類。當企業家有積極性進入某個領域但遇到瓶頸時，政府應因勢利導為其紓困。如果各地都能因地制宜，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就會形成錯位發展的格局，從而可有效避免重複建設、資源浪費等問題。
其次，實施梯度培育戰略。建構“通用技術型—市場驅動型—戰略攻堅型”的梯度培育體系，將人工智慧作為通用技術型產業優先保障；建構“裝置—資料—服務”閉環，通過雲平台與資料服務形成使用者黏性，實現從硬體銷售到持續服務的商業模式轉型。基於AI智能體，智能裝置能夠通過分析使用者行為資料實現主動服務，將單一購買行為轉化為長期的服務訂閱模式。
再次，培育智能原生新業態。在供給端，推動智能體、具身智能等智能原生新業態進一步成熟，重構商業模式；在消費端，推動消費邏輯從“購買硬體產品”向“購買智能服務方案”轉變。預計未來，智能原生服務市場規模將實現大幅增長。
政策建議：體系化推進智能經濟發展
一是深化“人工智慧+”全域滲透，打造規模化現實生產力。通過以舊換新等支援政策的持續推動，進一步提升人工智慧相關產品的普及度。持續發展壯大智能體行業，拓展人工智慧垂直領域應用場景，使人工智慧與工業、農業、教育、醫療、科技等垂直領域深度融合，快速建構智能經濟體系。
二是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超大規模智算叢集、算電協同等新基建工程，建構全國一體化算力監測調度機制，持續擴大全國智算中心總規模，擴大算力網路覆蓋面。針對中小企業群體，應從降低使用成本和技術門檻等維度，著力提升其大模型應用的可得性。積極建設開源社區、開源資料集、開源工具集，打造開源生態、開源文化，推動創新創業。
三是健全資料要素基礎制度，完善人工智慧治理體系。加強資料資源開發利用，健全資料要素基礎制度，建設高品質資料集，建立全國一體化公共資料資源登記體系，實現資料要素的高效配置和利用。與此同時，完善人工智慧治理體系，建立國家級的人工智慧倫理委員會和技術標準制定機構，針對自主決策系統責任認定、智能系統安全標準等制定專門法律框架，加快建成覆蓋人工智慧全生命周期的治理體系。
四是加強人才培養與引進。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強人工智慧領域複合型人才培養，打造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最佳化營商環境，鼓勵多元主體參與創新創造，形成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社會協同的良好發展格局，持續擴大人工智慧人才供給。
五是因地制宜發展智能經濟。在智能經濟發展中，要立足各地資源稟賦、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以及產業上下游基礎，避免同質化佈局和重複建設。具體而言，東部地區可重點發展人工智慧核心技術研發和高端應用，中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和智能化改造，西部地區發揮能源優勢發展綠色算力，形成“東部引領、中部支撐、西部協同”的區域發展格局。
結論與展望
“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標誌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從產業鏈供應鏈角度看，中國在上游基礎層具備能源稟賦優勢，但需突破高端晶片等“卡脖子”技術；中游技術層在應用場景和產業化速度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正從單點突破向全域創新轉變；下游應用層依託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強大的市場基礎，正從試點探索向商業成熟邁進。面對這一歷史性機遇，中國應充分發揮市場優勢、設施優勢、產業優勢和制度優勢，同時積極應對應用滲透深度不足、核心技術短板仍存、基礎設施協同性不夠、制度適配性不足等結構性挑戰，通過統一大市場實施梯度培育戰略，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智能經濟新形態不僅是技術革命，更是經濟範式的根本性變革，它將重構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全流程，全面賦能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中國應抓住這一歷史機遇，通過體系化推進智能經濟發展，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
展望未來，智能經濟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人工智慧將從技術“變數”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量”，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品質發展。在這一過程中，金融體系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為智能經濟發展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援；高校和研究機構需要加強跨學科研究，培養與智能經濟需求相適配的複合型人才；相關監管部門需要創新監管方式，平衡創新與風險，為智能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智能經濟時代已經到來，中國正站在這一歷史轉折點上。只有堅持立足比較優勢，遵循產業發展規律，充分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協同作用，才能在全球人工智慧競賽中贏得最終勝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勁動力。 (現代金融導刊)